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第一篇：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马 方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社科部，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汶川特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救助难度、重建速度震撼了世界，让全世界认知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执政者的身体力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不仅诠释了灾难中国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能力的完美提升。

〔关键词〕地震；以人为本；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7（12009）01-0067-03 〔收稿日期〕2008 － 12 － 07

〔作者简介〕马 方（1962 －），男，吉林长春人，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法学硕士。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中国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灾害，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及我国人民的一次严峻考验。面对灾难，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无疑向广大人民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执政者以人为本、身体力行、举国动员、迅速行动，不仅成为灾难中国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彰显了其执政能力的极大提升。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呢？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这个论断，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途径和执政目标来定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既反映了执政党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我个人认为，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凸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重生命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生命，抢救生命作为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写就了中国人权史上的辉煌纪录。从高层领导的果断决策、政府措施的高效运行，到及时通畅的信息披露、举国动员的生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信念，无不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命至上、人民为先”的政治伦理，彰显出一个执政党的成熟与坚定。可以说，这场特大灾害，检验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检验了中国军队的意志力、战斗力，检验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第一，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在震后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紧急号令；震后不到 1 小时，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随电波传遍全国；震后不到 2 小时，温家宝总理飞赴灾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机构高效运转。解放军、武警、公安快速反应，震后13分钟，全军启动应急机制。与此同时，受灾地区省委、省政府部署救灾，各级干部奔赴现场指挥；国家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民政部等启动应急预案，派遣救援队伍，调拨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社会伸出援手。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真正体现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

第二，体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从 2008 年 5 月19 日至 21 日，国务院决定将其作为国家哀悼日。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普通百姓可享国哀；新中国近60 年来，第一次，国旗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而降。显然，国旗不仅为汶川地震中的亡灵而降，也是为全体中国人而降。每一个为汶川地震亡灵垂首致哀的公民，都能透过鸣响的汽笛和半垂的国旗，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履行最庄严的承诺；一个把人的生命摆到最高位置的社会，刻下迈向现代文明的标记。当国旗缓缓垂下，人的尊严冉冉升起，把一个国家的品格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三，从救助生命到抚慰心灵。从救财产，到救生命，再到救心灵，折射出我们的救灾理念的极大进步。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午，卫生部紧急调集配备合格的心理辅导医生奔赴灾区，对灾区群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治疗。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展心理援助，是此次抗震救灾工作的亮点。社会心理危机的救援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修复和调整问题，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工程。令人欣慰的是，此次抗震救灾，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援助已在多方位稳步推进。例如，计生委在灾后迅速下发通知，震灾中有子女死伤的家庭将获生育政策照顾；教育部也要求直属高校紧急启动受灾学生资助工作，同时在川高考招生指标增加 2%；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妥善安置“三孤”人员等问题。这些举措无疑是应对灾后社会心理危机的治本之举，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把以人为本的执政伦理向更 深层次推进的重要体现。

二、身体力行诠释执政为民理念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9 个常委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出现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进行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爱心接力赛，关心着灾区人民的安危，千方百计拯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排除灾区人民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和困难。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有中国共产党 220 万名党员和 1.75万名官员全力奋战。中国共产党率领着全国人民践行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许多外国媒体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在这次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果断，认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始终没有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朝气蓬勃、与时俱进的政党。关键时刻，党的总书记来到了抗震救灾指挥前线；总理来到了抢险现场指导抗震救灾；人民解放军赶到了现场；共产党员走在了最前列。通过此次抗震救灾，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是中国政府的坦诚和信息的公开，让外国媒体自由地报道了地震的实际情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震救灾中的英雄壮举。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既然能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变成为新中国，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更有能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这场灾难，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更有能力继续带领全中国人民向小康目标迈进，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三、举国行动彰显政府组织效率

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国家意志和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

第一，反应迅速，果断决策。地震发生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召开会议，紧急部署抗震救灾。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即成立，恪尽职守及时调度，运筹帷幄从容指挥。

第二，率先垂范，举国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灾区，军队火速大集结，铁道公路快运输，医疗分队忙救人，救援队伍攻废墟，食品帐篷纯净水，通路通电加通讯，全国上下齐动员、共行动。这场举国参与的生命大营救，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物质保障能力的集中检阅。

第三，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为普通民众举办国殇；救灾款物由五部委全程监管；暂缓上调地震重灾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启动灾后重建用地审批快速通道；开出“抢”字头

救灾列车；中央国家机关减少公用经费用于救灾；放宽地震孤儿收养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应对巨大灾难时的强大号召力、行政运作的空前高效和灵活，赢得了人民的广泛赞誉。应该说，抗震救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与中央的迅速行动、紧急应对和中央领导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斗争中，我们既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又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坦然地接受国际援助，体现了开放的中国对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认同。通过这次特殊的检阅，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同时更看到了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抗震救灾能力的增强，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形象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四、公民意识唤起民族精神凝聚

抗震救灾让中华民族空前凝聚，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美国媒体载文指出：在这场举国上下的民族行动中，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再铸民族之魂。俄新社则赞誉“：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透过这场灾害，我们看到这样 的景象：

第一，民族精神的丰富升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文化迸发出凝聚力“；团结、奉献、互助、友爱”，现代志愿精神拓展着新内涵“；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因千万个平民英雄的真情故事而鲜活；“坚守岗位、干好本职”，为爱国主义增添着理性的厚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时代元素。

第二，公民意识的蓬勃生长。公民意识的培育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抗震救灾筑就了公民精神的里程碑：民间爱心涌动，志愿大军汇集，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良性互动。灾难中无数百姓用朴素的行动，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主人翁意识。美国一家周刊这样评价：“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第三，核心价值的集中展现。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鱼水情、民族一家亲„„抗震救灾让我们重新品读这样的字眼，再次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价值取向，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找到了生长壮大的空间。毫无疑问，灾难之中，国家政治文明的演进，民族内在精神的重塑，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必将让“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植于国家的肌体。它会升华为一种文化力量，也会激发出一种制度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底气所在，成为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软实力”根基。

五、开放透明改变政府媒体形象

这次抗震救灾的全过程，从第一刻起，就在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中进行，这种灵活、公开、透明的做法树立了政府和媒体的全新形象，也赢得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地震发生不到半小时，震情就得到了公开报道。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最新震情统计数据；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相关地方政府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发出上百万条安民信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受灾地区政府的发布会天天举行，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凝聚了力量。在第一时间，人们通过网络、广播、手机等工具中得知地震的信息，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灾救灾，总理已经奔赴灾区，人民解放军已经投入救灾兵力等等。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信息公开改变了政府和媒体的形象，坦然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也体现了我们更加开放的视角和姿态。公开透明、全程监督、阳光赈灾，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这场举国参与、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战役向人们昭示：在开放的新闻背后，是一个开放的政府；在开放的政府背后，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开放的社会背后，是一个开

放包容、坚忍顽强、热情善良、守望相助的民族。

六、灾后重建贯彻科学发展观念

灾后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近期的需要，还要有长远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参与，更需要动员民众、群策群力。只有这样，通过科学长远的规划和脚踏实地的建设，灾区重建才能得到均衡全面的发展。因此，要深入调研、科学规划、精心建设，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原则，在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开展地质地理环境条件评估和建设项目选址工作，抓紧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坚持防止地质灾害优先，同时要结合当地经济和自然条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实现经

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08 年 6 月 1 日宣布，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决定，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明确了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任务、责任主体和进度要求。为保障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2008 年 6 月 8 日起施行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遵循6 项原则：受灾地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与国家支持、对口支援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就地恢复重建与异地新建相结合；确保质量与注重效率相结合；立足当前与兼顾长远相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相结合。此外，条例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自力更生、国家支持、社会帮扶的方针。

当前，中央财政已经安排 700 亿元建立灾后重建基金，明后两年中央预算还将再作相应安排。同时，全国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实行一个省份帮助一个重灾县、几个省份帮助一个重灾市（州）的计划，加快恢复重建。所有这些举措，无不体现了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原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个美丽的家园定会在灾区重现。（下转第 66 明：高个子可以打好球，矮个子同样也可以打好球，有些时候，矮个子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作用甚至是巨大的。因此，在选拔队员时、在组织学生进行篮球比赛时，一定要合理选用矮个子队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利用他们的特点，使比赛取得优异的成绩，以推动篮球技术和运动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尚武，等.篮球“快攻”战术理论问题探析[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2（，1）.[2]田虹.篮球运动身体训练若干原则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4）.[3]孙民治，等.我国竞技篮球运动训练指导思想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5）.

第二篇：从汶川大地震看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从汶川大地震看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2008-9-1

2（摘要）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自1980年起实施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使我国新出生人口大大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同时，在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孩子抚养成本日益提高的今天，独生子女政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然而，一对夫妇仅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也存在大量问题，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过去的大量文献研究和总结了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本身身心健康、家庭养老、人口结构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主要结合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等突发事故，探讨独生子女政策在给家庭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问题的背景

为了尽快控制人口增长，中共中央于 1980年9月25日发布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我国普遍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正式实施。二十八年过去，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它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建国后我国哦第三次人口高峰没有出现比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更严重的人口增长态势，推迟了13亿人口日的到来。它有利于减轻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一个相对较好的人口环境。

然而，由于事物存在两面性，该生育政策也存在着不少负面效应，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家庭子女的减少，一方面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加剧了人口性别比例的不平衡，同时，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独生子女负担过重，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新的负担和挑战。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导致独生子女承载的希望和负担过多过重，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给家庭带来的冲击成倍上升。一旦意外事故发生，独生子女伤亡给家庭带来的冲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独生子女数量可能超过一亿，近年来，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各种意外事故带来的伤亡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日益增大。2005年6月，黑龙江

省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洪灾中105名小学生丧生，其中独生子女占56%。令人难忘的2008年5月12日，是中国无数家庭甚至全体中国人民的灾难之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等地发生了8.0级强地震，地震波及我国北京、上海、甘肃、云南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并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截至5月21日，四川省地震死难人员达4万多人，其中，大量伤亡人员为幼儿园到中学的各年龄段的儿童少年。北川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学校在地震中垮塌，大批学生死亡……天灾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包括婴幼儿、儿童、少年、青壮年还有老人。失去家人的家庭中，其中不乏许多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唯一的孩子的夭亡使整个家庭陷入了绝望和痛苦的深渊。

二、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份类多种多样并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其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1]，一旦遭遇独生子女意外事故，风险家庭将会转为残破家庭和困难家庭。一方面，家庭组成不完整，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心理孤独，缺乏外界支持和帮助，难以摆脱心理和甚至某些经济困境。

从客观方面来分析，首先，孩子本身存在着风险，例如夭折的风险或者生病的风险。据统计，1000个出生的婴儿中5.4%的人会在25岁之前死亡，12.1%在55岁之前死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地区曾有过一个孩子但后来夭折的家庭达到57万。独生子女的生存风险直接影响家庭的生存风险，虽然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但是，若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发生严重伤病残时，对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面对本次汶川大地震孩子的大量伤亡，许多灾难中幸存的家长伤心欲绝。它给独生子女家庭所带来的感情和经济上毁灭性打击是社会和国家无法弥补的，这些家庭的继承人问题、将来家庭成员的养老问题、家庭成员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问题将会显现出来，并成为灾后的突出问题之一。

其次，独生孩子的成才风险。作为家庭的希望，所有家庭成员均将爱和期望过分聚集在独生子女身上，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教育和成才问题成为家庭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旦独生子女父母病重、死亡或离异，独生子女的成长将会遭受严重的不利影响。类似于大地震等突发事件中也存在着青壮年的伤亡，对幸存的独生子女而言，失去亲人后的孤独感、无助感将会在他们的人生中造成巨大的风险，并带来心理成长阴影。这种影响在普通非独生子女家庭中也会存在，但是，由于

家庭成员多余独生子女家庭，其影响的毁灭性程度也许会相对小一些。

再次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小，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家庭对独生子女的依赖过重。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与其他任何风险相伴的必然有养老风险。由于我国传统“养儿防老”等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在人们的养老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加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各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均很不健全，不存在社会养老等其他形式的养老支持，人们的养老过分依赖于家庭，因此，一旦意外事故发生，由于作为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人缺乏可代替的家庭养老支持，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抚慰和服务等正常养老安排将会遭受毁灭性冲击。排除意外事故的影响，独生子女的赡养能力、赡养负担、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代际关系、居住安排等因素也会对父母养老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此外，独生子女家庭遭遇意外事故时将会带来社会发展的风险。独生子女身上所负担和投入的成本不仅来自家庭，还来自社会和国家。独生子女的伤亡不仅是家庭的灾难，也是社会的灾难。对家庭而言，其带来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毁灭性的，对社会和国家而言，意外事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从独生子女主观的角度来看，独生子女所承担的社会、家庭成本和负担过重。独生子女独特的地位使其成为家庭几代人的核心和唯一寄托，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未来的经济效用，更重要的是精神效用。一旦其发生意外，家庭的依赖核心就很可能会丧失。

孩子的出生和培养是有成本的，孩子的净成本等于预期支付的现值加上父母劳动投入的现值减去孩子的预期货币收入现值与孩子劳务收入的现值之和。如果净成本为正，则父母投入的抚养费用达与孩子可能提供的收益，此时孩子是一种耐用消费品，父母从孩子身上得到心理满足和效用。如果净成本为负值，则孩子是一种耐用生产品，父母从其身上得到现金收入。中国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投入是不计成本的，他们更注重的是从孩子身上得到的精神效用，孩子带来的精神效用远远大于过去所期望的劳动收入。

三、我国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保障措施有限、水平过低加剧了其突发事故中所承担的风险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7条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

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2004年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发布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规定，满足农村户口、1973年到2001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年满60周岁等，每年直至亡故为止可以领取不低于600元的扶助。但是，尽管如此，即使加上最低生活保障（假设领取人符合保障甄选标准）在生活成本日益上身的现实社会中这对养老而言仍然无法从根本上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

我国的该项计划生育政策只是阶段性政策，1982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第二胎的，经批准可以有计划安排……少数民族有其他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发展至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部分地区已经逐步适当放开。然而，长期普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某些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国家对家庭保障水平的偏低仍然使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突发事故时具有脆弱性。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公民出现疾病或伤亡后，家庭及其成员所承担的负担过重，其中包括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长期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会导致家庭无法恢复正常状态，进而会影响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我国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政策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且现实中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在进行微调。

大量的精神情感和经济的投入使家庭在面对灾害时时刻面对损失的风险，灾难无情，突发的事故对所有的家庭和人们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无论是任何家庭，面对突然的灾难时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彼此的扶持和精神的寄托。独生子女家庭和所有家庭一样，在灾难面前显得脆弱无力，甚至它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更加不堪一击。无论任何灾难和损失、伤亡的发生，对它都是毁灭性的伤害。突发事故过后残破的家庭面可能会对着家庭成员减少、代际结构缺失、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医疗养老等等各种负担和问题的威胁，如何防范甚至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是灾难之前我们必须预先考虑、灾难之后及时反思的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适当的调整、尽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

立反应迅速及时，行动效率高的社会灾难预警救援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要的措施。只有健全的制度和人口政策保障，家庭才能健康和谐地发展，并逐步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

第三篇：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

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

作 者 姓 名：刘情

学科、专业：人文学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号：08321140完 成 日 期：2011年5月22日

大连大学

Dalian Universit

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

摘要：本文阐述了危机公关的概念及其处理原则，并以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为例，具体分析了中国政府当时的危机处理办法，从而得出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得到的提高的结论

2008年四川汶川5月12日突发的特大地震不仅是一场自然灾害，更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一场严重的公共危机。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救灾区人民的生命，保障人们的财产安全，及时发布信息制止地震蔓延的谣言，并成功地处理了堰塞湖泄流问题，积极进行灾后重建。纵观此次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已大大提高。

一、危机公关及其处理原则

公共危机指不可抗力或突然袭来的严重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冲突以及战争、恐怖袭击或者其他极端行为引发的各类事件，该事件可能中止和平进程或瓦解社会正常关系、秩序，引发一个地区社会公众的普遍恐慌情绪或恐慌行为。危机对政府形象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危机中展开政府公关，是处理公共危机、树立良好政府形象的首要手段。【1】

危机公关指“组织危机的公共关系处理”，是政府面对危机事件时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减少危机震荡而进行的传播沟通、协调关系和树立形象的活动。在危机公关过程中一般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承担责任原则。危机发生后，公众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益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感情问题。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组织应主动承担责任，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安慰，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关系问题，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第二、真诚沟通原则。针对危机，政府的公关对象是老百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限于官方媒体，网络巨大的信息流量使任何企图捂盖子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因此，政府必须坦诚真实的告知群众所发生的事情真相，保证公民的知情权。

第三、速度第一原则。危机发生后，能否首先控制住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处理危机的关键。因此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快速反应，果决行动，迅速控制事态。

第四、权威证实原则。[2]危机事件性质不明是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必须组织权威机构给危机一个及时准确的定论。这既是做出正确决策，找到有效解决办法的根据，也有利于帮助人们建立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接受基础，有效地抵制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二、中国政府在5·12地震处理中的危机公关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有效地管理国家就必须协调好与各个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与广大公众的关系。一个“政通人和”的内外部环境，一个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因此，成熟的政府需要公关。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成为很多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他们惊讶于中国政府对灾难的反应，惊叹中国政府处理危机的公关能力。中国政府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动员部署快速到位

5月12日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国务院迅速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震后四个多小时，温家宝总理就出现在灾区，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两次召开专门会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过中央坚强而有力的指挥，在灾区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涉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20余个兵种十余万的部队官兵投入抗震救灾；迅速成立了各级军地联合指挥部，组成了一支支以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地震救援团队、医疗卫生队伍、消防队伍依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此次抗震救灾行动之快、效率之高创许多历史之最，不仅表明了党和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二）救援措施以人为本

如果说政府的快速反映部署让我们体会到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的话，那么对生命权的重视则向世界诠释了“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

地震发生后，胡锦涛在第一时间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温家宝总理的“早一秒钟就可能救活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的呐喊感动着全世界。“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期”过后，营救记录一再被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被创造。面对无数因震灾饱受心灵创伤的人群，我们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干预大行动，上万名的心理专家和心理救援志愿者前往灾区。[3】

5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汶川“5·12”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于5月19日到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降半旗致哀。政府这一重大决定与履行，不仅寄托了对不幸罹难民众的深切哀思，更充分显示了对生命、包括每一个普通民众生命的高度珍惜和敬重。5月19日下午2点28分，中华大地，汽笛为亡灵而鸣，国旗为平民而降，天地为中国而伤。13亿中国人同时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友爱，看到华夏儿女不畏艰难、众志成城、爱国如家的情怀。这一切，也再次充分表明，我们的政府是个开明的政府，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尊重公民生命权、生活权和生存权的 “以人为本”的国家。

（三）媒体报道及时透明

四川汶川强烈地震的消息，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人们在不到几分钟时间就迅速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工具中获知灾情，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和有关方面救灾行动迅速展开的消息。权威的电视、广播等媒体中断了正常播出，以24小时直播的方式，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报道灾情和抗震救灾的进展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准确地通报有关情况。各地政府都被动员起来向灾区调运物质或派遣救援分队，各地大学生和民众也纷纷捐钱或献血救人，大多数网民向灾区表示慰问和祝福，整体呈现出团结一致抗震救灾的社会氛围。不仅如此，我们还请权威地震专家在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上介绍地震的情况及防震知识，预防和制止地震将在其它城市爆发的谣言传播。这些努力使得全国公众和全世界迅速了解到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的抗灾努力，树

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迅速为抗震救灾造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舆论氛围，获得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美联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网，美国CNN网站，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等多家重量级西方权威媒体对中国抗震給予大幅报道，对中国应对地震的速度和救援给予了肯定。(四).危机动员举国参与

在公共危机面前，整个国家、社会都需要凝聚力量，共同抗击灾难。“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华夏大地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了一场举国参与的生死大营救。

地震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公安干警、武警战士以最快的速度挺进灾区；中央财政紧急向四川下拨救灾资金，数百万吨食品、药品、帐篷、机械等国家战略储备物资，通过空中、铁路、公路、水路紧急驰援灾区；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近400支专业救援队伍、上万医务工作者、数十万志愿者紧急奔赴灾区；各省市积极为灾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各种形式的支援；全国上下爱心涌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中国政府让全世界看到其高效率的动员能力，认识到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危机公关能力。

（五）国际救援彰显开放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援助，采取了一种开放和欢迎的态度，首次在特大自然灾难后接纳国际专业救援队。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四国政府派遣专业救援人员赴四川地震灾区协助救援行动。举国之力和对外开放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形成，说明了开放的中国政府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危机方面表现得更加自信、理性、务实和成熟，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情谊，也有利于我们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和沟通，为我们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三．结论

科学化和专业化救援工作，及时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坚持举国参与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救援力量，让我们看到中国政府面对灾情时展开的危机公关处理速度和能力。中国政府想世界人民充分展示出了一个专业、开放和合作的姿态以及危机发生时勇于直面问题、充分信任国内民众和有效动员民众力量的大国形象。面对地震危机，中国政府打了一场漂亮的公关仗。

参 考 文 献

[1] 《公共关系学》 编著：张克非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危机公关(上)》作者: 赵麟斌，北京大学出版社，[3]新华网2008年05月13日

第四篇：从唐山和汶川大地震震后政府反应的对比看改革开放

从唐山和汶川大地震震后政府反应的对比看改革开放

小组成员 阿语1班 08级

方家伟 陈天喆 陈曜 逄芮 秦靓 魏薇

内容摘要

1976年7月28日 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伤。这是新中国当时最惨重的一场震灾。因为唐山处于华北平原区，比其他山区地震来说救援难度相对小很多。但在震后，由于刚经历了十年浩劫，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救援行动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消息传递慢、政府反应慢、救援物资缺乏、错过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因此此次地震人员伤亡十分惨重，给灾区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亦无法估量。最离奇的是，中国政府拒绝一切国外人道主义援助。

另一方面，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里氏震级8.0级地震。这次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处川西北高原，高山深谷地形崎岖，救援难度极大；同时震级高于唐山，震源深度和烈度也强于唐山。但是震后的伤亡失踪人数均远低于唐山地震。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政府总理亲临、全国捐款上下一心、军队死亡空降、物资药品及时保障、心理干预迅速有效、震后安置稳妥快速等一系列反应措施。加之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人道主义援助，汶川地震可说反映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之后新兴大国的大国面貌。

众所周知，两场地震之间隔着的恰好是中国通过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去世瞩目的经济社会法制发展成就。那么，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巨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前后相距 32年的两次大地震中的反应如此天差地别？换句话说，32年后的中国政府与32年前的中国政府相比，进步究竟在哪里，这些进步对于全中国的意义又有多大？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唐山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一，两次地震的震后后果和政府反应。

1976年7月28日 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以上。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

根据《中国地震报》记者钱钢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书中记载，距北京只150公里的唐山地震发生后的150分钟，中国国家地震总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当时国家地震局正在忙于“批邓反右”，阶级斗争。当发现北京的房子在摇晃，知道发生了地震，但弄不清震中在哪里。后来派出地震勘察队，去北京外的四个方向查找。最后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才得知唐山的惨象。唐山地震时的另外一个特殊景象，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救援者。当时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都明确表示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外国援助，都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8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里氏震级8.0级，矩震级7.9级

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出指令，表明要做好救灾的工作，保证灾民的生命安全。并于5月16日中午乘专机飞往四川绵阳，问灾区干部群众，看望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发生后一小时乘坐专机前往灾区，晚上抵达都江堰到指挥中心指挥救援工作，温家宝在13日早上7时的救灾指挥部会议中要求13日午夜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地震后紧急启动应急措施。13日军队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指挥解放军和武警参加抗震救灾工作。

香港先后派出两批专业救援队前往灾区救援。5月16日上午9点许，首批日本专业救援团抵达距成都近4百千米的青川县关庄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专业救援人员参与救灾。

二、不同的历史背景

唐山地震发生于1976年，“四人帮”还没有倒台。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老百姓的财产几乎是没有什么东西，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时值文化大革命，由于受到过于偏激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影响，震后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援助，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甚至说“不能 拿救灾压批邓，唐山大地震才死几十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邓是八亿人的事。”

汶川大地震发生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GDP总额达3.4万亿美元，接近第三位的德国居世界第四位。改革开放不但使得“国库殷实”，能够应对巨大自然灾害，为我国这次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特点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特大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抗震救灾的初期响应主要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非常快速。对于这样一次特大地震灾害，一方面公民的自救和互救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外部或国家的救援更是特别关键的因素。中央政府的反应非常快，十几分钟之后国家地震局就发布了正式的地震消息，一个多小时之后中央做出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做出批示，温家宝总理奔赴抗震救灾前线，并且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也宣布成立。继而国家减灾委员会启动二级响应。军队随即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做好先期准备和随后的快速介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专业救援队伍也于当晚迅速抵达受灾地区。

第二，非常有效。各级政府的快速反应，使得救灾非常富有成效。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也在各级政府、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截至5月２２日，已经救出33434人；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１３９．７５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２．９５亿元，地方财政投入３６．８亿元；共接受国内外捐款２１４．１６亿元，其中到账１２５．７９亿元，已向灾区拨付１９．１５亿元，并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４０．３３４万顶、被子２３０．５８８４万床、衣物３０５．２万件，正调运灾区的还有第一批中央储备粮抗震救灾计划３８．４万吨，其中小麦１５．２４万吨，稻谷２３．１６万吨；受损电信基站累计２５０６２个，已恢复２３１１７个；光缆损毁里程２４０５６皮长公里，已恢复１３８８５皮长公里。

第三，以人为本。本次救灾初期响应最核心目标就是拯救生命，一方面尽一切努力搜救困在废墟中的幸存者，另一方面调集医疗力量尽力救治受伤的群众。据卫生部报告，截至5月２２日１２时，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合计６８６０８人，已出院２８４９７人，院内死亡３４４４人，仍有３３６６５人住院，从四川转外省市治疗３００２人。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抗震救灾初期响应中各有关方面已经开始重视灾后群众的心理救援，并且国务院还首次决定为这次大灾难中遇难同胞设立全国哀悼日（5月19-21日）。这些都充分体现我们政府执政为民，一切救灾行动都以人为本，生命价值之上等理念。

第四，信息透明。本次地震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国务院新闻办每天都有一场新闻发布会，四川省政府也举行多场新闻发布会，中央及地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全天候直播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其他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也都高度关注并及时报道有关的灾害和救灾信息。特别是我们国家还开放境外媒体及时赴灾区参与报道。信息的充分透明共享既把灾后的各种谣言传播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也起到在全社会和全世界范围自发的信息动员作用，调动各方共同参与救灾行动。

第五，协同应对。这不仅包括国内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的政府机构之间相互协同，而且涉及政府与社会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等之间的通力配合，还包括真诚接受各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四、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取得成功原因 汶川大地震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如下：

第一，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亲民、为民、以人为本的意识非常强烈。只有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政府及其领导人才能在大灾到来时真正心系灾区，关心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快速响应，高效决策，协调各方，全力救灾。

第二，对于地震灾害，我们早就有一整套应急准备与响应预案。在2003年SARS发生之前，我们国家没有总体应急预案和《突发事 件应对法》，那时候的应急管理主要是众多部门各自为战，很多部门甚至根本就不重视应急管理，各部门间更没有形成协同应对的网络体系。即便如此，那时有一些系统还是比较先进的，比如防汛抗旱和抗震救灾。由于有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国家早就开始重视抗震救灾方面的应急管理工作，并加强了对地震灾害的准备，该系统应急管理在我们国家各部门应急管理当中是走在前列的。唐山大地震以后，我们国家的各级政府纷纷成立地震局，它们负责日常地震的监测、分析、准备和救援等等。这一套系统还是相对比较完善的。有了专门的应急系统与应急预案，地震灾害后的先期响应就会比较快捷。

第三，本次汶川大地震是突然爆发而且震级非常高，初步判断7.6级，很快调整为7.8级（后来进一步调整为8级）。1976年我们就有过大致相同震情的唐山大地震，所以这就使人们很清楚这次灾害大致会有多么严重。从我们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虽然这次地震的灾害威胁巨大，但是对于一个先期响应的决策者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做出决策的，因为他对于这样一个灾害发生后的风险是有一个相对确定性把握的。当然这次地震灾害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这次地震震情后来发现比唐山大地震还要厉害，其未来实际的综合灾害损失有可能比唐山大地震还要严重。并且这次灾害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特点。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一个中心城市的下面，人口密度大；而这次灾害中心区是在一个山区和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地震的次生地质灾害会非常严重，交通与通讯等受损后的恢复将更加艰难。因此，此次地震人员丧亡也许不如唐山大地震，但其救灾的难度可能 要大大增加。总体来看，虽然此次地震灾害是巨大的，但及早进行先期响应的决策难度并不大，所以这次灾害能够立即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高度关注。

五、改革开放及其对汶川大地震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行动中，党和政府决策之迅捷、行动之高效、民众之团结，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叹。这场与特大灾害较量的人民战争显示了国家意志和民族力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效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和逐渐培育的公民精神与国际形象：

一是经济发展积累了社会财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GDP总额达3.4万亿美元，接近第三位的德国居世界第四位。改革开放不但使得“国库殷实”，能够应对巨大自然灾害，为我国这次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使得许多人“家底殷实”，能够“大方解囊”。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党的执政能力得到锻炼和加强。这次举国救灾规模空前、行动迅速、救援有力，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体现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和各级党政组织同样卓越迅速的执行力。抗灾第一时间公开信息、迅速决策，安排恢复重建，人民军队、党员干部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连续作战，把先进性转换成拼搏精神。这让灾区群众和全国人民看到了信心、感受到了希 望，增加了强大动力、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大大提升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

三是公民民主和责任意识初步形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日益多样化。但面对特大地震灾害，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积极行动，发扬安危相助、扶危济困、众志成城精神，共抗震灾，共克时艰。人们每天都密切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和救灾工作的进展，以捐款捐物、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网络互动等方式为灾区人民尽自己一份力量、送上一份关爱、监督捐赠款物的使用，凝集成巨大的爱心和责任，全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动员机制和力量整合，有效地支持和监督政府救援工作。

四是国际形象大幅提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深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程度日益加深，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次抗震救灾反应迅速化、信息公开化和救灾开放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世界是平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抗震救灾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六、结论

综上所述，是改革开放政策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起了直接 的作用，从而体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只有一直坚持该项政策，中国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真正的经济富国和政治强国。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发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互动发展

——以上海为例

一个党、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最终要靠社会的和谐程度来检验。在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主要是看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能力的高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同时也明确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不仅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的成败，甚至是关系到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大问题。深入探讨党的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和达成二者之间的互动发展，对于推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发展，具都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党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针对当前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但也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和谐。一是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日益扩大，社会成员贫富差距也趋于扩大。二是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问题错综复杂。三是社会就业压力增加。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国企改革、产业升级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农村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四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还不协调。五是社会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在提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小康社会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的一个标准；而和谐社会则主要是对社会的整体角度对社会的评价。建设小康社会把 1

蛋糕做大，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则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利益”问题，“公平正义”问题，是一切和谐问题最核心的焦点。只有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才能促使全面小康的目标在和谐的状态中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放弃全面小康社会而另搞一套，而是为了切实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而提出的战略举措。和谐社会建设又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多种目标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使我们的政策更能体现时代的要求，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的支持，也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含着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十六大概括了最基本的五个方面，即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及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从党的整体的高度进行的概括，作为党员群众、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具备这五种最基本的能力，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不能科学地判断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不能科学的判断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缺乏对市场经济及其基本规律的把握，不能有效地驾驭市场经济，就会在经济建设和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如果缺乏对复杂局面的深刻认识，就会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暴露了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应对复杂能力的不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的执政活动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政党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凡事从全局出发，处理好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如果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不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就不能真正发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不能有效地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就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落实好。因此，作为执政党，不仅要有执政为民的理念，还要有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好、落实到位的能力作为保证。

3、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两者的双向互动是可能的、必要的。

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可以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强化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也有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政治学概念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

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民众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民众对党的政策的或明或暗的抵制，还可以大大增强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在党出现失误和挫折的时候，民众予以宽容和谅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困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取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但是，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静态的、永久不变的。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要有历史合法性，还应当有更加坚实的现实合法性基础。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党的合法性资源的增强，如果各阶层受益程度不均，贫富分化加剧，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执政合法性危机。近来突尼斯、利比亚发生的政局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实际上与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社会主义要想巩固，党要继续长期执政，就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也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执政能力的实质和关键是执政为民，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随着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形势、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和挑战，协调好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无论处于现代化发展阶段还是其它状态中，执政为民应是我们在各个阶段共同的历史使命。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还在于要与时俱进地出台能保障民生、覆盖弱势群体的制度，能让制度解决社会在进步中凸显的矛盾，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建和谐社会。

二、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推动和谐社会发展及其成果——以上海为例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在社会公共资源、财富的分配中体现公平、公正。而在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不仅要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更应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上。

上海在改革开放实践的进程中，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的能力提升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把解决老百姓的就业、住房、出行、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1、促进就业，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促进就业的政府责任体系，增加就业岗位和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经过多年努力，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4.5％以内。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超过60万个。201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创新小额贷款模式、完善房租补贴政策，帮助1万人成功创业”，有效解决创业者在资金、场地、能力等方面瓶颈。实行就业补贴，对大龄协保和失业人员凡实现市场化就业和灵活就业的，给予相当于月最低工资一半的就业补贴。通过这项政策，不少大龄协保和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或自谋职业，尽快实现就业。加强职业培训，对失业人员给予培训费100%补贴，对在职人员和大专院校即将毕业学生参加技能培训给予培训费50%补贴。平均每年培训在20万人以上，培训后就业率近60%。

2、推动居住正义与社会和谐建设

努力解决好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保障居者有其屋。政府部门统筹各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调剂，拿出资金和相应的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工程。《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区（县）每配建的经济适用住房面积，原则上不低于该行政区域内商品住宅建设项目开发建设住宅总面积的5%。”按照市政府的规划，5年内建30万套200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上海今后5年新增保障性住房100万套，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用地供应总量的70%。廉租房方面，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底，上海廉租房的受益家庭累计已达6.15万户，比2006年同期增长超过1.8倍。目前，上海廉租房政策的覆盖面，已从“低保”住房困难家庭扩展到低收入（“低收入”标准约为“低保”标准的2.2倍）住房困难家庭。并将逐步放宽廉租住房准入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要做到“应保尽保”，并努力提高实物配租比例。公共租赁住房方面今年将启动的项目选址，主要在中外环间交通便利、配套健全、中小户型住房租赁需求比较突出的区域，且供应对象不限户籍。

加快旧区改造，不断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从1991至2008年底，上海旧区改造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的“365改造”（365万危棚简屋改造）“十五”的新一轮改造、“十一五”成片两级旧里改造这三个阶段。整个中心城区和郊区部分地区共拆除危旧房屋7000多万平方米，改善了约120万户家庭的住房条件。上海的旧区改造概括起来就是“拆、改、留”三种方式。拆就是对功能不全的棚户区拆除改造。改就是对一些功能不全的房屋进行改善性改造，比如现在的“平改坡”和成套改造。留就是对一些历史建筑进行保留性改造。通过大规模的旧区改造，住房条件大大改善。据统计，2009年年末，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4平方米。

3、推动交通正义与和谐社会建设

上海把扶持公交优先建设作为体现交通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一是真正实行了公交优先、复合式的交通网络方便人们出行。目前，上海已经基本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基础、出租汽车为补充、交通枢纽为衔接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上海轨道交通达到440公里以上，中心城区市民出门500米就可以到达轨道站点。按照规划，上海最终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突破1000公里。为方便市民乘车，轨道交通在全网络实现“一卡通”和“一票通”。在地铁一号线至5号线沿线的81个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做到了至少有1条以上的主要公交线路的末班车与轨道交通末班车衔接，等待最后一班地铁的乘客。上海的公交专用道达到300公里。作为后世博进一步推进公交优先的举措之一，最近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公交信号灯优先放行的研究，通过路口信号灯绿灯延时或提前将红灯变绿灯，提高公交车通过路口的速度，以吸引更多市民乘公交，提高上下班准点率。政府推出免费公共自行车解决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早试点的闵行区目前已经投放自行车2万多辆，建设租赁点556个，运行良好。宝山等区也启动了免费公共自行车的试点。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交通正义的重塑。

根据上海建设交通“十二五”规划，中心城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50%，其中轨道交通占50%以上。再建成轨道交通和城际铁路约200公里，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到650公里左右，实现“区区通轨交”(除崇明县外)。再建成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约200公里，全市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总里程接近1200公里。到2015年，基本形成“45、60、90”的通行格局，即中心城内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45分钟，郊区新城到市中心区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上海到长三角核心地区主要城市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90分钟。公共交通网的建设，体现了对每一个人的关心，尤其是对普通市民、弱势群体的关心。

4、推动教育、医疗公平，加大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的保障力度

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公平体现在教育文化资源空间配置问题上，上海市通过开设分院以及重点校合并一般校及教师流动制，上海推进了普教、小教、幼教资源的逐步均衡化。上海在保障非本地户籍人口适龄子女求学方面，通过优先安排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等方式，至2010年秋季开学，共有47.05万名农民工同住子女在沪接受义务教育。“十二五”期间，上海将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为基数，并考虑各学段生源波动特点，形成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机制。这意味着上海的义务教育将保障所有常住人口适龄子女的基础教育需求作为发展目标。

上海市为在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启动了旨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全覆盖的 “5+3+1”工程，开展了郊区三级医院的建设。上海目标是打造成“1560”就医圈，即中心城区的居民步行15分钟到达医疗机构，郊区居民在60分钟内就可到达三级医院。目前已经率先实现了“1560”计划的“15”的目标。为进一步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自2011年4月

1日起，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简称“封顶线”）从7万元提高到28万元，“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由地方附加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

此外，从城市管理中大联动、网格化，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调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逐年提高，稳定居民菜篮子价格的努力，有效应对食盐抢购稳定市场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执政能力的提升，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和谐。

和谐社会建设中党的执政能力提升要实现的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实现了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升到推动社会整体和谐发展能力的转变。从上海的发展的实践中不难看出，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单纯强调经济的高速发展，只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就无法更好地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提高党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执政能力建设中最为紧迫、最为现实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管理“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二是实现了从关注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实现向关注社会民生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转变。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整体走向富裕的时候，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具有了比经济快速发展更加重大的意义。因此，上海两会把2011年GDP增速定在了8%，低于“十一五”期间的两位数增速。而在民生领域的投资大规模增加，则体现了对社会民生、对社会和谐的重视。这也是上海发展进程中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卢先福，执政能力建设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刘杰，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创新到战略推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刘子平，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关系探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4、施秀莉 张士海，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史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5、丁俊萍、甘信奎，近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同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