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4委托调解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4委托调解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3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从该条规定上看，委托调解是指法院对民事纠纷案件,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委托符合一定条件的组织或个人进行调解。
一、委托调解产生的背景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承担着定纷止争，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重要职责。从法院的司法角度讲，单一的运用司法手段解决和化解纠纷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目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谈判、调解和仲裁[2]。委托调解是调解方式与诉讼程序融合而产生发展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是法院借助社会力量调处民事纠纷的新举措。委托调解的形成、发展并成为指导全国法院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模式，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3]。
从法院层面来讲：1.委托调解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4]。委托调解可以将一部分案件“分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法院审判任务过重的压力。2.委托调解能够缓解涉诉信访的严峻形势。通过委托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非对抗性。对部分纠纷通过委托调解予以解决，能够减少这部分案件裁判后发生涉诉信访的风险。3.委托调解有利于司法目标的实现。委托调解也可以说是一项司法便民、利民的举措，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能够赢得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树立司法权威。
从当事人层面讲：1.委托调解能够降低纠纷解决成本[5]。纠纷当事人通过委托调解及时化解纠纷，不仅可以减少一定的诉讼费用，而且能够减少很多诉讼环节，减少诉累，不致于过多地影响生产和生活。2.委托调解能够降低执行风险。纠纷通过委托调解得到解决，双方当事人能够通过自我内心监督履行协议，大大降低了为兑现裁判可能需要强制执行的风险。3.委托调解能够避免矛盾激化。通过委托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在心理上没有“输掉面子”的阴影，不致于因纠纷而激化矛盾，也不致于在纠纷解决后形成新的矛盾。
从社会层面讲：1.委托调解减少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委托调解能够及时将矛盾解决化解，实现了“纠纷形成——法院起诉——委托调解——矛盾解决——社会和谐”这样一个纠纷解决的模式，减少了社会矛盾的积累。2.委托调解深化了纠纷解决的多元化。委托调解制度的形成，丰富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内涵，与人民调解、仲裁、劳动争议、消费者纠纷、交通事故处理、医疗纠纷、信访、公证和诉讼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管齐下，化解社会矛盾，开创了社会矛盾解决多元化的新途径。3.委托调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委托调解容易达到案结事了、群众满意的目的，体现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
二、委托调解的性质
从《调解规定》第3条的文意上看，委托调解与其他形式的调解存在以下区别：
1.与人民调解不同。人民调解的启动程序具有主动性，纠纷发生后人民调解员可以主动上门调解，而委托调解的启动具有被动性，只有法院委托有关组织或个人后方可进行。
2.与诉讼调解不同。诉讼调解进行调解的主体是法院或者说是法官，而委托调解的调解主体是法院以外的特定组织和个人。
3.与协助调解不同。协助调解的调解主体是法院和法官，参与人员起辅助作用，而委托调解的调解主体是被委托的有关组织或个人，在调解过程中有引导权和一定的主导权。
4.与律师调解不同。律师调解的主体特定，而委托调解的主体不特定，其不是基层调解组织及其成员，不是法院工作人员，而是具有一定优势的组织和个人。
5.与司法ADR,尤其是法院附设的调解不同。法院附设的调解是一种在法院附设的经常性调解组织，而委托调解是一种松散的调解，不但没有常设的调解机构，也没有常设的调解人员，在委托调解任务完成后，调解成员即解散，可重新组成调解组织参与新调解任务。
因此，委托调解是由具有一定条件的调解代理人接受法院的委托以自己为主协调纠纷当事人的矛盾，由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处理程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
三、委托调解的规范
委托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新型性、发展性、探讨性和可塑性。故，委托调解的规范可从调解的主体、调解的过程进行完善。
（一）关于委托调解的主体
1.调解员的范围。《调解规定》第3条确定调解员为以下组织或个人：⑴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定关系；⑵与案件有一定联系；⑶具有专门知识；⑷具有特定社会经验。由于委托调解本身是一种开放式调解，因此，委托调解的调解员可以考虑以下范围：一是公、检、法、司离退休人员，具有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6]；二是其他离退休干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觉悟；三是街道、社区、村组等基层干部，具有较好的基层工作经验，能够运用群众语言做好调解工作；四是工青妇、消费者协会、工商界联合会等等具有专门知识的组织；五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六是当事人的亲朋好友等易被当事人信任和在情感上容易接受的人；七是其他符合条件且愿意做委托调解工作的组织和个人。
2.调解员的选任。对于需要委托调解的案件可选择协商、招标或定向委托的方式选聘调解员。凡是愿意从事调解工作并通过法院的审查，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担任调解员。法院通过审查备案并出具委托手续即可进行调解。
3.调解员与法院关系。法院委托调解时出具委托调解函，与调解员或组织建立委托调解关系，法院与未被委托调解的人员或组织不产生关系。
4.调解员的待遇。调解员的待遇由专门的调解经费支出，按件支付或按案件调处难度支付。既可以化解纠纷，又可以创造就业途径。可建立调解基金，基金来源主要由地方财政按年支付。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当事人协商按每件20－30元捐助纳入调解经费。此外，也可以接受社会捐助。
5.调解员的考核。调解员可以划分等级，每年按调解纠纷的数量和委托调解后调解成功的比率划分或晋升等级，等级越高，支付其的调解费用越多，提高调解的积极性。
（二）关于委托调解的程序
1.调解时机。根据民诉法第87条和《调解规定》第3条的意见，委托调解如同诉讼调解一样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从立案至判决送达之前都可以启动委托调解。这里的立案应当从宽泛之意理解，不但包括法院正式立案，还应当包括预立案。纠纷当事人未启动诉讼程序或不准备启动诉讼程序，法院不能启动委托调解程序。
2.调解启动。委托调解应当有三种启动方式：一是法院根据案情建议进行委托调解；二是纠纷一方或双方申请委托调解；三是熟悉案件情况的案外人或组织认为纠纷通过委托调解能够顺利解决的可以向法院建议或申请。启动委托调解还应做到：(1)向纠纷当事人释明委托调解的含义、目的和程序，使纠纷当事人对委托调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⑵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委托调解。对诉前委托调解,法院应当征询原告的意见,在取得原告的同意后，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预立案，把案件交给委托调解的组织或个人，由调解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对于立案后，原告同意委托调解的，要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同时释明委托调解的相关事项、委托调解的程序、委托结果的处理等。
3.调解过程。与法官主持的调解相比,委托调解可以相对灵活。但是,为了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调解员回避,对于调解中出现的问题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4.调解结果。纠纷经委托调解成功，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当事人双方订立和解协议，不需要法院确认的，调解人员向原告释明，由原告申请法院撤诉。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由当事人协商诉讼费用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案件结案。委托调解不成立的，法院及时进入诉讼环节。对于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法院应当从两个方面审查：一是询问纠纷双方，看调解协议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二是依照法律规定看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委托调解形成的材料要移交法院。
5.案件范围。同诉讼调解一样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5条要求法院应“重点做好以下案件的调解工作: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因此，在上述范围内可以调解的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同时，根据省法院调解年活动的安排意见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落实，凡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都要按照“调解优先”的原则处理纠纷，但是根据《调解规定》第2条:“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故，这些案件也不适用委托调解。
6.调解原则。委托调解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所谓自愿，包括程序启动、程序进行以及调解协议接受的自愿[7]。当事人同意进行委托调解的，应当进行委托调解，当事人不同意委托调解，进入诉讼程序，开庭审理并进行诉讼调解；二是及时调解原则。纠纷进入委托调解后，调解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调解，调解不成立时及时告知法院，进入诉讼程序，不能久调不决；三是保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的过程中，接触到双方关于诉讼的有关证据或当事人其他信息或秘密的应当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应当让纠纷对方或案外人知晓。四是合法合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不能违法调解，不能采取欺诈、胁迫、利诱、强制等方式调解，调解的方式和结果还应当符合情理，不违背公序良俗。
四、委托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委托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处理的方式之一，其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与其他纠纷解决手段的协调、配合、补充和衔接，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但从目前委托调解探索性实施的过程中发现还存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认识问题。一是社会各阶层对委托调解的误解。有些相关部门甚至认为法院在推脱责任。二是恶意调解。包括调解人员恶意调解和当事人恶意调解掩盖非法目的。委托调解中调解员恶意调解不但严重损害法院的形象，有损司法公信力，还容易引发调解员的腐败。三是司法理念更新迟缓。有的法官经历了多年的“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对委托调解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片面认识，对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新方法、新途径的探索和适应能力不强。三是调解员积极性不高。既然是委托调解，调解员的积极性即委托调解能否顺利进行并形成制度是最大的问题。靠一部分人对和谐社会的努力而致力于委托调解当然是好的，但委托调解能否彻底实现关键在于调解人在委托调解过程中取得的利益，或是物质利益，或是精神利益。没有既得利益，调解员的积极性发挥不充分。
（二）机制问题。一是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化。委托调解目前还主要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或者由有相关部门和法院联合制定一个文件，没有组成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落实。二是调解员的经费没有保障。委托调解需要对被委托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利益促使其提高调解的效率和积极性，从目前来看该问题还没有被重视。三是工作机制不完善。有限委托调解的相关制度对调解员没有有效的约束力，不能充分发挥委托调解应有的功能。四是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待进一步规范。目前，我国司法解释只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以及公证后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8]。因此，委托调解协议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受到较大的限制。
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完善：
1.建立委托调解的监督机制。把委托调解纳入审判流程管理之中，时刻关注委托调解的进展，并加以督促。
2.建立恶意调解的惩罚和赔偿机制。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恶意调解的，应当按照民诉法中妨碍民事诉讼的条款对其进行罚款、拘留，情节严重并造成对方当事人重大损失的按照侵权损害赔偿处理。
3.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把调解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之中，建立调解经费基金，根据当地财力的一定比例和委托调解的情况，统筹安排调解员经费，列入当地年度财政预算，调解员经费由法院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管理，根据调解员的能力和调解案件情况支付，作为其报酬。
4.建立调解员学习培训机制。把调解员纳入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之中，不定期撰写、整理有关调解工作的做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供调解员索取学习。扩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范围，采取开放式的培训和指导，让热爱调解工作的人有参加和接受培训的机会，提高参与调解工作的能力。
5.建立委托调解考核机制。由本级党委牵头，把委托调解纳入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中，实行目标管理，逐步形成委托调解的社会化。
6.对人民调解协议赋予可强制执行的效力。“法院对人民调解最大的支持即在于对其工作的确认，可以赋予调解协议更大的证明力和确定力”[9]。因此，可考虑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力[10]。当事人持调解协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法院经过一定的程序审查，符合强制执行条件的，做出裁定强制执行，不符合条件的，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第二篇：的完善委托调解制度
委托调解制度的完善
柳殿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该条规定的即是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作为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处理程序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法院层面来讲，委托调解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涉诉信访的严峻形势;从当事人层面讲，委托调解能够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执行风险;从社会层面讲，委托调解可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纠纷解决的多元途径。
但委托调解在探索性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几方面的问题。
一、委托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认识问题 1.社会各阶层对委托调解的误解。有些相关部门甚至认为法院在推脱责任。2.司法理念更新迟缓。有的法官习惯了“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对委托调解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片面认识，对运用多元纠纷解决的新方法、新途径的探索和适应能力不强。
(二)机制问题 委托调解目前还主要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或者由相关部门和法院联合制定一个文件，没有组成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落实。
(三)经费保障与程序规范问题 1.调解员的经费没有保障，调解员缺乏积极性。2.法律效力问题。有限委托调解的相关制度对调解员没有有效的约束力，不能充分发挥委托调解应有的功能。
对上述潜在性问题与机制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1.建立委托调解的法官培训与监督机制。首先要提高法官对委托调解的认识，把委托调解纳入审判流程管理之中，时刻关注委托调解的进展，并加以督促。2.建立调解员学习培训机制。扩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范围，把调解员纳入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之中，提高参与调解工作的能力。3.建立委托调解考核机制。由本级党委牵头，把委托调解纳入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中，实行目标管理。
对经费保障与程序规范问题，下文从委托调解主体与程序规范方面重点探析。
二、委托调解主体的规范
委托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发展性和可塑性，可从主体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一)调解员的范围 《调解规定》第三条确定调解员为以下组织或个人：1.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定关系;2.与案件有一定联系;3.具有专门知识;4.具有特定社会经验。由于委托调解本身是一种开放式调解，因此，委托调解的调解员可以考虑以下范围：一是公、检、法、司离退休人员，具有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二是其他离退休干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觉悟;三是街道、社区、村组等基层干部，具有较好的基层工作经验，能够运用群众语言做好调解工作;四是工青妇组织、消费者协会、工商界联合会等具有专门知识的组织;五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六是当事人的亲朋好友等易被当事人信任和在情感上容易接受的人;七是其他符合条件且愿意做委托调解工作的组织和个人。
(二)调解员的选任 对于需要委托调解的案件可选择协商、招标或定向委托的方式选聘调解员。凡是愿意从事调解工作并通过法院的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调解员。法院通过审查备案，并出具委托手续即可进行调解。
(三)调解员与法院的关系 法院委托调解时出具委托调解函，与调解员或组织建立委托调解关系。
(四)调解员的待遇 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把调解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之中，统筹安排调解员经费，根据调解员的能力和调解案件情况支付其报酬。可建立调解基金，基金来源主要由地方财政按年支付。
(五)调解员的考核 调解员可以划分等级，每年按调解纠纷的数量和委托调解后调解成功的比率划分或晋升等级，等级越高，支付其的调解费用越多，以提高其积极性。
三、关于委托调解程序的规范
(一)调解时机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和《调解规定》第三条的意见，委托调解如同诉讼调解一样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从立案至判决送达之前都可以启动委托调解。这里的立案应当从宽泛之意理解，不但包括法院正式立案，还应当包括预立案。纠纷当事人未启动诉讼程序或不准备启动诉讼程序，法院不能启动委托调解程序。
(二)调解启动 委托调解应当有三种启动方式：一是法院根据案情建议进行委托调解;二是纠纷一方或双方申请委托调解;三是熟悉案件情况的案外人或组织认为纠纷通过委托调解能够顺利解决的，可以向法院建议或申请。启动委托调解还应做到：(1)向纠纷当事人释明委托调解的含义、目的和程序，使纠纷当事人对委托调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⑵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委托调解。对诉前委托调解，法院应当
征询原告的意见，在取得原告的同意后，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预立案，把案件交给委托调解的组织或个人，由调解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对于立案后，原告同意委托调解的，要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三)调解过程 与法官主持的调解相比，委托调解可以相对灵活。但为了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调解员回避。对于调解中出现的问题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四)调解结果 纠纷经委托调解成功，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需要法院确认的，调解人员向原告释明，由原告申请法院撤诉;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由当事人协商诉讼费用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案件结案。委托调解不成功的，法院及时进入诉讼环节。对于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法院应当从两个方面审查：一是询问纠纷双方，看调解协议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二是依照法律规定看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委托调解形成的材料要移交法院。
(五)案件范围 同诉讼调解一样，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五条要求法院应“重点做好以下案件的调解工作：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因此，在上述范围内可以调解的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
(六)调解原则 委托调解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当事人同意进行委托调解的，应当进行委托调解，当事人不同意委托调解，进入诉讼程序。二是及时调解原则。纠纷进入委托调解后，调解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调解，调解不成立时及时告知法院，进入诉讼程序，不能久调不决。三是保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的过程中，接触到双方关于诉讼的有关证据或当事人其他信息或秘密的应当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应当让纠纷对方或案外人知晓。四是合法合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不能违法调解，不能采取欺诈、胁迫、利诱、强制等方式调解，调解的方式和结果还应当符合情理，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三篇：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经济与法律系学生：张晶晶指导老师：王平生
摘要：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把调解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传统调解的种种弊端均基于此。本文从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调解原则的完善上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法院调解；不足；完善
Abstract：Court med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our common plead system.Furthermore,it is a concernful quomodo for raveling out the dissension of civil and commerce.For a long time,because of the consequence of planning economy system,mediation used to be one of the modes for law court to perform the jurisdiction.And all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ediation come from this.The article aim at the deficiency talking above and to table a proposal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our court mediation from noumenal law,procedural law and mediation principle.key words：mediation system of court;deficiency;improvement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调解占有着重要地位。在建国后至今的几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司法实践中，其一直都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主导性运作方式，在国内被冠以“优良传统”的头衔；而在国外，更是被誉为“东方经验”。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弊端。
1.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界定
在我国，现今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已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调解制度。
1.1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回顾
我国文化和社会关系结构特点，是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根据。早在周代，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设。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等哲学思想成为调解制度最为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设立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首创，一度成为西方国家争相学习、借鉴的“东方经验”。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经历了从以“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到“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的历史变革。
1.2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特征
我国的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支持下，民事诉讼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后，终结诉讼程序的活动。调解与判决和仲裁不同，它对纠纷的解决在根本上是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同时，调解比仲裁和审判更具有经济性。
1.2.1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比较
（1）就效力而言。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都具有强制力；人民调解等调解方式的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能靠当事人的自觉履行。
（2）从调解范围来看。法院和行政调解具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性；人民调解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禁止调解的纠纷以外，一般均可调解。
（3）就性质方面来说。法院调解实际上是法院的一种职权行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都是诉讼外调解的一种形式。
（4）从调解中立方的地位上讲。法院调解的法官在调解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调解等纠纷的双方与介入的第三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1.2.2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的比较
法院调解制度与国外诉讼和解有颇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或主要阶段）发生。其次，“两者都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但是它们还有以下主要的区别：（1）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2）在性质方面，法院调解是一种有国家司法公权力介入干预的诉讼活动；诉讼和解制度则完全是一种终止诉讼的个人行为，与国家的意志无关。（3）在调解适用原则方面。我国法院必须遵循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合法的原则；而国外实行诉讼和解的国家则只是强调当事人自愿。（4）在调解的主体、调解效力方面也有所不同。[1]
2．我国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通过上文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法院的弊端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结构上的，即我国具有典型的“调解型”审判模式；另一个方面是技术上的，即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的竞合。二者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调解型”的程序结构反映了“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为调审合一的制度的安排提供了背景和契机；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的竞合则必然导致审判的萎缩和调解的扩张。具体表现如下：
2.1立法上的弊端——法院调解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2.1.1 “反悔权”规定上的缺陷
在我国，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合意的调解协议，其在实质上是一种合同，而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无条件的反悔权极大地破坏了其对纠纷双方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好像是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权利，然而却在无意中造成了对当事
人在处分权上的放纵。
2.1.2 缺乏处分原则的规定
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准则。自由处分合法权利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法官也是人，而非神，是人就有滥用权力的天性，若缺乏“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则“强制调解”的一再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2.1.3诉讼程序的法定性与调解程序的任意性相冲突
合法原则应包括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两个方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仅抽象地规定了实体合法，而对程序合法则压根儿没有规定。法院调解虽然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并非表明其就没有自己独立的程序，不能因为它灵活、方便和简洁就否定法院调解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否则，法院调解就会被架空，成为走过场的摆设或者成为法院调解结案的牺牲品。
2.2司法实践上的弊端——审判实践中的缺陷
2.2.1强制调解与自愿原则的矛盾
在我国，法官在诉讼中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这就使得法官比诉讼外的其他调解者更容易获得调解成功，但同时又常常会使得调解中的自愿原则难以贯彻实施，使得调解协议的达成并非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这样，调解的自愿原则必然被扭曲或虚化。
2.2.2调解的让步息诉与权利保护目的相冲突
调解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公平性的调解，另一种是“让谅性”的调解。公平性调解只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的让谅性调解。因此，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的。我国诉讼法对调解实体合法性抽象的规定常常淡化了法官对纠纷本身严格依法解决的认识，所以，法院调解更注重的是实现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目标，却忽略了对诉讼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
2.2.3 “调审合一”的模式使法院调解走向极端
“调审合一”的模式使享有公权力的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有了在身份上的竞合，而这种竞合往往使法官在对待调解上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前文所讲的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另一个则是使调解流于形式，即调解“形式主义”。前者是法官对调解的偏好所致，后者则因法官公权力的膨胀而起。
3.完善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几点构想
3.1 关于我国调解制度的讨论及观点
法院调解的改革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焦点，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应该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第二种观点认[2]
为，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程序制度，审判是它的核心内容。第三种观点认为，调解与审判分离后，对其性质应重新界定。第四种观点认为，法院改革的主导方向应是建立诉讼和解制度。通过思考，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改革加强论，即保持“调审合一”的制度。[4][3][2]
3.2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建议
3.2.1实体法上的完善——确立实体权利保障制度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让步息诉牺牲部分权利以达到“合意调解”目的的往往是无辜的权利享有者，若负有履行义务的人无故拖延或拒不履行，将给权利人带来更大的损失，那么，权利人自然会对调解时所作出的让步感到后悔，而正是这种顾虑也打击了当事人进行调解的积极性。这就有必要规定允许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约定附条件、违约责任和提供担保等的关于民事责任的内容。其次，民法债权一章中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亦有借鉴意义。
3.2.2程序法上的完善——建立调解员回避制度
我国的诉讼法都对回避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在调解程序中却无法很好地贯彻。事实上，参与调解的人员常常会受到原调解过程的影响甚至左右，在参与该案的审判时难免会把已有的主观感情色彩和心理定性带进审判中去。根据我国司法资源的现状，规定调解人员可以参与审理，但不能左右案件判决，这样一来，既有利于节省资源，符合现有国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强制调解的发生。
3.2.3 调解原则上的完善——完善“自愿”原则，确立保密原则
当事人自愿调解是法院调解的本质性要求，自愿原则应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首先，禁止当事人之间采取不正当手段达成调解合意；禁止法官采取非法方法让当事人被迫接受调解。其次，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应明确告知当事人双方有申请调解也有拒绝调解的权利。再次，规定调解书生效后，对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允许当事人在法定条件下有请求法院重新判决的权利。最后，健全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
确立保密原则也是非常必要的。法官在调解时，为了了解事情的本原以促使双方达成合意，必然会掌握一些隐秘的信息，但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当事人披露的信息应保持超然的态度，并支持双方当事人重新建立起信任以实现双赢的调解结果，否则，若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无法建立起信任，则调解也必然无法继续进行。
综上所述，法院调解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创制的一种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并非全盘否定或对国外和解制度生搬硬套就能成功的。保持“调审合一”的原有模式，通过改革加强，给当事人提供高效、节约的解纷方式，不仅是实现国家设立法院调解制度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现实需要。③ ①②
注释：
①调解协议既然是一种合同，那么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就应该构成违约责任，承担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见《民法通则》第121、122条）
②债的担保指法律为保证特定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特别规定的以第三人的信用或者以特定财产保障债务人履行债务，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制度。这是担保法上的规定，引用到法院调解中，义务履行人也可就质押自己的财产作为保证履行的担保。
③这种民事责任不是指调解协议约定的给付内容本身，而是指不履行协议约定的给付内容而承担的额外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有关内容，这种责任一般有替代责任和加重责任两种。
参考文献：
[1]张娟.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A].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2]江伟,王强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1,(5):77-82.[3]江伟.我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60-463.[4]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
第四篇：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探析
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探析
核心提示：摘 要：目前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法律法规不统一，内容简单，对象狭窄，缺乏程序性保障以及法律效力，原则、方法等不明确等缺陷，应当加以改进。从统一法律规范，扩大对象范围，规范程序及赋予协议法律效力等四方面对我国行政调解制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不足；完善
行政调解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
但客观地分析，随着人们对行政调解制度的专注度以及使用率逐渐增加，我国现行的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法律规定严重缺失，使得调解活动过程中，调解人员仅凭经验办事，甚至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从而导致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及结果的不信任，以至于调解制度所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认真分析。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的不足
1.1 行政调解设定不统一，缺乏规范性
我国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形式多样，层次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近40部，行政法规约60部，行政规章约18部，地方法规约70部，地方规章约45部，另有大量一般规范性文件。”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分散在如此众多的文件中，人们难以掌握。并且这些规定内部不协调，相互冲突的地方屡见不鲜。在名称上也不统一，有用“调解”的，有用“处理”的，不仅纠纷当事人无所适从，就是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分散，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1.2 行政调解制度内容简单，对象范围狭窄
目前我国的行政调解相关法律条文十分简约，其内容仅涉及调解发生的情形、调解的主体和对象。而且调解的对象相对含糊，并无确切的范围和限度。对象主要包括民事纠纷对财物损害赔偿纠纷，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轻微违法行为权属争议行政赔偿、补偿的数额争议。呈现出较大的人为确定因素，容易与其他处理纠纷的方式相混淆，不利于当事人选择正确解决纠纷和争议的方式。调解范围设置的局限性，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应有的作用。由于规定得不详实，缺少与之相应的程序，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凭经验办事，使行政调解的运作呈现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1.3 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只设立了行政调解，而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随意性大。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程序保证，当事人很可能因程序不公而对调解结果不满，从而使调解协议难以自觉履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调解程序规
定的极少，只在《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办法》也只规定了申请—受理—调解—终结—归档五个简单的程序，缺少了行政调解所必须的一些程序性措施和原则，比如在调解之中，应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重要事项进行调解采用听证程序等。这是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程序性缺陷常常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失去信任，导致行政调解功能难以发挥。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的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不能将其应有的功能充分发挥。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完善行政调解制度。针对我国现有的行政调解规则，笔者认为应当从统一法律规范，扩大对象范围，规范程序及赋予协议法律效力等四方面进行设想。
2.1 行政调解法律规范统一化
2.1.1 确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项制度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最高效力，对于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样的，行政调解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凡是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以适用行政调解，方可适用，同时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愿意的，决不能强行调解。行政调解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法原则。
第五篇：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完善
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国当代司法制度经验的结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现行调解制度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日益凸显，与我国目前司法改革进程中追求的公正和效率的主题不相和谐，其中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本文拟就现行反悔制度存在的缺陷、反悔制度的认识及立法完善作些粗浅探讨，以利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
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2001年，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
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起诉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
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进行反悔，反悔的时间只是规定在调解书送达前，这使得审判人员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论及。而对不需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却又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上述规定均弱化了反悔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的功效，无形中迫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去救济当事人，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为此，笔者建议设立反悔时效制度。
反悔时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只要符合反悔的条件，当事人可在一定时限内提出反悔，否则则丧失行使反悔权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变更或可撤销的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否则当事人提出也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反悔的时限也可以比照设定：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对符合反悔条件的，当事人应在达成调解协议之日起3日内提出。这样即可提高司法效率，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补救手段，可确保司法公正。设立这样的反悔时效制度，也是符合当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高效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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