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生死时速看中国应急管理机制

第一篇：从汶川生死时速看中国应急管理机制

从汶川生死时速看中国应急管理机制

８０秒、２分钟、３分钟、４分钟、１０分钟、半小时„„

应急预案紧急启动，各部快速反应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地震持续时间８０秒。

地震２分钟后，四川省地震局速报人员用电话向中国地震局报告四川发生大地震；同样是１４时３０分，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收到汶川发生大地震的特急电报，立即通过军委一号台搜寻第一线的指挥员，着手了解灾情（据《解放军报》）。

地震后３分钟，成都军区某陆航团侦察直升机开机待命（据四川电视台报道）。

４分钟后，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口授第一道军区通令：部队立即就近展开救援；四川地震局将震中参数从网上报送中国地震局。

１４时３７分，四川台网初步估算震级为７．３级以上，报送中国地震局。

地震后约１０分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省委大楼前的一片空地上召开紧急碰头会，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成立省“５·１２”抗震救灾指挥部；与此同时，北川县县长经大忠从一个会议礼堂的废墟中爬出来，灰头土脸地指挥群众向空旷地转移。

１４时４１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第一次反馈震级为７．６级，随即修订为８．０级地震（当时还是内部数据）。

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正在开会研讨印尼海啸和巴基斯坦南亚大地震。收到速报后，三楼会议室马上成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立即启动了Ｉ级应急响应预案，迅速组建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通知队员、专家、武警总医院医疗人员向北京南苑机场紧急集结。

１５时１５分，四川省地震局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公布地震震情和应急情况。

而就在此时，刘奇葆已在向汶川进发的路上；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在安排好应急处置工作后，立即乘直升机直飞汶川（当天迫降都江堰）。

接到地震报告后，解放军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１５时４０分，陈炳德签署第一份出兵命令（此前，四川军区和成都军区的先头部队已获口授命令开赴灾区）。他特别交代应急办公室：“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重要信息可以直接用白纸条传来。”

１５时５５分，胡锦涛主席指示，“要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此时，温家宝总理已经在赶往北京西郊机场的路上。

１６时４０分，温家宝专机起飞，抗震救灾指挥部在飞机上宣告成立。

１９时１０分，温家宝飞抵成都，当即命令直奔汶川，但道路受阻，当晚留在都江堰指挥。

就在温家宝飞往四川的途中，公安部、民政部、中国气象局等单位都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公安消防部队、各类救灾物资紧急向灾区调运。

２０时，温家宝抵达都江堰，在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召开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

１２日当天（从地震算起不到１０个小时），驻灾区附近的部队共出动１３６００余人，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出动２２７人，调运各类救灾物资数十万件、套。

反应为何如此之快

各方反应为何能如此之快？这与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密不可分。

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催生了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创立。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及部分省市成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

２００６年，全国制订了１３５万多件各类应急预案，其中《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对地震的预警和预防、抗震组织指挥、应急响应、信息报送和处理、各类保障（如煤、电、油、运、通讯、医疗等）、人员抢救与工程抢险、安全防护、次生灾害防御、余震监测与预报、社会力量动员、灾害损失评估、后期处置等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

而各级地方政府也分别制订了包括地震预案在内的各类预案，地震一来，按预案紧急响应、快速动员、迅速部署、按章操作，可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但是，快速反应又不仅仅是因为有预案可循，执政为民的理念、子弟兵视百姓为父母的信念、大灾面前的责任意识、民众的团结自救是救灾工作能够迅速开展的最根本原因。

从上述应急过程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及灾区群众在“与世隔绝”没有任何外界指令的情况下，也能自觉、自发地迅速投入救灾工作，这就不仅仅是应急预案在起作用了。

最初应急阶段，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命令各级公安消防部门“有多少消防官兵就调多少消防官兵来”，而陈炳德则向胡锦涛报告“兵力需要多少就出动多少”，这背后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多力量大。

据新华社随行记者的日记，５月１２日２３时４５分，温家宝在查看完聚源中学的灾情后，再次召开会议直至凌晨１点多，休息不到２小时后凌晨４点又开始工作。１３日，在水陆两路不通、飞机无法降落的情况下，温家宝甚至要求将他空投至汶川震中。

陈炳德回忆：５月１２日１８时１０分，胡主席打来电话，询问部队救灾准备情况；２２时３４分，胡主席来电话指示：“当务之急是救人。兵力出动越多越好、越早越好、越快越好！”；２３时５０分，胡主席再次来电话询问部队抗震救灾部署情况；一个小时后，经胡主席和军委首长审批，总参谋部发出《关于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调动３．４万名官兵参加抗震救灾（据《解放军报》）„„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５·１２”当天，可以说是全民动员、全国应急，这是从上到下能迅速反应的根本原因。

大灾背后的奇迹

美国应急救援机制远比中国成形早，体制也更成熟，但与２００５年８月“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美国政府拖沓延误、民间发生大规模武装抢劫行为相比，汶川地震抗震救灾铸就的是“中国骄傲”。

大灾无大疫、无饥荒、无动荡，汶川抗震救灾创造了多个奇迹，迅速反应的“中国速度”是奇迹之一。

《国家地震应急预案》规定，在发生地震１小时内，要组织地震时间、地点和震级的公告；重大地震信息应在４小时内报送国务院，汶川地震应急响应速度远远快过这一规定。

地震发生３２个小时内，共投入兵力４．７８１３万人，出动军用运输机２２架，军用直升机１８架；短短几天时间内，集结军队、武警、消防、民兵２５万多人，调运物资上百万吨„„这样的速度震惊了世界。

而部队快速机动是在山势险恶、滑坡不断、路毁桥断的情况下完成的；救援面临的则是断水、断电、断粮、无通讯、群众伤亡惨重的严峻考验。

此次地震，中国的应急反应不仅快，而且处置面深而广。

“５·１２”特大地震破坏力大，裂度达１１度，相当于５６００颗广岛原子弹的破坏力；受灾面积广，达４４万平方公里，四川、甘肃、陕西１０个省市４１７个县、４６５６个乡镇、４７７８９个行政村、４６２６万人受灾；伤亡人数多，共死亡６９２２７人、失踪１７９３９人、伤３７５７８３人；经济损失大，共倒塌房屋７７８．９万间、半倒塌房屋２４５９万间、６４４３个规模以上企业停产、直接经济损失达８４５１亿元；救治、转移、安置人口多，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共抢救被掩埋人员８４０１７人、救治伤员２０４万人次、转移受困人员１４６万人、安置受灾群众１５１０万人„„此外还有抢通修复道路、电力、通讯设施，维护水库安全、疏通堰塞湖，加强卫生防疫，为百姓安排食宿等大量的工作要做。

哪怕是吃饭问题，仅四川灾区每天就要１．５万多吨粮食。截至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日，向灾区调运帐篷１５７．９７万顶、被子４８６．６９万床、衣物１４１０．１３万件、燃油２８５．４万吨、煤炭６０９．６万吨，修通损毁公路５．２５万公里„„涉及如此大面积、如此多人口、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若没有严密而强有力的指挥、充分而深入应急预案、详尽的处置措施，那还不得乱成一锅粥？

“汶川地震一是政府的应急响应非常快；二是军队出动非常快。”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顾林生说，中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建立时间虽然很短，但在此次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发布快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应急管理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顾林生表示，此次地震各种信息发布、传播非常迅速、全面，“２４小时滚动直播、向全世界开放的做法，一是可以加强百姓和政府、灾区和非灾区民众的互信和沟通；二是可以让世界原原本本地了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状况及采取的措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和加强对中国的支援，这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我对政府在汶川地震中所实施的应急管理做法，给９５分以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安对应急管理提出了四个招数：第一是“损招”，采取不当措施对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管理，会加大其灾害性后果；第二是“好招”，用低成本但并不太高的效益进行应急管理；第三是“妙招”，用最小的成本高效管理，但这非常难以做到；第四是“绝招”，高成本但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中国应对汶川地震就采用了‘绝招’，在当时地震背后因素未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这种高成本的方法。”

第二篇：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伯君 张晓雯

一、对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应急管理成效的基本评估

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在这次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色，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总的特点是：政府快速反应、措施得当、效果明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对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经走向成熟。

（一）反应迅速

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灾、2003的“非典”相比，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率领社会各界与时间竞跑，出现了“第一时间现象”。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在震后第一时间作出了应对决策；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地震的信息；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第一时间布置救灾工作；灾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临一线，深入灾区靠前指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各地、各单位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多个医疗救援队赶赴灾区。在这场生死竞速中，新闻报道发挥了独特作用。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彰显出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成效显著

在危机爆发的几个小时内，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了重灾区，国务院总理坐镇指挥并亲临一线，为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时间内，各种救援工作很快就进入了一种紧张却有条不紊的有序状态。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两规模、一高效”：一是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的人力规模空前，调集投入抗震救灾的物质种类和数量规模空前；二是在调配和使用好、发挥好这些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上效率之高也是空前。这些都体现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能力已经完全能够应对汶川大地震这类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体现了这些机制和能力已经基本上具备国际水准。由于政府应急管理得力，抗震救灾成效明显，众多的受灾群众得以脱险，人员伤亡和损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三）以人为本

本次抗震救灾充分体现了“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贯穿抗震救灾的全过程。这场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救援行动是在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的。受灾地区山高路险，受灾群众居住分散，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党和政府领导人冒着危险，亲临灾区指挥救灾，与百姓零距离接触，手与手相握，心与心相通。通过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使这场抗震救灾成为规模空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四）信息透明

1976年唐山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只是在3天以后发了条简讯，国家3年后才公布了24万人的死亡数字。32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汶川大地震发生几分钟后，新华社就发布的信息，接着各类媒体追踪发布受灾信息和抗震救灾进程信息。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与时间同步。由于信息快捷、公开、透明，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灾情，抚平了公众的躁动和不安；信息公开，使人们直接获知灾情的惨烈程度，直接了解中央抗震救灾的部署和行动，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关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五）协同应对

一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空前合作。除了捐款以外，急需的帐篷、医药、食品等都得到了社会的积极支持。服务类支持，包括医疗、心理援助等都有效动员起来。二是参与的部门非常协调，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达到了很好的救助效果。三是对外合作规模空前。不仅接受了国际上基于道义的礼节性慰问，还公布帐篷需求寻求国际帮助，接受国外资金和救灾物资的捐助，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灾区，允许其他国家的军机运送物资到灾区等。

二、对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应急管理不足的检讨

虽然汶川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信息的沟通交流，广泛的社会动员，构成了应急管理机制的核心，应急管理成效明显，但政府的应急管理系统仍然存在一些可挑剔的地方。

（一）应急预案存在不足

国家减灾委灾害救助的先期响应级别是二级响应，级别不够到位。尽管当天夜里就改为一级，仍然错过了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这反映了我们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及其灾害风险评估标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实这个问题在2008年初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时就已经暴露。政府必须尽快修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中的预警与响应分级标准。

（二）通讯系统脆弱

从应急的角度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应急预案，信息的获取，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的基础条件就是通讯保障。汶川大地震是继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后，中国通信史上发生的第二次超大面积的通信中断。四川、甘肃境内部分地区通信受到严重影响，汶川等多个县级重灾区内通信全面阻断。在整个救灾区初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只有阿坝州政府网站。阿坝州政府与受灾地区联系的主要渠道只有靠少量海事卫星电话。地震发生两天，仍有不少受灾地区通讯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影响了救援工作的开展。

（三）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

如果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在国家启动应急预案后，即刻出动飞机飞赴受灾地区探明灾情和架设通讯设施，确保信息通畅，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是应该做得到的。由于错失了利用地震发生后大约4个小时天气良好的机会探明灾情，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主要集聚在一个地方，并受到气候和道路的阻止，被调集起来的众多人力物力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四）救援设施落后、器械工具少、专业人员不足

通向重灾区的公路没有如期打通，除了险要的地形和天气因素以外，反映出我们在地震应急救助中的机械工具、手段的落后。倒了那么多的楼，眼睁睁看着被压者却救不出来，还是用手刨，比起从国际救援组织带来的先进的搜救工具来看，我们靠较原始的人海战术，显然是落后了许多。同时，救灾所需生命探测仪、警犬、破除器材、担架、医疗设施等均不够。各类救灾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救治人才等严重不足。

（五）协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方面存在不足

政府应急管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实现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优势互动、良性互动，还缺乏有效措施。在保障自愿者有序全面参与、积极合作方面，政府还应当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六）专家参与应急决策咨询滞后

在这次灾害初期应对过程中，政府就应该启动有关专家咨询机制，但直到5月21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才宣告正式成立。这对初期科学应对地震灾害是不利的。

三、进一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政府的职责。针对政府处置汶川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经验，提出加强我国应急管理和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急能力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特德·盖布勒、戴维·奥斯本人为，一个有预见性的政府应该采用预防而不是治疗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该被动的接受突发事件带给社会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预警预防上。建议政府在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完善各类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二是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体系；三是完善应对各类灾情的应急通讯设备；四是建立高效的综合性应急战略储备相关体系。

（二）成立综合性的危机治理机构

美、俄、日、法、韩等国都建立了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权力机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应该充分整合现有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和应急救援队伍，成立一个具有调动各种资源、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减灾部”或者“应急部”，规避“多龙治灾”的种种弊端，开展对重大灾害的预测评估、辅助决策和紧急救援等工作，从而形成现代化、综合性的危机治理系统。

（三）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法制体系

一要尽快制定并颁布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以更充分的法制安排应对比目前法律界定的特别重大事件灾害还要严重的个别极端巨灾事件。二要明晰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行政程序，不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要对公民的权利保障要有底线，对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的损害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与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责任。

（四）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

在危机后阶段，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了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公正甄别事件诱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减少类似灾难事件的发生和次生灾害的发生。如建筑物倒塌造成的人员伤害究竟是危机事件的责任还是建筑质量的责任，应该由于第三方鉴定。建立第三方的危机事后评估制度，其优点就是隔离了民众与政府在认识上的直接分歧，在科学和法制的基础上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

（五）建立政府应急管理检测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对分阶段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做好应急准备，选择最佳应对策略。一是要建立、健全联动协调机制；二是要健全危机预警机制；三是进一步修订公共行政绩效考评体系；四是建立社会应急网络，完善社会动员机制。

（六）建立政策性巨灾风险保障机制，提高巨灾风险承受能力

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首先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尽快建立国家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提高国家和民众对巨灾的承受能力。其次，利用政府财政资金作为种子基金，通过财政拨款、发行特定巨灾公债、社会资金、保险费用，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第三，考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资源问题。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市场机制，将巨灾风险在更大的的范围内分散，使国家应对巨灾的基金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

（七）建构研究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社会的不安全因素日显突出，如金融危机、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使得各国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应在制度上发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咨询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建立政府应急管理与学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促使政府应急管理的公职人员与学者之间在知识、信息方面的相互交流。

（八）建立善后修复转化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危害往往是与机遇并存。将承受危机的代价转化为新发展的契机，这是应急管理的最高境界。突发公共事件的波峰过去后，必须适时启动善后修复机制。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相关预防、处置的全部措施进行彻底、系统的调查；二要对应急管理全过程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对预防、应急处置、善后恢复等各个方面的评价，并要深刻剖析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三要对应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综合、分类，分别提出整改措施，并责成有关部门逐项落实。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制度创新和环境改变提供动力。

第三篇：从汶川地震看应急通信发展之道（范文）

从汶川地震看应急通信发展之道(2008/6/30 14:16)汶川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通信系统也遭重创。信息通信在抗震救灾中非常重要，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其遭受重创后中断以及艰难抢通的过程才如此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反思我国目前的应急信息系统状况，建设统一的应急通信平台迫在眉睫。

现有系统能力仍有欠缺

调查显示，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地震、洪水、过境台风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其他工业事故、交通事故、水污染事件以及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疫情更对人们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四川汶川地震使交通、通信全部中断，地震中心区与外界全部隔绝，给抗震救灾工作增加了难度。

从抗震救灾过程中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总体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相关应急法规、应急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应急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还很落后；全民危机意识和危机教育比较薄弱，抗灾和保障能力较低等。应急管理因其涉及面广、起步较晚，理论知识、法律法规不完善等特殊性，在国内信息化建设中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目前国内已经建成或规划建设的应急指挥系统，从地域分布来看，多集中于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从行业领域来看，则多集中于公安、消防、医疗等公共领域；从资金投入方向来看，多集中于硬件，约占投资总额的70%，而软件和服务则分别仅占15%左右；从实际效果来看，多为“只应急不联动”或“小联动”（即110、119、120三警合一），而诸如信息集成、联动响应（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联动）、协调指挥、统一调配、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效能则还处于相当薄弱的状况。

在这次抗灾中，卫星通信网在前期完全处在瘫痪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各部门建立的卫星预警专网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系统，因各自独立，互不联接，使国内数以万计的卫星车成为摆设。由于卫星系统与固网、移动网基本脱节，灾区的通信网即便可以快速修复，仍存在全程或大面积覆盖难以实现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救灾的进展。目前很多部门建设的系统都非常强大，但不同部委之间的系统缺乏互相协调和调度的机制，在紧急情况下互相调用更不可能。

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是因为被呼吁多年的应急联动体制始终未建立起来，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都各建一套应急网络，各自采购先进设备，各自组建自用的管理团队，国家花了庞大的建设费用，但应急仅仅是部门性应急，基本不存在网络层面的应急联动。联动的根本对策就是在信息提供商、信息组织者、信息运营商、信息传输者、信息使用者之间建立一套完整的融合方式。各个部门应不再独立建立应急预警系统，而是向国家级专门的运营组织机构提出需求和解决问题的目标，由专业化的机构按照联动、开放、统一标准、公益化的目标，建立统一的开放预警平台。

应急联动，就是要做到政策、体制、市场、社会公益四方面的联动，中国需要成立专门的应急联动机制，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把“推进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建设”列为“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建设”的首要工作，明确执行“加快国务院应急平台建设，完善有关专业应急平台功能，推进地方人民政府综合应急平台建设，形成连接各地区和各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高效的应急平台体系”。

目前我国应急信息系统的能力急需提升，应急通信系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系统，而是多种应用系统在应急方面的特殊应用，通过合理的应用各种业务系统，可以满足不同的应急通信需求。一般的信息平台只能提供“过去”和“现时”的状态数据，而我们需要打造的应急平台应能提供“未来”灾害发展趋势、预期后果、干预措施、应急决策、预期救援结果评估以及全方位的监测监控，具有发现潜在威胁的预警功能。应急平台是为应急管理服务的，包括“平时”以及“战时”，应急平台能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科学预测和危险性评估，能动态生成优化的事故处置方案和资源调配方案，形成实施预案的交互式实战指南，为应急管理提供便捷的工具，为指挥决策提供辅助支持手段。应急平台建设是应急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对于建立和健全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减少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应急系统应统一建设

在灾后重建中，应考虑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优化整个电信网的多元化布局。发展应急通信优势技术，建立起一套空中与地面相结合、有线与无线相结合、固定与机动相结合的立体应急通信系统，加强互联互通监管和通信相关设施保护工作。更要建立一体化的应急通信管理体系，制定详尽周密的应急保障预案，还应定期进行应急通信演练活动。通信企业应充分挖掘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在国家统筹安排下，配合建设一个能满足更高要求和适应更复杂情况的应急系统。

建立天地结合、模式多样的立体应急系统，是要在建立完善固定网、移动网通信保障之外，建立立体的应急系统。由于卫星电话、短波电台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小，因此可以作为主要的救灾临时通信设备。另外，短波在应急通信中非常适用：它非常适合县乡一级的应急通信需要，因无线电报不依靠额外的传输介质，且传输距离可达几百公里，并且其机动性好，成本低，在应急通信中应得到广泛应用。

建立政府主导、企业配合的统一应急系统，是明确政府和运营商各自的职责，建立由政府出资、统一管理和调度、各运营商积极配合的应急通信系统，要加强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协调和联系。应急通信系统有着典型的公共物品的特点，而公共物品的特殊性决定其一般都应由政府来提供。应急通信系统成本高昂，使用频率较低，在某些危难情况下使用还可能免收通话费用，不会产生多少经济效益。由政府出资，能对应急通信系统的建设进行客观调控和合理布局，通过综合各运营商的意见，结合特点不同的方案，以较低的成本建设多种应急通信系统相结合、能够对紧急情况迅速反应的系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一调度各应急通信设施，从而达到最佳的应急效果。

建立图文并茂、多种业务融合的宽带应急系统，是让电信视频监控、视频会议等数据通信系统，在通报险情、指挥求援、紧急救助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并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融合的数据通信业务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作用，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成都应急联络指挥中心一直在使用“全球眼”视频监控系统，为应急指挥提供大量第一手的现场资料。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电信运营商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网络恢复和业务恢复方面也显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在此次地震灾害引发通信网络出现故障造成通信中断时，各大电信运营商及时利用网络故障恢复、故障定位、网络优化等技术迅速恢复网络，保证了各种通信业务的正常运行。

提高效能是重中之重

建设城市应急无线方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城市人口集中、财富集中，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减少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和谐城市”的根本要求，而从目前全球和我国城市信息化进程来看，建设无线城市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选择。

据统计，全球已超过600个城市开始或计划建设无线宽带城域网络，以满足公共接入、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短短几年内，无线城市发展极快，目前已成为自来水、电力、道路、地下水之后的第五公共事业。我国台湾省台北市的无线城市网络（WIFLY）在全球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是人口覆盖率达到90%，二是在设计上与正在发展的Wi-Fi相结合，三是市政府并没有出资，而是通过竞标给得标团队营运权来间接干预的。市政府在项目推进中扮演政策沟通者（通过推广宣传让市民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推动这一计划），政府通过和承建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台北市无线城市，也让市民了解整个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并可以基于无线城市提供更多政务服务。

但我国所有的建制市中，开展城市应急信息系统建设的城市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今年5月15日，上海嘉定区政府宣称，嘉定无线城市一期工程完成，嘉定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免费的Wi-Fi无线互联网服务。至此，嘉定成为中国内陆地区首个真正大面积开通无线宽带网络服务的城市。我国无线城市实施最基础的层面是解决网络接入“最后一公里”的瓶颈，普及宽带以及互联网接入，消除数字鸿沟；第二层面是建立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环境，使市民无论用哪一种数字终端，都可以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第三层面通过无线城市建设创新，进而促进城市的现代化管理，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目前，全球在建和规划中的无线数字城市已经超过1000个，无线城市主要运营模式有ISP（因特网业务提供商）模式、广告模式、政府独营模式、合作社模式。何种模式最好，仍需探索和实践。

完善应急通信响应机制

应急响应，速度是关键。提高应急通信效率的根本方法是建设完善的应急通信响应机制。首先，要建立一体化应急通信管理体系，即解决众多通信网和互联网运营主体复杂情况下应急通信的统一指挥、步调一致问题。其次，要制订详尽周密的应急通信保障预案。通信部门要做到重要时间、重要地点要重点设备，重要部门要重点防范。各级政府和通信部门要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制订相应的详尽周密、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应急通信保障预案，以保证一旦出现问题，就能立即行动起来，并以最快速度完成应急通信保障任务。尤其要强调的是，发生恐怖袭击和战争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的大事时，要保证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人士之间能够随时保持联系，保证通信畅通无阻。再次，要定期进行应急通信演练。把演练形成制度，以保证执行应急通信任务时，工作人员做到操作熟练、快速准确。最后，要使应急通信与时俱进。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在改变后，原来确定的各种规章制度、设备设施和应急方案一旦不足以应付当前出现的情况时，应急通信就必须做到与时代同步。

加强应急通信的风险管理

应急通信保障的管理可分三个类别。一是常规性的通信保障，主要针对通信网络建设中和日常优化运营中的各种风险，如设备故障。二是重大事件的通信保障，指影响面大的事件，如发生通信故障将对运营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三是突发事件的通信保障，对突发事件的通信保障要强调应急方案的设计，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就可立即启动应急方案，将产生的影响降为最低。

一套有条理的应急通信保障风险管理方法应该包括以下特点：有备无患，对所有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综合考虑风险的概率和发生后果，针对性地设计应对方案；客观存在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风险管理的相关成员都应该明确风险管理针对的假设，并参与风险管理计划；风险发生的概率是不断变化的，风险应对措施也应不断完善，需要不间断地监控风险，反复评估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发生的后果，做到主动管理；风险应对计划包括风险控制、减缓计划和应急预案等不同策略，需要被正式地确认、测试和实施，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每一个风险应对方案。

配合风险管理，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要体现全面性、科学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以使其真正能够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应急预案应具有前瞻性，可以体现对突发应急事件的预判。此外，在预案建设过程中，应急预案还要全面落实一元化的指挥调度体系。来源：通信世界周刊

第四篇：从汶川抗震救灾看改革开放三十年

从汶川抗震救灾看改革开放三十年

2008年5月12日，是国人永难忘怀的一天。当天下午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顷刻间数万同胞的生命淹没于废墟和泥石之中，男人、女人、孩子、老人皆难以幸免。山河齐哀，举国同泣，那些生死相夺的瞬间，至今还历历在目。

汶川大地震唤起人们对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痛苦记忆。两次灾难相隔32年，其间，正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所以，这既是一次发生在信息时代的大灾难，也是一场展开于改革开放30年后的大救援。也许，从表面看来，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应急管理方式和灾难救助方式。但仔细想一想，这一切改变，其实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都根植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这么说，正是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没有30年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的综合国力，就没有抗震救灾中强大的技术保障和丰厚的物质支持。大地震发生时，一种被称为生命探测仪的信息检测技术在现场被广泛使用，它用高灵敏的声波探测方法，发现了不少常人难以发现的幸存者，从而抢救了更多的生命。地震造成电力和电信设施尽毁，一支使用遥感摄影技术的航拍部队拍摄的地图，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体滑坡变形、道路河流堵塞、建筑房屋损毁、堰塞湖分布等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地到房屋、车辆和人，为抗震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截止到目前，中央财政下拨抗震救灾资金、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数百亿元。

正是30年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中国人的腰杆子硬了起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没有30年全面推进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没有抗震救灾中协调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和现代高效的国家管理能力。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发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线希望百倍努力”、“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等一道道坚定明确的指令；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救援队水、陆、空并进，3天内，来自数千里外不同方向的、挂着北京、广州、青岛、沈阳等不同牌子的白色救护车，已按划定分工出现在灾区各县、各镇。

“抓紧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这是中共中央会议对抗震救灾作出的新部署。把对灾区的全面支援转为定点长期支援，这是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的生动体现。彰显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一省帮一重灾县，从江南到塞北，从沿海到大漠，从都市到乡村，从国内到海外，到处洋溢着重建家园的创造精神。没有30年积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加快政治文明前进步伐，就没有抗震救灾中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公民精神的成长壮大。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和综合频道停止包括各时段广告在内的各栏目的正常播出，改播《关注汶川地震》特别节目，24小时滚动直播突发事件的现场情况。国内外媒体都有记者深入灾区和后方开展实时播报。中央政府更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公布了本次地震的预计死亡人数，国务院新闻办从震后第二天开始每天下午定时举办新闻发布会。用事实说话，用真诚说话。实际上，允许媒体自由采访和发布有关灾情的信息，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震救灾，对于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对于稳定灾区群众的情绪和制止谣言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面对极其惨烈的灾难，面对极其严重的困难，广大官兵连日奋战在救援一线，10万余名志愿者与灾区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揪在一起、连在一起。心理疏导机制的投入使用，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对死者DNA的提取保存记录等，都深刻地凸现了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目前，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开放、自信、民主的大国形象。

同志们，30年奋斗，30年拼搏。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洪抢险；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年迎战冰雪、抗震救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壮大中国，推动我们在挫折中奋进，在逆境中前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的，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灾难！汶川大地震是一个悲壮的过去，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希望与中国同在！

中国，加油！

第五篇：从汶川地震看危机管理

从汶川大地震论危机管理

2012级传播学（2）班 马优优 学号：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是2O世纪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验。灾难发生后政府就及时给出一个很好的并且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众多成就之下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赞扬。

【关键词】汶川地震、危机管理、新闻传播、政府

【事件回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短短的几分钟，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此次灾难造成69142人遇难，17551人失踪，伤亡惨重（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破坏，导致地球活动频繁也就意味着自然灾难频繁，每一次的灾难都会带给人类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伤痛。然而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打击，更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党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而我们最敬爱的温总理也在灾

后四小时内出现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席在知道灾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又短又赶急的时间里，因为有中央坚

强而有力的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不断在灾区集结了一支支以

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抗震救灾团队、医疗卫生团队和消防队伍

一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这就使得救援进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终是危机管理原则的首要原则，在危机发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危机处理的关键，因为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快速做出处理方案，果断行动，才能

较好的控制了灾后的各种不良的连带反应。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就是讲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早一秒种就可能就活

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尽百倍的努力”的呐喊感动着世

界各国人民。“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时间过后，营救

记录一次次的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在不断的努力中被创造。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处理各种危

机的发生。在灾后抢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

发出公告，为表达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将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为遇难同胞致哀。中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寄托了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这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不畏艰辛、众志成城的情怀，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是一个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国家。

危机的传播与管理，媒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媒体和危机传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机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媒体感知危机的存在，使其对危机的重视，并且能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理危机。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危机面前人人都是记者。当时汶川遭受强烈地震时，就有学生将室内的震动情况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发送出来，后被各大网站转发播报。政府在也在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于是人们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的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多种渠道中获知灾情。之后各大知名媒体赶到现场进行跟踪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在不同的媒介向民众报道灾区灾情，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广播等众多媒体也中断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时，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播报地震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及时告知有关灾区伤员和损伤情况。全国各地区通过了解信息后，各地区政府纷纷组织各地民众进行捐赠（筹集）物资并向灾区运行物资和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增援，就连学生没也纷纷向灾区献血捐钱，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们不光忙着帮忙筹集物资，而且我们还在各大电视台或者网络中学习到很多的防震知识，这对增强了民众的防震意识提高全国民众的预警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种种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全国民众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灾区的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努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过媒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国外各知名媒体都对中国抗震予以报道，也通过此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帮助，这也加速了抗震救灾的进程和效率。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危机管理中媒体的传播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也就说明了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此次的危机政府处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处理成功的关键，而且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得救灾进程能够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灾行动速递快、效率高创下历史之最，不仅表面了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

2、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吴宜蓁《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

4、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丛书《危机传播经典案例透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