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和汶川大地震震后政府反应的对比看改革开放

第一篇：从唐山和汶川大地震震后政府反应的对比看改革开放

从唐山和汶川大地震震后政府反应的对比看改革开放

小组成员 阿语1班 08级

方家伟 陈天喆 陈曜 逄芮 秦靓 魏薇

内容摘要

1976年7月28日 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伤。这是新中国当时最惨重的一场震灾。因为唐山处于华北平原区，比其他山区地震来说救援难度相对小很多。但在震后，由于刚经历了十年浩劫，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救援行动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消息传递慢、政府反应慢、救援物资缺乏、错过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因此此次地震人员伤亡十分惨重，给灾区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亦无法估量。最离奇的是，中国政府拒绝一切国外人道主义援助。

另一方面，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里氏震级8.0级地震。这次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处川西北高原，高山深谷地形崎岖，救援难度极大；同时震级高于唐山，震源深度和烈度也强于唐山。但是震后的伤亡失踪人数均远低于唐山地震。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政府总理亲临、全国捐款上下一心、军队死亡空降、物资药品及时保障、心理干预迅速有效、震后安置稳妥快速等一系列反应措施。加之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人道主义援助，汶川地震可说反映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之后新兴大国的大国面貌。

众所周知，两场地震之间隔着的恰好是中国通过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去世瞩目的经济社会法制发展成就。那么，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巨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前后相距 32年的两次大地震中的反应如此天差地别？换句话说，32年后的中国政府与32年前的中国政府相比，进步究竟在哪里，这些进步对于全中国的意义又有多大？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唐山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一，两次地震的震后后果和政府反应。

1976年7月28日 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以上。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

根据《中国地震报》记者钱钢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书中记载，距北京只150公里的唐山地震发生后的150分钟，中国国家地震总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当时国家地震局正在忙于“批邓反右”，阶级斗争。当发现北京的房子在摇晃，知道发生了地震，但弄不清震中在哪里。后来派出地震勘察队，去北京外的四个方向查找。最后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才得知唐山的惨象。唐山地震时的另外一个特殊景象，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救援者。当时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都明确表示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外国援助，都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8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里氏震级8.0级，矩震级7.9级

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出指令，表明要做好救灾的工作，保证灾民的生命安全。并于5月16日中午乘专机飞往四川绵阳，问灾区干部群众，看望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发生后一小时乘坐专机前往灾区，晚上抵达都江堰到指挥中心指挥救援工作，温家宝在13日早上7时的救灾指挥部会议中要求13日午夜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地震后紧急启动应急措施。13日军队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指挥解放军和武警参加抗震救灾工作。

香港先后派出两批专业救援队前往灾区救援。5月16日上午9点许，首批日本专业救援团抵达距成都近4百千米的青川县关庄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专业救援人员参与救灾。

二、不同的历史背景

唐山地震发生于1976年，“四人帮”还没有倒台。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老百姓的财产几乎是没有什么东西，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时值文化大革命，由于受到过于偏激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影响，震后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援助，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甚至说“不能 拿救灾压批邓，唐山大地震才死几十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邓是八亿人的事。”

汶川大地震发生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GDP总额达3.4万亿美元，接近第三位的德国居世界第四位。改革开放不但使得“国库殷实”，能够应对巨大自然灾害，为我国这次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特点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特大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抗震救灾的初期响应主要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非常快速。对于这样一次特大地震灾害，一方面公民的自救和互救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外部或国家的救援更是特别关键的因素。中央政府的反应非常快，十几分钟之后国家地震局就发布了正式的地震消息，一个多小时之后中央做出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做出批示，温家宝总理奔赴抗震救灾前线，并且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也宣布成立。继而国家减灾委员会启动二级响应。军队随即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做好先期准备和随后的快速介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专业救援队伍也于当晚迅速抵达受灾地区。

第二，非常有效。各级政府的快速反应，使得救灾非常富有成效。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也在各级政府、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截至5月２２日，已经救出33434人；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１３９．７５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２．９５亿元，地方财政投入３６．８亿元；共接受国内外捐款２１４．１６亿元，其中到账１２５．７９亿元，已向灾区拨付１９．１５亿元，并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４０．３３４万顶、被子２３０．５８８４万床、衣物３０５．２万件，正调运灾区的还有第一批中央储备粮抗震救灾计划３８．４万吨，其中小麦１５．２４万吨，稻谷２３．１６万吨；受损电信基站累计２５０６２个，已恢复２３１１７个；光缆损毁里程２４０５６皮长公里，已恢复１３８８５皮长公里。

第三，以人为本。本次救灾初期响应最核心目标就是拯救生命，一方面尽一切努力搜救困在废墟中的幸存者，另一方面调集医疗力量尽力救治受伤的群众。据卫生部报告，截至5月２２日１２时，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合计６８６０８人，已出院２８４９７人，院内死亡３４４４人，仍有３３６６５人住院，从四川转外省市治疗３００２人。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抗震救灾初期响应中各有关方面已经开始重视灾后群众的心理救援，并且国务院还首次决定为这次大灾难中遇难同胞设立全国哀悼日（5月19-21日）。这些都充分体现我们政府执政为民，一切救灾行动都以人为本，生命价值之上等理念。

第四，信息透明。本次地震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国务院新闻办每天都有一场新闻发布会，四川省政府也举行多场新闻发布会，中央及地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全天候直播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其他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也都高度关注并及时报道有关的灾害和救灾信息。特别是我们国家还开放境外媒体及时赴灾区参与报道。信息的充分透明共享既把灾后的各种谣言传播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也起到在全社会和全世界范围自发的信息动员作用，调动各方共同参与救灾行动。

第五，协同应对。这不仅包括国内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的政府机构之间相互协同，而且涉及政府与社会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等之间的通力配合，还包括真诚接受各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四、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取得成功原因 汶川大地震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如下：

第一，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亲民、为民、以人为本的意识非常强烈。只有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政府及其领导人才能在大灾到来时真正心系灾区，关心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快速响应，高效决策，协调各方，全力救灾。

第二，对于地震灾害，我们早就有一整套应急准备与响应预案。在2003年SARS发生之前，我们国家没有总体应急预案和《突发事 件应对法》，那时候的应急管理主要是众多部门各自为战，很多部门甚至根本就不重视应急管理，各部门间更没有形成协同应对的网络体系。即便如此，那时有一些系统还是比较先进的，比如防汛抗旱和抗震救灾。由于有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国家早就开始重视抗震救灾方面的应急管理工作，并加强了对地震灾害的准备，该系统应急管理在我们国家各部门应急管理当中是走在前列的。唐山大地震以后，我们国家的各级政府纷纷成立地震局，它们负责日常地震的监测、分析、准备和救援等等。这一套系统还是相对比较完善的。有了专门的应急系统与应急预案，地震灾害后的先期响应就会比较快捷。

第三，本次汶川大地震是突然爆发而且震级非常高，初步判断7.6级，很快调整为7.8级（后来进一步调整为8级）。1976年我们就有过大致相同震情的唐山大地震，所以这就使人们很清楚这次灾害大致会有多么严重。从我们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虽然这次地震的灾害威胁巨大，但是对于一个先期响应的决策者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做出决策的，因为他对于这样一个灾害发生后的风险是有一个相对确定性把握的。当然这次地震灾害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这次地震震情后来发现比唐山大地震还要厉害，其未来实际的综合灾害损失有可能比唐山大地震还要严重。并且这次灾害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特点。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一个中心城市的下面，人口密度大；而这次灾害中心区是在一个山区和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地震的次生地质灾害会非常严重，交通与通讯等受损后的恢复将更加艰难。因此，此次地震人员丧亡也许不如唐山大地震，但其救灾的难度可能 要大大增加。总体来看，虽然此次地震灾害是巨大的，但及早进行先期响应的决策难度并不大，所以这次灾害能够立即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高度关注。

五、改革开放及其对汶川大地震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行动中，党和政府决策之迅捷、行动之高效、民众之团结，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叹。这场与特大灾害较量的人民战争显示了国家意志和民族力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效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和逐渐培育的公民精神与国际形象：

一是经济发展积累了社会财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GDP总额达3.4万亿美元，接近第三位的德国居世界第四位。改革开放不但使得“国库殷实”，能够应对巨大自然灾害，为我国这次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使得许多人“家底殷实”，能够“大方解囊”。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党的执政能力得到锻炼和加强。这次举国救灾规模空前、行动迅速、救援有力，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体现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和各级党政组织同样卓越迅速的执行力。抗灾第一时间公开信息、迅速决策，安排恢复重建，人民军队、党员干部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连续作战，把先进性转换成拼搏精神。这让灾区群众和全国人民看到了信心、感受到了希 望，增加了强大动力、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大大提升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

三是公民民主和责任意识初步形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日益多样化。但面对特大地震灾害，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积极行动，发扬安危相助、扶危济困、众志成城精神，共抗震灾，共克时艰。人们每天都密切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和救灾工作的进展，以捐款捐物、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网络互动等方式为灾区人民尽自己一份力量、送上一份关爱、监督捐赠款物的使用，凝集成巨大的爱心和责任，全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动员机制和力量整合，有效地支持和监督政府救援工作。

四是国际形象大幅提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深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程度日益加深，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次抗震救灾反应迅速化、信息公开化和救灾开放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世界是平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抗震救灾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六、结论

综上所述，是改革开放政策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起了直接 的作用，从而体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只有一直坚持该项政策，中国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真正的经济富国和政治强国。

第二篇：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对比分析

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对比分析

从唐山大地震到5·12汶川地震的改变，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发展，也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是一条适合我们发展的道路。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党对人民的关怀，感受到党在危难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如何的重要，而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两次地震之间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变化。

一、经济层面

经济能力的增强，物质基础的坚强后盾，使中国在30年后再次遇见地震的时候，能够临危不乱，有强大的应急措施给予最及时的救助，包括物资、资金、军队的补给，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发展。

1、地震应急处置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抗震救灾行动

2008年我国大陆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87次，是1950年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是二十世纪以来年均的4倍多，是2007年的15倍；汶川地震余震截至1月10日已发生42262次。全国东北、华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均有地震发生，有14个省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7省区发生了5级以上地震；历史上少震的贵州省12月26日也发生了4级地震。全年共发生6级以上强震19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前8年的总和；汶川8级特大地震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汶川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国务院各部门和单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团结协作，密切配合，为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地震发生后，地震局13分钟即完成了地震参数的测定并迅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及时通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各单位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迅速集结力量，共出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14.6万人、民兵预备役7.5万余人、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2.8万余人、地震及矿山等专业救援队伍5200多人，各种飞机7300多架次，科学高效实施救援。外交部、商务部、地震局、台办、港澳办等积极协调境外援助、救援队和医疗队伍开展救援工作。

2、国防力量的增强

国家地震救援队的救援行动体现出几个特点：（1）、反应快速。5月12日四川汶川8.0级大地震发生后，震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各组成单位迅速投入战备，在接到上级正式命令后不到2个小时，全队人员装备物资在南苑机场集结完毕。在地震发生不到12个小时，救援队就已赶到都江堰中医院和聚源中学2个重灾点投入救援。在参加的历次国内外救援行动中，本次救援行动出动的人数、携带的装备物资数量和抵达救灾点的时间都远远地刷新了纪录。在震后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救援队与时间赛跑，先后转战3个城镇，成功救出39位幸存者，为此次救援行动的圆满成功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救援队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作风顽强、反应快速。（2）、善打硬仗。温家宝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一时间亲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在遇到最紧急、最困难、最危险、最艰巨的救援任务时，温家宝总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先后指挥国家救援队到都江堰中医院、聚源中学、东风汽轮机厂、映秀镇开展救援，并亲临都江堰新建小学救援现场指导营救行动。救援队坚决按照总理指示，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在聚源中学、在东风汽轮机厂、在东汽中学、在映秀镇，哪里最危险、最困难，哪里就有国家救援队的旗帜。救援队员冒着不断的余震和二次倒塌的危险，积极营救幸存者，特别是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下，在东风汽轮机厂叶片分厂成功营救出3位叶片制造方面的权威专家，圆满完成温家宝总理交给的急、难、险、重任务，在实战中树立了国家队善打硬仗的良好形象，赢得灾区政府和人民的赞誉。（3）、科学施救。救援队坚决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科学施救”的指示精神，始终把战胜灾难的坚强意志与科学救援的理念结合起来，全部都是采取边支撑、边掘进的方法建立安全通道，确保废墟的结构安全，保证在救援过程中不会对受困者造成二次伤害，保证队员不受伤害。在东方汽轮机厂叶片分厂办公楼，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救援采取按图搜索、人机结合、建立防护通道等方法分步实施，尤其是在营救第一名幸存者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吊车建立A字稳定支撑，利用钢管为幸存者和救援人员建立安全防护通道，在经历两次强余震后，幸存者和队员在二次坍塌中没有受到二次伤害。在营救肢体被压埋的幸存者时，救援队在救出前对肢体进行止血处理，有效地预防了挤压综合症导致的死亡，同时救援队坚持医疗贯穿救援全过程，在营救的同时，不间断地开展心理安抚工作，对于一些被压埋时间较长或体质虚弱的幸存者，早期进行医疗干预，保证了救援的成功率。在这次救援中，没有幸存者在救援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坚持不懈。在震后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过去后，救援队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要求，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不放弃不抛弃，继续坚持积极救援，并又成功营救出10位幸存者。其中4名幸存者被压埋长达125小时、144小时、145小时和164小时，特别是5月19日10时42分在北川县城成功救出最后一位61岁的幸存者李明翠老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黄金救援时间过去后，随着幸存者生命体征的变弱，搜索难度加大，国家救援队充分发挥犬搜索优势和营救技术优势，协助其它救灾队伍搜索确认10名幸存者的埋压位置，指导营救出13名压埋时间超过80小时的幸存者。

二、政治层面

1、政府政策的改变

5．12汶川发生了举世属目的大地震，死伤惨重，全国人民为之至哀，并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抗震救灾当中。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在对应此一重大事件时发生了四个发面的变化。

第一，从治理政治转向行销政治。1998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时，时任政府总理的朱容基也是同一时间赶到并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指导抗洪抢险当中，中国人对此是激动不以，但没有感染外国朋友。今天温总理不仅让中国人民为此落泪，同时赚来了不少外国朋友的眼泪。

中国政府在处理3.14拉萨事件中由于不被外国朋友理解导致外国人对中国政府一面倒的批评和杯葛，中央政府面临国际形象危机管理，只能以扇动民族主义来稳住镇角。5.12大地震中国政府改变以往神秘做法，以开放性做法即全透明地公开此次大地震，邀请各国记者采访，接受外国援助，把危机事件的处理方法变成行销政府管理危机的能力和对人权的关怀。此举赢得了举世尊重和一片赞扬，两年月来中国政府饱受批评之声消失带之以赞扬。可见外国人也不是向有些人说的专和中国作对为荣。

第二，从封闭做法向开放做法转变。人活在世界上，避免不了自然灾害的侵害，天灾是无法避免。人组织成一个共同体就是为了应对单个人无法应对的自然灾害和重大事件。面对自然灾害时人们第一行动是互相帮助，政府救助，谁会想到闹事。

隐瞒重大自然灾害，美其名曰“消除不稳定因素”。不知是谁发明的这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不进人情也于事实相背。隐瞒重大自然灾害既然刻意隐瞒自然知道的人少，知道的人少就没有办法大规模地救助，同时知道的人也背上了政治不正确就是有心去救助也不敢去救助，于是受害人得不到帮助只有独自承受灾害，活下来的人对此定会份份不平，反而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救助受害群众这不仅拉进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赢得了合法性，何乐而不为。

中国政府透明处理汶川大地震，邀请各国记者采访不仅没有带来不稳定因素反而大大增加了受灾地区和全国的稳定，也为政府在中国人和世界各国面前赢得了美誉。反观缅甸连一向不轻意批评会员国的联合国秘书长也加入了批评行列，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缅甸会进入不稳定国家之列，而没有人会担心中国。

第三，从一家之事变成国际之事。中国政府不仅连篇累牍公布各国捐助，捐款数量，而且开篇辟地第一次公开呼吁外国捐助，这是生活在中国进50年难以想象的转变，回想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拒绝外国帮助，有多少可以存活下来的人因缺少救助而无法活下来，这对人性是多么大的悲哀。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人性。

生命之有一次，生命自高无上，我们可不可以放下莫须有的地缘战略，政治情愿在灾害面前全世界人共同面对，共同感受，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感受到了自己宣传的理念并身体力行之。

西文国家没有火中取栗攻打中国，中国政府以自己的行动饯行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负责任大国首先是对自己的国民负责，一个不对自己国民负责任的国家又何谈对世界负责任。

第四，从官员政治转向全民政治。此次大地震，全国人民踊跃捐款达到史无前例的100多亿，这从财政上就参与了政治。从发生地震时起各行各业人物踊跃提意件，出主意，中央政府对此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著名的有扬均恒先生提议让外国人来帮助救助，胡星斗先生提议全国哀悼三天，中央政府对于这些提议不仅没有拒绝反而采纳。这些人士一个都不是政府人士而是民间人士，从以上两点可知中国政治以向全民政治行走。

2、政府反应更迅速

32年前，唐山发生特大地震灾害；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这两次抗震救灾有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

（1）、唐山大地震后6个小时中央才得到准确报告

（2）、汶川大地震后胡主席马上作出重要指示

“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开滦煤矿基层干部李玉林等人，冒着余震，顶着风雨，驾车飞奔6个多小时，才将灾情报告至中央。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几乎在地震发生的同时，国家地震局就获悉灾情监控报告，胡主席马上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震后2小时，温家宝总理就飞赴灾区。”在教育交流中，警备区政委纪安卢的话引发了官兵们对两次抗震救灾变化的思考。

交流中，官兵们你一言，我一语，一口气说出了两次抗震救灾的众多变化：部队开赴前线从“老解放”到直升机；搜救装备从耳闻目睹到生命探测仪；察看灾情从实地视察到遥感飞机拍摄传输灾区图片；报告灾情从用普通电话到卫星通信设备。

“32年前后两次抗震救灾中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见时机成熟，纪安卢问道。发言中，许多官兵谈道：这些变化，来自于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来自于党的英明领导。

三、对外关系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希望给予中国人民帮助。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因：“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意味着中国委婉地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1976年，中国依然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当时许多人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别的国家发生灾害，我们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他们；而我们自己受灾，就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潮之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再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向世界求助，而且乐于接受各国的帮助，让受灾群众尽早脱离困境。这样的大转变体现了在唐山大地震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完全改变了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则和立场，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善了接受和请求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从被动到主动。1981年中国首次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时，并没有主动向国际社会呼吁求援，只是向联合国救灾署通报了灾情，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1987年，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变得积极主动起来，明确了遇重大灾情可以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的要求，遇局部灾情而有关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主动询问，也可以表示接受救灾援助的意向。1991年，中国不再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求援，而是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确立了此后遇灾主动寻求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

第二，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从单一到多元。1981年，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比较单一，国际援助物资基本上都要通过联合国救灾署或者国际红十字会才能进入中国。1987年，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已经十分广泛，可以直接从国际组织、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获得援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中国提供国际救灾援助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不断增加。

第三，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操作手段逐渐规范化。1981年，中国尚没有任何有关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法规和相关规定。在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过程中，中国逐渐明确了相关部门在争取和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的职责和义务，逐渐明确了对待不同程度灾情应采取的不同求援措施。解决这些细节上的问题，使中国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更为规范与完善。

今天，每每论及国际问题，我们听得最多的、各大媒体不厌其烦重复的一个词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经常指的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乃至文化全球化，而实际上救灾行动也具有鲜明的全球化色彩。灾害影响的跨国性、防灾减灾技术突破的跨国性、救援行动的互补性和合作性、救灾主体的国际性，都说明国际救灾行动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回顾30年来中国与国际救灾援助的关系历程，会使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更深刻的体会。30年前的历史条件、政治氛围、国际环境和人们的观念都不可能让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当自力更生被人为提高到极至的时候，闭关锁国实际上已悄然而至。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观念一天天发生变化。我们发现，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实际上既有利于国内救灾和重建，也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从国内角度看，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抵御灾害、减轻损失的需要，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可以有效帮助受灾地区抗灾和重建。多一份援助，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灾民少一份饥寒之苦；多一份救济，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伤病员能得到及时救治；多一份援手，就意味着有更多受到威胁的生命得以延续„„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既表明中国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积极主动争取和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并不等于完全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相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而言，国际救灾援助毕竟是有限的，比如1991年华东水灾时，就有外国分析家指出，安徽重建家园至少需要9亿美元，而当时安徽接受的国际援助还不到5千万美元。今天，依靠自己的力量依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当那个年代已成为历史，我们也必须赋予“自力更生”新的内涵——她蕴含的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但与接受外援并不矛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我们完全可以争取和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

四、小结

发展才是硬道理。30年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生产力，不断积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

因此，在事隔30年后的又一次大地震出现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只是处于慌乱，而不知道怎样去应付这样突如其来的灾难。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军备力量，在汶川地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物资在第一时间送到，道路、通讯在第一时间打通，援救工作在第一时间进行，并一直不卸地努力着。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没有过去发展带来的今天的成果，或许今天的地震所带来了的损失和伤痛和30年前一样地悲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不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如果不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援助，也许，在30年后的汶川地震的援救工作中，中国还是在孤军作战；如果不是对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思考，正确认识，或许，在30年后的汶川地震的援救工作中，中国还是选择自己来解决，而死伤、损失之惨重将不可预测。

由此，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对外开放，中国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国才能在发展和为难中得到更多更好的援助。

第三篇：从汶川抗震救灾看改革开放三十年

从汶川抗震救灾看改革开放三十年

2008年5月12日，是国人永难忘怀的一天。当天下午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顷刻间数万同胞的生命淹没于废墟和泥石之中，男人、女人、孩子、老人皆难以幸免。山河齐哀，举国同泣，那些生死相夺的瞬间，至今还历历在目。

汶川大地震唤起人们对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痛苦记忆。两次灾难相隔32年，其间，正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所以，这既是一次发生在信息时代的大灾难，也是一场展开于改革开放30年后的大救援。也许，从表面看来，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应急管理方式和灾难救助方式。但仔细想一想，这一切改变，其实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都根植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这么说，正是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没有30年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的综合国力，就没有抗震救灾中强大的技术保障和丰厚的物质支持。大地震发生时，一种被称为生命探测仪的信息检测技术在现场被广泛使用，它用高灵敏的声波探测方法，发现了不少常人难以发现的幸存者，从而抢救了更多的生命。地震造成电力和电信设施尽毁，一支使用遥感摄影技术的航拍部队拍摄的地图，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体滑坡变形、道路河流堵塞、建筑房屋损毁、堰塞湖分布等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地到房屋、车辆和人，为抗震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截止到目前，中央财政下拨抗震救灾资金、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数百亿元。

正是30年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中国人的腰杆子硬了起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没有30年全面推进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没有抗震救灾中协调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和现代高效的国家管理能力。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发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线希望百倍努力”、“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等一道道坚定明确的指令；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救援队水、陆、空并进，3天内，来自数千里外不同方向的、挂着北京、广州、青岛、沈阳等不同牌子的白色救护车，已按划定分工出现在灾区各县、各镇。

“抓紧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这是中共中央会议对抗震救灾作出的新部署。把对灾区的全面支援转为定点长期支援，这是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的生动体现。彰显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一省帮一重灾县，从江南到塞北，从沿海到大漠，从都市到乡村，从国内到海外，到处洋溢着重建家园的创造精神。没有30年积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加快政治文明前进步伐，就没有抗震救灾中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公民精神的成长壮大。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和综合频道停止包括各时段广告在内的各栏目的正常播出，改播《关注汶川地震》特别节目，24小时滚动直播突发事件的现场情况。国内外媒体都有记者深入灾区和后方开展实时播报。中央政府更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公布了本次地震的预计死亡人数，国务院新闻办从震后第二天开始每天下午定时举办新闻发布会。用事实说话，用真诚说话。实际上，允许媒体自由采访和发布有关灾情的信息，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震救灾，对于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对于稳定灾区群众的情绪和制止谣言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面对极其惨烈的灾难，面对极其严重的困难，广大官兵连日奋战在救援一线，10万余名志愿者与灾区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揪在一起、连在一起。心理疏导机制的投入使用，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对死者DNA的提取保存记录等，都深刻地凸现了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目前，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开放、自信、民主的大国形象。

同志们，30年奋斗，30年拼搏。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洪抢险；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年迎战冰雪、抗震救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壮大中国，推动我们在挫折中奋进，在逆境中前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的，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灾难！汶川大地震是一个悲壮的过去，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希望与中国同在！

中国，加油！

第四篇：从《唐山大地震》看影视捆绑营销

从《唐山大地震》看影视捆绑营销

来源：采购销售助手

《唐山大地震》电影还没上映，电视剧版已开始筹备。近日，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在出席上海某电视剧论坛时透露：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将拍电视剧版本。从《羊城暗哨》、《蓝色档案》、《神话》到《风声》、《建国大业》，改编热门电影显然已经成了电视剧界一条新的“捞钱”路。

确实，改编热门电影对电视剧拍摄而言，节约了成本。尤其像《唐》这样的大制作，道具、场景省了不少钱，运转更容易和迅速，营销上几乎零成本投入便能坐收渔翁之利。这是个明白账。王中军举例称，7月份《唐山大地震》将上映，据他估计，票房会在4亿元左右。电影余热未过，电视剧版就差不多能完成拍摄，加上后期制作之后便能新鲜“出炉”，正好能借着电影的势头再热一把。这样算起来，不仅卖出版权不成问题，收视率和人气也能有保证。

看来，节约营销成本和制作成本，趁热打铁对投资方来说是最大诱惑。所以，心情的迫不及待可以理解，但投资方需把握好几个原则。

首先，电影导演是关键。冯小刚的电影都很卖座，而且一部比一部卖座，这一点王中军很明白，所以《唐》电影还没上映电视剧就已开工。这是口碑，也是品牌效应。

其次，剧本是考验。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剧本拉长至电视剧的20多个小时，看似是编剧往已有的框架上添加新内容，不过海岩坦言，“改编的难易程度还是要看电影本身的含金量和影响力，也要看再创作者的水平。因为在添加血肉时还是要尽量保证不注水，这可能是难度最大的地方。”

再次，电影口碑是保证。3000万元投资票房上不了1亿元，1亿元投资票房上不了3亿元都算不上成功，也很难形成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在母品牌（电影）还没有形成广泛口碑的情况下，推出子品牌是很危险的。

第四，民主决策是流程。导演很好，演员也不错，剧本没问题，投资也到位，但市场风险仍存在。所以在决策时需要各个环节的主要参与者民主投票，大家依据自己的经验评估风险，最后决定是上还是不上。这点《唐》剧做得很好，演员、导演、编剧齐投赞成票。此外，投资方还需要有风险意识，计划再好，也存在风险。如何尽可能地降低营销成本？如何获得利润最大化？还需要做些功课。

采购销售助手软件为采购员、销售员免费提供采购管理、采购流程、合同范本、销售管理、销售技巧、营销策划等实用资料；采购销售助手工具让采购员销售员工作效率提升30%,致力于打造为采购员、销售员提供免费采购培训班、免费销售培训班、采购销售论坛交流平台.一是将捆绑营销进行到底。在广告宣传时主推电影，在新闻传播时附带宣传一下同名电视剧。这时营销传播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知道电影什么时候上映，这是传播核心；同时还有电视剧，随着电影放映结束后上映。当然还要搞清楚，前期广告投放的目的是传播电影上映的相关信息，不要放入太多内容，简化传播。

二是线上、线下推广相互结合。关于电视剧的信息只用新闻报道还不够，需要做三个工作：一是首映典礼时，介绍一下电影与电视剧的关系、亮点及卖点；二是电影上映时，在各大影院的平面及视频广告中插入该电视剧的播出信息；三是精选部分影院，随购票赠送消费

优惠券，此券为商家赞助，背面广告即可宣传该剧。此阶段的宣传目的是将电影与电视剧关联起来，并突出电视剧的差异点。

三是广告植入提前进行。该剧的广告开发始于电影，告诉商家，你的广告不仅能在电影当中植入，而且还将在电视剧中实现更完美的植入，将两次植入打包，收取一个优惠价。当然，电视剧有时长优势，容易解决植入的次数和深度。这里，建议广告植入时紧扣故事情节，不要硬套，否则会影响观感，春晚小品《捐助》就是前车之鉴。

四是衍生产品紧随其后。如书籍、光盘、音乐、游戏、服饰及旅游等产品，开拍后就得着手开发。在电影热映之时，相关产品就投入市场。一定要把握好时机，根据各个产品属性的不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也有差异。比如体验游、遗址公园可以随着电影和电视剧的上映同期对外开放，电视首播时可抽取幸运观众获得免费体验游等。

将热门电影改编为电视剧，或将热门电视剧改编为电影，这以后会比较普遍，说明影视剧的发展更市场化，也更注重观众口味和市场效应的双丰收。

影片口碑给导演、演员、编剧、出品方等带来品牌价值的累积和提升，同时也将放大文化品牌价值，延伸产品，延长影视品牌的生命周期。最后预祝《唐山大地震》过4亿，也愿我们的影视娱乐品牌发展更上一层楼。

第五篇：从汶川大地震看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从汶川大地震看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2008-9-1

2（摘要）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自1980年起实施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使我国新出生人口大大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同时，在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孩子抚养成本日益提高的今天，独生子女政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然而，一对夫妇仅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也存在大量问题，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过去的大量文献研究和总结了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本身身心健康、家庭养老、人口结构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主要结合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等突发事故，探讨独生子女政策在给家庭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问题的背景

为了尽快控制人口增长，中共中央于 1980年9月25日发布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我国普遍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正式实施。二十八年过去，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它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建国后我国哦第三次人口高峰没有出现比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更严重的人口增长态势，推迟了13亿人口日的到来。它有利于减轻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一个相对较好的人口环境。

然而，由于事物存在两面性，该生育政策也存在着不少负面效应，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家庭子女的减少，一方面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加剧了人口性别比例的不平衡，同时，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独生子女负担过重，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新的负担和挑战。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导致独生子女承载的希望和负担过多过重，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给家庭带来的冲击成倍上升。一旦意外事故发生，独生子女伤亡给家庭带来的冲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独生子女数量可能超过一亿，近年来，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各种意外事故带来的伤亡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日益增大。2005年6月，黑龙江

省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洪灾中105名小学生丧生，其中独生子女占56%。令人难忘的2008年5月12日，是中国无数家庭甚至全体中国人民的灾难之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等地发生了8.0级强地震，地震波及我国北京、上海、甘肃、云南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并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截至5月21日，四川省地震死难人员达4万多人，其中，大量伤亡人员为幼儿园到中学的各年龄段的儿童少年。北川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学校在地震中垮塌，大批学生死亡……天灾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包括婴幼儿、儿童、少年、青壮年还有老人。失去家人的家庭中，其中不乏许多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唯一的孩子的夭亡使整个家庭陷入了绝望和痛苦的深渊。

二、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份类多种多样并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其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1]，一旦遭遇独生子女意外事故，风险家庭将会转为残破家庭和困难家庭。一方面，家庭组成不完整，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心理孤独，缺乏外界支持和帮助，难以摆脱心理和甚至某些经济困境。

从客观方面来分析，首先，孩子本身存在着风险，例如夭折的风险或者生病的风险。据统计，1000个出生的婴儿中5.4%的人会在25岁之前死亡，12.1%在55岁之前死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地区曾有过一个孩子但后来夭折的家庭达到57万。独生子女的生存风险直接影响家庭的生存风险，虽然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但是，若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发生严重伤病残时，对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面对本次汶川大地震孩子的大量伤亡，许多灾难中幸存的家长伤心欲绝。它给独生子女家庭所带来的感情和经济上毁灭性打击是社会和国家无法弥补的，这些家庭的继承人问题、将来家庭成员的养老问题、家庭成员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问题将会显现出来，并成为灾后的突出问题之一。

其次，独生孩子的成才风险。作为家庭的希望，所有家庭成员均将爱和期望过分聚集在独生子女身上，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教育和成才问题成为家庭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旦独生子女父母病重、死亡或离异，独生子女的成长将会遭受严重的不利影响。类似于大地震等突发事件中也存在着青壮年的伤亡，对幸存的独生子女而言，失去亲人后的孤独感、无助感将会在他们的人生中造成巨大的风险，并带来心理成长阴影。这种影响在普通非独生子女家庭中也会存在，但是，由于

家庭成员多余独生子女家庭，其影响的毁灭性程度也许会相对小一些。

再次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小，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家庭对独生子女的依赖过重。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与其他任何风险相伴的必然有养老风险。由于我国传统“养儿防老”等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在人们的养老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加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各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均很不健全，不存在社会养老等其他形式的养老支持，人们的养老过分依赖于家庭，因此，一旦意外事故发生，由于作为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人缺乏可代替的家庭养老支持，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抚慰和服务等正常养老安排将会遭受毁灭性冲击。排除意外事故的影响，独生子女的赡养能力、赡养负担、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代际关系、居住安排等因素也会对父母养老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此外，独生子女家庭遭遇意外事故时将会带来社会发展的风险。独生子女身上所负担和投入的成本不仅来自家庭，还来自社会和国家。独生子女的伤亡不仅是家庭的灾难，也是社会的灾难。对家庭而言，其带来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毁灭性的，对社会和国家而言，意外事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从独生子女主观的角度来看，独生子女所承担的社会、家庭成本和负担过重。独生子女独特的地位使其成为家庭几代人的核心和唯一寄托，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未来的经济效用，更重要的是精神效用。一旦其发生意外，家庭的依赖核心就很可能会丧失。

孩子的出生和培养是有成本的，孩子的净成本等于预期支付的现值加上父母劳动投入的现值减去孩子的预期货币收入现值与孩子劳务收入的现值之和。如果净成本为正，则父母投入的抚养费用达与孩子可能提供的收益，此时孩子是一种耐用消费品，父母从孩子身上得到心理满足和效用。如果净成本为负值，则孩子是一种耐用生产品，父母从其身上得到现金收入。中国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投入是不计成本的，他们更注重的是从孩子身上得到的精神效用，孩子带来的精神效用远远大于过去所期望的劳动收入。

三、我国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保障措施有限、水平过低加剧了其突发事故中所承担的风险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7条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

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2004年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发布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规定，满足农村户口、1973年到2001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年满60周岁等，每年直至亡故为止可以领取不低于600元的扶助。但是，尽管如此，即使加上最低生活保障（假设领取人符合保障甄选标准）在生活成本日益上身的现实社会中这对养老而言仍然无法从根本上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

我国的该项计划生育政策只是阶段性政策，1982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第二胎的，经批准可以有计划安排……少数民族有其他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发展至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部分地区已经逐步适当放开。然而，长期普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某些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国家对家庭保障水平的偏低仍然使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突发事故时具有脆弱性。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公民出现疾病或伤亡后，家庭及其成员所承担的负担过重，其中包括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长期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会导致家庭无法恢复正常状态，进而会影响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我国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政策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且现实中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在进行微调。

大量的精神情感和经济的投入使家庭在面对灾害时时刻面对损失的风险，灾难无情，突发的事故对所有的家庭和人们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无论是任何家庭，面对突然的灾难时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彼此的扶持和精神的寄托。独生子女家庭和所有家庭一样，在灾难面前显得脆弱无力，甚至它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更加不堪一击。无论任何灾难和损失、伤亡的发生，对它都是毁灭性的伤害。突发事故过后残破的家庭面可能会对着家庭成员减少、代际结构缺失、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医疗养老等等各种负担和问题的威胁，如何防范甚至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是灾难之前我们必须预先考虑、灾难之后及时反思的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适当的调整、尽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

立反应迅速及时，行动效率高的社会灾难预警救援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要的措施。只有健全的制度和人口政策保障，家庭才能健康和谐地发展，并逐步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