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五篇范文）

第一篇：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

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龙门山脉的南北走向在这一段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后果。时隔一年半,同样的不幸降临在加勒比海的岛国。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16点53分,海地共和国首都太子港地区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面对艰巨而严峻的抗震救灾任务,中国和海地对各自危机的应对及处理结果大相径庭。在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危机管理中,通过新闻媒体传递的各种信息,全世界共同见证了这两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重大考验。而在两次地震震后20天的媒介呈现中,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中国政府与海地政府的不同作为,也凸显出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在不同体制下所发挥的迥异效果。

一、两次地震灾难中媒体危机传播效果分析

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对社会管理来说是一柄双刃剑。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墨顿在早期研究中提出大众传播的正负功能学说,认为大众传媒既可以实现赋予社会地位和强化社会规范的正面功能,也具有麻醉大众、忽视重要社会问题的负面功能。危机事件发生时,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呈放大趋势,不同的传播立场与态度启动了不同的传播功能,这将导致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

通过对比两次地震的媒体报道可以发现,地震发生后的20天里,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能动地“创造”了历史。两次灾难报道中媒体的不同表现,对抗震救灾过程中建构国家形象、动员民众力量、表达人文关怀、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产生了正负两面的效果差异,其中优秀的媒体表现将沉淀为媒介发展的制度经验和精神财富,指引今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规律。

1.舆论引导影响民众力量。“在汶川地震报道当中,中国媒体不仅向人们及时报告灾情,传播信息,宣传典型,而且结合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及时主动提出议题,发表各种评论,有力地配合了抗震救灾斗争”[1],将团结群众、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演绎得淋漓尽致。

首先,及时将灾情、险情传播出去,将严峻的事实摆到每个人眼前,促使人们认识到形势的险恶严峻,必须团结一心才能渡过难关。全国人民焦急万分,在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整合成一支强大的抗灾大军。媒体对社会的整合效应在此时得到了最佳的发挥。前有一线军民的英勇奋战,后有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的支援,一组组前方的硝烟弥漫与后方的鼎力协助电视画面大大鼓舞了救灾士气。与此同时,一组组大型专题报道,充分运用议程设置的效果对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深度挖掘,浓墨重彩地连续聚焦和报道,为抗震救灾有序进行并不断向纵深推进营造了强势的舆论氛围。其次,用权威的信息来源强化信息的可信度和传播力度。“中央及地方媒体时刻把握社会动态,捕捉信息,设置议程,引导公众,运用权威意见来引导舆论,廓清弥漫四起的谣言,化解了社会压力,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消除了民众的焦虑感,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大限度保持了社会稳定”[2]。抗震救灾的举国动员,再次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优越性,证实了中国媒体承担着新闻拯救生命、新闻传递力量的重大责任。

海地的强烈地震使当地政府和媒体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向灾民提供帮助的同时,相关的灾情报道也几乎被外国媒体所垄断。海地地震后,前来报道的各国媒体关注灾情,向全世界呼吁救援,而部分西方媒体则无视灾民们的痛苦和无助,再次对灾民进行了妖魔化的报道,将镜头对准一些偶发事件,将灾区形容成犯罪不断的动荡之地,这对鼓励海地灾民坚强勇敢地渡过难关起到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从上述对比中显而易见,媒体正确的引导舆论,利于危机事件向积极方面发展,而歪曲错误的报道则会影响危机事件的处理结果。衡量一个社会或民族面对困境挑战的态度如何,与新闻媒体密切相关。在汶川地震中,媒体始终围绕着众志成城、夺取抗震救灾胜利、重建家园这一目标,用积极的事例做引导,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凝聚民族精神,营造温暖、和谐的舆论氛围。公众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感受到来自政府和集体的支持与关爱,在危机困难中变得冷静、理性和坚强,增强共渡难关的信心与决心。

2.新闻报道建构国家形象。中国社会的透明度,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汶川地震前11天的正式生效实施,更加让国人惊叹,令世界瞩目。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震情得到公开报道。国内新闻工作者用第一时间刷新了中国传媒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模式。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最新震情统计数据,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四川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天天如期举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消原有节目,直播《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各大主流报纸不惜版面,整版整张宣传报道汶川抗震救灾实况。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网络、手机,一时间所有传媒一起开动,全程进行“实况直播”。巨幅照片、现场特写、前沿报道、在线访谈,全面真实地报道了最新的现场、最新的感动。在这样的媒体迅速反应下,政府和军队的迅速行动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传播第一时间展现在了全世界的眼前。

这次抗震救灾,中国政府首次邀请外国记者到一线采访报道,对西方媒体的宽松政策使他们体会到我们友好、开放、自信的态度,全球各大传媒机构第一时间援引央视报道,这是首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央电视台始终成为欧美等西方媒体的主要信息源。使我们真正赢得了话语主导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为国家形象的提升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海地全国现有37家电视台, 188家广播电台。主要报纸有《消息报》(Nouvelleste)和《晨报》(Le Matin),均为私营,官方通讯社为海地通讯社。在此次地震中,当地媒体在对外传播上的直接表现就是在国际传播舞台上的严重“失语”,关于救灾的各方面信息完全被西方媒体主导,致使外国媒体有机会按照它们自己的观点抢先做出报道,从而丧失自身的话语权。海地媒体的集体失语和功能缺位,使海地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国力衰微、政府无能的弱小国家形象。没有做好与传媒、公众的沟通工作,使危机处理缺乏一个公正、有利的舆论环境。

在以上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媒体表现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媒体主动、公开与及时地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对整个国际良好舆论的营造以及对正面建构国家形象和媒体形象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和积极影响。新闻渠道的畅通,对稳定国内情绪以及民众后续的行动导向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正是由于政府的迅速行动和媒体公开及时的连续报道,使这次震动大半个中国的强烈地震没有引起民众的大范围恐慌[3]。

3.危机应对塑造民族精神。强有力的政府势必要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发动来组织人民共渡难关。然而面对着贫穷和战乱,面对着饱经痛苦和磨难的灾民,海地政府和媒体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而西方媒体呈现出的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和悲哀的社会画面。这是让海地人民失去信心和耐心、绝望情绪蔓延的重要原因。

4.价值选择决定情感表达。在灾难报道中,“生命财产”常常作为一个并列结构的关键词出现,即“生命(人)”与“财产(物)”具有同等重要性。然而,在此次汶川地震这场巨大灾难的报道中,“生命”是贯穿始终的最核心要素,个体的命运、家庭的悲剧、群体的情绪是关注的重点,每天受众们都能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看到对生命的关怀和救助。大量的现场采访、真实纪录和深入挖掘的感人细节,于灾难报道中闪耀出坚韧顽强、热爱生命的人性光辉。通过故事化、过程化、人性化的叙事和现场真实的细节特写以及人物个性语言的展示,将一个个抗震救灾英雄塑造成普通而伟大、血肉丰满的人物典型,充分彰显了中国媒体独到的人文关怀。

在海地灾难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地震中黑帮头目越狱逃跑”、“慈善机构贩卖孤儿”、“灾民涉嫌抢劫被击毙”、“海地商人趁火打劫牟取暴利”等负面新闻上,这对救灾工作的开展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部分西方媒体以近乎零度的情感报道海地的天灾和人祸,一些血淋淋的、极其悲惨甚至非常不人道的场面和不堪回首的细节经历被反复播放和描述,不时地刺痛被访对象和受众的敏感神经,有意无意地给海地灾民带来二次心理和人格上的伤害。

部分西方媒体认为灾难报道应该保持“客观的无动于衷”,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危机事件中的人们心理非常脆弱。这时,媒体的报道要在情感上给受众以关怀、心理上进行特别的安抚和疏导,体现一种特殊时期的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体贴人。任何客观的新闻报道都处在一个价值参照体系中,那些片面追求“看点”而不加节制的采访,忽视了受害者的情感,暴露出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淡漠。特别在危机事件发生时,一个称职的传播者首先应该成为一名道德的践行者、新闻良知的坚守者,在其职业操守和社会的公共道德发生冲突时,绝不能无视人性道德来换取所谓的传播价值。

二、从对比中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中国主流媒体“勇敢地正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迅速抵达灾害发生的现场,准确描述灾害的真实情态,及时跟踪灾害的变化过程,全力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鼓舞人民抵御灾害的信心和勇气”[4],担当起了新闻拯救生命、传递力量、记录历史、捍卫良知的社会责任,为抗震救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很好地诠释了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的中国经验。

“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国的新闻体制与西方社会标榜独立却受利益集团操控、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新闻自由”的本质区别所在。在此次汶川地震的危机传播中,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新闻传播成功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中国媒体真诚地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与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新闻报道从始至终贯穿、融合了社会主义新闻党性“,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等原则在充分尊重和体现新闻传播规律的同时,对灾难报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服务大局”解读社会协调的传播功能。

汶川地震的危机传播在当下重新解读了20世纪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三功能说”中协调关系、统一思想的社会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不同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才是保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而媒体所执行的正是联络、沟通、协调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功能。面对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的次级群体,宣传是一种能“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融合成一具有共同的意志和希望的集合体”[5]。

在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必须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不盲目追求轰动效应,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公众正确看待和应对灾难危机。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弘扬主旋律是危机传播中重要的新闻原则。重大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危机传播需要多个部门的相互配合与协作,这些部门应当积极协调立场,达成共识,用同一个声音对外发布信息,形成合力。事实证明在大灾大难面前,我国新闻媒体将长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热情、爱国激情、主体意识和奉献精神,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过程中,能够发挥协同效应,形成了“几乎一致的正面声音”。全国各大媒体在党中央抗震救灾思想的领导下,对汶川地震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的播报,以客观的视角、及时的报道、深入的宣传,向人民群众传递着党和政府的声音,向全社会发布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坚持为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报道方针经过汶川地震的实践检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优势。

2.“引导舆论”诠释议程设置的实践意义。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职责,既反映了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与本质要求,又体现了新闻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新闻党性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政府和媒介的紧密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恰恰有利于危机传播中责任主体(政府)和传播主体(媒介)间的相互配合,以有效地促进危机的解决,这也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目标所在。为了避免因危机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或次生危机事件,在现实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要求危机的责任主体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社会开放的基础上加以“必要”且适当的引导和控制。“而传播主体在非常时期,也应服务于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接受责任主体的必要控制,这并非是要回到过去刻意回避灾难、报喜不报忧的传播模式,而是要求信息发布与媒体传播做到最大限度地有序化”。[6]

从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的专业行动路线来看,中国主流媒体危机传播的“阶段意识”已经形成,“在迅速报道灾情之后,随着伤亡人数的上升,将下一步的媒介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抚慰公众的心灵,同时还要想到第三步、第四步,以便主动、灵活地协助抗震救灾的诸多工作。在不同的阶段突出不同的信息,同时又自觉地控制某些信息”[5],对各方面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报道程度和力度的慎重把握。这样的议程设置过程,在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统一上取得了相当扎实的成就与经验,在组织舆论、引导舆论方面坚持了一贯正确的政治导向,及时而系统、全面而正面地报道,安定民心,防止流言,迅速团结起各方力量,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抗震救灾的顺利进行。

3.“以人为本”体现宣导抚慰的媒体责任。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的提出,是建立在受众尤其是处于公共危机中的受众产生普遍焦虑情绪的基础上的,受众在进行媒介接触时受危机传播的信息影响而产生的情绪和态度更可能因受到动感情的呼吁而改变。有情感的传播较之逻辑的信息传递更可能给受众传递有效讯息,让受众认同并接受[7]。因此在灾难危机传播中,媒介情感的表达应更加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改变了抗震救灾的面貌,也升华了整个报道的主题。在汶川地震中,党、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无数感人事迹及其相关报道,最生动地体现了关切生命本身、尊重生命尊严、突出人民主体性的新闻原则。

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宣导抚慰功能的有效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构造了“媒介所期望的环境”[8]———唤起、宣泄、抚慰受众的悲伤、哀痛、感动、义愤等诸多灾难新闻情绪,又较好地实现了情绪的节制和转换,充分体现了我国新闻媒体以人为本的崇高理念和亲民爱民的深厚情怀。这也正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闻战线的最深入实践。

4.“与时俱进”要求媒介体制的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要求,是社会主义新闻长期实践和不断探索的宝贵成果。坚持“与时俱进”的新闻党性必须以极大的胸怀、敏锐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不断的开创进取中增强自身的活力。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而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地震发生后,以“多种类媒体整合传播”为最高策略,纷纷建立了以新闻中心为主,博客、播客、论坛、wap等多个频道和部门参与的报道团队,快速形成了多元化一体式的报道机制。不少网站还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合作,通过优势互补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作用。地震中的中国媒体,打破了以往陈旧的突发事件报道形式和沉闷无力的宣传格局,冲破了新闻披露“单一化”、“单渠道”、“单音讯”的僵化模式,重新树立了中国媒体独立开放、勇于创新的新闻理念。

三、结 语

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无论对国家政府还是新闻媒体,都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它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创巨痛深的影响,集中而尖锐地考验着政府和媒体的决策与应变能力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危机传播,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新闻媒体的职业水准,也能折射出它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开明程度。在汶川与海地地震震后20天的危机传播管理比较分析中,中国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和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责任意识,在信息及时公开的前提下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努力使消除和解决危机的观点和事实信息形成传播强势,营造化解危机和风险的舆论环境,是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取得成功的硬道理。我国媒体更应从争取国际话语主导权,提高舆论引导力的高度,坚持新闻党性原则,从对重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理性思考中,梳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规律和传播策略,使中国特色的媒体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在新形势下彰显出更加先进成熟的面貌和独特优势。

参考文献:

[1]邱沛篁.充分发挥新闻传媒在战胜重大自然灾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Z]∥抗震救灾与媒体责任, 2009-06.[2]何冰.危机环境下的媒体责任与应急反应[Z]∥抗震救灾与媒体责任, 2009.[3]林如鹏,吴非,冯韶文.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中国家形象的再次塑造[C]∥震撼———媒体回想.北京: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2008.[4]高钢.四川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精神解读[C]∥2009.[5]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6]董天策.在开放与控制之间: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与尺度———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经验与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7]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 228.[8]蔡雯.理智与情感间的困惑———从“五胞胎”新闻看媒介的舆论引导[J].新闻记者, 2002,(5).基金项目:四川大学社科重大专项计划“汶川与海地震后20天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晓黎(1956-),女,湖北孝感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董子铭(1983-),女,吉林吉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雷力(1986-),女,贵州金沙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网站编辑：申国敏

第二篇：从汶川地震看危机管理

从汶川大地震论危机管理

2012级传播学（2）班 马优优 学号：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是2O世纪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验。灾难发生后政府就及时给出一个很好的并且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众多成就之下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赞扬。

【关键词】汶川地震、危机管理、新闻传播、政府

【事件回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短短的几分钟，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此次灾难造成69142人遇难，17551人失踪，伤亡惨重（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破坏，导致地球活动频繁也就意味着自然灾难频繁，每一次的灾难都会带给人类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伤痛。然而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打击，更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党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而我们最敬爱的温总理也在灾

后四小时内出现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席在知道灾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又短又赶急的时间里，因为有中央坚

强而有力的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不断在灾区集结了一支支以

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抗震救灾团队、医疗卫生团队和消防队伍

一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这就使得救援进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终是危机管理原则的首要原则，在危机发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危机处理的关键，因为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快速做出处理方案，果断行动，才能

较好的控制了灾后的各种不良的连带反应。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就是讲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早一秒种就可能就活

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尽百倍的努力”的呐喊感动着世

界各国人民。“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时间过后，营救

记录一次次的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在不断的努力中被创造。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处理各种危

机的发生。在灾后抢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

发出公告，为表达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将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为遇难同胞致哀。中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寄托了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这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不畏艰辛、众志成城的情怀，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是一个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国家。

危机的传播与管理，媒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媒体和危机传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机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媒体感知危机的存在，使其对危机的重视，并且能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理危机。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危机面前人人都是记者。当时汶川遭受强烈地震时，就有学生将室内的震动情况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发送出来，后被各大网站转发播报。政府在也在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于是人们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的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多种渠道中获知灾情。之后各大知名媒体赶到现场进行跟踪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在不同的媒介向民众报道灾区灾情，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广播等众多媒体也中断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时，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播报地震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及时告知有关灾区伤员和损伤情况。全国各地区通过了解信息后，各地区政府纷纷组织各地民众进行捐赠（筹集）物资并向灾区运行物资和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增援，就连学生没也纷纷向灾区献血捐钱，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们不光忙着帮忙筹集物资，而且我们还在各大电视台或者网络中学习到很多的防震知识，这对增强了民众的防震意识提高全国民众的预警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种种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全国民众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灾区的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努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过媒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国外各知名媒体都对中国抗震予以报道，也通过此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帮助，这也加速了抗震救灾的进程和效率。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危机管理中媒体的传播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也就说明了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此次的危机政府处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处理成功的关键，而且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得救灾进程能够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灾行动速递快、效率高创下历史之最，不仅表面了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

2、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吴宜蓁《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

4、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丛书《危机传播经典案例透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篇：从汶川地震的央视报道看政治传播

从汶川地震的央视报道看政治传播

摘要：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反应迅速，及时作出准 确、全面、客观的报道，从报道效果来看，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日渐成熟，发挥了较好的媒体宣传和 舆论引导作用。本文系统的分析了央视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并阐述了突发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的互 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政治传播会更加紧跟时代步伐.关键词：汶川地震；央视报道；政治传播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反应迅速，迅速派遣 记者、摄像前往灾区，此次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力求客 观、高效、透明，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5月12 日，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 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从5月12日 15：20-5月13日20：00，节目跨度超过26小时，以“同 一主题不间断播出”，对白天和午夜时段实施了直播 全覆盖“。其中，自5月12日22：00起，综合频道还与新 闻频道实现了同步并机播出。直播节目首播新闻200 余条次，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获取震区新闻的主要信 息源。直播报道第一时间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并 及时进行权威发布，对于地震的流言及时辟谣，稳定 了人心。” ① 这一次对地震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中央 电视台在对突发事件的电视新闻报道和政治传播方 面已经成熟.一、突发公共事件与政治传播 汶川地震属于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是指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 类:(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 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 等。(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 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 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 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事件。(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② 所谓政治传播,从其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政治 信息的传播。广义的政治传播不仅包括大众媒介参 与的政治信息的传播,而且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 对政治信息的传播。狭义的政治传播是指大众媒介 产生以后政治信息的传播,也就是大众传媒产生以后 政府和公众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政治 传播是政治家、新闻媒体和公众之间有关信息传递的 一个交互式的过程。” ③ 大众传媒出现之后,政治传播从 内容到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一般意义上 的政治传播指的是狭义的政治传播,也即大众传媒参 与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传播可以定义为,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组织)运用有 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 行的政治信息的传递、接受、反馈的行为和过程。政 治传播者一般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 信息，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 时，公众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紧张、恐慌会引 起严重的后果，及时准确的信息传播有利于让民众了 解事态的发展，稳定民心，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大众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很大一 部分是政治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大 众传媒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喉舌，国家对媒体和舆论实 施严格的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占有权威的信息源。报 道什么、报道多少取决于政府公开什么、公开多少；以 及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做了些什么，采取了 什么行动，这些都属于政治信息传播的范畴。因此，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对事态的发展、大众舆论 的引导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都有重大的意义.二、央视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机制和 危机应变能力就受到严峻考验。从央视对汶川地震 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可 以看出当前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的特点： 1.迅速实效 迅速实效是突发事件报道的生命，是突发事件新 闻价值得以凸显的主要原因，是衡量突发事件报道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民众掌握信息的平台，是争夺受众 的关键所在。虽说中央电视台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 现场直播以来，现场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应对突发事件 的常规性工作机制，但很少有能这么快的.12日汶川地震发生在14点28分，新华网在18分 钟后即5月12日14点46分29秒发布消息。15：00，中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整点新闻头条报道地震消息，在与 国家地震局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及时介绍地震后当 地百姓生活秩序、交通及市政设施等状况，并不断递 进更新来自震区的最新消息。此间，新闻频道将15： 00整点新闻版面顺延至16：00，推出直播特别节目，深 入关注震情。在当地通讯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新闻频 道第一时间播发成都现场最新画面.④ 央视在15时播出的第一条与灾情相关的新闻，距 离地震发生只有32分钟。随后，在经过仅20分钟的 准备后，15点20分开始，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取消原有节目，开始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此时距 离地震发生只有52分钟。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24小时直播，打 破了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并以播报、访谈、连线等形式，同 时借助画面、图像等手段不间断地向观众提供灾情信 息，呈现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抗震救灾的场景.⑤ 同时，第一批赶赴灾区的记者已经启程甚至亲临 一线，以高效的报道在第一时间把灾情传达给观众.在温家宝总理乘坐的飞机降落成都10余分钟后《,温 家宝总理赶赴四川灾区在专机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在 央视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及时播出了，准确传达 了中央对救灾工作的指示，影响全国.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迅速启动抗震救灾报 道应急机制，全方位、高密度地展开抗震救灾报道，及 时发布灾情权威信息，全面反映救灾工作进展，大力 报道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亲切关怀，报道灾 区各部门抗灾救灾的措施成效，生动反映抗灾救灾中 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广泛报道各地区各部门支援帮 助受灾地区的感人事迹。央视如此高的工作效率使 许多重要资讯得以在第一时间报道，使

公众在第一时 间了解灾情信息，为政府立即开展抗震救灾指挥工作 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保障，也帮助政府掌握了灾情发布 的话语权和主导权.2.公开透明 对媒体而言,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对灾难性事件 的公开报道，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很多突发事 件的报道，要么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没有公众想获知 的信息；要么言不及要，避重就轻，不披露大众关注的 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对 灾难报道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灾难发生后的责任主 体与传播主体都把灾难当成所谓的“负面新闻”而刻意 回避，也许只是几句话的一个通报，群众想知道的往 往听不着，群众很难从媒体了解灾情的最新情况。像 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事实，直到事隔

三 年之后的1979年底才首次披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在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次报道空前的透明，媒体对信息的公开程度是 大幅度的。报道中，媒体公开的信息很广泛：随时发 布死亡人数，实时播出救灾的进展情况，及时通报救 援队伍情况和中央的最新部署，公布救灾款项的信 息，公布灾区急需物资情况和数量，关注幸存者的生活情况和受伤者的救治情况......在新闻中，不掩饰、不 夸大地播报死者数目、伤者数目、城市损毁程度、遇到 的困难及救援进展程度等等.另外，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 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分别 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领域的专 家，发布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公开回答中外记 者的现场提问，而且对每场新闻发布会都进行现场直 播，不遮掩，不回避，真实而公开，透明而权威。葡萄 牙《快报》在《另一个中国》一文中高度称赞中国媒体 对灾情报道公开、透明，并说“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领 导层的能力”.3.全面持续 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 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 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 重点新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在直播初期，央视的报道集中在报告最新消息、救人救命上，以满 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从16日开始，央视对地震的直 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报道的主题逐渐向 防疫、灾民安置等议题过渡.中文国际频道开设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 直播专题除整点新闻追踪最新动态外，重点围绕灾区 群众安置、灾区防疫等内容展开解读，有关专题重点 报道中国政府妥善安置灾区群众的不懈努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国际频道编译播出《抗震救灾进行时》 等系列专题片，展示中国政府和军民上下一心、抗震 救灾，以及全国人民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的感人事 迹。《科技博览》60分钟特别节目《灾后心理干预》，分 析灾害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供心理疏导的科学 方法和建议；《心理访谈》聚焦地震灾区开展的“我要爱 ”心理援助行动，广泛传播心理救灾知识；《健康之路》 关注地震灾害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社会与法频 道近期推出特别报道《抗震救灾进行时》播发第一线 消息，《今日说法》特别节目《和你在一起》、《道德观察》 特别节目《生命的救助》、《法治视界》特别节目《5·12 亲历者说》，《携起手来重建家园》和《向抗震救灾英 雄致敬》两部标语短片，以及《有你有我有家园》 抗震救灾公益广告等。同时，CCTV还十分重视发挥 新媒体的传播优势，CCTV.COM网站联合新浪、搜狐、腾迅等各大门户网站第一时间引用CCTV的直播专 题信号，并专门推出了“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网”，重点打造《寻亲问友》、《领养孤儿》等20多个版块，受到广泛 关注。据统计，5月12日至23日，央视网共发布新闻 15100条，图片6700张，视频6529条，时长约335小 时，推出的抗震救灾报道页面日均访问量达2.06亿页 次，最高达2.47亿页次.⑥ 中央电视台24小时持续报道持续量大。四川汶 川大地震以来，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中断正常节目，持续直播抗震救灾情况。截至5月20日，中央电视台 各频道推出的直播特别节目总时长达676小时，创电 视直播史纪录。其中，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分别直播 151.5小时、156.5小时，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国 际频道分别直播126小时、80小时、69小时、54小时，经济频道直播25小时，科教频道、社会与法频道分别 直播7小时。此外，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9330条、时 长258.5小时，播出专题节目78期、时长29.5小时.⑦ 形式多样、全方位的报道，深度观察和分析的专 题节目，与动态信息高密度的播出规模互补，不仅满 足了受众实时的信息需求，也使人们对关注的热点有 了更为立体的认识，这一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做到空 前优秀.4.科学人性 在这次CCTV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过程中，CCTV快速反应，确立了以“综合”型报道为主的整体 直播策略，在直播的过程中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 个层次是受灾者的个体生命及国内外的援助，第三个 层次是专家解读、答疑释惑、心理疏导，第四个层次是 社会动员、卫生防疫、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和环境污 染等话题。这种直播的模式在于表情丰满，图层丰 富，信息传播及时立体，新闻语言的表情也更趋理性 化.在报道中，感性和理性的把握恰到好处。没有一 味地报道悲痛、哀伤和泪水,也没有过多地说教。极少 涉及财产损失方面的数据，所有数据都是与“人”密切 相关的,包括成功营救的人数、不幸死伤的人数、各地 救助捐款的数目,以及道路、通讯、电力等方面恢复的 数据。救灾报道和心理援助宣传相结合，更加科学和 人性化，体现了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和政府“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称,中国政府在 这次救灾中展现了对人权的基本尊重.5.震撼感染 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会带给人们绝对震撼的感 觉。而利用先进的电视手段将震撼场面或更深层次 的内涵表现出来是电视相比广播和报纸的优势之一。一张张鲜活的图片，一幅幅冲击视觉的画面真实 可信，富余震撼效果.以“生命大营救“”、救灾快报“”、新闻特写“”、DV 回放”等形式及时播出的画面素材，以艺术的形式展 现了人文关怀。直播中插入救灾动感画面、中央领导 同期声、生动的现场声等，有效烘托了报道气氛。无 数民众被央视的报道感动得热泪长流，在感动中加入 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中。央视的主持人赵普也在直播 之时，忍不住留下了泪水。这种感染力能通过电视媒 体这样一个“图、文、声”并茂的媒介传达出来，通过“动 之以情”的手法，有效地达到传播效果.正如国家民政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这次救灾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使社会救助力量得到了 更好的凝聚，提升了救灾的整体水平。政府借助传媒 的力量，提升了人气，树立了威望.三、三者互动，实现良好的政治传播 央视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给了我们许多的启发.从政治传播的含义中可以看出，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有 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媒体和公众。政治传播是这 三个要素之间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由 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决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要 求这三者形成互动的三角关系，互相影响制约，发挥 各自优势，使事态向好的方面转化，实现良好的政治 传播，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1.政府与媒体（1）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依赖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恐慌、谣言、舆论压力等一系 列不利因素都会朝向政府，而媒体是把双刃剑，既能 “灭火”，也能“助燃”。所以“，危机突发期政府必须包 媒体管理纳入危机管理的范畴，在满足媒体信息需要 的同时实现危机管理的目标”.政府应采取公开与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为媒体提 供相应的新闻空间，把权威性信息及时通报给相关媒 体，满足媒体的需要，控制媒体发挥积极作用，降低媒 体的消极作用。我们国家建立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 度，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起到了及时向媒体通报信 息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要依赖媒体向公众传递有力 的、也是政府希望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借助媒体有效 引导舆论，使政府的舆论导向与公众的舆论导向基础 趋于协调一致.（2）媒体对政府的支持与压力 在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积极作用在于：按照传播 的自身规律，对突发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及时传递信息，避免恐慌和恶化，进行正确的心理疏导，有 效引导舆论，正确树立政府形象。这些积极作用都会 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给予支持和宣传。而如果控制 不当，媒体也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如夸大负面影响，破坏公众情绪，瓦解社会心理防线，激起负面情绪，造 成人的精神松懈，危害社会稳定。这些消极作用都会 对政府造成一定的媒体压力，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 严重的后果。所以，政府与媒体要形成二者良好的互 动，政府要对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媒体也要 发挥积极作用，确保对突发事件的正确报道和政府形 象的维护.2.媒体与公众（1）媒体对公众的信息传播 在突发公共事件政治传播中媒体与公众关系上, 媒体占主导地位,媒体发布什么样的信息,怎样发布,直 接关系到公众接受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接受到多少 信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取危 机信息的基本渠道。如果媒体缺席或失语，公众则会 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可能导致所获信息的不实或 片面，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 要作出迅速及时的报道，做到不缺席，不隐瞒。注重 报道的真实性和导向性，做到客观、公正、积极，让真 相跑在谣言和恐慌的前面.（2）公众向媒体的信息反馈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可以向媒体提供大量的信 息反馈，包括事件之内的公众反馈事件发生时的真 实情况和事件之外的公众反馈急于了解的事件态 势。特别是处于事件之中的人民群众对于事件本身 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媒体及时将大众舆论反馈给政 府，对政府了解社情、民情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当人 民群众中存在有不满情绪时，媒体及时反馈这一信 息，政府可以据此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突发事件的影 响扩大.3.政府与公众（1）政府给公众以信心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形势的 紧迫，公众的不信任很容易非理性的膨胀，政府的公 信力和政治认同最容易缺失。所以，政府必须树立强 势的政府形象，以理性的判断和果断的行动给公众以 信心。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全面抗击危机.（2）公众给政府以信任 公众在突发事件中，则要以理性的判断和分析甄 别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正确的对待事态的发展，充分信任和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对突发事件处理措施，抗击恐惧，阻断谣传，凝聚力量，齐心合力，共同度过 危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在网络媒体出现后，达到了 极致。互联网为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政治沟通提供了 方便，在危机事件发生期，政府可以借助网络公布事 件发展情况、宣传最新采取的行动措施；同时，借助互 联网的交互性，政府可以直接与公众对话，在网上就 某个措施或计划的实施与公众一起讨论听取公众的 意见，公众可以及时地发表看法，为政府决策出谋划 策，反应事件发展的情况、公众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 他们的所需所求。网络背景下的新型政治沟通都极 大地缩短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距离，使双方的互 动更直接、更真实、更快捷、更多样，使得政府的形象 更具亲和力.从央视对汶川地震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的政治传播有了 很多新的突破，打破了许多旧的传播模式，更加成熟 并逐渐趋于国际化。在突发事件发生期，政府、媒体 和公众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是政治传播顺利开 展、突发事件成功解决、政府形象塑造和维护的基础 和关键。

第四篇：从汶川地震网络传播论青少年新媒介素养

从汶川地震网络传播论青少年新媒介素养

李文明吕福玉

【提要】本文围绕汶川大地震信息传播过程中“80后、90后”对网络媒体的使用情况，从地震信息的瞬间传播，论证了新媒介素养的基本义蕴——新媒体的媒介资源和媒体传播的综合运用能力与技巧；从赈灾传播的正面实例，阐释了新媒介素养的主要功用——媒介参与即“释放”与“赋权”，并从危机传播的反面实例，剖析了新媒介素养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关键词】汶川地震网络传播新媒介素养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使我们的同胞遭受了猝不及防的巨大灾难。所幸的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在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帮助下，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在许多方面均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从汶川大地震相关信息的网络传播中，我们足以对中国青少年的新媒介素养培育问题，引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推动媒介素养教育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文拟围绕汶川大地震的信息传播过程中，“80后、90后”对网络媒体的使用情况，透视我国青少年的新媒介素养。

一、从地震信息的瞬间传播论证新媒介素养的基本义蕴

80后、90后，这是两个背负期望与争议的群体。作为独生子女，他们被寄予了颇高甚至过高的期望；作为当代青少年，他们又被视为自私的、追求享受的甚至“垮掉的一代”。然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面前，他们以让世人期许以久和赞赏有加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新媒介素养，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地震发生后仅5分钟，腾讯网即通过QQ弹出窗口，发出了第一条地震消息。新浪、搜狐、网易、中华网等大中型网站以及千龙网、荆楚网等地方新闻媒体网站，均在地震发生后15分钟左右便发出了相关报道。万瑞数据的监测显示，5月12日下午15:00～16:00，各家网站的访问量呈爆炸式增长。网民们通过论坛、QQ、贴吧、社区等互动途径，形成了自己的舆论圈。无论是交流震感，还是询问平安，涉及地震的有效信息，都在瞬间传递了出去。无数的80后、90后在网络上发帖，呼吁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网络媒体特别是新华网、人民网等官方媒体网站中那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更是加班加点，无怨无悔地工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国、团结、大爱、支持、奉献等，在这些年轻人的血脉中流淌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亦在本次突发事件传播中经历了历史性的嬗变，跻身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之一。

台湾学者曾指出，媒介(medium)与媒体(media)常被视为同义词，这自然并没有错。但严格说来，媒介系素材，媒体则是呈现素材内容的管道或地方。其间的区隔，若按Shannon & Weaver在1949年提出的传播模式来分析，属於“中介”者，都是媒介；属於资讯来源或传播者，则被视为媒体。照此分析，语言、文字、印刷、声音、影像等素材，被视为媒介；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及其刊播机构，则被视为媒体。而网络既是媒介，也是媒体。其中，数字化资讯系媒介，互联网(Internet)属媒体。对于新媒体来说，媒介是研究媒体的重要资源。[1]有鉴于此，所谓新媒介素养，应当包括新媒体的媒介资源和媒体传播的综合运用能力与技巧。按照胡翼青的理解，媒介素养的本体意义最重要的得突出两个方面：其一是它所强调的受众信息接收行为的主动性；其二是它本身可以不断提升、不断完善。因此，媒介素养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或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行为与过程，它可以改变传播的进程。他提出，尽管所有传播都会涉及信息但并非所有传播都会涉及媒介，因此，以信息素养的研究来取代媒介素养，似乎更容易在传播理论中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2] 因为在传播理论中，如果说“议题设置”重在提出问题，“公共新闻”强调解决问题，那么，“媒介素养”则考虑吸收公众来一起解决问题。这符合大众传媒“公器”特质的要求。[3]

美国新媒介联合会将新媒介素养定义为：“由听觉、视觉以及数字素养相互重叠共同构成的一整套能力与技巧，包括对视觉、听觉力量的理解能力，对这种力量的识别与使用能力，对数字媒介的控制与转换能力，对数字内容的普遍性传播能力，以及轻易对数字内容进行再加工的能力。”[4] 有人认为，这一定义，意味着媒介素养的转向，即从“媒介批判意识”到“新媒介交往能力”的转变。[5]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勒斯里拜伯森学院的瑞尼·赫伯斯（Renee Hobbs）教授指出，作为动态的过程，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涉及信息的获取能力、分析能力、评估能力和传播能力四大方面。[6]据介绍，日本媒介素养体系的特征在于侧重“传播能力”，其媒介素养教育的出发点是强调视听能力和制作能力，媒介素养实践的着力点是“社会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这几个方面与欧美国家重视培育“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思路有一定的区别。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媒介素养

1教育应当借鉴日本的思路，构建符合国情的媒介素养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7]

1998年，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就把媒介素养划分为三种类型：内容素养（content literacy）、语法素养（grammar literacy）、媒之素养（medium literacy）。“内容素养”是最为基本的内容，主要指媒介所呈现的信息，包括节目制作以及节目中的行为模式等。“语法素养”针对的是每种媒介所使用的独特的“语言”以及生产要素，主要涉及媒介所独有的“语法”以及这些语法和生产要素如何与内容相配合。如：印刷媒介要素包括纸张尺寸、版面划分以及分段等；摄影时则要考虑景深、构图、抓景以及快门速度；广播要考虑音量、音调、混响和渐隐；而影视则包括切换、变焦、特写以及镜头长度等。“媒之素养”针对的则是每种媒介相对固定的特点，主要涉及单个媒体作为一种存在物或环境对传播的影响，例如通过email、电话或面对面的接触所进行的特殊交互行为等。[8]

在汶川大地震的信息传播过程中，80后、90后表现出超强的网络传播能力。他们利用互联网与同龄人及社会各界紧密交往，凭借突出的信息获取、分析、评估和传播能力，以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素材为媒介，同广播、电视和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相互呼应，在网络上不断汇集各类统计数据和多媒体文本，普及相关知识，开展疑问解答，并整合来自灾区民众第一线的各种“草根”播报以及通过手机等人际交流渠道所进行的相关信息资源，同官方渠道的信息资源相配合，形成了来自于多个层面的立体性的信息披露和交流机制，营造了空前公开、透明的地震信息传播格局，为抗震救灾的顺利推进助了一臂之力。[9]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灾害发生后，80后自由作家韩寒直奔成都，用自己的博客发布相关信息，发起网上赈灾捐助，并动用各个渠道的力量往灾区运送急需的手电筒、帐篷等。

不难看出，在信息时代，中国青少年已不再只是“网络的被动接受者和受害者”，而正日益成为网络的主动使用者和受益者。他们正通过网络的“媒介化”过程，逐渐实现自己的社会化，完成自己的“成人礼”。这无疑是新媒介素养的题中应有之义。

目前，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新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公众在受众-媒介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受众同媒介相互建构对等的一方，对于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媒介素养，正是存在于受众-媒体这一二元结构之间的隐性结构[10]，值得结合具体的案例，从正反两方面展开分析。

二、从赈灾传播的正面实例阐释新媒介素养的主要功用

在汶川地震中，通过互联网协助赈灾有两个典型事例：帖助空降与拯救军嫂。

实例1女孩网上发帖助军用直升机成功空降汶川

5月14日上午，家在灾区茂县的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食品科学系大二女生张琪，从收音机里听到救援部队正在汶川寻找空降地点的消息后，立即想起好友左婷家后山上有一块俗称“大平头”的空地适合空降。她火速跑到网吧，写下了《希望大家顶起来！》的帖子，分别贴在百度汶川吧和QQ群里：

有个地方特别适合空降！请救援人员速到那里。就在距离汶川县城往成都方向仅7公里的七盘沟村山顶。俗称大平头，是一块平坦开阔的山顶平地。最主要的是，那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下山后离县城仅七公里而且有新旧两条公路直通汶川县城。那里原本是打算修建大禹祭坛的地方。很适合直升机降落。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请广大网友顶起来。千万不能沉，如果可以请帮我把这条消息报上去，我用尽所有办法也只能发到这里了。谢谢，请救救我的亲人。电话135××××××××。知道救灾前线联系方式的网友见到后请速汇报情况，请求支援！多谢！

很快，这个帖子在各个QQ群中广泛传播，并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5月15日，经过近2000次的转载后，《新闻晨报》记者从网上看到该帖，迅速把它传送到四川省抗震救灾临时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军方指挥人员电话联系到张琪，了解了“大平头”的地形。核实情况后，军方根据帖子信息迅速展开勘查，并最终成功空降汶川。这一帖子，为及时选择机降场获取了重要数据，赢得了宝贵时间。这对时间就是生命的救援行动来说，可谓弥足珍贵。

实例2拯救军嫂王琢

5月14日下午，一名奉命开赴四川抗震救灾前线的武警战士，于整装待发前，在网上留下这样一个帖子： 为什么现在电视上不播报江油地震受损失的情况？我老婆现在7个月的身孕，没有食物和水，今天上午联系了一次，已经饿的[得]不行了，急需求救。现在也没有救援队伍去江油，电视上一次江油的灾情也没有报。

我也是军人，我们部队现在待命准备去四川汶川救灾，我愿意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去救灾区的老乡，可是我老婆确[却]没有人救。我马上就要出发了，也许很难联系她。虽然无论怎样我都会尽全力去汶川抢救灾区老乡，可是希望在江油的老乡也能跟[给]她带点吃的，哪怕一瓶矿泉水也行，求求老乡了。她现在在马路湾中国电信的门口公路上的一辆货车上，叫王琢，是老师。求各位老乡帮忙。

一位首先看到这一留言的网友，立刻以《一个去汶川救灾的军人恳求！》为题，四处转发该求救信。通过

博客、QQ群，该帖以滚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转发，最终被大型门户网站置前，引起大范围的关注。网友们纷纷向媒体和救灾指挥部反映情况。5月15日，王琢由江油警方找到，军嫂得到妥善安置。

台湾学者吴翠珍在《媒体教育不是什么?问与答》中，曾提出“释放”和“赋权”两个概念。按照她的解释，释放(liberating)，指个人在心智上能够穿透媒体所建构的迷障，不被媒体左右；更能进行社会参与，使用媒体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促进公民民主素养。赋权(empowerment)，则指个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体及其内容，通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体改善内容，乃至培养公民产制创意的、良性的、教育的信息，共同建构社区品位(connnumty standard)，从而提高社会的文化品质。

就“释放”而言，上述两个实例，分别是对广播和电视这两种传统媒体相关赈灾报道的具体因应。在实例1里，当广播中传出救援部队正在汶川寻找空降地点的消息后，大专女生手里有相关情况可以提供，但限于广播这一传统媒体反馈功能的局限，女孩选择了以网络发帖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参与。这不仅表达了她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也体现了其新媒介素养，而这正是当代社会中公民应具备的民主素养之一。在实例2里，当电视上对四川江油的地震受损情况缺乏播报之际，武警战士对身陷灾区并已怀孕7个月的妻子爱莫能助。情急之下，他索性求助网友。全国各地的不少网友见贴后，自发地通过各种手段发起寻找，终于解除了这位军人的后顾之忧。网络传播不仅释放了这位军人的关切、焦急、恳求之情，而且指出了传统媒体赈灾报道的盲点，也为网友透过虚拟的网络世界参与现实社会的赈灾活动提供了一次具体的机会。不难发现，这两个实例所释放的，不光是80后、90后在大灾大难面前的个体心智，更是当代青年的群体力量。

就“赋权”而言，“这类研究问题得到媒介素养学者青睐的原因之一是媒介参与可以让受众‘利用’媒介特点来维护个人权益、服务社会，从而体現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11]上述两个实例的本质，正在于通过利用网络媒介的特点，既维护了个人权益，又参与了赈灾动员、服务了社会大众。“可以说，媒介素养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所关心的终极问题是如何使一种认知理念化为公众行动，媒介参与行为只是其中一类，但却是受众通过所谓‘赋权’强化其自身社会行动能力的有效途径。”[12]这清楚地显示，在网络时代，“弱社会关系”正超越“强社会关系”，日益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助推力。

有报道说，由“我们的文明”组委会主办、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承办的“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网络公祭”活动，于5月18日14时28分隆重开始。网友的献花、留言在公祭网站上如潮水般涌现，令人心碎，令人流泪，令人感动。中国青少年以主动积极的媒介参与，诠释了新媒介素养的丰富内涵，凸显了新媒介素养的实际功用。

三、从危机传播的反面实例剖析新媒介素养缺失的严重危害

在本次地震信息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作为反面典型，也有两个突出的实例：“预测”地震、大骂地震。实例1“水命红颜”发帖“预测”5月12日中国将发生地震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一篇题为《我预测2008年5月12日中国将发生地震》的帖子在国内论坛、博客中广为传播。该帖最早出现在武汉社集网“武汉业主论坛——渭水城”中，发帖者的网名为“水命红颜”。作者称：

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也和国外的一些同行进行了交流。我预测，2008年5月12日中国将发生地震，地震的大致位置会在四川和湖北中部，可能整个中国都有震感。但我的预测不能在官方公布，因为没有实际证据，怕引起恐慌。我是武汉人，据我预测，震中应该离武汉不远，希望看到此帖的武汉老乡能及时通知亲友。大家作好防护措施。

网页上，帖子的发布时间为5月7日，部分跟帖也显示为5月9日。从表面上看，该帖的确发布于12日地震前。但经查证，发帖人系武汉社集网的工作人员，名叫刘波。12日地震发生后，刘从国外网站看到了有关四川地震的图片，便产生了通过加工该信息来炒作网站的念头。他以“水命红颜”为网名，在自己管理的论坛上对国外的帖文进行了重新编辑，并利用自己管理网站的便利条件修改了一些网民跟帖的时间，从而形成了该帖发布于地震发生之前的假象，制造了一个弥天大谎。真相被揭露后，刘已被社集网开除。那个所谓5月7日预测地震的原贴上作为预测证据的图片，其实是5月12日地震当天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网站上公布的地震数据截图。

实例2辽宁女孩因停止娱乐活动不能上网玩游戏而大骂四川人

5月19～21的全国哀悼日期间，一段长达4分多钟的视频，在网络上激起人们的公愤。一个自称是辽宁人的女孩因停止娱乐活动不能上网玩游戏而大骂四川地震，被网民称为“禽兽女骂四川人民”：

四川受震的朋友们你们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辽宁的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儿吧。我对你们就是说四川受震吧，也有一个怎么说，表示同情吧说不上，开心吧也说不上，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实话就是这种感觉的。

……

一些网友迅速启动“人肉搜索”，锁定这女孩系沈阳人。有报道说，该女孩很快被警方拘留。

一般而言，突发事件报道均系危机传播。危机时刻，既可以激发普通人的善良本性和大义之举，也可能触发某些人的阴暗心理和丑恶言行。在危机传播中，由于匿名等因素，网络信息往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需要网友特别是青少年网友具备较高的新媒介素养。透过互联网在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我们既可以看到网络传播的发展和进步，也可以看到网络媒体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网上报道差错不少、网上谣言还有市场、网上漫骂与人身攻击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了借赈灾进行网上诈骗的现象等。上述两例之所以典型，就在于其均有故意炒作之嫌。不过其手法并不新鲜。此前网上有关福建风灾造成某公司员工伤亡的虚假信息和“雅阁女”等靠“骂”成名的所谓“网络红人”，无不反映了新媒介素养缺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严重危害了网络传播的公信力。

好在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媒体具有一种“自我净化机制”。诚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所指出，总体而言，在信息公开、争论充分的公共领域中，理性将压倒非理性，正义将盖过邪恶和不智。同时，必要的监督、引导和干预机制也是重要的。[13]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作为网络的主要使用者和中国的未来，80后、90后的总体品质及新媒介素养，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相关信息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检验。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同网络媒体一道，完成了质的嬗变。这也意味着大难兴邦，我们网络媒体的未来必将更加美好，我们的当代青少年必将实现新的超越，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注释

[1]认识媒体，http://.cn，2008-04-0

3[8]白龙飞：《十年：追寻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轨迹》，《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

[9]李文明、吕福玉：《论突发事件的电视传播——以汶川特大地震前期电视报道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

[11]、[12]陆晔、郭中实：《媒介素养的“赋权”作用：从人际沟通到媒介参与意向》，台湾《新闻学研究》第92期，2007年7月

[13]张世福、孙光海、赵治国：《汶川大地震：中国网络媒体的嬗变》，《网络传播》2008年第6期

（李文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新闻传播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

吕福玉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315100，浙江省宁波市学府路1号，***，lwm86@sina.com]

第五篇：从化工安全环保事件看危机公关中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定稿）

龙源期刊网 http://.cn

从化工安全环保事件看危机公关中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

作者：杨眉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2年第03期

摘要：今年以来，福岛核泄漏、渤海漏油、云南铬渣污染．福仕大化等与石油化工相关的安全环保事故频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相关化工企业面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态度，也直接影响着舆论的走向。了解新闻信息如何有效传播，从理论高度审视信息的有效传播对于舆论的引导，对于化工企业社会责任感形象的树立显得愈发重要。

关键词：安全环保事故 新闻信息 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