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第一篇：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处理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warren burger也对中国的调解机制大加赞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调解制度或许还算得上是我国的一项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与国人厌恶诉讼和追求和谐谦和的传统心态有很大关系。

在众多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之中，采用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简化了司法程序，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确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因而，调解制度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是，我国的调解制度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此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所以笔者认为，从公平公正来看，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尤其是法院调解并不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

二、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原则

通说认为调解有诉讼外的调解和诉讼上的调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后者即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本文仅讨论关于法院调解的相关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有关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

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

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审判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

3、合法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也是法院的审判活动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满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无巨细的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滞后性愈发明显，因此，用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则性的规定毕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体司法工作操作人员来说，会因为个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现谬误，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精神已成为社会普遍意识，或者说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信仰，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必然会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三、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建议

基于对以上几项原则的考虑，我国法制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眼前所出现和发现的法制建设漏洞，下面笔者就所学的知识和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一）法院调解并非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按照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在事实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是不能结案的。在这里，该原则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和责任含糊不纠，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应当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

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3、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相对于公法而言，民事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利害关系和冲突，这与他人无干，当事人都达成了和解，旁人又何必追究到底呢？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及当事人已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诉讼双方适当作些让步乃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结案也无不可。

（二）法院调解应严格遵循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在法庭上，法院调解必须得在当事人双方明确的表示同意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即要充分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接受调解也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属于对私权的自

由处分。但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诉讼当事人非自愿寻求调解来解决纠纷。

一是法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的谋求当事人接受调解。从司法实践中来看，似乎我们的审判机关更愿意选择调解来作为他们的结案方式。因为调解结案的案件同样是要计入法院的结案率的，而且调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上诉。所以，相对而言程序要简

单得多的调解方式更容易引起审判人员的兴趣，因此，他们在诉讼程序中积极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只要存在调解可能，不管处于审理程序的何种阶段，法院总是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调解。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这是法院的职权所在，本无可非议。但笔者认为案件既然已经处于了一种诉讼程序当中，而且法庭也已经开庭审理案件了，就再无询问当事人的必要。将纠纷诉之于法院，必然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谋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初衷，这属于对私权采取公力救济方式的一种选择，接受调解就不再是当事人的首选，至少应该不会是原告方的首选。

二是司法效率不高，诉讼成本过高，当事人失去耐心。总体而言，《民诉法》本身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司法资源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各地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不一，导致我国整体的司法效率不高，在一些司法资源匮乏的地区更是如此。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开庭审理，对于原告而言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或许没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或者刚刚开庭，原告就会要求调解。进入审理程序之后，诉讼程序更是繁杂、拖延，导致诉讼成本与日递增，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当事人双方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再选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再选择接受调解也是出于对我国司法现状的无奈，很多原告撤诉转而接受调解的例子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

三是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无形压力的产生。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这一条我们展开来分析，也就是说法院会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这种社会力量既可以是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可以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难以保证整个说服过程当中没有其他足以造成当事人误解或者恐慌的说辞，从而使当事人非自愿的做出接受调解的意思表示。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舆论力量介入到法院调解过程中来，很难说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但即便是违法的行为也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掩盖从而逃脱监督的眼睛。所以本文对《民诉法》中法院调解的这一规定持有微词。

（三）法院调解的合法性应该得到实质的保证。《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要求调解协议必须具有合法性，它应该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合法和实体意义上的合法。实体上的合法，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我们可以通过比照调解协议书的具体条款以及最终结果是否公平公正来加以判断，以及对于诉讼双方当事人而言是否大致公平。但是，程序上的合法，也许可以通过了解法院制作调解书的过程来对其合法性来加以判断。作为法院，为了谋求和解的达成，对于其主持调解的具体手段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灵活运用。但是很多情况下法院借助的手段是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是不能对外界披露的。比如说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分别加以说服，并晓之以利害关系的，而不是双方均在场共同会话式的调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违法的。但是，调解的最终结果是：呈现在当事人双方面前的必然是一份权利义务相当明确，看似公平、公正的调解书。我们不难想象，作为法院，必定具备一些善于运用法律技巧和熟练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制作调解书的时候，当然会注意处理法律文书的形式合法性，他们深知哪些事实是可以记录下来的，哪些是将会影响调解书合法性的内容，哪些是绝对不能记录下来的。于是，在制作调解书过程当中，这些专业人士当然会有所取舍了，从而最终展现在当事人面前的是一份形式上合法的调解书。由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法便被调解书形式上的合法所掩盖了。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对此种问题加以重视。调解过程乃至调解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应该首先从程序上加以保证，这样才能使法院调解得到实质的保证。

以上是笔者针对我国现有民事纠纷中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所做的一次初步探讨，提出以上问题，并不是为了说明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篇：的完善委托调解制度

委托调解制度的完善

柳殿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该条规定的即是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作为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处理程序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法院层面来讲，委托调解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涉诉信访的严峻形势;从当事人层面讲，委托调解能够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执行风险;从社会层面讲，委托调解可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纠纷解决的多元途径。

但委托调解在探索性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几方面的问题。

一、委托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认识问题 1.社会各阶层对委托调解的误解。有些相关部门甚至认为法院在推脱责任。2.司法理念更新迟缓。有的法官习惯了“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对委托调解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片面认识，对运用多元纠纷解决的新方法、新途径的探索和适应能力不强。

(二)机制问题 委托调解目前还主要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或者由相关部门和法院联合制定一个文件，没有组成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落实。

(三)经费保障与程序规范问题 1.调解员的经费没有保障，调解员缺乏积极性。2.法律效力问题。有限委托调解的相关制度对调解员没有有效的约束力，不能充分发挥委托调解应有的功能。

对上述潜在性问题与机制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1.建立委托调解的法官培训与监督机制。首先要提高法官对委托调解的认识，把委托调解纳入审判流程管理之中，时刻关注委托调解的进展，并加以督促。2.建立调解员学习培训机制。扩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范围，把调解员纳入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之中，提高参与调解工作的能力。3.建立委托调解考核机制。由本级党委牵头，把委托调解纳入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中，实行目标管理。

对经费保障与程序规范问题，下文从委托调解主体与程序规范方面重点探析。

二、委托调解主体的规范

委托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发展性和可塑性，可从主体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一)调解员的范围 《调解规定》第三条确定调解员为以下组织或个人：1.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定关系;2.与案件有一定联系;3.具有专门知识;4.具有特定社会经验。由于委托调解本身是一种开放式调解，因此，委托调解的调解员可以考虑以下范围：一是公、检、法、司离退休人员，具有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二是其他离退休干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觉悟;三是街道、社区、村组等基层干部，具有较好的基层工作经验，能够运用群众语言做好调解工作;四是工青妇组织、消费者协会、工商界联合会等具有专门知识的组织;五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六是当事人的亲朋好友等易被当事人信任和在情感上容易接受的人;七是其他符合条件且愿意做委托调解工作的组织和个人。

(二)调解员的选任 对于需要委托调解的案件可选择协商、招标或定向委托的方式选聘调解员。凡是愿意从事调解工作并通过法院的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调解员。法院通过审查备案，并出具委托手续即可进行调解。

(三)调解员与法院的关系 法院委托调解时出具委托调解函，与调解员或组织建立委托调解关系。

(四)调解员的待遇 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把调解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之中，统筹安排调解员经费，根据调解员的能力和调解案件情况支付其报酬。可建立调解基金，基金来源主要由地方财政按年支付。

(五)调解员的考核 调解员可以划分等级，每年按调解纠纷的数量和委托调解后调解成功的比率划分或晋升等级，等级越高，支付其的调解费用越多，以提高其积极性。

三、关于委托调解程序的规范

(一)调解时机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和《调解规定》第三条的意见，委托调解如同诉讼调解一样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从立案至判决送达之前都可以启动委托调解。这里的立案应当从宽泛之意理解，不但包括法院正式立案，还应当包括预立案。纠纷当事人未启动诉讼程序或不准备启动诉讼程序，法院不能启动委托调解程序。

(二)调解启动 委托调解应当有三种启动方式：一是法院根据案情建议进行委托调解;二是纠纷一方或双方申请委托调解;三是熟悉案件情况的案外人或组织认为纠纷通过委托调解能够顺利解决的，可以向法院建议或申请。启动委托调解还应做到：(1)向纠纷当事人释明委托调解的含义、目的和程序，使纠纷当事人对委托调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⑵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委托调解。对诉前委托调解，法院应当

征询原告的意见，在取得原告的同意后，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预立案，把案件交给委托调解的组织或个人，由调解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对于立案后，原告同意委托调解的，要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三)调解过程 与法官主持的调解相比，委托调解可以相对灵活。但为了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调解员回避。对于调解中出现的问题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四)调解结果 纠纷经委托调解成功，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需要法院确认的，调解人员向原告释明，由原告申请法院撤诉;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由当事人协商诉讼费用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案件结案。委托调解不成功的，法院及时进入诉讼环节。对于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法院应当从两个方面审查：一是询问纠纷双方，看调解协议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二是依照法律规定看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委托调解形成的材料要移交法院。

(五)案件范围 同诉讼调解一样，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五条要求法院应“重点做好以下案件的调解工作：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因此，在上述范围内可以调解的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

(六)调解原则 委托调解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当事人同意进行委托调解的，应当进行委托调解，当事人不同意委托调解，进入诉讼程序。二是及时调解原则。纠纷进入委托调解后，调解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调解，调解不成立时及时告知法院，进入诉讼程序，不能久调不决。三是保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的过程中，接触到双方关于诉讼的有关证据或当事人其他信息或秘密的应当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应当让纠纷对方或案外人知晓。四是合法合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不能违法调解，不能采取欺诈、胁迫、利诱、强制等方式调解，调解的方式和结果还应当符合情理，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三篇：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总结

****县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总结

近年来，为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县法院始终把民事调解工作作为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涉诉信访的重要举措，不断提高调解意识，讲究调解艺术，丰富调解手段，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调解工作经验，有力地指导了民事诉讼。今年来，共受理民事案件637，审结627件，调解、撤诉475件，调撤率达到了75.8%。

一、树立理念，提高调解意识

民事调解作为一种民事审判结案方式，在国内素有“优良传统”的美誉，在国外则被誉为“东方经验”。基于此，我院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提高全体干警调解意识作为重点抓在手上。一是强化调解优先意识。一年来，我院始终把全程调解、优先调解贯穿在民事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坚持立案时、开庭前、开庭中、判决前均进行调解工作，达到了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的目的。二是强化以人为本意识。要求全院干警都要坚定司法立场，把群众观点贯穿于各项工作中，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司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做到了廉洁勤政、主动服务，减少了诉讼的冷漠和生硬，为审判工作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三是强化维护稳定意识。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的新形势下，我院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探索案件调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把调解作为结案的主要方式，从而充分发挥了案件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强化有机结合意识。我院不断加强民事调解 1

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联系，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诉讼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调解机制的建立。同时，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未发生久调不决的问题。对于当事人不愿意调解、虽愿调解但双方要求差距过大的案件，全部及时做出了判决，未发生超审限案件。

二、合法规范，把握调解原则

近年来，我院的调解工作严格贯彻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方针，产结合工作实际确立了“合法、公开、效率、规范”的“调解四原则”，对指导调解工作规范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正确把合法原则。我院坚持诉讼调解的过程以及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做到了不违背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未出现强迫当事人调解的问题。二是正确把握公开原则。即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都做到公开调解；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调解的，可以不公开调解。三是正确把握效率原则。我院坚持以及时、便捷的方法开展调解工作，明确规定以调解为名而拖拉办案的法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有效地防止了调解效率低下的问题。今年来，我院调解的案件，80%以上均在两个月内结案，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同时，对于当事人不愿意调解、不适合调解的案件以及经调解不成的案件，都能够及时做裁判，防止了因久调不决而造成案件审限过长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当事人诉累，节省了审判资源。四是正确把握规范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办案法官坚持仪态庄重，着装规范，使用 2

“法言法语”，没有出现行为和语言失范问题，树立了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在制作调解书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规范来进行制作，防止了调解书失范。近年来，我院正确把握“调解四原则”，调解工作做到了合法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调解、强迫调解问题，没有出现超审限案件，也没有出现调解书不规范的问题，更没有发生因调解工作而出现的信访上访案件。

三、建立机制，拓宽调解渠道

为抓好民事案件调解工作，我院建立健全了调解工作管理机制，努力营造“大调解”的工作氛围，并通过运用社会资源，不断拓宽渠道。一是领导重视，成立了调解工作领导机构。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以主管副院长为副组长，各审判庭庭长为成员的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院的案件调解工作。落实了分级负责制，层层抓落实。特别是明确要求各法庭的庭长，在亲自办案的同时，还要具体指导本庭的调解工作，从而逐步营造了“全员调解”的良好氛围。二是奖优罚劣，把调解工作作为考核内容。把案件调解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目标，列入规范化管理考核缺席，明确规定达不到既定标准的庭和人员予以扣分处理同时，还对年终调解率高的庭予以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从而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大大提高了干警调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今年，我院民事业务庭中，有五个业务庭的调解率超过了75%。三是交流经验，组织从事民事审判的同志谈自己调解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并以在院工作简报上刊登调解经验、介绍个案的调解方法等方式，宣传调解典型，开拓调解思路，从而开辟了一条总结交流调解经验的有 3

效途径，使全院干警的调解水平普遍提高。四是构建网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强化调解效果，通过培训人民调解员、召开调解工作会议、选任调解助理员等方式，逐步构建起一套协助调解网络。一年来，我院基层人民法庭为辖区的人民调解员进行了1场次系统培训，有力地增强了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意识，提高了调解水平。组织召开了1次全县高规格的司法调解确认工作会议，召开民事调解联席会议1次，化解群体性纠纷15起。近年来，通过人民调解员的努力，先后解决诉前矛盾纠纷200余起，有力地减轻了法律工作压力，促进了社会和谐。

四、创新方法，丰富调解手段

在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县法院逐步完善并推行了抢抓关键法、利益平衡法、辩法析理法、案例诱导法、借力使力法、组织助力法、冷却处理法和温情感化法共八种调解方法。在具体调解工作中，我院坚持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将这些方法巧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一是抓住关键找准点。对于一些争议标的不大而案情却相对复杂的案件，并不固守查清事实这一教条，而是本着利益平衡的原则，在尽量查清案情的同时，寻找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平衡点，围绕这个平衡点进行调解，取得了较好效果。二是辩法析理善诱导。在民事调解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理出头绪，讲明法律，说清道理，通过及时耐心的启发疏导和说服教育以及相关案例，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如民一庭审理的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情绪激动，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对此，办案人员分头到原被告家中，在指出双方均有过错并做其思想工作的同时，向双方讲述了一起因琐 4

事互殴，打人者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五年而被害人致残的案例，教育双方摒弃前嫌。最终通过引导和说服教育，双方当事人互相道歉，握手言和。三是借力使力巧开锁。一件案件到了法院，双方当事人都托人的为数不少。对此，我院借助双方“说情人”，利用他们来开当事人的“思想锁”，为案件调解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积极请基层组织、人民调解员或人民陪审员来协助调解，并针对当事人比较相信代理人、律师的特点，通过代理人和律师协助法院做当事人的工作，促成调解等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四是冷热有别重感化。针对不同案件的特点，准确把握调解时机，分别适用“冷处理”、“热处理”、“温处理”等不同方法。所谓“冷处理”，主要是对于打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或矛盾较为激化的案件，不急于调解，而是先放一段时间，使当事人的情绪“凉”下来，从而使当事人能够冷静下来，正确分析形势，从而愿意接受调解。所谓“热处理”，就是在当事人已有调解意愿，但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热调解”。“温处理”，主要是指在与当事人接触进行调解的时候，要出以真心、付出真情，让当事人相信办案人员是他的贴心人，会为他主持公道，从而愿意讲出真实的想法，愿意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

五、加强协调，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在办案中，坚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确保调解工作取得最佳成效。一是处理好审判各个环节的关系。在立案、送达、审理、执行等各个环节，都要建立起密切的衔接关系，使立案庭、审判庭、执行 5

局等各部门分工不分家，相互配合，相互鉴定，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并努力提高调解案件的即时履行。今年以来，立案庭在正式审理前进行调解而结案的案件21件，并通过立案庭工作息诉18起。而在调解协调达成后，即时履行率达到了80%以上，有效地减轻了执行工作的压力。二是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调解和判决都是法定的结案方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我院坚持不走极端主义路线，做到既不无限夸大调解的作用，在办案过程中片面追求调解率，甚至导致办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又做到不将诉讼调解制度视为可有可无，不在庭审中走过场，坚持用最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益，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来结案。三是正确处理法律规定与调解实际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在坚持依法办案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法律规定与当地的风谷习惯之间的关系。只有双方当事人自愿，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当地风谷习惯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认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进一步提高了调解率。

六、政策倾斜，支持调解工作

针对调解相对判决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实际，我院实行了政策倾斜，大力支持调解工作。一是人员全理配臵。选调了一批年富力强，有经验、素质高、善调解的审判人员充实到人民法庭，使人民群众更加相信法庭从而愿意调解。二是加强后勤保障。去年以来，新建了两个人民法庭，并对其他人民法庭进行了修缮，为所有法庭配齐了警车、电话、微机等办公设备，并于今年上调了人民法庭的办案经费，为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一年来，县法院的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法院的各项工作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出现了“三降四升”的良好局面，案件发改率、信访案件发生率、当事人申诉率都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而案件质量、办案效率、案件执结案、社会满意度都有所上升，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树立了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四篇：论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也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制度的改革随着社会的转型也诱发系列问题。为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国家战略，本文分析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执行状况，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各种因素，理顺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体制的影响力，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138-01

一、前言

目前，关于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职权规范建设的研究不多，当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建设缺少优质的理论依据，在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上，遇到诸多问题。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职权行驶和司法警察管理体制规范性不严格，跟不上改革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历史的经验，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沿袭历史社会制度发弊端。本文从客观实际出发，对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制度进一步研究，根据当前人民法院司法制度的发展阶段，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国情，对司法警察制度的实行层面和法律层面遇到的问题进行探究，对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建设提出展望和设想，将司法警察制度在客观实践中观察落实，推动我国司法警察制度建设的进程。

二、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建设的分析

由于我国社会制度建设处于转型时期，在这改革的深水区，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制度在其职能分配和管理方面还存问题，现作如下分析：

（一）我国司法警察的性质定位原则不明确

根据我国现有司法警察的概况，相关的司法警察制度对警察职责的法律规范、司法法律解释以及其他法律规范并不明确。目前我国司法警察制度的性质定位于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行特定任务的人民警察。根据司法警察制度的指引法律，司法警察的级别与警察同等，入警的司法警察可归类于公务员。问题出现于部分具有司法警察头衔的工作者，对自身的性质和职责认识不清，不按照要求完成自身任务。司法警察的性质和职权范围受到法制提供保障，然而司法警察制度框架不完善，导致部分入警的司法警察在具体的实践当中玩忽职守，对警察属性的不明确将会阻碍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当前的司法警察体制中缺乏对司法警察职能定位、属性和职权的明确规范，司法警察存在被日益分散化、边缘化的问题，司法警察体制的完善需要根据“属性匹配”原则，详尽、具体地设计司法经常机制，使之能在实践层面中顺利运行。

（二）“编队管理、双重领导”无法落实到位

目前，在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施展以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打击犯罪分子、保护人民和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人民法院的一些编制人员，尽管从事了司法工作，但没有实际解决警籍的问题。司法警察主要分为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和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二者的职责相近而又有区别。作为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其不仅要保护法官和参诉人员的安全，还需要对审判工作进行辅助。可由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执法的法律和制度依据不健全，“编队管理”和“双重领导”落实不到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务不能更好地完成，司法制度的缺陷性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责在于维护司法公正的顺利进行，在保障审判工作流畅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进人民法院司法经常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合理化和现代化发展，提出以下方案策略：

（一）优化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机构设置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机关的设置对其职能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根据目前司法机构的改革要求，对司法警察机构的设置需要按照社会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方向进行设计。对司法审判的主体、参审人员、诉讼人员的安全维护工作要落实到位，即需要对司法警察的职责进行明确分配和规定。尤其是组织体制上的改革，从保障人民法院司法秩序的客观和公正的需求出发，尽可能地发挥司法警察的职权作用，集中司法警察的工作效力，推动其在法治工作中作用的发挥。

（二）完善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人员健康体制保障

司法警察的个性和心理健康对其工作的执行有重要影响，因此对司法警察进行培训时需要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当前司法警察心理状况并不理想，司法经常的情绪不稳定将会对其执行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司法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定期检查其神经质特征和症状自评效量。设立相关的司法警察身心健康保障体制，根据体制规定和要求严格执行对司法警察身心健康的检查工作，以保证其职能的顺利实现。

四、总结

司法警察的民事执行力度、执行效果和执行能力的增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执行工作现状，分析人民司法警察制度程序的规范性，根据司法警察制度执行的不足之处，为提高司法警察执行效力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以促进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机关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志斌.建国以来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职能演变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4.[2]张永进.中国司法警察制度建设三十年：发展、不足及完善[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1（1）：65-68.

第五篇：人民监督员制度完善建议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在现行的框架内，为完善直接侦查案件的外部监督机制而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不仅直接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民主监督，在程序上制约检察权，有效防止司法腐败，更有助于公众与检察机关沟通，树立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促进和提高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水平，是完善检察制度，实现司法公正的新途径。但同历史上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人民监督员制度还算一项全新的司法改革实践，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笔者试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1、重新界定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条件。对于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条件，应当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要能够胜任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监督职责，具有责任感和事业心。二是要能够充分的代表人民的意愿，即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具备社会化和大众化特征。三是人民监督员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具有专业化和司法化这一特征。作为人民监督员要能够胜任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监督，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就等于是外行监督内行，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就仅仅是一种形式。同样，人民监督员为了能履行监督职责，要具备实际履行行为能力，笔者认为《规定》应作适当的修改，身体健康，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中级以上法律职称。这样才可能从实质上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落到实处，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同时、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制度，这就决定了与检察机关有着领导以及其他关系的各级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因为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监督工作，在监督工作中也可能瞻前顾后，使监督效能有所减损。人大代表作为当然的法律监督者，其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权，因此也不宜过多的担任人民监督员。由此看来，人民监督员应当主要从从事教学科研的企事业单位、律师协会、工会、妇联、特别是从普通公民中产生，让人民监督员能全面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2、完善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办法。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人民检察机关应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但如何监督却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规定，人民监督制度就是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种方式。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推荐产生。人民监督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监督的效果，一定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把好选任关。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的遴选，检察机关不可能一厢情愿，否则会出现人民监督员由检察机关“预选”，“内定”，或“让被监督者拥有选择监督者的权力”，造成法律上的尴尬。因此，笔者建议：从兼顾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可以采取个人申报和人大常委会任命相结合的方式。凡符合人民监督员条件的公民可以自行申报担任人民监督员，或由检察机关商请有关单位推荐，征得本人同意后，报请人大常委会进行资格审查和批准任命。经过上述程序选任的人民监督员，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民意，真正起到代表人民监督司法机关的作用。

3、缩短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期限。对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期限也要作出适当的限制，从操作的角度，建议人民监督员的任期缩短为两年。因为人民监督员任职期限三年过长，容易造成“职业化”，从而损害了人民监督员的民主性，使其监督机能弱化。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次数也要加以适当的限制，这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广大人民对司法的参与。辨证地看：人民监督员的任期缩短为两年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监督，必然使司法更加公开，透明度增强；而司法更加公开，透明度增强又会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由此可见：更多的人参与人民监督，对法律的普及、对司法改革的促进都是积极有益的。

4、完善文书规范。法律文书是司法机关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文书，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崭新的司法制度，其法律效力在检察工作的许多环节需要固定和体现，而现在却没有相应的规范法律文书格式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对此也只作了原则性规定，《规定》第十九条、二十条、二十一条等规定的申请监督员回避权利告知书、侦查部门拟撤销案件意见书、公诉部门拟不起诉案件意见书、人民监督员意见书等文书的内容和格式都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各地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做，五花八门，不伦不类，有损了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5、调整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范围。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作出撤销案件和不起诉决定后，实际上是对案件诉讼程序的终结，且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这两种情况下，案件的全部过程都是由检察机关具体操作和作出处理决定的，外部监督显得比较薄弱，对其加强外部监督是必要的。同时，从法律规定来看，撤销案件和不起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条件较为明确、具体，且一般情况下主要涉及的是对犯罪情节是否轻微的判断以及案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的判断，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判断有赖于社会的价值评判，并不仅仅是司法判断的问题。因此，将这两类案件交由人民监督员监督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但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的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而有逮捕必要的。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对于一般人来讲，判断起来问题不大，而对于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是否有逮捕必要，因为往往涉及到较为复杂的法律适用和一些法律专业技术问题，对不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来讲，判断起来难度较大(实践中，对于是否属于错捕，司法机关有时也难以作出统一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监督员来监督检察机关采取逮捕措施是否适当，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外部监督制约是比较强的，特别是检察机关本身承担着由错误逮捕造成的国家赔偿责任；并且，对于检察机关是否需要赔偿，也并非是检察机关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而要由法院的赔偿委员会最终决定。笔者在此无意否认不加强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进行监督，而是说将这种监督交由执法经验不足的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会使这种监督流于形式。因此，我们建议不再将这类情况交由人民监督员监督。

6、完善人民监督员经费保障要机制。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最初开展期间，也许会因为人民监督员的参政热情而有所推动。但随着时间延长，人民监督员制度会因这种无偿的义务劳动而使人民监督员消极地对待。同时，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监督必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这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人民监督员造成一定的损失。再次，人民监督员在监督过程中还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无偿劳动的事情没人愿意去干。所以，给予人民监督员适当的补助是必要的。这种补助应当根据各地的财政状况和生活水平而有所不同。但必须给予保障。但这种保障措施应当与检察机关经费进行严格的区分，现行规定中由检察机关承担的设置是不妥的，自己负担对自己监督人员的费用和报酬，将使监督工作受到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人民监督员无法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无法置身事外，理性监督，而慢慢变成检察机关的一个内部工作部门，从而使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目标落空。因此，人民监督员的费用应当由政府财政统一管理和支出，完全独立于检察机关的办案经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监督员制度健康而有活力的发展。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历史上一次伟大而有价值的尝试，它首次把外部监督的运作与个人监督的实践紧紧结合起来，使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监督员能够实在的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虽然它有些许的不足和缺陷，但诚如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著名论断，只要广大司法工作者能在充分考虑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中可能出现各种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根据司法理论和实践运行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必定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该制度，把我国的司法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