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行力角度看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第一篇：从执行力角度看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从执行力角度看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来源：中国法院网(08-01-22)

强制执行是一个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分分合合、融会缠绕，多部门法风云际会、交错重叠，各种利益和矛盾对立冲突、最后对决的领域[1]。民事诉讼调解结案后，因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的调解书，使和解解决纠纷的意愿落空，必须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以保障和实现。如果民事调解书没有执行的效力，司法和谐的价值将难以体现。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调解协议不仅是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由处分相关权利、合意解决诉争的产物，而且也是人民法院确认协议内容并制作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调解书的基础。其效力如何以及所确定的内容能否实现，既直接关系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纠纷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与法院调解之公信力乃至司法权威紧密相连，故而这一问题备受关注[2]。法院调解曾因控辩式审判方式改革而被强制弱化，但近来，社会矛盾新的变化趋势，使各类民事权益争议案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新型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式需要下，诉讼调解的理论和方法，在实务界和理论界被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调解协议是否应具有执行力的问题，鲜有提及，大家主要关注的是诉讼调解的技巧，而对调解协议的适法性和是否有执行力关注不多。笔者从执行的角度认为，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只考虑了诉讼审理期间的和解，忽略了与执行程序的接轨和适用，还存在着缺陷。

（一）法官主持调解与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冲突

自愿原则作为民事调解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程序上，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在实体上，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自愿协商的结果，其合意是对原产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予以变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实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充分发挥广大法官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这一要求赋予了法官浓重的职权色彩，使得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给法官制定调解结案指标，并纳入法官的绩效考核，导致强制调解的事时有发生。

引证一：张某与商业公司私自签订房地产开发合同，将所建一套商品房出售给李某。李某因不能办理产权证而起诉张某与商业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在审理过程中，法官明知张某与商业公司开发和销售商品房的行为违法，仍调解该买卖合同有效，协议“由张某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李某办理产权登记，商业公司协助张某办理产权登记。”逾期，张某在为李某办理产权证时，房产和国土部门以该房产开发违法不予办理登记。李某以张某拒不履行调解协议为由，持生效的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张某和商业公司履行办证行为。法院执行部门审查后认为，该买卖房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不同意办理产权登记，法院也不能强制执行。张某及商业公司的办证行为系法律禁止性行为，其调解书没有执行力，应不予执行。

从该案不难看出，在高调解率的压力下，法官自然热衷于追求调解诉讼模式。好调解的快调，不好调的则久调不决。对于本该追究和不予认可的民事违法行为，不是依法制裁，仍是一调了之。法官热衷于强制调解的好处还在于既可避免因错误判决被追究责任，又可避免承担非法干预的风险；既可以使关系案、人情案存在于“合情合理”之中，又可以完成任务得奖金，可谓一举几得。殊不知，自愿调解原则，强调的应是由当事人自愿提出或自愿接受调解。如果不是自愿，而是在法官施加影响和压力下，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即便促成了调解协议的达成，却不能体现司法和谐，当事人也不一定能够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法官不可自贬身份，送法上门，更不应该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法官无原则地调处，表面上解决了纠纷，而实质上是以损害司法尊严为代价的[3]。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规定了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其弊端在于：一是法官不能把握让每一个案件都能调解，极易将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常会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限制和损害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二是各级法院的调解量化指标，促使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三是法官双重身分的潜在强制力，容易造成关系案、人情案，甚至于侵犯当事人权利；四是法官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调解，有违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易产生强制性合意。

（二）自愿和合法原则缺乏制约机制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一规定实在过于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十二条对此作了补充和完善，规定了四类调解协议是无效的，不予认可。然而，其中第（三）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规定，在实务中是较难认定的。

引证二：甲公司为私营企业，将一批产品出售给乙公司后，一直拒绝提供增值税发票。乙公司遂起诉。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甲公司应向乙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如果在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甲公司不提供增值税发票，则由甲公司补偿乙公司税款损失4万元。”逾期，乙公司申请执行。在执行中查明，甲公司实际在诉讼调解阶段就已着手变卖企业资产，为逃避债务，以虚假承诺签订该调解协议后，法定代表人卷款外逃，案件无法执行。

此案例说明，在诉讼调解过程中，无论是一方当事人作虚假承诺，还是双方串通一气，或者是一方被迫接受调解，法官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审查的。况且，《调解规定》中只强调了自愿、合法、保密和灵活四原则，舍弃了民诉法规定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法官为力求早日结案，不会主动、也没有必要去查明事实，更不会过多地考虑是否能执行的问题。只要能调解结案，能否自觉履行，是当事人

自己的事。当前的法律对于自愿与合法原则，制定的是过于原则，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一旦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此次诉讼程序就此终结。

（三）调解制度缺乏执行力可行性规定

民事活动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不仅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也是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没有诚信，即便达成调解协议，也不一定能自觉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是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这就涉及到调解协议应具有可执行性。如果调解协议没有执行力，那么，该调解协议（书）就不具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了。

引证三：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某工程合同（分二期建设）。在第一期工程完工后，丁公司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付第一期工程款，而第二期工程又已建一半。丙公司起诉丁公司，追究其违约责任。丁公司则以第一期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失提起反诉。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丁公司给付丙公司第一期工程款50万元，丙公司赔偿丁公司第一期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损失16万元，并负责对第一期工程进行维修。上述款项在第二期工程验收合格后一并结算。”二期工程完工后，丁公司以一期工程维修和二期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不结账。丙公司持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丁公司按调解协议履行。法院审查后认为，该调解协议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也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只是对尚未履行的原合同的一种变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不予立案执行。

从该案例不难看出，实践中，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了调解结案率，只注重了当事人能否达成协议，只注重了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法，极少考虑调解协议的可执行力问题。当然，这不能完全归责于法官。因为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对民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作明确的规定，只要协议不违法，人民法院是没有理由不予认可的。对于生效的调解协议是否应该有执行力，没有规定，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法律漏洞，也是多年以来重审轻执的结果。

《适用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54条规定：“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间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可是执行实务中，我们发现有些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内容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执行标的也不明确，根本不符合《执行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受理条件。世界各国通行的判决有三种形式：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具有执行力的判决也只是给付判决。按现行法律规定，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生效，二是有明确的给付内容。然而，按自愿和合法原则而形成的调解协议，虽已生效，但因没有给付内容而不能进入强制执行执行阶段，或者说即便进入了执行阶段，也存在执行不能的问题。对于这类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在没有违反自愿和合法原则的情况下，当事人通过何种途径救济，没有规定。有些调解协议约定了双方当事人互负义务，在双方履行义务时都有瑕疵时，能否互为被执行人？一方如先行申请执行，另一方能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按照何种程序审查？这些问题急需从法律上去完善。

此外，对于调解书中履行义务的期限是分阶段的、分多年给付的，如给付债款，给付扶养、抚育费等案件，如果因各种原因不能履行前面几期或者说其中有几期没有履行给付义务的，申请执行人能否以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后几期义务而申请法院对后几期义务一并强制执行？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实务部门对此争议较大，需要法律对这类调解书的执行力作出明确规定。

二、民事调解协议应具备的法律效力

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为解决诉争而达成的调解协议，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与未经人民法院审查认可的普通民事契约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变更法律关系、终结诉讼和强制执行力等法律效力。

（一）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变更法律关系的效力

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为解决诉争而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合意。这种合意也是一种契约，但它与普通的民事契约的法律约束力是不同的。虽然调解协议与普通的契约都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调解协议除了与普通契约一样可以变更当事人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外，还具有普通契约所没有的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

诉讼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按现行的民诉法规定，我国的诉讼审理程序采用的是调审合一的模式，无论是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还是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只要是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上诉案件可以调解，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通过达成新的调解协议，可以变更原审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再审案件按原一审或二审程序审理，那么在再审程序中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当然的可以对原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和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法定权利义务重新予以变更，原生效的法律文书则自然失效。调解协议如要具备变更法律关系的效力，必须是在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前提下，由人民法院认可才行。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愿必须是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体现司法公正的理念。如果法官不能站在中立的地位主导调解，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就很容易产生强制合意。虽然当事人在压制调解和久调不决的“司法阴影”下接受了调解协议，但它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无法真实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二是合法不仅仅是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还在于民事诉讼所解决的合理性是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三是当事人达成合意后，由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一经确认，即具有法律效力。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重新达成的调解协议就具有了改变原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

（二）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

我国法院调解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依法调解“三个历史阶段，调解一度成为民事诉讼中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从法律意义上讲，通过调解结案的诉讼对于当事人具有既判力和法律上的约束力，这是中国调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

法院调解强化的是调审合一，它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的一方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的一种处分与让与。它同时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反映了和谐、秩序方面的价值追求。所以，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认可，民事调解协议还具有普通民事契约所不具备的终结诉讼的效力。

《调解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按照这一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后即具有了终结诉讼程序的效力。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事人不能以经过调解解决的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另一方再行起诉；（2）不能因反悔而提起上诉；（3）调解书或者调解协议可以作为执行依据。

（三）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强制执行力

民事调解协议有别于普通民事契约的法律效力的显著区别还在于它应具有显著的可强制执行效力。在一般情况下，调解协议应该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只要出自内心真正的自愿，当事人基本上会自觉履行，会主动做到调解息诉，案结事了。但是，还有少数不讲诚信的当事人，以虚假意思表示，利用调解之机，施逃债之目的。所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和《调解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民事调解书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在签署和解协议之后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表明了民事调解协议应该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一般来讲，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样的执行力。但是，判决的执行力也只适用于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与形成判决均无执行力。因此，可以进行强制执行的判决，限于给付判决。确认判决虽有确认请求权存在，但无执行力。执行依据没有确定给付内容的，不得执行[4]。作为执行依据的调解协议书，也同样应该具有给付内容，否则，调解书便没有执行力。笔者认为，调解书约定的给付内容，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行为。作为给付内容的行为，即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如果履行给付行为会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形成新的纠纷，或者履行给付行为因为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当事人自身无法履行的，应视为没有给付内容。如果仅有给付内容，没有明确的标的和被执行人，那么，这样的调解书就没有执行力。《调解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否则，调解协议约定的履约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不成就时，该调解书就没有执行力，依法不能受理执行。

三、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如何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国策下，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仍将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性得以重视和发展，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为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我们对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建立和规范民事诉讼调解程序

调解与审判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审合一模式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极易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强制合意已是普遍现象，这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识。建立一套与审判程序相并列的独立调解程序，可以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审判资源，消除体制上的弊端。具体可如下几个方面予以改革和完善：

1、当事人申请为唯一启动程序。现有调解制度在调解程序的启动方式上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法院因职权启动。实务中，法官在各级倡导的司法和谐理念下，为了提高和完成调解率，过于强化了调解的职权运作。从和谐的角度，法院因职权“迫使”当事人调解或者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将强制合意替代自愿合意，不仅起不到司法和谐的效果，反而会伤及法律的尊严，损害当事人权益。前述中，我们从调解书的执行力角度不难发现，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调解协议，一方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并没有被充分保护，往往会故意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迫使另一方申请执行。在执行中，再次以和解执行的方式改变调解书结果的案件屡见不鲜。只要是长期从事执行实务的法官，在这方面都会有深刻体会。从法理的角度，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裁判事项的范围都是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得有诉不判，也不得无诉乱判。而从调解制度来看，《调解规定》第九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是出于对当事人合意处分的切实尊重，打破了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之间的应然关系。笔者认为，建立一套完全独立的调解程序，使审判程序与调解程序分离，完全有必要。双方当事人如果均同意调解，完全可以按调解程序进行调解而不必进入审判程序。既可提高效率，又可保持中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法理逻辑来讲，《调解规定》第九条已从程序上突破了审判程序的规定，有了调审分离的基础。实行调审分离，使调解主持人和审判法官的身份不再重合，能有效预防法院“以判压调”现象，使当事人能充分行使意思自治权。

2、完善调解原则，兼顾执行原则。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愿原则、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还是《调解规定》规定的自愿原则、合法原则、保密原则和灵活原则，我们认为还不尽完善，还不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今天的法院调解带有更多的理性和现代色彩，因此，调解原则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我们认为《调解规定》舍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有脱离实际之嫌。虽然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上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认为该原则与调解依赖于双方当事人合意的本质属性时常冲突[5]。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取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主要理由是：第一，当事人诉诸法院时双方的分歧和冲突已具有相当的强度，双方当事人一般都会要求通过法院的审理查清事实真相和分清双方是非责任，而不愿意不清不白地与对方和解。第二，法官如不把握案件事实，就无法对双方的争议作出正确判断，即使有办法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第三，如果允许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法官就不会在查明事实和分清是非上下功夫，就会利用审判者的地位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

[6]。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相当多的当事人是本着分清是非的心态起诉的。不清不白的强制调解，实在是不能体现司法公正和司法和谐。同时，如不强调查清事实，就有可能使一些违法的民事行为通过调解而合法化。如农村大量的赌博之债、胁迫之债和其他违法行为之债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得以确认。

笔者认为，调解原则中除了不能舍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外，还应该增加调执兼顾原则。调解书虽与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要求，但诚如前述案例和理由已表明，有些新型案件在调解后，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者说是按法官的意思达成的协议制作了调解书，往往因没有兼顾是否能执行的问题，而使当事人和法院执行部门陷入两难境地。因此，调解原则应该设立兼顾执行的原则。只要是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必须明确执行标的，不能订立模糊履行条款。给付内容是行为的，履行的行为应是可执行的合法行为。否则，当事人依法不能履行，或者法院不能依法执行（履行行为为法律所禁止）的民事调解书就应归于错误之法律文书。

3、对调解的适用范围加以规范。现行调解制度规定调解适用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调解规定》第二条明确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笔者认为，还应该从两个方面予以明确，一是关于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如处置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因其利益不属于某个组织和个人，因而不能由某个组织或个人进行自由处分，应不适用调解。二是对无效民事行为的确认案件不适用调解。实务中，有些法官为尽快结案，往往对已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视而不见。如对于企业间违法拆借资金，不予制裁，仍将此类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7]。此外，对于一些无效合同的确认（如本文案例一这类的案件），赌博之债而形成的债务纠纷，同居关系的解除等等为法律所禁止的民事行为产生的纠纷案件应不适用调解。

（二）制定监督制约机制

为了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应该在调解制度中设立监督条款。一是完善法官不得强制调解的规定。法官意见只能是在当事人达成合意之前，因双方存在较小差距而碍于各种原因难以一致时，法官从有利于解决纠纷的角度而提出的建议或方案应表现为中立。当事人双方自愿接受的，视为有效，否则，应该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终结调解程序，按审判程序审理案件。对强制调解的案件，一律按错案对待，从根本上杜绝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的现象发生。二是赋予当事人拒绝接受强制调解的权利。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法官强制调解的，调解协议没有约束力。已经生效的调解协议，在法定的二年期内，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三是适用调解的案件，调解期限不宜太长，且不能申请延期调解。从受理申请调解或接受调解之日起，应在六十日之内结案。四是对不适用调解的案件，如仍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应以错案追究责任。

四、结语

司法公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所冀求的。司法调解赋予法官的职责应该是将释法与引导结合在每一个案件中，坚守中立的立场，通过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自觉履行协议。即使不能自觉履行的调解案，也应该使调解协议成为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努力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能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最佳。

第二篇：从组织与管理者角度看执行力

从组织与管理者角度看执行力

执行力无疑是近几年的管理热门话题。畅销书《把信送给加西亚》、《没有任何借口》受到众多企业欢迎，许多企业甚至大量采购人手一本；关于执行力的咨询培训项目遍地开花，“赢在执行力”、“执行力特训营”等讲座培训十分火爆。

执行力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目前所流行的畅销书籍与咨询培训，基本上都是针对基层员工的。影响员工执行力的因素众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两条，一是态度问题，二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有阳奉阴违、工作拖沓等多种表现，但本质上都是不重视，属于不可原谅的错误；能力问题有专业技能欠缺、工作方法不对、分不清轻重缓急等表现，对此组织应该帮助员工提升工作能力。

其实，执行力的核心就是下级贯彻实施上级的命令与意图。要提升执行力，不能仅限于提高下级的执行力，也要提高组织与管理者的执行力。企业要实现管理升级，要做大做强做久，就要面临着提升执行力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组织与管理者的角度，研究如何提升执行力，与大家商榷。

一、组织问题

组织问题包括部门与岗位设置、工作流程、绩效考核、企业文化等方面。从部门与岗位设置看，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进行科学设置。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部门设置很少，一人身兼数职。在创业初期，这样的机构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反应灵活，节约成本。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员工已经上百甚至几百几千，还没有人力资源等专业部门，就会大大制约企业的发展了。而如果组织机构中还存在着因人设岗、分工不清、等级过长等现象，就更是大大影响执行力。

从工作流程来看，要实现流程简化与科学化。流程简化就是可以省略的步骤省略，可以集体做的事情不要人人都做；流程科学化就是要找对人，做对事。

从绩效考核来看，要具有激励性。当然，激励广义上也可以分为正激励与负激励。如果员工感觉到他工作的回报与付出不成比例，就可能影响执行力。

从企业文化来说，一个具有执行文化的企业有利于形成高效执行的团队。大家都知道军队的执行是最强的，因为军队的执行文化在那里。一个新兵，不管原来多么调皮捣蛋，进入了军队，很快就会明白“下级服从上级”、“军令如山倒”的含义。而军队的这种文化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靠严明的纪律和长期的积累形成的。有执

行力文化的企业，不是看执行力的口号喊得多响，也不是看制度制定地多么详尽，而是看领导是否能带头执行，看如何对待执行与不执行的人。

二、决策正确

管理就是“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相比而言，“做正确的事”更重要，尤其是对于组织与管理者而言，否则就可能犯南辕北辙的错误。有调查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失败，大多是执行力的问题，而中国企业的失败，大多是决策的问题。

关于完善决策，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措施，那就是兼听独断，延后决策。听取多数人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拍板。此外，内外部的智囊团也是必须的。内部要有一些善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有利于发现问题，能够完善决策。外部要善于借力，借助管理咨询培训等专业机构的力量。越是大的决策，越需要慎重。

三、任务清晰

许多管理者在会议上提到了一个工作，过一段时间一问，结果谁也没有动手。原因就是任务不清晰。

首先是任务交代给谁的。有时候管理者并没有明确的指明任务承担者（以为大家应该知道），有时候管理者又把同一件工作交代给不同的人，结果人人负责变成人人都不负责。有个著名的管理小故事，孩子的裤子长了一寸，分别跟姥姥、妈妈、姐姐说了，结果第二天发现短了三寸，因为三个人都剪了，这就是任务多头负责的结果。

关于任务清晰，最重要的就是结果定义。这既需要员工加强领悟力，也需要管理者尽可能地清晰化结果。比如，“今年我们的业绩要实现腾飞”，这不是结果，因为“腾飞”无法量化，但如果是“今年我们的净利润要实现一亿元”，就是结果了。对此，著名管理咨询专家姜汝祥先生有很好的见解，他的《请给我结果》等畅销书中有阐述，并提出了4R执行体系，这里不再赘述。

四、过程控制

许多管理者经常发现，工作布置下去，员工完成的时候却发现与自己的本意相差甚远。许多管理者喜欢说：“具体你怎么做我不管，我只要结果”。这话说来潇洒，但我们真能不管吗？

与其结果来了才后悔，不如做好过程控制。举一个案例，有一个外资企业要在中国委托生产，他们不是前面不管不问最后只要结果，而是派了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对生产过程全程监管，并随时向总部汇报，直到产品顺利完工并运送抵达，他们的工作才结束。

有一句话说得好，人们不做你安排的，只做你检查的。检查就是过程控制，就是纠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越是在前期发现问题，就越能提升执行力。

五、善于授权

有些管理者，总是对下属不放心，什么活都揽给自己。若是下属能力问题，可以培训，但不能包办。如果事事包办，下属就不敢自己做主，就会层层审批，其中任何一位领导的工作延误都会耽误执行力。古代讲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赋予前线的灵活指挥权。作为管理者，既不能事事当甩手掌柜，也不能不敢授权，对于那些影响不是太大的，可以适当放权，哪怕是预料到可能出现错误，也当锻炼新人了。

此外还要设定替代人。如果管理者经常出差，经常不在办公室，而有些工作必须当面才行，那管理者就要设定替代人，在他离岗时有人代替审批、签字。

六、高效沟通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执行力的问题，许多是沟通的问题，例如没有形成追踪反馈的职业习惯。

考过驾照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路考时，教练要求你复述一遍他的口令。比如教练说“右转弯”，你要说“右转弯明白”，而不能简单的说“明白”，否则怎么知道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呢？这一点可以借鉴到我们的工作中。

因此上下级之间要积极追踪，积极反馈。作为上级，要随时关注交办工作的进展，对工作进行追踪；作为下属，不要等到领导问到时才汇报，而是要在关键环节汇报，让领导放心。同样，上级也要反馈，下级也要追踪。追踪反馈，说到底是一个积极主动与责任心的问题。

总之，要提高执行力不仅仅需要普通员工的努力，也需要组织与管理者的努力。只有上下一心，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提升执行力。

第三篇：浅谈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谈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第荣海 陈坚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源起

民事诉讼调解，是指诉讼过程中，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并达成协议，以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法律根植于文化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提出的特定要求产生反映”。传统的调解制度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思想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导向，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此人们更多地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解纷机制和解纷文化。儒家思想蔑视并摒弃人的权利,但是这种“和为贵”的文化对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关系的稳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和合文化在处理国内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时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原则与制度之一，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纠纷，修复因诉讼而受损的人际关系，使诉讼成为令原、被告都满意的双赢官司。不仅有利于促进人际和睦，社会和谐，而且也有利于自愿执行，因而成为目前我国各地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民事调解制度从我国建国起便开始确立，是民事司法制度中特有的、行之有效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在我国的民事司法活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缓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一直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民事审判的成功经验而备受赞许。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一大部分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是法院普遍运用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它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民事调解制度的一些弊端在其适用过程中也不断显现，例如其职能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调解中的妥协让步与制度所追求的平等、权利之间的矛盾，以及调解程序中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不可取的部分等。简单的否定未免草率，法院调解本身蕴含许多可以被积极利用的功能和价值，不能因为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因噎废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诉讼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法院调解在当前中国的司法运行模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达成合意，从而使不平衡的具体法律关系得到矫正，其良好的作用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扮演着其他诉讼方式无可取代的角色。

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其存在的一些弊端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三、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一)主体方面

首先，法官权力过大。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人员一般都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主持调解的法官同时具有调解与裁判的双重权力。在这种职权或者说心理压力之下，自愿性调解就常常演变为在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以至于调解功能过度膨胀,而审判功能相对萎缩。至此，调解虽然只是审判权的一种运行方式，但却严重阻碍了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审判权作用于调解，也会影响当事人形成自由合意，造成当事人对调解的无视，认为最后还是得“审判”说了算。与此同时，在民事审判实践中，许多法官更愿意把更多精力放到规劝当事人进行调解上来。法官偏爱调解的原因不言而喻：调解比判决更加

符合法官的切身利益。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度，大部分地区的案件承办法官的职务升降、工资待遇等都与其错案率直接挂钩，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的同时也面临着由于错判而产生的风险和压力。为了逃避这种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可能就漠视了调解的“自愿”原则，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某些法官可能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对当事人进行诱导甚至威胁，只有在不得已时才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当事人交流不足。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全过程参与、同时在场，即“面对面”的调解。当事人可以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说出来，供对方考虑。但有的当事人之间矛盾较大，在一起会产生对立情绪，“吵架”、“触角”等等，反而不利于调解。实践中针对这种情况，法官有时会分别做当事人的工作，在其中穿梭斡旋，而双方当事人并不见面。这种“背靠背”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省去了不少麻烦，但在某些程度上也导致了当事人交流不够发生误解,例如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会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与法官私交甚密,害怕法官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判决等等。

(二)程序方面

首先，调解程序存在启动的随意性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法院调解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法律对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权何时使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案件的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即可随时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换个说法，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承办法官的调解工作就可以做到哪里。由于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民事诉讼调解中过于突出法官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而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则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性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广阔空间，从而失去了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其次，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问题有待明确。调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无论从形式或者是达成的协议内容来看，其效力都应是经过人民法院确认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当事人达成和解合意，协议经法院审查后，记入法庭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承办法官和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后即可生效。当事人认为需要制作调解书的，由法官制作，并不影响原笔录的效力。调解书是法院确认当事人调解协议内容的法律文书,只有调解书才能成为执行的根据。所以只要是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都需要制作调解书。2004年11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规定，简易案件可以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后直接签署调解协议。调解协议自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捺印起生效。但这仅限于简易案件与一些依法不用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0条第1款规定的：(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3)能够及时履行的案件;(4)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既然同样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为什么简易案件可以签字生效而普通案件不可以呢?既然当事人可以合意即时生效，普通案件也就应该直接约定生效条件，即如简易案件一样签字生效。而实践中，调解的生效是以当事人最后签收调解书为要件，只要在签收调解书前一方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就归于失效，之前所做的工作也都白费了。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因此调解协议达成后，契约生效，就没有理由反悔，否则就应构成违约。所以，普通案件不直接约定生效条件的这种做法也与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规定相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0条第2款又规定,对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在当事人和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该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是“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并没有明确哪些是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因此给了法院自由裁量的余地。但问题是，如果将“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扩展过所有案件的话，则必然会架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调解书签收才能生效的规定，因此只有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才能提高民事诉讼调解的实效性。“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应该限定在小范围内，仅指那些事实十分清楚，当事人关系十分明确，争议焦点不涉及国家和社会重要利益的、社会影响较小的案件。

(三)案件事实方面

在实践中，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问题。民事诉讼调解是一种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就应该允许该调解协议内容有效。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职权主义色彩过于强烈,并且过于绝对。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案件的真实情况，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当事人往往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这样所“查清”的案件事实与真实情况是有出入的，因此也会导致裁判结果某些方面的不公正。真正的案件事实是无法完全重现的。如果一味强调事实清楚而进行严格调查，那即是一味浪费人力物力，忽略了调解本身具有的省时、省力、灵活、高效的价值,程序利益就得不到体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对于判决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体现。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判决得出结果的案件审判过程,与最后往往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结果的调解过程,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因此特别是在在双方优劣势对比不明显的调解案件中，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必像审判那样受实体法约束，只要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达到双方当事人期望的公平即可。

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措施

(一)确立当事人主义的调解模式，弱化法官作用

完全保障当事人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调解法官应处于公正、中立和消极的地位，法官仅可拥有以下职权：提供机会，提出建议，提供必要帮助。在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经合意达成协议后，签署该协议承认其效力。该协议一经法院法定程序认可即可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效力。此外,笔者认为, 如果调解不成功，参与先前调解过程的法官或者法院工作人员，不应该再参与此后该案的审理，这样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因为先前的调解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案件事实的审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案件并不一定完全查清。调解的承办法官在这个参与过程中，在他还没有查明事实的前提下已经与当事人有了一定的接触，可能已经影响了他对案件事实的判断，造成先入为主或者偏见。如果继续让其参与案件的审理，特别是在调解不成的时候作出判决，则无法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至少在程序上会给人产生不公正的印象。所以，从事案件庭前调解工作的法官不应该再拥有对该案件的审判权。

对于在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背靠背”调解方法，有观点认为，法官单方面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容易“暗箱操作”，有“私下会见当事人之嫌”，不足以采纳。笔者认为，“背靠背”调解虽然存在一定弊端，但仍是较为可行的调解方式之一，在实践中也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背靠背”调解并不应该是每案必用的调解方式，而是应该根据案情需求和调解需要方才适用。至于人们担心产生司法腐败问题，可采取某些方式来防范。例如在调解过程中应该配备两名或者两名以上审判人员在场，以禁止法_官单独与一方当事人接触;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见证;对调解过程全程跟踪记录等等。案件的承办法官应该保持消极、中立的地位与尊严，不能与当事人讨价还价，或是对当事人哄骗甚至威胁利诱，以说服当事人接受不合理的要求;应该根据法律以及公序良俗，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出发，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以理服人,充分发挥穿梭斡旋的作用;应该遵从当事人的自愿，不能为提高调解结案率，强压案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甚至以判决后果不利相威胁。与此同时,进行调解的法官在具备娴熟法律技能的同时,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从实际出发,从社会生活出发,更好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实矛盾。例如,在调解某些离婚案件时,承办法官应该由具有相当社会阅历、经验丰富的中年法官进行。较之社会经验较浅的年轻法官，中年法官能更好地理解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对其也更有信任感，以促进调解的顺利进行。

(二)规范调解制度的程序，明确法院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法律对法院调解程序的启动没有具体的规定，实践中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很大。笔者认为，调解程序的启动除了法律有强制规定的之外，调解应开始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解，或者是法官综合考虑后认为条件成熟时，建议当事人接受调解，但这必须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审判过程中只要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就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可以借鉴美国法院的经验，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地人均收入水平设定一个标准，如诉讼标的额在1000元以上的，当事人达成共识之后，就可以自由选择调解或判决的方式;诉讼请求价值在1000元以下的，可以直接由调解结案。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当事人均申请法院调解则无可厚非，如果是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法官应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只有获得其同意才可以启动调解程序。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没有规定哪些案件不能运用调解，而审判实践中具体案

件千差万别，有些案件性质决定了其不应当进行调解。例如双方当事人矛盾激烈，无法心平气和面对面协调。而且，法律规定的应当进行调解的案件范围太过狭窄，对于某些案件事实争议不大，或者双方当事人优劣势不明显，或者弱势群体需要得到帮助的案件，例如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扶养、探视案件，涉及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案件，相邻关系的案件都应当规定必须进行庭前调解，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调解的优势，达到各方面共赢。

同时，改革调解协议生效及履行方式，明确当事人对生效方式及生效时间的选择权。笔者建议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捺印，形成笔录即生效，与判决有同等效力。笔者认为，制作调解书的案件也应改变过去必须要最后一方签收调解书才为生效的做法。最后一方若迟迟不签收必将导致其他方利益的损害，因此应该规定一定期限，在此期限内没有合理理由不签收调解书的，即视为默认调解书有效。此外，在调解协议中设置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加重履行条款，对于不按时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规定比依法判决更加严重的后果。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置如同一般合同中设定的违约条款。笔者认为这个方法较为可行，对于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调解协议的一方，应该强制其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赔偿相应损失;或者之前所有调解费用由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调解协议的一方承担，迫使其自觉自愿履行自己的义务。此外，刑法中规定的“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调解书，因为调解书与判决书、裁定书等一样都属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院文书，其法律效力应该是一致的，不履行义务不应该规定不同的后果，由此调解结果也可以更好地受到刑事法律的保护。同时当事人选择调解协议生效方式及生效时间的选择权也应扩大，比如可以设置在当事人履行义务时调解协议生效等方式，以彻底解决当事人逃避履行调解协议规定的义务等形式。

(三)确认调解过程中的是否适用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笔者认为，把“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前提其实并不恰当。众所周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判决的基础，而不一定是调解的前提。在判决中，法官必须一丝不苟的对待事实问题，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调解则不同，调解制度设立的基础在于“自由”，包含着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等含义。而且诉讼调解的本质就是在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根据处分原则，在诉讼中，双方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对话，就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即可解决纠纷。他们自愿进行调解并最终接受调解协议，是其权衡之后做出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果，虽然有些时候在表面上看，某一方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双方既然达成合意，就应当推定为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在这一前提下，法院在对案件事实有基本是非认识且不违反社会公益的基础上，就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必要。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所解决的合理性，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法院调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当事人的自由合意，纠纷者提起诉讼的目标是追求其权益最大化而不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当事人选择调解并达成协议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只要不侵犯国家、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法院就应当予以认可。如果片面强调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这些案件就不可能用调解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可以完全抛弃对案件事实的调查，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有调解愿望的前提下，在法院就案件有了一个基本是非认识后，就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解。这样说来，法院调解的精髓就是在于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如果对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一定要分出孰对孰错、是非黑白，则调解灵活、高效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容易滋长当事人的对抗情绪，不利于调解的达成。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建议改成“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益的前提下，在基本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近年来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化，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正面临着新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严峻挑战，在主体、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缺陷。但是瑕不掩瑜, 我们不能 “因噎废食”，彻底否认现行的民事调解制度，应该辩证地对其批判吸收。

为了充分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价值，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我们应当更加重视法院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机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及做法中积极合理的因素，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从调解模式、调解程序、调解原则方面不断加强，确立当事人主义的调解模式，规范调解制度的程序，确认调解过程中的是否适用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使之更好地为人们的实际生活服务。

第四篇：从行为科学角度看企业文化制度管

从行为科学角度看企业文化制度管

在企业管理中，对于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把企业制度与文化分立开来，强调企业文化与制度的不同作用，一种是把企业制度归入企业文化，强调企业制度在企业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有一点似乎已形成了共识，那就是这两者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文化、制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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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家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刚创业时，企业里只有五六个人，什么制度也没有，但是，大家工作热情极高，表现出的奉献精神至今令人感动；现在企业大了，员工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也完善了，但是，员工的奉献精神却消失了，甚至最早一起创业的人也开始斤斤计较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制度越多，员工越自私”？

在单纯靠制度管理的企业中，员工“斤斤计较”的现象的确非常普遍。但是，在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理念得到员工广泛认同的企业，制度管理却没有带来员工的“自私化”倾向，或者说员工的行为与企业要求的符合程度相对要大得多。

这使我们不得不做认真的思考：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是如何作用于员工行为的？他们对行为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如何利用这种机理指导企业管理？

二、从行为科学角度看文化的作用机理

按照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人的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基础。一切外在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都要通过人的心理发挥作用。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有两大动力系统：

一是基于“自我需要”的动力系统（简称自我动力），是个体为获得一定的利益或机会满足纯“自我”需要而产生的动力系统，在这一系统作用下，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利益与机会；

二是基于“超越自我”的动力系统（简称超我动力），是个体为满足社会（有时表现为组织、企业等）需要、社会利益而产生的动力系统。在这一系统作用下，人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行为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价值、社会的理想，维护的也是社会的利益。

“自我动力”的运行机制主要是自我利益机制。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员工产生“自我价值观”，它以是否“利己”作为一切判断的标准，因而使人产生自私和利己的行为。“自我动力”是员工行为的基本动力，通过工作行为得到某种利益从而满足自我需要则是员工工作行为的原始和主要目的，因此，由“自我动力”产生的“利己性”特征是员工个体工作行为的一个基本属性之一。

“超我动力”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对“社会价值与目标”的认同机制。当员工对所在社会的理念与价值观产生认同时，员工就会产生“超我价值观”，它以是否“利他”作为一切判断的标准，因而使人产生无私和利他的行为。如果用企业的价值观、核心精神与理念统一员工的价值观、精神与理念，就能让员工用企业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使员工发生对企业有利的行为，这就是企业文化理念的作用机理：通过控制员工思想控制员工行为。

上述对“自我动力”与“超我动力”形成机制的分析，显示了管理制度与文化理念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机理，在现实企业管理中很有借鉴意义。

当管理者只重视管理制度的运用，完全靠严格的管理制度管理员工时，只能激发起员工的“自我动力”，使员工完全受“自我动力”的支配，从而使员工越来越自私。也许表面上员工很“听话”，但是，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真正考虑企业利益。企业为避免这种情况，必然又要规定更加严格的制度和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这又使员工更小心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当管理者一味强调企业利益、企业价值观，强调员工的奉献精神时，员工也许能够把企业价值观和核心精神内化认同下来，确实按照这种精神的要求发生有利于企业的行为，很少想甚至根本不想自我的需要，表面看是行为指针完全指向企业组织目标，但是，如果自我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员工自我就不可能获得良好发展，企业的人力资源最终将枯竭，也不利于企业发展。

三、企业文化在企业制度管理中的渗透

㈠充分尊重员工的合法“自我需要”，激发员工的“自我动力”。

首先从制度上对员工的合法利益给予充分保障。目前企业内部员工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等级化现象，不少一线基层员工感觉工作最辛苦，待遇最低，所期望的“自我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和奉献精神。要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必须承认合法追求个人利益是员工的基本权利，是激励员工的必要前提，从制度上对员工个人利益予以充分保障，建立员工激励机制。在激励机制建立过程中，要真正关注员工个人的愿望，真诚地听取员工对工作报酬实现的条件、途径和方法的意见，充分尊重员工的合法个人利益，努力使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协调一致，使企业成为员工心目中真正认同的利益共同体。好范文版权所有

其次要从管理上对员工的心理需求予

以充分满足。对员工的激励过程，就是不断满足员工个人心理需求的过程。因此，在做好企业员工激励工作过程中，要更深入地研究员工的心理需求，尽力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在设计员工激励方式时，应充分考虑员工的自信心、自爱心，在设计精神鼓励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员工的期望值、荣誉感等等。

第三要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以调动员工的创造力。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平等沟通的机会，使员工之间没有观念、资历、权位、等级、背景等方面的障碍而能实现自由交流，创造公平竞争的人际环境和企业氛围，使企业成为员工施展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抱负和追求的广阔舞台，创造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客观环境和条件，鼓励员工勤奋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奋发进取。

㈡实现企业文化与制度有机结合，激发员工的“超我动力”。

首先是建设富有时代特色的企业文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员工个性的张扬，打破传统理念的框架，建设体现现代管理思想、富有鲜明时代特色并得到员工认同的行业企业文化，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是建立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企业管理制度。制度对于企业的意义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使管理者意愿得以贯彻的有力支撑，并且在得到员工认可的前提下，使企业管理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从人与人的对立弱化为人与制度的对立，以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员工行为，减少对立或降低对立的尖锐程度。

第三是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制度执行的最好效果就是在无歧视原则下产生的普遍的认同心理，这也正是制度执行中的难点问题。因为每个人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制度的监督执行部门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执行制度时是很难以做到完全公正和无歧视性的，这样往往就会影响制度的效果，危及制度的最终目标。

第五篇：从公共关系角度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从公共关系角度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摘要: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是一种政务公开的良好运行机制，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他的主要职责是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世界各国均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社会各界及大众媒介发布权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本文将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必要性和亟待完善的地方说一下自己的认识。

关键字：公共关系

新闻

发言人

发展

优势

必要性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它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它是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它又是一种活动，当一个工商企业或个人有意识地、自觉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维持自己的公共关系状态时，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作为公共关系主体长期发展战略组合的一部分，公共关系的涵义是指这种管理职能：评估社会公众的态度，确认与公众利益相符合的个人或组织的政策与程序，拟定并执行各种行动方案，提高主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善形象，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与接受。政府公关作为公共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新闻发言人”是公共关系学里的概念。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国家机构任命或指定专职新闻发布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就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政府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政府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主要职责是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世界各国均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社会各界及大众媒介发布权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面对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由于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今天的政府不仅面临如何做好工作为人们服务的任务，也面临如何与民众实现良性互动并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的压力，政府公关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是一种政务公开的良好运行机制，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以下，本文将从六个方面阐述我从公共关系角度所看到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

我国早已设有新闻发言人，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成为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并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早期到2003年抗击非典前，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步阶段。多数政府部门对这一新生事物处于懵懂状态，这一阶段主要局限在中央一级部分政府部门领域，即使已经迈开步伐的部分政府部门也是稚嫩、小心翼翼，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步阶段特征是稚嫩、懵懂、被动，不敢越“雷池”半步。SARS之前，对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有的部委不配合，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信息渠道也不通畅，搞的非常被动。一个具体表现是2003年SARS初期，政府有关部门和部分领导人观念落伍，有意封锁信息，政府形象、政府声誉和政府公信度都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①

二、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到抗击SARS后期，中央政府调整了战略部署，国新办举办了8场新闻发布会，193政府新闻发言人频频出现，开始扭转了初期的被动局面。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这时我们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呈现出主动、推广、普及的特点。2003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如果说这之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被动起步的话，从抗击非典之后就开始了主动性的发展。

从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灾害的第一时间起，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新闻发言人表现出了另人吃惊的敏捷、冷静与成熟，各大新闻媒体也都作出了众多及时有效的一线采访和报道，地震灾难在考量着政府能力、考量着媒体记者的责任，也在考量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熟。

在这次抗震救灾催生新闻发言制度成熟的过程中，最亮眼的莫过于中国国防名片的首次亮相。这也是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国防部新闻发布制度尚在酝酿筹备过程中，没有准备好，也要出台。军队的信息公开也是政府对于突发事件反应的重要一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选在这样一个时期亮相是最合适不过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筹备与胜利举办，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又一新的里程碑。在整个奥运筹备举办过程中，中国一直在探索提高新闻媒体的开放、透明和公开，中国政府对待中外媒体采取了全方位的开放策略，允许外国记者对奥运、对中国实施透明的采访与报道，而且这种媒体开放绝非短期举措，而是长期趋势。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从长远看，也更加彰显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公众。

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方方面面的需要了。这时又顺势出现了一中新形势的发言人方式，即网络发言人制度。

统发言人制度相比，网络发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锐，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锋。但网络上的草根精神往往会弥漫在尖锐的发问上，所提问题也常常不容回避。网络信息传播形态的急速变化，让中国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舆论压力陡然增加，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甚至出现了“公民记者”，但目前各级政府应对能力却参差不齐。和传统发言人制度相比，网络发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锐，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锋。但网络上的草根精神往往会弥漫在尖锐的发问上，所提问题也常常不容回避。

总体来说，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表现出有如下几个现状：

（一）传统的新闻发言人，基本上可以视作是单向传递“声音”的。基本上是你说我听。但网络的互性特点，对网络发言人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是“你说我也说”。网络发言人如果在政策水平，解读能力，表达水平上不如人意的话，那将是很难适应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网民的各种提问的

（二）鉴于对现实中各式发言人的普遍印象，人们担心网络发言人会否将现实中的“外交”辞令、行话套话和“打太极”照搬上网。当前不少地方的网络发言人名不副实，要么回帖针对性不强，含糊笼统，应付的多，质量高的少；要么回复迟缓，反应愚钝；要么高高在上，亲和力不够。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网络发言人作用的发挥。”因此，有网友断言，衡量网络发言人制度能否走远，在于网络发言人如何纾解直面的戾气，腾挪出有限的空间，用网民们熟悉的讲话方式而非“网八股”，用网民可以接受的态度而非“无可奉告”，来解释和解决网民们的问题。

（三）网络发言人制度进入普遍的实践层面，尚不止于信息公开这么简单。政府与民间网络上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赋予发言人相当的自主权力，更需要构建一套联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能够将文字的表述转化为解决的切实手段，而不要让网络发言人成为形同虚设的招牌，或者作为应付新兴网络舆情工具。

至于网络发言人制度未来的发展，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形式的新颖，而在于实质性的信息沟通。归根到底必须回到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现实进程中来。没有现实中实质的政府信息公开，而期待“网络发言人”化腐朽为神奇，这只能是一种本末倒置。在我们看来，网络发言人制度进入普遍的实践层面，尚不止于信息公开这么简单。政府与民间网络上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赋予发言人相当的自主权力，更需要构建一套联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能够将文字的表述转化为解决的切实手段，而不要让网络发言人成为形同虚设的招牌，或者作为应付新兴网络舆情工具。

三、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新闻发言人作为公共关系学概念，是指负责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沟通的人。政府的公共关系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发挥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等职能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而主动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设置新闻发言人的初衷是要增强权力与大众的沟通，发言人背倚公共部门而面向社会，要披露政府信息，形成互动。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政府义务，新闻发言人是主动达成这一愿景的法定中介。他们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挣脱部门束缚，尽可能深切地投向公共性。这是新闻发言人必须要选择的左右之境，它们对应于可能获致的职业境界。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油，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隐蔽地引导舆论

（一）、随着现代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政府逐渐发现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要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必须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在这一局面下，政府受工商界主动利用媒体进行公共公关的启发，也设立起新闻发言人与记者招待会等制度以向公众及时提供资讯，力图通过公众的参与来获得公众的形象认可与施政支持。从此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政府高效施政的重要方式。

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随着研究的深入，传播学者发现议程设置过程并非如此简单，传媒议程背后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博弈的关系。

（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能促进政府形象的建设。

我认为，政府领导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闻发言人也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闻发言人制度将新闻发布会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定期举办，新闻发言人的形象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作为政府的形象，并将政府的形象立体化、生活化了。中国最早设立的外交新闻发言人就是代表中国的形象和外国记者打交道的，现在设立的发言人主要代表政府的形象和媒体和民众沟通。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对于地区形象的建设也是个名片。2oo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力举办了首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开课仪式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就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姿态给大家提了一条，“讲究逻辑，有理有节，善待记者”。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新闻发言人要讲究技巧，做好案头功夫。②

（三）、大众传媒在价值取向上也应将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相结合。在当前传媒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对于媒介经营者来说谁先发现和培育了潜在受众谁就能在未来的市场中获得先机，当前弱势群体正处于信息“饥渴”状态，比起其他群体，弱势群体无论是在生活、工作还是思想、情感等方面都更需要媒体给予帮助、支持和慰藉，他们需要大量的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资讯和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信息，而当前的传媒又无法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因此传媒经营者应有前瞻意识，在弱势群体这一潜在受众群体中寻找媒介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将这些“潜在受众”转变为“现实受众”，就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关注，研究对这一报道领域的深度歼发，这种努力一旦得到受众的认可，获得的回报也会是丰厚的。

（四）、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弱化政府工作专业化与社会公众沟通之间的矛盾。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之间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向媒体和公民及时的提供信息。在公众中努力的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参与和支持，是现代高效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式。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在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政府传播者。③ 在西方，不光是在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更像是公关人员，常常被称作“公共信息官员”或“公共事务官员”，是作为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存在。而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现在却更像一个职务，政府机构的专业化容易淡化政府与公众的直接联系和沟通，并造成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享受主义和政府工作低效率。

（五）、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机制。

公共危机是具有突发性的，可能严重地危及组织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性事件，大都为恶性事件，具有影响大、破坏性强、冲击性强等特点。如严重的交通事故，环境或其他污染，火灾等安全事故，还有诸如“非典”这样的新型急性疫病等等。在面对突发的危机事件，公众自然会出现恐慌，社会上自然会出现谣言，这时就需要政府出来坦然面对公众。澄清事实并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据研究发现，危机事件中谣言产生并迅速传播主要由于公众缺少真实的、可靠的、正式的信息资料和新闻。政府组织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推诿责任，导致时间拖延也会使得谣言四起。在“非典”最早爆发的广东，开始时政府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发布情况，甚至不让新闻媒体报道，结果小道消息盛行，造成极大的恐慌。后来政府宣布新闻解禁，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事实，谣言顿时下去，政府很好地发挥了组织传播的作用，清理了社会流言，安定了民心。④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有备而来，对突发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公共危机的准备机制、检测机制与反应机制。

四、我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必然的，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国家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滞后性，导致了我们制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仍然非常的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缺乏法律上的支撑和保证，还有待相关机制的改进与完善。行政职务系列到现在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位置，多数新闻发言人都是由其他岗位人员来兼任，很少有专职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以披露哪些消息，披露消息的具体程序应该怎样，披露的对象是谁，新闻发言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都没有一部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实施中无法可依，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将导致新闻发言人制度形同虚设。⑤22多年来，政府新闻发言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对政府官员的报道较多，对民众的呼声和要求反映得比较少，对政府机关的表扬多批评少等。这样的报道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发布公共信息、公众自由反馈意见实现传播沟通监督的目标。政务信息的公布与获取是个双向互动过程，目前只局限于我公开你接收，我不公开你就无从获取信息，政务信息公开对公众来说还远非常态。

（二）、缺乏必要的公关知识，公关意识淡薄

著名学者喻国明说：“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功能是政府公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法制化的缺乏、发言人的常任、专门的教育机构的设置等等什么叫公关?公关之父伯奈斯说，最好的公关就是说实话。当你不说实话的时候，即使你有很高的技巧，能蒙人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受到时代、舆论和历史的惩罚。设立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为了要把一个事情‘抹平’。” 然而，在我国不少部门虽然建立了发言人制度，但大家并不敢于说实话，也不懂得应该怎么说实话。这和我国政府人员公关意识的淡薄、缺乏必要公关知识有很大的关系。和西方政府长期迫于外界给予的压力从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同，我国的许多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突发危机后因行政命令迫不得已才建立起来的。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发言人制度在不少部门建立起来了，但实质上观念并没有转变过来。大家并没有认识到公共关系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有意识到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主动维护政府信誉、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根基。民主社会中，我国政府的职能正在向公众服务型转换，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观念也应随之转换。

（三）、新闻发言人团队不协调，机构不合理，合作不通畅。成熟的公众服务型政府都有专门的公关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公关部门一般要5—6人，另外还必须配备专人对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新闻发言人，作为沟通政府与媒体的桥梁，相当于这一公关部门中负责与媒介沟通的媒介人员。发言人背后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作集体，从事材料收集和了解情况等各项工作，跟进政府工作实施情况，来做好与媒介沟通的工作。事实上，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立较早、发展较成熟的外交部就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一个新闻发言人都要配备几名资料员来搜集各部门的信息。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新闻发言人团队才可以让新闻发言人工作落到实处，真正起到政府公关活动的作用。另外，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同样很需要。新闻发言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合作和沟通是信息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的保证。长期以来，我国的体行政设置“条块分割”严重，即使在同一个单位不同部门之间也缺乏沟通，这十分不利于信息收集工作。所以在准备发布信息前，必须有一支得力的团队和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作支持，而这些在我国都还有待于建设和进一步发展。⑥

五、针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

找到问题和缺陷所在，我们就要针对性的制定策略。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让社会公众真正拥有知情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能从制度上得到保障。

（一）、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框架。现代社会不能光靠少数人决策，必须要有一个社会各个成员共同参与的过程。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比记者还要有新闻敏感，必须专业化和职业化，将来应该有一批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转行到政府当新闻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机构也应该逐步引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加以培养，并且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新闻发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工作，使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真正成为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平台。新闻发言人实际上是专门用于向公众沟通政府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回答社会对于公共管理方面的疑问的专门制度安排。

（二）、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一方面让公众了解政府的工作和决策过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及时掌握公众具体想法与意见，随时做出调整，从而使政府决策更能得到公众的真心拥护，因为政府存在最重要的条件是信息沟通、取得民意。定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将政府部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对政策进行解释，对公众问题进行解答，这样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多点和适时的信息交流渠道。新闻发言人主要在信息交流、政策咨询、沟通协调等方面实现该职能。所以有人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视作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走向制度化的又一个信号：高素质的、掌握政府部门有关业务、熟悉媒介运作规律、能够最有效地通过媒介把信息发布出去的新闻发言人，将带给公众更多、更深入也更完善的政府信息。⑦

（三）、培养健全综合能力，加强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管理。政府新闻发言人业务素质要有全局感，口齿要伶俐，表述要逻辑清晰，面对媒体不能发怵，在公共场合不会过分紧张等。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从招聘、挑选、录用、培养、训练、提拔、重用、提高、普及等一系列环节入手，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四）、提高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素质，塑造中国政府新形象。政府新闻发言人提供信息越多越快，记者才越重视，公众也会更快了解。我们虽然都非常重视数字，但发言人要学会用更直观的数据说话，不能只摆数据，要会向受众解读数据。新闻官员要习惯与记者打交道交朋友，特别是要善于面对国外记者，提高应对国外记者的经验和能力。中国新闻发言人要参与决策，发言时才能做到自信，愿意讲话也敢于讲话。新闻发布时既要把概念术语讲准讲透，要深入浅出，让大众人士也能听清听懂。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开始主动采访中国地方新闻官员，并给他们打了很高的印象分。但从总体看，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能力还有待于加强和提高。中国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打破传统习惯，提高自身新闻发言的专业能力。

（五）、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传递网络。信息传递网络的建立，便于事发地政府在事情发生后及时向上逐级报告。目前，国新办已经制定了建设这一信息网络的有关细则。有了这个信息报告网络，突发事件报告的效率和责任将得到明确和保证。要尽快付助实施，信息传递网络要加快建设，地方政府新闻发布机制要内容清晰、责任到人，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因为新闻发言制度实行的快慢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形象建设。所以，要特别鼓励地方新闻官员在情况不都清楚的情况下也要发言，知道多少，先说多少，尽量不要拖延。

下面这部分问总结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一项公关活动，互动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从目前我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部门看，大多数单位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双向沟通的工作，因此很多部门都把工作重点放在向媒体发布信息上，而没有积极促进公众信息的反馈。很多部门公布的内容就是对本部门工作阶段性的总结或者对下阶段工作进行预告，而这些往往都是繁杂的数据统计、笼统的概括说明，信息发布成了成绩总结报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新闻发言人失去应有的功能。政府公关活动不是要单方面宣传，贯彻政府的意图，而是要在和公众不断沟通、获取公众意见反馈基础上推进政府的工作。

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要强调公众利益，根据公众的合理要求调整政府行为，要推进双向信息沟通，要让公众认识、理解和接受政府，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迈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步，这体现了政府公关意识的加强和公众知情权的觉醒。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熟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如何保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整性，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形式化，进一步明确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权利与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和支持的。

参考文献：①在北京市防治SARS期间临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长和国外媒体的对话

②南方日报，2004年07月21日，C01版。③《喻国明：保障知情权防止新闻发言人封锁新闻》

④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357-358页。⑤《中国新闻年鉴1984》，冲固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⑥《有效的公共关系》，[美]格伦·布鲁姆、艾伦·森特、斯各特．卡特里普，华夏出版社

⑦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