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五周年看中国制度优势,董俊庆

第一篇：从汶川地震五周年看中国制度优势,董俊庆

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形势与政策课”课实践教学作业

从汶川地震五周年看中国制度优势

今年是汶川特大地震5周年。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灾难中，人员伤亡之多、破坏损毁之重、救灾难度之大，世所罕见；而救援速度之快、调动人力物力之广、灾后重建速度之快质量之好，也世所罕见。今天，曾经满目疮痍、瓦砾遍地的灾区，如同浴火重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新汶川城乡布局全面优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事业实现整体性跨越，主要经济指标全面超过震前水平，实现了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的灾后重建目标，创造了抗震救灾和科学重建、跨越发展的人间奇迹。

回望5年来抗击汶川特大地震和恢复重建的历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不怕牺牲、敢于胜利，从悲壮走向豪迈，从恢复走向振兴，谱写了人类抗击特大灾害、科学重建美好家园的壮美诗篇。在这一令人震撼的人间奇迹背后，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能力，见证了中国力量的无穷威力。这一切，天地可鉴！

迄今为止，人类还不能阻止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制度的好与不好，事关能否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有效抗击灾害和恢复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也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和灾害的根本保障。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是来自这种制度优势，我们能够举全国之力攻坚克难，以最快的救援速度、最广的动员范围、最大的投入力量开展抗震救灾。当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甚至被埋在瓦砾下命悬一线的时候，哪种制度能够最快地救人、最快地安置灾民、最快最好地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哪种制度就是最优越的制度。对照一些国家遭受地震、飓风袭击之后的困境，我们有理由自豪地说：中国制度所产生的中国效率，最能为人民遮挡灾难的风雨；中国制度创造的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国故事，最能给人们带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政治优势。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关键就在于有党的坚强领导。无论是抢险救援的危急关头，还是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中南海与汶川保持零距离，党中央运筹帷幄、心系人民，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得到生动的诠释，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在余震不断、险情频发的危急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深入灾区视察灾情、指导救灾，全国上下迅即形成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局面。灾区各级党委临危不惧，工作有序，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主心骨作用。党的基层组织快速行动，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万多个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始终战斗在救灾第一线，面对生死考验，党员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冲得上去，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救灾，生命重于一切；重建，民生高于一切。”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把重建作为发展机遇，强调民生工程与产业发展结合，重建质量与重建速度结合，使灾区的城乡面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由13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的磅礴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呈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中国力量。当一队队子弟兵、志愿者奋战在废墟上，当一顶顶帐篷在风雨中搭起，当一声声“我们与你同在”、“我们都是汶川人”、“汶川加油”四处响起，当灾区人民喊出“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当“一省帮一重灾区，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在灾后变成“首都标准”、“山东情谊”、“河南奉献”等口号时，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集体的力量。这种全国各族人民心手相连、甘苦与共、守望相助的大团结、大协作，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走向光明未来的强大力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汶川到玉树，从舟曲到芦山，我们经历了一场场灾难的创痛，更在灾难中铸就了不屈的精神，凝聚了无尽的力量。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抗震救灾精神，进一步搞好芦山灾后重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这是对汶川地震5周年的最好纪念。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和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只要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不懈奋斗的正能量，就一定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更大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篇：从汶川地震看危机管理

从汶川大地震论危机管理

2012级传播学（2）班 马优优 学号：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是2O世纪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验。灾难发生后政府就及时给出一个很好的并且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众多成就之下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赞扬。

【关键词】汶川地震、危机管理、新闻传播、政府

【事件回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短短的几分钟，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此次灾难造成69142人遇难，17551人失踪，伤亡惨重（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破坏，导致地球活动频繁也就意味着自然灾难频繁，每一次的灾难都会带给人类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伤痛。然而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打击，更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党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而我们最敬爱的温总理也在灾

后四小时内出现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席在知道灾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又短又赶急的时间里，因为有中央坚

强而有力的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不断在灾区集结了一支支以

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抗震救灾团队、医疗卫生团队和消防队伍

一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这就使得救援进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终是危机管理原则的首要原则，在危机发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危机处理的关键，因为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快速做出处理方案，果断行动，才能

较好的控制了灾后的各种不良的连带反应。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就是讲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早一秒种就可能就活

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尽百倍的努力”的呐喊感动着世

界各国人民。“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时间过后，营救

记录一次次的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在不断的努力中被创造。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处理各种危

机的发生。在灾后抢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

发出公告，为表达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将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为遇难同胞致哀。中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寄托了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这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不畏艰辛、众志成城的情怀，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是一个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国家。

危机的传播与管理，媒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媒体和危机传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机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媒体感知危机的存在，使其对危机的重视，并且能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理危机。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危机面前人人都是记者。当时汶川遭受强烈地震时，就有学生将室内的震动情况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发送出来，后被各大网站转发播报。政府在也在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于是人们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的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多种渠道中获知灾情。之后各大知名媒体赶到现场进行跟踪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在不同的媒介向民众报道灾区灾情，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广播等众多媒体也中断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时，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播报地震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及时告知有关灾区伤员和损伤情况。全国各地区通过了解信息后，各地区政府纷纷组织各地民众进行捐赠（筹集）物资并向灾区运行物资和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增援，就连学生没也纷纷向灾区献血捐钱，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们不光忙着帮忙筹集物资，而且我们还在各大电视台或者网络中学习到很多的防震知识，这对增强了民众的防震意识提高全国民众的预警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种种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全国民众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灾区的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努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过媒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国外各知名媒体都对中国抗震予以报道，也通过此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帮助，这也加速了抗震救灾的进程和效率。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危机管理中媒体的传播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也就说明了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此次的危机政府处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处理成功的关键，而且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得救灾进程能够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灾行动速递快、效率高创下历史之最，不仅表面了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

2、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吴宜蓁《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

4、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丛书《危机传播经典案例透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篇：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汶川地震突发事件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广大公众的力量。从这次汶川大地震来看，尽管政府和民众有效地应对了这次突发事件，但广大公众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本文重点从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作用及优势，探讨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找到适合我国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大地震发生之后，整个国家也随之震动，胡锦涛总书记立即发出紧急指示，要求迅速组织救灾。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总指挥，19时10分许温家宝到达成都后就乘车前往震中地区现场办公并深入救灾现场安慰灾民为废墟中的群众打气，还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灾民。截止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相继召开三次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这次汶川大地震，政府的表现无疑是非常出色的，首先是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迅速公布，由于的公开，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而且温总理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带领大家抗震救灾，领导人的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全党和人民，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其次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这就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

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门紧急调动国家资源、做出决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除危机。所以，我们容易看到应急管理中对政府部门集权的需求，却不容易看到这个时候社会组织的参与同样有着急迫的需求。在政府所追求的资源与社会的高度动员、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目标中，非政府组织理所应当地成为行动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此次抗震救灾，非政府组织反应也相当迅捷，不慢于政府，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快于政府。5月12日晚，南京爱德基金会在成都建立救灾办公室，并拨款100万，紧急采购救款物资；5月13日，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抗震救灾行动，当天有全国的近30家非政府组织加入；5月14日，“国际心连心组织”就进入北川灾区。上面这些事实，反映出我国非政府组织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为抗震救灾赢得了时间。当然，这次地震灾害中，囿于法律等外部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只发挥了部分功能，社会组织功能还受到约束，尚待发掘，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在成长中。

一、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所表现出的优势非政府组织具有迅速动员群众的能力

汶川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因此突发事件中应急管理的关键，社会动员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知道，政府的任务指令到了行政体系的下边界，执行的难度就开始增加了。非政府组织多发源于民间，又一直在非政府性的社会基层层面运作，其工作手法中特别注重于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使用志愿者等方式。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可以将其与社会公众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友好关系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能将公共服务职能更好地深入社会，产生与行政体系相对接的社会机制。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十多家非政府组织还发出《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采取“各自行动，联合公告”的方式，13日当天就有57家非政府组织参加。

非政府组织的灵活反应性

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行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对于出现的新问题，行政体系由于受制于庞大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管理方式，有时还受制于某些政治原因或价值观因素等，往往行动滞后，或者形式单

一、简单。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迅速调整自己，针对公共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而迅速行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这次大地震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是非政府组织和民众自发组织的救援队伍；在印度洋大海啸的救灾工作中NGO更是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援救工作都体现了民间力量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具有更加灵活快速的反应性。

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优势

在应急管理的核心环节，非政府组织可以表现出自己专业能力上的优势。人们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缺乏专业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有其明确的宗旨和目标，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召集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在我们国家，尽管非政府组织的发育还只是处于初步阶段，但也能够看到很多组织已经拥有了很高的专业性。中国红十字协会在灾情发生后迅速组织调运灾区所需物资，组织医疗小分队奔赴灾区，为抗震救灾贡献了很大力量。

二、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地震救援中表现出的不足及原因分析对于那些不畏生死的志愿者们、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我们深深的感激。但在应急救灾阶段过后，我们再理性地梳理一下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却也看到一些不足。

救灾期间，我们看到有关部门曾发出这样的婉谢信：恳请志愿者另择适当时机前往灾区。原因在于志愿者数量众多、缺乏组织性，热情的志愿者为灾区增添了食宿和交通方面的负担„„很多志愿者是个人前往，缺乏组织性，他们满怀热情来到灾区，却发现无从插手。一些志愿者想安慰一些灾民，却不断地触碰他们失去亲人的伤痛，因为这些志愿者并不专业„„。我们不难看出，在面对“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害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协调管理志愿者方面，还没有一个具体管理的细则，诸多方面都还需要完善。以至于大量的志愿者充满激情奔赴灾区，最后却不能为灾区尽力。此外，救灾资源分布不均，有的地方社会捐助物资堆积成山，有的地方寥寥无几，这其中政府部门服务不到位是一个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行政改革进程的困难，许多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仍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特别是危害程度高、管理难度大的公共危机管理更是如此，社会力量的参与明显欠缺。当前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登记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这给实际操作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门槛过高，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非政府组织在通过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组织之前，必须先找到一个党政部门作为其主管单位，而且必须具有一定的资金条件；另外，登记注册的手续复杂、程序严格，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因达不到要求而不得不在工商机关登记，或处于地下状态。二是控制过严，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非政府组织运作的方方面面都被列入业务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主管单位的下属机构，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过于依赖政府，独立性不够。三是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在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体系，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从事违法活动，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声誉。

三、建立促进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美国非政府组织有着非常好的发展，与其相比，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有其优势之处就在于：

低门槛、严管理的全方位监管机制

美国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说是类似于大学的宽进严出。他们创建一个非政府的门坎相对很低，但对于非政府机构的监管却是非常严格的。首先，非政府组织的财务要接受联邦税务局的监督并且向公众公开。其次，非政府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必须接受包括律师在内的独立的第三方的审计。再次，非政府组织要接受行业自律。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功地发展成包括多个层次的相互依赖的网络结构。另外，媒体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也是非常严密的。他们不仅帮助非政府组织扩大影响，为他们招来支持者和捐款人，而且对于非政府组织都会先做调查，出现问题就追查到底。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机制

非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成长动力来自竞争。多数消失的非政府组织不是因为犯了错误、出现问题，而是筹款能力下降而消失。各个非政府组织除了进行资金上的竞争，还要进行对于人才尤其是对于志愿者的竞争。据研究统计，近来美国每年有超过六百万人在非盈利机构做定期志愿者，每年的志愿服务时间加起来要超过150亿小时，相当于七百五十万人的全年工作时间。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的志愿精神。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的竞争，那就是非政府组织对于捐款人的挑剔和选择，捐赠行为中，无论捐款人还是获赠人都是平等的实体，都有选择的权利，非政府组织也要对捐赠人进行“审核”，选择接受捐赠或是拒绝。

各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互相支持，携手发展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竞争的同时更强调合作与分工，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专业都很明确，非常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同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政府的支持有非常大的作用。例如，政府相应机构和大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体如联合劝募等等的培训项目，费用很低或者干脆减免，给非政府组织更多发展的机会。培训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政府的相关政策、税收、会计，到理事会的组成和管理、募捐的组织、通和交流等等，应有尽有。

总的来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优势还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特别是应对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突发事件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虽然较之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非政府组织自身需要不断完善、借鉴国外经验相互支持外，更需要的是各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支持，让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尽显其能。参考文献

赵语慧：

王乐芝、柏琳木《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蔡东进《大参考发展非盈利组织需要制度生态--以美国为例》

第四篇：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伯君 张晓雯

一、对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应急管理成效的基本评估

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在这次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色，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总的特点是：政府快速反应、措施得当、效果明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对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经走向成熟。

（一）反应迅速

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灾、2003的“非典”相比，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率领社会各界与时间竞跑，出现了“第一时间现象”。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在震后第一时间作出了应对决策；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地震的信息；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第一时间布置救灾工作；灾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临一线，深入灾区靠前指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各地、各单位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多个医疗救援队赶赴灾区。在这场生死竞速中，新闻报道发挥了独特作用。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彰显出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成效显著

在危机爆发的几个小时内，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了重灾区，国务院总理坐镇指挥并亲临一线，为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时间内，各种救援工作很快就进入了一种紧张却有条不紊的有序状态。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两规模、一高效”：一是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的人力规模空前，调集投入抗震救灾的物质种类和数量规模空前；二是在调配和使用好、发挥好这些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上效率之高也是空前。这些都体现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能力已经完全能够应对汶川大地震这类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体现了这些机制和能力已经基本上具备国际水准。由于政府应急管理得力，抗震救灾成效明显，众多的受灾群众得以脱险，人员伤亡和损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三）以人为本

本次抗震救灾充分体现了“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贯穿抗震救灾的全过程。这场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救援行动是在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的。受灾地区山高路险，受灾群众居住分散，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党和政府领导人冒着危险，亲临灾区指挥救灾，与百姓零距离接触，手与手相握，心与心相通。通过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使这场抗震救灾成为规模空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四）信息透明

1976年唐山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只是在3天以后发了条简讯，国家3年后才公布了24万人的死亡数字。32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汶川大地震发生几分钟后，新华社就发布的信息，接着各类媒体追踪发布受灾信息和抗震救灾进程信息。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与时间同步。由于信息快捷、公开、透明，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灾情，抚平了公众的躁动和不安；信息公开，使人们直接获知灾情的惨烈程度，直接了解中央抗震救灾的部署和行动，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关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五）协同应对

一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空前合作。除了捐款以外，急需的帐篷、医药、食品等都得到了社会的积极支持。服务类支持，包括医疗、心理援助等都有效动员起来。二是参与的部门非常协调，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达到了很好的救助效果。三是对外合作规模空前。不仅接受了国际上基于道义的礼节性慰问，还公布帐篷需求寻求国际帮助，接受国外资金和救灾物资的捐助，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灾区，允许其他国家的军机运送物资到灾区等。

二、对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应急管理不足的检讨

虽然汶川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信息的沟通交流，广泛的社会动员，构成了应急管理机制的核心，应急管理成效明显，但政府的应急管理系统仍然存在一些可挑剔的地方。

（一）应急预案存在不足

国家减灾委灾害救助的先期响应级别是二级响应，级别不够到位。尽管当天夜里就改为一级，仍然错过了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这反映了我们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及其灾害风险评估标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实这个问题在2008年初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时就已经暴露。政府必须尽快修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中的预警与响应分级标准。

（二）通讯系统脆弱

从应急的角度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应急预案，信息的获取，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的基础条件就是通讯保障。汶川大地震是继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后，中国通信史上发生的第二次超大面积的通信中断。四川、甘肃境内部分地区通信受到严重影响，汶川等多个县级重灾区内通信全面阻断。在整个救灾区初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只有阿坝州政府网站。阿坝州政府与受灾地区联系的主要渠道只有靠少量海事卫星电话。地震发生两天，仍有不少受灾地区通讯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影响了救援工作的开展。

（三）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

如果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在国家启动应急预案后，即刻出动飞机飞赴受灾地区探明灾情和架设通讯设施，确保信息通畅，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是应该做得到的。由于错失了利用地震发生后大约4个小时天气良好的机会探明灾情，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主要集聚在一个地方，并受到气候和道路的阻止，被调集起来的众多人力物力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四）救援设施落后、器械工具少、专业人员不足

通向重灾区的公路没有如期打通，除了险要的地形和天气因素以外，反映出我们在地震应急救助中的机械工具、手段的落后。倒了那么多的楼，眼睁睁看着被压者却救不出来，还是用手刨，比起从国际救援组织带来的先进的搜救工具来看，我们靠较原始的人海战术，显然是落后了许多。同时，救灾所需生命探测仪、警犬、破除器材、担架、医疗设施等均不够。各类救灾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救治人才等严重不足。

（五）协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方面存在不足

政府应急管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实现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优势互动、良性互动，还缺乏有效措施。在保障自愿者有序全面参与、积极合作方面，政府还应当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六）专家参与应急决策咨询滞后

在这次灾害初期应对过程中，政府就应该启动有关专家咨询机制，但直到5月21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才宣告正式成立。这对初期科学应对地震灾害是不利的。

三、进一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政府的职责。针对政府处置汶川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经验，提出加强我国应急管理和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急能力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特德·盖布勒、戴维·奥斯本人为，一个有预见性的政府应该采用预防而不是治疗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该被动的接受突发事件带给社会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预警预防上。建议政府在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完善各类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二是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体系；三是完善应对各类灾情的应急通讯设备；四是建立高效的综合性应急战略储备相关体系。

（二）成立综合性的危机治理机构

美、俄、日、法、韩等国都建立了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权力机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应该充分整合现有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和应急救援队伍，成立一个具有调动各种资源、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减灾部”或者“应急部”，规避“多龙治灾”的种种弊端，开展对重大灾害的预测评估、辅助决策和紧急救援等工作，从而形成现代化、综合性的危机治理系统。

（三）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法制体系

一要尽快制定并颁布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以更充分的法制安排应对比目前法律界定的特别重大事件灾害还要严重的个别极端巨灾事件。二要明晰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行政程序，不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要对公民的权利保障要有底线，对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的损害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与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责任。

（四）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

在危机后阶段，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了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公正甄别事件诱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减少类似灾难事件的发生和次生灾害的发生。如建筑物倒塌造成的人员伤害究竟是危机事件的责任还是建筑质量的责任，应该由于第三方鉴定。建立第三方的危机事后评估制度，其优点就是隔离了民众与政府在认识上的直接分歧，在科学和法制的基础上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

（五）建立政府应急管理检测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对分阶段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做好应急准备，选择最佳应对策略。一是要建立、健全联动协调机制；二是要健全危机预警机制；三是进一步修订公共行政绩效考评体系；四是建立社会应急网络，完善社会动员机制。

（六）建立政策性巨灾风险保障机制，提高巨灾风险承受能力

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首先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尽快建立国家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提高国家和民众对巨灾的承受能力。其次，利用政府财政资金作为种子基金，通过财政拨款、发行特定巨灾公债、社会资金、保险费用，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第三，考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资源问题。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市场机制，将巨灾风险在更大的的范围内分散，使国家应对巨灾的基金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

（七）建构研究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社会的不安全因素日显突出，如金融危机、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使得各国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应在制度上发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咨询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建立政府应急管理与学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促使政府应急管理的公职人员与学者之间在知识、信息方面的相互交流。

（八）建立善后修复转化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危害往往是与机遇并存。将承受危机的代价转化为新发展的契机，这是应急管理的最高境界。突发公共事件的波峰过去后，必须适时启动善后修复机制。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相关预防、处置的全部措施进行彻底、系统的调查；二要对应急管理全过程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对预防、应急处置、善后恢复等各个方面的评价，并要深刻剖析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三要对应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综合、分类，分别提出整改措施，并责成有关部门逐项落实。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制度创新和环境改变提供动力。

第五篇：从汶川生死时速看中国应急管理机制

从汶川生死时速看中国应急管理机制

８０秒、２分钟、３分钟、４分钟、１０分钟、半小时„„

应急预案紧急启动，各部快速反应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地震持续时间８０秒。

地震２分钟后，四川省地震局速报人员用电话向中国地震局报告四川发生大地震；同样是１４时３０分，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收到汶川发生大地震的特急电报，立即通过军委一号台搜寻第一线的指挥员，着手了解灾情（据《解放军报》）。

地震后３分钟，成都军区某陆航团侦察直升机开机待命（据四川电视台报道）。

４分钟后，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口授第一道军区通令：部队立即就近展开救援；四川地震局将震中参数从网上报送中国地震局。

１４时３７分，四川台网初步估算震级为７．３级以上，报送中国地震局。

地震后约１０分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省委大楼前的一片空地上召开紧急碰头会，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成立省“５·１２”抗震救灾指挥部；与此同时，北川县县长经大忠从一个会议礼堂的废墟中爬出来，灰头土脸地指挥群众向空旷地转移。

１４时４１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第一次反馈震级为７．６级，随即修订为８．０级地震（当时还是内部数据）。

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正在开会研讨印尼海啸和巴基斯坦南亚大地震。收到速报后，三楼会议室马上成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立即启动了Ｉ级应急响应预案，迅速组建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通知队员、专家、武警总医院医疗人员向北京南苑机场紧急集结。

１５时１５分，四川省地震局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公布地震震情和应急情况。

而就在此时，刘奇葆已在向汶川进发的路上；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在安排好应急处置工作后，立即乘直升机直飞汶川（当天迫降都江堰）。

接到地震报告后，解放军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１５时４０分，陈炳德签署第一份出兵命令（此前，四川军区和成都军区的先头部队已获口授命令开赴灾区）。他特别交代应急办公室：“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重要信息可以直接用白纸条传来。”

１５时５５分，胡锦涛主席指示，“要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此时，温家宝总理已经在赶往北京西郊机场的路上。

１６时４０分，温家宝专机起飞，抗震救灾指挥部在飞机上宣告成立。

１９时１０分，温家宝飞抵成都，当即命令直奔汶川，但道路受阻，当晚留在都江堰指挥。

就在温家宝飞往四川的途中，公安部、民政部、中国气象局等单位都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公安消防部队、各类救灾物资紧急向灾区调运。

２０时，温家宝抵达都江堰，在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召开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

１２日当天（从地震算起不到１０个小时），驻灾区附近的部队共出动１３６００余人，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出动２２７人，调运各类救灾物资数十万件、套。

反应为何如此之快

各方反应为何能如此之快？这与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密不可分。

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催生了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创立。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及部分省市成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

２００６年，全国制订了１３５万多件各类应急预案，其中《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对地震的预警和预防、抗震组织指挥、应急响应、信息报送和处理、各类保障（如煤、电、油、运、通讯、医疗等）、人员抢救与工程抢险、安全防护、次生灾害防御、余震监测与预报、社会力量动员、灾害损失评估、后期处置等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

而各级地方政府也分别制订了包括地震预案在内的各类预案，地震一来，按预案紧急响应、快速动员、迅速部署、按章操作，可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但是，快速反应又不仅仅是因为有预案可循，执政为民的理念、子弟兵视百姓为父母的信念、大灾面前的责任意识、民众的团结自救是救灾工作能够迅速开展的最根本原因。

从上述应急过程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及灾区群众在“与世隔绝”没有任何外界指令的情况下，也能自觉、自发地迅速投入救灾工作，这就不仅仅是应急预案在起作用了。

最初应急阶段，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命令各级公安消防部门“有多少消防官兵就调多少消防官兵来”，而陈炳德则向胡锦涛报告“兵力需要多少就出动多少”，这背后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多力量大。

据新华社随行记者的日记，５月１２日２３时４５分，温家宝在查看完聚源中学的灾情后，再次召开会议直至凌晨１点多，休息不到２小时后凌晨４点又开始工作。１３日，在水陆两路不通、飞机无法降落的情况下，温家宝甚至要求将他空投至汶川震中。

陈炳德回忆：５月１２日１８时１０分，胡主席打来电话，询问部队救灾准备情况；２２时３４分，胡主席来电话指示：“当务之急是救人。兵力出动越多越好、越早越好、越快越好！”；２３时５０分，胡主席再次来电话询问部队抗震救灾部署情况；一个小时后，经胡主席和军委首长审批，总参谋部发出《关于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调动３．４万名官兵参加抗震救灾（据《解放军报》）„„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５·１２”当天，可以说是全民动员、全国应急，这是从上到下能迅速反应的根本原因。

大灾背后的奇迹

美国应急救援机制远比中国成形早，体制也更成熟，但与２００５年８月“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美国政府拖沓延误、民间发生大规模武装抢劫行为相比，汶川地震抗震救灾铸就的是“中国骄傲”。

大灾无大疫、无饥荒、无动荡，汶川抗震救灾创造了多个奇迹，迅速反应的“中国速度”是奇迹之一。

《国家地震应急预案》规定，在发生地震１小时内，要组织地震时间、地点和震级的公告；重大地震信息应在４小时内报送国务院，汶川地震应急响应速度远远快过这一规定。

地震发生３２个小时内，共投入兵力４．７８１３万人，出动军用运输机２２架，军用直升机１８架；短短几天时间内，集结军队、武警、消防、民兵２５万多人，调运物资上百万吨„„这样的速度震惊了世界。

而部队快速机动是在山势险恶、滑坡不断、路毁桥断的情况下完成的；救援面临的则是断水、断电、断粮、无通讯、群众伤亡惨重的严峻考验。

此次地震，中国的应急反应不仅快，而且处置面深而广。

“５·１２”特大地震破坏力大，裂度达１１度，相当于５６００颗广岛原子弹的破坏力；受灾面积广，达４４万平方公里，四川、甘肃、陕西１０个省市４１７个县、４６５６个乡镇、４７７８９个行政村、４６２６万人受灾；伤亡人数多，共死亡６９２２７人、失踪１７９３９人、伤３７５７８３人；经济损失大，共倒塌房屋７７８．９万间、半倒塌房屋２４５９万间、６４４３个规模以上企业停产、直接经济损失达８４５１亿元；救治、转移、安置人口多，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共抢救被掩埋人员８４０１７人、救治伤员２０４万人次、转移受困人员１４６万人、安置受灾群众１５１０万人„„此外还有抢通修复道路、电力、通讯设施，维护水库安全、疏通堰塞湖，加强卫生防疫，为百姓安排食宿等大量的工作要做。

哪怕是吃饭问题，仅四川灾区每天就要１．５万多吨粮食。截至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日，向灾区调运帐篷１５７．９７万顶、被子４８６．６９万床、衣物１４１０．１３万件、燃油２８５．４万吨、煤炭６０９．６万吨，修通损毁公路５．２５万公里„„涉及如此大面积、如此多人口、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若没有严密而强有力的指挥、充分而深入应急预案、详尽的处置措施，那还不得乱成一锅粥？

“汶川地震一是政府的应急响应非常快；二是军队出动非常快。”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顾林生说，中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建立时间虽然很短，但在此次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发布快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应急管理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顾林生表示，此次地震各种信息发布、传播非常迅速、全面，“２４小时滚动直播、向全世界开放的做法，一是可以加强百姓和政府、灾区和非灾区民众的互信和沟通；二是可以让世界原原本本地了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状况及采取的措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和加强对中国的支援，这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我对政府在汶川地震中所实施的应急管理做法，给９５分以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安对应急管理提出了四个招数：第一是“损招”，采取不当措施对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管理，会加大其灾害性后果；第二是“好招”，用低成本但并不太高的效益进行应急管理；第三是“妙招”，用最小的成本高效管理，但这非常难以做到；第四是“绝招”，高成本但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中国应对汶川地震就采用了‘绝招’，在当时地震背后因素未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这种高成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