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在制度的作用与演化看中国的诚信问题

第一篇：从内在制度的作用与演化看中国的诚信问题

从内在制度的作用与演化看中国的诚信问题

[摘要]制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起着关键作用的。内在制度既发挥着制度的一般作用，是外在制度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有着不同于外在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路径。诚信是内在制度的重要部分，诚信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与新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内在制度的问题。由于内在制度形成时间较短，外在制度不完善和惩罚制度的缺失等原因，导致我国目前诚信缺失严重。要从社会改革、注重文化传统等方面，改善诚信状况。

[关键词]内在制度；演化；诚信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5-2674(2009)07-0049-04

从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商业银行改革，到教育改革和足球市场，诚信问题几乎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无处不在的制约因素。本文把诚信作为社会内在制度的一部分，通过考察内在制度的作用及演化，更好地理解诚信问题，并提出解决诚信缺失的对策。

一、内在制度的作用与演化

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文明的重要性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休谟在《人性论》中就曾经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1]。制度的功能首先在于有效协调和信任[2]。作为由人制定的规则，制度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2]，它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而秩序鼓励着信赖和信任，并减少着合作的成本[2]。其次，制度能够保护个人自主领域，使其免受外部的不恰当干预，而这种自主对一个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制度能够防止和化解冲突，至少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冲突。第四，制度能够抑制权势和保障人们选择的自由[2]。最后，知识的不足是人类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知识的不足可以靠恰当的制度安排来缓解[2]。

内在制度作为制度的一种，它必然发挥着以上制度的基本功能。而与外在制度相比，内在制度又有着自己的特点：1.包含着大量经过精炼和检验的先人智慧；2.通常有能力根据实践和被认可的情况进一步地演化，也就是具有适应变化的先天优势；3.能被灵活地用于可少量变化的环境[2]；4.如果信任依赖于明晰的、相互的契约，而这种契约又必须依赖协商与监督，那么与之相比，建立可信赖的内化规则也是节省成本的[2]。

对于内在制度的重要性，古往今来的哲人学者早已有所认识，虽然他们使用的概念可能不同，论述的角度有所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了内在制度在构建社会交往、协调自我中心的个人和实现社会整合上的重要作用。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礼”，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的内涵是非常接近内在制度的。孔子强调了“礼”在创造和谐而可预见的人类行为，并使许多人能靠有限的资源在有限的区域内共同生活方面的重要性。西方的不成文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专著中突出了习惯的重要性。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这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都十分强调内在制度的重要性，指出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必须以演化的内在制度为基础，它们是有意识制定的、立法通过的规则，以及由政治过程决定制度整个架构的基础。

内在制度要实现其作用，也就是说制度的有效运行，是需要条件的。内在制度要发挥作用，其前提是要有相应的惩罚。“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2]。没有惩罚，就不会有人遵守制度。对违反制度的惩罚，外在制度依靠的是强制性的法制手段，而内在制度依靠的则是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违反内在制度虽然不会自动引发强制性的惩罚，但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会非正式地监督遵守规则的情况。违规者会落下不好的名声或发现自己被社会排斥，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遭到谴责或放逐。

内在制度的产生方式和演化过程有别于外在制度。有利于内在制度运转的条件不会是人为设计成功的，而只能象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在自然演化过程中自然生成[3]。

内在制度的演化“是一种分散化的试错过程”，“这一调整过程要由许多人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来引导。在肯定人类知识中必然存在局限的前提下，这种调整过程可被称之为是理性的”[2]。内在制度的演化途径是“创新和变异、接受和抵制(选择)、使接受者达到一些临界多数从而使它们被接受为具有规范力量的共同体准则。”“对内在制度的认可通常是非正式的，因为它们不会被硬性地强制执行(软制度)。最终，内在制度为进一步的尝试和演化性变革提供了空间。有些人在一定的环境中会违反一种既有的惯例和习俗。他们接受了受惩处的风险。因为他们觉得，破坏规则仍然是有利的。如果后来证明他们错了，他们将重新服从规则；如果他们做对了，其他人迟早也会看到这种好处，并模仿这种新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争相仿效这一行为，就会在共同体内形成一个临界多数，从而……逐渐地……新的内在制度演化出来。[2]”

当然，这一过程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活动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的竞争就有利于内在制度的形成与遵守，商业道德作为市场经济社会重要的内在制度，其形成与遵守与市场的成熟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博弈论已经给出了经济学上的证明。重复博弈的结果会导致人们遵守并内化商业行为中的诚信等道德品质(重复博弈)[4]。与此相反，尽管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与管理是必要的，但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则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并导致内在制度的扭曲与不遵守。

二、作为内在制度的诚信

根据以上对内在制度的简要阐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诚信问题。从制度的高度，充分认识诚信问题的重要性和作用

休谟在《人性论》中给出的决定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发展的三项制度之一是“信守诺言”，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诚信。诚信作为某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是影响人们行为并为社会或共同体所遵守的内在制度，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必然有着重大的作用。

就目前中国而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稳定的秩序，需要相互信任的制度框架的保证。诚信作为制度框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的部分，是一个社会，也是当代中国取得进步的前提与保证。诚信的缺失会导致人们之间信赖与信任的缺失，因而会极大地提高合作的成本，而合作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诚信缺失，则合作的基础动摇，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剧增，许多交易无法进行，改革要引进的许多措施、制度等也就无法建立。

外在制度的缺少以及伴随的后果，是人们易于观察到的，但内在制度往往是隐性的，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然而，内在制度的作用往往更具基础性，而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得异常明显与重要，严重制约着外在制度的创新。当前中国的诚信问题就是如此。改革就是创新，而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的重要原因，也是诚信缺失造成的。诚信缺失对制度创新的制约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及社会发展的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巨大的不同，对制度创新的制约作用呈现正相关关系，有时会对制度创新的能否成功起着主要作用。当诚信缺失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会在某些领域上升成为制度创新的首要制约因素。

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诚信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内在制度的建立需要时间。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社会对诚信的重视与追求是古而有之的，诚信也是维系中国文明延续的传统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滕文公》讲：“人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5]。“信”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观念之一。然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几十年的革命，特别是十年文革，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主的内在制度，而人为输入的新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内在制度；改革开放虽然也已30多年，但就形成内在制度而言，时间还是短暂，何况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冲击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内在制度在西方是经过几百年才建立起来的。中国处于破而未立的阶段，内在制度的缺乏不可避免。

二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执行保障的不完善。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制约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充分，其中政府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过多，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以政府名义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扭曲了内在制度自发演化的进程。市场的作用本来会导致人们遵守诚信的行为规则，但政府的干预改变了博弈的条件，使人们的不诚信行为获利，因而导致了不诚信行为的盛行。

三是惩罚的缺失。如前所述，没有惩罚措施的制度是无法实行的制度，惩罚是制度的前提与保证。诚信可以理解为对制度的遵守，中国相当普遍的诚信缺失，意味着人们对诚信这一内在制度的违反是普遍性的，而原因则是不诚信的行为没有得到惩罚。新加坡人遵守制度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违反者的重罚实现的，这种惩罚首先是体现在外在制度上，但人们对外在制度的遵守会培养人们遵守制度的习惯，并养成遵守内在制度的习惯。

诚信是内在制度，违反诚信的惩罚首先为非正式性，对诚信这种内在制度的惩罚往往表现为社会责难，人们不再与你交易等，既依靠人们的相互评价，交往，也依靠内疚等自我谴责。但在中国由于普遍不讲诚信，因而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极为弱小，很多情况下则根本缺少这种惩罚。在北欧一些发达国家，商业活动中如果不诚信，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社会风气不好，人们对不诚信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时，则意味着对不诚信的惩罚大大减弱，从而引发诚信缺失的普遍存在。

诚信的激励机制与惩罚可看作是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社会应当设法为诚信行为提供某种激励，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制度所应提供的。“没有认识到其官员的激励与其目标不相一致的机构，在长期中必然会崩溃[6]。宾默尔认为，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提到的这一点，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从内在制度的形成与演化看诚信问题的解决之道

探讨内在制度的形成方式与演化道路，有助于对诚信缺失问题的解决。诚信作为个人品质的外在表现，应当是个人在与社会其他人的长期博弈中形成的，是个人在现时的制度安排下，自觉不自觉地经过成本一效益分析后的结果。诚信往往被人看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似乎通过思想品德教育，宗教教育等就可以解决。笔者不以为然。一个人诚信与否有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影响，社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不会是，至少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修养的问题，而是现时制度(规则与惯例)下诚信能否为个人带来最大利益的问题。如果利益大于成本，则人们会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下养成或表现为诚信。利益小于成本，就不会表现为诚信。这一点为前文提到的博弈论所证明。

对当前社会诚信问题的整体看法，也与这一点有关。人们对好的事物的感受往往容易习惯，而对不好的东西可能更敏感。尽管人们认为现在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较为普遍，诚信缺失，人心不古，但如果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社会内在制度的实际状况，我们会发现，现实状况比我们认为的要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文革中造成的内在制度的废墟之上(就适应经济发展，适应改革开放，适应全球化，适应市场经济而言)，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内在制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对自由的尊重(尽管还不完善)，对自我负责的认可(下岗不再只是找政府)，对信誉的重视(信誉是诚信的一个侧面，对品牌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信誉的追求，也就是对诚信的追求)。现在问题最多的，往往是改革最滞后的领域，诚信问题也是如此。政治领域的改革最落后，所以问题最严重。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是最不彻底，甚至很多改革是以改革的名义，实际上走的是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因而教育领域的诚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各个领域的排行榜，从最好到最差，与这些领域的市场开放程度惊人地一致。同样是金融市场，浙江、福建等地的私人金融市场异常活跃，也异常成功。尽管这些金融机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支撑了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它们并没有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出现的呆帐、坏账过高，亏损、企业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而最难的贷款企业的诚信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诚信问题作为内在制度的解决，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内在制度既然是演化的结果，其必然有自己的演化路径，这一路径就是某一国家或社会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自然演化不会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不可缺少的外在条件就是具体的国情。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众多国家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外在制度是如此，内在制度更是如此。

这说明，解决诚信问题’，包括内在制度的建立，一不能靠传统的道德说教，二不能走计划经济、政府管制的老路，三是没有现成的、可以随手拿来的东西。其可行的方式，只能是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沿着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自发演化的道路，逐渐而行。当然，任何完全脱离开传统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念，而全部采用外来文化与道德等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系统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是很难成功的，百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儒家传统作为一整套信仰和价值系统发挥着“正人心、齐风俗”的作用。尽管这一价值系统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的需要，但诚信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只有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成功。这一过程不会以人的或者说长官意志为出发点而任意地缩短。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艰巨的过程。同时，我们也要象哈耶克一再强调的那样，相信人的自主能力，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包括诚信)的形成创造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如此之快，从逻辑上讲，也必然伴随着制度(既包括外在制度也包括内在制度)的创新，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对诚信问题的解决抱有信心。

宾默尔告诉我们：“主宰我们道德行为的实际准则远没有道德哲学家们从我们的文化神话中所抽象出来的东西那样美妙，但同时却更为复杂。人们所说的实践准则，我们称之为习惯、风俗或传统。这些准则既非绝对，亦非永恒。它们极大地为来自于社会和经济以及生物的进化力量而成型。”[6]正在崛起的中国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以及13亿智慧的人民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中，一定会生长出适应其自身发展的诚信、道德与内在制度。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4]张雏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6]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郭殿生

第二篇：从钓鱼岛问题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2012-2013年第二学期《形势与政策》论文

题目：从钓鱼岛问题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学院：自动化

专业：自动化

班级：

学号：

姓名：

任课老师：

从钓鱼岛问题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摘要：争夺钓鱼岛诸岛主权是日本为实现其世界军事政治大国梦和遏制中国强大的世界性战略目标的重要行动。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继抛出“购买”钓鱼岛的言论后又与台湾地区有关团体签署涉及钓鱼岛的渔业协议，在涉台问题上有不小的动作。从中日边境钓鱼岛争端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存在威胁。

关键字：钓鱼岛 关系 日本 外交 周边 安全 威胁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有史以来，钓鱼岛主权一直归中国所有。1972年美国将琉球主权移交日本时，一并将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管辖权也交给日本。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就钓鱼岛问题叫嚣，侵犯我国主权。我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我一贯立场的前提下，与日方达成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但钓鱼岛问题不容乐观。

近年日本层出不穷地采取了不顾及中国政府颜面的行动，不限于钓鱼岛而已，颇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例如，在日本的外国人自9日起必须申请新的“在留卡”，该卡“国籍等”一栏更改为“国籍·地区”，而在日本居住的台湾地区人员可在该栏登记为“台湾”。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当然不会轻易让步。去年秋冬起，包括钓鱼岛、黄岩岛海域在内，中国加强了海监、渔政执法，海監、渔政船去这些海域的频率增加了，并且日益呈现常态化。

针对日本通过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激化矛盾的企图，中国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政府将坚决维护主权。2012年7月10日凌晨2点，中国三艘渔政船巡航至钓鱼岛海域，8点后才驶离，据称是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执行休渔期间的一次海上例行巡航。中国海军则宣布，10日至15日将在东海海域进行实兵实弹演习。

于是日、中钓鱼岛争端在短期内迅速升级。从事态发展趋势看来，倘若双方不采取克制的立场，则两国在东海爆发一场军事冲突，未必是不可想象之事。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业已转移至亚太地区，无论中国还是周边邻国，对于带有军事冲突前景的国际争端，在战略规划阶段，自然要考虑到美国的相关立场。

《世界报》特约军事评论员陈光文表示，北京和东京都十分明白，中日两国之间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将会让两国损失惨重。但是，战争通常都是因为局部争议不断上升，最后因为突发事件或误解而导致“擦枪走火”的后果。当前钓鱼岛海域军事对抗气氛的上升，加上两方舰船不断靠近，很容易导致摩擦发生，所以中国和日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让“突发状况”和“点燃潜在的导火索”事情不要发生。但是，如果日本方面一味地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那么中国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一仗。

除了与日本外，中国还与一些国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领土与领海的争端，利益的争端，综合观察我国周边环境安全格局，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威胁主要有：

一、东北亚

东北亚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冲突之地，特别是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日本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努力，再加上在该地区有着广泛利益的美国，使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难以把握，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就当前形势来看，整个东北亚局势以和平为主，但随时存在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中、日、美、俄四大国在此博弈。朝韩矛盾、中日矛盾、中韩矛盾、中美矛盾、朝日矛盾、韩日矛盾、日俄矛盾、美俄矛盾这八对主要的矛盾相互交织，东北亚地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中亚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既是全球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更是主要国际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中亚地广人稀复杂的地理和民族构成，成为东突厥、基地、塔利班恐怖组织的活跃地带。中亚西部平坦，在理论上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西北地区构成威胁。中亚的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对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应该不渝地与中亚国家合作，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为中国西部打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三、南亚

印度作为新兴的霸权主义国家，称霸南亚，继而打败中国称霸亚洲是既定的方针政策。在前不久发射的导弹中命名导弹为“中国杀手”。“ 中印边界问题，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主要包括东段、锡金段、中段和西段。几十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前印度在我国藏南地区已经有十几万的驻军，和平收复藏南已经不可能。巴基斯坦作为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面临着美国和北约的要挟和恐吓，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出入印度洋最重要的路线之一。一旦南亚发生战事，中国必须不惜一切支持巴基斯坦，一旦巴基斯坦西化或者被印度占领，中国整个西南都将受到不可避免的威胁。

四、东南亚

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南海是中国重要的航行通道，中国所需要的大部分石油都由南海海路运至我国，一旦南海地区被人控制，我国的国家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南海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令东南亚各国垂涎的宝地。当前的东南亚各国，在日本美国等大国的支持下，纷纷扩充军备。美日等国的插手，制造“中国威胁论”，破坏原有的和平的南海环境，使得南海问题变的更加棘手。谈不好，打不了，拖不起已经成为南海问题的最真实写照。我国要努力抓紧当下的和平发展环境，建设强大的海军，以谋求杀鸡儆猴式的解决南海问题。]

五、中国的台湾统一问题

台湾问题一直是全世界中华儿女们的共同关注。近年来，台湾地区出现了非常复杂多变的局势，台独势力在遭到打击下，遏制台独的势力得到增长，国际反华势力插手力度加大。台湾问题形式仍然严峻复杂。台湾是我国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根本利益，解决不好将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问题。短时期内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把台湾问题长期化，时间越久，分离化趋向越严重，两岸的差异越大。尽早解决好台湾问题，避免台湾问题的国际化。

总结：中国还未完全崛起，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自身得以持续发展，在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以后，解决周边争端的难度就减少了，有的争端甚至会迎刃而解。何必在此敏感时刻，与强敌争一日之雄长？须知，国际反华势力就巴不得你躁动、膨胀，设若你躁动、膨胀，届时入其彀中，请君入瓮矣。即使从谋略角度着眼，也不应在同一时间段“四处出击”。中国在着手处理南海主权争端时，不宜同时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发难。这不但是顾虑到美、日同盟的因素，还存在一个“不以两个拳头同时出击”的传统战略概念。一言以蔽之，倘若忍不住要躁动、膨胀，则环顾国际情势，北约亚洲版可能脱颖而出，形成新的亚太政治格局，持之以恒，轻则中国与战略机遇期交臂失之，重则不免重蹈覆辙，前苏联面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围堵之结局，历历在目。前车之鉴，岂可不警惕乎？ 参考文献：

[1]薛理泰：《如何解读中日钓鱼岛争端》凤凰网2012.07.13 [2]牛立伟.《中亚军事地理》，《世界军事》.2011/21期.[3]峥嵘：《中日钓鱼岛问题剖析》新华网2012.07.20 [4]百度文库

第三篇：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一、引言：中国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

经济学上讲的垄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生产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导致的“自然垄断”，二是由少数厂商的合谋行为导致的“行为垄断”，三是由政府限制竞争的法令和政策导致的“法定垄断”。(一)自然垄断。

传统经济学理论定义的自然垄断是指如下情况：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最小有效规模要求只有一个企业生产。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作了重新定义(张帆，1995)。新的定义建立在弱可加性而不是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在单一产品的情形，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一企业生产给定产量的总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生产时的总成本；在多产品情形，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个企业生产给定数量的多种产品的总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生产该产品组合时的总成本。根据baumol等人的定义，一个行业被称为是自然垄断的，如果在有意义的产出区间，成本函数是弱可加的(baumol,panzar and willig l982)。可以证明，在单一产品的情形，平均成本下降意味着弱可加性，但弱可加性不一定意味着平均成本下降；在多产品情形，自然垄断不一定要求非平均成本下降不可。当一个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时，政府可能需要对该行业实施进入管制，以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无效率。另一方面，当只有一个垄断产生者时，垄断者就会索取垄断价格，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为了防止这种扭曲，政府就要对垄断企业实施价格管制。

不过，成本弱可加性并不是政府限制进入的充分理由。当政府与垄断企业关于生产成本或需求的信息不对称时，政府可能无法定出有效率的价格。缺乏竞争的压力会导致垄断者的x-非效率行为。政府必须在规模报酬(要求一个企业生产)与通过竞争获取信息并激励企业降低成本(要求多个企业)之间作出权衡取舍。只有当让单个企业生产得到的规模效率超过x-非效率时，独家垄断才应该出现。

另外，根据baumol等人的“可竞争性理论”，如果所有企业都可得到相同的技术，并且没有沉淀成本(但允许有固定成本)，那么，即使市场上只有一个垄断企业，潜在进入的威胁也会使垄断者有像竞争性企业一样的行为，因为，如果垄断者用垄断价格赚取超额利润，就会遭受进入者的袭击。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而不是现实进入)的作用，它迫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对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规制理论。(二)行为垄断。

一个经济社会中称得上是自然垄断的行业是很少的，更多的情形是有数个具有相当市场力量的寡头企业生产该行业的大部分产品。寡头市场的潜在危险是寡头企业通过形成卡特尔组织或默契合谋联合操作市场，提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扭曲资源配置。尽管一次性博弈中，企业间的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是难以维持的，但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是可以维持的。寡头市场的另一种可能是，少数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价格战”消灭竞争对手，最终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寡头企业也可能通过设置进入障碍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

寡头企业的这些反竞争行为是损害效率的。为了维持竞争秩序，政府需要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限制寡头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反托拉斯法，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主要是针对寡头企业的反竞争行为而制定的。

寡头企业反竞争行为的可能性与市场的集中度有关。市场的集中度越高，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越容易维持。因此，反垄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限制单个企业的规模来降低市场集中度。不过，限制企业规模也可能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政府要在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之间作出取舍。(三)法定垄断。

法定垄断是由政府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垄断。法定垄断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强效率的，另一类是损害效率的。

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政府将经营权特许给某个企业，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由于规模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巨额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的存在，对进入的限制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浪费。另一类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是政府为外部经济的内在化而授予企业和个人特定的垄断权，如为保护和调动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而设置的专利权。

损害效率的法定垄断与上述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不同，它是由政府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出于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政府常常创造一些人为的垄断。比如说，产业革命早期，英国政府通过授予特许权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

要在增强效率的法定垄断与损害效率的法定垄断之间作出区分常常是困难的。许多损害效率的垄断恰恰是在增强效率的借口下做出的。比如说，许多情况下，政府是以自然垄断为由而对本不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施加进入限制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主要任务是反寡头企业的反竞争性行为。但对中国这个处于转轨中的国家来说，最为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似乎不是来自企业本身，而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或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合谋。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垄断，几乎所有的行业，从行业进入，到产量、价格的制定，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家还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应该允许企业间的竞争。1979年之后，政府相继放松了管制，大部分行业出现了竞争局面。但是，一方面，政府在对一些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自然垄断或法定垄断)的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加以管制，而是听任政企不分的垄断者自行其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常常以行业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名，通过法令、政策、行政手段从事各种各样的反竞争活动。中国政府部门的反竞争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对本不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实行进入限制；(2)对不同企业之间实行歧视性对待，特别是对私有企业和非直属企业实行歧视；(3)由政府部门出面帮助企业进行卡特尔式定价；(4)对公共资源实行垄断；(5)用行政手段实行地区间的封锁。

虽然中国立法机关已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这部法律远不是一部《反垄断法》。它针对的是企业，并没有将政府本身的垄断行为纳入反垄断的范围。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也只是最近才开始讨论反垄断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以电信业为例，说明本文的主题：中国当前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

二、中国电信业开放的背景

技术上讲，电信业包括电信网及运营、网上服务、通讯设备(如电话机、传真机等)三部分，其中电信网包括本地网、国内长途网和国际长途网，网上服务包括基本服务(市话、长话)和增值服务vans(由于国外企业的进入，通信设备供给的竞争已相当激烈，故本文不予讨论)。在1994年之前，中国公用电信业的基本体制特征是：电信网的运营与基本网上服务合二为一，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邮电部既是公用电信业的经营者，又是公用电信业的政府管理机构。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许多企业进入到一些增值服务(主要是无线电寻呼)，但一则增值服务的比例很小，二则进入增值服务需要邮电部的严格审批，没有任何与邮电部抗衡的力量。简单地说，邮电部是中国公用电信业的法定垄断者。此外，邮电部也是邮政业的法定垄断者(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计划体制下，除邮电部垄断经营的公用网之外，中国还有30多个专用网，如军队通信网，铁路专用网，电力专用网等)。

1980年之前，尽管邮电部是法定垄断者，但由于国家对电话资费有严格的价格管制，电信业基本上是一个不盈利甚至亏损的行业。从1980年开始，为了实现“以话养话”，加快电信业的发展，国家开始松动了价格管制，主要措施包括：(1)1980年国家特别批准市话企业收取电话初装费，从而使之成为电话资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1986年国务院批准准许各省市区政府在长话、电报和邮政等业务中收取附加费，作为通信建设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1982年，国家对邮电部门在财政上实行了“倒一九分成”的优惠政策，即邮电部门利润或所得税只上缴10％，非贸易外汇收入亦仅上缴10％。同时，国家允许地方参与电信业投资(张宇燕，1996)。

价格管制的放松和财政优惠政策的实施大大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但在放松价格管制的同时，由于没有引入竞争，也导致了邮电部门的垄断定价行为。最显著的是电话初装费的节节上涨。比如说，在北京，住宅电话的初装费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200元，上升到1996年的5000元。移动电话的价格最高达到2．8万元。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国电话初装费、长途电话费(特别是国际长途电话费)等都大大高于存在着竞争的其他国家，如美国。在资费节节上涨的同时，电信服务的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比如说，1994年之前，电话安装时间在半年以上。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连114查询台都很难接通。此外邮电部门还普遍存在着强行销售和价外勒索等不合理行为。

对电信业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电信业的独家垄断，使得中国的电信业成为一个高盈利行业，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潜在进入者跃跃欲试。

最先登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属的通信兵部。1988年，总参通信兵部上书有关部门，寻求经营电信业之特许权。

第四篇：从公共关系角度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从公共关系角度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摘要: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是一种政务公开的良好运行机制，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他的主要职责是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世界各国均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社会各界及大众媒介发布权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本文将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必要性和亟待完善的地方说一下自己的认识。

关键字：公共关系

新闻

发言人

发展

优势

必要性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它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它是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它又是一种活动，当一个工商企业或个人有意识地、自觉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维持自己的公共关系状态时，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作为公共关系主体长期发展战略组合的一部分，公共关系的涵义是指这种管理职能：评估社会公众的态度，确认与公众利益相符合的个人或组织的政策与程序，拟定并执行各种行动方案，提高主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善形象，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与接受。政府公关作为公共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新闻发言人”是公共关系学里的概念。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国家机构任命或指定专职新闻发布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就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政府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政府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主要职责是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世界各国均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社会各界及大众媒介发布权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面对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由于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今天的政府不仅面临如何做好工作为人们服务的任务，也面临如何与民众实现良性互动并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的压力，政府公关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是一种政务公开的良好运行机制，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以下，本文将从六个方面阐述我从公共关系角度所看到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

我国早已设有新闻发言人，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成为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并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早期到2003年抗击非典前，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步阶段。多数政府部门对这一新生事物处于懵懂状态，这一阶段主要局限在中央一级部分政府部门领域，即使已经迈开步伐的部分政府部门也是稚嫩、小心翼翼，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步阶段特征是稚嫩、懵懂、被动，不敢越“雷池”半步。SARS之前，对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有的部委不配合，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信息渠道也不通畅，搞的非常被动。一个具体表现是2003年SARS初期，政府有关部门和部分领导人观念落伍，有意封锁信息，政府形象、政府声誉和政府公信度都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①

二、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到抗击SARS后期，中央政府调整了战略部署，国新办举办了8场新闻发布会，193政府新闻发言人频频出现，开始扭转了初期的被动局面。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这时我们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呈现出主动、推广、普及的特点。2003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如果说这之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被动起步的话，从抗击非典之后就开始了主动性的发展。

从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灾害的第一时间起，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新闻发言人表现出了另人吃惊的敏捷、冷静与成熟，各大新闻媒体也都作出了众多及时有效的一线采访和报道，地震灾难在考量着政府能力、考量着媒体记者的责任，也在考量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熟。

在这次抗震救灾催生新闻发言制度成熟的过程中，最亮眼的莫过于中国国防名片的首次亮相。这也是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国防部新闻发布制度尚在酝酿筹备过程中，没有准备好，也要出台。军队的信息公开也是政府对于突发事件反应的重要一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选在这样一个时期亮相是最合适不过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筹备与胜利举办，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又一新的里程碑。在整个奥运筹备举办过程中，中国一直在探索提高新闻媒体的开放、透明和公开，中国政府对待中外媒体采取了全方位的开放策略，允许外国记者对奥运、对中国实施透明的采访与报道，而且这种媒体开放绝非短期举措，而是长期趋势。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从长远看，也更加彰显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公众。

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方方面面的需要了。这时又顺势出现了一中新形势的发言人方式，即网络发言人制度。

统发言人制度相比，网络发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锐，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锋。但网络上的草根精神往往会弥漫在尖锐的发问上，所提问题也常常不容回避。网络信息传播形态的急速变化，让中国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舆论压力陡然增加，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甚至出现了“公民记者”，但目前各级政府应对能力却参差不齐。和传统发言人制度相比，网络发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锐，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锋。但网络上的草根精神往往会弥漫在尖锐的发问上，所提问题也常常不容回避。

总体来说，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表现出有如下几个现状：

（一）传统的新闻发言人，基本上可以视作是单向传递“声音”的。基本上是你说我听。但网络的互性特点，对网络发言人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是“你说我也说”。网络发言人如果在政策水平，解读能力，表达水平上不如人意的话，那将是很难适应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网民的各种提问的

（二）鉴于对现实中各式发言人的普遍印象，人们担心网络发言人会否将现实中的“外交”辞令、行话套话和“打太极”照搬上网。当前不少地方的网络发言人名不副实，要么回帖针对性不强，含糊笼统，应付的多，质量高的少；要么回复迟缓，反应愚钝；要么高高在上，亲和力不够。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网络发言人作用的发挥。”因此，有网友断言，衡量网络发言人制度能否走远，在于网络发言人如何纾解直面的戾气，腾挪出有限的空间，用网民们熟悉的讲话方式而非“网八股”，用网民可以接受的态度而非“无可奉告”，来解释和解决网民们的问题。

（三）网络发言人制度进入普遍的实践层面，尚不止于信息公开这么简单。政府与民间网络上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赋予发言人相当的自主权力，更需要构建一套联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能够将文字的表述转化为解决的切实手段，而不要让网络发言人成为形同虚设的招牌，或者作为应付新兴网络舆情工具。

至于网络发言人制度未来的发展，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形式的新颖，而在于实质性的信息沟通。归根到底必须回到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现实进程中来。没有现实中实质的政府信息公开，而期待“网络发言人”化腐朽为神奇，这只能是一种本末倒置。在我们看来，网络发言人制度进入普遍的实践层面，尚不止于信息公开这么简单。政府与民间网络上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赋予发言人相当的自主权力，更需要构建一套联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能够将文字的表述转化为解决的切实手段，而不要让网络发言人成为形同虚设的招牌，或者作为应付新兴网络舆情工具。

三、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新闻发言人作为公共关系学概念，是指负责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沟通的人。政府的公共关系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发挥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等职能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而主动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设置新闻发言人的初衷是要增强权力与大众的沟通，发言人背倚公共部门而面向社会，要披露政府信息，形成互动。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政府义务，新闻发言人是主动达成这一愿景的法定中介。他们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挣脱部门束缚，尽可能深切地投向公共性。这是新闻发言人必须要选择的左右之境，它们对应于可能获致的职业境界。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油，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隐蔽地引导舆论

（一）、随着现代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政府逐渐发现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要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必须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在这一局面下，政府受工商界主动利用媒体进行公共公关的启发，也设立起新闻发言人与记者招待会等制度以向公众及时提供资讯，力图通过公众的参与来获得公众的形象认可与施政支持。从此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政府高效施政的重要方式。

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随着研究的深入，传播学者发现议程设置过程并非如此简单，传媒议程背后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博弈的关系。

（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能促进政府形象的建设。

我认为，政府领导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闻发言人也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闻发言人制度将新闻发布会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定期举办，新闻发言人的形象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作为政府的形象，并将政府的形象立体化、生活化了。中国最早设立的外交新闻发言人就是代表中国的形象和外国记者打交道的，现在设立的发言人主要代表政府的形象和媒体和民众沟通。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对于地区形象的建设也是个名片。2oo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力举办了首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开课仪式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就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姿态给大家提了一条，“讲究逻辑，有理有节，善待记者”。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新闻发言人要讲究技巧，做好案头功夫。②

（三）、大众传媒在价值取向上也应将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相结合。在当前传媒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对于媒介经营者来说谁先发现和培育了潜在受众谁就能在未来的市场中获得先机，当前弱势群体正处于信息“饥渴”状态，比起其他群体，弱势群体无论是在生活、工作还是思想、情感等方面都更需要媒体给予帮助、支持和慰藉，他们需要大量的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资讯和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信息，而当前的传媒又无法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因此传媒经营者应有前瞻意识，在弱势群体这一潜在受众群体中寻找媒介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将这些“潜在受众”转变为“现实受众”，就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关注，研究对这一报道领域的深度歼发，这种努力一旦得到受众的认可，获得的回报也会是丰厚的。

（四）、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弱化政府工作专业化与社会公众沟通之间的矛盾。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之间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向媒体和公民及时的提供信息。在公众中努力的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参与和支持，是现代高效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式。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在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政府传播者。③ 在西方，不光是在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更像是公关人员，常常被称作“公共信息官员”或“公共事务官员”，是作为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存在。而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现在却更像一个职务，政府机构的专业化容易淡化政府与公众的直接联系和沟通，并造成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享受主义和政府工作低效率。

（五）、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机制。

公共危机是具有突发性的，可能严重地危及组织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性事件，大都为恶性事件，具有影响大、破坏性强、冲击性强等特点。如严重的交通事故，环境或其他污染，火灾等安全事故，还有诸如“非典”这样的新型急性疫病等等。在面对突发的危机事件，公众自然会出现恐慌，社会上自然会出现谣言，这时就需要政府出来坦然面对公众。澄清事实并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据研究发现，危机事件中谣言产生并迅速传播主要由于公众缺少真实的、可靠的、正式的信息资料和新闻。政府组织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推诿责任，导致时间拖延也会使得谣言四起。在“非典”最早爆发的广东，开始时政府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发布情况，甚至不让新闻媒体报道，结果小道消息盛行，造成极大的恐慌。后来政府宣布新闻解禁，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事实，谣言顿时下去，政府很好地发挥了组织传播的作用，清理了社会流言，安定了民心。④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有备而来，对突发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公共危机的准备机制、检测机制与反应机制。

四、我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必然的，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国家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滞后性，导致了我们制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仍然非常的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缺乏法律上的支撑和保证，还有待相关机制的改进与完善。行政职务系列到现在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位置，多数新闻发言人都是由其他岗位人员来兼任，很少有专职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以披露哪些消息，披露消息的具体程序应该怎样，披露的对象是谁，新闻发言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都没有一部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实施中无法可依，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将导致新闻发言人制度形同虚设。⑤22多年来，政府新闻发言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对政府官员的报道较多，对民众的呼声和要求反映得比较少，对政府机关的表扬多批评少等。这样的报道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发布公共信息、公众自由反馈意见实现传播沟通监督的目标。政务信息的公布与获取是个双向互动过程，目前只局限于我公开你接收，我不公开你就无从获取信息，政务信息公开对公众来说还远非常态。

（二）、缺乏必要的公关知识，公关意识淡薄

著名学者喻国明说：“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功能是政府公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法制化的缺乏、发言人的常任、专门的教育机构的设置等等什么叫公关?公关之父伯奈斯说，最好的公关就是说实话。当你不说实话的时候，即使你有很高的技巧，能蒙人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受到时代、舆论和历史的惩罚。设立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为了要把一个事情‘抹平’。” 然而，在我国不少部门虽然建立了发言人制度，但大家并不敢于说实话，也不懂得应该怎么说实话。这和我国政府人员公关意识的淡薄、缺乏必要公关知识有很大的关系。和西方政府长期迫于外界给予的压力从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同，我国的许多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突发危机后因行政命令迫不得已才建立起来的。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发言人制度在不少部门建立起来了，但实质上观念并没有转变过来。大家并没有认识到公共关系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有意识到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主动维护政府信誉、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根基。民主社会中，我国政府的职能正在向公众服务型转换，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观念也应随之转换。

（三）、新闻发言人团队不协调，机构不合理，合作不通畅。成熟的公众服务型政府都有专门的公关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公关部门一般要5—6人，另外还必须配备专人对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新闻发言人，作为沟通政府与媒体的桥梁，相当于这一公关部门中负责与媒介沟通的媒介人员。发言人背后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作集体，从事材料收集和了解情况等各项工作，跟进政府工作实施情况，来做好与媒介沟通的工作。事实上，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立较早、发展较成熟的外交部就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一个新闻发言人都要配备几名资料员来搜集各部门的信息。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新闻发言人团队才可以让新闻发言人工作落到实处，真正起到政府公关活动的作用。另外，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同样很需要。新闻发言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合作和沟通是信息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的保证。长期以来，我国的体行政设置“条块分割”严重，即使在同一个单位不同部门之间也缺乏沟通，这十分不利于信息收集工作。所以在准备发布信息前，必须有一支得力的团队和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作支持，而这些在我国都还有待于建设和进一步发展。⑥

五、针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

找到问题和缺陷所在，我们就要针对性的制定策略。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让社会公众真正拥有知情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能从制度上得到保障。

（一）、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框架。现代社会不能光靠少数人决策，必须要有一个社会各个成员共同参与的过程。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比记者还要有新闻敏感，必须专业化和职业化，将来应该有一批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转行到政府当新闻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机构也应该逐步引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加以培养，并且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新闻发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工作，使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真正成为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平台。新闻发言人实际上是专门用于向公众沟通政府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回答社会对于公共管理方面的疑问的专门制度安排。

（二）、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一方面让公众了解政府的工作和决策过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及时掌握公众具体想法与意见，随时做出调整，从而使政府决策更能得到公众的真心拥护，因为政府存在最重要的条件是信息沟通、取得民意。定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将政府部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对政策进行解释，对公众问题进行解答，这样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多点和适时的信息交流渠道。新闻发言人主要在信息交流、政策咨询、沟通协调等方面实现该职能。所以有人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视作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走向制度化的又一个信号：高素质的、掌握政府部门有关业务、熟悉媒介运作规律、能够最有效地通过媒介把信息发布出去的新闻发言人，将带给公众更多、更深入也更完善的政府信息。⑦

（三）、培养健全综合能力，加强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管理。政府新闻发言人业务素质要有全局感，口齿要伶俐，表述要逻辑清晰，面对媒体不能发怵，在公共场合不会过分紧张等。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从招聘、挑选、录用、培养、训练、提拔、重用、提高、普及等一系列环节入手，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四）、提高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素质，塑造中国政府新形象。政府新闻发言人提供信息越多越快，记者才越重视，公众也会更快了解。我们虽然都非常重视数字，但发言人要学会用更直观的数据说话，不能只摆数据，要会向受众解读数据。新闻官员要习惯与记者打交道交朋友，特别是要善于面对国外记者，提高应对国外记者的经验和能力。中国新闻发言人要参与决策，发言时才能做到自信，愿意讲话也敢于讲话。新闻发布时既要把概念术语讲准讲透，要深入浅出，让大众人士也能听清听懂。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开始主动采访中国地方新闻官员，并给他们打了很高的印象分。但从总体看，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能力还有待于加强和提高。中国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打破传统习惯，提高自身新闻发言的专业能力。

（五）、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传递网络。信息传递网络的建立，便于事发地政府在事情发生后及时向上逐级报告。目前，国新办已经制定了建设这一信息网络的有关细则。有了这个信息报告网络，突发事件报告的效率和责任将得到明确和保证。要尽快付助实施，信息传递网络要加快建设，地方政府新闻发布机制要内容清晰、责任到人，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因为新闻发言制度实行的快慢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形象建设。所以，要特别鼓励地方新闻官员在情况不都清楚的情况下也要发言，知道多少，先说多少，尽量不要拖延。

下面这部分问总结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一项公关活动，互动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从目前我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部门看，大多数单位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双向沟通的工作，因此很多部门都把工作重点放在向媒体发布信息上，而没有积极促进公众信息的反馈。很多部门公布的内容就是对本部门工作阶段性的总结或者对下阶段工作进行预告，而这些往往都是繁杂的数据统计、笼统的概括说明，信息发布成了成绩总结报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新闻发言人失去应有的功能。政府公关活动不是要单方面宣传，贯彻政府的意图，而是要在和公众不断沟通、获取公众意见反馈基础上推进政府的工作。

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要强调公众利益，根据公众的合理要求调整政府行为，要推进双向信息沟通，要让公众认识、理解和接受政府，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迈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步，这体现了政府公关意识的加强和公众知情权的觉醒。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熟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如何保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整性，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形式化，进一步明确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权利与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和支持的。

参考文献：①在北京市防治SARS期间临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长和国外媒体的对话

②南方日报，2004年07月21日，C01版。③《喻国明：保障知情权防止新闻发言人封锁新闻》

④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357-358页。⑤《中国新闻年鉴1984》，冲固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⑥《有效的公共关系》，[美]格伦·布鲁姆、艾伦·森特、斯各特．卡特里普，华夏出版社

⑦新华网

第五篇：从“小悦悦事件”看中国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小悦悦事件”看中国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举国震惊的“小悦悦事件”，迫使我们深刻反思国人的道德良知。在舆论纷纷谴责冷漠的18位路人，哀叹社会道德沦丧，呼吁我们树立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道德底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思考一下，不是一味地归咎于道德缺失，而应该更多地寻找我们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建设：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甚至无法可依

从前几年的彭宇案、许云鹤案到最近的小悦悦事件，一些法律相关人士开始呼吁设立见死不救罪，但从目前情况看为时尚早，是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的。与其思考立新法，不如暂时把注意力放到完善旧的法律制度上来。

其实，关于交通事故的救助，相关法律已给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①法律上的措辞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为什么是“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而不是“过往行人必须予以协助”？那么不予协助者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应当”强调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义务。那么小悦悦事件中的18位路人为什么不将救人作为一种义务来履行呢？排除他们不懂法律的因素，可以概括地说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的权利的缺失。法律上，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享受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履行义务也应当以拥有相应权利为前提。那么，路人的权利是指什么呢？简单地说，是国家对他们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或是补偿。这就引出了当前制度建设的又一问题。既然政府鼓励民众见义勇为，但制度上又缺乏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机制或是补偿机制，有些见义勇为者甚至被当成肇事者，无故承担肇事责任，任是谁，都不会愿意再做吃力不讨好的“见义勇为者”了。

从法律执行的效果来看，也并不理想。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②然而，放眼全国，除了杭州等极少数城市外，又有多少城市基本上做到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机动车“停车让行”？而对于那些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事者的法律责任，没有人去追究，也没有办法去追究。如此一来，法律就只是空架子，只要不出事，它便只是一个摆设，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二、社会保障：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缺乏社会安全感

首先，从肇事者的角度看，以交通事故为例，缺乏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交通安全保险制度，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发生本不至于出现死亡结果的交通事故演变为人为地出现了死亡的结果，仅仅是由于死亡的结果更为经济。第一个碾压小悦悦的司机在接受上海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说道，他肇事后加速逃逸是因为不想坐牢。而他之所以第二次碾压小悦悦，是因为若将小孩撞死，只需一次性赔款一两万元；若是撞伤，后续的医疗费、生活补助费等赔偿金增加十倍都不止。而之前所谓“讹诈”的老人，多半也是因为难以支付昂贵的医药费用，而找个代替付费的人。还有网友曾经讨论过：若是小悦悦在第一次被撞倒的时候被及时救起送往医院，院方会在第一时间救人吗？现在的医院基本都实行先付款后治疗，那么结果也就不得而知了。由此，我国医疗保险体制的不完善也是显而易见。

从路人的角度看，之所以宁愿选择冷漠不救，也是由于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缺乏 ①②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信心。民众往往担心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反而会因为自己的见义勇为行为而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赔款等法律责任。前几年的彭宇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建立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保险机制真的困难吗？日本在1961年就已经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险。我想，没有人会认为1961年的日本会比现在的中国更富裕吧。纳税人的钱不是用来给政府官员挥霍的，而是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三、道德建设：社会公德底线模糊，社会道德生态荒漠化趋势加剧

从之前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到“染色馒头”，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这次的小悦悦事件，更是将社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推到了风口浪尖。网络上、媒体上对18位见死不救的路人的无情谴责，一浪高过一浪，但我们谁又能保证，如果当时你恰巧路过，你不会成为那些冷漠者中的一个？对社会公德丧失的声讨，并不能使中国整体的道德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习惯于躲在安全的角落大声地谴责冷漠者，而却用彭宇事件等的不测后果自我麻痹、自我安慰——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于是他们选择做一个安全的观望者，而非援助者。

这是一个缺乏公信力的时代，社会上的失信现象也很突出。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件越来越多，慈善机构对内慈善、对外搞摊牌，国企逃税漏税丑闻不断„„在这样一个失信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而导致的自私自利行为就并不奇怪了。

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已经到了像某些主流媒体所说的如此不堪的地步。就如同“郭美美事件”虽然降低了国人的慈善热情，但是只要在危难时刻，需要慈善捐款，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相信国人的慈善热情又会重新燃起。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地谴责冷漠的路人，而是应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明确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社会公德底线，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自觉，通过教育，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体系，“在公众参与下创造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③”。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中国的软实力却没有像中国经济一样崛起。小悦悦事件凸显了中国社会建设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道德体制建设方面的种种问题，引起了中国人的集体反思。这或许也是一个机遇，或许将成为中国新觉醒的开端。当前，我们要做的是重建国民的信仰，营造向善的舆论氛围，打造有力度的正义的司法，深入开展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讨论，辅之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和教育，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真正提升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认知，让国人重新找回“真善美”，实现制度和意识的双重进步。③ 摘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10月20日广东省委常委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道德不是避风港》，俞天任，凤凰网，2011年10月25日。[3]《评论：第19名路人救助小悦悦凸显道德自觉》，人民网，2011年10月29日。

班级：08财政姓名：戎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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