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人登山队在四姑娘山景区失踪（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14人登山队在四姑娘山景区失踪（写写帮推荐）

14人登山队在四姑娘山景区失踪，景区管理局称系违规穿越

到昨日已失踪12天，遇难可能性不大 9名失踪驴友中包括3名上海驴友 穿越线路自汶川地震后地貌破坏严重，大部分路段无通信覆盖 当地连派5支救援队，今日将再派两支增援

发布者：danxi 时间：2011-10-12 07:06:57 来源：解放牛网 新闻晨报 【评论0 查看】 【我要评论】 【发起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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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琪 制图

晨报记者 杨育才 张岂凡

昨天下午，记者从四川省登山协会获悉，一个由9名驴友、4名当地背夫以及1名高山协作（高山协作是一个职称，责向各高山营地运送登山物资）组成的登山队已经在四川四姑娘山景区失踪12天，其中包括3名上海驴友。

截至昨天晚上，四川省已经先后组织5批搜救队伍进山搜救，但失踪者仍音讯全无。晨报记者从四川省登山协会获悉，今天上午，还将有两支搜救队进山搜寻另两条线路。

另据四姑娘山登山管委会昨天通报，一支登山队伍9月30日曾向管委会申请进入海子沟地区露营，但申请登记项目仅为露营，登记人数也只有6人，而且四姑娘山景区今年6月份已经公告封闭这条线路，因此该队人员从海子沟往卧龙方向徒步，属于私自违规穿越。驴友网上召集登山

昨天上午，向晨报记者曝料的上海驴友徐晓蕾透露，这支失踪的登山队是在国庆前通过网络召集起来的，其中有她认识的4位朋友。根据目前公布的名单，记者发现，除了发起人许宁（网名“吃饱点”）之外，有7名队员是“80后”，还有1名是“90后”，8名队员中包括4名女性。徐晓蕾告诉记者，9名驴友中有3人在上海工作，其余分别在广州、杭州等地工作。

按照徐晓蕾提供的网址，记者在“徒步中国”网检索到了“2011年国庆节四川龙眼徒步穿越活动”的召集帖。根据召集帖中的行程，登山队在10月1日经由日隆镇进入大海子、花海子、黄棚子，此后几天相继穿越到热水沟营地、龙眼沟底营地、耙子桥平台，10月6日抵达卧龙镇，7日返回成都，每天的行程至少在8个小时以上。召集帖还特别提醒，不接受没有高原徒步经验者报名。登山过程中如果迷路，应折回原路，或寻找避难处静待救援。另据四姑娘山户外管理中心调查，许宁等9名驴友由高山协作唐阳华带队进山，另外还雇了4名背夫。

和许宁熟识的上海驴友李健，昨天已经抵达四姑娘山下的日隆驻地。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一般来说，9个人的队伍，能够带上4名当地的背夫，以及1名向导，这样的配备，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徐晓蕾和李健都证实，许宁在近10年当中有过多次高原雪山登山经验，而且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走四姑娘山这条线路。

徐晓蕾还告诉记者，按照行程，9名队员应该在10月6日就有消息，但直到8日仍然没有任何信息。自从9月30日之后，她就再没有听到登山队的消息，登山队中也没有人通过短信或者微博透露实际行程。直升机难参与搜救

接到求救信息后，四川省登山协会在分析了这14名人员的行进路线后，立即组织救援队进山搜寻。

昨天晚上，已经抵达日隆救援驻地的四川省登山协会发言人、救援队员刘建在电话中告诉晨报记者，下午第五批救援队伍已经进山，沿着和前三支队伍不同的路线进行搜寻，但直到昨晚仍然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刘建透露，在制订救援方案前，救援队向熟悉地形的当地人详细询问了所有可能的徒步线路，以及每条线路的长度、路况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救援队今天上午还将派出两支搜救队，沿着两条线路分别搜寻。

在许宁的召集帖中，他是这样介绍龙眼的：位于四姑娘山深处，此路线仅有当地很少一部分药农去采药，其他当地人也极少到过龙眼。

刘建告诉记者，救援指挥部已经和周围理县及卧龙相关部门联系，希望当地派出救援队从外围向龙眼方向搜救。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救援队已经申请直升机协助搜救。对此，刘建认为，事发地属于高原山区，地势及其复杂，每条山沟徒步完成都需要数天甚至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地方不适合直升机作业，汶川地震时，就是在这附近，坠毁了一架救援的直升机。”

记者昨晚从四川省登山协会得知，最早派出的3支救援队伍已经返回，曾对失踪者在海子沟的露营地及失踪者可能误行进入的四姑娘山幺妹峰背后进行排查，均未发现失踪者的线索。第四批计划在4天后返回，第五批返回时间未定。今日，还将有两支救援队伍上山搜救。失踪或与大雪有关

对于14名登山者失踪的可能原因，李健认为，应该没有出现紧急情况，否则4名当地人肯定会返回求救。李健认为登山队很可能迷路或者被降雪困在某处，因为没有手机信号，又无法向外界求援。

据四姑娘山管理局介绍，按照14名登山者计划的线路，他们在10月3日、4日会经过两个垭口前往龙眼，但是3日、4日上述两处连降大雪，团队失踪很可能与此有关。

四川省登山队搜救队员蒋峻认为，现在14人在山里究竟什么情形，究竟在什么方位，线索都还没有。按照目前分析的情况，可能的原因是：徒步的9名驴友里，有队员受伤，而其他队员不愿让其掉队，一直陪伴着他。但高山协作唐阳华的哥哥则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真的有人受伤了，5个当地人完全可以派1到2人返回报告。

救援队最担心的是，登山队在穿越热水沟后，往卧龙方向走银厂沟、正河沟等常规路线，但那一带这样的沟有几十条，如果他们选择了其他沟进行穿越，那将大大增加搜寻难度。景区称路线早已封闭

14名失踪者是从四姑娘山景区进入徒步路线的。对此，四姑娘山管理局昨天表示，直到日前驴友出现联系不上、失踪情况后，他们才从其家属处得知对方并未按照登记的项目露营，而是违规穿越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早在今年6月24日，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就发出了暂时封闭“海子沟-龙眼-卧龙”穿越线路的公告。该公告称，由于该穿越线路地形复杂，难度较大，且有野生动物出没，大部分路段无通信覆盖，后勤补给异常困难。“自‘5·12’地震以后，该穿越线路沿途地形地貌破坏严重，穿越的难度和危险系数加大，一旦出现任何险情，搜救和救援极度困难，稍有不慎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该公告同时指出，景区管理局决定暂时封闭该线路，不予办理相关手续。一经发现有游客私自穿越，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与管理局无关。昨天下午，在公布协调救援情况的同时，四姑娘景区管理局撇清了与此事关系，称“该批驴友，在看了封闭公告后，仍然私自违规穿越，且不在我景区管辖范围内失踪。故此，此事与四姑娘山景区无关！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批出事驴友存在瞒报人数、私自穿越等多项违规。”

尽管如此，景区管理局的声明还是引起争议。有上海驴友向记者表示，虽然声明所言皆为事实，但目前救援工作尚未完全开展，如此声明不合时宜。“即使已经了解了这批驴友的计划路线，但没有找到他们前，如何能确定失踪地点是否在景区管辖范围内？就这样率先‘撇清关系’，有些不尽人情。” 失踪驴友名单

发起者：许宁（男，广州）1976年11月 网名“吃饱点” 队员：

黄洪彪（男）1980年09月 区伟坚（男）1981年03月 刘 波（男，上海）1985年02月 吉刘然（男，上海）1983年11月 张赞琴（女）1981年04月 杨新仪（女）1990年01月 虞秀月（女，上海）1982年08月 赵海芸（女）1983年04月 四川山地救援总队队长高敏

穿越线路本就复杂 震后加剧不确定性

四川山地救援总队队长高敏参与了今年5月对两名南京登山者的搜救工作。他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子沟-龙眼-卧龙”线路在被封禁之前也并非常规的经典路线，“走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喜欢挑战自我的人喜欢走。这批驴友违规穿越这条线路，是一种对自己生命不负责的做法。”

据高敏介绍，这条路线比较长，正常情况下大约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进行穿越，对于驴友、登山爱好者来说，主要难点在于强度大、地形不明。“穿越整条线路需要在几天时间里，翻越3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垭口，对于体能的考验非常高。此次14名失踪人员中已经确认至少有4名女性，体力不足或成失踪的一个因素。”高敏告诉记者，除此以外，在龙眼沟底经常会起雾，能见度很低，不利于辨别道路。

“龙眼沟一带岔路较多，地形原本就比较复杂，比较容易迷路，在汶川地震后，不确定性更为加剧。”高敏介绍说，地震后，龙眼地带的一条“正合沟”便再也没有人完整考察、穿越过。“地震形成了一些堰塞湖，今年5月搜救失踪的南京登山者时，我们就因为该地区发大水而无法进入。”

高敏同时表示，四姑娘山多变的气候也成为登山者的一大考验。“穿越线路难度大，救援工作也势必困难。”高敏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下，救援队员一般需要携带10天左右的食物才行。失踪驴友行程安排：

●9月29日：成都-都江堰-映秀-卧龙-巴郎山-日隆镇（海拔3100米）●9月30日：日隆镇休整

●10月1日：日隆镇-大海子-花海子-黄棚子（行程约8小时）

●10月2日：黄棚子-犀牛海垭口-热水垭口-热水沟营地（行程约9小时）●10月3日：热水沟营地-龙眼沟底扎营，龙眼沟底营地（行程约10小时）●10月4日：龙眼沟底营地，逛龙眼瀑布。

●10月5日：龙眼沟底营地-耙子桥平台（行程约11小时）●10月6日：耙子桥平台-卧龙镇（可以看熊猫），行程约9小时 ●10月7日：卧龙-成都 ●10月8日：成都玩耍或返程

“穷人的天堂”并非徒有虚名，而是掷地有声

35美元计算机对穷孩子来说不啻一个福音

国内媒体的印度报道存在偏见和误区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与日本、中国并列为亚洲实力最强的三个大国。近年来关于印度的话题，逐渐成为国内舆论的热点。印度的农民和穷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由于种种原因，国人对印度存在不少误读。比如说对它的贫穷状况的解读多有误区。其实，在印度南部的很多地方，会发现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好很多，也有不少小资情调的地方，漂亮的品牌专卖店。在班加罗尔，科钦，马德拉斯，海德拉巴„„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和口味比国内的小资不见得差。

研究农村问题的高战从印度考察归来后说，“穷人的天堂”并不是说印度到处都是穷人，而是说印度是一个连穷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正常生活的地方。不仅印度政府的行政成本非常低，而且印度的国民大都有社会保障。这里有较为充分的就业率，年轻人有很多方面的发展途径和发展机会，所有城市的公共设施都以人为本，首先考虑穷人的福利，考虑穷人的承受能力。„【详细】

印度是穷人的天堂，但不是富人的地狱

印度的“穷人不穷”得益于一套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公共分配系统、对农民的保障措施和社会保险措施等三方面内容构成。公共分配系统，是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专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业系统，即平价商店。针对农民大部分是经济和社会落后阶层，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专门针对农民的特别保障性措施，主要有：提供最低工资保障；规定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等。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目前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受益者涵盖全体国民。

印度是穷人的天堂，但不是富人的地狱，它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和谐相处的国度。印度的官员追求的不是政绩工程，即使国外投资者看到市区很乱，很脏，他们也不会说“搞好点”，因为要搞好就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他们的官员怕丢失选票。印度的富人再富，官位再高，也有安全感。„【详细】

怎样来看印度穷人少仇富

在制度阳光下，印度穷人也活得自在安闲

印度的国情决定了穷人生活成本不高

印度穷人整体上生活成本低，这与印度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说，国情决定了穷人生活成本不高：吃、穿、住的成本非常低。比如，印度最大的家族企业式集团公司塔塔集团，从2009年起，推出廉价房，每套只需要500欧元（约合人民币4200多元），可在一周内组装完毕并投入使用。为数以百万居无定所的贫困人口解决了居住困难。这种奇迹在国内是不敢想像的，其原因也在于其低成本的国情。„【详细】 印度社会公平机制相对完善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公正的司法制度，人民手中的选票决定了官员的前途。因此，印度各级大小官员，无不以“让选民高兴”为执政理念。印度税收更低，政府公务员无特殊待遇，公款吃喝等事情更是从未听说。政府一旦有了财政盈余，不是大建面子工程，而是通过减税或者发放消费券等还给人民。孟买、新德里的贫民窟，甚至装上了连市政府都没有的空调。

新兴富豪们致富的途径比较人道和公正

印度近10年来产生的新兴富豪，基本上来自IT产业、软件业、制药业和钢铁汽车业。这些产业利润的来源主要依靠出口和外包生产，对印度人民日常生活负面影响有限，反倒是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印度的就业率。换句话说，印度富豪们致富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发展科技从外国人手里赚钱，自然能让印度老百姓心服口服。

宗教情结使印度人比较满足于现状

印度自古是一个宗教国家。全民信教使印度人是名副其实精神上的百万富翁。印度人内敛，含蓄，深沉，他们不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现实生活中，而将很大一部分经历用于思考未来。这样的性格使印度诞生了影响全世界的佛教，历代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层出不穷。圣雄甘地一生主张非暴力，与穷人为伍。„【详细】

最重要的是印度穷人拥有“选择贫穷的权利”

印度自古是一个宗教国家。全民信教使印度人是名副其实精神上的百万富翁。印度人内敛，含蓄，深沉，他们不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现实生活中，而将很大一部分经历用于思考未来。这样的性格使印度诞生了影响全世界的佛教，历代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层出不穷。圣雄甘地一生主张非暴力，与穷人为伍。„【详细】

“中国人仇富”是一大谎言

国人仇富仇的不是富，是不公

仇富有没有道理可讲？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说：中国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有人更干脆地说：数千年来，在我国大众社会里，似乎一直都弥漫着一股“仇富仇官”的情绪或气象。

其实，仇富的人本质上不是仇富，而是只仇别人富，他们不会仇自己富。如果富人按一定的游戏规则把“剥削”来的钱，用于发展再生产，从而使更多的穷人就业；向国家交税，最终用于国家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和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救助。这时候，我们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不是“仇富”而是“仇恶”。„【详细】

仇富的根源在于缺乏安全感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认为，“人们并不仇恨富人，他们恨的是权利失控的事实。”“有权者为所欲为。他们能用特权换来房子、汽车，甚至教授头衔！”这位社会学家还指出，在其他国家构成中产阶层的公务员、中小企业主、教师、企业干部，在中国却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一阶层，因为他们缺少一种关键的感觉——安全感。“说不定第二天，你的房子就被拆了，你可能就被赶出去，没有任何稳定的保障。”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中国人都想变成富人、富豪，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即使被仇视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仇富”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会有“中国人仇富”这样的传言？这实际上与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有关。主流经济学体现强者的意志和利益。

就当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而言，它并不是真正良性的市场，或者，至少说不是成熟的市场。相反，它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是一种单纯由自发力量主导的掠夺性市场。正是在这种不成熟、很不合理的市场主导下，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本身极端有利于强势者。而且，强者可任意地剥削和掠夺弱势者，因而“虐穷”心理和“虐穷”行为在当前中国远比“仇富”心理要严重和广泛。

一、引言

一般来说，维护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平衡发展是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职能，是市场完善程度的重要体现。究其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本身就不仅只是冷冰冰的抽象规则，而包含丰富的市场伦理，体现人类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否则社会必然是失范的，市场也必然是无序的。如，D·米勒就强调，“一种公正的市场经济会要求一种具有强烈的调节性和校正性的框架，而且看上去会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救济制度有实质性的差别。更确切地说，它至少要满足五个条件”：“首先，市场必须在平等的机会的背景下运作。第二，基于相类似的理由，反歧视的立法必须确保人们不管是作为雇员还是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方不会因为他人有偏见的态度而失败。第三，市场必须保持竞争性，从而使得人们只是基于他们提供的他人想要的商品和物品的份额而得到酬劳，而不是享用垄断租金。第四，围绕市场的制度应当减轻而不是加剧运气的影响：既然这些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重要的就是尽可能不要使好的和坏的运气累加在特定的生活过程之中。第五，在经济制度的非市场部门工作的人得到的收入和伴生的利益应当与市场部门这种从事类似工作的人的所得具有广泛的可比性”。

然而，随着伦理被逐渐排除出经济学领域，市场伦理在经济学理论界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漠视，而一般的抽象规则却得到片面的强调。按照这种抽象的交换规则，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收入和财富将以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分配，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但显然，纯粹的帕累托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正义观，基于交换的任何分配的最终结果都取决于最初的资源分配状况。罗尔斯就指出，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最初的分配安排“要求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即所有人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但由于没有做出努力来保证一种平等的或相近的社会条件，资源的最初分配就总是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我们可直觉到，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人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这意味着，只要交易各方的机会和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交易的结果就不一定是正义的。为此，罗尔斯提出了“向才能开放的前途平等”和“机会的公平平等”两大原则。

显然，正是由于对市场伦理的严重忽视，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呈现出无序化特征：一些机会主义者通过巧取豪夺而急速暴富，而另一些弱势者却逐步贫困化、边缘化，导致我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急速拉大。也正是由于分配的严重不公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当前体现社会正义的声音在法制建设和执行中开始得到体现，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开始重新反思，这导致一批曾经大肆鲸吞国有资产或“以武发家”的富豪相继被查处。然而，竟然从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口中开始传出“中国人仇富”的声音。问题是，中国人真的比西方人还“仇富”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呢?这实际上与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有关，本文就此作一剖析。

二、主流经济学体现强者的意志和利益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不关心资源的初始分配或交换的起点问题，而是积极承袭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呈现双重特质：一方面，它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辩护，认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逐自己利益的权利，都具有不受他人支配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为集体主义、等级主义和反平等主义辩护，因为按照自然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规律，强者可按照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利用和控制弱者，而且人类天生不平等正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们生就的禀赋是互补的。而且，在自然主义基础上赋予一定的信念后就形成伦理自然主义，这种伦理自然主义基于“物竞天择”的学说把存在的就当成合理的；同时，对存在的认知又衍生出实证主义，这样，伦理自然主义又与伦理实证主义相结合，因为两者拥有共同的信念，即必须把规范归结为事实。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科学的发展路径探究经济现象，试图在人类世界中发现像自然世界那样不变的规律；并且，它把利己心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万有引力，认为正是在自我利益追求的牵引下实现社会和谐，从而热衷于在这种利己的驱动力上构建一般的抽象规则。

这种伦理实证主义首先出现在社会学中，自孔德开启滥觞，经过涂尔干、斯宾塞、滕尼斯及默顿等人的努力，结构功能主义为社会学者所普遍接受；但也正因如此，遭致很多批判，导致社会学“危机论”甚嚣尘上，从而导致马克思社会学、现象社会学、本土社会学及其他冲突理论的出现。如，马尔库塞就对实证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倾向进行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分析仅仅限于注意和分析特定的社会现象，从不敢超越这些特定的社会现象，超越特定的社会制度，竭力使理想符合特定的社会现实，消极地适应现存社会，与现实妥协，为现实辩护。因此，实证主义分析本质上就是保守、妥协，为现实唱颂歌的理论，根本没有任何批判否定的精神，这种理论也不可能改变现存社会，创造合理的社会。不过，尽管伦理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界及道德哲学界已遭受重大批判，但自从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界流行，主流经济学就开始根据供求力量决定的均衡来设立社会规则和制度安排，并为现有制度进行辩解。因此，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宣扬自己的实证研究是客观的，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但显然，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的思想却深深地印在其理论的每一方面。

特别是，在当前功利主义盛行的学术界，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合理化既定制度的根本性思维，把一切制度都看成是力量博弈的结果，以供求均衡来解释其合理性。并且，基于这种以力量决定的不变社会规律，主流学者不但对当前这种扭曲的事态熟视无睹，而且还总要站在强势者的一方极力为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丑陋现象进行百般辩护和解释，从而蜕变成为强者利益服务的理论。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不变的社会规律，即使“那些令人不愉快或不情愿的事物都必须加以接受，因为它们都是由不可变易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例如，由供求决定的工资就是不可动摇的规律”，因而任何法令干预工资谈判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这种学说还“培养了一种对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因而也就培养了人们沉默、毫无反抗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东西”，因为“现存的将永远存在，而试图要影响事件的进程，或者只是对它们进行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事：一个人并不向自然规律去辩论，而企图推翻它们则只会导致灾难。”正因如此，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收入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是合理的”，当前那些穷人不应该有所不满，甚至要感富人的恩，因为没有他们，没有工作，甚至连想被剥削的机会也没有。

显然，正是片面地把市场机制等同于“自由”交换，目前国内一群“主流”!学者极力为那些残酷的工厂管理和分配制度进行辩护：如果那些工人不愿在这种环境下被雇用的话，他们有权利离开，而企业主在同样的条件下可雇用到其他的工人。但当前的市场上果真有真正的“自由”交换吗?这就涉及到对“自由”的理解问题。自由主义思想最早是政治性而不是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强调对政治权力或权威的摆脱，正因如此，早期的自由主义强调财产的自由，把财产不受侵犯视为自由的根本。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社会正义认知的深化，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被视为最为根本的，自由主义开始转化为对贫困和弱势者的关注。关于这一点，罗尔斯、森、德沃金、桑代尔及阿巴拉斯特等人都做了深入的分析。如，德沃金指出，自由本身与平等就不相矛盾，“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政治美德的两个方面，因为这种战略既借助于自由来定义平等，又在一个更抽象的层面上借助于平等来定义自由”。而且，在德沃金看来，这种平等主要是指资源平等，“资源平等是内在于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与任何其他底线相比，自由主义底线都更好地表达着自愿平等对抽象的平等主义原则的解释”。关于市场交换中的自由所内含的缺陷，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市场交换的自由至多是从消极意义上而言的，消极自由是指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主体可以或应当被容许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但问题是消极自由会产生一种抑制性的需求，从而使人们在无知和失望中不自觉地接受目前的事实。如，马尔库塞就指出，“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选择的准绳决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维护对艰辛和恐惧的生活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的话。那么，再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就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更为宽泛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则主要体现为意愿或能力上，积极自由是指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或体现为主体能采取某种行为的能力。显然，从意愿与能力的角度看，市场上不同个体之间的自由极端不平等。究其原因在于，每个个体所享有自由的程度都决定于其“选择集”的大小，而在市场中，由于个体是差异性的及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每个个体所面临的“选择集”是不同的。试想：像流浪汉、失业者和领取救济金者这样一些“选择集”极端狭窄的主体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吗? 而且，即使面临的“选择集”较为丰富的场合，也并不意味着自由是充分的。正如现代社会的工人可在市场上随意选择自己意愿的公司或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自由的。如，森就审查两类流行的自由观：一是自由的基数观，它从选择机会中备选方案的数目角度来确定自由的范围，认为，对自由的衡量不应考虑人们对机会的偏好，而应仅仅考虑个人所面临的备选方案的数目(选择数目越多就越自由)。二是自由的博弈形式描述，它侧重于从权利的博弈形式角度对自由作出规定，认为，每个人在一组策略上进行选择，可行的策略组合规定每个人所能拥有的自由。在森看来，这两种自由观都存在问题，因为都忽视个体的偏好。如，就自由的基数观而言，假设存在两种机会集组合，A的三种可能选择是：绞死、枪毙和活埋，而B的三种可能选择是：高现金收入、高在职消费和高荣誉奖励；那么，这两种自由是等价的吗?显然，我们估价自由时必须关注两个机会集的差异。就自由的博弈形式描述而言，它也仅仅表明每个人可在各种可行的组合内如其所愿地使用他们的权利，赋予过程和程序以优先性，却无视它们的结果。显然，这种自由观将人们的公认权利和形式权利的后果分裂了，从而也忽略人的偏好。

为此，范伯格区分了“实际发生的”和“意向中的”两类自由：前者是基于人的挫折感，一个人只有在他想做某事而又能做某事时才是自由的；后者则基于人的意向性，一个人只有在他能做比他想做的多得多的事情时才是自由的。在范伯格看来，“凡是妨碍一种实际的或假设的愿望的满足的东西都是一种约束”，都是不自由的；而且，一般地，约束越多，不自由的程度也越深。如，在一个弱女子被打劫而面临“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时，我们能说歹徒给予她选择“自由”了吗?事实上，也正如森指出的，“如果不着眼于一个人有理由追求或希望的不同选择或过程，而只看到他根本没有理由去追求的可替代方案，那么我们很难理解自由和机会的重要性。因此，对一个人机会的评价要求我们理解他希望拥有的事物以及他有理由去重视的事物。虽然自由这一概念有时独立于价值、偏好和理由，但若没有对一个人的偏好以及偏好理由的认识，我们将无法充分把握自由的含义。”

综合这些，雅赛指出，在一些相互排斥的抉择中，最好的抉择同次好的抉择间的差距不应过大，次好的抉择不应是差得多的，如果差得多，那么作出这一抉择的人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如，就劳资交换而言，个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资本家剥削，二是拒绝资本家的剥削而饿死。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就没有真正的选择自由，所以雅赛说，挣工资的人并不是一个自由行动者。在一些发达国家有诸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是如此，在当前的中国更是如此，因为当前一系列的规章对底层的工人都非常不利。事实上，工人们不但被剥夺组织真正的工会来对抗雇主的权利，而且在各种决策机关也只有很少的一些代表。相反，雇主之间却更容易形成联盟，并且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成为代表、委员。试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资之间的交换可以说是真正“自由”的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当前的状况很像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而斯密、穆勒、马克思等很早都已指出了这一点。即使曾担任英国女王法律顾问的伦敦大学法学院院长罗伊德也指出，尽管契约自由是现代国家中的最高价值之一，但“把契约自由当成自由社会基石的人往往会忽略，在买卖中议价的地位如果不平等，这种自由很可能就只是单方面的。举例来说，在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工厂中的劳工可自由接受或拒绝雇主提供给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时间，因此他们应该自行斟酌，这样想，完全忽略了背后的经济事实。后来由于工会的兴起，在议价能力上类似斟酌平等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工业关系的性质”。

三、主流经济学合理化了当前盛行的“虐穷”行为

事实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基于供求关系所决定的结果从根本上体现强势者的利益，因而这种理论必然是为强势者服务，而根本谈不上所谓的社会正义。国内那些“主流”学者却把市场机制与“自由”交换等同起来，结果误导社会大众，也扭曲市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小偷或强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偷盗或抢劫而没有道德上的负疚，只不过“被抓住算我倒霉，而没有被抓住则是我的福气”；同样，那些企业主们也可疯狂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甚至置国家三令五申的工人福利、工作安全及环境保护于不顾，因为他们也持有小偷或强盗的逻辑。显然，正是基于主流经济学的这种逻辑，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多年，但工人工资却几乎没有上升。据广东省的有关调查，2005年广东省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有600多元，过去12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考虑到物价上涨趋势，农民工工资实质上呈下降态势。实际上，工人工资的绝对和相对低下，也可以从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看出：我国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为12％；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0％，而当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实际增长仅为12.8％，而且，我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比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20％—30％。

同样，也正是基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在山西私营煤炭企业中，那些工人每月的工资仅七八百元，但那些私营企业主却对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一买就是十几辆。而且，这些人进京大量买房，往往一买就是上千万元，他们买房也根本不是需求，而是“先放着”。特别是，在我国的一些私营煤矿中，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每年因安全事故而死亡的矿工数目惊人。据统计，2005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04，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50—70倍，也是印度、南非和波兰等欠发达或半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然而，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竟然要为这些煤矿主们辩护，说那些矿工自己为能多采煤而偷偷地把安全警报器给关掉了，因而工人是咎由自取。殊不知，这些主流经济学的国外教父们已承认，个人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根源在于市场伦理的缺乏而实行的最低工资，而且，普通法在工伤事故中往往偏袒资方。如，波斯纳就写道，“在工资只能维持生计时，工人就会拒绝对减少工资以增加工作安全度进行交易——但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最佳的决定：承担一些风险比忍受饥饿更为有利”。当然，“即使在19世纪的美国，产业工人的工资还是远远高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实际上，19世纪晚期还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这就是为什么有大量的移民的原因”。但在我国却由于存在大量的潜在产业工人而使这些企业主可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甚至往往把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而毫不在乎。究其原因在于，在缺乏基本的基于人文关怀的市场伦理及市场规则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那些强权者就会利用种种权力(信息、武力)去强迫他人、压榨他人。正如奥尔森指出的，“如果一个人拥有比他人多得多的权力，他也许更可能通过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不是自愿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他可能毫不费力而不是花很大代价就能得到很多”。不可理喻的是，在这种情形下，“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去探究既存市场机制中的缺陷，反思经济学理论本身的不足，反而大肆宣扬中国社会存在“仇富”心理，似乎这些“富”都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富人没有依靠暴力进行掠夺，其“财”都是基于市场“自由”交换的结果，是与他们贡献和能力相适应的报酬。这些“天真”的经济学家们却不愿进一步想一想，市场交换果真“自由”吗?交换的结果果真公平吗?这些“富”究竟是怎样得来的呢?综观当前中国现状，与其说中国穷人存在“仇富”心理，还不如说中国富人存在“虐穷”心理，这一点只要稍具历史常识的人作一下中西方的比较就明白了。事实上，当前西方社会之所以似乎没有“仇富”心理，关键在于其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从而分配相对公平，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人成了中产阶级。但在西方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制度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及收入存在极不公平时，社会同样充斥着“仇富”心理。而且，在西方社会，那些备受压榨的工人不仅会表现出“仇富”心理，也会积极开展“仇富”行动，会极端地破坏企业主的机器设备，当时影响甚远的卢德运动等就是如此。相反，我国的社会大众历来具有强大的忍耐性，即使在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情况下也仅仅表现出一些心理厌恶而基本没有行动，又如何来夸大中国穷人的“仇富”呢?但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的福禄观与西方生活的权利观的日益结合，使中国富人的“虐穷”现象比西方要强烈得多。事实上，那些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对穷人的虐待不仅表现在心理和言词上，更赤裸裸地体现在行为上。如，近来茅于轼先生大肆宣扬“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说，其理由是：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而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穷人是弱势群体，哪怕说错了，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而为富人说话则不同，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另一方面，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尽管茅先生后面所列举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社会的现实，但他将做事和说话分开的做法显然不能成立，而且，认为“穷人得势而失利，富人得利而失势”的说辞也经不起推敲，因为“利”和“势”本身就是不可分的。一方面，尽管现在的网络为一般群众提供一些发声的管道，但这种无组织的牢骚之言根本显示不出它的力量，相反，那些权势者通过掌控大量的媒体而有组织地诱导舆论。正因如此，尽管为权势者说话的人数较少，但他们的言论往往被反复宣扬，所以才会出现“仇富”、“仇官”的说辞。另一方面，把做事和说话对立起来本身就是矛盾的，根本上违反儒家“知行合一”的精神。

其实，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权势者说话的理由无非是主流经济学的教条：“私利追求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以供求来决定商品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市场中的经济人行为是合法的，甚至也是合理、合情的，否则就会被淘汰”，“强者获利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说”。但问题是，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讲的市场是何种市场?是成熟而合理的还是掠夺性的?况且，在现代人类社会中还应实行“野蛮丛林”下的自然选择法则吗?事实上，除最落后的经济和管制最严的经济外，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中，太阳底下有货物就存在交换，也就有市场，只不过，交换的方式不一样导致市场的形态不一样：有的是相对公正的，有的是赤裸裸掠夺性的，市场越不公正就越有利于强势者。而且，市场本身有成熟和不成熟之分，成熟的市场能最大限度地缓和市场失灵现象，能促使市场经济向有益于社会公众的方式来发展。随着交换和分配公正的提升，市场也日益成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过程。由此可见，在当前世界的一些经济体中，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发达，关键是市场机制本身畸形了，它满足不了交易各方对正义的要求，也不能实现私利与公益的和谐一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市场和非市场的简单划分，而是要对市场、产权、民主及自由等词汇的内涵有深入的认识。否则，为完全把它们变成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也不可能对相关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笔者不是对茅于轼等人的人格有所质疑，相反，相信他们也是一个具有道德而行为得体的人，内心也对当前富人的种种做法甚不赞同。如，茅于轼就曾抨击当前许多有钱人“用违反道德的方式赚钱，用违反健康的方式花钱”。但问题是，我们的学者一方面要从事小金融、低信贷等扶助穷人的“高尚”事业，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为富人说话，甚至要为他们的“原罪”开脱，这就难以真正明白他们的价值观所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悖论呢?关键在于，他们固化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不能意识到其接受的主流经济学说本身就内含特定的价值观，更无力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使自己宣扬的“无伦理”学说实际上成为强势者的辩护词。哈耶克曾强调，仅仅知道经济学知识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任何具体的政策都涉及到其他众多社会科学的知识。可见，尽管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我们必须对市场的内涵作进一步的探索，而不能笼统地将市场视为自由放任。正如德沃金所说，“如果我们关心自由，我们就必须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任何真正的冲突，都会是一场自由必败的竞争”。当然，市场本身就有多种形式，这取决于每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制度，但不同国家中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是不同的，这也就是市场机制有待建设的地方。就当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而言，它并不是真正良性的市场，或者，至少说不是成熟的市场。相反，它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是一种单纯由自发力量主导的掠夺性市场。正是在这种不成熟、很不合理的市场主导下，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本身极端有利于强势者。而且，强者可任意地剥削和掠夺弱势者，因而“虐穷”心理和“虐穷”行为在当前中国远比“仇富”心理要严重和广泛。但不幸的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但对此往往熟视无睹，而且，还积极为强势者说话，生怕他们会因为舆论的压力而不敢按照“市场经济”行事似的，这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呢?试想，在这种市场制度所产生的分配体制中，和谐社会如何才能构建呢?巴斯夏说，所有合法的利益都是和谐的，这里强调不是“合法”而是强调“和谐”，即只有能导致利益和谐的法律才是真正合乎实质法的，而那些背离实质内容而体现不正义的强制法律本身是不合法的。显然，在当前社会中，个体利益之间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正日益呈现出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作为市场机制之骨架的那些一般抽象规则是缺位的或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从而不能有效缓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构成市场机制之血液的那些市场伦理还处于缺位或扭曲状态，从而没有有效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四、结语

尽管在一定市场规则上的“自由”交换表面上体现一定的正义，但这种正义主要体现为形式正义，它反映为对原则的坚持，对体系的服从。正如罗尔斯指出的，“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特殊结果是在遵循一种公平的程序中得到的就说它是正义的。这个口子开得太大，会导致荒唐的不公正的结果”。而且，尽管形式正义确实可排除一些重要的非正义，因为它要求执政者刚正不阿，在处理特殊事件时不受个人、金钱或别的无关因素的影响。但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下，那些强势者可以不受约束地依靠自己的偏好处理公共领域的问题，乃至可以毫无章法地处理问题而置形式正义于不顾。实际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往往是难以分开的，罗尔斯就指出，“正义要求的力量或遵守制度的程度，其力量显然有赖于制度的实质性正义和改造它们的可能性”。同样，德沃金也强调，任何民主社会都必须致力于关注平等，这种平等不仅包括实质的资源平等，也包括形式的政治平等；在他看来，“任何恰当的政治平等理论必须从两个维度来比较政治权力：不但要横向地比较不同的公民私人或公民团体的权力，而且要纵向地比较私人公民和官员的权力”。

然而，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却盲目搬用西方相对成熟市场下解决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将之用于解决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条件下的公共领域问题，从而造成严重的问题。一方面，试图通过个人间的力量博弈来造就制度，这不仅使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不断畸形化，而且使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无序性和粗放性，最终导致社会中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由于伦理道德的衰落，在缺乏道德的有效约束下，那些强势者就不会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金律，就不会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而是任意操纵市场，从而导致市场失灵愈益泛滥。而且，由于市场伦理的缺失及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导致私人公民之间的权力很不平等：那些暴富者可通过权钱结盟谋取到各种利益，可以威胁公民支持其指定的候选人而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甚至自身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当选”委员、代表及其他“杰出贡献”人士。正因如此，交易起点的界定不公平和交易过程的机制不完善就交织在一起，导致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金钱权力与基于国家干预主义的官僚权力就畸形地勾结在一起，出现了由地方官僚、权贵资本和改革“精英”组成的“铁三角”集团，从而造成了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局面。

„【详细】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中国人仇富”实质是伪命题。

第二篇：旅游景区在冰雪节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迎来了第二届“新疆冰雪风情节”。今年市委、市政府将雪莲山灯光滑雪场指定为本届“冰雪节”的分会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首先我衷心感谢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水区政府及各级职能部门对雪莲山多年来的支持、关怀与信任，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同仁对雪莲山的帮助，感谢各媒体长期以来为雪莲山打造和树立优质的品牌形象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雪莲山人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热烈的欢迎！

多年来，雪莲山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致力于荒山绿化、餐饮娱乐、旅游运动项目的开发建设，为改善我市生态、提升城市品牌，推进我市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昔日的“雪莲山”曾是沉睡千年的荒山戈壁，山土*，荒无人烟，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在建设初期，雪莲山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借助市委、市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战胜一切困难，投资2000余万元，修建人工湖、电力、给排水、天然气、通讯等基础设施。

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国务院提出“退更换林，退根还草”的战略目标，更加快了雪莲山荒山绿化的步伐。各级领导、团市委及驻区部队每年对雪莲山进行义务种树。2001年4月11日国家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带领60余名将军及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市委书记杨刚、市长雪克来提等各级领导和万余名官兵奋战雪莲山，并对荒山绿化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1年雪莲山高尔夫球俱乐部正式营业，并拥有新疆首家国际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雪莲山高尔夫球场的建成，不但提高了新疆的档次和品位，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标志，更是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标志。

2002年投资兴建了滑雪场、别墅、五星级会馆等旅游项目，并成功举办了首届“新疆冰雪风情节”。当年接待国内外游客5万余人次，不仅丰富了边城人民的冬季生活，也带动了我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对外宣传的力度。该系列旅游项目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及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原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国家体育局局长袁伟民曾先后来雪莲山视察，对雪莲山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六年来，雪莲山荒山绿化面积已近4000亩，种植各种树木30余万棵，种植草坪1200余亩，为我市的绿化总面积增长了3个百分点。不但改善周边生态和居住环境，而且成功地将我区地缘、地域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我区的gdp增长及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经济强市、创旅游名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雪莲山投资总额已达2.4个亿。为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建经济强市、创旅游名城”的号召，先后建成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网球场、五星级会所、滑雪场、溜冰场、旅游度假别墅等旅游项目及配套设施。自建成以来，雪莲山连续被评为先进纳税企业、aaa级信誉企业、重点保护企业等光荣称号。2000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评为

“新疆十大旅游景点之一”，2002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级旅游景区。如今雪莲山又享有“首府会客厅”的美誉，对树立新疆旅游运动的品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为迎接第二届“新疆冰雪风情节”的到来，雪莲山灯光滑雪场在娱乐项目上做了相应的改善和调整；在提升服务品质上也做了大

量的努力。目前，雪莲山灯光滑雪场拥有可供游客使用的初、中、高级雪道；为更大程度的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又开设了*专业滑道和儿童专用滑道；另在娱乐项目上有新增了跑马场。从10月中旬，就开始加紧对球场的改建、扩建工作，雪莲山灯光滑雪场又投资近千万元，增设两条索道，同时新建两条长达1000米的雪道。同时对人员的服务技能进行了专业的培训和指导。预计今年的日接待量较去年相比可增加至8000人次。

相信今后的雪莲山将已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各界展示她的热情和魅力。也必将为更好地实现“建经济强市、创旅游名城”的战略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力求打造出行业中更具特色的品牌!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第三篇：在市景区导游5

寨市镇概况

寨市古镇位于湖南省绥宁县西南部，该古镇曾是绥宁古县城，1954年搬迁，有九百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已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古时这里上通云贵，下达湖广，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是通往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咽喉之地，有包茂高速连接线贯通全境，距县城16公里，距怀通高速乐安互通口15公里，距枝柳铁路靖州站58公里。全镇总面积132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145个村民小组，3761户，15841人，少数民族人口12731人，占总人口的80%，其中苗族10721人，占67%，侗族1992人，占13%。森林覆盖率72.5%，属典型的丘陵山地，东西跨度14公里，南北横贯19公里，整个地势东低西高，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境内群山环抱，山峦叠翠，风光秀丽，素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之称。境内属中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50毫米，雨量集中在3—7月，夏秋干旱。境内溪流密布，共有大小溪流21条，其中发源于黄桑高山老潭的莳竹河绕镇而过，流经石门、李家、西河、江背和岩塘六个村，迤逦曲折，全长34公里。

该镇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自宋元丰三年（1080年）建县城以来，成为江西、福建、浙江、湖北等地商人进入西

南各地和由西南各地出入东南的重要关口和城镇。它是沅水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转运中心。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古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毁，但现存历史建筑面积仍达168000.6平方米，石板街、古民居、风雨桥、古城墙仍保存完好。目前，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有六条主街，十条巷弄，百家老屋，千间店铺。苗侗族传统习俗、民族风情、巫傩文化流传至今。

寨市古镇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从1930年12月起到1935年12月止，红军长征曾四次路过绥宁，红七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在绥宁撒下了革命种子，留下了许多革命故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王震、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绥宁战斗过。保存了众多的文物遗迹。寨市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民俗文 资源，都充分证明了她的古老与辉煌。

【邓小平征战绥宁指挥所】 位于寨市古镇原龙氏宗祠内。1930年12月20日，红七军4000余人，在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的带领下，由广西越过青龙界，进入绥宁县的陇城、双江（二地于1954年划隶通道县），然后兵分两路向绥宁县城进发。21日，顺利攻占了当时的绥宁县城——寨市。红七军起义以来，因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军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攻

占寨市是红七军北上以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因此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邓小平同志率军攻占绥宁寨市后，在西河街龙氏宗祠内休整了两天两晚。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第259页对此次战斗有详细的记述。我们已于2006年10月在邓小平指挥所，建成展览馆，免费向游人开放，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古碑林博物馆 】清同治四年（1865年）11月27日，官府为平息黄桑乡上堡村（当时的绥靖堡）和中堡村（当时称绥怀堡）的山林争端，宝庆府城绥理瑶军民府颁布告示，严禁滥伐树木，立碑于中堡村石崖下驿道旁，碑高1.2m，宽80cm，厚5cm，碑文近300字，其中有“为严禁砍伐树木，以培风水而息争端事：照得山林树木，风水悠关，欲令地方兴隆，必须加以培植”；“该处所有树木，栽培茂盛，以利风水，而壮观瞻，无论绥靖、绥怀，均不许砍伐”。该碑是目前湖南省载入文物志的3块护林石碑之一，价值较高。

【高功山红军哨堡】建于民国初期，是县城寨市的瞭望哨堡。1930年12月，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4000余人智取高功山哨堡，一举攻克绥宁县城。1934年9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8000余人，由城步进入绥宁，在寨市高功山哨堡及七星坡一带同县团防队和义勇军展开了激战。抗日战争期间，高功山哨堡

用作防空哨，防止日军飞机偷袭绥宁县城。

【红军战壕】寨市古镇发现三处1930年至1934年之间修建的战壕：天堂坳、高功山、七星坡和獭子坡战壕。俯身于掩体之中，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战火的氛围。【安平观铁钟】 安平观，原址在寨市东边的九龙观处，铁钟系安平观遗物，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铸。今悬挂于镇政府前钟鼓楼内，高150公分，口径133公分，重约300公斤。钟体有铭文近千字，内容简述绥宁县历史及复修安平观和铸造铁钟的经过，对研究绥宁历史具有较高价值。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牌】系绥宁县各界人士为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1938年）所建。碑高3.4米，四棱形，砖体结构。碑心为青石板，高183厘米，宽23厘米，镌刻着“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9字，隶书，阴刻。碑座上刻有绥宁县为抗日救国而英勇捐躯的壮士的名字和事迹。

【红军标语】红军长征过绥宁时，为宣传革命思想，沿途留下了鼓舞人心的标语，“红军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红军的胜利是工农的胜利！”、“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当家做主”等。

【西河街】寨市老街（现名西河街），据考证，清乾隆年间已初具规模，虽历经数百年的变迁，仍保持着原有的古老特色，是寨市唯一保存完好的旧城老街。龙家祠堂大门上的青石双龙浮雕及楹联和沿街灰褐色的店铺应证着这条老街的

沧桑历史。

昔日，整条街中间以青石板铺成，石板两侧为卵石排就，街道两边店铺毗连。客栈、酒店、南铺、裁铺、铁铺、肉铺、剃头发店等等应有尽有。商贾云集，生意兴隆，相当繁华。【西河花桥】 西河花桥始建于明朝，全长26丈，纯木结构，共24排，含意是“举全县24里之力”。分大桥和小桥。大桥用于行人通过，小桥用于牲畜通行。大桥瓦面与小桥瓦面呈梯次状。桥两头为砖砌牌坊，上塑百余尊佛像。桥中建有飞檐翘角宝塔四层，供着护桥菩萨。桥面铺垫整齐的青石板，两边有休闲的长条木凳。整座桥建筑气势恢宏，流光溢彩，为周边数县花桥之典范。西河花桥实为休闲、唱歌、观光为一体的最佳处所。可惜于一九五六年八月被大火焚毁。现按原貌修复。

第四篇：安徽景区营销人沙龙方案

安徽旅游行业营销经理人沙龙

暨2011安徽秋季旅游新营销联谊会活动方案

序言：

随着中国经济连续高位运行，旅游度假、近郊自助游、自驾游、个性游等新旅游业态快速推动着旅游行业的发展。拥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安徽，名山名水、灵山秀水、新景新业态，都无不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安徽旅游行业营销经理人，则是安徽旅游经营的大脑和核心智力，安徽旅游既需要各个项目是单打冠军，更需要安徽景区抱团打造团体冠军，立足安徽、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盛夏已至，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十一旅游黄金周，由合肥晚报、安徽商报及锐网络媒体安徽旅游在线（www.xiexiebang.com）联合策划，岱山湖旅游度假区、安徽旅游地产网联合承办的安徽旅游行业营销经理人沙龙暨2011年安徽秋季旅游新营销联谊会将于8月22日—23日在岱山湖隆重召开，活动汇聚在合肥旅游企业营销策划各路精英，省、市旅游主管领导及新闻媒体记者、资深旅行者等齐聚一堂，共襄安徽旅游发展大业。

活动简介

1、主题：安徽旅游行业营销经理人沙龙暨2011年安徽秋季

旅游新营销联谊会

2、指导单位：安徽省旅游局、合肥市旅游局

3、主办单位：合肥晚报、安徽商报、安徽旅游在线

4、承办单位：岱山湖旅游景区安徽旅游地产网

5、时间：2011年8月22、236、地点：肥东岱山湖国际旅游景区

7、活动形式：

第一天：中午在岱山湖景区报道，就餐

下午：举办沙龙联谊交流会议

颁发安徽旅游行业新锐营销策划人奖杯晚上：晚餐，多功能中心联谊聚会夜宿岱山湖

第二天：

上午：

环湖观光游览，开展团队对抗赛（真人CS或拓

展训练部分项目）

中餐。

下午返回

8、宣传推广

安徽商报：2次半版新闻宣传（活动前、后）

合肥晚报：1次半版新闻宣传

安徽旅游在线：一个月通栏+活动专题宣传报道

另安徽旅游地产网等值宣传

第五篇：3名中国工人在苏丹被劫持 1名中国工程师失踪

3名中国工人在苏丹被劫持 1名中国工程师失踪

2013年01月13日 20:56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修建公路项目员工遭伏击

据记者从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和苏丹媒体获悉，1月12日下午，由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和中铁十八局承建的苏丹达尔富尔“拯救西部公路”项目组，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伏击，3名中国工人和11名苏丹工人和工程师被劫持，一名苏丹保卫人员牺牲，1辆大型工程运输车和另外2辆汽车及其车上物资被劫。当天，该工程项目的一名中国工程师和苏方监理等人在外出执行任务时失踪。上述两起事件的失踪人员迄今下落不明，也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对伏击事件负责。

我驻苏丹大使罗小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告，大使馆在获悉伏击事件发生后，迅即启动了应急机制，与苏丹外交部、路桥部和国家情报安全总局等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和沟通，要求苏方尽快了解我人员的下落和安全状况，以及武装劫匪的背景和诉求。特别要求苏方务必在确保我被劫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全力营救他们平安获释。同时要求驻在国进一步加强对达尔富尔地区“拯救西部公路”工程项目工地和在苏全国各地中国公司项目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积极对外交涉的同时，大使馆亦及时与出事项目工地员工进行沟通，对他们的安全表示关切，对他们遭到的威胁表示慰问，要求他们倍加注意安全，请他们相信组织和大使馆会与苏方合作，尽全力营救我员工，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统一安排，不轻易采取单方面行动。

鉴于达尔富尔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为保障我工程人员的安全，中国员工已从其原居住的穆姆营地撤至两个较大的扎兰吉和杰尼纳营地内居住，并暂时停止施工。

据今天出版的《今日消息报》援引苏丹达尔富尔“西部拯救公路”项目有关人员的话说，昨天在达尔富尔中部地区“拯救西部公路”项目穆尔尼地区58公里路段，中国公司工人一个小组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伏击，3名中国工人被劫持，一名苏丹警卫人员被打死，1辆杜什卡大型载重运输车和2辆其它车辆被劫走。

苏丹交通部公路建设项目监理穆罕默德·阿卜杜贾里勒工程师说，由于达尔富尔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已加强了对中国、苏丹工程项目员工的安全保护，同时暂停了150公里长的道路工程施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公司已经完成了对该公路45公里的沥青铺设工作。

苏方业主（苏丹交通部）代表穆罕默德·塔希尔工程师介绍说，中国公司原本计划从11日开始铺设另外12公里的柏油路，因为，工地已有2000吨沥青需要尽快铺设，另有700吨沥青已经运抵苏丹港，急需运往工地。近几个月来，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反政府武装多次袭击政府军营地和居民区，大肆抢劫民财，屠杀无辜。联合国非盟驻达尔富尔维和部队（联非达团）巡逻队多次遭到武装袭击，十几名非籍维和士兵遇难。本月5日以来，达尔富尔穆拉山和阿马尔山两个地区的部落武装因争夺牧场、掠夺牲畜，爆发了持续数日的流血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政府已开始紧急干预和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