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型纠纷看合同的失误与完善

第一篇：从典型纠纷看合同的失误与完善

从典型纠纷看合同的失误与完善

合同是双方对未来合作事项的安排，一方付出某种代价换取对方的特定行为，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合同签订的目的是确保双方对未来的安排能如期实行，实现预期的利益。发生纠纷甚至诉讼，无疑会使一方或双方的合同目的搁浅甚至落空因合同本身的问题造成合同目的的落空，显然是令人颇感失望的，但这种情况却一再发生于经济生活中。

相当多的纠纷在合同签订时就埋下了隐患，合同成为了诱发纠纷生长的土壤。也有相当多的纠纷，虽然不是由合同的缺陷引发的，但如果当初合同签订得足够完善，“丑话说在前面”，纠纷是不会发生的，合同没能起到抑制纠纷的作用。相似的合同缺陷往往也会导致相似的纠纷。

本文通过分析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揭示什么样的合同问题会引起纠纷、导致诉讼，以作前车之鉴，避免合同疏漏的一再发生。

合同约定不周全

2001年2月，原、被告达成协议，由原告向被告提供乳胶漆和美砂漆。但未约定单价。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对单价发生争议，交涉未果，诉至法院。原告认为其供应给被告的美砂漆每公斤10元。其与被告在2000年也曾发生过业务往来，当时确定的价格为每公斤10元，货款双方已经结算完毕。被告则认为双方达成口头约定，产品价格为市场最低价，当时美砂漆的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20元。原告提供了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出具的价格证明，被告则提供了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办公室出具的价格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从证明的主体、证明内容以及证明的时间分析，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证明的价格较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证明的价格更具证明力，故法院予以采信。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就所涉建材在2001年2月期间上海地区的市场价格，走访了上海市建设工程定额管理总站。该站提供的2月《上海工程造价信息》册中载明，美砂漆每公斤价格为6.31元。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对系争货物的价款约定不明确，应当按照合同成立时履行地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执行。被上诉人主张的价格，与当时合同成立地的上海市场平均市场价基本相符。故维持原判。

以上就是问题合同诱导纠纷发生的案例，签订合同不约定价格，不发生纠纷比较难得。

完善的合同应象一个完成一系列动作的计算机程序指令一样，完整、具体而精确，具备了完成动作的所有信息，不需要再补充输入，就能执行到一切结束；应象一件产品的BOM表（零件表）一样，组装起来就是一件成品，一个螺丝都不缺。合同应尽量将双方需执行的动作细化到不可再分解。

合同是对未来事项的安排，许多人却不把时间、地点甚至内容写在这张安排表上，使安排成了一个意向。在生活中常见到合同签定后又签了一个又一个的补充协议。这就是合同存在缺陷的信号。双方能妥善协商的，就是补充协议，协商不成的，就成了纠纷。

合同约定不周全其实跟当事人的意识有关系，没有觉得合同是大不了的事。其实个人生活中或企业经营中的一切重大经济事件都是通过合同安排完成的。合同是经济生活中各方利益的集中交织之地，集中安排之地。然而很多人签合同象写便条一样随意，直到有了经验教训那一天。意识问题是一个法律之外的问题，但却比合同中的任何法律问题更重要！

合同约定不可行

世熙传媒公司为制作《面罩》节目，与博昭伟业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博昭伟业承接节目样片的舞美设计制作及搭景。制作完成后，世熙传媒未提异议。实际拍摄过程中，世熙传媒认为制作的三扇道具门不符合节目要求，遂自行更换了三扇门。

后节目《面罩》被停播。世熙传媒以舞美设计及制作未达到要求，造成部分受访当事人信息暴露为由，拒付承揽费。博昭伟业起诉要求支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中约定的验收标准仅为承揽方博昭伟业承接的《面罩》样片的舞美设计及制作保证达到定作方世熙传媒认可的效果图效果，未约定检验期间。博昭伟业完成舞美设计制作和布景工作后，世熙传媒在节目拍摄前并未对博昭伟业交付的工作成果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博昭伟业交付的工作。世熙传媒接受该工作成果后，不管其是否完全使用，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录制第二天付清剩余的7000元，逾期支付即构成违约。

上述纠纷发生的关键所在，就是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没有可操作性。“一方完成的工作要保证达到对方认可的效果”，效果是一种主观评价，认可也没有具体标准，这样的验收标准，如何执行？

合同的约定应该是客观的，具体的。履行义务是不是符合要求，任何一个人都能明确判断的，而不是主观的，两可的，似是而非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看法，又都不能说别人是错的。这样的合同约定，会给当事人双方留下无尽的争执。

许多买方签合同喜欢用主观标准或模糊标准，感觉掌握了主动，行与不行自己说了算。看上去对自己很有利。问题是这样的标准，发生纠纷法院是否认可。一是这样约定违反公平原则，一方的主观判断不能决定对方违约与否，否则要不要履行义务只凭个人意愿了，二是即使约定了主观标准，仍然存在一个合理的客观标准供法官选择，三是即使使用主观标准，也不是由自己判断，而应由法官判断。

因此，与其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约定一个主观的标准，不如约定一个能确保达到自己合同目的的具体客观的可操作的标准，将履行合同的不确定性消除为零。

合同约定不精确

2004年11月，上海辉瑶包装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在《2005年大黄页》上刊登企业广告。辉瑶包装公司支付了广告费22470元。次月底，黄页信息公司将印有“您的广告在刊登时的清晰度及色彩可能与本清样略有差异”等文字的“广告确认版”交辉瑶包装公司盖章进行了确认。后来广告刊登在《大黄页》上，色彩与“广告确认版”上的存在一定的差异。辉瑶包装公司认为黄页信息公司错登了其广告色彩，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大黄页》上刊载广告的色彩与 “广告确认版”上的色彩确有差异。虽然黄页信息公司对色彩之差异履行了告知义务，但该色彩之差异属在履行合同中的瑕疵，因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广告的主要内容均符合要求，色彩之差异对其基本信息的传递作用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据此，应按照广告费22470元的10％计算赔偿额由黄页信息公司赔偿。

以上纠纷发生的起因并不在于合同的约定，而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如 3 何合同约定的足够完善，该纠纷仍然是可以避免的。黄页信息公司作为专业的黄页印刷发行单位，面对的客户何止千万，印刷存在色彩偏差也不是个别事件，因此，完全可以用专业的物理学上的工具比如色度色差等等去定义偏差的范围，而不是用模糊的“略有偏差”的用语。致使实际偏差的范围是不是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难以确认。试想，如果本案中合同对色彩偏差有精确的专业术语的约定，原告在起诉时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合同约定的这个偏差范围到底有多大啊？实际有没有超过这个范围？要不要先去鉴定一下？其诉讼选择将变得更慎重。也可能双方鉴定以后，有没有违约已经很清楚，不用打官司啦（当然实践中还有其它考虑，假如此类纠纷极少发生，而增加关于色度的约定又使签约难度增加，两相权衡后放弃精确约定的另当别论）

合同约定不精确，就会使双方对履行事实的判断产生分歧，双方谁也说不清楚又觉得没有理由让步时，就只好请法官去判定了。

本案中另外一个导致被告败诉的原因是被告没有在合同签定时告知并约定色彩偏差的问题，只在“广告确认版”中告知，使原告对此几乎没有选择，另外也没有明确告知色彩偏差的免责。这又涉及到一个合同形式的问题。

合同形式有瑕疵

北京美伊房地产经纪公司于2005年4月与北京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职员孙某达成口头协议，孙某为美伊公司书写便条一张，内容是“中大恒基以肆拾肆万伍仟元将西直门大钱市胡同1号1103室房屋订给美伊地产，中大恒基不再另行出售，五月一日法定假日过后配合美伊公司方客户办理过户手续”。美伊公司于当日交给孙某4.5万元定金，由中大恒基公司开出收款收据。假期过后，因房主不同意此交易价格，中大恒基公司未与美伊公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

中大恒基公司认为，其公司职员孙某在无房主委托和其授权的情况下，将其本人承租的房屋，以中大恒基公司的名义给美伊公司书写便条并收取美伊公司的定金，该行为与公司无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孙某作为中大恒基公司的业务员具有对外开展业务的职责，其在与美伊公司商谈房屋订购事宜时是以中大恒基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且孙某向美伊公司收取买房定金后将该款交给中大恒基公司后，中 4 大恒基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故应认定中大恒基公司对孙某与美伊公司达成的买卖合同的认可。中大恒基公司未履行订房协议，构成违约。

以上纠纷发生的原因，是双方对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不同的认识。合同并没有经双方签字盖章，而是由一方的业务员签字由公司出具收据。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认为合同已生效，在实践中是存在分歧的。同样的情形，法院判决合同不生效的案例也是有的。究竟合同是否生效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纠纷或诉讼往往因为合同的瑕疵而起，合同形式存在瑕疵使双方对合同的生效与否产生不同的判断，使一方对自己有无责任履行义务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先违约再说，大不了最坏的结果就是继续履行而已。

合同形式存在瑕疵使合同的效力产生疑问时，不履行义务更有利的一方会无一例外地抓住这个漏洞，这种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不确定性正是违约的极大诱因。同样，合同所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是合同纠纷的极大诱因。

合同用语存歧义

97年5月，大同云岗实业总公司与大同福泰实业有限公司签定商场租赁协议，约定福泰公司承租东方广场三楼，经营男女四季服装、休闲装、精品时装、皮装。出租方保证不允许任何楼层经营同样的产品。后福泰公司发现广场二层经营商品有重复，遂拒付租金。云岗实业认为，合同约定的含义是禁止其他楼层经营与福泰公司同样的、同一品牌的服装，福泰公司则认为，类别重复既是违反约定。后案件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院吴庆宝法官在《合同权益疑难案件判定解说》一书中分析道：服装依分类标准的不同有多种分法，从用途可分为礼服、休闲装、职业装、运动装；从材料可分为丝绸服装、化纤服装、棉麻服装、皮装；从季节可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服装；从款式上可分为西装、中山装、中式便装等②。而时装是个很不确切的概念，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

回过头来看合同的约定，所谓“四季服装、休闲装、精品时装、皮装”是从不同的标准进行的分类，概念相互重叠，其中四季服装其实已囊括了所有的服装类别。而合同后一句“不允许经营同样商品”更是将合同条款的含义混乱到令人无法琢磨。从表述的上下文看，其含义似乎是出租方可以允许其它楼层经营列举 5 服装以外的其它服装，可是事实上合同中的列举已经穷尽了服装的所有种类，使以上的理解不可能实行。反过来如果条款的含义是其它楼层不能经营任何服装的话，合同里又没有必要列举服装的种类，也不会写“不允许任何楼层经营同样的产品”，而应直接说不允许任何楼层经营服装，才符合一般的表达习惯。“同样的产品”可以理解为所有服装，也可以理解为同类服装，也可以理解为同一品牌的服装，或同一款式的服装等等。

合同的约定可以任意发挥，发生纠纷并不是意外的事。

不考虑异常情况

2003年，上海某租赁公司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代理其与成都一家公司的债务执行。合同约定，案件执行过程中如收回了现金，就按照回收款总额的20%支付代理费；如收回的是股权、实物或其他权益，则按折算价的17%支付代理费。在案件执行中，成都法院查封了债务人985万余股发起人股份并进行拍卖。租赁公司作为竞买人之一，以1500余万元竞拍成交。后双方对该按20%还是17%支付代理费发生争议，诉至法院。

上海市二中院审理后认为，成都法院查封了债务人公司的股份，在这一执行程序中租赁公司是申请执行人。此后租赁公司以竞买人身份参与竞拍的行为与法院执行无关。根据执行程序，竞买人应向拍卖行支付股权价款，再由拍卖行通过法院将价款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本案中租赁公司的身份是申请执行人，所回收的是现金而非股权，至于该公司以竞买人的身份所取得的股权是本案以外的另一层关系，因此租赁公司应当按照到位现金的20%支付代理费。

本案中，个人认为，法院即使判决按17%支付代理费亦无不可，毕竟租赁公司最终拿到的是股权而已，租赁公司参与竞拍应该是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执行之外，如果没有参加竞拍则拍卖不能成功也未可知。

这个案件的借鉴意义在于，合同签定时应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异常情况，并对出现后的处理作出约定，否则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异常情况是指发生几率较低的、容易被人忽略的、不按照双方事先的安排发生的、脱离预定轨道的事件或情况。异常情况往往游离于约定或法律规定的边缘地带，如何认定处理往往连法官都犹豫不决难下定论，希望当事人意见一致不是强人所难吗？何况不同的意见涉及到不同的经济利益。

合同里约定到异常情况的处理是一个较高的要求，但在一些重量级的合作中或异常情况影响重大时确有考虑的必要。比如台风发生是一个异常情况，对农林企业影响重大，相关合作中就应约定到。笔者代理的一个案件中台风暴雨造成大棚毁坏，名贵植物全部被淹。双方对台风是否为不可抗力及能否免责发生争议。台风属于不可抗力是大部分法学教科书的意见，但承租方认为台风是可以预见的，天气预报已提前三天预告了，台风的破坏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堤坝够高配备水泵就不会水淹。想想也有道理，争议发生得似乎合情合理。问题就在于对此没有事先约定。

缺乏证据意识

1988年2月，烟台冶金所与吉林设备厂签订了预氧化炉制造合同。约定，冶金所提供制造图纸，提供设备调试大纲并参加局部调试。设备厂负责预氧化炉的加工、制造，解决加工制造中的技术问题，参加预氧化炉的调试。安装调试合格后余款全部付清。后双方补充了一份《氧化炉调试及付款协议》，约定调试中如发现质量问题，由设备厂负责处理，已进行单机调试后，遗留问题待下阶段处理。由于设计和工艺不合理造成的问题，设备厂协助解决，不承担责任。设备厂参加预氧化炉投料试车工作。还约定在冶金所支付2万元后，由设备厂派人完成调试。后设备厂派人对设备进行调试，但是，没有办理验收手续。也未试产。后烟台冶金所称设备质量不合格，余款拒付，设备厂诉诸法院。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合同有效，烟台冶金所未按约付款属违约行为。

二审时吉林高院维持原判。

冶金所申请再审，高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没有错误，因双方合作良好，故设备调试后没有办理验收手续。冶金所不付款属违约。

冶金所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再审认为，双方没有办理设备验收手续，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将设备调试合格。应认定设备厂向冶金所交付的设备不合格。设备厂以冶金所陆续付款的行为，来证明设备已调试合格的理由缺乏证明力，撤销了再审、终审和初审判决。

本案历经四审，诉讼旷日持久，原因之一就是，双方未在合同里明确需办理 7 验收，也未明确没有办理验收时如何处理。致使双方发生争议，对此争议法官也作出不同的判断。

这个案件的经验教训是，合同对双方合作的安排，不仅要详细约定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还要约定，万一一方没有做到，如何处理。签定合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当事人将对方看成机器人，输入程序就会按部就班地照做。但事实上，合同签定后，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当初有利的买卖变得无利可图，当事人是时时刻刻计算自己的得失然后决定行动的。安排的行为没有做到时该如何处理，是一个签定合同时应该一直开启时刻扫描的程序。每一个行为都要配套一个没有完成时的处理办法。合同要有容错和纠错功能，合同运行时出现故障时如何应对要有事先的设计。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违约责任可以解决的。

本案另一个教训是，签定合同时要考虑它的证据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合同是为了打官司而签定的。试问合同签定后，什么时候才会对合同字斟句酌地仔细研究，反复推敲呢？诉讼时！连签合同时都没有这样认真过。因此，签定合同时也要有个证据意识，有时一方的义务究竟有没有履行或完全履行，谁也说不清，有时说清楚了也没用，没证据。不妨在合同里做出推定，以免双方扯皮。比如在本案例中，如果双方约定了验收期限，约定验收期届满，一方不提异议，视为合格。一般来讲，承揽方余款未得到，是不会怠于验收的，定做方已得到设备，往往拖延。因此在合同里做这样的推定。这样即使双方验收时因客观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双方也会立即解决，不会象本案中再审时才申请鉴定，被法院认为“设备放置时间过长，已失去重新鉴定的条件”。这样推定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设备本身不存在问题，双方是不会发生主观的人为的争议的。

发生纠纷是经济运行中的出现的故障和病变，会使合同目的搁浅落空，诉诸法院，更是一种成本高昂代价极大的解决方式，可能会使双赢的合作变成双输。因此，任何情况下，签订合同时都应努力避免纠纷和诉讼的发生。葵花法律论坛-

总结以上案例，其实纠纷发生的共同原因是：合同的约定没有妥善排除合作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演化为双方的分歧，导致纠纷发生；这种不确定性会滋生双方认识上的差异，对诉讼的结果产生不同判断，并因此诱发诉讼。所以，本文所有案例的经验教训可以概括为一条，就是签订合同应尽可能排除合作中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在没有岔道的公路上驶到终点。

第二篇：从大学生劳动纠纷看

从大学生劳动纠纷看《劳动法》

刑事司法学院书记官2班申策格20123220238

摘要：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毕业季，对于不少人来说，毕业季就是就业季。数万名的大学生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已经毕业的大学生是劳动者吗？大学生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在试用期内，要不要缴纳社会保险？试用期内出现交通事故，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

关键词：劳动法；大学生；劳动者；合法权益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数万名大学生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大学生刚刚踏入社会，社会经验低，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急于找工作，使自己快速安定下来。司法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为了避免与毕业大学生订立劳动合同，往往在招聘时与大学生签订一个单独的试用合同，在试用期合同期满后再决定是否正式聘用该大学生。其目的往往是为了规避法律，在试用期使用廉价劳动力，方便解除劳动合同。而《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已经毕业的大学生是劳动者吗？“劳动者”是一个涵义很广泛的概念，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都可以称为”劳动者“。不同的学科对劳动者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劳动生产领域或劳动服务领域从事劳动、获得一定职业绝色的社会人。按照这一定义，不仅工人、农民、各类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而且从事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各级官员、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劳动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具体构成部分。而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广义上指的是具有劳动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即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狭义上的劳动者，指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即《劳动法》第2条规定的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劳动法》中有的制度，如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等，都是为狭义的劳动者设计的。再来分析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进入各个企业的时候，都会签订劳动合同，是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者，因此，毕业的大学生是劳动者，受《劳动法》的保护，我们从案例来分析。

案例：刘某毕业于郑州某职业大学，于2012年7月进入某金属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原本约定试用期为6个月，试用期内不缴纳社会保险。但8月10日，公司又与刘某订立了一份员工培训及服务协议，约定刘某参加专业培训后在合同期内不得辞职，否则承担违约金3万元。同日，公司派刘某前往北京参加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培训，期间公司共为刘某支付培训费3万元。培训结束后，刘某返回公司要求公司为其补缴社保，公司认为试用期尚未结束，拒绝了刘某的要求。于是，刘某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辞职。公司遂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刘某支付未履行合同的违约金及其他损失共计4万余元。

我们来分析下：上边已经说了，毕业生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应该享有《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这是劳动者的权利，同时也是经营者的义务，即“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和福利的义务。”《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期限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本案中，刘某是处于试用期内，这是毫无疑问的。公司在试用期内未给刘某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劳动法》相关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应该为刘某补缴社会保险费用。刘某可以以这个为理由，提出辞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告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法律并没有规定劳动者单方辞职后需要承担违约金责任，所以某金属公司要求刘某支付未履行合同的违约金及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我再把案例改一下：刘某系郑州某大学学生，因大四没课，遂于2012年4月（此时刘某未毕业）进入某金属公司从事技术工作，与某金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等其毕业后，继续在该公司上班，合同约定：合同期限是两年，试用期还是6个月，月薪1000元，但是，上班两个月后，刘某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回家途中刘某没有拐弯去别的地方，是直接回家），经交警认定，刘某是无

过错一方，不负责，2012年6月刘某正式毕业，伤愈后的刘某多次向公司交涉，认为双方既然签订了劳动合同，其身份属于公司员工，应该享受工伤待遇，但遭到公司拒绝，无奈之下，遭遇车祸的刘某只好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认定劳动工伤申请，同时公司也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公司与刘某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而刘某针对公司的仲裁申请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六个月、试用期月薪1000元等条款违法，要求月薪按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执行。

1995年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09号文）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在校生不受劳动法调整和保护。劳动仲裁委据此作出了仲裁裁决：认为刘某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仍属在校大学生，不符合就业条件，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协议书自始无效，并驳回了刘某的反诉申请。

我认为：（1），刘某是劳动者，首先，刘某不是勤工俭学，他是为了就业才去该公司上班的，最主要的是，刘某与某金属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法》第2条规定的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所以刘某是劳动者，应该受《劳动法》的保护和调整。（2），对于刘某的伤，我认为应当认定为工伤，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交通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属于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刘某下班没有拐弯去别的地方，而是直接回家，发生交通事故，应该认定为是工伤。

（3），《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第四十八条规定：

“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抱国务院备案。”第四十九条规定：“ 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应当综合参考下列因素：(一)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三)劳动生产率；(四)就业状况；(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最低工资法是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国家通过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郑州2012年网络提供的最低工资是1080元，而某金属公司支付给刘某的工资是1000元每月，低于最低基本工资。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在确定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时，必须严格依照国家法律，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企业违反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当地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期限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和责任人给予经济处罚。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当地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期限补发所欠劳动者的工资，所以，某金属公司应补发所欠刘某的工资。假若把案例改成这样：刘某毕业前与一家单位的市场部签订了就业协议，并在7月份毕业后来到这家单位上班。但是工作了不久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难适应单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而且现有工作也不适合其今后发展定位，于是在8月底向单位提交了解除协议申请。虽然单位答应了他的离职要求，却以违约为由，要求其必须缴纳5000元人民币的违约金。刘某觉得很委屈，身体不好无法胜任工作是客观原因，再说现在还处于试用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凭什么说自己违约?自己在公司已经了一个多月，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拿到，反而还要交5000元?由于刘某不肯交违约金，单位就拒绝帮助其办理离职手续，双方的僵持让刘某感觉损失很大。其实，在7月份毕业后刘某已按照约定与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原来的就业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刘某辞职时仍处于试用期内，依据劳动法规定，他随时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只需要提前三日通知单位即可;如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那么也属于事实劳动关系，刘某依然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关系而无须支付违约金，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劳动者主动辞职要交违约金。但反之，如果在报到后，刘某因为发生疾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用人单位则应该按照在职人员的有关规定处理，即使处于试用期，单位也不能将随意其辞退，也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说的试用期辞退问题。

试用期辞退：根据《劳动法》 第二十五条 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得很清楚，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是其必须举证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这里应当明确，用人单位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时，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劳动者无需提供自己符合录用条件的证明。

我身边也有很多学长学姐，已经参加工作，我向他们了解情况，回答我的都是：单位没有给他们缴纳各项保险，我问他们是否有住房公积金，有一个人居然不知道什么是住房公积金。现在的大学生，社会经验少，不能很好的学以致用。当然，社会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更多可能就要归结于教育体制了。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必须要努力学习各项法律知识，培养自己争取自己权利和权益的意识，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变得更加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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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二起典型案例看业主自管引发的新纠纷带来的新难题

从二起典型案例看业主自管引发的新纠纷、带来的新难题

从二起典型案例看业主自管引发的新纠纷、带来的新难题引子“有发票,我就给钱,没发票,就不给。不能说你随便给我开个收条,我就给钱吧?”在怀柔法院近日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业主贾先生坚持自己不交费观点。

起诉贾先生的是小区业委会。业委会成员王女士介绍说,该小区先后聘用过3家物业公司,但是提供的服务却一直不能让业主们满意。在这种情况下,50%以上的业主投票,通过了“自治管理办法”,并由业委会具体负责实施自主管理小区。2012年以来,业委会尽心尽力管理小区,交费的业主达到90%以上,但也有一些业主拒绝交费。

贾先生之所以不交费,并非完全因为没有发票,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不满意业委会对小区的管理。但在诉讼中,要发票成为他的主要理由。

“我们确实无法开具发票。”王女士表示,业委会并非经营主体,没有营业执照,也无法到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证,也就无法开具发票。除了无法开具发票外,该业委会也无法给聘用的人员办理社保。

自主管理小区,是不少业主的理想选择,也有部分小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业主自管小区也带来一些法律方面的新问题,并和部分业主产生矛盾。怀柔法院对该院审理的68起业委会与业主之间的诉讼案进行调研后发现,业主自管小区存在五大难题,并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新的法律问题。1案例如何判断业委会自治服务是否到位? 某小区业委会于2011年4月开始对该小区进行自治管理,在制定的《自治管理办法》中规定,自治管理的范围包括抽化粪池、垃圾清运、绿化养护、保洁等,收费标准为每户每月15元,全年仅180元。彭某系该小区业主,其2011年4月至2013年8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用均未交纳。该小区业委会遂将彭某诉至法院,要求他交纳此期间的物业服务费用。

庭审中,彭某认为业委会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诸多瑕疵,主要包括:小区卫生保洁不到位,垃圾没人清扫,化粪池清理不及时,雨雪不清扫；小区路面不平整,未及时维修；小区路灯一直不亮,未进行修理；小区绿地无人管理。

怀柔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小区业委会与彭某之间形成了物业服务关系,在提供相应物业服务后,有权利向业主主张相关费用。虽然彭某认为业委会在绿地养护、化粪池清淘、垃圾清运、路灯维修及卫生保洁等方面服务不到位,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此彭某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彭某需向业委会全额交纳所拖欠的物业服务费用。法官说法

本案中彭某最终因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其辩称意见没有得到法院的采纳。但在我们法官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些业委会在对小区进行自治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主要在于业委会是由没有物业服务资质,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物业人员组成,在提供服务的专业性上无法同专业的物业公司相比。而自治管理的资金来自全体业主,一旦自治管理出现瑕疵,业主就会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导致自治管理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难以为继。也会出现传统物业双方矛盾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2案例业委会资质能否被认定？

2008年4月23日,某小区业委会成立,并在政府部门备案。2011年6月21日,该小区新一届业委会经选举产生,也办理了备案手续。从2011年起,业委会开始对小区自行管理,同年制定了《自治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自治管理的范围、内容及收费标准等。邓某系该小区业主,他没有按照业委会规定的收费标准及收费时间交纳物业服务费用。该小区业委会遂将邓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交纳拖欠的物业服务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邓某认为:本案案由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有权主张要求业主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的应当是与业主建立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的物业管理企业。原告作为小区的业委会,其成立未经过小区业主表决,亦不是合法的物业管理企业,其作为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

怀柔法院经审理认为,《物权法》规定,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由此可见,法律赋予业主对所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予以选择的权利,业主有权对所居住小区进行自治管理。本案中,业委会受业主大会的委托负责该小区的物业服务,并制定了《某小区2号院、3号院自治管理办法(试行)》,其与业主之间形成了物业服务法律关系。作为小区业主,被告在接受了相应的物业服务后应该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被告以原告未经小区全体业主选举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法院对此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邓某给付该小区业委会拖欠的物业服务费用。法官说法

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物业管理法律。在审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时,法院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物业管理条例》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但是这些法律对于类似业委会自管这种物业模式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各个环节都会遇到问题,加大案件审理难度。现阶段,怀柔法院出于保护当事人合理诉求的考虑,对于业委会自管模式中业委会的主体资格予以认定。观察：自管小区带来五大难题

怀柔法院在对68起涉业主自管小区的案件进行调研后发现,自主管理小区的初衷本是为了避免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但在实践中,却极易引发新的纠纷。1难题一业委会自作主张易侵权由于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的权利,因此,在决定自管时,有些业委会就会单方做出决定,导致纠纷产生。有些案件表明,业委会不与业主签订服务合同,也不召开全体业主大会协商服务的项目、标准、收费等,而只是由业委会成员做出决定后,在小区内以张贴公告告知业主,容易侵犯业主的权利,引起纠纷产生。

2难题二 缺乏资质服务水平差一些小区的业委会对小区实施自管后,向业主收取的费用往往比原来的物业费低,低收费带来的则是服务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业委会不具有物业管理资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业服务质量低,从而产生纠纷。

实践中,多数业委会本身不具有物业管理的资质,其聘请的人员也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很容易造成提供的服务与收费标准之间的差距。由于聘请的服务人员具有临时性,导致只向业主提供某几项服务,如保洁、保安服务,而对绿化、公共设施维修、化粪池清淘等服务则是采取在出现问题后再聘用临时人员进行服务的形式。这种做法根本无法保障小区的服务质量,也成为业主不满的因素之一。

3难题三财务不规范导致业主不满由于业委会的组成成员由业主选举产生,为全体业主提供义务服务,没有工资,他们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管理小区。而业委会成员中的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成员数量的限制,导致其在提供服务后没有相应的专业人员管理账目,只是由业委会成员之一进行管理。在业主交纳物业服务费后,业委会不能提供发票,只能采取打收条或者由居委会出具收据的形式。在实践中,还有少部分业委会聘请自己家的亲戚作为收费人员上门收费,致使一部分业主不满。这种财务上的不规范,账目上的不公开,很容易让业主产生腐败忧虑而拒付物业费,并产生纠纷。

4难题四身份错位成为矛盾主体业委会的性质原本是替全体业主维护权利并监督物业管理工作,但是,实行自管后,业委会却又成为物业管理的主体,自己又如何监督自己呢？ 而业委会成为物业管理的主体后,原本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也相应地转嫁到业委会身上。经调研发现,业委会在管理小区的过程中,只是简单地进行一些保洁、化粪池清淘、垃圾清运等服务,对于业主提到的房屋漏水、门禁损坏等情况,业委会并没有相应的权利去动用小区内的公共维修基金来进行大修。对于部分业主在小区内私搭乱建、占用消防通道等侵害到小区内其他业主权益的情况,业委会也并没有强制力去消除这类情况,因此导致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救济,部分业主对业委会产生不满,从而导致纠纷的产生。

5难题五角色错位增加案件审理难度怀柔法院民二庭庭长李东介绍说,审理自主管理小区,有一些新的法律盲点。比如说,在追索物业费案件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提供服务一方的服务是否到位。如果提供服务的一方是物业公司,法院可前往业委会了解相应的情况,但是新的管理模式导致业委会角色发生了变化,成了提供服务的一方,并成为案件当事人,这就给事实的认定带来了困难。

此外,在业主起诉管理方要求赔偿损失时,业委会没有独立的财产进行赔偿。法院在认定服务的性质、收费的依据和责任分配上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点,加大了审理的难度。END

第四篇：从典型案例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从典型案例看纪律处分条例新增“负面清单”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本条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这一条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要求。

制度创新源于实践创新，回顾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广大党员以案释纪，深入理解条例新增的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６类“负面清单”，认清找准纪律的“底线”。违反政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 【案例】２０１４年是山西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系统性、塌方式”的严重腐败震惊全国。７名省级领导干部被立案调查，全年处分市厅级干部４５人、县处级干部５４５人。领导干部身陷圈子，沦为利益链条上的“提线木偶”，最终陷入“一端端一窝”家族式腐败和“一倒倒一片”塌方式腐败的泥淖。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教训十分深刻。

“对抗组织审查”的案例，也不鲜见。中央纪委监察部曾通报称，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十八大以来，一些人甚至“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点评】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违反各项纪律，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新版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法规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解决党员对组织忠诚这个根本问题。违反组织纪律新增“负面清单”：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

【案例】中纪委日前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潘逸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谋求个人职务调整，送给他人财物等。十八大后，中央加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制度建设，从今年１月起实行“凡提必查”制度，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多地查处个人未报私自出国、家属移居海外等事项的案件。【点评】当前，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新版条例针对十八大以来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四个服从”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突出了“非组织活动”“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新问题，强调要忠诚于组织，要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违反廉洁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

【案例】２０１２年６月，江苏省徐州市经贸委原副主任朱志东因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经调查，朱志东腐败案中，结识徐州市委原副书记、组织部原部长陆某，朱志东得以被任命为市经贸委副主任，并将职级提拔为正处级。权权交易，滋生了腐败问题。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同样成为诱发贪腐的问题“导火索”。今年６月１５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国家电网公司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发现的问题包括“有的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以及“群众对少数领导人员动用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反映强烈”等。【点评】廉洁纪律一直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特别是通过巡视着力发现了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这次对条例的修订，廉洁纪律这块调整幅度最大，新增内容最多，其中现行廉政准则规定的“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几乎全部纳入这部分，并新增了“权权交易”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氛围。

违反群众纪律新增“负面清单”：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 【案例】“小官大贪”贪腐行为多发生在群众身边，是近年来打击腐败的重点之一。近两年来，先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２亿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３７公斤。

２０１５年９月，山西省通报了５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其中，包括吕梁市汾阳市三泉镇李家街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建兵侵占公私财产问题。

【点评】不顾群众意愿，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群众利益受到损失。近年来，这类行为屡见不鲜，但大多属于发展思路、政绩观的问题，现在则上升到了纪律的高度。

现行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群众纪律”这一提法，这次修订继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遵守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等“负面清单”。违反工作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 【案例】多名厅官，在今年因“主体责任”被免职。７月７日，湖北省纪委公开通报７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责任追究典型案件，其中，湖北省地税局时任局长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免职。

无独有偶，根据今年通报，河南省纪委立案查处了新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贾全明等３名厅级领导干部，由于相关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李庆贵担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河南省委研究决定，给予李庆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

【点评】当前，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些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失之于宽、松、软，一些党组织负责人没有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一些纪检监察部门执纪监督不严，致使党的纪律规矩松弛。

十八大以来，一些党委纪委负责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处分，彰显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这次修订条例，将上述实践转化为制度规定，新增“负面清单”，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违反生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案例】少数党员干部，不能严以律己，落入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泥淖。今年１０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被查出的问题，包括“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公务接待、公款吃喝，频繁出入私人会所，生活奢侈、挥霍浪费”。此外，在诸多查处案件中，都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点评】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中央多次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关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次修订条例，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彰显了中央正风反腐的决心，传递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用案例阐释条例,再用条例分析案例,进一步明确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早有前车之鉴；哪里有高压线,一碰就会被电倒

“史上最严党纪”带来的关注热度依然未减。

自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随即推出“《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继对“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作出案例阐释后,近日,“《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又连续推出3期,分别对“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了解读。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时说,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这些条例背后故事便是将不可触碰的“底线”更加形象化。严守群众纪律 保持血肉联系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单设为一类,恢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以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至第一百零七条明确了“侵害群众利益”等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比如“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酬劳、摊派费用,违反有关规定扣留、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罚群众,克扣群众财物”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这些规定,中纪委披露的案例故事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里社区原党总支书记魏田双等4人克扣、套取群众征地补偿款。

在南京市保障房征地项目推进过程中,魏田双就一处征地与拆迁户谈补偿事宜,得知其心理价位比评估价少时,贪心开始“活络”起来。于是,魏田双通过伪造假单据,单独或伙同他人克扣侵吞各类补偿款。魏田双深知一人无法“瞒天过海”,于是想方设法将居委会主任魏啟祥、副主任孙金福及兼任社区会计的党总支副书记李德英一起拖下水。大里社区班子克扣群众征地拆迁补偿金,四位领导班子成员全部“沦陷”,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严重破坏党和政府形象。四人均被开除党籍。

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必然会引发人民群众不满、恶化党群关系。

条例第一百零八条至第一百一十条明确了“漠视群众利益”等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比如“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等漠视群众利益”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就这些规定来说,天津市内环建设开发公司经理潘振光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潘振光自己不符合购买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的条件,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手里掌握着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安排的权力,通过伪造手续,自己骗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1套。随后,其又故伎重演,通过同样的方式,伪造手续,为其姐骗购了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1套。两次得逞,潘振光变得有恃无恐,至2013年12月,短短3年时间,通过伪造拆迁手续,潘振光多次为他人骗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2015年5月,潘振光被开除党籍；违纪所得被收缴。

严明工作纪律 依规开展工作

工作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是党组织和党员依规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至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了“党组织失职”等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比如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王鹏先,就是因主体责任严重缺位坏了“班子”害了自己。在喀什地区教育学院新校区建设过程中,召开三次党委会议,研究施工单位给学院“捐赠”车辆,先后收受4家中标施工企业5辆车；设立“小金库”用于账外开支。王鹏先明知道这些做法不符合中央有关规定,但是他不仅没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反而参与其中。王鹏先作为党组织负责人,对眼皮底下的违纪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参与,党的观念淡漠、纪律意识松弛。2015年2月,喀什地区党委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至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了“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等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比如在上级单位检查、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单位汇报、报告工作时不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这些规定,中纪委披露的案例是:云南省瑞丽市原市委书记杨跃国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承发包等。

“要拿到项目和土地,得杨跃国点头。”曾任云南省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市委书记的杨跃国,随意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在土地出让问题上,他直接带着老板到现场看地,只要老板看中了,就安排市国土局供地。杨跃国为了规避监管,自己指定土地位置和面积,不符合规划的就调整规划；自己确定土地价格,相关部门围绕他的意图做个“象征性”的评估,然后按开发商和杨跃国谈好的条件,设置一些限制性条件来保证老板拿到土地。2014年12月,杨跃国被依法严惩。

严守生活纪律 培养高尚情操

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关系党的形象。

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明确了“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违反生活纪律行为,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案例是:某市原市委书记经常在高档会所玩到凌晨两三点。主政一方时,有专人帮该市委书记安排晚上去会所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先让人安排好地方,再根据他的要求通知参加人员,告诉他们时间地点。一起活动时,经常是大家先在一起吃饭,然后唱歌、喝酒或者打牌,再吃夜宵,一玩就到凌晨两三点。

为了服侍好该市委书记,圈子里的人还专门为他开设了一家会所,会所风格按照他的喜好设置,装修方案由负责帮其安排活动的人与企业老板亲自商量,经该市委书记首肯后才着手实施。从2012年底到2014年年中接受组织调查前,该市委书记先后到这家会所消费达30多次,差不多每个月两次。另外,他还频频出入该市其他私人会所。

党章规定,党员有义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文广新局原局长贾建涛,就因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被中纪委网站“点名”。

2014年4月29日,贾建涛等人到河南广播电台商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演出活动有关事宜。午餐期间,贾建涛违规饮酒。午餐后,贾建涛与司机到省广电局停车场取车回卢氏县,发现自己乘坐的车辆被另一轿车堵住无法驶离,他拨打了后车车主张某的手机,对方没有接听,他便直接将后车上的雨刮器掰断扔到地上。据媒体报道,车主张某回到广电局院内,听说自己的车被损毁,立即拦住准备离开的贾建涛要求赔偿。“醉酒的男子先是坐在车里大骂,然后下车厮打张某”。经卢氏县委研究决定,免去贾建涛文广新局局长职务。经卢氏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纪委网站刊文称,条例第十一章主要对“四风”问题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成果。

案例阐释条例 故事明晰底线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此次条例的修订不是小修小补,而是总结十几年来管党治党丰富实践经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实践成果,涉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修订,修改条文多,内容变化大。立规易,执纪难。条例颁布后,要在贯彻实施上下更大功夫,绝不能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要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落实抓早抓小,坚持理想信念宗旨高标准,绝不允许突破纪律“底线”。

有反腐专家认为,此次条例的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开列负面清单,目的在于立规执纪。而如何阐释这些纪律规制,既不产生误读,又明晰边界,并不简单。用案例阐释条例,再用条例分析案例,这种做法的效果在于,进一步明确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早有前车之鉴；哪里有高压线,一碰就会被电倒。

【《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三)

严守廉洁纪律 永葆清廉本色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5-10-2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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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从事公务活动或者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廉洁用权的行为规则，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不正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条例》第八章“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原《廉政准则》规定的“8个禁止”“52个不准”相关内容纳入条例。增加了权权交易，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失管，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违规取得、持有和实际使用运动健身卡、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费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离职或退（离）休后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违反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搞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等违纪条款，充分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该章依次对“以权谋私行为、违规接受礼品礼金和服务等行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行为、违反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等行为、违规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行为、违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定行为、权色交易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分规定。

（一）以权谋私行为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条例》第80—82条明确了以权谋私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八十二条：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张洪亮：全家非法敛财 6人落网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淄博市教育局原局长张洪亮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妻子、女儿索取、收受40多个单位或个人的房产、现金、银行卡、购物卡等财物，折合人民币864万余元；贪污公款324万余元；挪用公款1000万元给他人用于经营活动，谋取个人利益。

张洪亮不仅自己到处伸手，而且默许、纵容家人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收受钱财。其妻子、女儿对张洪亮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不仅不制止、不规劝，而且主动参与其中，伙同张洪亮收受贿赂达255万余元，占张洪亮受贿案值近三分之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家庭成员合伙作案，违纪违法家族化特征明显，结果全家人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其妻子借张洪亮帮助别人安排工作、为房地产商和教学仪器供应商等谋取利益，与张洪亮收受、索要汽车、房产、现金等贿赂235万余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女儿怂恿张洪亮指派市教育局所属学校采购请托人所售教学设备，主动索贿40万元；其妻妹长期帮助张洪亮夫妇保管、经营、隐匿违纪违法所得，并利用赃款炒房、放贷获利；其妻兄借负责开发市教育局房产项目之机，从中获利60万元。

张洪亮案件涉案党员和公职人员43人。2014年10月11日，经淄博市委批准，市及有关区县纪检监察机关逐一立案调查，根据情节、性质、态度和一贯表现，依纪依规作出处理：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党纪政纪处分25人，给予警示诫勉处理18人。

（二）违规接受礼品礼金和服务等行为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的题，成效有口皆碑，必须驰而不息、坚持巩固深化。《条例》将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体现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是一阵风。

《条例》第83—87条明确了违规接受礼品礼金和服务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八十三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广东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收受贿赂礼金近亿元 6万欧元想不起谁送的 在黄柏青担任惠州市经贸委主任、惠州市副市长、省水利厅厅长期间，于平时逢年过节收受省水利厅、省属有关企业、惠州市党政领导干部与社会老板贿赂、礼金近亿元。其中不少是一些老板和领导干部以“人情往来”为由交到黄柏青及其家人手里的，少则一万两万，多的达成百上千万。对于每一笔账，黄柏青与其妻子陈某都默默记在心里。如果有一年行贿者没有“纳贡”，陈某还会觉得奇怪。

黄柏青收受的红包礼金之多令人咋舌。专案组曾在黄家发现一个装有6万欧元的信封，但直到接受组织调查，夫妻二人都想不起是谁送的。而且黄柏青夫妇有一个“交往不交易”的谬论，认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权力交易，收点红包礼金不过是“礼尚往来”。在离开惠州后，他也收受一些老同事和当地老板的红包礼金，认为“反正与他们已经脱离直接关系了”。然而，这些进贡者或许不追求立竿见影的回报，但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权力的庇护和回报。

2015年9月，黄柏青因违规收受巨额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等问题被“双开”，其违纪所得被收缴。

（三）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行为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清正廉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条例》第88—91条明确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八十八条：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劵的；

（三）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劵投资的；

（四）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六）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湖北省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亨华：领导老板“一肩挑” 当官发财“两不误”

按理，既然选择了人民公仆，就须断了发财的念头。但看着别人下海经商，有声有色，湖北省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周亨华坐不住了。为了掩人耳目，周亨华与“老下属”兼本姓人咸安区财政局副局长、经管局局长周某某合谋，由周某某出面成立公司，而周亨华利用权力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后台运作，赚了钱后，大家五五分成。

2009年3月，周亨华以妻弟的名义与周某某各出资25万元的苗圃基地正式开业，周亨华实际占有50%股份。至此，周亨华“舞权”的戏台正式搭建起来。2010年、2011年，周亨华两次受周某某请托，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帮助周某某的弟弟周元发在未经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承接了咸宁开发区一道路绿化工程和咸宁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绿化工程。因这两项绿化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了周某某与周亨华共同经营的苗圃基地里的苗木，工程完工结算后，周元发支付给周某某苗木款130万元。周某某收款后，按照之前约定，先后6次通过他人将收到的一半苗木款共计65万元转交给周亨华。

因违规从事经营活动及其他问题，2015年3月，周亨华接受组织调查。9月，经湖北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湖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周亨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违规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行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条例》第94—97条明确了违规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比如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九十四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谢新松：喜新厌旧贪心不足 长占民企车辆直至案发

手里已经占了一辆车，用旧了就想把别人新的换过来。云南省昆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长期占用民营企业车辆，受到严肃查处。

2009年，时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谢新松以工作繁忙、公车接待不方便为由，要求所辖业务范围内的某公司为其配置一辆车。该公司遂购置了一辆帕萨特，供谢新松个人长期使用。

2012年，昆明市委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到该公司任帮办。该公司为其配备了一辆新款帕萨特。看到别人开着新车，谢新松又“眼红”了，便找到上述公司，要求调换过来。于是他又将这辆新款帕萨特占为己有，一直用到案发。

“勤廉奉业甘风雨，读罢春秋好回家!”这是网上流传的谢新松的诗作。这位文采过人的官员嘴上说着“勤廉奉业”，背后却是另一套。2015年10月，谢新松因违反廉洁自律规定，长期占用民营企业车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人民币7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500余万元，产生孳息100余万元等问题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违纪所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廉洁自律准则》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标准。《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大反腐惩恶力度，强化巡视监督，切实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丰富的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今天开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客户端推出“《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用案例故事还原逻辑，以图表对比解读条文，对六大纪律分章解读，推动学习贯彻。

【《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一）要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位

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政治纪律严明，全党才能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行动上步调一致，才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严明党的纪律，要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不管违反哪方面纪律，任其发展，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党的政治纪律。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要位置，以政治纪律为纲，带动其他纪律的执行，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条例》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把党章中关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条款。

该章依次对“发表危害党的言论，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对抗组织审查，组织和参加迷信活动，叛逃及在涉外活动中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违反政治规矩”等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分规定，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成果。

（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行为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

《条例》第48条—第52条明确了“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比如“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五十二条：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某市原公安局局长：把市公安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在某市公安系统，熟悉该局长的人用“三无”，即“目无党纪国法、目无组织、目无群众”来给他画像。他的口头禅是：“我就是党委，你最终还不是听我的。”他选用公安系统内自认为靠得住的人，替他经营、打点企业。该局长两名下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这位局长实际控制的企业，在获取企业用地、核拨工程资金、承揽交通设施工程等企业经营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据该局长另一名下属交代，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这位公安局长的司机和“马仔”，陪他打网球和高尔夫球，为他准备打球的衣服、装备等。

有人总结，这位公安局长打击人有一套，“团结”人也有一套。他用小恩小惠笼络干警，拉进圈子为他服务。一名下属利用主管公司财务工作的便利，经这位公安局长同意或个人擅自决定，先后多次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借给其亲属的公司用于偿还贷款、购买设备、资金周转等营利活动。在担任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这位局长先后两次大面积提拔干部，竟然不上报市委组织部和市委政法委，把市公安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为了个人野心，这位公安局长还善于找人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他让人制作、录制个人先进事迹材料，到市直机关各部门，甚至街道办事处和企业进行宣传。为了寻求官阶上升，他让手下人组织公安局干部写联名推荐信，呼吁提拔他，目无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到了何等地步。

（二）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行为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条例》第53条—第56条明确了“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比如“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等，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五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一）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

（二）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的；

（三）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

山西某县县委书记：探头对准举报箱 干扰巡视被严处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一些被巡视单位和部门出现了干扰、对抗巡视工作的行为。比如，“到9月份一律不许打高尔夫……”有的国有企业在巡视组进驻之前就开会“部署”，提醒下属注意一言一行；有的单位在巡视组入驻前一周，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换掉，导致巡视组在谈话中无法掌握具体情况；有些单位领导要求下属与巡视组谈话结束后，回来汇报谈话情况；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拉关系、托人情，试图找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打听消息。中央巡视组代表的是中央，这些行为妨碍中央巡视工作的开展，损害了中央权威，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地方巡视组也遇到过类似情况。2014年9月，山西省某县委接到了关于山西省委巡视组即将进驻的通知。该县委书记在安排巡视进驻准备工作时竟强调“要能保证举报箱的位置在监控可视范围内”，以此掌握举报人和举报情况。10月中旬，省委巡视组按时进驻该县开展巡视，该县公安局把县委和信访局附近的2个摄像头，对准省委巡视组设立的2个举报箱，并安排人巡逻值守县宾馆的举报箱。后来，省委巡视组根据群众反映到实地查看，发现这一情况后，责令该县委立即改正。该县委书记擅自安排将巡视组举报箱置于监控探头可视范围内，影响了干部群众依法行使检举权，干扰了巡视工作的正常开展，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4年底受到严肃处理。

（三）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党章规定，对党忠诚老实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比如，在组织调查后不主动说明情况，反而搞攻守同盟、转匿赃款赃物，就是对抗组织调查，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行为。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五十七条：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

（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深圳市水务局原局长张绮文：订立攻守同盟 财产证据转藏老家 2015年7月22日下午，深圳市纪委在对深圳市水务局原局长张绮文案重要涉案人员、包工头蔡某某进行调查时发现，蔡某某与一男子谈笑风生地走出大楼，当调查人员迎面向蔡亮明身份时，发现与蔡把手言欢的男子竟然就是张绮文！事后，二人交代，他们当时聊得那么高兴，是因为刚刚订立完攻守同盟，蔡某某表示“打死也不会出卖兄弟”，张绮文认为蔡某某“靠得住”。当蔡某某在市纪委协助调查后，张绮文还是担心自己违纪违法的行为暴露。他从办公室保险柜中将大量银行卡、存折、对外借款借条、投资协议、相关银行凭证、股票账户信息等财产证据材料取出，用文件袋密封好，专程移送至广东河源紫金老家，安置在老家的金属箱内，并交代弟弟张绮龙妥善保管。后来，张绮龙将上述证据材料藏匿于岳母家中卧房的床底下。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发现多年前张绮文就在老家通过伪造材料骗取公安机关办理了另一个身份“张润成”。7月28日，当调查人员再次出现在张绮文办公室时，他自知情况不妙，离开办公室时，在将自己的常用手机交给调查人员后，又偷偷将自己口袋中的另一部手机丢到走廊的花盆之中。而这一切并没有逃过调查人员的眼睛，调查人员将张绮文丢弃的手机打开一看，其中有一条发出的信息：“我怕我顶不住，要做好走的准备。”张绮文后来交代，该手机专门用来“搞关系”、“找门路”，他当时已经考虑用张润成的身份出逃了。2015年10月，深圳市纪委对张绮文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四）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行为

在党内一些组织中无原则一团和气之风盛行。班子成员看到问题不批评，相互之间你好我好他也好……久而久之，带坏了风气、损害了集体、危害了个人。一团和气的“好人主义”滋长党员干部不负责任的态度和作风，是缺乏党性原则的表现，全面从严治党决不允许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条例》第61条—62条明确了“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六十一条：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不动真碰硬 自己就要被处理

近年来，湖北省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频频亮红灯。所属有的地税局违规发放节日补助被通报，有的地税局兴建豪华办公楼被曝光，甚至还有一位地税局的干部在陪领导喝酒后猝死。地税系统问题频发，省纪委监察厅有关领导对许建国进行约谈，督促其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2015年4月至5月，湖北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检查组在抽查中发现，全省地税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十分突出，超标率竟然超过60%！中央和湖北省委三令五申要求清理整改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而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也曾做出了一些表面反应，会也开、话也讲；对于系统内的一些问题，他也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但是板子高高举起，每每轻轻放下。许建国是个学者型官员，在工作业务上他的能力还是被认可的。但是在对税务系统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上，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放任不管，有了问题不严肃处理，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班子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影响极坏。

2015年6月26日，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执行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精神不到位，被免去职务。对于这样的结果，许建国后悔不已。

【《纪律处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六）严守生活纪律 培养高尚情操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5-11-07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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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关系党的形象。

《条例》第十一章“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四风”问题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该章条款依次对“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违反生活纪律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分规定，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成果。

（一）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

当前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四种考验”。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越要反对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条例》第126条明确了“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某市原市委书记：经常在高档会所玩到凌晨两三点

生活方式不健康，经常在高档会所玩到凌晨两三点……谈到这位市委书记，熟悉他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细节。

主政一方时，有专人帮该市委书记安排晚上去会所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先让人安排好地方，再根据他的要求通知参加人员，告诉他们时间地点。一起活动时，经常是大家先在一起吃饭，然后唱歌、喝酒或者打牌，再吃夜宵，一玩就到凌晨两三点。

该市委书记喜欢喝高档红酒，嗜好野味，吃饭或宵夜时，通常会特意安排一些野味。据参加者后来透露，他们在一起吃过的有穿山甲、焖蛇、金钱龟、东青斑、金枪鱼，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消费都是由企业老板买单。

为了服侍好该市委书记，圈子里的人还专门为他开设了一家会所，会所风格按照他的喜好设置，装修方案由负责帮其安排活动的人与企业老板亲自商量，经该市委书记首肯后才着手实施。从2012年底到2014年年中接受组织调查前，该市委书记先后到这家会所消费达30多次，差不多每个月2次。另外，他还频频出入该市其他私人会所。

（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

党章规定，党员有义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并对处分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文广新局原局长贾建涛：酒后寻衅滋事损坏他人车辆

2014年4月29日，三门峡市卢氏县文广新局原局长贾建涛等人到河南广播电台商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演出活动有关事宜。午餐期间，贾建涛违规饮酒。午餐后，贾建涛与司机到省广电局停车场取车回卢氏县，发现自己乘坐的车辆被另一轿车堵住无法驶离，他拨打了后车车主张某的手机，对方没有接听，他便直接将后车上的雨刮器掰断扔到地上，然后跑到河南广播大厦的10楼办公室寻找张某，并在办公区域大声喧哗。随后，保安赶来，将其带下了楼。

据媒体报道，车主张某回到广电局院内，听说自己的车被损毁，立即拦住准备离开的贾建涛要求赔偿。“醉酒的男子先是坐在车里大骂，然后下车撕打张某。”一些目击者称，张某被扯拽了20多米，胳膊多处淤青红肿。

此事被河南广播电台及网络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4月30日，经卢氏县委研究决定，免去贾建涛文广新局局长职务。通过调查取证、核实其违纪情况后，经卢氏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第五篇：从典型案例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从典型案例看纪律处分条例新增“负面清单”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本条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这一条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要求。

制度创新源于实践创新，回顾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广大党员以案释纪，深入理解条例新增的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６类“负面清单”，认清找准纪律的“底线”。

违反政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

【案例】２０１４年是山西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系统性、塌方式”的严重腐败震惊全国。７名省级领导干部被立案调查，全年处分市厅级干部４５人、县处级干部５４５人。领导干部身陷圈子，沦为利益链条上的“提线木偶”，最终陷入“一端端一窝”家族式腐败和“一倒倒一片”塌方式腐败的泥淖。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教训十分深刻。

“对抗组织审查”的案例，也不鲜见。中央纪委监察部曾通报称，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十八大以来，一些人甚至“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点评】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违反各项纪律，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新版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法规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解决党员对组织忠诚这个根本问题。

违反组织纪律新增“负面清单”：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

【案例】中纪委日前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潘逸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谋求个人职务调整，送给他人财物等。

十八大后，中央加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制度建设，从今年１月起实行“凡提必查”制度，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多地查处个人未报私自出国、家属移居海外等事项的案件。

【点评】当前，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新版条例针对十八大以来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四个服从”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突出了“非组织活动”“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新问题，强调要忠诚于组织，要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

违反廉洁纪律新增“负面清单”：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 【案例】２０１２年６月，江苏省徐州市经贸委原副主任朱志东因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经调查，朱志东腐败案中，结识徐州市委原副书记、组织部原部长陆某，朱志东得以被任命为市经贸委副主任，并将职级提拔为正处级。权权交易，滋生了腐败问题。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同样成为诱发贪腐的问题“导火索”。今年６月１５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国家电网公司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发现的问题包括“有的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以及“群众对少数领导人员动用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反映强烈”等。

【点评】廉洁纪律一直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特别是通过巡视着力发现了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这次对条例的修订，廉洁纪律这块调整幅度最大，新增内容最多，其中现行廉政准则规定的“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几乎全部纳入这部分，并新增了“权权交易”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氛围。

违反群众纪律新增“负面清单”：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

【案例】“小官大贪”贪腐行为多发生在群众身边，是近年来打击腐败的重点之一。近两年来，先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２亿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３７公斤。２０１５年９月，山西省通报了５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其中，包括吕梁市汾阳市三泉镇李家街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建兵侵占公私财产问题。

【点评】不顾群众意愿，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群众利益受到损失。近年来，这类行为屡见不鲜，但大多属于发展思路、政绩观的问题，现在则上升到了纪律的高度。

现行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群众纪律”这一提法，这次修订继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遵守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等“负面清单”。

违反工作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

【案例】多名厅官，在今年因“主体责任”被免职。７月７日，湖北省纪委公开通报７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责任追究典型案件，其中，湖北省地税局时任局长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免职。

无独有偶，根据今年通报，河南省纪委立案查处了新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贾全明等３名厅级领导干部，由于相关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李庆贵担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河南省委研究决定，给予李庆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

【点评】当前，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些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失之于宽、松、软，一些党组织负责人没有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一些纪检监察部门执纪监督不严，致使党的纪律规矩松弛。

十八大以来，一些党委纪委负责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处分，彰显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这次修订条例，将上述实践转化为制度规定，新增“负面清单”，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违反生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案例】少数党员干部，不能严以律己，落入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泥淖。今年１０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被查出的问题，包括“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公务接待、公款吃喝，频繁出入私人会所，生活奢侈、挥霍浪费”。此外，在诸多查处案件中，都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点评】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中央多次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关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次修订条例，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彰显了中央正风反腐的决心，传递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