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汶川地震报道存在的问题看如何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写写帮整理)
四川地震报道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四川地震报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震刚发生时,非官方网站与官方网站对人员伤亡数字,报道得很不一致。其总体情况是,新浪网、凤凰网等非官方网站公布的人员伤亡数字,普遍比新华网、人民网等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大。这在地震刚发生的前四天尤为明显,未免显得很不严肃,给人一种官方媒体不值得信任的感觉,降低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审稿环节过多,官方网站报道不够及时所致。
二是对有关地震预报的报道躲躲闪闪,显得扑朔迷离,直接导致“地震部门隐瞒信息”的“小道消息’,在社会上流行。四川地震发生前,中国地震局没有对社会发布任何预报性信息。面对网民置疑“巴中等地泉水变浑、蟾蛤过街等现象,是地震的前兆”,“重大灾害’}生地震信息,为何不向社会预报,”5月16日17:07,(南方人物周刊》强调,“地震预测,难难难”。n} 5月20日,新华网说“公开地震预报信息是很慎重的”。5月20日,新华网又说“中国地震局从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上报的地震预报信息”。}z}可是,5月17日09:45,四川在线一四川日报却报道说,“四川省地震局通报:未来几日仍有五六级余震”。}s}5月20日,中国地震局门户网报道说“中国地震信息网专访,: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汤泉谈震后强余震及其预防”,“地震专家称,近日可能发生的强余震仅限于重灾区”。〔4]5月20日12:44:55,新华网强调说,“四川巴中等地泉水变浑、蟾蛤过街等现象,是震后效应而非地震前兆”。[5]通过上列报道,我们就能从中发现媒体的报道自相矛盾,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损害了媒体的形象。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思想不够解放,缺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三是媒体报道的信息不够客观、全面,特别是对规范娠灾募捐方式、用途的报道显得严重滞后。很多单位在媒体尤其是在网站上,争相公布捐款电话、银行帐户、联系人甚至是手机短信,让人感到真假难辩,导致受众在网上质疑:“贩灾捐款挪作他用,',`,有一定比例回扣”、“捐赠灾区1000多顶帐篷,价值1300万元”等。面对这一情况,媒体被迫出面辟谣,并说:“中纪委将跟踪监督捐款的使用”。我们从人民网的报道中,就可看出这种现象:5月22日07:04:22,中国红十字总会宣传处长夏洪艳回应质疑:“所接收地震募捐款物,将全部用于抗震救灾,不存在扣除比例问题”。'`我们看到网上有`送给灾区1000多顶帐篷、每顶帐篷高达1.3万元'传言之后,立即进行调查,但并没有找到接受CC刊一4采访的这位`官员',我们红十字会也没有人说过这些话”。“汉川地震发生以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相关媒体,发布了红十字会总会的募捐方式和账号,但是从未授权任何单位、个人或媒体,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名义及其它账号在网上开展募捐活动'`等。[6]
四是在卫生部公布防疫手册之前,媒体因为担心引起社会心理恐慌,一直报道说:“灾区没有出现水污染、没有发生疫情”,“传播水污染谣言者已被拘留”。但是,从报道出来的照片来看,灾区显然是已经出现水污染,并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疫情。5月17日04:13和19日04:59,(新京报》分别以照片的形式,报道说:“北川遇难者遗体腐败已污染河水”,“什郁两个化工厂有害物质泄漏,环保部长现场指挥”。5月19日19:15,金羊网一新快报照片报道说:'`四川汉川县城饮水,仅靠一口泉水井”。[7]同时,我国各大网站采用的灾区救援照片,照片上的救援人员都带着口罩;而在此之前,他们都不带口罩。5月20日,新华网(来源:中国新闻网)又发表一张`,北川县城对外封锁、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的照片,照片的注释却是“为了防止疫情、汛情和震再度发生,从即日起,在通往北川县城的道路上设置警戒点,无关人员均不得进入县城”。[8] 五是受'`害怕承担责任”心理的影响,记者对某些敏感话题的报道显得心存疑虑,不敢大胆报道。这主要表现为,“国内建设的教学楼质量差并损失惨重,而党政机关办公楼几乎没受损失等“小道消息”,先在社会上流行;尔后,媒体才有针对性的出面辟谣,并对一些负面事件做正面报道。如,5月16日17:07,《南方人物周刊》在《震愉中国:被地震扫过的学校》一文说:“已经发布的灾情报告表明,中小学是在`5·12'大地震中倒塌最多的公共建筑„„在破坏最大和
破坏相对较弱的地区,学校的房屋则有相对更多的倒塌。”[9]后,新华网发表文章说,“灾区政府机关办公楼也出现倒塌”等。这反而更加证明了“小道消息”的真实性。
六是由于受传统政治思维的影响,媒体报道片面追求“感人”场面和“震撼力”,缺少人文关怀。媒体经常刊播一些遇难者遗体血肉模糊、让人惨不忍睹,并长期泡在水中的照片。更有甚者,一些记者往往不顾刚被抢救出来的灾民身体严重虚弱、不能接受记者采访的实际情况,总是“千方百计”地跟踪采拍所谓的“感人`'场面,强行“逼迫”灾民流泪或说些“感恩”的话语。有些记者不顾医生的强烈反对,打着强光灯,对着灾民严重怕光的眼睛,强行拍摄照片或摄录电视镜头。下面的事例,就有力的反映了这一问题:5月21日08:10,《新京报》发表一篇题为《王耽(<长江日报>记者):克制'}生采访灾民应成媒体共识》的文章。文章说:“被埋在废墟里,一位九岁的孩子没有放弃,他唱着歌等待救援。然而面对媒体频繁采访,孩子却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武汉心理专家施琪嘉教授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要有节制”。“任何采访也应谨守底线,尽量绕过那些显而易见的、可能因采访而生的`人造伤痛',须臾不能忘却报道的`人性化视角”'。[10〕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应采取的有效措施突发事件报道,是政府信息公开极其重要的内容。针对四川地震报道等突发事件报道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记者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权利和自由,更好地推动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充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所谓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由特定社会组织或个人的代言人,通过规范化的方式,经由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发布,并与之交流有关新闻性信息的新闻发布制度或传播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健全的新闻发布制度有利于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助于政府建立起贴近群众的有效沟通渠道,它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具体说来,健全和完善新闻发言
人制度,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重点规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内容,如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日常工作机制,建立规范的媒介记者档案、舆情跟踪分析机制与新闻发布后的评估机制等,对报道内容加以研究分析,为新闻发布和回答记者提问提供信息参考。
第二,选择'}合当的新闻发布时机,如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出现突发事件、谣言横行等。这时,政府应该把面对传媒与处理事件一并考虑,把事件真相及时告诉公众,以期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第三,积极做好新闻发布的准备工作,如确定答问的口径、准备新闻背景材料、彩排等,切实做到宣传口径上下一致,新闻背景材料简明扼要,新闻发言人对新闻内容烂熟于心,在记者面前表现得得体自然和遇乱不惊。
第四,精心选择新闻发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一般来讲,新闻发布会的地点,应选择在媒体最集中的地方和上午举行,避开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避免周未或假日。这样既方便媒体采访和编辑,又可以节费发布费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控制新闻发布会时间。新闻发布会的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纸质媒体记者专访可达到一两个小时。电视采访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
第六,每次新闻发布会应有一个重点。新闻发布会不同于普通会议。在普通会议上做报告可以将一些问题讲深、讲透,但新闻发布会的主要目是让记者从中找到有新闻价值的消息进行刊播。因此,应在有限的时间内,突出一个主题,防止记者在报道时说题外话。
二是尽快出台《新闻法》,从法
制上进一步确立记者的采访权和报道权。在当前我国,记者在突发事件采访报道中,由于有关法制的滞后,其采访权甚至是人身权经常受到暴力侵犯。这表明,法制己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瓶颈。要想让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作用进一步发挥,法制建设的配合是先决条件。因
此,要战胜突发事件,就必须尽快出台<新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并由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制定<新闻法》实施细则,以增加其操作性。[`2]
三是严格遵循政治性、公众利益性、灵活'}生、及时性、客观性等突发事件报道原则,切实做到新闻报道真实、准确、客观、全面。新闻工作者要始终以大局为重,加强议程设置和舆论监督,当好新闻“把关人”和“瞪望者”角色,正确地引导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首先,要注意把握好报道的“度”,分清轻重缓急,讲究方法策略。对大多数能够公开报道的突发事件,要分秒必争,对灾情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尽快把信息传递出去,以便公众和公共管理机构及时采取对策,防止造成公众的迷惘和恐惧心理。其次,对情况一时不明的突发事件,要从政治上考虑,可以先发简讯,待经过多方深入采访后,再作深入报道和评论。凡不宜公开报道的突发事件,都应写成内参,向公共管理机构如实反映。再次,对涉及保密法的突发事件报道,要严格遵守保密法;涉及民族、宗教政治内容的,要遵守民族宗教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对于一经披露可能妨碍侦破、危及当事人人身安全的案情,应不报或缓报,以防止导致严重的后果。四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政府信息公开应急机制,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据调查,在突发事件发生的非常时期,许多民众都表示:“不愿意相信来自官方的报道”。但是,在新闻媒体强有力地介入并公开信息后,民众的恐慌很快就会平息下来。因此,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应急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一,要建立由媒体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突发事件决策指挥结构,保障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队伍,综合开发利用新闻资源,加强统筹协调和媒体间的合作与交流,保障采编人员、采访工具、版面与时段的安排,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二,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后果作出预告,制定预案,实施重点监控。要加强新闻热线的管理网络监控工作,充分动员和利用政府机关、企业单位、民间机构、社区、个人等一切社会力量,确保信息的覆盖面、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和客观性。
第三,加强对政府官员、新闻专业队伍和民众的宣传教育与培训,有效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处理能力。应出版一些培训教材,建立各种分类的培训机构,有效提高政府相关部门、新闻从业人员和社会民众的突发事件防范意识和应对素质。同时,要进行各种实战演练,促使政府官员和新闻从业人员时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和物质准备。[l3」
五是减少审稿程序和环节,实行事后惩戒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报道就执行重大新闻送审制度,目的是防止出现导向错误,但是在客观上却妨碍对突发事件的及时报道。有些地方和主管部门负责人,出于怕抹黑和丢“乌纱帽”等心理,往往存在掩盖和不欢迎突发事件报道的倾向。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媒体及时报道突发事件,减少审稿程序和环节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大胆放手,积极实施新闻报道事后惩戒制度。这既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更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需要。
六是培养浓厚的新闻学术氛围,为政府提供政策'}生决策参考。当前,党和政府的管理理念,正由“统治”走向“治理”,公共利益最大化,成了政府管理的首要诉求。政府管理突发事件和学者的学术研究之间,应该形成良性的互动,充分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首先,培养社会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加强针对各种具体突发事件的学术研究,充分吸收、消化和改进国外的突发事件处理模式,使得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其次,必须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媒体应该抱着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准确、全面、深入报道各种突发事件的信息。第三,媒体对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坚决抵制和惩治有偿新闻,重塑
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职业操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提高新闻从业人员在公众中的信誉。第四,媒体应该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塑造者,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振兴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朝向更加公正、公平、和谐的方向发展。
第二篇: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伯君 张晓雯
一、对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应急管理成效的基本评估
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在这次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色,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总的特点是:政府快速反应、措施得当、效果明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对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经走向成熟。
(一)反应迅速
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灾、2003的“非典”相比,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率领社会各界与时间竞跑,出现了“第一时间现象”。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在震后第一时间作出了应对决策;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地震的信息;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第一时间布置救灾工作;灾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临一线,深入灾区靠前指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各地、各单位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多个医疗救援队赶赴灾区。在这场生死竞速中,新闻报道发挥了独特作用。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彰显出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成效显著
在危机爆发的几个小时内,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了重灾区,国务院总理坐镇指挥并亲临一线,为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时间内,各种救援工作很快就进入了一种紧张却有条不紊的有序状态。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两规模、一高效”:一是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的人力规模空前,调集投入抗震救灾的物质种类和数量规模空前;二是在调配和使用好、发挥好这些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上效率之高也是空前。这些都体现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能力已经完全能够应对汶川大地震这类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体现了这些机制和能力已经基本上具备国际水准。由于政府应急管理得力,抗震救灾成效明显,众多的受灾群众得以脱险,人员伤亡和损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三)以人为本
本次抗震救灾充分体现了“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贯穿抗震救灾的全过程。这场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救援行动是在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的。受灾地区山高路险,受灾群众居住分散,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党和政府领导人冒着危险,亲临灾区指挥救灾,与百姓零距离接触,手与手相握,心与心相通。通过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使这场抗震救灾成为规模空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四)信息透明
1976年唐山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只是在3天以后发了条简讯,国家3年后才公布了24万人的死亡数字。32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汶川大地震发生几分钟后,新华社就发布的信息,接着各类媒体追踪发布受灾信息和抗震救灾进程信息。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与时间同步。由于信息快捷、公开、透明,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灾情,抚平了公众的躁动和不安;信息公开,使人们直接获知灾情的惨烈程度,直接了解中央抗震救灾的部署和行动,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关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五)协同应对
一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空前合作。除了捐款以外,急需的帐篷、医药、食品等都得到了社会的积极支持。服务类支持,包括医疗、心理援助等都有效动员起来。二是参与的部门非常协调,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达到了很好的救助效果。三是对外合作规模空前。不仅接受了国际上基于道义的礼节性慰问,还公布帐篷需求寻求国际帮助,接受国外资金和救灾物资的捐助,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灾区,允许其他国家的军机运送物资到灾区等。
二、对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应急管理不足的检讨
虽然汶川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信息的沟通交流,广泛的社会动员,构成了应急管理机制的核心,应急管理成效明显,但政府的应急管理系统仍然存在一些可挑剔的地方。
(一)应急预案存在不足
国家减灾委灾害救助的先期响应级别是二级响应,级别不够到位。尽管当天夜里就改为一级,仍然错过了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这反映了我们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及其灾害风险评估标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实这个问题在2008年初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时就已经暴露。政府必须尽快修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中的预警与响应分级标准。
(二)通讯系统脆弱
从应急的角度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应急预案,信息的获取,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的基础条件就是通讯保障。汶川大地震是继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后,中国通信史上发生的第二次超大面积的通信中断。四川、甘肃境内部分地区通信受到严重影响,汶川等多个县级重灾区内通信全面阻断。在整个救灾区初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只有阿坝州政府网站。阿坝州政府与受灾地区联系的主要渠道只有靠少量海事卫星电话。地震发生两天,仍有不少受灾地区通讯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影响了救援工作的开展。
(三)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
如果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在国家启动应急预案后,即刻出动飞机飞赴受灾地区探明灾情和架设通讯设施,确保信息通畅,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是应该做得到的。由于错失了利用地震发生后大约4个小时天气良好的机会探明灾情,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主要集聚在一个地方,并受到气候和道路的阻止,被调集起来的众多人力物力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四)救援设施落后、器械工具少、专业人员不足
通向重灾区的公路没有如期打通,除了险要的地形和天气因素以外,反映出我们在地震应急救助中的机械工具、手段的落后。倒了那么多的楼,眼睁睁看着被压者却救不出来,还是用手刨,比起从国际救援组织带来的先进的搜救工具来看,我们靠较原始的人海战术,显然是落后了许多。同时,救灾所需生命探测仪、警犬、破除器材、担架、医疗设施等均不够。各类救灾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救治人才等严重不足。
(五)协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方面存在不足
政府应急管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实现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优势互动、良性互动,还缺乏有效措施。在保障自愿者有序全面参与、积极合作方面,政府还应当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六)专家参与应急决策咨询滞后
在这次灾害初期应对过程中,政府就应该启动有关专家咨询机制,但直到5月21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才宣告正式成立。这对初期科学应对地震灾害是不利的。
三、进一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政府的职责。针对政府处置汶川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经验,提出加强我国应急管理和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急能力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特德·盖布勒、戴维·奥斯本人为,一个有预见性的政府应该采用预防而不是治疗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该被动的接受突发事件带给社会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预警预防上。建议政府在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完善各类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二是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体系;三是完善应对各类灾情的应急通讯设备;四是建立高效的综合性应急战略储备相关体系。
(二)成立综合性的危机治理机构
美、俄、日、法、韩等国都建立了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权力机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应该充分整合现有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和应急救援队伍,成立一个具有调动各种资源、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减灾部”或者“应急部”,规避“多龙治灾”的种种弊端,开展对重大灾害的预测评估、辅助决策和紧急救援等工作,从而形成现代化、综合性的危机治理系统。
(三)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法制体系
一要尽快制定并颁布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以更充分的法制安排应对比目前法律界定的特别重大事件灾害还要严重的个别极端巨灾事件。二要明晰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行政程序,不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要对公民的权利保障要有底线,对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的损害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与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责任。
(四)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
在危机后阶段,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了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公正甄别事件诱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减少类似灾难事件的发生和次生灾害的发生。如建筑物倒塌造成的人员伤害究竟是危机事件的责任还是建筑质量的责任,应该由于第三方鉴定。建立第三方的危机事后评估制度,其优点就是隔离了民众与政府在认识上的直接分歧,在科学和法制的基础上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
(五)建立政府应急管理检测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对分阶段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做好应急准备,选择最佳应对策略。一是要建立、健全联动协调机制;二是要健全危机预警机制;三是进一步修订公共行政绩效考评体系;四是建立社会应急网络,完善社会动员机制。
(六)建立政策性巨灾风险保障机制,提高巨灾风险承受能力
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首先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尽快建立国家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提高国家和民众对巨灾的承受能力。其次,利用政府财政资金作为种子基金,通过财政拨款、发行特定巨灾公债、社会资金、保险费用,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第三,考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资源问题。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市场机制,将巨灾风险在更大的的范围内分散,使国家应对巨灾的基金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
(七)建构研究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社会的不安全因素日显突出,如金融危机、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使得各国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应在制度上发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咨询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建立政府应急管理与学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促使政府应急管理的公职人员与学者之间在知识、信息方面的相互交流。
(八)建立善后修复转化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危害往往是与机遇并存。将承受危机的代价转化为新发展的契机,这是应急管理的最高境界。突发公共事件的波峰过去后,必须适时启动善后修复机制。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相关预防、处置的全部措施进行彻底、系统的调查;二要对应急管理全过程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对预防、应急处置、善后恢复等各个方面的评价,并要深刻剖析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三要对应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综合、分类,分别提出整改措施,并责成有关部门逐项落实。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制度创新和环境改变提供动力。
第三篇: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中 存在问题的分析
4了早间、白天和晚间三个时段,分别任命了三个直播总导演,整个新闻中心各部门的新闻资源,一律通过这三个时段推出。为了保证各个部门的利益协调,在直播期间,新闻中心每天晚上 8 点都要召开由新闻中心主任主持的直播新闻会议,总结当天的直播,讨论第二天的直播内容,协调各个部门工作,发现问题,在会议中直接解决。这样一个联席会议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工作模式已经被固定下来,在将来其他的重大事件直播中将继续发挥作用。关于抗震救灾直播报道中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许多媒体同仁和研究者多已详述,本文不再展开论述。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央视新闻频道在汶川地震直播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下面试就观念、报道方式和体制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改进今后工作。
一、新闻观念在直播中调整,但仍需提升 月 12 日地震发生当天,由于事发突然,央视新闻中心的记者虽然集结赶往灾区,但由于成都机场临时关闭,许多记者都滞留在北京,前方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新闻频道在当天下午的直播中,以连线前方地方台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为主,随后当天晚上的直播,地震专家被请进演播室,开始对地震发生的原因、震级、防震知识等方面进行专业解释。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组合方式。但是,随后几天,随着记者陆续抵达震区,后方直播的演播室形式,却没有及时调整,还是以主持人和专家在演播室访谈,加以前方记者的连线,但似乎仍然以演播室为主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突发事件的直播,到底是以演播室的直播为主,还是以方新闻现场的直播为主?如果回顾央视过去的直播,无论是对非突发事件直播(如香港回归十周年)还是对突发事件直播(如雪灾报道),其主要模式都是演播室内主持人加专家,辅助前方记者的连线和小专题片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好处,从主持人的角度讲,有专家在场,直播更容易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又包括时间控制和内容控制。如果演播室内没有专家,无论对主持人,还是前方记者,还有整个直播支持系统的要求,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由于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的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头一次,因此,在最初的几天,整个直播系统还是下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形式,但是很快,新闻中心的决策层发现,这种模式观众不接受。在直播开始的几天,央视新闻频道的收视率数据都是第二天就能拿到,经过对分钟收视率的研究发现,每到连线前方记者或者播放新闻短片的时候,收视率都成冲高曲线,而一到演播室专家访谈,收视率立即下降。其实这个规律本身也非常好理解,在当时,观众迫切地希望了解灾区现场的信息,而专家身处后方,对前方信息的了解程度,和普通观众在同一层次上,而知识性和背景性的信息,很快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传播,我们的专家又不敢对来自前方的信息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由此,观众流失势在必然。有鉴于此,从直播的第五天开始,新闻中心的领导直接命令播出线的负责人,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再请专家进演播室。这一转型,可以说是对央视新闻中心直播观念的一次颠覆。这意味着,整个直播逐渐转为以前方信息为主要内容,后方的演播室,只是一个信息的采集者和调度者。此其一。其二,在直播中,大量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以直播的形式完成的,包括记者的连线、现场的采访和画面,尤其是记者连线的直播形式,被大量广泛使用。但是,新闻直播,到底是对记者的直播,还是对现场的直播?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直播的前期,记者刚刚抵达现场,所拍的素材很难及时传回后方进行编辑整理。所以,来自前方的信息多数都是靠记者的连线口述完成,连线的频繁使用可以理解。但是,随着直播的深入,记者的连线仍然大量地使用,即便在直播一个新闻现场,例如正在抢救一个被埋的幸存者,整个过程也是以记者的叙述为主体,而新闻现场反而成了次要信息,从观众的角度看,记者在现场的行为过于积极。这种过于积极的介入,在有的时候,反而成了观众充分获取现场信息的障碍,而不是帮手。如果我 们回顾整个地震直播,可能很难有一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现场直播,多数都是记者的连线报道和零碎的现场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新闻事件的直播,应该首先满足观众即时收看现场信息的需要,如果观众能看懂,就不需要解释,只有在观众看不懂的时候,才需要记者在现场的补充。一个值得比较的例子是四川卫视。四川卫视在地震后也及时调整节目,改成了全天 24 小时直播灾情。由于四川卫视是一个地方台,无论在请嘉宾和现场报道的记者资源方面都无法和央视相比,由此,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来自前方的画面信息(直播和非直播的),但如此策略,却意外取得了成功。在直播开始的几天时间里,四川卫视的收视率平均值一直高于央视新闻频道。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突发事件的直播中,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现场直播效果最好。
二、新闻报道方式亟待改进
在这次直播中,同时也暴露出央视新闻报道方式的陈旧。央视在多数灾难性报道中,都是以救灾和在救灾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主要对象。真正受灾的主体———灾民,在新闻报道中却成了配角。如果拿央视的新闻与平面媒体的报道相比较,就会发现,平媒更多地是将新闻视角放到了灾民身上。这些灾民因为地震而被改变的命运,是他们报道的主题。如果们在网上搜一下有关地震的图片,有大量展示灾情、表现人性的图片,但是,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央视的直播里较难看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有客观的原因。这次地震直播,虽然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但对新闻的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即便如此,央视也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在笔者看来,央视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要么沿着问责的路线发现“坏人”,要么就是报道好人好事,缺少较全面客观、较平和地记录和解释新闻。这种新闻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导致记者在拍摄采访过程中的职业角色过于“积极”。在灾区有记者为了发回报道,和灾民抢夺直升飞机的座位;有记者因在废墟边采访刚刚被解救出来的伤员,而干扰了医务人员的救助;更有记者闯入手术室进行拍摄报道。当然,媒体过于积极的采访行为,并非央视所独有,但以央视较为典型。应该说,在极端的地震灾难中媒体的“积极性”行为,已经严重引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对于这一点,无论业者还是读者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从本质上讲,记者的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恶”的动机,他们也是受职业要求的驱使采取了这些方式。但是,这些问题暴露出我们的媒体在现有的环境下,给公众提供什么信息,如何提供信息,进而完成自己的职业的定位。这些方面,境外的电视媒体和国内同行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外媒记者在灾区的报道,并不总是冲到最前沿,即便是即将救出幸存者的场面,也较少看到他们的身影。和境内媒体相比,境外电视媒体大多在观察和记录整个社会群体因为灾难而被改变的生活,而不是“侵略性”地介入事态。这种电视报道方式,应该给国内的同行带来一定的启示。
三、体制制约新闻产品的质量和产出效率
这次央视的直播,在第一时间就打破了栏目的限制,从直播系统上讲,晚间的直播时段,交给了新闻专题部的《新闻1+1》、《东方时空》和《新闻会客厅》三个栏目负责。而前方负责给直播提供新闻资源的记者,也打破了专题和新闻的限制,整个新闻中心的记者,不论是采编部、时政部,还是新闻专题部,都成为直播的新闻信息源,资源的整合已经基本达到了最大程度。但正因为如此,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打破栏目之间的壁垒,绝非易事。在直播的前几天,整个晚间直播系统虽然由新闻专题部的三个栏目共同负责,但是却没有分开运行,而是整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但是,这一机制仅仅运行了不到一周,就宣告解体,后期的直播,分别由《东方时空》和《新闻1+1》栏目按天轮流值班,《新闻会客厅》栏目负责前方6记者传回素材的编辑整理。形成这样的局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问题。从体制上讲,打破栏目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体制上的配套,如果缺乏这样的配套措施,各个栏目还是会尽量安排自己的记者出镜,出片子。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上级对栏目的经费划拨,都是按照每期节目的播出量来提供的,这种类似于包干的财务管理方式,在重大突发事件直播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运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栏目因为参与直播而利益受损,就会极大地打击栏目参与直播的积极性。其次,前方的记者行为缺少必要的协调。地震发生后,央视新闻中心不断地向灾区派出记者,在峰值的时候,大约有一百五十多名记者在灾区,占整个新闻中心记者人数的五分之一。但是,如此多的记者在前方,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后方由于不了解记者在前方的行踪和能够发现的新闻点,无法对前方记者进行有效的指挥,而前方记者也并不了解其他人的行为,由此形成了各自为战的状况。表现在屏幕上,就是直播的信息,宏观的不够宏观,微观的又微观不够。这方面《南方周末》做得比较好。宏观信息上,他们按照地域,如北川、汶川、绵竹等地方,进行了系统梳理,一下子让读者形成了对灾情的整体印象。而具体的报道中,又专注于灾民的个体命运的描述。其实,在事发之后,央视新闻中心很快就派出了新闻中心副主任及其带队的前方指挥人员,希望能对前方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但是,这样的大规模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效果上看,整个前方记者的协调统一,效果并不理想。事后分析,对于前方记者的协调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可以将前方记者分为三类。一类是驻地域的首席报道记者。如央视驻北川记者,驻汶川记者,该类记者轻易不要换人,由他们负责每天将该地的灾情在整体上向观众进行描述,以利于观众对宏观信息有一个整体印象。第二类是动态新闻记者。他们专门负责动态新闻的采集,这部分记者也可以分为两组:对于重点报道对象,如聚源中学,采取记者定点进行持续报道,不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于不太重要的,则适合由机动记者随机采集。第三类是专题记者。这次专题记者在前方也被当做动态记者使用,这样的做法当然丰富了直播新闻的内容,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专题节目跟进的速度和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央视在地震后的两周推出了专题片《震撼》,受到广泛好评。该专题片的素材全部来源于整个新闻中心各个报道点的零散片子。这样的素材直接整合成一个系统的专题片,在制作上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该专题片的编辑组,不得不专门派出两路摄像,到灾区专门拍摄空镜,这正是记者缺少精细分工的直接后果。这方面,凤凰的方式可能值得借鉴,他们在一 开始就将前方直播记者和专题记者进行了分类,专题记者不负责直播,专心拍摄专题片。同时后方有一二十个编辑专门为这些前方记者提供编辑服务。从播出的效果上看,央视可能并不逊于凤凰,但如果从性价比上看,央视的投入产出,却肯定不如凤凰经济。其实 越是投入大的新闻,越需要精细的专业分工。
第二,可以考虑将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一点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这样的好处在于,前方指挥系统能够真正发挥对节目的协调指挥作用。现在的运作模式,导致后方基本是在对前方采访缺乏准确了解的情况下设计直播的。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成本将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灾民和抢险人员无法到后方接受演播室采访,导致整个直播缺少新闻当事人。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会使直播更贴近新闻现场和新闻当事人。
第四篇:从汶川地震看危机管理
从汶川大地震论危机管理
2012级传播学(2)班 马优优 学号: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是2O世纪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验。灾难发生后政府就及时给出一个很好的并且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众多成就之下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赞扬。
【关键词】汶川地震、危机管理、新闻传播、政府
【事件回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短短的几分钟,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此次灾难造成69142人遇难,17551人失踪,伤亡惨重(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破坏,导致地球活动频繁也就意味着自然灾难频繁,每一次的灾难都会带给人类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伤痛。然而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打击,更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党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而我们最敬爱的温总理也在灾
后四小时内出现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席在知道灾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又短又赶急的时间里,因为有中央坚
强而有力的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不断在灾区集结了一支支以
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抗震救灾团队、医疗卫生团队和消防队伍
一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这就使得救援进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终是危机管理原则的首要原则,在危机发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危机处理的关键,因为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快速做出处理方案,果断行动,才能
较好的控制了灾后的各种不良的连带反应。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就是讲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早一秒种就可能就活
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尽百倍的努力”的呐喊感动着世
界各国人民。“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时间过后,营救
记录一次次的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在不断的努力中被创造。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处理各种危
机的发生。在灾后抢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
发出公告,为表达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将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为遇难同胞致哀。中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寄托了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这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不畏艰辛、众志成城的情怀,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是一个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国家。
危机的传播与管理,媒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媒体和危机传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机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媒体感知危机的存在,使其对危机的重视,并且能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理危机。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危机面前人人都是记者。当时汶川遭受强烈地震时,就有学生将室内的震动情况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发送出来,后被各大网站转发播报。政府在也在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于是人们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的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多种渠道中获知灾情。之后各大知名媒体赶到现场进行跟踪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在不同的媒介向民众报道灾区灾情,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广播等众多媒体也中断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时,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播报地震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及时告知有关灾区伤员和损伤情况。全国各地区通过了解信息后,各地区政府纷纷组织各地民众进行捐赠(筹集)物资并向灾区运行物资和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增援,就连学生没也纷纷向灾区献血捐钱,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们不光忙着帮忙筹集物资,而且我们还在各大电视台或者网络中学习到很多的防震知识,这对增强了民众的防震意识提高全国民众的预警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种种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全国民众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灾区的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努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过媒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国外各知名媒体都对中国抗震予以报道,也通过此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帮助,这也加速了抗震救灾的进程和效率。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危机管理中媒体的传播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也就说明了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此次的危机政府处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处理成功的关键,而且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得救灾进程能够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灾行动速递快、效率高创下历史之最,不仅表面了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
2、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吴宜蓁《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
4、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丛书《危机传播经典案例透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五篇:从汶川地震的央视报道看政治传播
从汶川地震的央视报道看政治传播
摘要: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反应迅速,及时作出准 确、全面、客观的报道,从报道效果来看,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日渐成熟,发挥了较好的媒体宣传和 舆论引导作用。本文系统的分析了央视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并阐述了突发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的互 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政治传播会更加紧跟时代步伐.关键词:汶川地震;央视报道;政治传播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反应迅速,迅速派遣 记者、摄像前往灾区,此次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力求客 观、高效、透明,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5月12 日,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 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从5月12日 15:20-5月13日20:00,节目跨度超过26小时,以“同 一主题不间断播出”,对白天和午夜时段实施了直播 全覆盖“。其中,自5月12日22:00起,综合频道还与新 闻频道实现了同步并机播出。直播节目首播新闻200 余条次,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获取震区新闻的主要信 息源。直播报道第一时间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并 及时进行权威发布,对于地震的流言及时辟谣,稳定 了人心。” ① 这一次对地震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中央 电视台在对突发事件的电视新闻报道和政治传播方 面已经成熟.一、突发公共事件与政治传播 汶川地震属于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是指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 类:(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 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 等。(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 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 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 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事件。(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② 所谓政治传播,从其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政治 信息的传播。广义的政治传播不仅包括大众媒介参 与的政治信息的传播,而且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 对政治信息的传播。狭义的政治传播是指大众媒介 产生以后政治信息的传播,也就是大众传媒产生以后 政府和公众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政治 传播是政治家、新闻媒体和公众之间有关信息传递的 一个交互式的过程。” ③ 大众传媒出现之后,政治传播从 内容到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一般意义上 的政治传播指的是狭义的政治传播,也即大众传媒参 与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传播可以定义为,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组织)运用有 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 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接受、反馈的行为和过程。政 治传播者一般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 信息,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 时,公众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紧张、恐慌会引 起严重的后果,及时准确的信息传播有利于让民众了 解事态的发展,稳定民心,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大众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很大一 部分是政治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大 众传媒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喉舌,国家对媒体和舆论实 施严格的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占有权威的信息源。报 道什么、报道多少取决于政府公开什么、公开多少;以 及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做了些什么,采取了 什么行动,这些都属于政治信息传播的范畴。因此,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对事态的发展、大众舆论 的引导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都有重大的意义.二、央视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机制和 危机应变能力就受到严峻考验。从央视对汶川地震 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可 以看出当前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的特点: 1.迅速实效 迅速实效是突发事件报道的生命,是突发事件新 闻价值得以凸显的主要原因,是衡量突发事件报道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民众掌握信息的平台,是争夺受众 的关键所在。虽说中央电视台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 现场直播以来,现场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应对突发事件 的常规性工作机制,但很少有能这么快的.12日汶川地震发生在14点28分,新华网在18分 钟后即5月12日14点46分29秒发布消息。15:00,中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整点新闻头条报道地震消息,在与 国家地震局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及时介绍地震后当 地百姓生活秩序、交通及市政设施等状况,并不断递 进更新来自震区的最新消息。此间,新闻频道将15: 00整点新闻版面顺延至16:00,推出直播特别节目,深 入关注震情。在当地通讯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新闻频 道第一时间播发成都现场最新画面.④ 央视在15时播出的第一条与灾情相关的新闻,距 离地震发生只有32分钟。随后,在经过仅20分钟的 准备后,15点20分开始,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取消原有节目,开始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此时距 离地震发生只有52分钟。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24小时直播,打 破了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并以播报、访谈、连线等形式,同 时借助画面、图像等手段不间断地向观众提供灾情信 息,呈现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抗震救灾的场景.⑤ 同时,第一批赶赴灾区的记者已经启程甚至亲临 一线,以高效的报道在第一时间把灾情传达给观众.在温家宝总理乘坐的飞机降落成都10余分钟后《,温 家宝总理赶赴四川灾区在专机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在 央视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及时播出了,准确传达 了中央对救灾工作的指示,影响全国.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迅速启动抗震救灾报 道应急机制,全方位、高密度地展开抗震救灾报道,及 时发布灾情权威信息,全面反映救灾工作进展,大力 报道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亲切关怀,报道灾 区各部门抗灾救灾的措施成效,生动反映抗灾救灾中 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广泛报道各地区各部门支援帮 助受灾地区的感人事迹。央视如此高的工作效率使 许多重要资讯得以在第一时间报道,使
公众在第一时 间了解灾情信息,为政府立即开展抗震救灾指挥工作 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保障,也帮助政府掌握了灾情发布 的话语权和主导权.2.公开透明 对媒体而言,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对灾难性事件 的公开报道,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很多突发事 件的报道,要么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没有公众想获知 的信息;要么言不及要,避重就轻,不披露大众关注的 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对 灾难报道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灾难发生后的责任主 体与传播主体都把灾难当成所谓的“负面新闻”而刻意 回避,也许只是几句话的一个通报,群众想知道的往 往听不着,群众很难从媒体了解灾情的最新情况。像 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事实,直到事隔
三 年之后的1979年底才首次披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在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次报道空前的透明,媒体对信息的公开程度是 大幅度的。报道中,媒体公开的信息很广泛:随时发 布死亡人数,实时播出救灾的进展情况,及时通报救 援队伍情况和中央的最新部署,公布救灾款项的信 息,公布灾区急需物资情况和数量,关注幸存者的生活情况和受伤者的救治情况......在新闻中,不掩饰、不 夸大地播报死者数目、伤者数目、城市损毁程度、遇到 的困难及救援进展程度等等.另外,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 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分别 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领域的专 家,发布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公开回答中外记 者的现场提问,而且对每场新闻发布会都进行现场直 播,不遮掩,不回避,真实而公开,透明而权威。葡萄 牙《快报》在《另一个中国》一文中高度称赞中国媒体 对灾情报道公开、透明,并说“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领 导层的能力”.3.全面持续 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 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 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 重点新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在直播初期,央视的报道集中在报告最新消息、救人救命上,以满 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从16日开始,央视对地震的直 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报道的主题逐渐向 防疫、灾民安置等议题过渡.中文国际频道开设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 直播专题除整点新闻追踪最新动态外,重点围绕灾区 群众安置、灾区防疫等内容展开解读,有关专题重点 报道中国政府妥善安置灾区群众的不懈努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国际频道编译播出《抗震救灾进行时》 等系列专题片,展示中国政府和军民上下一心、抗震 救灾,以及全国人民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的感人事 迹。《科技博览》60分钟特别节目《灾后心理干预》,分 析灾害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供心理疏导的科学 方法和建议;《心理访谈》聚焦地震灾区开展的“我要爱 ”心理援助行动,广泛传播心理救灾知识;《健康之路》 关注地震灾害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社会与法频 道近期推出特别报道《抗震救灾进行时》播发第一线 消息,《今日说法》特别节目《和你在一起》、《道德观察》 特别节目《生命的救助》、《法治视界》特别节目《5·12 亲历者说》,《携起手来重建家园》和《向抗震救灾英 雄致敬》两部标语短片,以及《有你有我有家园》 抗震救灾公益广告等。同时,CCTV还十分重视发挥 新媒体的传播优势,CCTV.COM网站联合新浪、搜狐、腾迅等各大门户网站第一时间引用CCTV的直播专 题信号,并专门推出了“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网”,重点打造《寻亲问友》、《领养孤儿》等20多个版块,受到广泛 关注。据统计,5月12日至23日,央视网共发布新闻 15100条,图片6700张,视频6529条,时长约335小 时,推出的抗震救灾报道页面日均访问量达2.06亿页 次,最高达2.47亿页次.⑥ 中央电视台24小时持续报道持续量大。四川汶 川大地震以来,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中断正常节目,持续直播抗震救灾情况。截至5月20日,中央电视台 各频道推出的直播特别节目总时长达676小时,创电 视直播史纪录。其中,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分别直播 151.5小时、156.5小时,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国 际频道分别直播126小时、80小时、69小时、54小时,经济频道直播25小时,科教频道、社会与法频道分别 直播7小时。此外,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9330条、时 长258.5小时,播出专题节目78期、时长29.5小时.⑦ 形式多样、全方位的报道,深度观察和分析的专 题节目,与动态信息高密度的播出规模互补,不仅满 足了受众实时的信息需求,也使人们对关注的热点有 了更为立体的认识,这一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做到空 前优秀.4.科学人性 在这次CCTV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过程中,CCTV快速反应,确立了以“综合”型报道为主的整体 直播策略,在直播的过程中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 个层次是受灾者的个体生命及国内外的援助,第三个 层次是专家解读、答疑释惑、心理疏导,第四个层次是 社会动员、卫生防疫、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和环境污 染等话题。这种直播的模式在于表情丰满,图层丰 富,信息传播及时立体,新闻语言的表情也更趋理性 化.在报道中,感性和理性的把握恰到好处。没有一 味地报道悲痛、哀伤和泪水,也没有过多地说教。极少 涉及财产损失方面的数据,所有数据都是与“人”密切 相关的,包括成功营救的人数、不幸死伤的人数、各地 救助捐款的数目,以及道路、通讯、电力等方面恢复的 数据。救灾报道和心理援助宣传相结合,更加科学和 人性化,体现了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和政府“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称,中国政府在 这次救灾中展现了对人权的基本尊重.5.震撼感染 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会带给人们绝对震撼的感 觉。而利用先进的电视手段将震撼场面或更深层次 的内涵表现出来是电视相比广播和报纸的优势之一。一张张鲜活的图片,一幅幅冲击视觉的画面真实 可信,富余震撼效果.以“生命大营救“”、救灾快报“”、新闻特写“”、DV 回放”等形式及时播出的画面素材,以艺术的形式展 现了人文关怀。直播中插入救灾动感画面、中央领导 同期声、生动的现场声等,有效烘托了报道气氛。无 数民众被央视的报道感动得热泪长流,在感动中加入 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中。央视的主持人赵普也在直播 之时,忍不住留下了泪水。这种感染力能通过电视媒 体这样一个“图、文、声”并茂的媒介传达出来,通过“动 之以情”的手法,有效地达到传播效果.正如国家民政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这次救灾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使社会救助力量得到了 更好的凝聚,提升了救灾的整体水平。政府借助传媒 的力量,提升了人气,树立了威望.三、三者互动,实现良好的政治传播 央视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给了我们许多的启发.从政治传播的含义中可以看出,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有 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媒体和公众。政治传播是这 三个要素之间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由 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决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要 求这三者形成互动的三角关系,互相影响制约,发挥 各自优势,使事态向好的方面转化,实现良好的政治 传播,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1.政府与媒体(1)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依赖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恐慌、谣言、舆论压力等一系 列不利因素都会朝向政府,而媒体是把双刃剑,既能 “灭火”,也能“助燃”。所以“,危机突发期政府必须包 媒体管理纳入危机管理的范畴,在满足媒体信息需要 的同时实现危机管理的目标”.政府应采取公开与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为媒体提 供相应的新闻空间,把权威性信息及时通报给相关媒 体,满足媒体的需要,控制媒体发挥积极作用,降低媒 体的消极作用。我们国家建立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 度,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起到了及时向媒体通报信 息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要依赖媒体向公众传递有力 的、也是政府希望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借助媒体有效 引导舆论,使政府的舆论导向与公众的舆论导向基础 趋于协调一致.(2)媒体对政府的支持与压力 在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积极作用在于:按照传播 的自身规律,对突发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及时传递信息,避免恐慌和恶化,进行正确的心理疏导,有 效引导舆论,正确树立政府形象。这些积极作用都会 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给予支持和宣传。而如果控制 不当,媒体也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如夸大负面影响,破坏公众情绪,瓦解社会心理防线,激起负面情绪,造 成人的精神松懈,危害社会稳定。这些消极作用都会 对政府造成一定的媒体压力,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 严重的后果。所以,政府与媒体要形成二者良好的互 动,政府要对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媒体也要 发挥积极作用,确保对突发事件的正确报道和政府形 象的维护.2.媒体与公众(1)媒体对公众的信息传播 在突发公共事件政治传播中媒体与公众关系上, 媒体占主导地位,媒体发布什么样的信息,怎样发布,直 接关系到公众接受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接受到多少 信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取危 机信息的基本渠道。如果媒体缺席或失语,公众则会 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可能导致所获信息的不实或 片面,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 要作出迅速及时的报道,做到不缺席,不隐瞒。注重 报道的真实性和导向性,做到客观、公正、积极,让真 相跑在谣言和恐慌的前面.(2)公众向媒体的信息反馈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可以向媒体提供大量的信 息反馈,包括事件之内的公众反馈事件发生时的真 实情况和事件之外的公众反馈急于了解的事件态 势。特别是处于事件之中的人民群众对于事件本身 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媒体及时将大众舆论反馈给政 府,对政府了解社情、民情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当人 民群众中存在有不满情绪时,媒体及时反馈这一信 息,政府可以据此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突发事件的影 响扩大.3.政府与公众(1)政府给公众以信心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形势的 紧迫,公众的不信任很容易非理性的膨胀,政府的公 信力和政治认同最容易缺失。所以,政府必须树立强 势的政府形象,以理性的判断和果断的行动给公众以 信心。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全面抗击危机.(2)公众给政府以信任 公众在突发事件中,则要以理性的判断和分析甄 别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正确的对待事态的发展,充分信任和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对突发事件处理措施,抗击恐惧,阻断谣传,凝聚力量,齐心合力,共同度过 危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在网络媒体出现后,达到了 极致。互联网为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政治沟通提供了 方便,在危机事件发生期,政府可以借助网络公布事 件发展情况、宣传最新采取的行动措施;同时,借助互 联网的交互性,政府可以直接与公众对话,在网上就 某个措施或计划的实施与公众一起讨论听取公众的 意见,公众可以及时地发表看法,为政府决策出谋划 策,反应事件发展的情况、公众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 他们的所需所求。网络背景下的新型政治沟通都极 大地缩短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距离,使双方的互 动更直接、更真实、更快捷、更多样,使得政府的形象 更具亲和力.从央视对汶川地震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有了 很多新的突破,打破了许多旧的传播模式,更加成熟 并逐渐趋于国际化。在突发事件发生期,政府、媒体 和公众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是政治传播顺利开 展、突发事件成功解决、政府形象塑造和维护的基础 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