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泽东钦点的中共副主席辞职内幕

第一篇：1974年毛泽东钦点的中共副主席辞职内幕

1974年毛泽东钦点的中共副主席辞职内幕

2013年06月23日 09:23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纪彭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详细]

核心提示：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为此，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不满。之后，李德生就开始不受待见了……在之后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回到沈阳军区工作。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作者：纪彭，原题：《李德生在“文革”中的沉浮》

2011年5月8日，李德生上将在京逝世，享年96岁。李德生是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九大上以12军军长的身份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进入中央工作；林彪事件之后，李德生是毛泽东钦点的党中央副主席，地位仅次于周恩来和王洪文。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李德生的秘书、原解放军报社社长祝庭勋将军，了解到许多李德生在“文革”中鲜为人知的往事。“文革”结束后不久，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期间，一次在花园散步时，开国中将、曾任文化部部长的萧望东和李德生攀谈起来，萧望东笑问李德生：“你啊，你是怎么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间混过来的呀？”李德生笑对：“可不是混过来的，也混不过来呀！”“文革”风雨中的酸甜苦辣，恐怕只有李德生自己能体味。李德生凭什么进了政治局

李德生出身于红四方面军，1930年2月参加革命就一直是“武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文化不高的李德生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刚直，他曾因为反对张国焘一度被开除党籍；另一个是“敢做主”，从班长开始李德生就没有当过副职，一直是能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从排长干到团长，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又当上了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长为第12军军长。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李德生曾任前线总指挥，立下了赫赫战功。1960年代，李德生在第12军积极训练，总结出了“郭兴福教学法”，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的高度称赞，成为“大练兵”中的先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人马都纷纷进入政治局，作为军长的李德生竟然也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在不久之后调中央工作，成为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并兼任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变动不寻常，十分引入注目。李德生何德何能可以进政治局？原来还是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在武汉“七·二O”事件之后，决定有必要“稳定下来”了。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了权，夺权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于是分成两派斗个不停，逐渐发展成了武斗，形势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便调李德生的12军到安徽稳定局势。李德生下令要以正确的宣传和严肃的军威形成一种气势，来制止武斗。部队接到命令，一队队整齐的队伍，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穿过两派对峙的大街。正在对骂的两派哪里见过这样的气势，武斗队员一个个目瞪口杲，把枪都撂下了。12军进城后，大造舆论，李德生先后十几次到两个造反派总部做工作，每次都是穿过插着匕酋、别着手枪、拿着大刀的武斗队员。这帮造反派头头看到一位军长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讲道理也不好不听。李德生还请各派头头来座谈，他笑眯眯地出场，见过的都直接叫名字，没见过的一个个询问姓名、职业、哪里人，拉上几句家常，说说朴素的道理，经过几次座谈，造反派头头心悦诚服，本来气氛紧张的“群英会”，变成以诚相待的“恳谈会”。后来，群众组织都愿意听李军长讲话，只要李军长召集会议，都争先恐后地参加。李德生到安徽，仅30多天，就成功制止武斗、收缴武器。40多天，就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还在9月20日举行两派20万人大游行。李德生在安徽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取得了“制乱求治”的成效，因而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开始考察李德生这个人。

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当周恩来念到华东组列席的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道：“哪个叫李德生？”毛泽东不但问了李德生是哪里人，还问了李德生的年龄，称赞他在安徽“搞得好”，足见毛泽东当时就有意用李德生。

九大之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李德生接到中央印发的候选名单，当看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时，猛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他脑子“轰”地一下简直蒙了。自己作为军长，竟列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里，这简直太出乎意外了。

毛泽东：你我都是“李德生”

1969年7月，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到北京之后住进了京西宾馆。几天后，毛泽东召见了他。李德生随周恩来到了中南海，进入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身着一身淡黄色半旧的睡衣，正坐在沙发上专注地看书，见李德生来了，毛泽东把手里的书放在一旁的茶几上，转脸看着走进来的李德生。他紧紧握了握李德生的手，拍拍一旁的沙发，让李德生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笑着说：“李德生同志，李一德一生。我也是李德生（得胜）啊！”李德生当即想起来，当年从延安撤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从陕北转战到河北，党中央一支极小的队伍，同敌人干军万马周旋，却指挥着全军向国民党军队的大反攻。为了保密，毛泽东曾经化名为李得胜。他曾经听人说，李得胜谐音的意思是，离（李）开延安，一定得胜利。李德生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

第一次见毛泽东，李德生感到有点拘谨不安。毛泽东显然看出他不自然的神态。他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茶几上的花镜，戴在脸上试试，很随意地问李德生：“你53岁了，是不是也要戴花镜哪？”李德生没想到毛泽东询问自己的第一句，竟然是这样一个极轻松的家常话。主席居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问了这么一个极普通的问题。于是比较自然地回答说：“看文件、看书都要戴花镜了。”这一次见主席，毛泽东大谈读书，说要读《红楼梦》，起码读五遍，李德生只听得云里雾里。在军委办事组见识了“四大金刚” 当时军委办事组有个很小的办事机构，办公、生活都在京西宾馆。李德生住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活动也比较方便。军委办事组主要是“黄、吴、李、邱”几位主事，每周有两三次例会，就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召开。会前一股也通知议题，印发会议讨论文件。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黄永胜或者吴法宪主持会议，先讲他们的意见，也不展开认真讨论。尤其使李德生感到意外的是，在没有固定议题的例会上，又没有重大问题急着处理，黄、吴、李、邱爱摆龙门阵，讲起四野东北战场、平津战役、两广作战；讲起“文化大革命”，邱会作怎样被二医大“揪斗”，吴法宪、李作鹏怎样在空军、海军“挨整”，又怎样组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得到林彪的支持。谈起来往往信马由缰，东拉西扯。有时，他们会提起毛笔，练习书法，旁若无人。这些“不正常”都使李德生心生反感。而黄、吴、李、邱，对这位军长也不那么尊重，重大事项很少征求他的意见；有什么事也只是让他在传批件上跟着画个圈，表示看过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下午，李德生按时来到军委办事组会议室，准备参加例会，可是过了10多分钟，还是不见人影，正在纳闷，警卫参谋小倪进来告诉他说，听到黄永胜的警卫员讲，今天是黄永胜大儿子结婚，在西山举办婚礼，吴、李、邱都去了。警卫员还问，你们首长不知道？李德生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李德生慢惺地和他们保持了距离。毛泽东力挺，李德生当上了总政主任

总政治部管理全军高级干部的任免和他们的历史档案，是林彪集团志在必得的部门。林彪希望让吴法宪或者李作鹏当总政治部主任，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警觉而都没同意。毛泽东对李德生在安徽做群众思想工作、“大造舆论”印象颇佳，赞成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咨询谢富治，谢富治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这个回答正好说出了林彪想说又不好说的话。毛泽东却很不高兴，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你就合适？”

政治局讨论确定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黄、吴、李、邱仍然想方设法，加以拖延。他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如果毛泽东画了圈，就可以按照报告上写的第一个职务，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以后他们再相机提名吴法宪或李作鹏当主任。毛泽东焉能看不出他们的用意，他在报告上批上了“同意”二字。同意和画圈不同，究竟是同意哪一个职务，毛泽东又没有明说。难题回到了军委办事组。

到了1969年12月10日，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按说，这一次该明确了吧！黄永胜等居然又把报批手续拖延了4个多月，直到1970年4月30日，才向全军公布了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就在李德生任职命令颁发后不到20天，1970年5月中旬，林彪从苏州回到北京，他同黄永胜、吴法宪商量，确定在他的住地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以示拉拢。

“九·一三”后有人揭发，叶群在筹划接见之前，曾经找人出主意，总政人员到达后，见面的第一句话，说什么最能打动人？她从提供的诸多条目中，精心筛选。最终，她选中的是这句台词：“见到你们格外亲！„见到你们格外亲哪——！”

1970年5月19日下午5时，李德生和部分总政领导们进入毛家湾，在叶群笑脸相迎并连说“格外亲”之后，事先安排的摄影人员开始照相了。镜头转到林彪，林彪摸摸胡子说：“我还没有刮胡子呢。”叶群迈着小碎步跑过去说：“我就喜欢你的胡子。”并且让摄影员给他们俩人多照几张。林彪指着在座的众人说：“照片洗出来，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上。”

为了显得亲切，林彪对其他12人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然后夸奖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办事的时候。”还说：“你们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一连用了5个“新”字。谈话进行到最后，林彪很巧妙地点到李德生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林彪还说：“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叶群乘机说：“毛主席很赞成林彪同志这句话。”林彪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完全是林彪一手挑选、推荐的。“九·一三”之前，毛泽东叫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林彪从上山时候的志得意满，到下山时候变成了垂头丧气，中国的政治生态似乎又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1970年11月，正在安徽安排工作的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毛泽东见到李德生，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毛泽东让李德生到北京军区当司令，就是他常说的“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之后的几个月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到了1971年9月，竟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9月12日临近中午，李德生在家里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要他中午12时前到达丰台车站。李德生接到通知后，匆匆吃点东西，按时赶到丰台车站。中央警卫团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只见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先后来到。不远处，毛泽东的专列进站，缓缓停在专用车道上。李德生听说过，每次毛泽东出巡回京，极少中午到达，也极少在丰台车站停留，这次为什么例外？ 正在此刻，随同毛泽东出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下专列，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请他们四位一起上了毛泽东所在的车厢。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最后毛泽东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以参加军委办事组。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示意李德生留下，郑重地交代李德生，要他从38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时情景，使李德生觉得像接受战斗任务那样的紧张郑重。看来，同林彪、黄、吴、叶、李、邱之间的斗争，不止是在会议上、文字上的交锋，还要准备武的一手，有备无患。李德生告别毛泽东，从专列上下来，立即会同纪登奎，驱车直奔西山北京军区机关驻地，部署调动38军一个师进京的紧急任务。江青给李德生拜年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紧接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审查。中央政治局成员里面，林彪集团消失了，江青集团的比重上升。

江青深知，夺取最高权力，必须利用军队的影响和实力，她把目光转向军委办公会议。在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里面叶剑英是最有实力的，可叶剑英这座山不好拉拢，江青便将目光转向李德生。江青是怎样施展伎俩“拉拢”李德生的呢？1973年除夕之夜，江青特意叫秘书杨银禄打电话给李德生拜年，说：“江青同志要我打电话，请转告德生同志，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李德生的秘书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我一定转报德生同志。”放下杨秘书打来的电话，秘书立即给李德生家里打电话，将这一内容直接报告给李德生，并且等着他如何给对方回话。李德生听了之后，只是答应一声：“哦！”其实，李德生到北京以后，已经过了两个春节了，江青给李德生“拜年”，这是空前的一次，也是绝后的一次。

没过几个月，春暖花开，有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江青走到李德生面前，显得非常关心的样子说：“德生同志，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到过你的家里看望过。我准备找个时间，到你家里拜访一下，好吗？”李德生是很朴实的人，他很不善于无辜应酬，更不善于做“联络感情”一类的事。他听到江青的要求，很感突然，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政治局开会，我们常常见面。你又很忙，不要去了吧。”江青哪里听过这样的大实话，她不答应，说：“那不一样，去一下好，看看你住得怎么样。”李德生不会虚与委蛇，也不会敷衍地表示感谢，而是如实地说：“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小胡同，车子不好走哩。还是不去的好。”江青并没有因此作罢，她让杨秘书和中办警卫处的同志给她“勘察”地形。“勘察”证实了那里确实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还要拐两个九十度的直弯，江青的大红旗轿车不容易开进去，这才作罢。

1973年春末，李德生偶患感冒，在政治局开会时，服务员悄悄送了一次药，被江青发现了。江青显得格外关心地问道：“德生同志，怎么了？”李德生没有想到，江青居然发现医生送药这么一件小事，只好回答说：“有点感冒了，已经差不多好了。”不想第二天，李德生参加政治局活动后，回到总政治部的办公室，警卫参谋小倪拿出一个褐色的玻璃小瓶，放在办公桌上。这是一个普通的药瓶，里面原来的药片和外边的药签已经没有了，药瓶上面贴张白纸，用铅笔写着“竹沥盐”三个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江青手写的“仿毛体”。

李德生身体好，很少有病，偶尔头疼发热，服用普通的药物很快就见效。那瓶竹沥盐，连瓶盖都没有打开，就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睡大觉”。

毛泽东暗示李德生当党的副主席

林彪事件后，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21位委员，有7人成了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央政治局不健全了，应当改选，加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竟然成为反革命政变的头子，这个党章不修改实在不行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提前举行十大。

1973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十大组织人事安排。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大家都不同意。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当主席，鞠躬尽瘁”。毛泽东说：“谁当副主席？”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他听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说服的口吻，解释说：“他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接着说：“康老（指康生——作者注）算一个，剑英算一个。”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毛泽东又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按照毛泽东提议的条件，就只有李德生合适了； 可是李德生这个副主席没千多久，就赶上了批周恩来，总政治部没有配合江青一伙借着批孔为名“批林批孔批周公”，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开始调转枪口批总政治部。李德生感到形势不妙，只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军区上。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德生在八一厂和解放军报的问题上和江青唱了反调，又在围绕邓小平到军委工作的问题站在了叶剑英一边。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为此，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不满。之后，李德生就开始不受待见了。

1973年12月，毛泽东决定，将全国11个大军区中的8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在这次对调中，李德生被调到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1974年8-9月间，各大军区负责人被招到北京开会，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刚刚做过手术，正在养病。王洪文主持会议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当靶子打，列举了李德生十几条罪状。李德生心里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一伙是想借批自己来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李德生把问题一身承担，做了“检查”。会后叶剑英特意找到李德生，握住他的手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在之后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回到沈阳军区工作。李德生离开中央很突然，同当年来中央一样突然，但是，在“文革”的动荡岁月里能全身而退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第二篇：中共重要会议和毛泽东文章

顺口溜背建国前重要会议

一大奋斗目标提，革命对象错确认;二大高低两纲领，秋白统一战线提;三大国共合作忙，思想组织要独立;国民一大新三民，联俄联共扶农工;四大首分两资产，无产领导工农盟;五大工农小资产，新创民族独裁制 八七独秀枪杆子，革命起义总方针;六大新民革命定，无产基础批左右;古田军队服从党，党建军建纲领文;六届四中王明左，革命质形路军乱;瓦窑堡民族抗日，老毛提马主中化;遵义中共首自决，老毛领导地位立;洛川抗日有措施，减租减息转游击;六届七中尊老毛，若干问题有决议 七大少奇改党章，三大作风论联合;七届二中贺胜利，农村转城两务必

中共一大：

贡献：提出党的奋斗目标

确定革命对象（可惜错了）

1922年7月，中共二大

民主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

瞿秋白在其中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概念。

中共三大

国共合作，强调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提出了“真正的平民政权”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国共合作的基础：新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核心是民权）

1925年，中共四大

讨论的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

明确将资产阶级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共五大

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独裁制”

1927年8月7日，汉口，“八七会议”

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

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

1928年莫斯科，中共六大

1）肯定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确定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的中心任务：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

革命的的力量：工农阶级

革命的前途：社会主义

2）革命的形势：两个高潮之间，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3）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左倾盲动主义

4）提出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1929年，古田会议

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王明的左倾占统治地位，主要表现有：

1）在革命性质上：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反资和反帝并列

2）在革命形式上：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

3）在革命道路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4）在军事方面：军事教条主义，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1931年12月，瓦窑堡会议

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5年1月，遵义会议

讨论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问题

中共第一次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幼年党向成熟党转变的标志。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榜罗镇会议：正式确定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中国需要民主政治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

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6月，中共七大

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阐述。从而使其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被正式确定下来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提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详尽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现状以及党应采取的基本政策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

1954年10月，一届人大 通过第一部《宪法》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初步形成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

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 周恩来表述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

1956年9月，中共八大

确立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国内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

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

陈云提出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法：以国家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个人经营为补充；

以计划生产为主体，以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任务：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4年12月，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一次公布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纠正“文革”中和以前左倾错误，这是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马克思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起点。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1982年，中共十二大

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作了重要补充：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确规定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国家与中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

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党的基本路线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共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97年9月12日--18日，中共十五大：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1）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2）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3）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做全面部署

4）确立跨世纪发展宏图

5）明确回答了邓小平死后中国怎样继续前进这个重大问题

1987年十三大--97年十五大：三步走的具体规划

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和97年十五大把第三步再分为三个小阶段：

1）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比较富裕，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2）再经过十年，到建党一百周年时，经济更加发展，体系更加完善

3）到建国一百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2年3月3日--13日九届政协五次会议

2002年3月5日--15日九届人大五次会议

毛概著作、会议、事件年表（1911－1982）（黑体字为毛泽东的著作）【注：了解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和经典性论述，对于“毛泽东思想概论”这门课的复习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考生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加深对重要理论和观点的理解。近年来，在考研政治中直接考到毛泽东著作的试题就为数不少，如2002年文科第7题、理科第8题、第22题、2003年第23题、2004年第7题、2006年第10题、第25题等；涉及的著作有《〈共产党人〉发刊词》、《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另外，在题干中引用毛泽东的经典表述进行命题的情形更是常见，如2005年第10题、2006年第8题等；涉及的著作有《为人民服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

在复习中，考生们当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盘掌握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和论述。根据考研政治的考察要求与特点，我们只须就与大纲和考试内容有关的著作进行概要地了解。梁峰老师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为依据，将相关的著作及其观点和论述简要整理如下，相信对考生朋友们会有所帮助。可以有把握的说，07年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试题将考到的著作文献，基本上都在其中。】（零）毛泽东思想萌芽前大事记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即武昌起义）爆发，这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巨变。第二次是建国（毛泽东），第三次是改革开放（邓小平）。

1915年《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迈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毛泽东思想的开始萌芽时期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21年至1927年，即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萌芽”的标志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提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最早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代表性文章。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

1、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⑴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⑵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2、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3、瞿秋白在其中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概念

4、中共二大之后，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斗争的新征途。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

1、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2、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

1、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2、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3、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4、大会明确将资产阶级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在南京路上向游行的群众开枪，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有170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反帝运动。

1925.12《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划分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5年冬《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更深刻的探寻。该文指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看清此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中国革命没有国际援助。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

1926年9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927.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肯定农民的作用及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论述了建立农民革命领导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分析了农民的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层，认为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二）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27年至1935年，即土地革命前、中期）。“初步形成”的标志是“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和“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形成。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代表作，《反对本本主义》是“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作。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1、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2、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周恩来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1、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会议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

3、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当的主要任务。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1、大会肯定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⑴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⑵革命的中心任务：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⑶革命的力量：工农阶级；⑷革命的前途：社会主义；⑸革命的形势：两个高潮之间，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2、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加强当的无产阶级基础。

3、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1928.10《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1928.11《井冈山的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1929.12《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核心内容）：指出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这篇文章从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这个基本点出发，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分析，指出了它们的表现、来源、危害和纠正的方法。

1930.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建立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阐述了中共领导的红军和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发展的可能性；明确的提出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路线与政策；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要以“乡村为中心”的观念，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

1930.5《反对本本主义》：这是党内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提出思想路线的文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认识依据；已经包含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提出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中国的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状况”；阐明了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目的及调查方法即阶级分析法；首次明确反对教条主义；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重要表现有：

1、在革命性质上：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反资和反帝并列；

2、在革命形式上：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

3、在革命道路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4、在军事方面：军事教条主义，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1931.4《总政治部关于调整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正确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33年10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三）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时期，即“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阶段”（时间大体上是自1935年至1945年，即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备成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阐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4年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了成熟；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9月27日榜罗镇会议召开。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35.12《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通过）：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彻底地解决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1935.12《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充分说明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分析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革命的动摇性、妥协性是由其软弱性决定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1936.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科学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系统说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和战略战术。

1937.5《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回答革命前途问题，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是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

1937.7《实践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认识的辨证发展过程（两次飞跃），发展了认识论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整理性的唯一标准。

1937.8《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提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辨证关系原理；论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1937.8《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洛川会议通过）：制定出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9月《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强调反对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部进入平型关，八路军发起攻击，取得了抗战以来歼灭战的第一个胜利。

1938.5《论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考虑，阐明了积极防御理论；阐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1938.5《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批驳了上述观点，强调并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分别作了论述：

（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三）建立根据地；

（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五）向运动战发展；

（六）正确的指挥关系。指出这六个问题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这篇文章对统一和提高全党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9月－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主要是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以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1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首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历史任务。阐明提出“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个问题，目的是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在民族战争中应在各方面起先锋的模范的作用。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38.11《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战争和军队的重要性，提出注意研究军事问题。说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1939年5月《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指出：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重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分析了中国革命问题，指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1939.10《<共产党人>发刊词》：

1.提出三大法宝的理论体系。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三个法宝的中心一环。

2.提出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3.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1939.1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全面阐述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提出中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

2.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分，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3.系统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等问题

4.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地重要性及建设农村根据地地重要性。

1939年12月《纪念白求恩》：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和卫生部将在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的文章。高度赞扬白求恩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1939年12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着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大量吸收他们加入我们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提出应当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并指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1940.1《新民主主义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形成。

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中国需要民主政治。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百团大战），八路军出动百余个团，沉重打击了日军。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明确完整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突袭。

1941年3月17日和4月19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农村调查》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调查农村情况的记录。序言指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跋指出，抗日时期党的政策，既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强调必须分清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之间的界限。

1941.5《改造我们的学习》：延安整风的文献：科学解释了“实事求是”概念；将主观主义分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著名对联以讽刺主观主义。

1941年5月《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深刻地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1942.2《整顿党的作风》：延安整风的文献：依据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互相关系的原理，揭示和阐明了党内团结与斗争的辨证关系

1942.2《反对党八股》：延安整风的文献：剖析了党八股产生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主观唯心主义是党八股的主要哲学基础；形而上学是党八股的最主要思维模式。

1942.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的方向和原则。提出文艺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1942年底（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1943.6《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群众路线做了理论概括，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我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4年4月《学习和时局》：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对中共高级干部关于党史上的两条路线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五个重要问题，阐述了中央政治局的结论。强调指出：对于党的历史上的任何问题都应取分析态度，不要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分析了目前的时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用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提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9月《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指出：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完全地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个讲演是毛泽东论述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著名篇章。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都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了精辟的论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言行的出发点与归宿，坚持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

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1、大会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第一次科学的概括和阐述（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从而使其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被正式确定下来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2、大会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1945.4《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提出从实际出发，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具体化为现阶段的行动纲领和战斗任务；再一次强调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阐述废除国民党***，建立由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对人民战争的思想作了概括。1945年6月《愚公移山》：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致的闭幕词。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为努力争取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实现了全党在思想政治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在这篇闭幕词中，充分肯定了党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要求大家积极宣传这条路线，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文中以愚公移山的寓言作比喻，指出我党要像愚公那样藐视困难挖山不止，就一定会感动、团结并依靠全国人民，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文章深刻地揭示了一切反动派注定要失败，人民必然要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指出要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强调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的政策；文章分析了旧世界的三大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更扩大了，正因如此，革命潮流终将战胜反动逆流，中外反动派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这篇文章从精神上武装和动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文章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永远是鼓舞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强大思想武器。

（四）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45年至1956年，即解放战争时期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继续发展”的标志是——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1945年8月28日（重庆谈判），毛泽东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 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 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等口号。

1946年5月4日（土地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12《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土改中必须注意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8.1《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专门论述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1948.3《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提出“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个方面”的重要观点。

1948.4《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改革路线；明确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列为革命对象；首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1948年9月－1949年1月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有些领导机关中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各级党委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指出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1948.11《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1948.12《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一次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

1949.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西柏坡会议）：实现伟大历史性转变的纲领：运用矛盾转化的观点，阐明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进入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分析党的工作任务的特殊性和国内各个阶级的状况及其采取的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两个“务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

1、毛泽东详尽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现状以及党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2、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提出：⑴两个转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⑵两个务必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3《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12条；(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3)“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4)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5)学会“弹钢琴”。党委的工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6)要“抓紧”。党委对空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7)要“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进行基本的分析。(8)“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9)“精兵简政”。讲话、演讲、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1O)．注意团结那些意见和自己不一致的人一道工作。(ll)力戒骄躁。这对领导者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12)、划清两种界限。就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成绩还是缺点的界限。《党委会工作方法》揭示了党委领导工作的一般规律，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1949.6《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纲领：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阐述了专政的内容、基本任务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总结了人民民主专政得以实现的国内和国外基本经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须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向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中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条件。

1950年6月《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解释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总方针——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为了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必须通过推行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绝大多数人拥护我们或者不反对我们。绝不可树敌过多，四面出击，引起全国紧张。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1954年9月，一届人大召开。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初步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表述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

1956.4《论十大关系》：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思想，标志着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1.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方针。2.首次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将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分析，提出了十大关系：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五种关系，即重、轻、农的关系，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之间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

4.第一次就民主党派问题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56.4《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毛泽东首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1、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确立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任务：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3、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会议主要确定了以下几个方面内容：⑴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⑵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⑶强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⑷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4、陈云提出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法：以国家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个人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以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五）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57年至1976年，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57.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经典文献。

1.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及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2.提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3.论及了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再次提出和详尽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促进科学进步的根本方针；

4.辩证地论证了重、轻、农的关系；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 5．单列一章阐述知识分子问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召开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争取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1958年12月《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文章。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具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这是一个由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的过程的问题。从这两方面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战术思想，即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指出：头脑要冷又要热，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

1、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2、会议认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

3、会议确定1961年经济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支援农业。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八大以来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强调并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并对几年来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责任；讲话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说理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即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讲话认为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民主，不可能有高度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讲话提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指出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和很大的盲目性，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篇讲话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63年5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时加写的一段话。正确回答了人的正确思想的来源问题，提出或重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强调对干部和党员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本文进一步阐发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1、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2、正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1969年4月1～24日，中共9大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973年8月24～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继续了九大的“左”倾的错误。

（六）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今，即邓论和三个代表指导的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8月12～18日，中国十一大在北京召开。

1、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2、党的十一大召开，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1、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2、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3、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决定；

4、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5、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6、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起点。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重新建构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第二次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是刘少奇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82年9月1～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做了重要补充：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比十一届六中全会概括的多了“建设”两字）

第三篇：中共重要会议和毛泽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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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著作、会议、事件年表（1911－1982）（黑体字为毛泽东的著作）

【注：了解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和经典性论述，对于“毛泽东思想概论”这门课的复习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考生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加深对重要理论和观点的理解。近年来，在考研政治中直接考到毛泽东著作的试题就为数不少，如2002年文科第7题、理科第8题、第22题、2003年第23题、2004年第7题、2006年第10题、第25题等；涉及的著作有《〈共产党人〉发刊词》、《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另外，在题干中引用毛泽东的经典表述进行命题的情形更是常见，如2005年第10题、2006年第8题等；涉及的著作有《为人民服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

在复习中，考生们当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盘掌握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和论述。根据考研政治的考察要求与特点，我们只须就与大纲和考试内容有关的著作进行概要地了解。梁峰老师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为依据，将相关的著作及其观点和论述简要整理如下，相信对考生朋友们会有所帮助。可以有把握的说，07年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试题将考到的著作文献，基本上都在其中。】（零）毛泽东思想萌芽前大事记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即武昌起义）爆发，这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巨变。第二次是建国（毛泽东），第三次是改革开放（邓小平）。

1915年《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迈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毛泽东思想的开始萌芽时期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21年至1927年，即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萌芽”的标志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提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最早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代表性文章。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

1、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⑴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⑵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2、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3、瞿秋白在其中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概念

4、中共二大之后，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斗争的新征途。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

1、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2、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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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2、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3、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4、大会明确将资产阶级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在南京路上向游行的群众开枪，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有170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反帝运动。

1925.12《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划分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5年冬《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更深刻的探寻。该文指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看清此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中国革命没有国际援助。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1926年9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927.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肯定农民的作用及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论述了建立农民革命领导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分析了农民的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层，认为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二）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27年至1935年，即土地革命前、中期）。“初步形成”的标志是“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和“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形成。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代表作，《反对本本主义》是“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作。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1、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2、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周恩来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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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会议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

3、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当的主要任务。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1、大会肯定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⑴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⑵革命的中心任务：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⑶革命的力量：工农阶级；⑷革命的前途：社会主义；⑸革命的形势：两个高潮之间，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2、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加强当的无产阶级基础。

3、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1928.10《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

1928.11《井冈山的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1929.12《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核心内容）：指出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这篇文章从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这个基本点出发，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分析，指出了它们的表现、来源、危害和纠正的方法。

1930.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建立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阐述了中共领导的红军和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发展的可能性；明确的提出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路线与政策；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要以“乡村为中心”的观念，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

1930.5《反对本本主义》：这是党内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提出思想路线的文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认识依据；已经包含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提出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中国的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状况”；阐明了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目的及调查方法即阶级分析法；首次明确反对教条主义；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重要表现有：

1、在革命性质上：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反资和反帝并列；

2、在革命形式上：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

3、在革命道路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4、在军事方面：军事教条主义，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1931.4《总政治部关于调整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正确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33年10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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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三）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时期，即“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阶段”（时间大体上是自1935年至1945年，即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备成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阐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4年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了成熟；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9月27日榜罗镇会议召开。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35.12《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通过）：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彻底地解决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1935.12《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充分说明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分析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革命的动摇性、妥协性是由其软弱性决定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1936.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科学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系统说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和战略战术。1937.5《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回答革命前途问题，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是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

1937.7《实践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认识的辨证发展过程（两次飞跃），发展了认识论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整理性的唯一标准。

1937.8《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提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辨证关系原理；论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1937.8《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洛川会议通过）：制定出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9月《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强调反对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部进入平型关，八路军发起攻击，取得了抗战以来歼灭战的第一个胜利。

1938.5《论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考虑，阐明了积极防御理论；阐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

1938.5《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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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批驳了上述观点，强调并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分别作了论述：

（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三）建立根据地；

（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五）向运动战发展；

（六）正确的指挥关系。指出这六个问题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这篇文章对统一和提高全党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9月－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主要是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以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1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首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历史任务。阐明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个问题，目的是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在民族战争中应在各方面起先锋的模范的作用。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38.11《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战争和军队的重要性，提出注意研究军事问题。说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1939年5月《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指出：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重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分析了中国革命问题，指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1939.10《<共产党人>发刊词》：

1.提出三大法宝的理论体系。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三个法宝的中心一环。

2.提出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3.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1939.1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全面阐述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提出中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

2.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分，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3.系统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等问题 4.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地重要性及建设农村根据地地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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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纪念白求恩》：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和卫生部将在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的文章。高度赞扬白求恩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1939年12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着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大量吸收他们加入我们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提出应当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并指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

1940.1《新民主主义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形成。

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中国需要民主政治。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百团大战），八路军出动百余个团，沉重打击了日军。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明确完整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突袭。

1941年3月17日和4月19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农村调查》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调查农村情况的记录。序言指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跋指出，抗日时期党的政策，既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强调必须分清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之间的界限。

1941.5《改造我们的学习》：延安整风的文献：科学解释了“实事求是”概念；将主观主义分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著名对联以讽刺主观主义。

1941年5月《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深刻地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1942.2《整顿党的作风》：延安整风的文献：依据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互相关系的原理，揭示和阐明了党内团结与斗争的辨证关系

1942.2《反对党八股》：延安整风的文献：剖析了党八股产生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主观唯心主义是党八股的主要哲学基础；形而上学是党八股的最主要思维模式。1942.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的方向和原则。提出文艺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1942年底（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1943.6《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群众路线做了理论概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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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我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4年4月《学习和时局》：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对中共高级干部关于党史上的两条路线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五个重要问题，阐述了中央政治局的结论。强调指出：对于党的历史上的任何问题都应取分析态度，不要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分析了目前的时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用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提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9月《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指出：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完全地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个讲演是毛泽东论述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著名篇章。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都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了精辟的论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言行的出发点与归宿，坚持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

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1、大会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第一次科学的概括和阐述（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从而使其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被正式确定下来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2、大会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5.4《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提出从实际出发，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具体化为现阶段的行动纲领和战斗任务；再一次强调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阐述废除国民党***，建立由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对人民战争的思想作了概括。

1945年6月《愚公移山》：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致的闭幕词。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为努力争取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实现了全党在思想政治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在这篇闭幕词中，充分肯定了党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要求大家积极宣传这条路线，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文中以愚公移山的寓言作比喻，指出我党要像愚公那样藐视困难挖山不止，就一定会感动、团结并依靠全国人民，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文章深刻地揭示了一切反动派注定要失败，人民必然要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指出要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强调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的政策；文章分析了旧世界的三大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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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发展得更尖锐、更扩大了，正因如此，革命潮流终将战胜反动逆流，中外反动派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这篇文章从精神上武装和动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文章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永远是鼓舞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强大思想武器。

（四）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45年至1956年，即解放战争时期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继续发展”的标志是——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1945年8月28日（重庆谈判），毛泽东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 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 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等口号。

1946年5月4日（土地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12《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土改中必须注意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8.1《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专门论述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1948.3《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提出“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个方面”的重要观点。1948.4《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改革路线；明确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列为革命对象；首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

1948年9月－1949年1月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有些领导机关中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各级党委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指出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1948.11《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1948.12《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一次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1949.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西柏坡会议）：实现伟大历史性转变的纲领：运用矛盾转化的观点，阐明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进入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分析党的工作任务的特殊性和国内各个阶级的状况及其采取的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五种经济成更多精华请登陆 考研1号网 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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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发展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两个“务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

1、毛泽东详尽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现状以及党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2、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提出：⑴两个转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⑵两个务必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3《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12条；(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3)“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4)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5)学会“弹钢琴”。党委的工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6)要“抓紧”。党委对空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7)要“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进行基本的分析。(8)“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9)“精兵简政”。讲话、演讲、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1O)．注意团结那些意见和自己不一致的人一道工作。(ll)力戒骄躁。这对领导者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12)、划清两种界限。就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成绩还是缺点的界限。《党委会工作方法》揭示了党委领导工作的一般规律，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1949.6《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纲领：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阐述了专政的内容、基本任务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总结了人民民主专政得以实现的国内和国外基本经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须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向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中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条件。

1950年6月《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解释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总方针——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为了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必须通过推行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绝大多数人拥护我们或者不反对我们。绝不可树敌过多，四面出击，引起全国紧张。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1954年9月，一届人大召开。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更多精华请登陆 考研1号网 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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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初步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表述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1956.4《论十大关系》：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思想，标志着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1.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方针。2.首次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将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分析，提出了十大关系：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五种关系，即重、轻、农的关系，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之间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4.第一次就民主党派问题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56.4《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毛泽东首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1、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确立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任务：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3、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会议主要确定了以下几个方面内容：⑴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⑵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⑶强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⑷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4、陈云提出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法：以国家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个人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以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五）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时期（时间大体上是自1957年至1976年，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7.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经典文献。

1.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及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2.提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3.论及了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再次提出和详尽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促进科学进步的根本方针；

4.辩证地论证了重、轻、农的关系；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

5．单列一章阐述知识分子问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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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召开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争取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1958年12月《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文章。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具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这是一个由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的过程的问题。从这两方面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战术思想，即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指出：头脑要冷又要热，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

1、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2、会议认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

3、会议确定1961年经济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支援农业。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八大以来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强调并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并对几年来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责任；讲话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说理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即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讲话认为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民主，不可能有高度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讲话提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指出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和很大的盲目性，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篇讲话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63年5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加写的一段话。正确回答了人的正确思想的来源问题，提出或重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强调对干部和党员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本文进一步阐发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1、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2、正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1969年4月1～24日，中共9大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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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总纲。九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973年8月24～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继续了九大的“左”倾的错误。

（六）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今，即邓论和三个代表指导的改革开放时期）

1977年8月12～18日，中国十一大在北京召开。

1、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2、党的十一大召开，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1、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2、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3、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决定；

4、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5、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6、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起点。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重新建构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第二次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是刘少奇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82年9月1～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做了重要补充：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比十一届六中全会概括的多了“建设”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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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别用局长辞职掩盖“特招”内幕

别用局长辞职掩盖“特招”内幕 摘要：逼出这个“已聘人员”的真实身份实在很重要，倘非如此，在另外一些场合，隐形的他仍会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来危害公权与侵犯私权。

近年来，各级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招聘需要通过公示和考试已渐成制度，尽管实际操作中仍不乏猫腻，譬如在面试这一环打通关节。但有制度总比没制度强，而制度的执行力度往往与透明度相关，有了更大的透明度，才能抑制潜规则起作用。被称为“史上最强政府工作人员招考”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此前一个单位要招谁，私下在暗箱中就能搞定，根本用不着花这种面子上的功夫。

有人最近在天涯论坛公布了福建宁德屏南人事人才网上的一则招聘通知，全文如下：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1人，条件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周岁以下。因为针对性实在太强，发帖者戏称：“恐怕只有ⅹⅹ领导的女儿才符合报考条件。”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上述框架里来观察，设计这种招考条件本身已透出某种历史的进步。相关部门操作手法看起来很拙劣。聪明点，装模作样地弄得条件更宽泛些，然后再在其后的过程中达成最初的目的，其实一点也不困难，因为类似的过程现在并不透明。但可能当事者太需要向“某人”表达自己的意愿与忠心了，因此才毫无顾忌地写出这样的“通知”。当然他们或许没有被“围观”的经验，认为那不过就是做做样子，像不像样子根本无所谓，权力的傲慢是出于本能的。

没想到会在网上遭到阻击，开始有关人员还不以为意，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搪塞。然而事情弄大了，宁德市人事局出来发布消息，称取消招聘计划，取消已聘人员的聘用资格。也算是一种积极的回应吧？但人已聘了，为什么不把已经获得聘用资格的那个据说叫“陈晨”的身份与情况公布出来？如果想以正视听，没有更好的办法，真的想反腐，也只有此法。

但据东南网报道，25日中午，屏南财政局长游代进与人事局长张功成在面对媒体时，都拒绝透露所招聘人员的相关信息，宁愿由自己来承担责任。游代进此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工作上的这个失误，他将引咎辞职。如此一来，人们不免更狐疑了：都说流言止于公开，而被“围观”困扰的两位局长，却宁愿为流言缠绕，也不敢公开，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都知道如今的潜规则，只要不断了上面的线，即使下台仍可以换个地方或职务当官。那么，游或张这样做，无疑是聪明的，因为网上围观很快会过去，而来日方长。事实

上，网络监督确有很大局限，即只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暗箱”才可能引起关注，对更多真正隐秘的操作，根本无能为力。

问题仍在于制度建设，譬如硬性规定通过招聘任用的人员必须公开其姓名与基本信息(包括在网上)，以备围观者“人肉”。如果有这样的规章，我们就可以较少担心官员舞弊。事实上许多空当是故意留着的，就像屏南这则招聘通知，对象完全是预知的，当事人预先留下空当本来就准备由圈内的自己或别人来利用。那么，逼出这个“已聘人员”的真实身份实在很重要，因为他或她一旦现形，身后的那条线就不可能不露馅。那个人才应当也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因为倘非如此，在另外一些场合，隐形的他仍会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来危害公权与侵犯私权。

此人是谁？我们拭目以待。

第五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附接见红卫兵视频)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附接见红卫兵视频）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红卫兵在一起

“文革”初期，毛主席八次接见了一千二百万红卫兵。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作者张辉灿即在其中）都参与了保卫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想，把这些眼观耳闻的鲜为人知的片断、逸事整理出来，献给读者。毛泽东的一封信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一百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等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未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附件】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左起依次为陈云、邓子恢、朱德、毛泽东、林彪、贺龙、叶剑英、徐向前

1966年的“八.一八”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八.一八”。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以下同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清晨五点钟，毛主席就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中。8月18日凌晨一时，吃过夜餐后，蔡洪江处长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儿，六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为了早点到，不到六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四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五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戌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这就是主席先于我们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原委。天安门内外两重天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8月18日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十一名常委的名单次序排列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注】1966年8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一中全会改组后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 彪、周恩来、陶 铸、陈伯达、邓小平、康 生、刘少奇、朱 德、李富春、陈 云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再加上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大讲“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就像重磅炸弹似的把人们的脑海轰蒙了。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两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招手，未点头示意。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有幸直观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而没有到预先给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下楼去了，来去不过三分钟。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见。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这会儿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戴上了宋彬彬献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一千五百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平台乱串了。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别的什么也未写。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高三学生宋任穷之女宋彬彬）。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六个小时。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

1966年“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五辆敞蓬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四辆敞蓬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第三次接见一百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进入九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一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迸人九月中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七十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并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增加到了一百万。第三次接见，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三百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十七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一百五十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上午十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乘敞蓬吉普车向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群众致意

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与群众在一起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七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三师。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警卫三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尔后行车的畅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五次接见一百五十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四十三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图了没有？我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坐沙发）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艺术的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尔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十一时拿到这里研究。10月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组织准备工作。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五十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四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10月17日晚11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10月18日上午，离实施接见不到一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五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接着，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通知》的内容，我在小本上边记边整理。议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十二辆敞篷车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办了，都在原地、原位预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用了一个小时，接见了五十里巨龙似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乘敞蓬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车子意外抛锚，红卫兵一下蜂拥而上要见毛主席

接见完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红卫兵围住了，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他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四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的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第六次接见二百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五十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搭载二百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六千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三天内运筹六千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沟通。六千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又亲自审查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六千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首都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周总理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混乱局面的外交办好，为防备林彪、江青一伙的暗算，又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是太难当了。接见红卫兵以来，周总理一昼夜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儿一会，我们没有惊动他。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首都工作组知道，独自在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六路车的车速、车距和间距。1966年11月3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11月3日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接见红卫兵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六路卡车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六路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席，车厢南面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也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驶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三时才结束。第七次接见二百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联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为了早接见、早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二百万红卫兵。这次接见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一百五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旋涡来回翻滚。毛主席为引导红卫兵西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打旋涡翻滚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四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六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11月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把五十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二百五十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四百万。“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这四百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的问题。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彪、江青一伙找不到茬儿。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设想在11月25、26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二百五十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周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呵。”毛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二百五十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966年11月25日接见一百五十万，26日接见一百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11月25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儿，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不多一会儿，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总理这才放心地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开始得很是顺利。11月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在1966年七十天的时间里，毛主席八次分十批接见了一千二百万红卫兵。接见完后，周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周总理转报主席。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多大的心血的，他的辛劳真的达到了极限。接见一千二百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后来红卫兵被造反派取代了。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四期 友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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