公益岗申论题：农民贷款难现象

第一篇：公益岗申论题：农民贷款难现象

公益岗申论题：农民贷款难现象

热点练习题

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对贷款需求非常强烈，但农村家庭正常信贷获批率只有27.6%，远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干事创业过程中面临着融资难题：有的农民合作社申请贷款，“手续都全，但贷款迟迟下不来”;有的扶贫项目，因贷不到款，不能扩大生产规模，有订单不敢接;有的农户，“连跑几十家融资公司，没融到一分钱”„„

贷款难、贷款贵、贷款繁，可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请你就此谈谈看法。参考答案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与金融需求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格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效支持。聚焦“三农”、让金融服务更好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及时满足农民的融资需求，是金融行业的任务，也是我们乡村战略发展的必要条件。

【开门见山直接说明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和服务的不对称，并提出观点：做好金融服务是金融行业的任务，也是乡村战略发展的条件。】

近年来，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落实，我国多措并举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致力于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成效显著。但是现实中，一些金融机构“货币池子”水源充沛，但就是不愿流向农民群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民质押物少，农民征信记录少，同时缺乏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再加上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价值评估体系缺失，导致金融机构信心不足、有所顾虑。也正因此，市场上面向“三农”的金融产品十分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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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发展普惠金融成效显著，但是农村三方面的问题导致面向农村的金融产品匮乏。】

解决农民贷款问题可以调动农村各个群体的参与创业致富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产出效率, 从根本上增加了农户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又直接影响农户消费水平和消费意愿，可以活跃整个农村经济。由此可见，避免让资金问题成为脱贫致富的拦路虎，为“三农”提供覆盖面更广、品质更高的普惠金融服务，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意义分析：指出当前解决农民贷款问题对三农发展的意义。】

面向农民的金融创新，以改革创新优化流程和服务，事实上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办法总比困难多，行动就会有力量。针对农民缺少抵押物，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的“两权”抵押贷款试点逐步扩大。针对农业风险大，相关保险机构可以适时推出相应险种，为农民兜底。在征信记录方面，也可一步步为农民建立信用档案，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对信用好的农民简化手续、降低贷款门槛。

【对策措施。针对问题分析，分别从三方面提出解决的思路。】

金融服务，尤其是面向贫困人群的金融服务，就好像氧气一样。一名返乡创业的农民感慨：如果资金充足，能扩大生产规模，我可以带动更多贫困户增收，更好发挥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面向“三农”提供更多实惠、便利的资金支持，让普惠金融的阳光照亮更多农家，我们就能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绘就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

【结尾运用比喻的说法并简单举例说明金融服务的意义，并在最后总结提升。】

部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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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让农民远离“资金难”烦恼 作者 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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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创业农民贷款难主要表现（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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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农民贷款难主要表现

最近，我们在对农村创业农民金融服务需求的调研中发现，困扰创业农民的贷款难问题依然突出。尽管农信联社系统积极支农支小，贴近需求抓创新，不断推出各种新型便民服务，解决贷款难、难贷款问题，但由于目前银行也解决不了农村缺少抵押物的问题，农民的创业资金需求还是无法满足。

创业农民贷款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农民创业对资金需求额较高，目前小额贷款无法满足。农民创业要讲究规模效益，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的创业资金需求，一般在50万元以上，而目前的小额丰收贷款、信用等级贷款等解决的资金大多在5万元—20万元，满足不了创业需求。如葡萄种植户，每亩仅钢架大棚就需要2万元，承包50亩至少需要投入100多万元，蔬菜种植大棚投入更大。例如，浙江天台县的种粮大户90后青年庞荣华种植水稻460亩，需要投入资金60多万元。

创业农民缺乏有效资产抵押，银行为防风险而难以贷款。农民贷款普遍反映抵押物缺乏，农房、农村集体土地、农业机械、小企业设备都不能抵押。例如，浙江临海县的橘皮加工户尹兆友，购置加工机械700多万元，贷款时均不得作为抵押物，由朋友担保才贷得200万元；浙江天台县的种粮大户杨娇阳，种植水稻1200亩，为土地厂房农业机械投入300多万元，只获得小额丰收贷款10万元。

担保手续繁琐，农村难以顺利寻找担保人。目前农信社的小额贷款有些凭信用等级不需担保，但从银行业本身确保资金安全角度出发，大多数贷款都是需要担保人的。担保人需要有相当的固定资产或稳定的公务员身份。农民普遍反映找担保人难，农村哪来那么多公务员？具备担保资格的人不一定情愿，村里的小微企业主被人求多了也不堪重负，陷入拒绝不忍、签字有风险的两难境地。

为破解以上难题，建议:

一、建立农权交易平台，破解农民资产抵押难题。建议在有条件地区尝试建立农权交易平台，将土地流转权、农地使用权、山林果园承包权、小型农产品加工厂经营权、农作物收获权、农家乐经营权等进行交易，这样可以避开所有权等敏感问题。特别是有交易就有流通，有流通就有价格，有价格就有价值，有价值就能抵押，有了交易平台，银行也不用担心如何处置农权。

二、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步伐，以农民稳定收入解决贷款风险。近几年各地积极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帮助农民分散风险，增加收入，受到普遍欢迎，但目前农业保险政策还有不少制约。建议政策性农业保险不断扩大参保品种、参保对象和保险责任范围，改进操作方式，更加便农和惠农，通过农业保险稳定农民收入，同时将农民的稳定收入作为贷款的有效抵押物，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

三、放宽农业贷款期限，满足创业农民金融需求。建议银监部门稳步推进涉农贷款约期改革，允许农信系统可灵活确定农业贷款期限，在加强风险防控的前项目贷款/xiangmu/

搜钱网/ 提下，合理确定创业农民贷款期限的长短，使农民可以放心使用贷款。

项目贷款/xiangmu/

第三篇：台湾如何解决农民贷款难1

台湾如何解决农民贷款难题

解决农民贷款难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借鉴台湾同行的经验：首先是政府要加大解决农民贷款问题的支持力度；其次是台湾农会与会员的相对紧密型联系；第三是加大农村信用社支农力度，尽快把涉农贷款利率降下来；第四是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改革；第五是完善贷款保证机构功能。

为了解台湾在解决农民贷款问题方面的做法，笔者随河南省农村金融考察团赴台湾专程考察了台北县芦洲市农会和台湾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台湾通过农会信用部和农信保解决农渔民贷款和担保问题方面的做法很有特色，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故成此文，与同道分享。

农会信用部是农民贷款的主体

台湾的农民贷款业务主要由设在各级农会的信用部办理。台湾的农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经济组织，它既有“政府”背景，又是农民的自助组织。农会以服务农民，协助推行农业政策为主要工作任务。

我们以台北县芦洲市农会为例，观察这个机构的运作模式。

芦洲市与台北市紧紧相连，相当于大陆的一个乡镇，下辖38个里，人口197466人，耕地面积40.54公顷。由于离台北市很近，农业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

芦洲市农会是为辖内农民提供以农业服务为主的一个带有一定行政性质和农民自助性质的常设机构。农会的管理人员，有理事长和总干事，理事长是农会会员选举出来的，一任4年。理事会负责农会的工作规划和决策事宜。芦洲市农会的现任理事长叫李有奎，大学读的专业是医学，而现在从事的专业是房地产，农会理事长的职务是他的社会职务，言谈话语给人以忠厚、朴实、可信的印象。农会的总干事是“政府”任命的，负责农会的日常事务办理，“政府”要付给总干事薪酬的。芦洲市农会的现任总干事叫陈朝辉，专门给我们介绍农会的情况，非常认真、严谨、热情。

目前，芦洲市农会有会员20710人，其中会员679人，赞助会员19981人，还有团体赞助会员50个单位。农会的工作人员共81人，其中从事农民存贷款服务的农会信用部就有55人，而其他7个部门的员工一共才26人。信用部的经营收入占农会全部收入的95%以上，可见信用部的工作和业务是农会工作的重头戏。

信用部的业务分为注重展业、放款责任、专责催收、企业放款、指数型房贷、建筑性融资、深耕优质客户、开发年轻客户群和管理性报表等。信用部的金融业务需要取得金融许可牌照，信用部的会计核算与农会的其他会计业务是分离的，以确保风险的控制和隔离。

截至我们考察的前一天，该农会信用部的存款总额为163.2188亿元新台币，贷款总额为114.7101亿元新台币；已核准未发放贷款8.77亿元新台币，8月中旬可能增加贷款1.3亿元新台币。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上得知，该农会信用部截至7月底的资本充足率为14.08%，存贷比为64.96%，不良贷款率为0.04%，经营成本为1.29%，资本利润率为5.56%，员工人均盈利117万元新台币。

农会对农民的贷款，大部分是农会信用部的自营贷款，也有受其他银行委托代理的贷款。台湾的农业贷款大都期限长、利率低，这一点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从农会提供的一份材料上得知，2008年农会信用部存款的平均利率是1.63%，贷款平均利率是3.3%。他们还给我一份材料，是说台湾农业专案贷款的，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13大类20多项贷款项目中，贷款利率大致都以2%为限，贷款期限分周转类贷款和资本类贷款，周转类贷款期限可达3年；资本类贷款期限大都在10年到15年，最长的可达20年。这些贷款一般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摊还为原则，利息随同缴付。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来得及了解该农会会员的贷款需求满足程度如何，但我按照资料数据简单地计算了一下，按目前的贷款总额，该农会会员和赞助会员人均贷款达55万元新台币。

当然，这个农会还通过农业推广业务、供销业务、保险业务等与会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他们的农业推广业务渗透面很广，包括农事推广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技术培训；包括对农会会员的四健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健身活动；包括家政推广教育，内容很广泛，孩子的暑期活动，家庭主妇的烹饪技术提高，等等。我们在农会考察结束时，碰上一群妇女从楼上下来，打听一下，说是当天上午为会员家属培训欧式绘画。

在这种环境下，农会与会员是一种紧密型的联系，会员对农会的信用关系应该不会出问题的，除非发生了什么意外。

农信保支持农民贷款

如果农会信用部对贷款农户的信用行为存在疑问或者感到需要增加贷款保险系数，农会信用部可以向设在台北市的“财团法人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即向农信保申请贷款保证。

台湾的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名为“基金”，实际上是一个由“政府”支持，“政府”出资，为农民提供贷款保证的公司，农信保的贷款保证也增加了金融机构向农民贷款的信心。

1983年3月，台湾地区核定了《农业信用保障制度实施方案》，当年9月成立“财团法人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农信保的资本金构成有很强的“政府”背景—“政府”捐赠出资65%，签约银行捐赠出资占30%，各家农会渔会捐赠出资占5%。截至去年底的基金总额为83.1亿元新台币。

农信保的主要任务是三方面：协助担保能力不足的农渔民增强受信能力，获得农渔业经营所需资金，提高农渔民收益；促使农业金融机构积极推进农渔业贷款业务，提高其农渔业融资功能；协助参加农业发展计划的农渔民筹措配置资金，提高政府农业政策的推行效果。

农信保的决策机构是董事会，经营管理由总经理负责，监督机构是监察人会。总经理负责的经营部门有保证审查部、代偿审查部、策略规划部、行政管理部等。全公司总共才60多人，只在台北市有一个机构，没有分支机构。各地农会信用部需要办理贷款保证业务，通过网上渠道在农会信用部所在地申请即可。

农信保的保证对象包括农渔民家庭和农渔企业，保证程序一般是贷款户或贷款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金融机构审核发放贷款，农户交纳贷款保证手续费，金融机构向农信保申请贷款保证，农信保审查后签发贷款保证证书。

农信保提供贷款保证的贷款涉及面很广，包括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其他政策性专案贷款、一般农业贷款、农户生活必需费用贷款等。

农信保的签约金融机构包括分布全台湾的农会信用部、农业金库，另外还有台湾银行、台湾土地银行、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等13家银行机构。

农信保保证的贷款额度为每一申请人累计保证贷款余额在500万元新台币以内；如超过500万元新台币，则由农信保的董事会审查核定。

农信保提供贷款保证的贷款比例，根据贷款机构的授信品质、个案贷款金额、申请人信用及经营状况等因素决定，但一般在贷款总额的30%90%之间提供贷款保证。

贷款保证的手续费类型分为个人户和企业户两种，个人户的手续费为每万元贷款每年1070元；企业户为每万元每年50140元。农信保对利率超过5%的贷款不予保证，这也是确保农业贷款低利率的一项制约条件。

如果贷款到期贷款户不能正常还款，农信保对银行提供的贷款保证包括保证的全部贷款本金、6个月的利息及法定诉讼费用。

农信保自1983年9月成立到2010年7月底，累计办理保证案例368005件，协助农渔民融资3143.616亿元新台币，对促进农渔业发展生产，提高农渔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真正因贷款到期不能还款需要农信保代为偿还的仅占2.7%。

去年，农信保对台湾地区25个县市中的24个县市共办理贷款保证52191件，保证贷款金额240.18亿元新台币。办理最多的前三位县市分别是台南县、屏东县、高雄县。

农信保的业务与发展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除了为其提供65%的捐赠资本金外，每年还提供3亿元新台币的资金支持。农信保致力于做好融资保证中介服务的角色，一方面协助农渔民增强受信能力，顺利获得贷款；另一方面为办理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分担融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农业政策的推广和落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局，值得借鉴。

几点思考

通过台湾之行，借鉴同行经验，我对解决农民贷款问题有五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是政府要加大解决农民贷款问题的支持力度。由于农业和农民的特点，农民贷款属于成本高、利润低的业务，金融机构办理农业贷款的积极性相对较低。为此，仅仅通过市场渠道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如给予必要的足量的资金支持，如政府出资支持农业贷款机构，降低或者免征农业贷款的税收费用，对农业贷款实行

贴息和减息，使农业农民的贷款成本降低下来。

其次是台湾农会与会员的相对紧密型联系值得借鉴。台湾的农会通过对会员的技能培训、生活帮助、经济联系等方面，使农会与会员紧密联系了起来，农会对会员的家庭情况、经济能力、信用状况都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会员向农会信用部申请贷款，信用部审查发放贷款都会心里有数，知根知底，不会出现农民害怕贷不到款，贷款部门怕农民不还款的问题。

第三是加大农村信用社支农力度，尽快把涉农贷款利率降下来。农村信用社要在有效支农方面下工夫，要尽快建立农户经济信用档案，真正提高贷款质量和效率。并且，在政府支持下，尽快把涉农贷款利率降下来。我们的涉农贷款利率高于城市贷款利率的问题是与发展农业的初衷相矛盾的，应该尽快解决。

第四是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改革。目前，大陆还没有类似台湾地区农会这样的机构，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向这方面调整转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参考台湾农会的做法，在加强与社员的紧密型联系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帮助社员提高发展能力。政府要给以帮助和支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发挥政府部门、信用部门、农业指导部门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五是完善贷款保证机构功能。我们的贷款担保机构近年成立了很多，但真正开展担保业务的很少，并且担保机构的信用程度和能力并没有得到贷款银行和贷款客户的认可。但贷款保证是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加强一下这方面的工作，使贷款担保能够在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上真正起到作用。

第四篇：农民抵押难贷款问题突出

农民抵押难贷款问题突出

“当前农民抵押难、贷款难问题仍比较突出。农业保险成本较高，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拓宽。”关于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

对此，报告建议，加快农村金融改革进程，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落实法律关于贴息奖励等规定，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金融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网点数量。加强农村信用体系、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完善农户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制度，畅通信贷“绿色通道”。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保险、理赔方案，让农民有效规避风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消除涉农金融业发展障碍。

本文摘自

第五篇：邓大才：“农民增收难”现象新解（定稿）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邓大才：“农民增收难”现象新解

作者：邓大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如小农问题及其方法论、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与制度经济学等，学术成果丰硕。

农民增收难在客观方面存在以下三个大问题。

一、农民增收的发展极限约束

农民增收的第一个约束条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或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按照资源配置的原则，资源总是从利润或者收入低的地方、产业流向利润高或者收入高的地方、产业。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进城、让农民市民化。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社会总要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这是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才能够让农业文明变成工业文明，如何让农业资源流入城市和非农产业。用计划经济手段平调不行，只能通过市场的作用，让城乡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有较大的差距，非农产业和城市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农村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才会以较快的速度流向城市，才能够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反之，如果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当，或者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不管用什么办法，不考虑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能够被城市所吸引而转移，如何能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呢？资源配置理论表明，资源总是向利润最高的产业和区域流动。试想，在城乡居民收入相当的情况下，或者按照有些专家开的“处方”，要使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不仅不会进城，反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都会“回流”农村。资源的这种反向流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相悖，即与农村逐步城市化，农民逐步市民化的趋势是相冲突的。因此，农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不能等于、更不能大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农民增收的第二个约束条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农村财富的增长速度。

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要适当慢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即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于财富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否则就是国民经济的“超分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1990—2000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3.8%，而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55%和9.06%，分别是第一产业的3.57倍和2.38倍。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极限，即不能高于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非农产业生产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要低于非农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理论上讲，在目前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增长速度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要求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当于或者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反之，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于农村财富增长、或者是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甚至大于非农产业居民的增长速度，超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财富增长速度的分配份额从哪里来？来源只有一个：国家财政支持或者“挖工补农”。但是财政长期维持超经济发展水平的收入分配，显然不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挖工补农”也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不是一条双赢战略，而且我们也不能再走过去“挖农补工”的老路。所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适当低于农村财富的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二、农民增收的增长规律约束

1.从消费环节来看，农业效率增长“陷阱”的自动减效机制作用不断增强。农民增收必须依赖于“三农”外部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为农业所提供的市场，市场越大，农民增收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城市居民提供的市场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双重限制。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其收入用于积累的份额增大，用于消费的份额下降，即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效率的增长，因此，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业效率的增长自动掉入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效率始终无法提高，效率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就难

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80的56.7%下降到2002年的37.7%。因此，农民增收受制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如2002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比2001年增加835元，这835元只有314元用来购买农产品。2002年全国城镇只有5.0212亿人，其增加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农产品的收入为1577亿元。这就是城市居民为农业提供市场、可以帮助农民增收的最大极限值。

2.从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敏感性来看，统计资料显示，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敏感性呈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由于供求和价格机制的作用而使农业增产目标与农民增收目标表现出不一致，收入对产出的弹性持续下降，农业创造收入的能力减弱了。过分偏重于增长的农业发展模式已不可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快的增长。而最近几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对农业的拉动作用趋缓，再加上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民非农收入增长趋缓，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3.从产业互动关系来看，农业相对萎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城市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势必提高其在经济增量和经济存量中的比重，农业虽然也处在增长的态势，但是增长速度不及二、三产业发展速度，所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相对下降。

4.从工农业的比较优势来看，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收入上升时，由于食品的需求弹性小于其他商品，使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比较优势的丧失将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当农产品与工业品相比有比较优势时，资源将会主要用来生产农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造业中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工业品的比较优势逐渐明显，而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从而使劳动力和资本逐渐向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使农业的增长速度慢于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使农业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

三、农民增收的投入要素约束

1.农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重，压力大，时间长。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艰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解决，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

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按照有关专家测算，现在我国农村大约有4亿劳动力，而现在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三亿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2.人均资源少，特别是人均耕地少。农业主要依赖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但是这两种资源的人均数量都较低。我国人均所拥有的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资源问题则更加突出。2000年全国耕地实际保有量仅为19.24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9亩，14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5亩，全国有20%（463个）的县（市）人均耕地低于0.5亩，有30%（666个）的县（市）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6亩的警戒线。这么少的耕地,无论种什么，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一个农民种植15亩地，即一家种植40—50亩地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达到这么一个生产经营规模，就可以初步获得单体规模经济效应。而现在农户的经营规模只有单体经营规模的1/10。分散经营的小农业不可能获得规模效应。不仅如此，经营规模如此小的耕地还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即保证12亿人口的粮食供给问题，农民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等。据有关专家预测，要保证我国粮食供给的经济安全，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小于16亿亩。这意味着能够机动种植其他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耕地只有3亿多亩，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的耕地只能种植比较效益低的粮食。人均耕地本来就不多，而且这不多的耕地还必须以种植粮食为主。另外。要保证农民的就业和生存保障，土地必须失去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流动性、效率性。

3.农业资本的极度缺乏，农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农业资本的极度缺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因素是长期的非农化发展战略。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据统计，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

近1万亿元资本，而国家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另外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导致资本外流。由于农业失去了比较优势，务农的资本收益率较低，农村资本不断向外流出。2000年农村信用社流出4639.9亿元，邮政储蓄流出3781亿元，商业金融部门流出2000亿元至3000亿元，这三个部分合计约10420.9亿元（商业银行以2000亿元计算）。流出的资金是当年农业增加值14212亿元的73.32%，是当年全国金融机构农村贷款的2.13倍。也就是说，2000年农业创造的财富有73.32%流出了农村，农业不仅没有得到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而且还向外净流出5532.01亿元。资金成了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农民增收取决于能够留下来的资金（包括农民的自有资金）。这里有两个极限约束，一个是取决于务农资本收益率（务农资本收益率低于社会资金平均收益率），另一个是取决于务农资本总量（从资金角度看，农民能够增收的总额为务农资金总额与资本收益率的积）。这两个极限值共同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水平。

4.人力资源素质约束。人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证明，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对生产起重大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源的素质主要来源于教育。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美国1929至1959年的经济增长有29%至56%来源于教育。教育与农民增收有更直接的正向关系，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但是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却很低，截至1998年底，全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为：100个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为9.56%，小学文化程度为34.49%，初中文化程度为44.99%，高中文化程度为9.15%，中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分别为1.46%和0.37%，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4年，而发达国家则达12年以上。许多农民不仅劳动技能较低，而且市场知识缺乏，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能按照现代管理方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可见，素质低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