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的央视报道看政治传播[精选5篇]

第一篇：从汶川地震的央视报道看政治传播

从汶川地震的央视报道看政治传播

摘要：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反应迅速，及时作出准 确、全面、客观的报道，从报道效果来看，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日渐成熟，发挥了较好的媒体宣传和 舆论引导作用。本文系统的分析了央视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并阐述了突发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的互 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政治传播会更加紧跟时代步伐.关键词：汶川地震；央视报道；政治传播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反应迅速，迅速派遣 记者、摄像前往灾区，此次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力求客 观、高效、透明，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5月12 日，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 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从5月12日 15：20-5月13日20：00，节目跨度超过26小时，以“同 一主题不间断播出”，对白天和午夜时段实施了直播 全覆盖“。其中，自5月12日22：00起，综合频道还与新 闻频道实现了同步并机播出。直播节目首播新闻200 余条次，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获取震区新闻的主要信 息源。直播报道第一时间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并 及时进行权威发布，对于地震的流言及时辟谣，稳定 了人心。” ① 这一次对地震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中央 电视台在对突发事件的电视新闻报道和政治传播方 面已经成熟.一、突发公共事件与政治传播 汶川地震属于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是指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 类:(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 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 等。(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 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 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 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事件。(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② 所谓政治传播,从其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政治 信息的传播。广义的政治传播不仅包括大众媒介参 与的政治信息的传播,而且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 对政治信息的传播。狭义的政治传播是指大众媒介 产生以后政治信息的传播,也就是大众传媒产生以后 政府和公众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政治 传播是政治家、新闻媒体和公众之间有关信息传递的 一个交互式的过程。” ③ 大众传媒出现之后,政治传播从 内容到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一般意义上 的政治传播指的是狭义的政治传播,也即大众传媒参 与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传播可以定义为,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组织)运用有 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 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接受、反馈的行为和过程。政 治传播者一般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 信息，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 时，公众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紧张、恐慌会引 起严重的后果，及时准确的信息传播有利于让民众了 解事态的发展，稳定民心，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大众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很大一 部分是政治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大 众传媒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喉舌，国家对媒体和舆论实 施严格的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占有权威的信息源。报 道什么、报道多少取决于政府公开什么、公开多少；以 及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做了些什么，采取了 什么行动，这些都属于政治信息传播的范畴。因此，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对事态的发展、大众舆论 的引导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都有重大的意义.二、央视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机制和 危机应变能力就受到严峻考验。从央视对汶川地震 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可 以看出当前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的特点： 1.迅速实效 迅速实效是突发事件报道的生命，是突发事件新 闻价值得以凸显的主要原因，是衡量突发事件报道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民众掌握信息的平台，是争夺受众 的关键所在。虽说中央电视台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 现场直播以来，现场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应对突发事件 的常规性工作机制，但很少有能这么快的.12日汶川地震发生在14点28分，新华网在18分 钟后即5月12日14点46分29秒发布消息。15：00，中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整点新闻头条报道地震消息，在与 国家地震局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及时介绍地震后当 地百姓生活秩序、交通及市政设施等状况，并不断递 进更新来自震区的最新消息。此间，新闻频道将15： 00整点新闻版面顺延至16：00，推出直播特别节目，深 入关注震情。在当地通讯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新闻频 道第一时间播发成都现场最新画面.④ 央视在15时播出的第一条与灾情相关的新闻，距 离地震发生只有32分钟。随后，在经过仅20分钟的 准备后，15点20分开始，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取消原有节目，开始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此时距 离地震发生只有52分钟。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24小时直播，打 破了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并以播报、访谈、连线等形式，同 时借助画面、图像等手段不间断地向观众提供灾情信 息，呈现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抗震救灾的场景.⑤ 同时，第一批赶赴灾区的记者已经启程甚至亲临 一线，以高效的报道在第一时间把灾情传达给观众.在温家宝总理乘坐的飞机降落成都10余分钟后《,温 家宝总理赶赴四川灾区在专机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在 央视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及时播出了，准确传达 了中央对救灾工作的指示，影响全国.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迅速启动抗震救灾报 道应急机制，全方位、高密度地展开抗震救灾报道，及 时发布灾情权威信息，全面反映救灾工作进展，大力 报道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亲切关怀，报道灾 区各部门抗灾救灾的措施成效，生动反映抗灾救灾中 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广泛报道各地区各部门支援帮 助受灾地区的感人事迹。央视如此高的工作效率使 许多重要资讯得以在第一时间报道，使

公众在第一时 间了解灾情信息，为政府立即开展抗震救灾指挥工作 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保障，也帮助政府掌握了灾情发布 的话语权和主导权.2.公开透明 对媒体而言,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对灾难性事件 的公开报道，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很多突发事 件的报道，要么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没有公众想获知 的信息；要么言不及要，避重就轻，不披露大众关注的 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对 灾难报道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灾难发生后的责任主 体与传播主体都把灾难当成所谓的“负面新闻”而刻意 回避，也许只是几句话的一个通报，群众想知道的往 往听不着，群众很难从媒体了解灾情的最新情况。像 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事实，直到事隔

三 年之后的1979年底才首次披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在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次报道空前的透明，媒体对信息的公开程度是 大幅度的。报道中，媒体公开的信息很广泛：随时发 布死亡人数，实时播出救灾的进展情况，及时通报救 援队伍情况和中央的最新部署，公布救灾款项的信 息，公布灾区急需物资情况和数量，关注幸存者的生活情况和受伤者的救治情况......在新闻中，不掩饰、不 夸大地播报死者数目、伤者数目、城市损毁程度、遇到 的困难及救援进展程度等等.另外，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 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分别 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领域的专 家，发布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公开回答中外记 者的现场提问，而且对每场新闻发布会都进行现场直 播，不遮掩，不回避，真实而公开，透明而权威。葡萄 牙《快报》在《另一个中国》一文中高度称赞中国媒体 对灾情报道公开、透明，并说“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领 导层的能力”.3.全面持续 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 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 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 重点新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在直播初期，央视的报道集中在报告最新消息、救人救命上，以满 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从16日开始，央视对地震的直 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报道的主题逐渐向 防疫、灾民安置等议题过渡.中文国际频道开设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 直播专题除整点新闻追踪最新动态外，重点围绕灾区 群众安置、灾区防疫等内容展开解读，有关专题重点 报道中国政府妥善安置灾区群众的不懈努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国际频道编译播出《抗震救灾进行时》 等系列专题片，展示中国政府和军民上下一心、抗震 救灾，以及全国人民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的感人事 迹。《科技博览》60分钟特别节目《灾后心理干预》，分 析灾害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供心理疏导的科学 方法和建议；《心理访谈》聚焦地震灾区开展的“我要爱 ”心理援助行动，广泛传播心理救灾知识；《健康之路》 关注地震灾害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社会与法频 道近期推出特别报道《抗震救灾进行时》播发第一线 消息，《今日说法》特别节目《和你在一起》、《道德观察》 特别节目《生命的救助》、《法治视界》特别节目《5·12 亲历者说》，《携起手来重建家园》和《向抗震救灾英 雄致敬》两部标语短片，以及《有你有我有家园》 抗震救灾公益广告等。同时，CCTV还十分重视发挥 新媒体的传播优势，CCTV.COM网站联合新浪、搜狐、腾迅等各大门户网站第一时间引用CCTV的直播专 题信号，并专门推出了“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网”，重点打造《寻亲问友》、《领养孤儿》等20多个版块，受到广泛 关注。据统计，5月12日至23日，央视网共发布新闻 15100条，图片6700张，视频6529条，时长约335小 时，推出的抗震救灾报道页面日均访问量达2.06亿页 次，最高达2.47亿页次.⑥ 中央电视台24小时持续报道持续量大。四川汶 川大地震以来，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中断正常节目，持续直播抗震救灾情况。截至5月20日，中央电视台 各频道推出的直播特别节目总时长达676小时，创电 视直播史纪录。其中，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分别直播 151.5小时、156.5小时，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国 际频道分别直播126小时、80小时、69小时、54小时，经济频道直播25小时，科教频道、社会与法频道分别 直播7小时。此外，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9330条、时 长258.5小时，播出专题节目78期、时长29.5小时.⑦ 形式多样、全方位的报道，深度观察和分析的专 题节目，与动态信息高密度的播出规模互补，不仅满 足了受众实时的信息需求，也使人们对关注的热点有 了更为立体的认识，这一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做到空 前优秀.4.科学人性 在这次CCTV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过程中，CCTV快速反应，确立了以“综合”型报道为主的整体 直播策略，在直播的过程中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 个层次是受灾者的个体生命及国内外的援助，第三个 层次是专家解读、答疑释惑、心理疏导，第四个层次是 社会动员、卫生防疫、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和环境污 染等话题。这种直播的模式在于表情丰满，图层丰 富，信息传播及时立体，新闻语言的表情也更趋理性 化.在报道中，感性和理性的把握恰到好处。没有一 味地报道悲痛、哀伤和泪水,也没有过多地说教。极少 涉及财产损失方面的数据，所有数据都是与“人”密切 相关的,包括成功营救的人数、不幸死伤的人数、各地 救助捐款的数目,以及道路、通讯、电力等方面恢复的 数据。救灾报道和心理援助宣传相结合，更加科学和 人性化，体现了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和政府“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称,中国政府在 这次救灾中展现了对人权的基本尊重.5.震撼感染 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会带给人们绝对震撼的感 觉。而利用先进的电视手段将震撼场面或更深层次 的内涵表现出来是电视相比广播和报纸的优势之一。一张张鲜活的图片，一幅幅冲击视觉的画面真实 可信，富余震撼效果.以“生命大营救“”、救灾快报“”、新闻特写“”、DV 回放”等形式及时播出的画面素材，以艺术的形式展 现了人文关怀。直播中插入救灾动感画面、中央领导 同期声、生动的现场声等，有效烘托了报道气氛。无 数民众被央视的报道感动得热泪长流，在感动中加入 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中。央视的主持人赵普也在直播 之时，忍不住留下了泪水。这种感染力能通过电视媒 体这样一个“图、文、声”并茂的媒介传达出来，通过“动 之以情”的手法，有效地达到传播效果.正如国家民政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这次救灾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使社会救助力量得到了 更好的凝聚，提升了救灾的整体水平。政府借助传媒 的力量，提升了人气，树立了威望.三、三者互动，实现良好的政治传播 央视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给了我们许多的启发.从政治传播的含义中可以看出，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有 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媒体和公众。政治传播是这 三个要素之间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由 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决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要 求这三者形成互动的三角关系，互相影响制约，发挥 各自优势，使事态向好的方面转化，实现良好的政治 传播，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1.政府与媒体（1）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依赖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恐慌、谣言、舆论压力等一系 列不利因素都会朝向政府，而媒体是把双刃剑，既能 “灭火”，也能“助燃”。所以“，危机突发期政府必须包 媒体管理纳入危机管理的范畴，在满足媒体信息需要 的同时实现危机管理的目标”.政府应采取公开与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为媒体提 供相应的新闻空间，把权威性信息及时通报给相关媒 体，满足媒体的需要，控制媒体发挥积极作用，降低媒 体的消极作用。我们国家建立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 度，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起到了及时向媒体通报信 息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要依赖媒体向公众传递有力 的、也是政府希望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借助媒体有效 引导舆论，使政府的舆论导向与公众的舆论导向基础 趋于协调一致.（2）媒体对政府的支持与压力 在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积极作用在于：按照传播 的自身规律，对突发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及时传递信息，避免恐慌和恶化，进行正确的心理疏导，有 效引导舆论，正确树立政府形象。这些积极作用都会 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给予支持和宣传。而如果控制 不当，媒体也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如夸大负面影响，破坏公众情绪，瓦解社会心理防线，激起负面情绪，造 成人的精神松懈，危害社会稳定。这些消极作用都会 对政府造成一定的媒体压力，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 严重的后果。所以，政府与媒体要形成二者良好的互 动，政府要对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媒体也要 发挥积极作用，确保对突发事件的正确报道和政府形 象的维护.2.媒体与公众（1）媒体对公众的信息传播 在突发公共事件政治传播中媒体与公众关系上, 媒体占主导地位,媒体发布什么样的信息,怎样发布,直 接关系到公众接受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接受到多少 信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取危 机信息的基本渠道。如果媒体缺席或失语，公众则会 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可能导致所获信息的不实或 片面，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 要作出迅速及时的报道，做到不缺席，不隐瞒。注重 报道的真实性和导向性，做到客观、公正、积极，让真 相跑在谣言和恐慌的前面.（2）公众向媒体的信息反馈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可以向媒体提供大量的信 息反馈，包括事件之内的公众反馈事件发生时的真 实情况和事件之外的公众反馈急于了解的事件态 势。特别是处于事件之中的人民群众对于事件本身 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媒体及时将大众舆论反馈给政 府，对政府了解社情、民情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当人 民群众中存在有不满情绪时，媒体及时反馈这一信 息，政府可以据此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突发事件的影 响扩大.3.政府与公众（1）政府给公众以信心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形势的 紧迫，公众的不信任很容易非理性的膨胀，政府的公 信力和政治认同最容易缺失。所以，政府必须树立强 势的政府形象，以理性的判断和果断的行动给公众以 信心。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全面抗击危机.（2）公众给政府以信任 公众在突发事件中，则要以理性的判断和分析甄 别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正确的对待事态的发展，充分信任和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对突发事件处理措施，抗击恐惧，阻断谣传，凝聚力量，齐心合力，共同度过 危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在网络媒体出现后，达到了 极致。互联网为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政治沟通提供了 方便，在危机事件发生期，政府可以借助网络公布事 件发展情况、宣传最新采取的行动措施；同时，借助互 联网的交互性，政府可以直接与公众对话，在网上就 某个措施或计划的实施与公众一起讨论听取公众的 意见，公众可以及时地发表看法，为政府决策出谋划 策，反应事件发展的情况、公众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 他们的所需所求。网络背景下的新型政治沟通都极 大地缩短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距离，使双方的互 动更直接、更真实、更快捷、更多样，使得政府的形象 更具亲和力.从央视对汶川地震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有了 很多新的突破，打破了许多旧的传播模式，更加成熟 并逐渐趋于国际化。在突发事件发生期，政府、媒体 和公众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是政治传播顺利开 展、突发事件成功解决、政府形象塑造和维护的基础 和关键。

第二篇：从汶川地震看危机管理

从汶川大地震论危机管理

2012级传播学（2）班 马优优 学号：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是2O世纪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验。灾难发生后政府就及时给出一个很好的并且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众多成就之下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赞扬。

【关键词】汶川地震、危机管理、新闻传播、政府

【事件回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短短的几分钟，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此次灾难造成69142人遇难，17551人失踪，伤亡惨重（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破坏，导致地球活动频繁也就意味着自然灾难频繁，每一次的灾难都会带给人类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伤痛。然而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打击，更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党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而我们最敬爱的温总理也在灾

后四小时内出现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席在知道灾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又短又赶急的时间里，因为有中央坚

强而有力的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不断在灾区集结了一支支以

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抗震救灾团队、医疗卫生团队和消防队伍

一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这就使得救援进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终是危机管理原则的首要原则，在危机发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危机处理的关键，因为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快速做出处理方案，果断行动，才能

较好的控制了灾后的各种不良的连带反应。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就是讲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早一秒种就可能就活

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尽百倍的努力”的呐喊感动着世

界各国人民。“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时间过后，营救

记录一次次的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在不断的努力中被创造。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处理各种危

机的发生。在灾后抢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

发出公告，为表达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将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为遇难同胞致哀。中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寄托了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这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不畏艰辛、众志成城的情怀，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是一个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国家。

危机的传播与管理，媒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媒体和危机传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机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媒体感知危机的存在，使其对危机的重视，并且能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理危机。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危机面前人人都是记者。当时汶川遭受强烈地震时，就有学生将室内的震动情况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发送出来，后被各大网站转发播报。政府在也在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于是人们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的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多种渠道中获知灾情。之后各大知名媒体赶到现场进行跟踪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在不同的媒介向民众报道灾区灾情，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广播等众多媒体也中断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时，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播报地震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及时告知有关灾区伤员和损伤情况。全国各地区通过了解信息后，各地区政府纷纷组织各地民众进行捐赠（筹集）物资并向灾区运行物资和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增援，就连学生没也纷纷向灾区献血捐钱，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们不光忙着帮忙筹集物资，而且我们还在各大电视台或者网络中学习到很多的防震知识，这对增强了民众的防震意识提高全国民众的预警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种种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全国民众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灾区的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努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过媒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国外各知名媒体都对中国抗震予以报道，也通过此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帮助，这也加速了抗震救灾的进程和效率。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危机管理中媒体的传播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也就说明了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此次的危机政府处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处理成功的关键，而且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得救灾进程能够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灾行动速递快、效率高创下历史之最，不仅表面了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

2、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吴宜蓁《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

4、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丛书《危机传播经典案例透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篇：从东方早报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看媒体

从《东方早报》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看媒体的表现

虽然每天都会看报，或者上网看新闻，查资讯，但是都只是将报道的内容很机械化的加入到自己的记忆库中，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比较探究在这些报道中媒体的表现，媒体的立场，也不会刻意地去留意它们在排版或是文字上的差异。但是在这几天里，我在网上翻看了很多报纸的电子版本，我发现，对于一个事件的报道，不同的媒体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次作业也会让我对当代媒体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我主要看的是报纸媒体对5.12汶川地震的报道，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位摄影爱好者的博客上，看到他的一篇日志“中国纸质媒体对地震报道封面的评述”，文章中，他收集整理了14号国内报纸的第一版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对他们的图片，排版，文字等进行了评论和打分，并从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该媒体的评价，他说，他很欣慰看到媒体面对重大事件的成熟和反应的速度，但是也对一些媒体的表现感到失望，痛心。他说“面对悲剧，公众需要知道的一是内情，二是及时的报道，三是如何凝聚力量，来渡过难关，而不是通过有视觉冲击力的死亡照片来迎合报纸的发行量，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张有关地震现场的照片，对我内心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想的到，如果我们的媒体不负责地发出更惨忍的现场照片，对于四川的地震受害者来说，他们需要担负的是心理上一场更大的地震！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我们也看到报纸的封面或第一版的运用上，过多地投放了广告，虽然报纸要生存，这一点也无可厚非，但在大家踊跃捐款时，难道我们的一家媒体像往常一样将广告看的这样重要吗？对一个国家，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千万人捐款，数亿万人关注的事件，我们有一家报纸竟然在第一版用了90%版面的广告，而汶川地震的报道只有一个标题！这样的无情报纸和残酷的地震有什么两样？”

而在他的这篇博客日志中，东方早报在5月13日的头版封面被给予了120分。通过对比下面两个封面我们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

不论是谁，看到《东早》的封面，应该都会产生心灵上的触动，压抑的黑色，醒目的数字时时提醒着我们这场灾难给我们的剧痛，虽然没有照片的陪衬，却能让每个看到的人感受到深深的悲痛。而右边这份报纸呢，看了同样让我们心痛，但心痛的不是大自然的无情，而是在灾难面前，竟然还有这样无情的只关注自己的钱财利益的媒体的存在。

之后一段时间，我在《东早》的网站上翻看了一年来它对于地震的报道，大大小小一共有上百篇，而其中我主要看了从5月13日到6月12日期间的报道，看完之后我对《东早》的好感又增加了很多，它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和媒体的进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在过去，每次遇到重大的灾难，媒体的报道都是比较封闭的。而这一次，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及时和开放，地震发生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深入震区去搜集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等着官方发布的信息。《东早》也是第一时间派出了十多位记者和摄影师到达灾区第一线，进行了全面细致，饱含深情的报道。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一个个数据和现场图片报道便赤裸裸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就在《东早》13日的报纸上，除了头版，更是用了A版共23版中的13版来记录汶川大地震，震级、遇难人数、救援人数，政府措施、派遣军队数，救援物资数量，灾民的生活„„版面之多，甚至超过了很多政府官

方媒体。更值得赞扬的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媒体，在这十几版报道中，我几乎看不到一个广告和一篇不相关的文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媒体的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

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报道中，《东早》每天都会用最前面的将近20版的版面来全方位地报道汶川地震的最新数据和救援情况，将最详实的信息第一时间报道给公众，以公正、客观的表现形式向公众持续、集中地传递着抗震救灾工作的相关信息，着眼于灾区具体的灾情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报道，刊发了大量可亲可感的现场文字，每一次生命奇迹的刷新都牵动着读者的心，汶川的现实将“七十二小时”黄金时段这一理论击碎了。黄金时段之外不断有生命存活，九十六小时、一百二十小时、一百四十四小时、一百六十四小时......都有生命存活。每天都有记者从现场发回的及时而详细的报道，还有地震中所记录下来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让我们为生命的坚强而感动，同时也凝聚了所有人的心。其次，在这六七天中对主震（八级）和各种余震（六级有四次、五级有二十六次、四级有一百六十二次）报上都有直观报道和数据显示，让我们对八级地震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大地震给人类带来的损害更加清楚。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开放式的不断更新的全方位报道方式，媒体才能够持续地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推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共识的达成，有力地依靠事实来影响了公众的意见，从而引导了舆论。2.媒体将地震中的生命营救放在首位，相对于很多西方媒体一来就质疑中国的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行为，我们的媒体则将最主要的目光放在救援和人们的生活上，这其中不能否认没有政治上的原因，像老师说的，媒体其实是政府的工具，政府需要利用媒体来影响公众舆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我认为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人当时最需要的民族凝聚力和对生命的尊重。比如在《东早》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

（一）在大地震发生后的两个小时内，温家宝总理就飞抵现场指挥营救埋在废墟中的生命。提出“救灾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分的努力”的号令。

（二）胡锦涛主席冒着五六级余震的危险飞抵重灾区北川慰问灾民，并再次向救灾军队下达“灾情就是命令”的指示。

（三）从第一时间起至十八日止，成都、北京、兰州、沈阳、南京等六

大军区先后向灾区派出救灾战士十三万六千余人。

（四）为了在黄金时段营救生命，中国空军打破了两项世界记录：一项是空运规模的记录“全天空运量达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人”；一项是跳伞的记录“十五名空降兵在没有戴保护面具、看不清地面情况的条件下从四千九百九十九米的高空下成功跳伞”。

（五）为了营救生命，截至十九日十五时全国财政拨款已达七十七忆九千四百万元人民币。全国各界的捐款已达一百零八忆多元人民币。救灾物资已达三百零四万吨。

（六）派出专业的消防武警营救队伍和专业的医疗队伍若干。

（七）派出各行的志愿者已达六万余人。

（八）打通了三条通往汶川的国道。抢修灾区的道路若干。

（九）救治了伤残的灾民若干。

（十）较好地安置了灾民若干。媒体通过这些报道来引导舆论的走向，也体现出媒体在危机中对社会公众思想上同质化的作用，有点像大众媒体的社会整合的功能。媒体当然不是没有看到其中的负面行为，但此时我们最重要的是全国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抗震救灾，而媒体则应该将公众的思想引导到这根主线上，而不是去挖一些负面的报道并大肆批驳。所以我们看到，就算是有一些如贪污，逃避责任之类的行为出现，媒体也是尽可能的以中立客观的立场进行报道。从而更好的鼓舞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和勇气。

3.报道中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现在回过去看当时的报纸，那些文字和图片依然让我忍不住落泪，特别是5月20日《东早》用A版所有的版面对哀悼日的报道，让人感动到心痛，更感生出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深的爱。这里摘录几段： 汶川，请原谅我，以泪洗面

这一刻，我们举国哀悼

骤然响起的汽笛和警报代表我们的内心

向废墟下依然活着的生者发出最炽烈的呼声

这声音会除去你们心中的恐惧

因为你们一定能听到，我们不抛弃、不放弃的呐喊

你们一定能感受到，举国上下最坚定的信念

“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像万里长城一样，是永远震不倒、摧不垮的！”“每个生命都是国宝，要更坚强地活着”

还有那些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的父母；那些家人蒙难却仍然坚守岗位的干部，民警；那些积极加入到救援行列的同学们；爱情，亲情，友情„„每天我们都在被这些感动着，被媒体上那些震撼心灵的细节感动着，就连对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报道也都令人动情：温家宝噙着泪水安慰饥饿的灾民说：“饼干就要来了，奶粉就要来了”。胡锦涛抱过灾民的小孩，用面颊紧紧地贴住她的脸，为的是给灾民传递一个信息：我们都是一家人。

而在一年后，地震一周年之际，《东早》也是专门创建了“5.12地震一周年”墓志铭版面，故事中的主人公们早已离开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是是这些媒体将他们的故事用细腻的描写告诉给所有的人，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人情也是新闻价值的一个判断标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灾难，媒体的这些充满人情的报道，永远不会被漠视，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媒体除了追求利益之外的温情的一面。

4.详实报道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帮助。面对灾难，不管是在报道志愿者，还是在报道医务工作者，不管是在报道募捐活动，还是在报道灾民生活，媒体常常突出一个主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东早》关于汶川地震的专题中，有一个板块叫“献爱心”。在很多报道中，有母亲抱着自己的小孩，让小孩把捐款放进抗震救灾募捐箱里，而母亲则对记者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我们带小孩来感受一下。”或是一位拾荒老人，在募捐点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放进募捐箱里。正是在这样传统文化的鞭策下，短短几天里全国各界群众就募捐了上百亿元人民币和物资。特别是对港奥台胞和海外华侨筹款救灾的报道，更是表现了这个主题，如“台湾街头小学生们将自己的零币投入募捐箱”的报道、“台商林朝济主动给灾区送帐篷、送消毒液”的报道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

而在献爱心这个主题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国际社会对汶川地震的支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首先致电温家宝总理对遇难灾民表示哀悼并提供经济援助。先后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首脑向我国灾民表示哀悼。美国、俄罗斯、伊拉克等二十三个国家向灾区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和数千亿吨物资的经济援助。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更派出了现代化装备的救援队在灾区进行救援的工作。台湾也派出二十人的医务人员到汶川。这些报道让人们看到，人道主义精神是跨越阶级、种族和国界的，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应该互相支援，互相同情。

综上，从《东方早报》对汶川地震一系列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主流媒体的实力和观念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报道很成功地完成了对于公众舆论导向，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赞扬。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人情化的方式更拉近了媒体和公众的距离。我相信我们的媒体在今后的报道中会做的更好。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媒体加油。

第四篇：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汶川地震突发事件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广大公众的力量。从这次汶川大地震来看，尽管政府和民众有效地应对了这次突发事件，但广大公众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本文重点从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作用及优势，探讨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找到适合我国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大地震发生之后，整个国家也随之震动，胡锦涛总书记立即发出紧急指示，要求迅速组织救灾。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总指挥，19时10分许温家宝到达成都后就乘车前往震中地区现场办公并深入救灾现场安慰灾民为废墟中的群众打气，还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灾民。截止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相继召开三次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这次汶川大地震，政府的表现无疑是非常出色的，首先是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迅速公布，由于的公开，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而且温总理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带领大家抗震救灾，领导人的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全党和人民，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其次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这就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

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门紧急调动国家资源、做出决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除危机。所以，我们容易看到应急管理中对政府部门集权的需求，却不容易看到这个时候社会组织的参与同样有着急迫的需求。在政府所追求的资源与社会的高度动员、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目标中，非政府组织理所应当地成为行动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此次抗震救灾，非政府组织反应也相当迅捷，不慢于政府，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快于政府。5月12日晚，南京爱德基金会在成都建立救灾办公室，并拨款100万，紧急采购救款物资；5月13日，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抗震救灾行动，当天有全国的近30家非政府组织加入；5月14日，“国际心连心组织”就进入北川灾区。上面这些事实，反映出我国非政府组织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为抗震救灾赢得了时间。当然，这次地震灾害中，囿于法律等外部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只发挥了部分功能，社会组织功能还受到约束，尚待发掘，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在成长中。

一、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所表现出的优势非政府组织具有迅速动员群众的能力

汶川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因此突发事件中应急管理的关键，社会动员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知道，政府的任务指令到了行政体系的下边界，执行的难度就开始增加了。非政府组织多发源于民间，又一直在非政府性的社会基层层面运作，其工作手法中特别注重于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使用志愿者等方式。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可以将其与社会公众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友好关系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能将公共服务职能更好地深入社会，产生与行政体系相对接的社会机制。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十多家非政府组织还发出《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采取“各自行动，联合公告”的方式，13日当天就有57家非政府组织参加。

非政府组织的灵活反应性

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行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对于出现的新问题，行政体系由于受制于庞大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管理方式，有时还受制于某些政治原因或价值观因素等，往往行动滞后，或者形式单

一、简单。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迅速调整自己，针对公共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而迅速行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这次大地震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是非政府组织和民众自发组织的救援队伍；在印度洋大海啸的救灾工作中NGO更是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援救工作都体现了民间力量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具有更加灵活快速的反应性。

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优势

在应急管理的核心环节，非政府组织可以表现出自己专业能力上的优势。人们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缺乏专业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有其明确的宗旨和目标，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召集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在我们国家，尽管非政府组织的发育还只是处于初步阶段，但也能够看到很多组织已经拥有了很高的专业性。中国红十字协会在灾情发生后迅速组织调运灾区所需物资，组织医疗小分队奔赴灾区，为抗震救灾贡献了很大力量。

二、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地震救援中表现出的不足及原因分析对于那些不畏生死的志愿者们、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我们深深的感激。但在应急救灾阶段过后，我们再理性地梳理一下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却也看到一些不足。

救灾期间，我们看到有关部门曾发出这样的婉谢信：恳请志愿者另择适当时机前往灾区。原因在于志愿者数量众多、缺乏组织性，热情的志愿者为灾区增添了食宿和交通方面的负担„„很多志愿者是个人前往，缺乏组织性，他们满怀热情来到灾区，却发现无从插手。一些志愿者想安慰一些灾民，却不断地触碰他们失去亲人的伤痛，因为这些志愿者并不专业„„。我们不难看出，在面对“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害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协调管理志愿者方面，还没有一个具体管理的细则，诸多方面都还需要完善。以至于大量的志愿者充满激情奔赴灾区，最后却不能为灾区尽力。此外，救灾资源分布不均，有的地方社会捐助物资堆积成山，有的地方寥寥无几，这其中政府部门服务不到位是一个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行政改革进程的困难，许多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仍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特别是危害程度高、管理难度大的公共危机管理更是如此，社会力量的参与明显欠缺。当前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登记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这给实际操作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门槛过高，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非政府组织在通过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组织之前，必须先找到一个党政部门作为其主管单位，而且必须具有一定的资金条件；另外，登记注册的手续复杂、程序严格，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因达不到要求而不得不在工商机关登记，或处于地下状态。二是控制过严，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非政府组织运作的方方面面都被列入业务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主管单位的下属机构，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过于依赖政府，独立性不够。三是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在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体系，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从事违法活动，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声誉。

三、建立促进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美国非政府组织有着非常好的发展，与其相比，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有其优势之处就在于：

低门槛、严管理的全方位监管机制

美国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说是类似于大学的宽进严出。他们创建一个非政府的门坎相对很低，但对于非政府机构的监管却是非常严格的。首先，非政府组织的财务要接受联邦税务局的监督并且向公众公开。其次，非政府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必须接受包括律师在内的独立的第三方的审计。再次，非政府组织要接受行业自律。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功地发展成包括多个层次的相互依赖的网络结构。另外，媒体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也是非常严密的。他们不仅帮助非政府组织扩大影响，为他们招来支持者和捐款人，而且对于非政府组织都会先做调查，出现问题就追查到底。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机制

非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成长动力来自竞争。多数消失的非政府组织不是因为犯了错误、出现问题，而是筹款能力下降而消失。各个非政府组织除了进行资金上的竞争，还要进行对于人才尤其是对于志愿者的竞争。据研究统计，近来美国每年有超过六百万人在非盈利机构做定期志愿者，每年的志愿服务时间加起来要超过150亿小时，相当于七百五十万人的全年工作时间。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的志愿精神。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的竞争，那就是非政府组织对于捐款人的挑剔和选择，捐赠行为中，无论捐款人还是获赠人都是平等的实体，都有选择的权利，非政府组织也要对捐赠人进行“审核”，选择接受捐赠或是拒绝。

各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互相支持，携手发展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竞争的同时更强调合作与分工，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专业都很明确，非常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同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政府的支持有非常大的作用。例如，政府相应机构和大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体如联合劝募等等的培训项目，费用很低或者干脆减免，给非政府组织更多发展的机会。培训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政府的相关政策、税收、会计，到理事会的组成和管理、募捐的组织、通和交流等等，应有尽有。

总的来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优势还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特别是应对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突发事件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虽然较之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非政府组织自身需要不断完善、借鉴国外经验相互支持外，更需要的是各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支持，让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尽显其能。参考文献

赵语慧：

王乐芝、柏琳木《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蔡东进《大参考发展非盈利组织需要制度生态--以美国为例》

第五篇：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从抗击汶川地震看政府应急管理水平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伯君 张晓雯

一、对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应急管理成效的基本评估

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在这次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色，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总的特点是：政府快速反应、措施得当、效果明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对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经走向成熟。

（一）反应迅速

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灾、2003的“非典”相比，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率领社会各界与时间竞跑，出现了“第一时间现象”。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在震后第一时间作出了应对决策；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地震的信息；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第一时间布置救灾工作；灾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临一线，深入灾区靠前指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各地、各单位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多个医疗救援队赶赴灾区。在这场生死竞速中，新闻报道发挥了独特作用。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彰显出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成效显著

在危机爆发的几个小时内，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了重灾区，国务院总理坐镇指挥并亲临一线，为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时间内，各种救援工作很快就进入了一种紧张却有条不紊的有序状态。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两规模、一高效”：一是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的人力规模空前，调集投入抗震救灾的物质种类和数量规模空前；二是在调配和使用好、发挥好这些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上效率之高也是空前。这些都体现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能力已经完全能够应对汶川大地震这类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体现了这些机制和能力已经基本上具备国际水准。由于政府应急管理得力，抗震救灾成效明显，众多的受灾群众得以脱险，人员伤亡和损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三）以人为本

本次抗震救灾充分体现了“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贯穿抗震救灾的全过程。这场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救援行动是在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的。受灾地区山高路险，受灾群众居住分散，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党和政府领导人冒着危险，亲临灾区指挥救灾，与百姓零距离接触，手与手相握，心与心相通。通过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使这场抗震救灾成为规模空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四）信息透明

1976年唐山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只是在3天以后发了条简讯，国家3年后才公布了24万人的死亡数字。32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汶川大地震发生几分钟后，新华社就发布的信息，接着各类媒体追踪发布受灾信息和抗震救灾进程信息。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与时间同步。由于信息快捷、公开、透明，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灾情，抚平了公众的躁动和不安；信息公开，使人们直接获知灾情的惨烈程度，直接了解中央抗震救灾的部署和行动，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关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五）协同应对

一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空前合作。除了捐款以外，急需的帐篷、医药、食品等都得到了社会的积极支持。服务类支持，包括医疗、心理援助等都有效动员起来。二是参与的部门非常协调，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达到了很好的救助效果。三是对外合作规模空前。不仅接受了国际上基于道义的礼节性慰问，还公布帐篷需求寻求国际帮助，接受国外资金和救灾物资的捐助，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灾区，允许其他国家的军机运送物资到灾区等。

二、对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应急管理不足的检讨

虽然汶川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信息的沟通交流，广泛的社会动员，构成了应急管理机制的核心，应急管理成效明显，但政府的应急管理系统仍然存在一些可挑剔的地方。

（一）应急预案存在不足

国家减灾委灾害救助的先期响应级别是二级响应，级别不够到位。尽管当天夜里就改为一级，仍然错过了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这反映了我们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及其灾害风险评估标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实这个问题在2008年初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时就已经暴露。政府必须尽快修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中的预警与响应分级标准。

（二）通讯系统脆弱

从应急的角度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应急预案，信息的获取，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的基础条件就是通讯保障。汶川大地震是继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后，中国通信史上发生的第二次超大面积的通信中断。四川、甘肃境内部分地区通信受到严重影响，汶川等多个县级重灾区内通信全面阻断。在整个救灾区初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只有阿坝州政府网站。阿坝州政府与受灾地区联系的主要渠道只有靠少量海事卫星电话。地震发生两天，仍有不少受灾地区通讯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影响了救援工作的开展。

（三）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

如果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在国家启动应急预案后，即刻出动飞机飞赴受灾地区探明灾情和架设通讯设施，确保信息通畅，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是应该做得到的。由于错失了利用地震发生后大约4个小时天气良好的机会探明灾情，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主要集聚在一个地方，并受到气候和道路的阻止，被调集起来的众多人力物力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四）救援设施落后、器械工具少、专业人员不足

通向重灾区的公路没有如期打通，除了险要的地形和天气因素以外，反映出我们在地震应急救助中的机械工具、手段的落后。倒了那么多的楼，眼睁睁看着被压者却救不出来，还是用手刨，比起从国际救援组织带来的先进的搜救工具来看，我们靠较原始的人海战术，显然是落后了许多。同时，救灾所需生命探测仪、警犬、破除器材、担架、医疗设施等均不够。各类救灾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救治人才等严重不足。

（五）协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方面存在不足

政府应急管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实现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优势互动、良性互动，还缺乏有效措施。在保障自愿者有序全面参与、积极合作方面，政府还应当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六）专家参与应急决策咨询滞后

在这次灾害初期应对过程中，政府就应该启动有关专家咨询机制，但直到5月21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才宣告正式成立。这对初期科学应对地震灾害是不利的。

三、进一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政府的职责。针对政府处置汶川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经验，提出加强我国应急管理和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急能力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特德·盖布勒、戴维·奥斯本人为，一个有预见性的政府应该采用预防而不是治疗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该被动的接受突发事件带给社会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预警预防上。建议政府在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完善各类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二是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体系；三是完善应对各类灾情的应急通讯设备；四是建立高效的综合性应急战略储备相关体系。

（二）成立综合性的危机治理机构

美、俄、日、法、韩等国都建立了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权力机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应该充分整合现有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和应急救援队伍，成立一个具有调动各种资源、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减灾部”或者“应急部”，规避“多龙治灾”的种种弊端，开展对重大灾害的预测评估、辅助决策和紧急救援等工作，从而形成现代化、综合性的危机治理系统。

（三）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法制体系

一要尽快制定并颁布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以更充分的法制安排应对比目前法律界定的特别重大事件灾害还要严重的个别极端巨灾事件。二要明晰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行政程序，不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要对公民的权利保障要有底线，对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的损害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与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责任。

（四）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

在危机后阶段，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了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公正甄别事件诱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减少类似灾难事件的发生和次生灾害的发生。如建筑物倒塌造成的人员伤害究竟是危机事件的责任还是建筑质量的责任，应该由于第三方鉴定。建立第三方的危机事后评估制度，其优点就是隔离了民众与政府在认识上的直接分歧，在科学和法制的基础上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

（五）建立政府应急管理检测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对分阶段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做好应急准备，选择最佳应对策略。一是要建立、健全联动协调机制；二是要健全危机预警机制；三是进一步修订公共行政绩效考评体系；四是建立社会应急网络，完善社会动员机制。

（六）建立政策性巨灾风险保障机制，提高巨灾风险承受能力

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首先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尽快建立国家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提高国家和民众对巨灾的承受能力。其次，利用政府财政资金作为种子基金，通过财政拨款、发行特定巨灾公债、社会资金、保险费用，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第三，考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资源问题。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市场机制，将巨灾风险在更大的的范围内分散，使国家应对巨灾的基金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

（七）建构研究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社会的不安全因素日显突出，如金融危机、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使得各国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应在制度上发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咨询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建立政府应急管理与学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促使政府应急管理的公职人员与学者之间在知识、信息方面的相互交流。

（八）建立善后修复转化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危害往往是与机遇并存。将承受危机的代价转化为新发展的契机，这是应急管理的最高境界。突发公共事件的波峰过去后，必须适时启动善后修复机制。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相关预防、处置的全部措施进行彻底、系统的调查；二要对应急管理全过程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对预防、应急处置、善后恢复等各个方面的评价，并要深刻剖析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三要对应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综合、分类，分别提出整改措施，并责成有关部门逐项落实。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制度创新和环境改变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