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法案例

第一篇：林法案例

放行无证木材被判有期徒刑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放行无证木材的5个林业检查站人员两年六个月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1年3月至2003年5月,周某、沈某等五被告人在漳平市林业局林业检查站工作期间,在检查进入麦元铁路货场的木材及检查监督火车皮装运木材过程中,违反规定,在明知无证木材的情况下,为徇私情谋私利,仍予以放行,并从中收受好处费,分别造成521,730.96元至1,097,795.77元不等的国家税金费流失。

案发后,五被告人到漳平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听说熊掌味美买下一只被拘

一钢铁厂工人张某因听说熊掌味道很美,便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买下一只熊掌,准备带回家品尝。结果,张某野味没有吃成,反被云南省宣威市警方刑事拘留。

11月30日,贵州省一钢铁厂工人张某从贵州六盘水来到云南宣威看望其在宣威市中医院住院的妹妹,并打算乘第二天晚上的火车回家。12月1日上午11点多钟,张勇到宣威市大沙坝菜市场买鸡。这时,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向他走来,问他要不要熊掌。接着,拿了一只熊掌给他看。张以前只是在电视上见过熊掌,听说十分珍贵,味道很美,但还从未亲眼见过熊掌。张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最终以3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只熊掌,准备带回六盘水品尝。当日晚7时,张某携带着买来的这只熊掌来到宣威火车站,准备乘火车返回六盘水时,不料被宣威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现场查获,并被移交曲靖市森林公安局宣威分局办理。

宣威森林公安分局经审查认为,张某的行为已违反《刑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决定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张某。

错砍红豆杉明察终撤诉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近日依法作出准许检察机关对被告人黄金明撤诉的刑事裁定书。

该院在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黄金明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中查明,2004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被告人黄金明受雇到连城县莒溪镇高地村山场生产木材时,用油锯把一棵南方红豆杉砍倒,并将树锯成4节。经林业技术人员鉴定,被伐倒的红豆杉树为国家一级保护珍贵树木,计立木材积为0.5585立方米。然而,被告人黄金明在公安、检察机关的供述中及庭审中均仅承认错砍红豆杉的事实,其是受雇砍树,无法识别红豆杉树,证人证词亦对此作出证实。

主审法官审理后认为,依《刑法》三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该罪的构成要求犯罪分子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采伐的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检察机关了解案件情况后主动撤诉。

三人偷树一人顶罪协议不成供出同伙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对一起盗伐林木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邓金旺、邓宗阳、邓茂生犯盗伐林木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至九个月,各处罚金6000元。

4月底至5月间,邓金旺、邓宗阳、邓茂生经商议,在未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的情况下,携带单手锯到连城县赖源乡郭地村东叉坑山场盗伐杉木,并将伐倒的杉木剥皮后锯成长2.8米至5米不等的原木溜到山场脚下。后被告人雇请本村6位村民将杉原木运至云水溪公路边堆放,准备出售获利时,被森林公安民警查扣。经鉴定,所盗伐的杉木计立木材积13.6184立方米。案发后,三被告人协议由邓金旺一人顶罪,另两被告人出钱给其用于缴纳赔偿林木损失金及罚金等。后三被告人因出钱数额达不成协议,被告人邓金旺将两同伙供出,在外逃过程中主动到森林公安机关投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三被告人违反森林法律、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集体林木数量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伐林木罪。

求财心切伐林木畏罪潜逃被通缉

黑龙江省东宁县公安局林业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非法采伐珍贵树木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现已被网上通辑。

李某系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居民,其于2004年9月花55万元从绥阳镇河南村村民赵某手中购买了绥阳镇河南村小金桥集体林山场的经营权,首期贷款付给赵某25万元,因急于还贷款,2005年11月中旬在山场采伐许可证没有下发的情况下,李某私自采伐人工落叶松、天然柞、桦树合立木蓄积82.9515立方米。同时,还非法采伐国家二级珍贵保护树木水曲柳32株,合立木蓄积6.0096立方米。案发后,李某畏罪潜逃。

6月4日,温天林在未办理《特许狩猎证》和《狩猎证》的情况下,擅自进入上杭县白砂镇大田村“死羊里”集体山场,非法架设一张塑料尼龙网猎捕野生鸟类。6月6日上午10时许,温天林到其非法设网处收网时,发现网上缠住了一只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角

(俗称猫头鹰),并将该鸟捕回家中。当天下午3时许,温天林将非法猎捕到的红角号鸟拿到省道围禾线上杭县白砂镇大田村路段销售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温天林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在未办理《特许狩猎证》和《狩猎证》的情况下,擅自上山设网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角号鸟一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滥伐逃亡一年被擒

安徽省安庆市一名木材贩子在滥伐林木逃逸一年后,终被池州市公安局牌楼森林派出所民警擒获。

据介绍,2004年10月,安庆市木材贩子汪某经人介绍以8000元的价格买了贵池区牌楼镇某村洪某山场的树木。双方口头约定,该山场树木的采伐、运输和林木采伐手续的办理都由汪某负责。汪某找人以洪某的名义,以树木生长过密为由向林业部门提出了采伐申请。当地林业部门根据申请到现场实地勘测后,给洪某下达了采伐方式为生长伐,采伐蓄积为6.8立方米的采伐许可证。汪某在拿到这份采伐许可证后立即组织人员以主伐的方式采伐树木蓄积达48.9立方米。

移栽红豆杉换来一年刑

“想不到移栽红豆杉也是违法的。”近日,因为非法收购移栽红豆杉而被判刑的浙江省磐安人陶怡德懊悔地说。

陶怡德是磐安县冷水镇小章村人,去年3月,他去该县盘峰乡黄坞村购买杉树时,发现该村应某(另案处理)的自留地里有红豆杉,就以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株移栽在自留地上。

经群众举报,磐安县森林派出所及时查处了陶怡德的非法移栽红豆杉行为。经林业部门鉴定,陶怡德收购的红豆杉树高3.35米,胸围0.28米,系我国野生南方红豆杉,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由于管理不善,这株红豆杉已濒临死亡。

日前,陶怡德被依法提起公诉,磐安县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涉嫌非法收购红豆杉案件,被告人陶怡德因犯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运输红豆杉一节被判拘役两个月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近日公开开庭宣判一起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被告人蒋某因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一审被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年初,蒋某在初坑山场发现一节他人盗伐遗留在山上的南方红豆杉。其认为红豆杉值钱,于是便用摩托车将拾得的红豆杉运回家中留待卖钱,在运输途中被查获。经鉴定,此红豆杉材积0.105立方米。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在未办理林木运输手续的情况下,运输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计材积0.105立方米,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鉴于被告人蒋某自愿认罪,积极缴纳罚金,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批少砍多滥伐林木武穴商人获刑三年

因多砍165.2立方米木材,湖北省武穴市一商人以滥伐林木罪近日被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

黄梅县法院审理认为,王某虽在林业部门办理了合法的采伐许可证,但批少砍多,且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故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去年10月,武穴市龙坪镇商人王某经人介绍到黄梅县杉木乡下河村购买树木。王某与村委会谈定后持村委会出具的采伐26立方米松树的申请报告和杉木乡林业站审批表,经黄梅县林业局审批在该县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了26立方米的林木采伐证,并与下河村委会签订了买卖树木协议书,付定金2万元。当月24日,王某组织民工上山砍树,共砍伐马尾松191.2立方米,实际滥伐树木材积165.2立方米。

两“老外”走私土沉香被逮

云南省西双版纳公安边防支队打洛边防派出所日前查获一起走私珍稀植物土沉香案件,查获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土沉香70公斤,价值20余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西双版纳公安边防支队打洛边防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偷偷运输4箱不明物从缅甸偷渡入境到中国打洛境内。4名民警立即前往边境某公路查堵,在对一辆从打洛开往景洪的依维柯客车进行检查时,当场从该车行李仓内查获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土沉香2公斤,并抓获缅甸籍和老挝籍犯罪嫌疑人2名。根据2人的供述,民警又在打洛镇某村委会村民岩某家将2人藏匿的另外68公斤土沉香查获。据2人交待,70公斤土沉香是在缅甸收购的,每公斤为100元钱,这些土沉香从缅甸偷偷运入打洛后,再通过邮寄方式分批寄到老挝河内,每公斤为3000元左右,而就在10月17日,2人已将40公斤土沉香通过邮寄的方式从西双版纳寄到了老挝河内。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第二篇：张林案例

{案例分析：张林的职业生涯}

张林，1959年生于中国北方一个小镇。正当他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后来又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到一个偏远的人民公社插队。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他考入了某财经学院。毕业后，在某市的一家造船厂做成本会计，一年半后，他辞职后到了某市一家集装箱公司谋得一份管理职位，三个半月后，他被解雇了。在谋求新的工作岗位时，他到一家职业介绍所作了能力测试并寻来帮助和建议，测试结果表明他最适宜做推销工作。那家职业介绍所为他找了一份药品推销工作，任职于一家大型医药公司。他喜欢这一工作，在那里干了一年半。后来，他听说另一个更著名的药材公司有同类型的工作，便向该药材公司申请，并在1984年被雇用。进入90年代，他的女儿长大并考入一所著名大学，但他的妻子却下岗了。张林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也变得有点工作狂了，因为他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人劝告他去找一位心理医生解除他的心理紧张。他接受了劝告，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作了一系列的咨询诊断。下面就是他在一次谈到他的工作历史时的诊断。

记录：心理医生：你干过很多工作，那是因为你在财经学院毕业后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缘故吗？

张林：确实是这样。我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决定我作为一名职员究竟想干什么。这曾经给我造成精神上极大的痛苦，甚至在今天仍是这样，我仍不能确定究竟何种类型的工作或职业最适合我。

心理医生：好，让我们先谈谈你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你在造船厂做成本会计，为什么要辞掉这份工作呢？

张林：首先它很烦人。我不喜欢整天跟数字打交道，不喜欢只在数字上加减乘除。另外，我认为那份工作毫无前途，那时我有很大的抱负，我要做较高层的管理人员，挣较多的钱。心理医生：因此你去了那一家集装箱公司？

张林：是的。那是一个我可以向公司证明我的能力、真正的管理职位。

心理医生：但是你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遇到了点麻烦。

张林：我不适应那种类型的组织。我监督工人们操作制造箱子的机器设备。这些工人都是从最偏远的农村招来的，很难管理，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他们对工作和公司没有积极的态度，毫无感情。我的老板，那个幕后指挥者，总是要求我对他们狠一些，督促我要求他们提高工作速度。

告诉你一个例子，你或许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手下有一个老年妇女，大约有50岁，生产装冰箱用的箱子，因为箱子太大，所以她处理起来比较困难。我敢说，她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我看见老板站在她身后，手拿着秒表，大声叫着，呵斥她快点。我一点也不喜欢他那样做，就像我不喜欢穿着鞋磕着地走路一样。一次，老板请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出去吃饭，那些同事极尽阿换奉承之能事，嘴脸极其令人厌恶。我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为了提升而必须做的事”。那之后不久，老板就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他认为我不会或不愿强迫别人努力工作。

心理医生：你对此有何反应？

张林：我十分难过。那时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能确定我究竟适合什么工作，因此我去一家职业介绍所去作能力测试。

心理医生：那么，测试结果怎么样？

张林：他们说我不适合做生产管理工作。测试结果显示我最适宜做推销工作。职业介绍所为我找了一家正招聘在东北南部从事推销工作的推销员的医药公司，并告诉我那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名称及特征，我去面试并被录用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培训后，我为那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半，然后到了XX药材公司从事现在的工作。

心理医生：为什么你辞掉了那份工作？

张林：我希望得到提升，但这在那家医药公司根本不可能，因此当我听说XX药材公司有

一个机会时，我就去了那里。我告诉他们，我想呆在沈阳，但当时只需要大连地区的推销员。于是我申请将沈阳作为第一选择，而将大连作为第二选择。结果他们派我去大连地区工作，我仍然很高兴，现在我真的喜欢上那里了。

心理医生：张林，你为这个公司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你肯定喜欢它，与你为之工作的前一个医药公司相比，你觉得它怎么样？

张林：它的产品比前医药公司的产品好，当然我很喜欢这一点。我不喜欢让医生用那些并非是市场上最好的药，卖最好的产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医生们对我也很热情，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产品质量最好。他们当然想用最有效力的药品。他们必须对他们的病人负责心理医生：你没有得到提升，然而你现在仍在该公司工作。你感到满意吗？还是你计划从工作中找寻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张林：是的，我喜欢自由自在，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一些睿智的人。像医生。我从与我交谈的医生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有时我没有很多时间去他们办公室聊天，但我们可以在我举行的会议或药品展承会上一起另很长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和医生们出去吃饭。我喜欢在一个声誉较好的公司工作。我们公司有同行业最好的研究部门，而且总能研究出更好的药品让我推销。这家公司不生产“你是，我也是”之流的产品，而是尽力使产品具有独特性

我的工作中也有一些我并不喜欢的东西。公司经常为某种药品展并促销活动。这些活动有些冒犯了医生，因此我不喜欢它们。医生们不喜欢哗众取宠或大肆喧染的营销，不喜欢那些不诚实的事情，或是那些只注重包装而不重视药品性能的做法。实际上，公司也不想花大力气开展营销活动，因为公司认为在产品的营销中起作用的是产品的质量而不是“营销压力”。有些药品，公司让我推销给医生，而且公司明知那些是积压产品，但我不愿意那样做，我想向医生推荐最优质的药品。我也不想为我不能施以任何影响的目标负责。公司总是为我制定目标，通常是这样一类目标，在三个月时间内，我必须在我负责的地区推销某种药品达到一定数量。但公司应该知道，除了我努力工作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目标的完成。我也不喜欢文字工作。但我必须请医生在领用试用品时在我准备的材料上签字．还必须把我的药品样品的分配情况以及每周都作了什么写成报告上交备案，当然。我也知道这一步骤很有必要。

心理医生：你没有提到在旅行中和你被迫完成任务的那些孤独难熬的夜晚。难道它不是工作中消极的因素吗？

张林：是的，特别是在冬天。但是我常常在一个美丽的小镇工作，我喜欢开车的时候观赏景色，我几乎认识所有居住在那里的人。我和医生们聊天，在他们的接待会上畅谈，同我所认识的人聊天，包括那些在各种各样的饭店、汽车旅馆和服务站工作的人聊天。心理医生：看来你肯定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你和其他人聊天从不感到不自在吗？

张林：我和偶然遇上的人谈得都很投机。我相信这样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谈论婚姻、抚养孩子、政治、体育、世界大事等各种各样的话题，具体话题取决于别人对什么感兴趣。所以我从不感到孤独。但现在看来，我也许做了一些不应做的事，我毕竟是一个有家的男人。一个女人的丈夫。

心理医生：你对你的工作还有什么其它感觉吗？

张林：没有，我想我已经谈完了。我现在相当喜欢我的工作，不想再做什么别的工作。我告诉你，我是希望挣更多的钱。但我想我不会为了挣更多的钱而牺牲现有的生活模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意识到过一种幸福生活是何等重要。但我在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生活，而现在，我想我懂了。

思考题：

1．张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的个性、他的需求是什么？

从文中看，张林是一位工作稳定，从事药品推销行业的中年男性。他下过乡，恢复高考后，他上了财经学院，毕业后，他先后从事了三种共四份工作。他虽然几次调换岗位，并小有成就，但他并不得志，没有真正实现其自身价值。他对目前的推销工作是基本适应的，但与他的某些个性倾向，如态度、价值观是有矛盾的，也就是说，当前的职业对他来说并非最佳选择。

张林的个性按照麦迪的个性性格类型属外向、高忧虑型；具有多血质气质。性格划分属于外向、独立、理智的类型。他的个性使他对当前的工作是能够胜任的，但有两点不相符合，一是他多年形成的正直、善良的价值观与他所在行业的经营目的和营销手段发生矛盾，二是他对自己所在单位所给的报酬也不甚满足，所以产生苦恼。

张林的需求侧重是分阶段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在前期主要是要让自己的价值得到组织和社会的承认，努力寻找独立发展自我能力的机会，希望获得管理工作和获得提升。在后期，面临着妻子下岗和女儿上大学的心理与经济压力，则希望有较高报酬的、并且不与自己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工作。

2．他现在的工作和过去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他？还有其他什么工作适合他吗？

张林先后做了三类共4项工作。

（1）他开始做成本会计工作虽然是专业对口，但与他外向、独立的个性是不适合的；（2）他做基层管理工作虽然可使他自我实现的需要获得一定的满足，但与他正直、善良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他不能容忍为了升迁而阿谀奉承和对员工吆来喝去。（3）他在推销员的岗位上是胜任的，但也希望谋求更大的发展，获得组织更多的承认，这点没有实现。同时，推销员的工作以及行业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做法也与他正直、善良的价值观和处世态度亦有矛盾。

他是个外向、独立、正直、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也许更适合做教师、培训师或社会工作者。

第三篇：人民警察法案例

人民警察法案例

本案中暂扣车辆是否合法?

【案情】

12月初，叶华(化名，)驾驶李明(化名)的轿车，乘载四人运往重庆。当车辆行驶至万盛区高速路口时，被运重庆市万盛区输管理部门以从事非法营运暂扣，并依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向叶华送达了《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随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叶华罚款3万元。李明知道自己车辆被扣后，要求返还车辆未果。3月11日，李明以暂扣车辆行为违法为由将万盛区运输管理部门告上法庭。

重庆市万盛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和《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具有对辖区内交通运输实施监督检查，并对无证经营的营运车辆进行暂扣的法定职责。原告叶华驾驶李明所有的车辆从事旅客运输，在受到被告检查时，不能提供车辆营运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的车辆予以暂扣”和《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以及在期限内拒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可以暂扣车辆或者设备，出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规定，被告当场对原告的运输车辆采取暂扣措施是合法的。遂依据《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三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

第三款的规定，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是行政法规授权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事业单位法人，有职权对其辖区范围内违反道路运输管理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本案中，叶华驾驶李明所有的车辆，从事旅客运输，在接受检查时无法提供车辆营运证，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对该车辆暂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此外，《重庆市道

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三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拍卖暂扣车辆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故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在叶华未缴纳罚款之前继续暂扣车辆并无不当。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暂扣期限形成较大分歧，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应暂扣至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时为止。暂扣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其目的就是要保障案件事实调查清楚，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的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说明暂扣车辆的目的已经达到，行政强制措施应当解除。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暂扣期限为七日。行政机关对非法营运车辆采取暂扣强制措施实际上是一种证据保全措施，是为了保障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暂扣车辆应当为七日。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暂扣期限为处罚决定书送达后三个月。理由为《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明确规定。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为了预防或者防止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予以强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暂扣车辆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仅具有保障行政处罚事实调查清楚的目的，更有保障行政处罚得到执行的作用。《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在三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拍卖暂扣车辆，所得价款除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从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看，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不仅是为了确保案件事实调查清楚，更是为了保障行政处罚得到执行。所以，运输管理部门在违法行为人叶某未缴纳三万元罚款前，可继续暂扣车辆直至采取拍卖措施前。当然，拍卖措施应当在处罚下达后三个月内实施。

第二，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已超出了保全证据的目的。非法营

运车辆作为认定非法营运行为的一项重要证据，行政机关通常采用扣押措施防止其逃逸，拒绝现场检查。从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概念来看，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目的通常就是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的取证工作顺利进行。但从《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看，暂扣非法营运车辆这种行政强制措施已超出保全证据的常用目的，现行立法规定暂扣车辆的期限为行政处罚后三个月，充分说明了国家打击违法营运的决心。这也是现行立法赋予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更深法律意义上的目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暂扣非法营运车辆的期限为行政处罚后三个月更符合现行立法的精神。

本案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有哪些违法情形?

【案情】

某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执法中发现一外地货车违章行驶，遂拦截并扣缴驾驶员的驾驶证。驾驶员请求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拿出执法证件，并申辩自己没有违反交通法规，要求执法人员说明扣缴理由。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辩为由，加处罚款200元，并限其当日去银行缴纳，否则从次日起按日加处5％的罚款。

【评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不主动告知，并在当事人请求告知的情况下仍不告知，违反行政处罚程序。

(2)《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辩为由加处罚款是违法的。

(3)《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仅限于对个人处于50元以下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必须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所以，本案处以200元罚款必须适用普通程序，不能当场处罚当场执行。

(4)《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所以，本案的执法人

员限令当事人当日缴纳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每日按罚款数额加处5％罚款也于法无据。

【案情】

5月28日，河南灵宝市政府以建设五帝工业聚集区为名，“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基本农田，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市政府书面公告了地上附着物数量及补偿金额并最终将租价提高到1年1200元／亩与农民达成协议。王帅的老家在大王镇南阳村，得知此事后，感觉政府所为明显违法，就上三门峡土地局、河南省国土厅网站查批文并通过网络在线信访多次向河南省国土厅递交举报信，但一直未果。

2月12日，在多次求助无果的情况下，王帅将照片发布到网上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2月23日，灵宝市公安局接到市抗旱工作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的报案，称在很多网上看到灵宝500万抗旱资金被贪污的帖子和网民的辱骂，灵宝市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后认为王帅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涉嫌“诽谤罪”，决定立案侦查。

3月6日下午两时左右，王帅正在上班，忽然有两名着便装的男子来到他们公司。其中一位对他掏出证件，证件显示对方是上海刑侦5队的警员。他们要求王帅“跟我到公安局走一趟，我们有点事要问你。”

“我还在想是不是我租房的地方有什么事了，就跟他下了楼。”容不得王帅多想，两名便衣将王帅带进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在车里，王帅见到了两名灵宝的老乡，没有亲切的招呼，只有一副冰冷的手铐。后来王帅得知，他们是灵宝市刑警大队的何艳伟和网警大队的李平。

此时王帅明白了，肯定是自己在网上发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引来了祸端。

王帅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刑警何艳伟问。

“不就是我举报市政府违法征地的事么。”王帅说。

“那就对了，看把你本事大的。你还干过什么？”

“没有。”

“没有？那些照片怎么跑到网上去的？”

王帅在上海被灵宝市刑警大队和网警大队的警员带走并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呆了3天。

3月9日下午，王帅被带回河南灵宝并在灵宝看守所关押了5天。3月10日，在公安局，王帅第一次做笔录。“还是那两个警察，他们想让我写悔过书，想让我承认因为征地补偿不满意，诽谤灵宝市政府不抗旱。”

“地都征了，还抗什么旱？”王帅反驳说，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更没有诽谤。

警察又让他承认照片是移花接木的，王帅拒绝。

做完笔录，警察给王帅发了拘留证，罪名是“诽谤”，“这时，警方容许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刚说了一句，‘我现在回来了，在灵宝市公安局’，警察就让我挂掉了。”

3月13日，警方将王帅作了取保候审，理由是“证据不足”。后来王帅才知道，原来是他家人和政府达成的协议，把果树砍了，警方才答应放人。4月10日下午，灵宝党政机关公众网出现关于《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一稿有关情况的回复，文章称，报道给灵宝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强调王帅诽谤案正在办理中。

4月15日，经灵宝市公安局执法监督委员会研究，王帅发帖“诽谤”案被定为错案，并以罪名不成立将案件撤销并解除取保候审将王帅释放，并给王帅国家赔偿783．93元。

灵宝市公安局本着实事求是、知错必改，违法必究的态度，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三章第六条第三款和《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对相关办案人员和责任领导予以责任追究。

一、灵宝市公安局副局长焦占林，分管网警大队工作，对错案的发生负有审核定性不准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

二、灵宝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黄立忠，对错案的发生负有审核定性不准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

三、灵宝市公安局网警大队民警李平，因办案业务知识不精，对错案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离岗培训。

四、灵宝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贺彦伟，因办案业务知识不精，对错案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离岗培训。

五、灵宝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宋中奎向上级党委做出深刻书

面检查。

【评析】

本案定性为错案，侦查程序存在以下问题：

（一）本案初查和立案工作有关领导审核定性不准。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如果一个网民对政府通过网络的方式发些帖子，那么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反映一些事情，尽管出现了不实，那么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也不构成诽谤罪。

（二）管辖错误。

即使本案构成诽谤罪，由于不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当属自诉案件，不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讯问违反法律规定。

（四）强制措施适用不当。

1．无拘留手续擅自将王帅羁押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程序失当。如果事先办理了拘留手续，则应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且通知家属；如果是办理的传唤或拘传手续，则应在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即进行讯问且不得超过12小时。

2．从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羁押到释放，羁押时间为8天，且没有办理延长手续，属超期羁押。

3．警方变更为取保候审，证据不足的理由失当。

第四篇：婚姻家庭法案例

《婚姻家庭法》教学案例

（编辑本案例供教学之用，其中有关案例分析意见仅供参考）

1、袁红、张志国事实婚姻案

[案情] 自诉人，袁红，女43岁，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被告人，张志国，男，42岁，现为旅日华侨，在日本横滨某电器工程公司工作。1984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87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1990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1992年8月，被告回国探亲，双方仍然保持同居关系，一个月后被告再次出国日本人那继续学业。1992年10月，原告欲想到日本探亲，遂开始比较频繁地与被告电话联系。一次偶然中，发现接听电话的人是女性，并声称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经怀孕，原告大吃一惊，遂通过中国外交部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获悉被告确实与一沈姓中国女公民于1992年2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1993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确认被告构成重婚，并要求撤销被告与沈姓中国女公民的非法婚姻关系。

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

（1）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2）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此案？

参考答案：

（1）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构成。

事实婚姻有以下特征：：

1、主观一致性，即男女双方在主观上是否均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

2、双方关系的公示性，即有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

3、实质符合性，即双方是否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

4、时间特定性、即他们婚姻是否在法律承认的时期内存在。

本案当事人共同生活长达8年的事实已经符合事实婚姻的条件。（2）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此案？

本案发生在1994年之前，所以承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由于其事实婚姻关系在前，而被告人又在与原告有事实婚姻关系期间与第三人结婚，构成重婚，所以法院可以根据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首先确认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然后，根据《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判决被告张志国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还与沈某结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同时，宣告被告张志国与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2、无效婚姻与事实婚姻案

[案情]1995年2月，20岁的陈艳（女）与21岁的潘强经人介绍相识，双方互有好感，很快决定结婚。当时潘强尚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因此，潘强欺骗陈艳说其已满22周岁，并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举行了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潘强在外工作，陈艳在家操持家务。1997年9月，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潘强以结婚时自己尚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其婚姻无效，并以婚后主要是自己挣钱的理由，要求婚后的存款全部归其本人所有。

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

（1）潘强能否主张婚姻无效？陈艳能否主张事实婚姻？（2）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此案？

参考答案：

（1）潘强能否主张婚姻无效？陈艳能否主张事实婚姻？

潘强不能主张婚姻无效，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婚姻关系，仅仅是同居关系。陈艳不能主张事实婚姻，因为1994年后我国不承认事实婚姻。（2）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此案？

潘强的诉讼请求有两个：一是请求宣告其婚姻无效；二是请求对其同居期间的存款全部确认归其本人所有。对前一个诉讼请求，法院不予受理。对第二个诉讼请求，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其同居的事实判决存款归双方共有，并对该存款进行分割。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3、方某与兰某申请结婚登记案

[案情] 方某，男，48岁，某市机械厂工人。兰某，女，26岁，某市人，无业。

方某的儿子方强与兰某于1991年结婚，1992年生下一子取名方盛。夫妻感情一般，日子过得尚可。但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方强在一次工地事故中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而撤手人寰，留下了兰某与年幼的儿子。由于兰某无业，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虽然有人劝她再嫁，但孤儿寡母谈婚论嫁也非易事，介绍了几次都不成。1995年，方某的老伴也因病去世，由于方某与老伴和儿子、儿媳原来住在一块，在双方都丧偶的情况下，彼此之间在生活上多有照顾，方某时常接济兰某，兰某对方某也是照顾有加，双方的感情渐渐愈越了亲缘关系。一次，兰某染上了严重的传染病，病情危急，方某不分昼夜地照顾，兰某深受感动，发誓这辈子再嫁就一定嫁给方某。兰某出院后，两人就住在了一起，彼此以夫妻相待。1996年8月，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办理结婚登记。

问题：

婚姻登记机关如何处理方某和兰某的申请？请说明理由。

4、马慧请求撤销结婚登记案

[案情] 1990年秋天，马慧的父亲因病住院，急需4000元钱，马慧四处求救未果，无奈只得到本村靠搞运输发家的马大富家借钱，马大富看着俊俏的马慧，想到自己的傻儿子马全智已到结婚年龄，但因幼小痴呆无人提亲，就打上了马慧的主意。马大富说，钱可以借，条件是与马全智结婚，马慧为借钱给父亲治病，只得答应，并与数日后与马全智去乡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但马慧提出婚礼要在3年后举行，且借款5000元，父亲出院后，马慧利用治病剩下的1000元钱在县城开了个馄饨摊，每月回家探望父亲的同时，还去马大富家帮马全智料理房间，无意间，马慧发现了马全智在省医院的诊断书，上面记载着马全智患先天性痴呆，3年后，马慧回村，还清了马大富的借款同利益计6647元，并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解除与马全智的婚姻关系。

问题：

婚姻登记机关该如何处理本案？为什么？

5、宋某与王某结婚纠纷案

[案情]宋男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到离老家很远的地方，与家乡亲友断绝了往来。宋男在大学期间结识了同班同学王女，双方关系密切，决定毕业后结婚。毕业前，宋男携其母去王女家拜访，对未来的女婿和儿媳，双方父母均表示满意。但在交谈中，得知宋男的祖母与王女的妈妈是同胞姐妹后，双方的父母均不同意此亲事，认为辈份不对且为很近的亲属。但宋男王女感情甚笃，坚持要求结婚。

依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1）宋男、王女是何亲属关系？

（2）婚姻登记机关应否给宋男、王女登记？

6、女方婚前怀孕男方是否可以提出离婚

[案情] 王某（男）与张某（女）于2005年11月结婚。次年2月，在检查身体时，王某发现张某已怀孕5个月。在王某的一再追问下，张某承认婚前与前男友曾发生性关系并导致怀孕。王某认为张某欺骗了自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张某的婚姻关系，张某不同意离婚。

[焦点] 本案的焦点是女方婚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婚后怀孕期间男方能否起诉离婚。对此，在审理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婚姻法》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1年内或中止妊娠后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在本案中，张某尚在怀孕期间，王某的离婚请求不应当受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婚姻法》的上述规定，对男方起诉权的限制不能绝对他理解。《婚姻法》同时还规定，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在本案中，张某在婚前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导致怀孕并向王某隐瞒了上述事实，违背了夫妻间相互忠实的义务。王某起诉离婚，属于“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范围，应当予以受理。至于是否准予离婚，取决于两人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夫妻感情如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

[评析] 《婚姻法》第34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1年内或中止妊娠后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甲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法律的上述规定体现了对特定期间内对妇女、胎儿和婴儿的特殊保护。因为上述期间内妇女的身心都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如果在此期间内男方提出离婚，对女方的身心健康和胎儿、婴儿的健康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法律对该期间内男方的起诉权作了限制。但法律对男方特定期间内起诉权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受此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女方怀孕系婚后与他人通奸所致；

（二）女方小产后，身体健康已恢复；

（三）男方受虐待，不堪忍受的；

（四）一方对他方有危害生命、人身安全等情形的。因此，如果女方婚后与他人通奸怀孕，男方提出离婚，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因为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怀孕，违背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义务，是对夫妻感情的极大破坏，在此情况下，继续限制男方的离婚起诉权，对男方显然是不公平的。

本案中，张某不是在婚后，而是在婚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导致怀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女方因通奸怀孕男方能否提出离婚的批复》中指出，男女一方婚前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应该与婚后通奸行为加以区别，一般不能作为对方提出离婚的理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关系尚未建立，男女双方之间还没有产生夫妻间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婚前性行为只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所以，对女方因婚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导致怀孕的情况，应当依照《婚姻法》第34条的规定处理，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的规定处理。

作者单位：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作者：郑志东

7、无行为能力人离婚案

[案情] 原告：田喜全，男，２８岁，无行为能力人。法定代理人：陈素芹，田喜全之母。被告：梁忠梅，女，２７岁。

田喜全与梁忠梅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登记结婚，婚后生一女田雨（两岁），婚后夫妻感情较好。１９９３年８月３０日因交通事故，田喜全被汽车撞伤，头左颞枕部颅骨粉碎性骨折，经法医鉴定为头部伤残 Ⅰ 级（植物人，无行为能力）。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７日，田喜全之母陈素芹以田喜全夫妻感情不好，特别是田喜全因交通事故致伤后，发现梁忠梅有外遇，夫妻感情破裂为理由，以田喜全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梁忠梅离婚。陈素芹并委托田喜全之姐李涉萍为委托诉讼代理人。

梁忠梅辩称：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审判] 铁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虽系自主婚姻，但婚后一直未建立起真挚的夫妻感情，加之原告在事故发生后，住院期间为生活琐事及原告对被告不信任等问题发生纠纷，造成夫妻感情破裂。现原告要求离婚，理由正当，应准予离婚。鉴于原告身体情况，原、被告离婚后，婚生女由被告抚养为宜。被告梁忠梅不同意离婚，但又不尽力照顾原告，努力争取夫妻和好，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２日判决如下：

一、准予田喜全与梁忠梅离婚；

二、婚生女田雨（两岁）由被告抚养，田喜全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５０元，从１９９４年７月起付至田雨１８岁止。

宣判后，梁忠梅不服，以夫妻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为理由，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田喜全的母亲及其姐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田喜全与梁忠梅系自主婚姻，并生有一女，婚后夫妻感情较好。田喜全虽因交通事故伤势严重，但其住院期间梁忠梅曾去护理，并多次表示愿意照顾其今后生活，故原审法院判决双方离婚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驳回田喜全离婚请求。

8、杨森诉张丽离婚案审理期间因婚姻登记被依法撤销撤诉案

[ 案情 ]

原告：杨森，男，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出生，农民，住河南省汝南县三桥乡。

被告：张丽，女，１９７４年４月５日出生，农民，住同上。

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日，原告与被告虚报年龄，在汝南县三桥乡人民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同年１０月３０日，被告生育一女，取名杨颖。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日，原告杨森以感情不和为理由起诉至汝南县人民法院，请求与被告张丽离婚。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后，三桥乡人民政府在普查婚姻登记情况时，发现杨森与张丽结婚时均未达法定结婚年龄，有欺骗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行为，即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２５条的规定，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撤销了杨森与张丽的结婚登记，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了结婚证。１２月２２日，在双方亲属及村民委员会干部主持下，杨森与张丽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达成了协议：

一、双方生育一女杨颖，由杨森抚养，张丽不负担子女抚育费；

二、双方个人财产各归各自所有，杨森付给张丽经济帮助费５００元。上述协议达成后，已分别履行完毕。

[ 审判 ]

汝南县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５日立案受理了此案，在法院还未开庭审理此案前，出现了上述情况。就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此案，合议庭出现了三种意见：

一、法院应裁定终结诉讼。理由是原告起诉目的是为了解除婚姻关系，离婚是主诉；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是依附于离婚之诉的从诉。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已被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确认无效并解除；双方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已达成协议，所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再继续诉讼已失去实体、程序意义，法院已没有继续审理的必要，故应裁定终结诉讼。

二、法院应继续审理，依法出具判决书。理由是虚报年龄骗取结婚证是一种违法民事行为，法院应依法确认当事人婚姻关系无效，以显示法律尊严，并用判决形式认可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当事人婚姻登记的效力，认可当事人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三、应动员当事人撤诉。根据本案情况，原告诉讼目的已全部达到，故没有继续诉讼的必要，法院可动员原告撤诉。在原告表示可以撤诉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准予原告撤诉即可。

１９９５年１月３日，汝南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认为：首先，本案不宜裁定终结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终结诉讼仅限于该条规定可以终结诉讼的４种情况，即由于一方当事人死亡所出现的４种特定情况。以该条规定以外的原因终结诉讼，于法无据，是不妥的。其次，此案不宜继续审理。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有确认无效婚姻并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利。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已经撤销了本案当事人的结婚登记，法院就没有必要对同一事实再作处理。如果当事人对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结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对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当事人的结婚登记被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撤销后，双方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不能达成协议，当事人可就此方面的内容进行民事诉讼，法院也仅就此内容进行审理。据此，原告的诉讼目的已通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原、被告自行协商的行为全部达到，且从程序上、实体上均不违法，法院继续审理此案已失去意义，动员原告撤诉就是可行的。汝南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动员原告撤诉。

同年１月５日，经合议庭动员，原告同意撤回起诉。合议庭当即以口头形式裁定：

准予原告杨森撤诉。诉讼费减半收取，由杨森负担。

9、丈夫同性恋能否构成离婚条件

[案情] 曹某与丈夫傅某系同学，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７日，双方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今年初，曹某发现丈夫行为异常，与同性朋友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亲昵关系，夫妻间关系因而紧张。为了维持夫妻感情，消除疑虑，傅某与曹某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３１日协商签订了《夫妻忠诚协议》，约定如有一方出现道德品质问题，背叛另一方或有婚外情等行为，应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３５万元。

事隔不久，曹某在家中偶然发现丈夫与别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的照片数张，即责问傅某，傅某明确告之自己确实与他人有同性恋关系。曹某气愤异常，不能容忍丈夫的不忠行为，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诉讼期间，原告曹某提出，傅某与别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要求与被告傅某离婚，并赔偿原告曹某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３５万元。被告傅某在原告提供的证据面前，承认与别的男子有同性恋关系，但认为这种关系并不违反《婚姻法》的规定，也没有严重伤害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因而不同意原告曹某提出的离婚请求，更不同意赔偿原告曹某损失费３５万元。

最终，曹某与傅某在法院审理中达成调解意见：傅某同意与曹某离婚，并且赔偿曹某人民币５万元。

[法理评析]

此案的法律问题是，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是否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确认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对此存在两种争议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并没有违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异性同居而非同性同居，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的原则，不应当认为傅某的行为导致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破裂，故原告曹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判决驳回曹某的诉讼请求。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导致了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破裂，因为其同性恋行为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原则，侵害了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应当适用《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准许原告曹某与被告傅某的离婚。

以上两种意见就法律适用争议颇大，实践中又无先例可循，笔者试就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一、离婚的原则性标准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一规定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我国离婚制度中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处理离婚纠纷，决定是否准予离婚的基本原则。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指夫妻感情已达到了真实的、完全的、长久的无可挽回的程度。它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不是将要破裂或可能破裂；二是真正破裂而不是虚假现象或者第三人的猜测臆断；三是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而不是刚刚产生的裂痕或者尚未完全破裂。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虽然《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采用列举法规定了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五种情形，但在实践中原因非常复杂，往往有可能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因而在处理离婚案件时，首先应当弄清当事人离婚的真实原因，在此基础上确定夫妻感情有无达到确已破裂的标准，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

二、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构成《婚姻法》规定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条件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它的内容包括：（１）婚姻应是一男一女的结合；（２）已婚者不可再行结婚；（３）禁止任何婚姻关系以外的两性关系。

本文被告傅某与别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表面看来，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同性之间的，似乎并不违反《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其实不然，我国《婚姻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夫妻双方互相忠实包括性行为方面的忠实，这是婚姻的单一性与排他性的必然要求。被告傅某虽然与原告曹某签有《夫妻忠诚协议》，但傅某并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仍与他人保持同性恋关系，事实上与原告曹某已不存在感情相吸的可能，在傅某的思想主观上，已经有了第三者，尽管这种第三者是同性的，但结果仍然是将妻子的感情排斥在外，这就带来了傅某与曹某无性爱的可能，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导致双方丧失共同生活的基础，引发夫妻关系解体的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和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规定，背叛了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和关系，因而对曹某与傅某离婚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规定，确认曹某与傅某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许离婚，并予以赔偿。

10、杨某与柏某离婚案

[案情] 原告杨某，男，31岁，某乡办企业管理人员。被告：柏某，女，26岁，某乡农民。

杨某于1990年应征入伍，1993年复员，回家乡后在乡办低压电器厂作工人，因表现出色，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被安排到政工科作人事工作。杨某在部队服役期间，父母为他物色了一个对象柏某。二人只在杨某探亲时匆匆见过一面，杨某对柏某的印象并不太好，但碍于父母的心愿，便答应下来。由于杨的父母希望早抱孙子，杨某复员当年就办理了登记结婚手续。结婚以后，杨某吃住在工厂，只是周末才回到家中团聚。其间又多与父母在一起，柏某常有怨言。1995年5月，柏某怀孕，杨的父母喜气洋洋，杨某却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在柏某怀孕前后，自己身体不适，双方并未同房，柏某如何能够怀孕？追问之下，柏某承认曾经与他人通奸，但拒不说出男方是谁。杨某一气之下，动手打了柏某，并从此不再与柏某同居。杨的父母虽发现儿子和媳妇关系疏远，但以为是儿子体贴媳妇的缘故，并未在意。由于柏某身怀有孕，杨某没有提出离婚的问题。1995年7月，柏某在一次回娘家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造成流产。同年9月，杨某所在工厂分来一位技校毕业的女生刘某，由杨某负责安排工作和生活，接触中双方互有好感，往来密切。杨某决心和柏某离婚，遂于1996年2月向县法院提起诉讼，以柏某与人通奸，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要求与柏某解除婚姻关系，房屋为父母所有，不在分割之列，其他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双方均等分割。柏某认为婚后夫妻尚好，自己虽有错误但已经改正，对方行为粗暴也应给予批评，杨某提出离婚是因为他嫌弃自己是农村妇女，喜新厌旧，因此坚决不同意离婚。

[问题]根据本案事实，你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准予离婚？请说明理由。

11、违反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义务导致离婚纠纷案

[案情]王某与赵某原系某工厂同事，双方经人介绍，在恋爱3年后，于1990年3月结婚，婚后生有一子。1996年，王某辞职下海，到南方一家公司做推销员。后与新单位的一女同事张某来往密切，到后来发展为非法同居关系。赵某多次劝丈夫洁身自爱，断绝与张某的交往，但王某执意不听。2001年12月，赵某以王某违反新《婚姻法》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规定和张某侵犯其配偶权为由，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责令王某停止与张某的不正当关系，赔礼道歉，判令张某停止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

问：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能否以他方违反《婚姻法》第四条为由提出诉讼？要求“第三者”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12、王军、李萍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王军与李萍于1995年结婚，两人结婚用房是王军在1993年为结婚购置的，现价值20万元。王军与李萍婚后一直与王军祖父母住在一起。1996年生育一女孩也由祖父母代为照顾。2002年王军的父亲去世，王军继承了1万元的遗产。2003年李萍的父亲去世，李萍继承了一批字画，估价10万元。王军平时爱好写作，出版了一部小说，稿酬6000元，全部用于购买了专业书籍。2000年结婚五周年纪念日，两个用存款购买一枚价值5000元的钻戒，一直由李萍戴着。2003年元旦同学聚会，李萍遇到了初恋情人刘宾，刘宾已是南方某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两人相见，旧情萌发，李萍为了与刘宾远走高飞，辞去了工作，并向法院起诉离婚。王军同意离婚，但双方对孩子的抚养权、财产分割等问题不能达成协议。

根据本案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1）案例中的各项财产，应如何处理？（2）子女的抚养权如何处理？

13、胡红卫诉黄燕明离婚及分割股票、中签股票抽签表纠纷案

[案情] 原告：胡红卫，男，２６岁，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员工，住深圳市南油后海村４２号。

被告：黄燕明，女，２５岁，蛇口三益康泰电子有限公司合同工，住深圳市蛇口槟榔园八２４栋４０５房。

原、被告于１９９１年经人介绍认识后恋爱，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双方登记结婚。婚后初期感情尚好，未生育子女。后由于双方个性差异，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双方于１９９３年５月分居至今。１９９３年７月８日，原告以夫妻感情早已破裂为理由，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离婚并分割夫妻存续期间共同购置的包括中签的股票抽签表在内的一系列共同财产。

[审判]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经对原、被告双方做调解工作，原告坚持离婚，被告也表示同意，双方当事人在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６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

一、原告胡红卫与被告黄燕明自愿离婚。

二、夫妻共同财产２１寸乐声彩电、丹尼冰箱各一台，归被告所有；音响一套，归原告所有；被告付给原告财产折款人民币１０００元。

三、赤湾股票１０００股（每股按１１．７５元计算）、蛇口工业区集资人民币３０００元归被告所有，被告付给原告折款人民币７３７５元。

四、深圳市１９９２年新股中签表一张归原告所有，原告付给被告购表款人民币５００元。

五、原告付给被告经济资助人民币２８０００元。以上款项相抵，原告应付给被告人民币２０１２５元，此款分两期付清，即本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１５天内付１０１２５元，余款１万元于半年内付清。

3、陈素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理无行为能力人田喜全诉梁忠梅离婚纠纷案

14、达永菊诉申朝俭拆毁其离婚时分得的房屋要求赔偿纠纷案

[案情] 原告：达永菊。被告：申朝俭。

１９７４年元月，达永菊与被告申朝俭之子申贵德结婚。婚后与公、婆共同生活５年，于１９７９年随夫申贵德到西宁申贵德单位共同生活。１９８８年９月，达永菊、申贵德、申朝俭商议，在原籍互助县红崖子沟乡小寨村办一个小卖部，由达永菊经营，以解决达永菊和女儿的生活。此后，由申朝俭以达永菊名义办理了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银行贷款５０００元。达永菊夫妇利用５０００元贷款建房４间，购置了货物。建房中用了申朝俭家的杨树３棵，旧窗户两副。房建好后，达永菊开小卖部进行经营。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申朝俭因向达永菊索要小卖部土地使用证，双方发生纠纷，申朝俭手持木棍和他人将小卖部中的部分商品、柜台玻璃、醋缸等砸毁。同年１１月２４日，达永菊因与申贵德不和，双方在互助县红崖子沟乡人民政府自愿办理了离婚登记，领取了离婚证书。离婚证上载明小卖部４间房归达永菊所有。离婚后，申朝俭得悉达永菊欲将小卖部卖给他人，即以小卖部是大家庭共有财产，自己是共有人之一为名，于同年１１月２８日将小卖部４间房的屋顶掀去，并将门一副、窗户三副、大梁两根、檩条１６根，椽子４６根、货架柜台各３组、玻璃砖１３块拉回自己家中。

对此，达永菊以申朝俭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为理由，诉至互助县人民法院，要求申朝俭归还拉走的财产，修复４间房屋，并赔偿被砸损的财产损失。

申朝俭辩称，小卖部是我们共同商议办起的，土地审批、办理营业执照和向银行贷款，都是我办理的，小卖部４间房屋属家庭共同财产，不是达永菊个人财产。

[审判] 互助县人民法院因申朝俭退休前系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故将案件移送给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小卖部房屋４间，在互助县红崖子沟乡人民政府颁发的达永菊与申贵德的离婚证书上，明确载明归达永菊所有。申朝俭将该４间房屋顶及门窗折除，其行为侵犯了达永菊的合法权益，应负赔偿责任。达永菊请求申朝俭赔偿砸损的货物，以及申朝俭追要部分贷款的要求，因当时达永菊尚未离婚，与申朝俭未分家另过，属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四）、（七）项之规定，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４日判决：申朝俭将拆去的达永菊所有的４间房的屋顶材料、门窗全部返还给达永菊，并赔偿维修费５００元，判决生效后一次付清。

对此判决，达永菊、申朝俭均不服，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达永菊上诉称，一审判赔偿５００元维修费不足以弥补损失。申朝俭抢去的货架、柜台、玻璃未判，申朝俭砸毁的商品价值１４００余元未予赔偿，这些是我和申贵德的财产，不属于家庭共同财产。

申朝俭上诉称，小卖部属家庭共同财产，达永菊与申贵德离婚时，登记归达永菊所有，未经他同意，不应判归达永菊。拆去的木材属于自己应有的部分，是本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采取的紧急措施。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达永菊、申贵德结婚后，虽与申朝俭夫妇共同生活，但到１９７９年，达永菊随申贵德生活，即在经济上与申朝俭互相没有来往。小卖部创办过程中，申朝俭虽然帮助办理了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及贷款，但并未投入资金。杨树３棵和旧窗户两副系对儿子、儿媳的赠予。小卖部房屋属达永菊、申贵德的共同财产。申朝俭伙同他人肆意砸毁商品等，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在达永菊与申贵德离婚后，婚姻登记机关已明确将小卖部归达永菊个人所有，申朝俭仍揭房顶，拆门窗，严重侵犯了达永菊的合法财产权利，申朝俭应负一切赔偿责任。申朝俭上诉理由不足，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只赔偿维修费５００元，不足以弥补达永菊的损失，达永菊的上诉理由充足，应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判决；

二、申朝俭返还给达永菊大梁２根、檩条１６根、椽子４４根、门１副、窗户３副、柜台３组，玻璃砖１３块；

三、申朝俭赔偿砸毁达永菊小卖部商品损失７００元，房屋重修费用损失１３００元，共计２０００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交付完毕。

15、詹华与韩云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詹华（男）与韩云（女）于1989年经人介绍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1991年4月，两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感情尚可。自1996年起，詹华开始迷恋于文学写作，对家务不闻不问。时间一长，韩云对此很不满，两人经常吵架，感情急剧恶化。2002年，韩云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詹华也表示同意。双方对财产问题存在争议：韩云要求分得夫妻居住期间的二间房屋的一半；诉讼期间，詹华的一篇小说发表，得稿酬18000元，韩云也要求分得一半。但詹华不同意她的要求，理由是，二间房屋是婚前所建造，应属其个人财产；稿酬是他个人劳动所得，应属个人财产。

问：法院应否支持韩云的诉讼请求？

16、张丽与于建国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张丽（女，23岁，未婚，公司职员）在一次社交场合与于建国（男，35岁，已离婚，有一女儿）相识，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双方决定结婚，并于1998年5月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2001年6月，李强（男）闯入了张丽的生活，导致其家庭关系骤然紧张。于建国在考虑之后，提出离婚，两人在财产分割上产生了分歧，遂起诉到法院，要求解决。在离婚诉讼期间，张丽就其一项专利与一家公司签定专利转让合同，可获10万元。

问：（1）于建国在婚前购置的轿车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2）于建国在购置该车时，曾向人借债2万元，这笔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

（3）10万元转让专利的费用应归谁？

17、夏某与岳某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夏某与岳某于1993年经人介绍相识，1994年3月登记结婚。岳某18岁入伍。结婚时，岳某在外省某部队机关工作。婚后，夏某的父母赠给两人名人字画6幅，纯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共价值7.2万元。婚后不久，岳某复员回家，带回医疗费5000元，高原补助费4000元和一次性自主择业费52000元。两人居住的房屋是夏某婚前从单位承租的，婚后两人共同出资购买，但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夏某名下。2004年5月，岳某与一女同事出差时在旅店同居被公安部门查获，后夫妻感情破裂。两个月后，夏某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要求房屋及结婚时父母所赠财产全部归其所有，并平均分配岳某从部队带回的医疗费、高原补助费及一次性自主择业费。

问：（1）房屋是夏某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2）夏某父母赠与的财产可否作为共同财产分割？

（3）岳某带回的医疗费和高原补助费和一次性自主择业费应是岳某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18、施 ×× 诉朱 ×× 离婚及双方书面同意的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抚养案

［案情］

原告：施 ××，女，３３岁。被告：朱 ××，男，３８岁。

原、被告双方于１９８７年９月经人介绍建立恋爱关系，同年１１月登记结婚。因婚后三年未能生育，双方遂到医院检查，确认被告无生育能力。为生育后代和维持婚姻关系，双方商量决定让原告到医院进行人工授精。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双方到某医院递交了人工授精申请书，其中写明： “ 我们承认人工授精后出生的子女就是我们的亲生子女 ”。该医院在与双方签订了人工授精协议后，对原告施行了人工授精术。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原告生下一子。此后因被告酗酒、赌博，并打骂原告，双方产生矛盾。１９９４年９月，被告因招摇撞骗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一年，并被单位开除公职，致使家庭收入减少，生活受到影响，夫妻矛盾日益激化。１９９６年２月，原告以被告经常酗酒、赌博及经常无故打骂她为理由，起诉到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要求与被告离婚。

被告答辩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是原告向其无度索要钱财而致其犯法造成的。现原告坚决要求离婚，本人同意，但要求享有全部共同财产。原告经施行人工授精所生之子与我无血缘关系，我不抚养也不负担抚养费。

［审判］

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相识不久即结婚，双方婚前缺乏了解。１９９４年以后，夫妻间的矛盾加深，直至夫妻关系恶化，被告应负主要责任。现原告提出离婚，被告表示同意，应当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对于子女抚养问题，按双方的意见及本案的具体情况，由原告抚养为宜。对于子女抚养费问题，因被告无工作，靠救济为生活来源，可由其每月负担子女６０元抚养费。对于财产分割，应按照顾抚养子女一方及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５日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被告离婚。

二、婚生一子由原告抚养，被告自１９９６年８月起每月付给原告子女抚养费６０元，至该子独立生活时止。

三、财产分割（略）。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

19、离婚时人工授精子女如何处理

[案情]张丽与王平于1995年结婚，婚后多年没有生育。经过医院检查，发现王平因病不具有生育能力。2002年，二人一同到医院为张丽进行了二次人工授精手术，不久，张丽怀孕于2003年生下一个女儿。但此后，双方经常为家庭琐事打架吵嘴，而且双方性生活也不协调，感情日惭冷漠，以至二人分房而居二年，分居期间女儿随张丽生活，2006年张丽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离婚并要求抚养女儿，要求王平按月支付女儿生活费300元，开庭时，王平同意离婚，但认为女儿与其无血缘关系，不是自己所生，不愿承担抚养费，抚养费应由张丽自行承担。

法院最终判决：双方离婚，女儿由张丽抚养，王平承担抚养费每月2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为至。

[分析]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理由如下：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2条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双方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应判决离婚：“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而且男方也同意离婚，所以法院判决二人离婚。关于女儿的抚养费男方是否应承担问题法院如此判决也是有法律依据的，1991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明确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张丽进行人工授精手术时，均由王平陪同，显然是同意的，所生女儿应视为婚生女，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7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因此，王平应当承担女儿的抚养费。

20、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甲男、乙女于1999年1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老年人再婚。结婚后的甲、乙居住在甲1998年12月购买的公房内。1999年10月，甲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因病去世，在遗嘱中确定，其生前所有的地处A市“玫瑰家园”的单元房一套由父亲继承。该房价值人民币20万元。婚后甲劝乙辞去工作以安度晚年，乙考虑到自己身体确实不好遂辞去工作。甲再婚后仍然忙于做生意，常早出晚归。乙认为甲对自己冷淡、不够关心，遂于2002年9月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乙诉称，双方婚前缺乏了解，仓促结婚，没有夫妻感情，非但不能安度晚年，反添烦恼、痛苦，坚决要求与甲离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离婚诉讼期间，乙的老父亲去世，未留有遗嘱，乙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价值12万元的汽车一辆。甲同意离婚。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1）“玫瑰家园”房屋应归谁所有？（2）价值12万元的汽车应归谁所有？（3）乙是否有权分得甲已购的公房？

21、李某、黄某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 李某，男，37岁，某广告公司经理。黄某，女，34岁，某单位职工。

李某与黄某原系同一单位的职工，在工作中相识并产生好感，经半年恋爱后于1994年10月登记结婚。婚后感情一般。1998年，因单位不景气，鼓励职工停薪留职或辞职另谋职业。李某经考虑决定自谋职业，在获得单位2无元补偿金后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经理。由于开展业务的原因，李某时常回家很晚，黄某为此非常不满，备感寂寞，经常出去跳舞，并在舞场结识了赵某（男35岁，某市中学教师），两人一见如故。黄某觉得离婚是自己追求的幸福生活的惟一选择，2001年7月，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李某同意离婚，但双方对财产的分割产生争议。经法院调查，目前的财产状况是：李某婚前个人所有的一居室房屋1套；以黄某名义在银行存款3万元；婚后所购家用电器若干。此外，还有李某由部队复员时所得复员费1.2万元，黄某在香港的舅舅指名遗赠给黄某的美元1.5万；个人衣物等生活用品若干。李某主张自己婚前所有的房屋、从部队取得的复员费和利用单位所发补偿金从事经营所得应当归自己所有，其余均属于共同所有财产。黄某主张自己舅舅遗赠的1.5万美元，以自己名义的存款3万元应归个人所有，其余均属共有财产。

[问题] 对本案双方争议的财产，如何进行分割？请说明理由。

22、丁香与葛辉离婚财产纠纷案

丁香与葛辉1988年11月经法院判决离婚，法院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均作了判决，双方均未上诉。1995年葛辉又与王红结婚。1987年9月的一天，葛辉与所在区城市改造办公室签订购房合同一份，于当日交款17175元，以拆迁房预售形式购买了某楼一处店面房，并于1990年店面建成后取得了该店面。2000年3月，葛辉向政府领取了该店面房屋所有权证。2002年1月，丁香向法院起诉，称其刚刚获悉该店面房系葛辉1987年9月交款购买，应属葛辉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请求判决该房所有权的一半归其享有。一审法院于2002年6月判决驳回了丁香的诉讼请求。丁香不服，提起上诉，称葛辉1987年9月购买了该房，1988年11月法院判决葛辉与其离婚时，葛隐瞒了该财产，其在2002年1月才得知权益受到侵害，诉争的店面房属葛辉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其理应享有一半产权。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了丁香的诉讼请求。

2003年10月，葛辉因装修家居向朋友刘某借款3万元，约定2年还款。2005年，葛辉与王红的婚姻又亮起了红灯。2005年6月，双方在法院协议离婚，并达成了“房屋财产归王红所有，债权债务由葛辉承担”的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后，葛辉为逃避债务“溜之大吉”。刘某对葛辉到期借款主张债权，将葛辉告到法院。经审查，葛辉下落不明无法到庭，原告追加已离婚的王红为被告。王红以离婚协议中规定的由葛辉负责偿还为由，拒绝清偿借款。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

（1）对丁香要求店面房一半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你认为哪个法院的判决正确？

（2）王红拒绝清偿葛辉的借款，法院应如何判决？

23、黄明离婚财产纠纷案

黄明与叶莉于1980年结婚，结婚前叶的父母送给叶一盒价值万元的首饰作为嫁妆。婚后黄、叶生育两个子女。1990年，叶不幸遇车祸身亡。2001年，黄明认识了焦娟，两人彼此都有好感，经人撮合，两人于2002年结婚。婚后，两人感情很好。考虑到焦娟没有子女，黄便与焦商量，把首饰归焦个人所有，其余财产作为双方共同共有的财产两人签订了协议并到市公证处公证。后来，黄明的长子黄磊知道了父亲和继母的协议后，非常生气，觉得父亲把母亲的东西送人，太不应该，便动员其妹黄芳一起到法院起诉，要求焦娟将首饰交出来。法院受理了此案。

请根据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

（1）叶莉的父母送给叶的首饰是什么性质的财产？（2）黄明与焦娟订立的财产协议是否有效？

参考答案：

（1）首饰是叶莉的婚前个人财产，叶莉死后，首饰成为叶的遗产的一部分。(2)协议无效。因为这份协议侵犯了黄磊和黄芳的财产权。婚姻法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本案中首饰是黄明的前妻叶莉的个人财产，黄明与焦娟无权对他人的财产进行约定。

24、丁、徐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丁、徐二人经人介绍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于1998年6月登记结婚，结婚时由于双方收入相差很大，故而立下书面约定，每人将每月收入中的1000元共2000元作为双方的共同财产，由徐某支配，负责日常的家用，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的其它个人所得归属个人，个人所负债务由个人负责。另外，如双方经协商一致需要购买贵重的生活用品，如电器等，由丁某负责。双方在这份书面协议上签字并进行了公证。

2000年4月，丁某向赵某借款10万元炒作股票，约定2年为期，按银行贷款计息，但未对赵某说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由于丁某操作不当，炒作股票不但没有获利，反而被套牢。2002年2月，徐某花2元钱购买的福利彩票幸运地中了一等奖，获得税后奖金15万元，存入银行。

2002年4月，赵某见到丁某，表示约定偿还借款期限已到，要求偿还所借10万元及利息。丁某说自己没钱，但是徐某刚刚中了奖，可以找她；赵某找到徐某，徐某以与丁某有夫妻财产约定为由拒绝。于是，赵某将丁某和徐某诉到法院，要求他们清偿债务。

问：本案应该如何处理？

25、王、李离婚财产纠纷案

[案情]王某与李某于1991年结婚。对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没有约定。婚前，王某有继承所得房屋5间，婚后由双方居住。1999年，王某以双方的名义借款2万元对房屋重新进行了装修。2001年5月，王某下岗，生活顿感拮据，他计划从事家用小电器的经营，但苦于没有资本，遂准备出让3间房屋，李某坚决反对。同年6月，李某的朋友介绍王某到某厂作清洁工，李某代为答应。王某认为工作非常辛苦且收入太少，不愿前去。李某认为，经营小小电器风险太大，作清洁工收入不多但比较安定。王某则认为自己原在的工厂就是家用电器厂，自己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一定能够盈利。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王某便起草了一个协议，内容是王某自主经营，盈亏自负，每月给李某1000元作为共同生活费用。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此时，王某准备结婚，正在到处寻找住房，经人介绍，王某与王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王某以20万元的价格出让房屋3间，合同经过了公证，张、王二人共同到房管部门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李某得知后，认为自己和王某结婚已经9年，房屋已经属于夫妻共有，况且装修时是用双方名义借的钱，王某对房屋无权擅自处分，坚决不同意将3间房屋出卖，拒不腾房。王某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某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交付房屋。

问：本案应该如何处理？

26、赖债离婚的案例分析

[案情]

2001年4月，吴大志、林淋夫妻两人开办了某电动自行车配件厂，为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厂家提供车架等配件，由吴大志具体负责经营，林淋分管日常管理。

刚开始的两三年间，与电动自行车厂的供货业务往来正常，后来由于该厂的配件质量不过关，加上市场竞争的关系，生产的配件大量积压，至2005年年底已赊欠与该厂建立“上水道”业务关系的供货商洪某、季某货款共173000元。2006年4月，在多次因催讨索要未成后，洪某和季某分别将电动自行车配件厂法人代表吴大志诉至人民法院。去年7月，因业务往来关系明确，法院分别判决吴大志全额给付季某、洪某货款。

吴大志、林淋夫妻俩虽然知道欠款是真，法院判决也没错，但想到这几年自己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如果履行法院判决，自己几乎倾家荡产。为使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两人于2006年8月8日协议离婚，约定除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生活日用品归吴大志外，包括电动自行车配件厂等其余财产全部归林淋所有，并于8月18日更换了该厂的法人代表，17万多元的债务由吴大志偿还。8月30日，法院向吴大志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履行法院判决。此时，法院才发现吴大志已与妻子离婚，并将所有财产转移到林淋的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9月20日，季某、洪某一起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吴大志和林淋用离婚方式逃避债务，要求追加林淋为被执行人。10月中旬，林淋得知法院将自己列为被执行人，也要让其承担债务后，马上到工商部门将该电动自行车配件厂注销，将该厂的机器、产品变卖。去年12月6日，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认为吴大志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执行中，吴大志和林淋都不肯提供可供法院执行的财产，被法院分别予以15日和7日的司法拘留。

3月上旬，吴大志和林淋分别收到了再次执行通知书，要求于3月底前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否则将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以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罪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析案明理之一：共同债务夫妻都有清偿义务

人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想尽办法来逃债，“假离婚真逃债”就是一种惯常使用的方法。大多表现为：夫妻双方一般通过协议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一方把夫妻所有债务都负担下来，而把共同财产全部分给另一方；当债权人或法院执行时要求夫妻偿还债务，负债一方就以自己名下已无财产为由而不履行，有财产的一方则以离婚为由不负偿还责任，两人以此达到逃债的目的。待还债**过去后，夫妻两人又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而，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表面上协议离婚，掩盖逃债的非法目的，属无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2款也明确规定，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财产分割约定，其约定无效。

通俗地说，当知道需要共同承担债务时，夫妻才进行的离婚，并由此进行的明显属于规避债务的财产分割无效。即使双方感情确实破裂，也不能逃避夫妻之间的债务。《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夫妻就应共同清偿，并承担连带责任。

析案明理之二：主张债权有多种方式

尽管离婚离不掉债务，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现象令债权人非常头痛。那么，债权人如何有效及时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一是提起民事诉讼。只要债务确实是夫妻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将离婚后的夫妻双方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两人的财产约定无效，由离婚后的夫妻双方共同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是将占有财产的一方追加为被执行人。提起民事诉讼时，债权人一般只会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如果在执行中发现被执行人假离婚，双方约定由被执行人承担债务而将财产转移给原配偶，债权人就可申请执行法院将原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人，直接执行原配偶占有的共同财产。

三是追究逃债人的刑事责任。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将“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作为拒不执行的5种情形之一，债权人可以据此要求司法机关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本案中，债权人洪某、季某在民事诉讼中仅起诉了吴大志一人，在执行过程中，吴大志与其妻子林淋协议离婚，企图通过离婚逃避债务，法院在查明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裁定后，如果债务人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法院就可以按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罪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并且，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义务还不会免除，人民法院仍将执行他们的财产，直至债务履行完毕。

最后结果

面对再次执行，吴大志和林淋专程到有关部门进行了法律咨询，接访人员详细地从情、理、法三个方面为他们进行了分析，在得知自己确实属于情亏、理亏又违法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和解，愿意履行法院的判决。

3月26日，在法院的支持下，债权人洪某、季某和债务人吴大志、林淋双双到场，吴大志和林淋按照法院的判决，向洪某、季某履行了债务。

27、罗绍玲等五人诉吴瑞宁房屋产权、继承纠纷案

［案情］

原告：罗绍玲、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被告：吴瑞宁第三人：龚学森第三人：李善金

原告罗绍玲、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因与被告吴瑞宁房屋产权及继承纠纷一案，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原告罗绍玲与李秀松是夫妻关系，并生有４个子女，即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７０年代，全家陆续从原籍广东省信宜县迁往香港定居。１９８７年３月，李秀松在深圳市宝安县城购买１９区２４幢１０３号房屋（下简称１０３号房屋）１套；１９８９年８月，又与原告李春风合资购买宝安县新安镇流塘荔景新村第３幢２０２号房屋（下简称２０２号房屋）１套。１９９１年３月，李秀松因故在香港死亡后，原告在清理遗产时，发现被告占有上列２套房屋拒绝交还；同时，第三人龚学森占租该房屋。故起诉要求确认原告对２套房屋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判令龚学森迁出占租的房屋。

被告辩称：我与李秀松是依法登记结婚的夫妻。１０３号房屋和２０２号房屋，一直是我与李秀松共同管理、使用，是我夫妻财产。将部分房屋出租给龚学森等人，是为了保证我有固定收入维持生活。李秀松与我登记结婚，持有我国认可的香港律师出具的未婚证明及从未与任何人结婚的声明。原告罗绍玲以李秀松配偶身份要求继承其遗产，无理。原告李春风等４人若能提出有效证明证实确系李秀松子女，对属于李秀松的部分财产可依法参加继承。

第三人龚学森、李善金均没答辩。［审判］

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秀松与原告罗绍玲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在原籍广东省信宜县按习俗结为夫妻，婚后生有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４个子女。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９年间，李秀松与罗绍玲及４个子女先后迁往香港定居，共同生活。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７日，李秀松在深圳市宝安县城购买１０３号房屋１套，３房１厅，面积８５．４５平方米。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日，李秀松持香港律师阮兆耀签名的在港未婚证明书和未婚声明书，与被告吴瑞宁在广西鹿寮县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罗绍玲也参加了婚礼。此后，吴瑞宁入住１０３号房屋，李秀松常从香港到宝安与吴共同生活。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李秀松、罗绍玲、吴瑞宁３人签订 “ 真金不怕烘炉火 ” 协议。协议载明：我３人 „„ 永结同心，白发到老。１９８９年８月，李秀松又购买２０２号房屋１套，３房１厅，面积８５．５平方米。随后将该房出租欧钗，李秀松收取租金。１９９０年初，李秀松、吴瑞宁将１０３号房屋修改成２单元单门独户房屋，其中１单元（从原阳台处改成入门）由李秀松与吴瑞宁居住；另一单元（从原门口出入）以每月租金３００元出租给第三人龚学森居住，由李秀松与吴瑞宁共同收取租金。１９９１年３月７日，李秀松因故在香港死亡。同年３月至７月，２０２号房屋的租金由吴瑞宁收取。同年７月以后，该２０２号房屋租金由李春风收取，后以５３０元租金租给陈金明居住，１９９３年１月至今又转租给第三人李善金居住。１０３号房屋的１单元仍由吴瑞宁居住至今；另１单元由吴瑞宁改以４００元再次出租给第三人龚学森居住，吴瑞宁收取租金至１９９２年６月底止。１９９２年６月５日，原告也与第三人龚学森签订１０３号房屋的租赁合同，并收取了１个月租金４００元。尔后，原、被告为上述２套房屋产权、租金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法院。

宝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李秀松与罗绍玲早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４个子女，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婚姻。李秀松未与罗绍玲解除婚姻关系，采取欺骗手段，取得未婚证明书及声明书，与吴瑞宁结婚，是重婚行为。李秀松与吴瑞宁的婚姻应属无效婚姻。造成无效婚姻的主要责任在李秀松。原告罗绍玲明知李秀松与吴瑞宁结婚，不但不予制止，反而参加他们的婚礼，后又与他们签订夫妻３人共同生活协议，亦是错误的，应负相应责任。被告吴瑞宁与李秀松结婚后，获知李与罗绍玲是夫妻，不提出解除自己与李秀松的不合法夫妻关系，却与李秀松、罗绍玲签订夫妻３人共同生活协议，同样是错误的，亦应承担相应责任。至于原告李春风提出２０２号房屋是与李秀松合资购买，缺乏事实依据，不予认定。讼争的１０３号房屋及２０２号房屋，是李秀松与罗绍玲夫妻共有财产，李秀松死后，其份额应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被告吴瑞宁不是李秀松的合法继承人，不享有合法继承权。基于李秀松与吴瑞宁不合法婚姻的主要过错在李秀松，罗绍玲亦有责任，且吴瑞宁已长期居住１０３号房屋，并在宝安打工谋生，考虑其生活出路，罗绍玲的夫妻共有的两套房屋中，应给予吴瑞宁一定照顾。据此，宝安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四条规定，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５日判决：

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城１９区２４幢１０３号房屋，按现间隔，吴瑞宁现住的单元（内有一房及配套的厨房、厕所）归吴瑞宁所有；

二、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城１９区２４幢１０３号房屋，按现间隔（内含二房一厅、改装的厨房、厕所）的一单元和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镇流塘荔景新村第３幢２０２号房屋，其中一半归原告罗绍玲所有，另一半归原告五人共同所有；

三、第三人龚学森承租的１０３号房屋的二房一厅，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之后租金应交付给原告；

四、第三人李善金承租的２０２号房屋，租金应交付给原告。

第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理由是：１０３号房屋和２０２号房屋应归他们所有及继承。吴瑞宁与李秀松的婚姻是无效的，无权继承李秀松遗产，原审法院将他们所有及继承的财产的一部分判归吴瑞宁，是不当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吴瑞宁的答辩理由是：她与李秀松的婚姻是合法的，讼争的两套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李秀松死后，她享有该房产继承权，原审法院将大部分房产判归上诉人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两套房屋归她所有。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认为：上诉人罗绍玲与被继承人李秀松于１９５０年１月按习俗结婚，婚后生育４个子女（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长期共同生活，构成了事实的夫妻关系。以李秀松名义购买的１０３号房屋和２０２号房屋，应属夫妻共有财产，李秀松份额的遗产应由合法继承人罗绍玲、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继承。被上诉人吴瑞宁与李秀松领取结婚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其婚姻关系是无效的，故对吴瑞宁主张该房产继承权的请求不应支持。原审法院将１０３号房屋其中１单元的产权判归吴瑞宁所有，是不当的。考虑到吴瑞宁现在宝安打工谋生，一时无力承租他人房屋栖身，加之造成不合法婚姻的主要过错是李秀松，故对吴瑞宁的暂时居住予以照顾。据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之规定，于１９９４年６月６日判决：

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三、四项；

二、变更原判第一项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城１９区２４幢１０３号房屋其中一单元（吴瑞宁现住的一房及配套的厨房、厕所）继续由被上诉人吴瑞宁暂居住至１９９６年６月３０日。

三、变更原判第二项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城１９区２４幢１０３号房屋一套、宝安区新安镇流塘荔景新村第３幢２０２号房屋一套，其中一半产权归上诉人罗绍玲所有，另一半产权归上诉人罗绍玲、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五人共同继承。

28、孙某监护纠纷案

[案情]孙冲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当时孙冲只有12岁。其父母遗留下了15万元的遗产。孙冲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早已过世，关系密切的亲属中只有一个叔叔孙某在国家机关担任公务员，还有一个姨妈王某去了美国。孙某表示愿意担任监护人，同时孙冲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考虑到孙某是国家公务员，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良好，便指定其为监护人。三个月后，孙冲的姨妈王某从美国回来定居，在一家外资公司担任财务部经理，发现孙某动用了孙冲继承的父母的10万元去买了股票。由于股票指数急速下跌，后被套牢。王某提出由自己担任孙冲的监护人，遭到孙某的拒绝。于是，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孙某的监护人资格，改由自己担任监护人。

问题：孙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孙冲的利益，应承担什么责任？王某是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孙某的监护资格？王某是否可以担任孙冲的监护人？

参考答案：

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了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人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本案中，孙冲继承的15万元是其个人的财产。孙某作为其监护人，除了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但是孙某却动用了10万元购买股票，这是一种处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显然这种行为并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因为股票买卖本身具有很大的风险。孙某不仅没有保护好孙冲的个人合法财产，而且还影响了其经济利益，给孙冲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因此，孙某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给孙冲造成的财产损失。由于孙某滥用监护权，侵害了孙冲的合法权益，而孙某的姨妈王某属于”关系密切的其他近亲属”，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良好，且生活在孙冲身边，又愿意担任其监护人。因此，王某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孙某的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自己担任孙冲的监护人。

29、父亲私自更改儿子姓名纠纷案

[案情]牛强是某医院医生，1998年经人介绍与杨兰认识。因牛强家贫，而杨家又只有杨兰一个女儿，故两家决定招牛强为上门女婿，但条件是将来两人的孩子随母姓。婚后两人感情很好。2001年，杨兰产下一子，取名杨小鹏。渐渐地，牛对自己在杨家的地位感到不满，尤其是对孩子随了母姓这件事不舒服。2002年，他没有与杨兰商量，就到派出所把孩子的名字改为牛小鹏。杨兰得知后，觉得牛不同自己商量就把孩子的名字改了，是不尊重自己，觉得很委屈。杨兰父亲得知后，更是气愤，要求将孩子的名字再改过来。

问：两家决定招没牛强为上门女婿时，以将来两人所生的孩子随母姓为条件，是否正确？牛私自跑到派出所更改孩子的姓名，是否正确？

30、女儿诉父母支付学费案

[案情]原告谭某18周岁，是被告谭某某与王某某的女儿。谭某1998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经过一年的补习，又参加高考但仍未考上。这时有民办大学招生，每年学费5 000元。谭某决定报名，并要谭某某、王某某交学费。谭与王均是工厂工人，虽然有些积蓄，但是在女儿补习时已用完。最近工厂效益不好，王又内退，两人的工资减少，平时的生活费、教育费已很拮据，一下拿不出5 000元。另考虑到大学四年，学费合计2万元，还要负担生活费，确实难以承受，于是谭与王商量，提出要谭某先找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既可以参加自学考试，也可以参加函授学习。谭某认为父母不支持自己学习，离家出走，到同学家居住，并起诉要父母支付学费。

问：谭某要求父母支付学费的请求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根据《婚姻法》第21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免除。但对成年子女的抚养则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成年子女没有劳动能力或因特殊原因不能独立生活的，父母可根据自己的负担能力以及子女的需求情况，全部或部分负担生活费。父母自愿对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给予经济帮助，法律不会干预。本案中，谭某已年满18周岁，已是成年人，并且生活健康，是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应当自谋生路。如果其父母有能力提供学费，人民法院不会反对。但是由于其收入只能勉强支付家庭生活费，谭某请求支付教育费已超出了其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谭某的请求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只能被驳回。

31、收养纠纷案

[案情]崔晓生、刘莲夫妇为个体工商户，经常外出做买卖。1993年3月，崔晓生夫妇到广州进货，一去不回。无奈之下，崔的父母于l995年8月向人民法院请求宣告崔晓生、刘莲死亡。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依法作了判决。崔晓生夫妇的儿子崔京（7岁）随其祖父母生活。1997年，崔京的祖父母因年老无力照顾崔京，决定送养崔京。1997年底，崔京的祖父母与收养人王玉山夫妇签订了收养协议，并办理了公证手续。1998年初，崔晓生夫妇突然出现，随后崔晓生以送养人不合格、崔京不符合被收养人的条件为由，请求法院确认王玉山夫妇与崔京之间的收养关系无效。

请根据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1）崔京是否符合被收养人条件？（2）崔京祖父母是否符合送养人条件？（3）该收养关系是否有效？

参考答案：

(1)符合。《收养法》第4条规定，以下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本案中，崔京被收养时，其父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死亡。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发生与公民自然死亡同样的法律后果。送养时，崔京已成为丧失父母的孤儿，因此是符合被收养人的条件的。

(2)符合。《收养法》第5条规定，下列公民、组织可以作为送养人：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收养法》第13条规定，监护人送养孤儿应受到一定限制——须征得有抚养义务的人的同意。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同意送养，监护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的，应依民法通则的规定变更监护人。本案中，崔晓生夫妇在依法宣告死亡后，崔京的祖父母即成为其监护人。在不存在其他抚养义务人的情况下，崔京的祖父母无须征得他人同意，可直接送养崔京，他们符合《收养法》第5条、第13条规定的送养人条件。

32、解除收养关系赡养纠纷案

[案情]宋晓川，男，35岁，工人。宋晓川3岁时被宋林和王敬夫妇收养，一直由其二人抚养成人，后参加工作。1990年，宋晓川知道了自己身世后，与养父母的关系逐渐冷淡，并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经他人调解无效。宋晓川与宋林和王敬夫妇通过协商，达成了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此时，宋晓川的生父黄某找到宋晓川，要求宋晓川每月付其赡养费50元。宋晓川拒绝，黄某便起诉至人民法院。

问题：宋晓川在解除收养关系后有没有义务赡养其生父黄某？理由是什么？

参考答案：

解答：宋晓川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如果没有与生父黄某达成恢复父子关系的协议，宋晓川对黄某不承担赡养义务。

理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未成年的被收养人同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即行恢复，已经成年并已经独立生活的被收养人，同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恢复，则须以书面方式取得双方一致同意。

（2）《收养法》第29条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成年子女与生父母及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

（3）在本案中，宋晓川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并没有与其生父黄某就恢复父子关系问题达成协议，因此根据本案的事实和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宋晓川不承担对黄某的赡养义务。

33、监护人送养纠纷案

[案情]刘龙、刘虎、刘豹是同胞兄弟。1994年，刘的妻子因难产而死，婴儿活了下来，取名刘波。妻子死后，刘豹因过度伤心，精神失常，偶尔清醒时，也不能照顾刘波。经治疗，病情未好转。刘龙、刘虎即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并由村委会指定刘龙为刘波的监护人。1996年7月，刘龙与吕放夫妇订立了书面收养协议，将刘波送给吕放夫妇收养。此事被刘虎知道后，他要刘龙把刘波抱回来，否则就上法院。刘龙却说：“我是监护人，送养刘波是合法的。”

问：刘龙的送养行为是否符合《收养法》的规定？

34、收养案例

[案情]崔晓生、刘莲夫妇为个体工商户，经常外出做买卖。1990年3月，崔晓生夫妇到广州进货，一去不回。无奈之下，崔的父母于1994年8月向人民法院请求宣告崔晓生、刘莲死亡。人民法院于1994年10月依法作了判决。崔晓生夫妇的儿于崔京(7岁)随其祖父母生活。1994年，崔京的祖父母因年老无力照顾崔京，决定送养崔京。1996年底，崔京的祖父母与收养人王玉山夫妇签订了收养协议，并办理了公证手续。1997年初，崔晓生夫妇突然出现，随后崔晓生以送养人不合格、崔京不符合被收养人的条件为由，请求法院确认王玉山夫妇与崔京之间的收养关系无效。

问：（1）崔京是否符合被收养人条件？（2）崔京祖父母是否符合送养人条件？（3）该收养关系是否有效？

35、解除收养关系纠纷案

[案情]陈秋生（男）与钱文君（女）1981年登记结婚，婚后多年不育，1987年，双方共同收养了一名弃婴，取名陈亮。1990年1月，陈秋生与钱文君协议离婚，双方协议陈亮由钱文君抚养，陈亮改名为钱亮。1992年10月，钱文君与唐家驹结婚，钱亮在其外祖母处生活，钱文君每月付100元生活费。1994年9月，钱文君落水身亡。钱亮失去生活来源，其养父陈秋生和继父唐家驹都不愿承担抚养他的义务。钱亮的外祖母也没有经济能力抚养他，无奈，其外祖母作为钱亮的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钱亮的养父陈秋生给付抚养费。陈秋生辩称，他和钱文君离婚后，未再付给钱亮生活费，解除了收养关系，不应承担抚养义务，钱亮应由其继父唐家驹抚养。

问：本案应如何处理？

36、李强与父亲赡养纠纷案

[案情]李强是李雪峰夫妇的独生子，成年后与王艳结婚，育有一子李大海。由于李强夫妇工作较忙，李大海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与祖父母感情深厚，工作后按月给祖父母生活费。2001年12月李雪峰妻子病逝，半年后李雪峰再婚。此事引起李强的极大不满，与其父争吵后,双方签署了脱离父子关系的协议,从此李强与其父不再来往。2003年2月,李雪峰患重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其再婚妻子因年事已高无法照顾。李雪峰要求李强尽赡养义务遭拒绝，李强要求李大海对其祖父尽赡养义务。

依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1）双方签署的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是否有效？（2）李强对其父是否有赡养义务？

（3）李大海在何种情况下对其祖父有赡养义务？

婚姻家庭法案例分析

案情一：

[案情]

原告彭某，女，27岁，江西省南丰县人被告艾某，男，61岁，江西省南丰县人被告魏某，女，57岁，系艾某之妻

原告彭某与两被告之子艾某于1997年6月10日结婚，婚后于1998年9月9日生育一子，取名艾某某。后因感情不和，彭某与艾某于1999年9月11日离婚，艾某某由彭某抚养，艾某每月付一定的抚养费，两被告则常到彭某处看望孙子。2001年初，彭某再婚后，为避免两被告的探望行为对其组成家庭的不良影响，对两被告提出异议，要求他们未经她的同意不要擅自探望艾某某。但两被告认为，他们去看望孙子合情合理合法，因而对彭某的异议未予理睬，仍然经常去艾某某所在幼儿园探望并带一些食品给艾某某吃。原告认为这样不定期地给小孩零食吃会使小孩食欲不稳定，影响其身体健康，而且经常去幼儿园探望也会妨碍小孩的正常学习，从而诉至法院。

[审理] 受案法院审理认为：两被告系被告探望人的爷爷奶奶，若双方无异议，在适当的场所，有节制地探望孙子也是人之常情。但两被告在被探望人的直接监护人已有异议的情况下，不体谅原告彭某已另立新家的难处，坚持探望孙子则侵犯了原告的监护权，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因为婚姻法明确规定，只有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作了如下判决：被告艾某、魏某今后未经原告彭某许可，不得擅自探望原告之子艾某某。

[点评] 探望权，指定期或不定期探望子女的一种权利。我国新《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因此在将子女的监护权判给一方，法律赋予没有监护权的父或母的探望权是其作为父母的一项基本权利，无正当理由是不能剥夺的，但夫妻离婚后，小孩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是否享有探望权呢？这就得另当别论了。若已离婚的夫妻双方无异议，在适当的场合，有条件地探望孙子外孙是人之常情。如果小孩已离异的父亲或母亲，特别是行使监护权的一方在再婚后，对小孩原来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探望小孩有异议，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还坚持探望孙子外孙，就有悖于上述法律规定，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其探望权。本案中，被告在被探望人之母即直接监护人已有异议的情况下，认为探望孙子是无可非议的，不体谅原告已另立新家的难处，坚持探望孙子，则侵犯了原告的监护权，违反了新《婚姻法》有关探望权的规定，所以法院判决二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不得擅自探望孙子是正确的。

案例二：

[案情]

原告：董政琴

被告：胡正前

原、被告于1995年2月27日结婚，1995年6月6日生一子胡栋。1998年被告以其名义开办某通讯器材店。2000年6月因原、被告感情不和，原告携子回老家居住至今。回乡期间，原告无工作，无土地，失去生活来源，原告及其子生活困难，原告遂于2002年7月19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原告扶养费自2000年7月1日起至2003年7月1日止每月600元整。

审理中，被告陈述其1998年虽开办过通讯器材店，但不久就不开了，现在自己亦无固定收入，故无法再承担对原告的扶养义务；原告则认为，即使被告后来未开通讯器材店，被告也有一技之长，故有能力承担扶养义务，但对于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于双方所称的通讯器材店，经法院调查，未能查询到有关该店的工商登记情况。

审理期间，被告于2002年8月28日给付原告50元整。

[判决]

法院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认为：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在本案中，原、被告系夫妻，并育有一子，因双方感情不和，原告携子回老家居住生活至今。现因原告无固定经济收入，携子生活有一定困难，故要求被告给付扶养费，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扶养程度应按照原告的实际需要和被告的负担能力均衡确定。对于扶养时间，应从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即2002年10月起计算至其所要求给付的截止日期即2003年7月1日止，比较合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胡正前自2002年11月起每月给付原告董政琴扶养费100元整，至2003年7月1日止；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给付原告董政琴2002年10月的部分扶养费50元整。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这里的扶养特指夫妻相互之间在经济上供养对方和生活上扶助对方，生活上的扶助包括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安慰、家务的代理和分担及生活中的关心和体贴。

一、夫妻间扶养的特点

1、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是基于夫妻特定的人身关系而产生，始于婚姻缔结之日，终于夫妻离婚或一方死亡时为止。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

2、夫妻间的扶养，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夫妻享有平等的受扶养权，也要平等地履行扶养配偶的义务。

3、夫妻间的扶养是有条件的。它的履行以一方需要扶养和另一方有能力扶养为限。要求给付扶养费的一方，只有在“需要扶养”时，才能行使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请求权。这里的“需要”是指要求扶养的一方年老、病残、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经济来源，生活发生困难的情况。而一方主张扶养权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对方具有扶养能力这个条件，否则不能主张这项权利。因为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婚姻的效力而产生的，它不同于债权债务关系因一定的事实而产生或消灭，且债权人完全可以不受债务人有无履行能力的条件限制，随时可以通过包括诉讼在内的多种手段主张和实现债权。在婚姻关系中，夫妻一方主张扶养费，只有在己方生活发生困难，而对方又有扶养能力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利。

4、夫妻间的扶养具有法律强制性。当夫妻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权要求对方履行扶养义务。当扶养义务人拒绝履行扶养义务时，扶养权利人可请求法律救济，并可强制执行。

二、扶养的内容、程度和方式

1、扶养的内容包括夫妻在经济上的相互供养与生活上的相互扶助。

2、扶养程度，即指应给予扶养权利人的扶养水平和标准。扶养程度应按照扶养权利人的需要和扶养义务人的能力等均衡确定。这里所称“需要”，是以全部生活的正当且必要的需求为限。

3、扶养方式。目前各国关于扶养方式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共同生活扶养，即扶养义务人与扶养权利人同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中实现扶养。通常情形下，夫妻相互扶养是在共同生活中实现的。二是定期支付扶养费、探视和提供扶助，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扶养义务人还应定期探视扶养权利人，提供体力上的扶助，给予精神上的慰藉等。夫妻相互的扶养理当以第一种扶养方式为主。

三、夫妻间扶养纠纷的类型

根据夫妻间扶养的特点和内容，引发扶养纠纷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原因。处于经济拮据状态的当事人，为维持自身的生存，常会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但由于对方支付能力的欠缺，致使扶养需求不能满足，引发扶养纠纷。二是情感原因。夫妻之间信守婚姻的忠诚，保持情感的专一与持久，既是婚姻道德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但当夫妻一方或双方情感出现外倾，导致婚姻障碍时，基于喜新厌旧等多种心理，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往往拒绝履行扶养义务，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控制来达到迫使对方离婚的目的。上述原因的存在使扶养纠纷体现为下列类型：

1、基本扶养费的给付而引发的纠纷

夫妻双方在身体和经济状况正常的情况下，本不需要对方的扶养。但当出现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经济来源时，便会产生要求对方予以扶养的心态。这时，处于经济弱势和地位弱势的一方，便会要求有扶养能力的一方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支付扶养费。

2、基于生活的扶助而引发的纠纷

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包括两方面：生活上的扶助和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扶助包括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安慰、家务的代理和分担、生活中的关心和体贴。当扶养义务人不履行扶助义务时，受扶养方有权要求对方履行义务以保障受扶养权的实现。

本案即属于基于扶养费的给付而引发的纠纷。综上所述，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作出上述判决是正确的。

案例三：

[案情]

原告法定代理人张XX（原告母亲）原系中山大厦翠香阁餐厅领班，后因被告经常至餐厅用餐，双方由相识逐步发展为婚外恋。为此，被告妻子曾到张XX原单位及更换后的单位多次吵闹，张XX亦曾于2001年10月以被告妻子侵犯其名誉权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处理。后因证据不足，被本院依法驳回。2002年2月7日张XX生育一子（即原告），现张XX以与被告多次发生性关系，且怀孕时自己丈夫根本不在南京为由，以原告名义要求确认孩子系被告所生。并明确向法院申请做原告系非婚生子女的鉴定，及原、被告之间的亲子鉴定。审理中，原告法定代理人坚持认为与被告之间系婚外恋，且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于怀孕38周后生下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父子关系。对此，原告法定代理人提供了原告的出生医学证明及本院（2001）玄民初字第254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被告未到庭）委托代理人则坚持认为双方只是相识，无任何性关系，且张XX在怀孕时其合法婚姻关系是存在的，并不排除原告系其婚生子女，故坚决不同意做原、被告之间的亲子鉴定。现张XX提供不出原告系非婚生子女及任何与被告发生两性关系的证据，故应承担败诉责任。后经医学鉴定，确定原告系非婚生子女。

[审理]

本案法院在审理中，产生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法律并没有规定法院可强制当事人做亲子鉴定，故在被告不到庭且拒不做亲子鉴定情况下，原告法定代理人必须提出证明力较强的证据，即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既要排除原告系婚生子女，又要提供其与被告有两性关系证据。只有这样，才能把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如被告仍坚持不做亲子鉴定，则推定原告系被告所生，但现张XX只提供了原告系非婚生子女证据，未提供与被告有两性关系证据，故应以原告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XX与被告有婚外恋已在本院名誉权纠纷一案判决书中予以认定。两性关系纯属隐私范畴，且张XX自怀孕至生子已有较长时间，如让张XX提供与被告有两性关系证据，显属对其举证要求过高。现经鉴定，已排除了原告系婚生子女，根据举证规定责任分配原则，此时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如被告仍坚持不做原、被告之间亲子鉴定，根据“妨碍举证”的推定原则，可推定原告之主张成立。

[评析]

一、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本案中的运用

1、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弥补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只规定行为责任之不足，明确肯定了民事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是指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是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要解决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2、原告法定代理人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正如第一种观点所说，法律并没有规定法院可强制当事人做亲子鉴定，故在被告不到庭且拒不做亲子鉴定情况下，原告法定代理人举证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现经鉴定，其既提供了原告系非婚生子女证据，又提供了与被告有婚外恋证据，即本院（2001）玄民初字第256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第一种观点要求原告法定代理人提出与被告有两性关系证据，显属对原告法定代理人举证要求过高。其一，原告法定代理人从怀孕至生子，再到诉讼，已有较长时间，其在客观上取证较为困难。其二，男女性关系纯属个人稳私，它包括在隐私之中。构成隐私有两个条件，一为“私”，二为“隐”，前者指纯粹是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事情，这是隐私的本质所在。后者包括：当事人不愿这种个人私事被他人知悉，按正常的心理和道德水准，这种个人隐私不便让他人知道，否则会对当事人产生各种不利后果；这种个人私事当事人不愿或不便他人干涉和侵入。特别是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之间系婚外恋，是为公众道德所谴责的，故其不可能大肆去宣扬，现要求原告法定代理人必须提供与被告有两性关系的证据，显属不妥。

3、适时适用“妨碍举证”的推定。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即“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故在原告法定代理人举证责任满足的情况下，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其完全可以通过亲子鉴定反驳原告之主张，因为亲子鉴定的否定结论为最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否认证据，目前的科技发展已经能够作出肯定或否定亲子关系的鉴定，在实务中广泛采用。在法院多次明示下，被告无正当理由仍拒绝做亲子鉴定，此时即可适用“妨碍举证”的推定。所谓推定，就是根据法律或经验法则，直接根据某一已知事实，确定另一事实已存在。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证据持有人持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该证据证明的待证事实为对方当事人所主张，是证明对方主张的证据。为了胜诉或避免败诉，证据持有人一般不会将这一证据出示给法庭，也不会在证据交换程序中使用，如果对方当事人证明或者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或经验法则发现该证据掌握在其手里，在法院要求其提供的情况下，持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可推定一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持有者一方。

二、加强对非婚生子女的保护，建立完善非婚生子女“强制认领”制度。

在亲属法的发展历史上，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受歧视到平等的过程，过去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十分低下，被称为私生子女，其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进入本世纪后，人们认识到了对非婚生子女给予平等待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许多国家修改或重新制定相关法律，亲属法对非婚生子女的保护也日臻完善。我们现行立法关于非婚生子女的规定，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传统的婚姻意识、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贞操观、恋爱观、生育观不断裂变更新，结婚--性爱--生育的古老模式被打破，非婚生子女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渐复杂多样，并非原来简单的保护和抚养问题。在目前存在大量非婚生子女，生父逃避责任情况下，为切实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惩罚那些为寻一时之欢逃避责任的生父，使他们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仅仅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对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是不够的，必须在婚姻法中建立非婚生子女的强制认领制度，作为使非婚生子女得到正常的抚养和教育的保障。在强制认领中，认领权的构成须具备下列条件：（1）须适用生父逃避责任场合。（2）请求认领的权利人为非婚生子女之母及非婚生子女本人。（3）请求强制认领，必须认领人与被认领人之间有事实上的父子关系存在。（4）强制认领必须依诉讼程序进行。非婚生子女一经认领，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经父认领的非婚生子女，对于生父之配偶，母之非婚生子女对于生母的配偶，均为姻亲关系，而无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

案例四：

[案情]

原告：王红霞，女，２７岁，汉族，住河南省郾城县孟庙镇八里庙村。

被告：河南省郾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候国朝，镇长。

原告王红霞与其夫李成林以感情不和为理由，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５日向郾城县城关镇婚姻登记室申请协议离婚。在问清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之后，城关镇原婚姻登记员朱林用１９９０年７月４号以后废止的离婚证明书为其办理了离婚手续。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８日城关镇婚姻登记室以原告王红霞骗取离婚证为理由，根据河南省《婚姻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王红霞与李成林的离婚证无效。原告王红霞不服，向郾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城关镇婚姻登记室的“宣布离婚证无效书。”

[审判]

郾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王红霞所持离婚证书上有“郾城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的钢印，并有王红霞、李成林的签名和指印，应属有效的证书，被告方声称原告骗取离婚证查无证据。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目之规定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３０日作出判决撤销城关镇婚姻登记室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８日作出的对王红霞、李成林“宣布离婚证无效书”。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此案中所提到的离婚证书应属有效。被告方的工作人员虽然在办理离婚手续时用的是１９９０年７月４号以后废止的离婚证明书，是经办人员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原告对此并不知晓。且原告王红霞与李成林在此离婚证书上也签了名，按了指印，并且被告方也加盖了“郾城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的钢印，这证明王红霞与李成林已脱离夫妻关系。至于原婚姻登记员为何玩忽职守，用已废止的证书来办理此离婚手续，这属于行政部门内部应处理的问题，与本行政案件无直接关系。

二、婚姻登记机关在一定条件下有权宣布离婚证无效。河南省《婚姻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骗取结婚证或离婚证的，一经查明，应即宣布无效，收回结婚证或离婚证，并酌情处罚”。

民政部新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也有类似规定。这说明婚姻登记机关在查明有虚假情况的前提下，有权宣布结婚或离婚证书无效。本案中，婚姻登记机关声称宣布其离婚证无效是由于原告王红霞骗取离婚证，但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方却一直未举出王红霞骗取离婚证的证据。可见，被告方宣布其离婚证无效并非依法处理，而是滥用职权。

因此，郾城县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处理是正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郾城县人民法院在处理此案的程序上有不妥之处。李成林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此案件中的离婚证书是王红霞与李成林共同申请的，城关镇婚姻登记室作出的“宣布离婚证无效书”对于王红霞和李成林来说都是有约束力的，不论李成林对离婚持何种态度（事实上，李成林是反对与王红霞离婚的），本案的判决都将与李成林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行政诉讼示》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因此郾城县人民法院应在本案中追加李成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案例五：

[案情]

申请人：孙井女。

申请人孙井女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９日向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称：其丈夫卢才仁于１９６８年底被下放回原籍于都县小溪乡某下村进行管制。因经常被批斗，卢才仁无法忍受，于１９７２年离家出走，至今一直未归，杳无音讯。因此，向法院申请宣告卢才仁死亡。申请人孙井女并向法院提交了小溪乡派出所关于卢才仁下落不明的证明。

[审判]

于都县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孙井女的申请后，于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９日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卢才仁的公告，刊登于同年１１月３０日的《法制日报》上。公告一年期满后，仍没有卢才仁的音讯。据此，于都县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公开审理此申请案。经审理查明：下落不明人卢才仁系申请人孙井女丈夫，原系小溪乡锁龙村村学公办教师。因曾被划为右派，于１９６８年底被下放回原籍小溪乡某下村监督改造。因常被批斗，卢才仁于１９７２年在本村下杨坑组参加劳动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经公告一年后，卢才仁仍然下落不明。于都县人民法院认为：卢才仁于１９７２年离家出走，至今２０年未归，且杳无音讯。经本院依法公告寻找，现公告期已届满，卢才仁仍然下落不明。据此，可确认卢才仁已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６日判决：宣告卢才仁死亡。

[评析]

宣告死亡，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由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宣告下落不明的公民死亡的一种法律制度。宣告死亡，是人民法院依法律规定的条件，确认下落不明人死亡的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其目的在于以此结束因该公民长期下落不明所造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确定的状态，保护该公民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其近亲属和与该公民有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两法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宣告下落不明的公民死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和程序：

一、必须由利实关系人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这里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２５条的规定包括：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而且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旨意，这条规定又是关于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死亡的顺序的规定。本案申请人是下落不明人卢才仁的配偶，由其提出申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申请人提出宣告下落不明人死亡的申请，应符合一定的先决条件，即：首先，公民下落不明必须满４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两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如果申请人提出申请时不能满足上列条件的，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其申请。其次，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三、人民法院受理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生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放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四、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一般来说，公告期间届满，下落不明的公民仍无音讯的，法院应确认该公民已经死亡，并作出宣告该公民死亡的判决；如果在公告期间该公民有音讯或者该公民已经死亡的事实能够确认的，则应作出驳回申请的判决。

于都县人民法院对本件宣告死亡案件的处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的。

案例六：

［案情］

原告：罗绍玲、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

被告：吴瑞宁

第三人：龚学森

第三人：李善金

第三人龚学森、李善金均没答辩。

［审判］

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秀松与原告罗绍玲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在原籍广东省信宜县按习俗结为夫妻，婚后生有李春风、李夏艳、李秋盛、李冬生４个子女。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９年间，李秀松与罗绍玲及４个子女先后迁往香港定居，共同生活。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７日，李秀松在深圳市宝安县城购买１０３号房屋１套，３房１厅，面积８５．４５平方米。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日，李秀松持香港律师阮兆耀签名的在港未婚证明书和未婚声明书，与被告吴瑞宁在广西鹿寮县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罗绍玲也参加了婚礼。此后，吴瑞宁入住１０３号房屋，李秀松常从香港到宝安与吴共同生活。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李秀松、罗绍玲、吴瑞宁３人签订“真金不怕烘炉火”协议。协议载明：我３人„„永结同心，白发到老。１９８９年８月，李秀松又购买２０２号房屋１套，３房１厅，面积８５．５平方米。随后将该房出租欧钗，李秀松收取租金。１９９０年初，李秀松、吴瑞宁将１０３号房屋修改成２单元单门独户房屋，其中１单元（从原阳台处改成入门）由李秀松与吴瑞宁居住；另一单元（从原门口出入）以每月租金３００元出租给第三人龚学森居住，由李秀松与吴瑞宁共同收取租金。１９９１年３月７日，李秀松因故在香港死亡。同年３月至７月，２０２号房屋的租金由吴瑞宁收取。同年７月以后，该２０２号房屋租金由李春风收取，后以５３０元租金租给陈金明居住，１９９３年１月至今又转租给第三人李善金居住。１０３号房屋的１单元仍由吴瑞宁居住至今；另１单元由吴瑞宁改以４００元再次出租给第三人龚学森居住，吴瑞宁收取租金至１９９２年６月底止。１９９２年６月５日，原告也与第三人龚学森签订１０３号房屋的租赁合同，并收取了１个月租金４００元。尔后，原、被告为上述２套房屋产权、租金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法院。

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城１９区２４幢１０３号房屋，按现间隔，吴瑞宁现住的单元（内有一房及配套的厨房、厕所）归吴瑞宁所有；

三、第三人龚学森承租的１０３号房屋的二房一厅，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之后租金应交付给原告；

四、第三人李善金承租的２０２号房屋，租金应交付给原告。

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三、四项；

［评析］

本案原、被告双方讼争的房屋产权的确定，双方对被继承人的继承权的有无，均取决于双方与被继承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的确定。其中主要的是对原告罗绍玲、被告吴瑞宁与被继承人李秀松之间的身份关系的确定。

据本案两级法院确认的事实，原告罗绍玲与本案被继承人李秀松是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在内地按当地习俗结为夫妻的，婚后先后生育４个子女即本案另４个原告，双方迁居香港后仍共同生活，直至被继承人于１９９１年３月在香港去世。对罗绍玲与李秀松之间的这种关系，两级法院均确认为事实婚姻关系，并按合法婚姻关系加以保护。这样确认是否正确，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看。首先，罗绍玲与李秀松按当地习俗结婚的事实，发生在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通过之前，其婚姻不可能按该法的规定，以登记领取结婚证为结婚之法定要件。事实上，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之前，对该法生效前所发生的结婚，无论是按当地习俗结婚，还是以其他形式结婚，都承认是合法婚姻关系，并依法进行保护。因此，罗绍玲与李秀松按习俗结婚所产生的关系，在第一部《婚姻法》实施后，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其次，对于合法的夫妻关系，只要当事人未提出离婚，而且未经权力机关确认离婚，无论是在第一部《婚姻法》实施期间，还是在第二部《婚姻法》实施期间，其夫妻关系依然存在并依法受到保护。罗绍玲与李秀松之间未办过离婚手续，双方的婚姻关系直至一方死亡才告消灭。因此，罗绍玲对李秀松的配偶身份是不容否认的。第三，双方虽然后来去了香港定居，但在内地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依然在内地被承认，除非双方在香港依香港法律办理了离婚手续，而不管香港方面依其法律是否承认双方在内地成立的婚姻关系。综上，原告罗绍玲是本案被继承人的合法配偶，并应以配偶身份享有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属其所有的份额和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本案被告吴瑞宁与被继承人李秀松在内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从形式上看，是符合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的，即依照民政部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发布的《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李秀松作为在香港定居的香港居民，来内地办理结婚登记时，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了我认可的香港律师辨认（签名）的在港未婚证明书和未婚声明书，并取得了婚姻登记机关发给的结婚证。但该项婚姻却被两级法院认定为无效婚姻，不受保护。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首先，去香港定居的自然人在香港进行身份登记时，其负责登记的各有关部门并不调查当事人登记是否属实，仅是以当事人的个人宣誓或者个人声明为准予以登记。因此，当事人已婚而未如实登记，香港婚姻注册处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就只能是未婚证明，这种未婚证明就不能如实反映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其次，我所要求的未婚声明书，是申请人个人在我所认可的香港律师面前宣誓作出的个人声明，而不是经确认的事实，律师之证明仅证明申请人在他面前所说的话，并不证明事实的真伪。因此，此种未婚声明书实质上是没有证明作用的。综上，李秀松在未与罗绍玲离婚情况下，向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的未婚证明书和未婚声明书，显是虚假的，据此所取得的结婚登记，不能产生合法婚姻，只能是一种重婚关系。我国婚姻法禁止重婚，因此，被告吴瑞宁与李秀松的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也就不能产生基于合法婚姻关系所生之权利主张。

正因为如此，现原、被告双方讼争的两处房产，虽是以李秀松名义所购买，但是在罗绍玲与李秀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依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一方死亡后，应先按夫妻共同财产析产，一般一半为活着的一方所有，另一半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按继承关系处理。由于被告吴瑞宁与本案被继承人李秀松之间是重婚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吴瑞宁就不能以被继承人的配偶身份参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不能以继承人身份参与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分割。因此，本案二审法院的处理基本是正确的。

第五篇：法在我心中-林祺--演讲稿

法在我心中

什玲镇中心学校

五（1）班

林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大家好！我是/来自/什玲镇中心学校/五年级（1）班的林祺。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法在我心中》。

有人说，小学生/不违法/更不会犯罪，法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仔细一想，你会/发现，法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从小，爸爸妈妈就告诉我：“林祺，过马路要小心，要遵纪守法!”从我记事开始，爸爸妈妈就在我的心里播下了“法”的种子：每次我要出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一在而三的叮嘱我：“林祺，要遵纪守法，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从此，“ 法”就像是从小留下的烙印在我心中!

上小学后，老师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整天告诉我们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上、下学的交通规则，同学之间要互相谦让。老师不但给我们讲怎样遵守规章制度，还给我们讲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危害，将那些发生在和我们一样大小的人身上的事，把那些活生生的例子讲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了：做坏事，并不是像被警察抓住那么简单，可能会坐牢。做坏事不但会毁灭我们的前途，同时给我们的亲人带来了伤害。

在过马路时，人人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可是，又有多少人能遵守交通规则呢?记得有一天我在看到一则新闻：放学了，有一位同学，在十字路口，正好是绿灯，她的爸爸就直接开过去了。突然，有一辆出租车闯红灯直向他们冲了过去，那时，她的爸爸就猛地把她退了下去。事后，她和她的爸爸都受了伤。当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10和120，他们被送往医院。假期后，她告诉我，她的五一假期，是在医院度过的。而她的爸爸，因事故过重，要在医院接受治疗3个月。同学们，看看吧!这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的后果!如今，从电视频道上，从报刊上，阅读了很多法律故事，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也让自己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受到危害如何求救......现在，少年犯罪的案例不胜枚举，我们学生要坚决抵制不良诱惑，学法、知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远离犯罪，做一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好学生，做一名守法的小公民。

我国有句古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规矩,否则就什么也做不成。对国家、对社会来说这规矩就是法。我们是国家的的小主人，是明天的建设者，现在不仅要学好知识，练好身体，养成良好的习惯，更要心中有法，树立法律意识和养成良好德道德修养，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同样我们要心中有法，学法知法，让法律成为我们健康成长的保护神。

来吧，让我们都遵纪守法，用“法”来约束自我，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丽!

第一篇：林法案例

第二篇：张林案例

第三篇：人民警察法案例

第四篇：婚姻家庭法案例

第五篇：法在我心中-林祺--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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