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电子设备运用计划
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电子设备运用计划
第一厅:农耕源流
电子设备:壁挂式触摸屏一台
设置理由:本厅空间与版面有限,展示内容较为粗略,但实际可讲内容较多可展实物较少(内容多为历史性资料,无对应实物),可采取电子设备补充丰富展览内容。
内容规划:古代农业政策、古代农业名人、古代农业思想、古代农业著述等。
展示内容:分纵、横两个方向展示农耕变迁,纵向以时间为轴:原始农耕→夏商周→初秋战国→秦→清→近现代。横向则展示:农耕政策、农耕名人、农耕著作、农耕工具等。纵横交织,描述农耕源流。
适量还原一些农耕场景。原始时期的刀耕火种、铁器农业、灌溉农业、机械农业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场景,诸多场景对比表现出每个阶段农耕生产力的飞跃。触摸屏里面放置各个时期政策、著作、名人介绍、农耕图片、农耕工具图片等。
第二厅:农耕器具
电子设备:USB接口壁挂式电视机一台
设置理由:本厅空间较小,展示内容为各类农耕工具,展品较为丰富,加上有中央展台,故此地不宜集聚停留查询。比较适宜采用“动静结合”、实物与文化参照结合的方式展示展品信息,表现本厅主题。动
态映像资料用于反映传统典型农具的种类、制作、使用、历史及蕴含机械道理及等(北京农展馆工具厅也为此类设计),此类映像需要专家团队挖掘制作摄制成专题片形式,方能体现独特深刻等展馆特色。内容规划:中原地区传统农具种类、重点农具制作与使用、古代先民的智慧等。(可以专家讲述形式展示)第三厅:农耕风貌 电子设备:投影机一台
设置理由:本厅展示手段丰富,相互之间关联紧密,与场景、沙盘、影像、音乐结合共同营造一副充满想象的农耕场景风貌。需要注意的是投影设备与音响设备的结合与投影连接设备的(主机与连接线)的巧妙隐藏与方便使用问题。
内容规划:农村与农耕场面视频影像等。第九厅:传统习俗 电子设备:投影机一台
设置理由:本厅展示展示内容为传统习俗,内容鲜活、丰富,仅靠版面与实物难以全面表现内容特点,需借助音响声像手段介绍相关文化习俗和营造主题氛围。难度与关键在于搜集整理传统习俗的影像资料(有相关专题的节目和影像资料)。
内容规划:婚嫁习俗影像、各类传统节日由来及文化、祭祖大典等影像。
第十厅:休闲娱乐 电子设备:投影机一台
设置理由:本厅空间有限,展示手段丰富,既有投影设备又有实物布置,还有造型处理。在丰富展示手段的同时,相互间难免也有影响和制约。投影仪主要是为了表现农闲唱大戏的娱乐方式,展示内容规划为传统豫剧曲目,内容相对固定且占用了大面展墙,所以建议另一个设备采用“动静兼能,以静为主”的壁挂式触摸屏。用以丰富展示内容(弥补可利用展墙较少弊端),设备的展示手段相互之间也不至于干扰重复。
内容规划:触摸屏展示内容可展示各类休闲娱乐方式的介绍及图文影像资料,弥补空间受制展板不足弊端。第十二厅:农副生产与地方特产 电子设备:USB接口壁挂式电视机一台
设置理由:本厅展示内容丰富,但展示对象特质多为静态实物陈列,需要通过挖掘整理捏合到一起的影像专题片,来向观者主动展示。内容规划:中原农副生产种类与地方特产介绍。第十三厅:交通运输与水利灌溉 电子设备:卧式电子触摸屏一套
设置理由:本厅电子设备主要是用作水利灌溉部分。交通运输占用了本厅大部分空间,水利灌溉厅触摸屏主要展示黄河治理专题,大容量电子设备便于储存内容。
内容规划:黄河治理专题片、治黄大事记、黄河七次重大改道、治黄人物等。
第十五厅:农耕嬗变
电子设备:壁挂式电子触摸屏一套
设置理由:本厅主题在于展示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而折射出农耕文化的沧桑巨变。并以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农村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政策的历史变化。内容丰富,而且有深厚的可挖掘空间,所以我们建议此处设置触摸屏,便于分专题分栏目录入相关内容,方便查阅。
内容规划: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发生的重大变化内容。
第十六厅:未来之光 电子设备:投影机一台
设置理由:作为展厅结尾部分,需要以一种主动的、宏大的展示手段向观者传递信息,传递主旨。
内容规划:未来农业展望专题片。
妥否,请汪书记指导。
第二篇:周祖农耕文化博物馆
农耕文化博物馆讲解词
您现在莅临的是周祖农耕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由当地的一所小学改建过来,去年9.24号正式挂牌“中国农业博物馆庆阳分馆”。整个展馆是以图片,文字,实物的形式向您展现了周先祖的伟大功绩。一共有六个展室组成。请您随我一同进入展室内去详细的了解。
您现在来到的是第一展室:周人兴起。壁雕展示周先祖不窋率领族人一路迁徙来到庆阳,发现这里水土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农耕业发展,所以便定居在此,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先河。他们当时沿着山西的汾河谷地南下,一路顺黄河,渭河,后进泾河、马莲河而上来到庆阳。在庆阳的主要发展之地在豳,豳到底指哪里?来看它的溯源,朱隰在《诗经集注》中说:“豳在雍州之北,原隰之野。”嘉靖年间修订《庆阳府志》中明确说:“庆阳禹贡雍州之地,周先祖不窋所居,亦曰北豳”。也就是说北豳就在庆城县。
周王先祖世表,对于周先祖,人们都有一误区,说周先祖就指一人,实质指周文王之前的十三位先祖,这十三位统称为周先祖。第一代先祖叫不窋,他是轩辕黄帝的第六代孙,来到庆阳主要教人们种庄稼,教人们挖窑洞居住,去世后葬在周祖陵景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陵墓。古公亶夫时期迁至庆城,定居固原,文王武王时期灭商建周。
周人来到庆阳之后在庆城县的一座半岛上将临水的三面斩削下去,再筑起城墙,这样就显得高大宏伟,由于这个城是有不窋带领族人修建的所以起名“不窋城”,而且在不窋城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周先祖的传奇故事,其中流传最久的就是周懒王斩龙脉的传说。那么,他真的把龙脉斩断了吗?用现在的说法只不过是修了一处水利工程而已,由于这个水利工程修在土龙岭上,所以百姓便传 说周懒王斩断了庆阳的龙脉破坏了庆阳的风水。
面前的这一版面展示的是当时最早的开发土地的形式,刀耕火种,这种形式既可以狩猎又可以给土地增加一定的肥力。下排悬挂的是当时的主要挖土工具,耒和耜。玻璃框中是我们收集回来的石斧,还有杵臼,杵臼也是周人当时用来加工谷物的器具。这边的玻璃框中都是近现代的农耕器具,这些都是在原有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走廊中储粮有农耕工具之外,还有西北最具有特色的储粮工具——纸缸,这种工具是由于用纸做的,是纸制品,所以它的透气性相当好,既可以防虫,也可以防潮,农村家庭主要用它来储存面粉和米。
在这你可以看到有驮架,还有驮桶,这些的出现主要解决了山区居民饮水困难问题,面前的这一模型是当时的水利工程之一—穿井取水。
说到犁耕技术,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二牛抬杠,而二牛抬杠在四千年前的周先祖时期已经有了,可见先祖时期的耕作技术也相当先进,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工具是为了防止畜生磨伤和用力平衡及均匀而配套的。这边是犁地工具——犁,正中间是插种工具——耧。
当时人们为了给农作物防冻,主要在田间地头点火施烟,用烟雾来去除霜冻,对于名贵的树木采用包扎法,此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周人当时对经济林木也是相当重视,而桑树是当时最主要的林木之一,我国是世界蚕业的起源地,除此之外,周人对于瓜果蔬菜也是相当重视,当时的蔬菜有:葱、姜、蒜、瓜、瓠、芸、等等。您现在看到的这些蔬菜只是模型。
在院子里我们可以看到独轮车,还有去除粮食杂质的风车,当时储存粮食主要是地下窖穴的形式,到西周时出现了地上储存粮食的方式——仓廪,也就是现在的麦屯储藏,这边有我们收集回来的量油器,还有斗升,最小的是鉻。周人来到庆城后,根据黄土结构层紧密的特点,因地制宜,挖窑洞居住,这种居住方式一直沿用到现在,庆阳有一特色饮食——饸饹面。这是做饸饹面最早的机器——木床子。吃住都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如何解决衣着问题,周人对于蚕业可以说是相当重视,这是我们做了蚕的模型,还有收集回来的蚕茧,当然,只养蚕也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当时还种植了麻、竺、葛这些纤维作物来满足人们的衣着需要,为了让衣物有颜色,他们还种植了节蓼蓝,它的叶子可以制作蓝色染料,我们现在称它为靛蓝。这边是有一盒绳皿,还有我们收集回来的马鞍,其中这一雕花马鞍是大户人家所使用的,这边还有编织品,这些大部分都已不再使用了,这边是我们收集回来的牲畜上所使用的皿具,比如有给牲畜灌药的灌角,这边是风箱——最原始的鼓风机。
这里有一原始擀毡作坊,这是从我们庆阳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手里收集过来的全套的作坊,旁边还有收集回来的成品,毡衣,毡靴,这边的竹简上是节选自《诗经》、《周礼》中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说白了主要就是修其训典。这边就是所谓的物质文明建设了,留下了一些物质遗迹。上边是周先祖不窋的陵墓,待会我们可以在景区内看到,下边这是周旧邦木坊,这个牌坊始建于明弘治十八年,由庆阳知府郝镒主持修建,至今保留在庆城县水利巷子。这边都是庆阳的一些风俗礼仪习惯,这些都是缘自于周文化,也就是至今为止庆阳的一些礼仪仍然保留着周文化的印迹。
在这边您在四周可以看到是窑洞形式的展示,这是我们庆阳历来的特色居住形式,主要是农村家庭居住的,而有钱人家居住的是正中间的这种四合院,现在的四合院多半都是单独的小院落,而在古时候大户人家居住的是几个小院落连成的大院落。正中间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两进两出的四合院,大门当时沿 着街道和巷道而开,称为街门和巷门。进入大门就是二门,进入二门,两边是厢房,正前方是一正房,正房后面本来有一小院,是两层的阁楼,这是女眷和小姐们居住的。这就应证了当时的一句话,女眷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四面墙上悬挂的是庆阳的民间艺术,比如香包、刺绣、皮影、剪纸等。
在我们庆阳有世界上黄土层积淀最深厚的地方——董志塬,土层深达150多米,特别适合从事农耕业,近几年庆阳的粮食连年翻翻。
至今为止,庆阳的农副特产有:黄花菜、西瓜子、赤城牌苹果、古象奶粉等,特别提到的是黄花菜,曾经被国家经贸委评定为“西部特级金针菜”,已经远销到西欧,美国等20多个国家。
大厅内我们看到这有一架牛车,这相当于现在的长途货车,主要用于长途运输,这是收购于民国时期的牛车,而这样大的牛车只有大户人家才有能力使用,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民国时期的宝马。
这里还有一个插,这主要是生产队的时候用于起场用的,分产到户之后都使用小木插。大家抬头看,上面悬挂的筐,也是储存粮食的一种方式,这在当时主要储存粮食的种子,把它挂在屋檐下,人经常走动就可以防鼠,而且还通风,可以防潮。
第三篇:农耕文化诗词谚语博物馆
----传承千年工艺 弘扬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博物馆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或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在搜寻和咏叹着传统农耕文化,记录和研究着历史变迁的足迹。近年来,在报刊上、书籍中、媒体上、艺术界等领域,屡见搜寻农耕文化类精品佳作。把农耕文化精品放在这里展示,就是供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农耕文化的人欣赏受益。热诚欢迎各界朋友自荐或推荐优秀的农耕文化精品。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犁
犁的名言诗句: 犁
耕田犁地伴耕牛,走遍大地任性求。以食为天民所赖,开创大业是先流。
犁的特性:坚韧执着,勇往直前
----传承千年工艺 弘扬农耕文化----
犁,是传统农业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农具之一,将犁做成工艺品,在艺术品收藏领域具有一定独创性。继承发展传统理念,加上精湛技术,使这款犁工艺品玲珑可爱,妙趣横生。令收藏者,观之顿生喜悦,把玩回味无穷。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耙
耙的名言诗句:
耙
精耕细作论短长,踏平田地拓旧荒。春来勤于万民事,秋奉平畴五谷香。
耙的特性:稳健细
致,兼顾公平。
耙,是南方水稻产区广泛使用的大型农具之一,采用优质木材制作而成。创意独到、工艺精致。耙床与耙挺之间的连接,处理得恰到好处。尤其与工艺
----传承千年工艺 弘扬农耕文化----
品犁的比例相谐调,配套组合,相映成趣。可以为传统农具工艺品爱好者带来收藏乐趣,陶冶处事公平细致的情怀,拓展宽阔远大的视野。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水车
水车的名言诗句: 水车
天下真龙居田头,旱涝凭此水长流。今逢识者留得在,助力财富任君求。
水车特性:合众之力,积极向上。
水车,它的整体造型具有龙的气势,积极向上,充满激情;龙骨和车叶精致小巧,玲珑可爱;上下两轴的齿数一多一少,设计科学,搭配恰当,运转灵活,提升效率。各项配件一应俱全,真中有巧,巧中存真。其色彩也一如真车以桐油油过一般,车身红润,纹理自然。既不失原物属性,又极具
----传承千年工艺 弘扬农耕文化----
艺术品位和观赏、收藏与研究价值。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风车
风车的名言诗句:
风车
原为富贵送清凉,争得万户扬谷场。去粗存精风骨在,从今聚满米粮仓。
风车特性:去粗存精,量材而用。
风车,与一般工艺品风扇车相比,这款风扇车更加追求细节上的完美逼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木制器具的加工工艺,连接部分一律采用榫卯结构。固定构件结实牢固;活动构件可装可卸。风叶、曲柄、开关、漏斗形
----传承千年工艺 弘扬农耕文化----
制虽小,其用材、样式都与原物并无二致。以此成为农具工艺品中的精品,非常值得传统农具爱好者观赏、收藏和进一步探究。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禾桶
禾桶的名言诗句:
禾桶
端端正正立四方,盈盈禾谷尽归仓。装入其中都是宝,年年岁岁保安康。
禾桶特性:收获成果,聚少成多。
禾桶,是江南地区最常见的农耕工具,用优质木料制作而成。设计匠心独到,形制悉如原物。收藏者置于案头几上,既可用于观赏把玩,又具有聚物、藏宝功能。以工艺品理念制作禾桶,非常具有创意。样式虽朴实无华,结构却十分考究。桶沿、桶底、和桶柁的弧度都与保持原物一致;四角
----传承千年工艺 弘扬农耕文化----
把手不仅形状与原物相同,还采用与原物一样的榫卯结构。在目前工艺品市场上仅有的,非常值得把玩和收藏。
同时,农耕文化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更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农耕文化涵盖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文化和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文化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耕文化是祖先智慧的结晶,而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耕所用的传统器具已渐行渐远!但蕴含在农耕文化中的坚强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和高贵品质是我们要传承发扬的。
我们一定要将农耕文化中的智慧、坚强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和高贵品质传承发扬下去。
第四篇:参观郑州博物馆 感悟中原文化
学院:会计学院班级:注会二班姓名:张昭耘
参观郑州感博悟物中馆原 文化
张泽鑫
参观郑州博物馆 感悟中原文化
2016年11月13号,星期日。我和张泽鑫等一行同学去参观了郑州博物馆。
站在郑州博物馆前,我们都感到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据百度百科介绍郑州博物馆主展馆以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方鼎为造型,寓意鼎立中原、强本固基,整体建筑风格取鼎器粗犷与精美相统一的神韵,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感。建筑上方的圆形碟状屋顶,出檐深远,隐喻着古代“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整座建筑造型沉稳、凝重,取鼎之意,而超越简单的形似,既令人感受到历史文化名城绵延悠久历史的博大精深,又具有时代建筑的独特形象和崭新魅力。博物馆分为三个展厅,一层一个展厅,层层递进,越往上去,距离现代的时间也就越近,藏品也就越精美。第一层以夏代藏品为多,大多是灰陶制品和骨制品,有灰陶瓮、灰陶罐、灰陶盘、灰陶斝,骨锥、骨针等等,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灰陶水管,那个年代竟然就有水管出现了;
第二层以商代及战国时期藏品居多,青铜制品一统天下。有青铜剑,青铜戈等等。其中的青铜编钟最是让人赞叹,造型精美,恢弘大气;第三层有唐代、北魏、北齐的武士、力士、菩萨、佛陀造像,以及清代精美的书画藏品。二楼展厅的“烧窑”模型构思巧妙——一排排“器具”整齐地放在“烧窑”里,一旁的“人”不断的往里面运煤。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慧在此显露无疑。古代郑州与现代郑州的立体对比模型给人的印象也比较深刻。随着模型的一升一降,现代与古代的变化便展现在了眼前。博物馆里还有一个藏品令我们惊叹不已——“阝舌”铭凤提梁铜卣。它整体造型奇特,纹饰华贵典雅,具有浮雕般的立体感。卣体装饰华丽,提梁上面装饰有两组纹饰,引人注目。
以前只在课本当中看到过我国古代文物,如此近距离的观看还是第一次。原本的死物在眼前出现时竞变得鲜活起来,这种感觉很奇妙。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人民的智慧更是无穷无尽。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参观这些文明的产物、智慧的结晶,我们顿时升起了身为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为我们中华民族感到骄傲。经过了这次郑州博物馆之行,我们都认为在课余时间应该多到这些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走走看看,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这些活动不仅娱乐身心,更重要的是能让自己懂得更多关于我国的历史文化知识,领略到中原地区悠久深邃的灿烂文明,更好地培养我们的历史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
这便是我们参观郑州博物馆后的心得体会。
第五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8 参考文献:...................................................................................................................................................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