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样例5）

第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中有时简称“非遗”)是依附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心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的宝贵财富。对传承人的保护历来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当前传承人在非遗传承中面临着许多困境，已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中简称《非遗法》)能否根本解决非遗传承人现实困境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指具体非遗项目的系统掌握者，并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非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主要由其载体即传承人来完成的，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非遗就失去了其文化魅力与存在价值。

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过政府机构或经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认定并从制度上对其加以规制的非遗传承人中的特定个体。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是非遗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其对非遗的影响较一般传承人更大，重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是非遗传承人制度的核心。

代表性传承人属于广义上非遗传承人的范围，代表性传承人固然重要，但是非遗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自身都不可能脱离非遗传承人整体而独立获得发展。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意义上所提到的非遗传承人为狭义的非遗传承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二、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相关立法与文件主要对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和取消、扶持及义务等问题进行规定。综合分析相关规定，不难发现，非遗传承人制度中的认定及扶持制度均存在较大问题。

(一)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传承人”身份的被认定，是原生的民间音乐、最基层的民间音乐家等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官方文化和上层文化的重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现仅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为例，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依据是文化部45号令，研究该法规，可以发现当前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认定数目不明确;认定的条件较为抽象;认定程序不够合理。具体叙述如下:第一，文化部45号令没有明确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数量，《非遗法》关于非遗传承人相关条文对此也予以回避。认定是给予支持的前提，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定更多的传承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其次，认定程序的申请推荐制不适合非遗实际。文化部45号令第4条规定，成为传承人的方式应是自行申请或被推荐，以申请为主。非遗传承人大多生活于民间，无从了解相关制度，自愿申请方式根本不适合他们。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也使得一般民众和组织不会为其偶然发现的非遗传承人去充当“认定”的推荐人。

此外，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申报是表格式申报，学院式评审，没有进入田野的深度，更没有细致地观察到传承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不利于将真正的传承人纳入到保护中来。只有进一步拓宽并完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才能将更多的真正的非遗传承人纳入到各级政府认定体系中来，并使其得到切实保护。

(二)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扶持力度不够

我国对非遗传承人保护扶持力度明显不够。首先体现在保护的广度上，其仅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此举排除了绝大多数的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我国《非遗法》上的传承人较为狭义，仅指各级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遗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一切人。”

其次，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措施不够得力。根据《非遗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在法理上，该条明显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各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无必然支持非遗传承人的义务，而即使给予支持也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该条另一大缺陷是未规定国际上通行的应对传承人进行培训扶持，从而创新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人”就加上了“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这意味着“教育”也是传承人支持机制的重要内容。

其三，被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在其扶持未能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还要承担较大的义务。《非遗法》第31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在法理上，该条所规定的义务属于“应当”的范畴，是强制性的，是所有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履行的，否则是要被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

此外，现行《非遗法》对传承人保护的不足还体现在保护不够全面，仅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经济扶持，未提及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人身侵害从而对非遗本身造成无法弥补影响应否承担特殊责任。对非遗传承人的人身给予特定的行政保护乃至刑法保护，更能体现对非遗的重视。现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只是停留在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对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进行保护。

(三)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取消机制有违法理与情理

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非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护更为重要的非遗是我国《非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取消不履行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缘由。然而，《非遗法》第31条规定的这一取消机制并不符合非遗保护本身。

1、取消资格的理由不合理

根据《非遗法》第31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取消的缘由是其不履行第31条第一款规定的四项法定义务。国家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实施以来，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实质上所享受的“保护”主要是荣誉称号，政府并未在资金及税收上给予认定的传承人有力的支持。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有且必须有“主业”，其不可能在无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全力无私支持非遗事业。相关支持措施未能到位，动辄以违反义务为由取消资格显然不合情理。

2、代表性传承人的能力无法取消

“代表性传承人”是一种荣誉资格，但更是对其内在能力这一事实的肯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并不取决于是否有这一称号，其能力也不会因具有政府认定的资格而得到根本提高。

3、取消“资格”悖于非遗保护宗旨

取消“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无异于是对非遗传承人施加的“耻辱性惩罚”，此举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尤其是对于异常珍稀的国宝级代表性传承人更是不能用此强制性的方法，以免造成“非遗”彻底灭失。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的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1、应合理确定认定数量

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有助于传承者的精湛技艺被社会及时关注，让年轻一代的学习者在政府的资助下抛去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防止因为年龄和经济的原因导致“人亡技失”。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且实践中认定偏少。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项目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代表性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2、构建并完善多渠道的认定启动机制

现阶段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国家认定制。在这种认定制中，个人申请和他人推荐相结合的申报制是程序启动的原因，但这种机制存在明显弊端:此举不适用于对政策不够敏感的绝大多数“民间非遗掌握者”，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发现推荐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因此，应规定政府有发现和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使其变被动为主动;应构建适当地针对“发现并推荐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和单位”的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发现、尊重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应将传承人直接“登记”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充程序。如日本等国家，在评定传承人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的方式。

(二)加大对传承人扶持的广度和力度

1、应扩大对传承人支持的广度

认定是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前提，相对于被认定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或许更有价值的非遗项目因未能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不可能有“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承认，有选择地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支持是国际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现有条件下，适度扩大扶持面也是很有必要的。《非遗法》未提及“非代表性”的非遗及其传承人，无疑是一大缺陷，不利于该类非遗项目的普及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传承人支持的广度还体现在应当扩大扶持门类。按照《非遗法》第30条规定，对传承人的扶持局限于所列的5个领域，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及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等重要领域。非物质文化的“变”是进化，而不是后退，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加以激励。

2、应加大并有效落实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非遗法》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支持尚未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关于采取的支持措施和力度，政府有选择的权利。非遗保护理念尚未被社会完全接受的情况下，单靠政府自觉自愿实现非遗保护的根本性改观，显然是不可能的。应当将《非遗法》第30条的“根据需要”改为“应当”，明确规定扶持非遗事业是政府应尽的法定义务;应当规定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应当规定在税收等财政收入领域为非遗传承人创造更为轻松的发展环境;应当对特定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单独考虑。

(三)废除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

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固然可能有利于督促传承人更好地实现非遗的传承，但荣誉惩罚机制是不适合不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文化从业者的，很可能还会招致文化人的反感。一直以来，非遗的传承人都是在没有“官方身份”的情况下为非遗的传承推广默默做着巨大的牺牲，授予身份而又随意剥夺其身份，无疑是对传承人的重创。激励才是非遗保护唯一的原则，而即使认定的传承人不再具有传承能力或不积极传承，也不应当剥夺其传承人身份，而只能继续引导，在仍不能实现时可考虑适度削减乃至终止物质扶持。

四、结束语

《非遗法》及其他相应法规对非遗传承人的扶持，仅限于极少数非遗项目即“代表性项目非遗”，且仅能认定非常有限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低力度性的制度显然不能阻止非遗传承人断层的趋势。只有使传承人认定扩展至所有非遗并扩大认定传承人数量，才能根本扭转“普遍断层”这一情势。非遗传承人传承环境的艰难，急需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有力支持，财政收入领域给予非遗传承人以税收优惠，设立财政预算专项资金，尽最大可能支持更多传承人，尤其应当重点考虑那些濒临绝迹的非遗以及生活困难的传承人。非遗传承人资格取消制如同铐在传承人身上的枷锁，使其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现状并不能起到根本性改观，废止这一“耻辱惩罚”制改为激励制，可能更符合非遗保护本身。

第二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梳理

浅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保护

摘要：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非遗研究中，学界对于非遗传承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将从传承人认定、传承人特点、传承人类型、传承人保护等方面进行梳理，同时，提出日本和韩国在传承人保护方面的卓越成效，试图为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实务工作开展和理论探讨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3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文件。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从公约中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能脱离人类智慧而独立存在，它的生存和发展是处在“活态”传承和“活态”保护之中，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

二、传承人概念

国内首个关于文化传承人的管理文件2006年颁布的《湘西土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界定其所指|“传承人”是“指州人民政府公告命名并在我州境内通晓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内涵、表现形式、组织规程或在本民族民间工艺领域中技艺精湛或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民族传统文化原始文献、资料和实物。并有一定研究成果被群众公认的代表人物。”随后在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也对传承人的条件做了规定,其第1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 荐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1)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文通晓本民族或者本区域民族民间文化形式和内涵的代表人物;(2)熟练掌握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艺人;(3)掌握某种稀有民族民间传统技艺的公民;(4)大量掌握和保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文献和其他资料!实物,并对其有一定研究的公民。”第16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团体,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单位:(1)以弘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宗旨(2)掌握某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技艺,或者研究、传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取得显著成绩;(3)坚持经常开展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活动;(4)有效保存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相关资料或者实物。”根据这些规定,著名民族学家祁庆富先生在全面梳理了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2非遗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振兴中有重要作用，是承接前人经验，启迪后人智慧的桥梁。通过传承人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的“传”、“承”交替循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得以世代延续继承下来。在我国学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两者的定义和条件也不尽相同。广义上的传承人概念，即一般传承人，即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1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第200页

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狭义上的传承人，即法律意义上的传承人，在我国称为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是指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或者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该项目的知识、技能，并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在概念、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上存在很大差别，可以说代表性传承人是由国家认可的、传承主体中的佼佼者。

三、传承人特征 第一，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体传承人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掌握者，必须是通过国家或者相应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并且许可。这是作为个体传承人的合法基础。第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对于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项目，不能简单归结为掌握某种技艺或者某种特长，需要实际扎根于某个特定领域内，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典范。

第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为公众认同并能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良莠不齐，这里定义的“非遗”项目必须是健康积极，并能为民众集体喜闻乐见，并能使得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

第四，愿意投身非遗传承事业，积极参与非遗传承活动。

四、传承人类型

1、家族、族群等群体性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来说是经历了常年累月而积淀下来的，往往涉及一个族群 或者社区，在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家也都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涉及到一个或者多 个地区的族群的，他们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而且是不可剥离的。

2、个人、独立传承人

其实在划分个人主体和群体性主体时，他们之间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相互包含，又分别独立的关系。个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群体也是由单个人所组成的，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所以我们列出个人主体时，在宏观层面是为了促进一种技艺能够更好的传承。个人对于技艺的传承他会起到一个再创造的作用，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能够保持其鲜活，同时又不失其原真状态的最好方式。

五、传承人权利和义务

1、权利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享有传承权。传承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传承权本身包含两层内涵——有权自主选择下一代传承人和有权自主选择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所传承技艺的特点制定选择下一代传承人的具体标准选择有天赋的继承人。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开展传承活动时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对于传承主体来说，物质条件是基础，没有物质条件做坚实的后盾，传承人的种种规划很难实施，传承活动也无法开展。对于由各级政府直接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物质上的扶持和帮助，支持其培养下一代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传承人不仅有权获得政府的资金资助，还有权在授权范围内自主支配资金。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配合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时，还享有被尊重的权利。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6 条的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调查时，应当征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同意，并尊重传承人所在地的风俗习惯，不得损害传承人的合法利益。

2、义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31 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特别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程序，作为传承人不履行其法定义务的惩罚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述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正当理由包括不可抗力、第三人原因等；丧失传承能力的，例如疾病、伤残、年老等，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3传承人要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应当摒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旧思想，如果在传承中有所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将一代不如一代，势必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丰富的实物资料，如图片、文字、声音、影像等。这些实物资料代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水平、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持、研究和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非遗传承人应当妥善保管好这些实物资料。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1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根据本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对上述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有配合的义务。传承人还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性公益宣传活动。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认定问题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里,代表性传承人(一般指国家级非遗文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是指那些被普遍性认定极有一定影响力的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承担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里的相关项目的传承责任的且通过了国务院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与认定的优秀传承人。传承人的认定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活态性，并且不同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方式也各不相同。我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够细化完善。传承人认定过程时常遇到量化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有着明确规定：“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也就是说，传承人应当具有技艺性、权威性和能动性。但是，这三点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过程中并不便于掌握。“熟练”、“较大影响”等词汇过于抽象，何谓“熟练”？何谓“较大影响”？这些都没有具体标准可参考，特别是当出现条件类似的传承人时，会处于无法认定的困境。同时，在认定程序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申请代表性传承人，由申请人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再由政府部门对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最后公布审核通过的情况。一旦通过，这个申请人即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纵观整个程序可发现，传承人的主动申请才是最重要的环节。然而，从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的生存环境来看，传承人大多生活于偏远乡村，信息的闭塞导致传承人无从了解相关制度，更别说主动提出申请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3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85.2、观念问题

很多非遗传承人，在传承中仍然保留着旧社会封建观念。“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腐朽观念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遗传承途径，使得很多有潜能的人并不能成为有政府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后继人才队伍匮乏，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老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衰弱。

3、制度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不对称的，或者可以说在法律中体现的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是通过行政机关授予而获取的一种反射性利益，即便规定了传承人享有相关权利，但是在大众认知体系中，这种权利往往不被接受，很多情况下，传承人生活压力大于普通人，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的第 29 条中，其中有一款是这样规定的“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一定区域”是指的什么呢？“一定区域”范围有多大呢？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怎么来确定它呢？再如，在第 31 条的最后一款中规定“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其中什么情况才属于丧失传承能力？“传承能力”具体包括什么呢？都没有具体的表述，那么有可能在文化行政部门撤销代表性传承人时，自由裁量的权力扩大，这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不利的。

4、关注偏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实验性特征，其中对“传承人群体”的忽视是一重大缺陷从现有实践来看其实质是保护“代表性个体传承人”的政策，突出的是“传承人个体”，缺乏对“传承人群体”的关注。4现行政策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事实证明，“传承人群体”在保护政策中缺失所造成的后果在当前实践中已见端倪，其消极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导致了个别传承人的“独占”地位，造成了“政策垄断”。5

七、可借鉴成功案例

1、日本

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上，日本是很成熟的。作为我们反复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的特征，有的技艺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或者是一个社区或者族群。日本政府在认定机制上进行了分别认定，这是对我国保护传承人上是值得借鉴的，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个别认定:对于能够高度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掌握能力的个人,例如在传统运动项目、绘画艺术、古老群众文学、曲艺戏剧演出等等极其具有个人色彩的许多文化财产,可以进行只针对个体的“单独认定”。或者是能认定为单独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立个体,在编织、染色、土陶品等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个别认定,认定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团体认定: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文化技术,该技艺承载者人数较多,个人特征不明显,这种情况下可对这群传承人组成的群体给与“保持团体认定”。（3）、综合认定:介于个人认定与团体认定之间的,是指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由人数为2或者2以上的结构情况,可以进行“合并认定”。6同时，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是做得非常出色，为其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这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复杂客体保护的最好的方法：在认定之后，对传承人的行政支持上，日本每年都拿出财政资金进行资助。日本文化厅对这些“人间国宝”支付特别扶助金，其年金额达 200 万日元(约 14 万人民币)，以鼓励他们不断提 45 杨征《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2014 06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6 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者。7

2、韩国

韩国在日本的影响下，早在20 世纪 60 年代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称谓叫做“人类活珍宝”，韩国在认定“人类活珍宝”也和我国单一的认定机制是不一样的，分为个人认定和团体认定两种，并将这个称谓作为荣誉称号赋予权利人或者族群，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央和地方两级大力的提供资金支持，对优秀人才的保护是做得很到位的。对于有关无形文化财演出等各种活动，国家会根据演出规模等具体情况提供 20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4 万元)至 500 万韩元的资助，对于“人类活珍宝”，政府按每人每月 100万韩元提供补助。8对于能够成为“人类活珍宝”的人或团体，在福利上也会大大的增加，政府会对该类保有人或者保有团体特殊的优待。但是如若不履行相关义务，也会受到处罚。对于收徒传承技艺，韩国有备案的制度，政府部门还必须进行监督，以便传承能有效的进行下去。

除此之外，韩国还设立了专门培训机构，对传承人进行培训，训练他们的技艺，并且还可以为其免除兵役，这无疑提高了传承人传承技艺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传承人在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时无后顾之。

八、总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人是核心、是灵魂。因为传承活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一种手段，它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现实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建立一套全面、科学、合理的传承人保护机制是当前现状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立法保护能够从根本上维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赋予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制定认定机制时，应当广泛借鉴国外成功案例，汲取他国之精华，结合我国非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认定程序。除此之外，应在关注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应当注重群体性传承人，并在政策表达上予以确定;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程度;消除“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占”地位，打破“政策垄断”;设置适合的考核评估标准，督促“代表性传承人”在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参与者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营造“群体传承”的氛围。将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更加清晰，除此之外，对现有制度细化，转化为各项长效工作机制，从各方面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

7顾军、苑利著:《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8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页。

参考文献：

[1]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 [2]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85 [3]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4]顾军、苑利著《.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5]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页。[6]齐爱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研究(四)--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电子知识产权,2007 年第 7 期

[7] 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2008(1)[8]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

[9] 杨征《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2014 06

第三篇：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保护工作报告

淮安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

工作报告

2008年6月7日，我市淮海戏、楚州十番锣鼓分别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今年5月26日，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将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汇报如下：

一、国家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一)淮海戏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从2007年起，分步实施资料收集整理，建立较完整的淮海戏资料库、设立淮海戏历史陈列室、以优惠政策招收学员，培养淮海戏传承人、录制优秀剧目音像资料、举办淮海戏艺术节等工作，以加强保护，推动传承。

二是建设了淮海戏博物馆。2008年9月，江苏省淮海戏博物馆在我市中洲岛竣工开放，作为展示和宣传淮海戏历史和成果的重要阵地，排演、交流淮海戏的活动场所，传播和学习淮海戏知识的课堂。淮海戏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模型、书画、音像资料，以及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呈现淮海戏在淮安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的概貌，为保护传承淮海戏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是建设了淮海戏专题网。由我市文广局的组织领导及江苏省淮海剧团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淮海戏专题网站，网站设立剧团介绍、剧目介绍、人物简介、专题资料、视听下载、淮海戏图库、淮海戏动态、演出信息、遗产保护等栏目，对淮海戏的历史渊源及沿革、基本内容及特征、重要价值、传承现状等方面作了详尽介绍，并提供大量的传统及现代剧目以供下载，进一步扩大影响，推动了淮海戏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四是申报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底，我们按照国家文化部及省文化厅相关要求，组织申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6月11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为淮海戏的传承提供了基本保障。

五是建设了传承机构。在淮安文化艺术学校开设淮海戏班，由我市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魏佳宁等淮海戏主要传承人授课，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传承人。

（二）楚州十番锣鼓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包括翻译已搜集的古书工尺谱为简谱，购置有关服装、道具，出版以楚州“十番锣鼓”为题材的图书册，建设传承基地，加强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我市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对楚州“十番锣鼓”的盛兴年代、演出道具、演出场景及风俗等作了进一步调研。掌握了许多历史资料和实物资料；搜集整理了楚州“十番锣鼓”的演奏方式、演奏乐器、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相关材料，为出版相关书目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十番锣鼓”的十首乐曲以及几十首锣鼓曲牌的工尺谱译谱工作。

二是投入了一定资金。2008年6月7日，十番锣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为了更好地予以保护传承，楚州区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投入一定资金，用来添置乐器、服装等必备物品，调动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三是挖掘了一批曲目。为了更好地挖掘整理楚州十番锣鼓曲目，我市楚州区文化部门给楚州十番锣鼓声及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同志提供非常宽松的环境以及相应的资金，先后整理出了《金盆捞月》、《咏花》、《咏蝶》、《到春来》、《前探营》、《后探营》、《归依》、《红楼撇子》、《朝天子》、《阳告》等十首曲目。

四是开展了传承活动。培养传承人员是更好地传承十番锣鼓的重要举措。楚州十番锣鼓刚刚被挖掘整理出来的时候，演奏人员仅仅限于专业文艺人员，如文化馆专业演奏员和剧团乐队成员。2008年以来，我市楚州区积极组织举办十番锣鼓演奏人员培训班，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亲自授课，动员文化馆及社会上器乐演奏培训班中的学员参加学习，尤其注意培养年轻演奏人员，以推动项目传承。办班初始，大多数人对十番锣鼓的了解不够深入，兴趣不大。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分别有针对性的做相关人员工作，耐心细致解释，通过培训，学员们一改对十番锣鼓演奏认识不足的状况，学习投入，演奏认真，显现了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形成了以专业演奏人员和社会各界演奏者共同组成的十番锣鼓演奏队伍，促进了十番锣鼓的普及传承。

五是加强了对外交流。2008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茶亭十番”的传承人员来我市进行艺术交流，与我市楚州十番锣鼓传承人共同探讨十番音乐中演奏方式、乐器种类、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各方面专业知识。今年4月11日，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楚州“十番锣鼓”应邀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这是“十番锣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首次代表淮安赴外参加大型演出。我市楚州区文化馆针对广场演出的特点，在乐曲的旋律节奏、演奏技法等方面作了相应调整，使舞台效果和观赏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六是扩大了社会影响。近几年来，我市一直非常重视对十番锣鼓的宣传报道，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新华日报》、《淮安日报》、《淮海晚报》、《淮海商报》、《新楚州报》、楚州电视台以及多家网站和相关出版社共同参与，利用文字、图片、录像、专题片等方式，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今年6月份，全国多家电视台慕名而来，分别在楚州勺湖公园及吴鞠通中医馆等地，拍摄了楚州十番锣鼓专题片。

（三）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

我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名，即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于今年5月26日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有正式徒弟3人，分别为许亚玲、吴玲和苗爱华，均为国家一级演员，经其指点过的演员数以百计，现仍在我市文化艺术学校淮海戏班授课，所教学员卢蓓蓓曾于2005年5月荣获全省小梅花金花状元第一名。目前，我市正在起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机制，明确扶持和资助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办法，监督、指导、考核传承工作等各项制度，以加强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二、采取的保护措施与经验

（一）采取的保护措施

一是成立组织机构。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其是加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我市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基础上，2008年9月，我市原文化局与广电局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并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挖掘、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工作。2009年3月9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淮政办发〔2009〕26号），组织我局及我市财政局、发改委、国土局、建设局、规划局、教育局、旅游局、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部门成立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指导项目保护单位、协调处理保护工作，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是修订保护规划。结合江苏省淮海剧团改制的实际情况，在2007年已经制定的淮海戏五年保护计划的基础上，指导江苏省淮海剧团对原有五年计划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使对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更加符合剧团改制市场化运作后的实际情况。对于楚州十番锣鼓，指导楚州区文化局认真制定了楚州十番锣鼓保护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步骤，明确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确保经过五年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使之脱离后继乏人、处境艰难的尴尬境地，并重现昔日风采。

三是提供经费支持。尽管我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市财政克服困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纳入预算，每年20万元，并明确要求要向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濒危项目倾斜。楚州区为进一步加强十番锣鼓的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克服财政困难，一期投入10余万元，建设“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利用楚州区文化馆现有100余平方米的活动室，重新改造装修，配以与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人才，研讨技艺，组织演奏。目前，该项工程已经完成项目规划、立项及设计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竣工挂牌。

四是健全工作机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文件法规，起草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讨论稿）》，制定保护传承工作机制，重点加强各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尤其是重点加强了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目前，该意见正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五是加强展示传承。一是举办活动，推动传承。利用庆祝“文化遗产日”的活动契机，组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淮海戏和楚州十番锣鼓参加展演。二是建设场馆，加强保护。建设了淮海戏专题博物馆，为加强宣传展示，构建保护载体，提供了平台。三挖掘创作，延续保护。江苏省淮海剧团创作排练现代淮海戏《续弦记》（又名《老县长的第二春》），并对传统剧目《皮秀英》进行重新加工排练，为淮海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续弦记》于2008年10月22日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戏剧节的展演，受到省委宣传部和中国剧协的领导专家的一致肯定。重排传统剧目《皮秀英》晋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一致好评。楚州十番锣鼓注重挖掘整理古曲谱，完成了对《咏花》、《咏蝶》、《到春来》等十首古曲的译谱和整理工作。

六是加强对外交流。一是2008年6月17日—19日，我们组织淮海戏晋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首都领导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二是今年4月11日，我们组织楚州十番锣鼓赴港城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获“优秀表演奖”，载誉而归。

（二）保护工作经验 一是组织保障是基础。由政府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保护机构，为组织、协调、督查、指导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

二是经费保障是关键。加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研究等保护工作，以及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经费保障是关键。

三是制度保障是重点。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全市保护工作实际，制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的指导、督查及考核等制度，为推动保护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健康、有序、稳步推进提供了保障。

四是普及传承是方向。传承和发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宣传展示活动，建设淮海戏博物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及淮海戏班等传习机构，制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机制，为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推动项目传承发展提供了保障，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措施

（一）存在问题

目前，我市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保护经费投入尚嫌不足。淮安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市财政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自2006年起，每年安排20万元用于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专项经费，但是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和任务的需求相比尚嫌不足，尤其是尚未将2008年及今年新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专项财政预算，二是保护传承机制尚待完善。目前，我市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办法和传承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估等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传承研究工作尚嫌不够。虽然目前我市开展了一系列展示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工作，但是，传承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尚嫌不够。

（二）对策措施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网络，加强组织领导。要在已经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健全由政府牵头，文化、财政、发展改革、国土、建设、规划、旅游、教育、民族宗教等部门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拟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规划，协调解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大投入力度。不仅要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财政专项预算，确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来源的稳定，还要积极探索并构建社会资金投入机制，以拓宽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

三是完善保护传承机制，规范保护工作。进一步健全并完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机制，突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并加强对项目保护单位及传承单位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和评估工作。江苏省淮海剧团适逢机制改革，拟将国家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制建设纳入机制改革工作，将淮海戏的保护和传承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注入活力。

四是建设项目传承基地，搭建传承平台。加快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建设进程，配备与楚州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专业人才，研讨传承技艺。另在古镇河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条街”建立十番锣鼓展览陈列兼演奏室，方便十番锣鼓民间爱好者参加十番锣鼓各类展示、培训、传承活动。

五是广泛开展传承培训，推动传承发展。一是继续加强对江苏省淮海剧团青年演员以及淮安文化艺术学校淮海戏班学员的传承培训，进行规范化训练和定位性培养，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淮海戏的传承者，为推动淮海戏剧种的发展作出贡献。二是继续举办十番锣鼓演奏人员培训班，不仅要动员文化馆及社会上器乐演奏培训班学员等专业人员参加学习，培训还要面向社会，广泛吸纳器乐演奏爱好者，拓宽楚州十番锣鼓的传承面，推动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第四篇：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作者：乳源县文体旅游局

2013-04-1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推动文化认同、文化记忆和活态文化传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乳源是集石灰岩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是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法国等欧美过山瑶的祖居地，被誉为“世界过山瑶之乡”，文化底蕴厚重，民族文化遗产丰富。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采取多项有效措施，成效显著。

一是树立“抓文化就是抓发展”的理念。该县积极转变思维，解放思想，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新的高度，化被动为主动，通过深化传承与保护的对接，将项目的传承保护与带动经济产出结合起来，突出资源优势，打破资金瓶颈，使申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拜盘王》、《瑶族刺绣》列入国家级名录，《乳源瑶歌》、《乳源瑶族传统医药》、《乳源过山瑶服饰》列入省、市级名录。

二是建立健全传承和保护机制。建立健全非遗联席会议机制，成立瑶绣研究所、瑶绣协会等，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五纳入”，使非遗传承有机构、有组织、有保障。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与人们生活无缝联接起来，关爱项目传承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实现瑶绣、瑶歌校园教学常规化，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面扩展到最大，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关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积极性。

三是强化民族文化交流和研究。邀请苏绣工艺大师顾金珍在乳源设立工作室，开设瑶绣培训班；组织瑶族绣娘赴广州学习粤绣技法，加快刺绣技艺提升；举办瑶绣艺术节，邀请省内外绣娘进行技艺比拼，交流、学习刺绣技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瑶绣》、《拜盘王》、《乳源瑶族山歌选编》、《过山瑶的乡源》等30多册书籍，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材料。

四是着力打造文化产业基地。突出瑶绣、瑶歌、瑶舞的品牌引领作用，着力张扬传统节庆文化，延伸并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出的经济产出，使其反馈并促进新的传承与保护，实现良性循环。通过积极的示范引领和交流展示，引进广州番禺壹雅工艺、中山博爱名城、深圳福德公司等企业，从事瑶族节庆文化、瑶绣工艺、瑶族服饰等产品开发经营，积极打造集瑶绣文化研究、人才培训、工艺营销等于一体的瑶绣产业基地，带动3000多瑶族群众从事瑶绣生产经营。

五是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目前，瑶绣、瑶歌、瑶舞成为提升瑶族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载体，瑶族“盘王节”、“十月朝”特色文化节庆成为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整合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纽带。瑶文化特质更加突出，“瑶绣”参展上海世博会、深圳文博会；“瑶歌”走入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该县民族艺术团成为广东省民族艺术团分团，并与乳源东阳光公司联合打造东阳光民族艺术团。2010年底，乳源荣获“中国瑶绣之都”称号。

第五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作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工作职责 为加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进一步规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管理，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性，根据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工作职责。

1.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保护方针，积极参与保护项目的保护传承具体工作。

2．根据非遗保护工作安排，积极参加县文广新局组织的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表演、展览等活动。

3．积极开展传习活动，带徒传艺，培养新人。每个传承人要带有1名以上专（兼）职学徒，学徒从事或定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要建立学徒学习资料档案和传承计划，加强对学徒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技艺、道德均衡发展的传承人。

4．根据非遗交流、推广和宣传保护工作的需要，积极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与保护项目有关的实物展品与文字资料等。

5．积极采取措施，完整地保存该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原始资料、实物。

6．每年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交当年传承工作总结。

7．严格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密制度，依法使用和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