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社会保障功能看我国加快完善社保制度的重要性
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 课程考试论文(设计)考核
课程名称
作者汪峰考试批次学籍批次学习中心层次专业完成时间
从社会保障功能看我国加快完善
社保制度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新经济形式的快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趋势,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通过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保制度,是发挥好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径。
社会保障具体功能有:一要保障基本生活;二要维护社会稳定;三要促进经济发展;四要增进国民福利。如何切实发挥好社会保障四大功能,归根结底一句话,顺应时势需求,不断完善改进社会保障制度。
而我国的社保制度,究竟存在着拿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需从四
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要完善社会保险运行机制
制度的完善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做到保障项目和保障标准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尽力而为,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又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不给未来的制度运行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重点是在东北三省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在全国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并做好基金的管理和投资运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做好制度和资金准备;积极稳妥地做好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工作,建立待遇水平与履行义务更紧密联系的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积极推进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基础部分全国统筹;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方面,重点是在不断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城镇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问题,坚持保障基本医疗,兼顾多层次需求,根据城镇居民承受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统筹协调各类人员的医疗保障政策,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重点是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积极探索既符合农民工的特点、将来又能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经济、社会特点的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方面,要加快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步伐。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遇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手段不足有关。因此,随着社会保障实践的不断深入,应抓紧制定《社会保险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完善制度和依法管理社会保障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全面推进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
二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覆盖面的大小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总体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大数法则、社会共济。只有广泛覆盖,才能体现公平;只有广泛覆盖,参保人数越多,积累的资金规模越大,才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险覆盖人数快速增加,参保的人群也由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向多种所有制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扩展。但仍有许多人未被纳入。为此,必须把“让更多的人享有保障”作为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享有社会保障。当前,主要是根据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就业形式变化的需要,以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未来几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将年均增加1000万人,到“十一五”期末达到2.23亿人。2008年底前,将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基本纳入大病医疗保险;逐步将城市居民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失业保险将以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为重点,工伤保险将以建筑、煤炭等高风险行业、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增职
业病人等为重点,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三、要加强基金征缴和管理
基金是社会保障的生命线,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近几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大大增强了社会保障的支撑能力。但总体上看,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仍存在征缴管理体制不顺、少数企业欠费甚至逃避缴费等问题。各级政府社会保障责任也还不够明确,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仍然较低。今后一个时期,一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基金征缴管理,严格执行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强化社会保险稽核和劳动保障执法监察,确保基金应收尽收。二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进一步明确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加大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逐步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制度,强化预算约束,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三是加强基金监管,保证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必须在基金征缴、管理和分配等决策上健全议事和决策程序,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控制度建设,明确基金管理责任,切实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督,财政、审计等专门监督,群众、舆论等社会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决策、运营、监督相互制衡的监管体制,严肃查处违规违纪案件,维护基金安全完整,提高保障能力。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基金积累越来越多,也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投资运营办法,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四要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
社会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保障机构的能力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切实履行好社会保障领域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为参保单位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必须从制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标准和规范服务设施建设入手,加强基础管理,严格工作规程,推进经办管理服务的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继续加强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建设,依托社区对企业退休人员提供管理服务,不断拓展工作内容,启动开展新的服务项目。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业,加快公共老年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加强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管理,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完善失业保险管理,加强对失业人员的服务,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促进再就业。完善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管理服务,有效地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工程建设步伐,促进管理服务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使参保人员享受到更方便快捷的服务。
综上可见,随着社会保障功能的不断完善,对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严谨性、科学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样,社会保障制度的越发健全,越能更好的发挥社会保障功能,从而真正做到社保保人民安居乐业、保社会兴旺发达,保国家和谐稳定。
第二篇:从武汉市新洲区社保制度的建设看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
RUC-BK-100700-030101-2008200484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从武汉市新洲区社保制度的建设看 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
作 者:__于一_________ 学 院:__法学院__ _ 专 业:__法学_________ 年 级:__08级________ 学 号:__2008200484___ 指导教师:__宋彪_________ 论文成绩: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
从武汉市新洲区社保制度的建设看 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
内容提要
武汉市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宣传、社保覆盖、增加就业和加强监管四方面。制度的宣传体现了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在进行立法准备;社保覆盖和增加就业工作重心向贫困地区倾斜,体现了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将地缘因素纳入支付规模确定机制中的进步;而监管的加强,从侧面反映出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强调对作为社保基金来源重要渠道的转移支付的监管和违法担责问题。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uhan xinzhou’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ainly includes four parts: the publicity of system, the covering fields of system, the increasing employment and the improving supervision.The promotion of the system interacted with the transferring payment legal system such as the law-making preparement in publicity of system, the law enfore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creasing employment,and law supervision in the transferring payment’s supervision and the charging of responsibility.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 转移支付; 财政法;
一 引言
北京大学张守文教授在其所著的《财政法学》一书中提到:“在充满不确定的所谓‘后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和改善民生,促进分配公平和社会安定,都特别需要经济法律制度的有效调整。”1
民生的重视和改善,关键在于社会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社会财富的这种分 1 张守文.《财政法学》(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配,是依赖国家强制力进行的。在以“依法治国”为治国方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富分配,我国建立了国家(政府)为主体,当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生活困难时,给与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该制度被称为“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全国人大也进行了相关立法,规范了这种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其保障目的,并且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托的保障制度。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也有相关立法的保障,如《社会保险法》《就业促进法》等等。上述法律规范被统称为社会保障法律规范,它与社会保障制度紧密联系,属于社会法律部门2。在与社会法并列的另一个法律领域——经济法中,也有一个法律制度——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息息相关。
本文通过发掘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法律制度间的关联,并对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社保制度建设情况进行说明,来探讨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之关联
(一)概念说明
1、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托,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与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内容有五个各方面,分别是:(1)社会保险。它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纲领。现代社会以国家为主体,在工资劳动者在丧失生活来源的情况下,运用立法手段和社会力量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收入损失补偿,使之能继续正常生活水平,这就是社会保险4。它发挥着补偿劳动者收入损失的功能,保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正常运行,保证社会安定;(2)社会救助。它是国家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经济、社会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给予救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低纲领;(3)社会福利。它指政府出资为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高纲领。它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并保障了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权益。(4)社会优抚。《宪法》第45条规定体现了它的内涵,即“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保障优抚对象特殊为军人及其家属,要求将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上升到国家和社会责任的高度。它有助于保卫国家安全,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象的特殊使得它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特殊纲领;(5)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在政府鼓励和支持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自愿参加的扶贫济困活动就是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则是在政府倡导支持或者组织下,使居民 23 张守文.《经济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3页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 4 邓大松.《社会保险》(第一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拥有一个储蓄账号,在他们劳动年份逐年积累起一笔资金以备不时之需。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纲领。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对下文制度关联分析至关重要。
2、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按照学术上对法律的一般定义方法,转移支付法可以定义为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在部门法分类中,转移支付法被看做经济法的亚部门法——财政法中的重要部门法5。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该法律主要是通过规定转移支付主体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来对发生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而按照经济法主体二元理论,经济法主体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相应地转移支付法的主体也分为两类,即发动转移支付的主体和接受转移支付的主体。前者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后者则是下级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根据主体理论可以进一步对相关法律制度行为理论作出分析,即根据转移支付主体的不同,转移支付可以分为:
1、政府间转移支付(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
2、政府和企业间转移支付;
3、政府和居民间转移支付。以上均是指广义的转移支付。理解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内容中的主体理论和行为理论,对接下来的关联分析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制度关联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会有对应的经济基础。本文对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关联进行分析,重点是对两者在产生依据和内容上具有的紧密联系进行分析。
1.制度产生依据上的关联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经历了一些发展,如1951年政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劳动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和197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即包括两大体系(市场运行体系、宏观调控体系)、三项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四个体制(农村经济体制、对外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6。其中三项基本制度互为依托,互相交织,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基石。该决定还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并确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五个基本内容。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形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关于“社会 56 张守文:《财政法学》(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1993年11月14日
保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的论述进一步证明了这点。
按照经济学原理,地方政府会根据该行政区划内企业和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以及需求程度来确定公共物品提供情况,同时也会兼顾经济效率。提供公共物品需要相应的财力支持,但由于各地发展不均衡,经济状况也不相同,这样便会出现“财政失衡”的状况。具体来看,财政失衡分为纵向失衡(如上级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次级政府却有财政盈余)和横向失衡(同级政府间有的出现财政赤字有的却有财政盈余),两种财政失衡均会导致不同地区公共物品质与量的不同,一旦失衡过度则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财政转移作为解决财政失衡的重要手段应运而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各地经济结构都在转型之中。与此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密度、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差别,各地经济发展差异也愈加明显,财政失衡现象愈发普遍。我国目前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为避免这种失衡现象可能导致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走法制化道路制定了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来保障转移支付手段的“行之有效”(即通过立法保障制度的秩序、公平和正义,有效解决财政失衡)。从时间上来看,我国于1994年确立了“分税制”,该制度标志着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施行7,相关的立法也在同时开始。综上,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2.制度内容上的关联
两个制度内容上的关联,概括来讲就是转移支付法律的主体——“转移支付受体”企业和居民,与社会保障制度受益者“社会弱势群体”发生重合。
具体来说,转移支付获得的财力,转移支付法规定都应直接或间接用在企业和居民身上。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从其最终的用途看,都是居民和企业所享有的转移支付8。因此,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最终目标便是保障转移支付受体——企业和居民享有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制度中,作为制度受益者——社会弱势人群,按照宪法有关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居民,当然会享受到转移支付获得的财力。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之一“被保障人群”,是包含于转移支付法规定的转移支付受体之中,被保障人群有享有转移支付所获财力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企业和居民接受了转移支付便产生法律上的监督管理义务,责任问题也油然而生。目前,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多体现在这些方面。
更进一步来看,前文提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是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托的。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基本原则是“单位、职工和国家三方合理承担”,体现资金来源多元化的特点。在基金筹集的诸多渠道中,有一种称为国家投入。国家投入包括三个方面,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便是其中之一9,根据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结算表的统计,全年中央财政转移支 78 赵云旗.《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张守文.《财政法学》(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9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评估》(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付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达到6684亿元。转移支付作为社会保障基筹集渠道之一,有力地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而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则保障了社保基金筹集的顺利,进而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作用。综上,从制度主体角度来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规定的转移支付受体中是包含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受益人群。相应地,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人群便享有转移支付法律制度规定的相关权利,如享有转移支付所获财力的权利。
三 武汉市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一)选取武汉市新洲区为例的缘由
前总理朱镕基曾说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无论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都迫切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险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难以推进”10。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在这段话中得到充分体现。2004年公布的《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表明,在我国城镇失业人口有3000万,农村失业半失业人口达1.7亿,失业半失业人口总计达2亿;而年老(60岁以上)和失去劳动力的人口共计1.6亿。这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基本权益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保障。从上述情况中不难发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以及地区差异。由于老龄化加剧,我国社保基金中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额度与日俱增。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制约了财政收入情况和转移支付力度,所以相应地在不同地区,特别是城镇和农村间,社会保障建设情况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新洲区作为中部省份湖北的省会城市武汉市的城郊区域,紧邻革命老区黄冈地区,因而处于城乡结合部。城镇和农村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相关数据,首先能够同时反映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转移支付供给的社保资金情况;其次由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少,其年龄结构合理,没有大面积出现“空巢老人”或者“留守儿童”现象,也利于研究社保制度相关建构,从而对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做出分析;最后,由于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新洲区情况类似的地区,以新洲区社保制度建设为研究起点对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完善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此外由于该区为笔者家乡,相关材料的获得较为方便,其真实性也可以得到保障。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0年3月5日
(二)武汉市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情况
根据《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1年前三季度总结》来看,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立法宣传。新洲区委区政府为做到社会保障政策家喻户晓,印制《社会保险法》宣传资料1万余份,对企业进行上门发放。此外,区政协主席还亲自带队前往农民工集中的河北部分地区慰问新洲籍农民工,召开座谈会宣传《社会保险法》。如材料中介绍的,新洲区采用社区为阵地,广泛宣传社会保险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组织企业负责人和职工进行社保、劳动法律法规培训。在全区街道和企业进行巡回宣传,并发放宣传单和解答企业职工咨询。
其次是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增加技能培训。新洲区在2011年前三季度的社会保障工作中,通过政府资金投入,对再就业人群、农村劳动力转移人群、创业人群和在岗人群进行培训。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困难群体或个体户、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进行妥善安排,利用转移支付和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在生活帮扶上述人群以及对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解决就业问题。
紧接着是扩大社会保险受益人群。新洲区在2011年九月中旬完成了医疗保险“一卡通”结算系统的最终调试,便利了新洲籍人士在汉就医。由于有了社保基金的支持,增加了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大大缓解了患者资金垫付的压力。同时加大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争取力度,实现了养老保险对全区居民的覆盖。特别是对部分贫困地区,相关负责单位建立专门机构派遣经验丰富的人员负责社会保险的宣传和应用。
最后是规划了财务管理加强了廉政建设。在社保基金的使用上,相关单位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安装了财务软件。实现了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报表的市区网上对接。与此同时,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完善了考核制度和监管制度,力求包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获得资金在内的所有社保基金的“物尽其用”。
(三)武汉市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完善的关联分析
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情况大体如上,根据《武汉市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报告)的内容,可以总结出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三个方面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的完善息息相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归纳如下:
1、社会保障制度立法要求转移支付法律出台。
报告中明确提出“根据我国法制化建设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相关法律宣传需要做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活动以及相关宣传的顺利,首先便要求在我国法制化建设中,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到位,这样社会保障建设活动才会行之有效。而为社
会保障制度的全面覆盖提供强有力支持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目前看来是迫在眉睫。
2、因地制宜确定转移支付获得资金分配比重。
前文中提到新洲区在扩大社保受益人群方面卓有成效,而对特别贫困地区更是加大居民养老保险争取力度,并派遣专员负责此项工作。将经济因素纳入社保制度建设的考量之内要求因地制宜,妥善安排经由转移支付和其他手段获得的社保基金。因此,转移支付规模和分配比重的确定机制应该在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中明文规定。
3、明确监管责任保障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在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成绩中提到,该区在社保基金的使用上,相关单位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安装了财务软件。实现了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报表的市区网上对接,这样是保证基金去向的合理合法。而在基金来源这一环节,则需要明确转移支付法律中资金使用监管责任。具体说来就是得加强廉政建设,明确了转移支付工作的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并完善监管制度。
四 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财政转移支付法》的制定在准备之中
有观点分析指出,我国1995年颁布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属于部门规章的范畴。部门规章法律层次低,法律效力很有限。11而2008年财政部制定的《2008年中央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办法》,也不能根本解决目前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不成熟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公正与否,直接与党的领导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财政转移支付法》的出台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全国人大常会会以基本法形式确立其较高的法律层次,它才能更好地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良性运行。新洲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例子直接指出,我国地方政府正在有意识的加强社保基金来源渠道和去向的透明公开。同时,地方政府也在通过地方行政规章的制定,规范中央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确保它作为基金来源渠道之一运转稳定。这些举措为日后的《财政转移支付法》的制定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会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以“因地制宜”方式确定转移支付规模的机制在确立之中
这一方面也被概括为“建立‘因素法’为主,‘基数法’为辅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确定机制。”12目前我国确定转移支付规模时,已经改变了以上一财政的税收上交额作为 1112 陈华彩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之构建》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集2008年
陈华彩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之构建》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集2008年
主要依据的确定方式。因为这是一种变相的“交的多拿得多”的“基数法”计算方式,是不合理的。而国际上通常采取“因素法”,即根据各地不同“因素”和一定科学计算方法,综合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上述《2008年中央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办法》,便体现了“因素法”和“基数法”的融合。
武汉市新洲区在确定社保基金使用过程中,重点偏向于该区的西部乡镇。正如上文提到,该区将乡镇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为社保建设力量分布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也说明在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地缘差异,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来完善制度,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财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以“因地制宜”的方法确立转移支付规模的机制能在立法中中得到明确。而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正在逐步改变原有转移支付机制的漏洞,总体上来讲,我国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正在得以完善。
(三)法律上监管体系在逐步形成之中
武汉市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单位内部经常开展廉政建设,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这样避免了因为官员贪腐导致由转移支付获得社保资金的流失。该区建立了市区网络连接监管机制,将通过转移支付获得的社保基金用途公开透明化。另外,该区还在群众中广泛宣传社会保障制度,要求制度要“大家建设大家抓”,要求相关人员严格遵守《社会保险法》和其他相关立法中的监管责任规定。上述建设从侧面上反映了转移支付监管制度在逐步成型。
根据《武汉市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报告》,在由转移支付提供社保基金这一环节上,首先要做到的是明确转移支付工作的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完善监管制度。它直接表明由转移支付渠道提供社保基金过程中,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因此,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监管体系在形成之中。
五 结语
在不久前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诸多文件的决议草案通过表决。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和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善民生重在建立切实保障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新世纪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地处我国中部省份的武汉市新洲区区委区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环节上紧跟党中央领导,扎扎实实为民生保障加砖添瓦。
该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宣传、社保覆盖、增加就业和加强监管四方面。制度的宣传体现了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也在进行立法准备;社保覆盖和增加就业工作重心向贫困地区倾斜,体现了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将地缘因素纳入支付规模确定机制中的进
步;而监管的加强,从侧面反映出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强调,对作为社保基金来源重要渠道的转移支付的监管和违法担责问题。
因此,该区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正在完善之中。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最终能确保社会资源财富的公平分配,通过财政支出帮助缓解地区发展的贫富悬殊,最终为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也贡献一股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一)书籍类
1.史济春.《经济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张守文.《财政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评估》(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邓大松.《社会保险》(第一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9 5.张守文.《经济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赵云旗.《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二)期刊类
1.陈华彩.《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之构建》.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集, 2008
(三)报告类
1.《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0年3月5日
2.《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1993年11月14日
第三篇:从社会保障角度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
从社会保障角度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
王银梅 刘语潇
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由于国家相当长时期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高度的社会化又使我国农民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土地仍然是农民生活、就业、养老、就医等的安全保障线,是家庭的“退路”,具有家庭福利保障的功能,农民一般不愿放弃土地。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极大地阻碍了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不容乐观。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赋予保障功能
(一)我国土地流转不畅的主要表现
1、土地流转总量小。虽然土地流转在我国农村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地区均存在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但从流转规模上来看,无论是各种形式的流转量,还是所有形式的流转总量仍然不大。而且土地流转在地区分布上也是不均衡的,在流转规模上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土地流转异常活跃,流转规模比例也高于其他省份,但到2007年,浙江省承包土地流转面积也只达到458.477亩,仅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3.2%。我们再看中、西部省份的情况:在湖南,截止到2007年底,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334.8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的8%;在四川,2006年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562万亩,约占全省承包土地面积的10%。
2、流转效益不高。农村流转面积中多是本村村民之间的零星流转,不能形成规模经营,流转效益并不高。据姜孝平、李光友、易罡的调查显示,截止到2008年3月底,重庆市奉节县五马乡全乡村内农民之间零星土地流转面积6408亩,占全乡流转面积的95.17%,多数农户土地流转都是发生在父子、叔侄、亲戚及邻里之间。又据辅黎萍调查统计,截止到2007年12月底,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土地流转中单体规模100亩以上的经营面积达0.74万亩,仅占总流转面积的35%。由于流转的土地以户与户之间短期互助性居多,主要用于种养业,附加值比较低,难以形成明显的流转效应。
3、土地流转不稳定,随意性强。土地流转随意很强,主要以口头协议为主,书面合同较少,双方的权责利没有明确的约定。有的即使形成了协议,但内容也简单粗糙,合同标的、双方责、权、利关系也不明确,约束力不强。部分土地流转行为还以可随时收回土地为前提条件。根据黄朝辉2007年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区土地流转面积达50881亩,涉及农户21813户,其中已签订流转合同的1413户3193亩,分别占流转农户数和面积的9.6%和6.3%。
4、土地撂荒现象严重。根据各地对农村土地流转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据福建省古田县水口镇耕地撂荒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预计全镇共将撂荒耕地402亩,占整个耕地面积的4.174%。另据四川省阆中市农调队对10个社的调查显示:调查的10个社2004年底共有农户285户,耕地面积719.6亩,其中抛荒面积62.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高达8.6%。
(二)根本原因分析
表面上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原因在于流转制度的不完善,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农民目前正处于高度社会化时期,他们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着现金支付危机和家庭预算危机。不稳定的预期收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将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保障线压在土地上,赋予土地社会保障的功能。
1、高度的社会化使我国农民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目前我国农民社会化较高,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一是生产方面分工程度加深,家庭资源配置市场化。传统的农户自我服务形式发生了改变,很多农民走上社会,对外提供生产服务。另外土地出租、对外投资等经济现象日益频繁,使得生产要素的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向外部。二是农户日常生活家庭自给现象逐渐淡化。三是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程度加深,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人”。
在这个时期,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货币购买服务和商品,家庭的维系需要货币支撑。而高度的社会化又导致消费膨胀,致使家庭货币支出压力增大。因此,家庭安全已经由生存威胁,转向不能付现而破产的威胁,即承受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现金支付危机、家庭预算危机。虽然现金支付危机不会威胁农户家庭的生存,但是能够破坏家庭的正常运转,影响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2、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使我国农民追求即期的稳定的收入。社会化时期,农民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货币支出压力,不可能按照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行为,而是尽力获取即期稳定的货币收入,以满足即期的货币支出需要。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而言,只有先解决家庭面临的支付危机,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只有在货币支出问题解决后,才谈得上利润最大化。因此,高度的社会化使得我国农民追求货币压力最小化,收支均衡化,现金收入即期化。这一目标在土地流转上的具体表现为:
一是选择小规模手工耕作,放弃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民仍然选择小规模手工耕作,而放弃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农民并不是不懂规模经营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而是农民更懂得规模经营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长的回收期,这与他们的即期收入需求不相符。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一再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承包更多土地进行规模经营,而收效甚微的原因所在。
二是放弃转出土地,选择亦工亦农。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进行非农产业取得收入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以便进行务农取得农业收入,确保一定数量的较为稳定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底线。这种选择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是一种常态。例如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选择请人代耕、临时转出、撂荒土地,一些家庭选择农闲在外打工、农忙回家耕作等。
3、农民预期收入不足给土地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如果农民选择转出土地,那么其维持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如果这两方面的收入能够满足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且其预期收入具有稳定性时,农民才会选择转出土地,形成稳定的土地流转市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国农民的预期收入是波动的、不足的。
一是非农产业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我国农民的农业外收入主要来自手工揽活(如木工、油漆工等)、外出打工和饲养、加工等非农产业。从事手工揽活的农民一般以个人或自发组成的临时性团队进行接活加工,一般不进行市场宣传和市场信息的搜集,基本上属于被动经营,因此,手工揽活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外出打工的农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不强,所以农民外出打工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可能工作不稳定,即其打工收入也是不稳定的。受自然条件和动物流行疾病等风险的影响,饲养等形式也不能确保取得稳定的收入。总之,多种因素致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只能是暂时性收入,即预期的持久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
二是土地流转租金收入不高。如果土地流转行为不终止,租金收入应该是稳定的。那么农民能否依靠其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来维系家庭存续呢?依据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显然是不能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小,农民转让的土地面积不大,租金收入不可能很高。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5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和2004年的1.41亩,逐年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许多地方人均耕地面积少于1亩,有的甚至低于0.5亩。第二,流转价格低廉,有时甚至出现负价格,农民只能获得微薄的租金收入。另外,由于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流转往往是一种不规范的短期行为,这使得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
可见,我国农民预期的收入是波动的、不足的。即土地转出农民取得的收入,并不足以抵偿他们放弃土地后的“家庭维系成本”。一旦农民无法赚到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收入,不仅会威胁家庭持续运转,而且家庭支付危机可能会转化为生存危机。因此,波动的、不足的预期收入,使得农民选择不放弃耕地。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土地是其生活、就业、养老等的安全保障线,是家庭的“退路”。这也就是说,农民不放弃土地,是因为土地被农民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联性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这说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农村土地流转具备较强的关联性。
(一)土地流转需要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保障的替代,农民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
要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顺利实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生、老、病、死、伤、残等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一个前提条件包含两层意思:(1)农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产业收入。(2)预期收入是稳定的。第二个前提条件说明,当农民家庭出现运转危机时,存在土地之外的规避手段来缓解危机,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
然而,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表明,我们还无法真正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这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要改变这种现状,必然要求改变农民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规避手段,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制度。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也可以说仅具雏形。完善农村土地市场发育除了建立相关市场制度与法规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些必要的配套制度,其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必要的配套制度之一。我们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促进作用。
首先,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土地流转供给的增加。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土地对农户而言,其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功能。那么,对理性的转出者而言,只有当释放“囚困”于土地之上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而获取的预期收入与转出土地而获取的租金之和能够满足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且其预期收入具有稳定性时,才会选择转出土地,形成土地供给。反之,则不会选择转出土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民是利用土地作为维持家庭运转的“退路”。如果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农民家庭正常运转,就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就会促进土地流转供给的增加。
其次,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土地流转有效需求的增加。从土地转入者的角度分析,一般情况下,当土地转入者转入土地进行经营得到的回报超过他们从事其他工作所得到的收入与因获取土地而支付的租金之和,且超出部分(即纯收入)能够满足维持家庭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货币支出时,土地转入行为就可能发生,从而产生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目前,我国土地转入者经营收入不容乐观。一是受土地流转供给的影响,许多转入者仍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且并未形成规模经营,土地经营回报不高;二是土地转入者怕市场前景不佳,经营无效益,最终可能导致破产,形成家庭的生存危机,从而不敢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开发。如果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基础,一方面,土地流转供给稳定、充足,土地转入者可以进行规模经营,取得较高的经营回报收入;另一方面,有社会保障作后盾,土地转入者没有家庭生存危机的担忧,可以促进其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开发,形成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现状及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分析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由于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而失去生活来源或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必要支出时,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现状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一)缺乏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还处在探索阶段,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急需完善的地方。而现行的城市保障制度又不能对农民工群体提供有效的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城市正规就业群体为保障对象,保障制度也都是按正规就业的城市居民特点设计的,致使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符合农民工的特点。
现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保障内容上不切合农民工的保障诉求。一般来说,农民工最基本的需要是找份工作、拿到工钱,出了工伤、遭了意外、得了大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老来有所养。而现行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根本无法满足农民工的上述保障要求。二是在保障方式上不适应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流动性、不稳定性和低收入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调查资料,仅有20%—30%的城市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作满3年以上。现行城市社会保险缴费比例过高,且不具转移性,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如广州市农民工月工资不足1000元,农民工仅参加养老保险,每月就需交纳100元,占其工资的10%左右。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极大地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就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仍处于不完善状态,在减少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生活风险,保持农村稳定方面作用甚微。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覆盖面窄、标准低。目前我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根据“低标准起步,窄范围运行”原则来设计的,农村低保制度只对“不救不得活”的农村特困群众施救,使得很多生活同样困难的低收入农村居民得不到救助。另外,农村低保资金由县级市(区)、乡镇两级财政和村共同负担。而我国县乡级财政普遍存在困难,无力为农村低保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使得低保标准非常低。(2)最低保障标准和低保对象的确定缺乏科学依据。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低保标准制度是不够科学的,基本上是在原先特困救济标准的原则上,参照当地生活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制定的。有些地区认为农民多少可以利用土地自我保障,象征性地给点补助就可以了。这说明有些地方在制定低保标准时就给土地赋予了保障功能,其出发点就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在保障对象的确认方面,许多地方只是把传统的农村社会救济对象和个别贫困户作为低保对象,而将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生产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的农民,由于企业不景气乃至关闭等陷入困境的乡镇企业职工排除在外。(3)保障工作缺乏法律保障和组织保证。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正在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但整体上仍然没有超越行政指导的范畴,没有从立法上加以保障。同时,农村低保工作也缺乏组织保证。许多市、县民政局都没有专门的低保科,低保工作均由救灾救济科统一负责。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转移了农民应对风险的途径,强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也就导致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不畅。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试点中
我国在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虽然作出了巨大了努力,但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至今仍处于早期试点的发展体制阶段,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尚未建立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探索已有20多年的历史。这段探索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早期试点阶段。第二阶段(1992—1998年)为早期试点推广阶段。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早期试点衰退阶段。第四阶段是2003年以后开始进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探索试点阶段。④
进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探索试点阶段后,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积极工作,在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创新制度模式、建立调整增长机制、防范基金风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法律层次低。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稍作修改后制定的部门规章,缺乏法律效力。(2)资金来源单一。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造成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不能为农民养老保险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集体补助难以到位;另一方面地方财力不雄厚,难以全面提供以政府为主的养老基金融资。“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扶持政策。这就造成了实质上的资金单一渠道——农民个人交纳。(3)基金管理不到位。一是基金运行管理有欠科学性,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处于属地分散管理的状态,以县为单位的分割管理的小规模基金难以进行多样化投资。二是基金运行形式单一,农保基金增值主要是靠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易受利率下降影响,导致养老基金负增长。三是县级财政不保底,农村养老保险机构办公经费支出侵蚀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
我国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致使农民养老仍主要靠家庭收入,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农村家庭收入是不稳定的,必然使农民将最后的保障线压在土地上,最终阻碍的仍是土地流转。
(四)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模式难以为继
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大体上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防保健合同等几种形式。在我国农村的医疗制度中,合作医疗曾经是最普遍的形式,它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覆盖了85%的农村人口。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滑坡的局面。90年代初期,全国仅存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苏南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试图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但是,除了部分试点地区之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
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政策不稳定。合作医疗保险从国家政策变成了地方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合作政策的实施。加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合作医疗”收费项目,这一政策与国家支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因而加大了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难度。二是难以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医疗保障要求。我国农村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应地农民收入水平也不同,农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不一样,这就给建立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即农村医疗保障的主体、项目、资金筹集、管理方式、待遇标准方面的统一设置了客观的障碍。三是现有的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难以充分发挥效益。
医疗支出是农村家庭支出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农民看病主要由个人负担,同样的道理致使农民赋予土地以保障功能,最终仍导致农村土地流转的不畅。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度的社会化致使我国农民目前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而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农村土地被赋予了社会保障的功能。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农村土地流转关联性较强,主要表现为:(1)土地流转需要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2)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然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现状表明,它不但没有对农村土地流转起着促进作用,反而阻碍了其发展,主要问题在于:(1)缺乏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待完善。(3)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试点中。(4)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模式难以为继。
(二)建议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弱化农村土地保障功能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根本出路。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及我国现实国力所限,只能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目前的工作重点是:
1、逐步建立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原有城镇居民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及保障诉求制定适合农民工的保障制度。受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就业形式只能是临时工和小时工,而且一般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脏活、累活、高风险的活。这就使得农民工就业呈现出收入低、不稳定、流动性强、危险性大的特点。因此,农民工的保障诉求一般为:保障基本的生活来源;发生工伤、得了大病能及时得以救治;老来有所养等等。相应地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目前而言,应该是给予进城农民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相应的保险种类,且在保险缴费方面应该考虑农民工收入的低水平及不稳定性,另外还应考虑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让保险账户的设置具有可流动性和可延续性。
2、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此方面的工作应重点放在逐步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方面。根据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主要完善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建立专门的低保管理机构,以确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法治,且有组织保证。二是在法制的规范下,确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和对象。在此过程中,应排除农民可以利用土地自保的理念,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把失地农民和因农产品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的农民纳入保障对象。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实施低保必要的资金来源,逐步提高低保标准、扩大低保覆盖面。
3、尽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总结试点阶段的经验教训,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根据试点阶段存在的问题,当前的主要工作为:(1)出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提高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层次。(2)扩大“国家政策扶持”的范围和力度,改变农村养老保险金来源渠道实质单一的局面。(3)加强保险基金管理,做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4、积极探索农村医疗保险新模式。我国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效果并不理想,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难以为继。因此,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建设的出路还在于探索新模式。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险模式创新方面,笔者比较赞同李颖、凌江怀⑤ 的观点,即在给予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全国性农村医疗保险股份制公司。基本思路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立针对农村地区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并建立一个与之合作的医疗服务网点覆盖全国的大型现代化保险经营机构,专门负责农村医疗保险的保费征缴,险种的设计、销售、管理及推广,负责保险基金的投资和风险管理,国家对该保险公司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当然,如何将此模式付诸实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
第四篇:从行业发展看我国注册会计师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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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发展看我国注册会计师选拔制度 作者:王 刚 苏毓敏
来源:《财会通讯》2006年第08期
第五篇: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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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
(上)邱永红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律部经理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称公司管治),是一整套赖以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机制。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上市公司治理的共同原则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国际组织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开始进行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1]
本文试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出发,结合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实践和案例,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若干完善对策与建议。
一、我国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与创新
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逐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均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下面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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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为例,来阐述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与创新。
(一)制定了一系列的业务规则与指引,夯实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应“制度先行”。近年来,深交所相继出台了《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对上市公司治理各方面进行详细规范,夯实了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
(二)积极开展 “清欠解保”工作,遏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行为
“股权分置”和“控股股东占款”是多年来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两大沉疴,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两大“拦路虎”。自2005年以来,管理层将股改和清欠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下决心解决股改和割掉控股股东占款这个“毒瘤”。
首先,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深交所专门成立了清欠工作小组,联合各地证监局,多次走访重点辖区,对存在占用问题严重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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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进行现场督导,并紧密依托当地政府及国资管理部门的积极支持,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手段,鼓励上市公司采用股改与清欠相结合等多种形式清欠,使得艰巨的清欠工作得以高效和有序地进行。
其次,为促使股权分置改革积极、稳妥和有序推进,彻底解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问题,根据《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窗口指导和信息披露审核发现的问题,深交所于2006年2月出台了《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2号—清欠解保》,要求存在资金被占用或违规担保问题的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前,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会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进行披露。
再次,深交所在其网站“诚信档案”栏目中专门开设了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专栏,定期公布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等有关情况,包括公司名单、占用资金总额、占用情况说明和清欠安排,是清欠攻坚战的又一有力措施。[2]
最后,作为推动上市公司清欠工作的重要举措,深交所还联合上交所自今年6月1日起,定期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关于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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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通告》,公开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及清欠承诺情况,两所联合清欠通告的定期发布对上市公司加大清欠力度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少上市公司在两所发布通告前解决了资金占用问题。[3]
经过深交所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上市公司清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两市共有380家上市公司完成了清欠工作,22家上市公司部分完成清欠工作,合计清欠金额335.68亿元,占所需清偿资金总额的70%;同时,两市共有8家上市公司以股抵债或以资抵债方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进入清欠程序,金额合计23.71亿元。
(三)全力推进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切实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切实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深交所于2007年4月16日发出《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详细部署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要求各上市公司在10月底前完成自查、公众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的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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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各上市公司切实落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在6月30日前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接待和推广制度,并报深交所和当地证监局备案。
为做好上市公司治理的评议活动,敦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相关公告,深交所还在官方网站(。
[10]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内部人控制权肆意膨胀,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如:过分的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规范、短期行为、过度投资、转移国家资产、不分红、忽视中小股东权益、恶意经营和职务犯罪等。
[11]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问题,在其发源地美国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破产的安然公司为例,在安然事件爆发前,安然公司17名董事会成员中,有15名为独立董事,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包括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德州大学校长、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英国前能源部长等等。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们从安然公司直接领取各式各样的收益,仅在2000年,安然公司召开了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接受了公司7.9万美元的薪金。安然共签署了七份涉及14名独立董事的咨询服务合同,还有许多项与不同独立董事所在企业进行产品销售的合同,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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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向一些董事任职的非盈利机构捐款。安然董事会被人称为“有浓厚人际关系的俱乐部。”安然公司独立董事同公司内部人一起通过各种方式从公司猎取收益,直至公司破产。
[12]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一样,伊利监事会在历史上也基本上没有行使过什么监督权。所以对其“出位”表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监事会被公司实际控制人当成了排除异己(不听话的独立董事)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监事会制度的悲哀。
[13] 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报送股权激励材料时,应同时报送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整改计划、当地证监局及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以及整改建议、整改报告。而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三个阶段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这在客观上也延缓了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的速度。
[14] 林旭《股权激励因何进展缓慢》,载《证券时报》,2007年05月31日。
[15] 22家中,民营企业达到13家,占比近60%,其他9家涉及国资公司,其中典型国资3家,分别为华侨城(000069.SZ)、泸州老窖(000568.SZ)和上海家化(600315.SH),6家属于非典型国资企业,其运营机制也具有民营企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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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授予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数量按下列办法确定:
(一)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股权激励预期收益水平,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含预期的期权或股权收益)的30%以内。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水平应参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的原则规定,依据上市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确定。
(二)参照国际通行的期权定价模型或股票公平市场价,科学合理测算股票期权的预期价值或限制性股票的预期收益。
按照上述办法预测的股权激励收益和股权授予价格(行权价格),确定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授予数量”。
[17] 2006年8月10日,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适用于主板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首次明确提出“公平信息披露”概念,是信息披露监管工作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和深化。8月16日,深交所出台《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除延续主板指引的概念、原则、构架体系外,针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自身特点,增加了保荐机构责任等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出台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它取消了特定对象的“特权”,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所有投资者置于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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