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看加快构建中三角

第一篇：从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看加快构建中三角

从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看加快构建“中三角”

彭智敏 汤鹏飞

2012年第10期 ——支点建设

改革开放在造就了我国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发动机”的同时，也成就了三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特大城市群。其经验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在推进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中认真学习和借鉴。一、三大城市群合作发展的主要经验

1、区域范围由小及大。以长三角为例，1982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等10个城市在内的上海经济区。随后几年中，上海经济区范围不断扩大。不过，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后来被撤销，但该区域城市间的紧密联系并未因此而削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带来制度创新和产业聚集效应，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形成了强大吸引力。2008年9月7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自此跃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规划正式获得国家批准，区域范围被明确为“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其中原有的16个市为核心区，其余9个城市为辐射区。“泛长三角”亦被写入规划，并表示长三角周边的安徽等地区具有区位、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紧密，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和直接辐射区。

2、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入。早在1986年，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就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市发改部门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廊坊共识”。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2008年2月，“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在天津召开，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

长三角区域在政府层面已形成“高层领导沟通协商明确任务，协调组综合协调，专题组推进落实”的合作机制。其中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定期讨论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确定区域合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事项。协调会成立之初还实行了会费制度，为协调会日常运作提供资金保障，协调会还将探索通过设立基金等方式加强资金筹措。

“泛珠三角”的体制机制创新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9+2”各省区共同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该组织的的协调机制。其次，以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的形式确立了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基本原则、合作思路和合作重点，开展广泛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为各方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

3、合作层次呈现多领域全方位。以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9＋2”各方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泛珠三角合作自此拉开宏伟大幕。其后短短三年时间内，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七大成果：一是搭建了论坛和洽谈会两大合作平台，前三届洽谈会项目签约数超过1.2万个，总金额超过1.2万亿元；二是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三是编制和实施了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四是进一步加强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推进了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六是丰富和拓展了合作领域；七是区域合作影响进一步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时间合作涉及领域17个，各部门和单位共签署了65个专项合作协议、宣言或备忘录，形成了宽领域、深层次、多形式的区域合作新格局。

4、中心城市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长三角城市合作经验表明，上海市的积极参与和组织协调对于长三角城市的合作至关重要。在发展理念上，上海以加强合作、服务全国为己任，把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和区域经济总体竞争力提高作为上海发展的重大机遇和重要依托。在具体行动上，通过常设于上海的长三角协调会办公室，在城市合作中发挥着主要协调作用，并通过专项财政资金，为城市合作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相比而言，泛珠三角区域虽然具有多中心，但公认的中心为香港、广州和深圳三地，它们分别担当不同的经济角色。

5、产业合作与产业转移是重要内容。从泛珠三角区域来看，实现粤港与其他省区的产业合作是泛珠三角合作的主线。在第五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上，各方达成新的共识，即研究合作共建跨省区产业园区的财税、金融、土地、环保等配套政策，联手推行企业和产品资格互认制度和检测报告互认制度；各方将加强沟通对接，建立产业合作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产业合作专责小组；建立区域内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区域产业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各方融入泛珠区域产业合作中去。在过去的十年中，来自粤港澳企业在粤北、赣南、湘南等地大量投资，使之成为全国重要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二、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1、形成共识，加快推动进程。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同处我国中部地区和长江中游，不仅经济结构具有相似性和互补性，而且在推进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中，面临着共同的机遇，承担共同的责任，拥有共同的利益。近年来，三省在交通体系对接、信息资源共享、旅游市场开发、区域规划编制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合作，有力促进了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当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三省经济联系程度还不高、相互竞争比较多，但这并不妨碍三省求同存异，共同争取把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上升为国家战略，拓展共同发展空间，提升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话语权。这就需要三省社会各界尽快形成共识，积极推动大范围、宽领域、多层次的协调和合作，联合争取区域规划的编制，联手加快建立区域现代立体化交通体系，积极推进区域间生态环境共保，把三省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2、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规划的出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规划已先后出台，京津冀的规划也呼之欲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建设和发展也必须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湘鄂赣三省应抓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的机遇，共同争取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规划，并上报国家批复。参照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建议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范围由小及大，最终覆盖湘鄂赣三省，辐射中部地区，作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

3、加快构建和完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合作机制。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不仅成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而且初步建立了区域的合作机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合作机制应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湘鄂赣三省分别设立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办公室，探索建立包括项目、会议、新闻、财务等合作制度，建立信息互通和情况通报制度，推进和监督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的建设；二是设立由三省主要领导参加的合作战略会议、由三省的常务副省长参加的联席会议，明确近期合作的方向和重点；由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各地级市参加的会议，开展各个专题研究，提出各个专题合作项目，主办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论坛，为企业及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提供共商经济与社会领域对话机制等四级合作机制。同时建立汉长昌会展联盟，进行三省项目的合作推介，实质性推进项目合作。

4、加强专题合作，推动区域合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明确交通、产业、水利、环保、旅游、商务市场、文化、教育和科技等9个重点专题，采取有效措施，按照专题设立合作项目，加快区域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政策、法规、制度等层面的沟通、协调和对接。同时，合作专题应按照循序渐进的过程推进，优先开展交通、环保、旅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突出产业分工协作的主线。结合当前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及时调整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合作的重点和范围，在现有9个重点专题的基础上，探索新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5、探索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新的融资渠道。资金是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的重要方面，围绕《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确定的七大重点任务，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一是三省联合打造一批跨区域的农业现代化、江湖治理、水资源保护重点项目，共同向国家积极申请财政支持和优惠贷款；二是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申报设立千亿元级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促进基金，由国家和湘鄂赣三省共同出资一部分，主要通过证券市场募集。资金重点支持区域重大项目的前期论证与推进，支持跨区域重大问题的研究研讨，支持涉及区域发展的跨区域专项合作，支持共建园区等。

6、发挥武汉、长沙和南昌三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学习和借鉴沿海三大城市群经验，支持武汉、长沙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充分发挥武汉、长沙和南昌三个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市作用，形成汉长昌经济核心圈，带动整个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

7、率先推动咸岳九“小三角”建设。依托幕阜山区扶贫开发，推动咸（宁）岳（阳）九（江）小三角建设，将此作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合作的试验田和先行区，积极探索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商贸市场、文化旅游和生态环保五个方面的一体化合作，从跨界流域的治理、边界断头路、边界市场开放等具体项目入手，把“小三角”打造成为加强区域合作的“铁三角”和先行区。

8、实现内外三圈共融。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可将“内外三圈”作为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内三圈”，即积极推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体化的建设，只有做好内部一体化建设，才能提升内功向外延伸。“外三圈”则是三省边界城市的合作，包括东面的黄冈、黄石、九江和景德镇；南面的株洲、湘潭、萍乡、宜春和新余；西面的宜昌、荆州、常德和岳阳。外圈的合作可以省际边界的口子镇作为重要突破口，如小池与九江，白螺与岳阳等。■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第二篇：从发展角度看我国经济形势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磨炼和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教育，我国经济学界敢于面对现实，揭示问题和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就问题论问题，问题成堆而理不清头绪，很少用哲学思维来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队，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们的经济学成了问题经济学。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用来描述和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来看待，很少考虑我们的发展度和市场度。判断经济形势只根据那几个统计指标的走势论是非，找对策，只力图扭转那几个指标的走势，我们的经济学成了总量经济学，符号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质经济内在矛盾运行的总量分析，更严重地脱离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体制机制、结构转换升级具体阶段的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抓不住根本问题，只看运行，不看发展，只讲量变走势，不讲质量内容。这种西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打乱了现阶段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分工结构，过早淡化政府的发展主体地位，扩大了政策市场调控的范围，干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们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运行在什么历史阶段是必须首先弄清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把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产业结构久调不见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性的问题。

第三篇：从行业发展看我国注册会计师选拔制度

龙源期刊网 http://.cn

从行业发展看我国注册会计师选拔制度 作者：王 刚 苏毓敏

来源：《财会通讯》2006年第08期

第四篇：从日本动漫看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

从日本动漫看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

摘 要：众所周知，日本对动漫文化的重视与开发由来已久，在发展动漫产业同时，日本不忘将这种颇具穿透力的动漫文化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向世界推广。提出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实现国际化的思考。

关键词：日本对动漫；本土文化；动画形象日本动漫在国内外的影响

本世纪初，日本文化商人就曾如此放言：“美国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的一半，我们应该占据另一半。”面对日本动漫这股冲击波，美国媒体惊呼自己的文化产业遭遇了第二次“偷袭珍珠港”事件了。

日本动漫的国内国际影响力的确不可小觑。首先，动漫文化给日本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俨然成为日本的第三大支柱产业了。其次，日本动漫扮演着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侵略”角色。毫无疑问，在进行日本动漫制作时，制作者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日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思维杂糅其中。于是，当他国消费者在消费日本动漫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日本意志”的影响。最后，日本动漫可以给日本形象加分。日本动漫世界里的人物，不管男女老少、忠奸美丑，都具有形象美特质。而这正好使世人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国民形象有一个善意的感知。日本素有“动漫王国”之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目前全球播放的动漫作品中有六成以上出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到八成以上。在日本各种各样的文化产业当中，在电影院、电视台播放的各类动漫节目格外引人注目，各种动漫的人物形象充斥街头，早已超越了杂志和电视的范畴，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目前，日本动漫产业的年营业额达到230万亿日元，已经成为了日本第三大产业，广义上说动漫产业已经占日本GDP十几个百分点。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数据，2005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4倍。漫画、动画、图书、音像制品和特许经营周边产品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推动着日本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看到好莱坞的电影比美国产品能更多更广地渗透到世界各地，日本也开始追求他们在国际文化中的地位，动漫备受日本政府青睐俨然已经把发展动漫产业带动日本经济发展定为国策。中国本土动画受到动画强国的冲击

从20世纪60年代起，动画开始了自己文化商品产业化的探索之路，逐步诞生了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等动画制作强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动画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进入21世纪后，美国、日本等国的动画市场开始逐步趋于饱和，出现萎缩现象，鉴于这种情况，动画大国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动画强国进军尚处于萌动时期的中国动画市场，极大地促进和繁荣了我国的动画事业，同时也间接地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中国动画工作者。这批专业人士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成长起来，扩展了文化视野，尤其是受到西方产业化运作模式的影响，对动画的认识从根本上转换了思维方式。应该说，为开辟中国本土化的动画市场，迎接中华民族化的动画产业明天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然而，正像民众所关注的那样，目前我国动画产业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名牌动画形象。回顾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青少年文化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动画形象基本上都出自于国外，当代流行的像米奇、史诺比、凯蒂猫、圣斗士、青春美少女等等，已经成为青

年人眼中新时代的视觉偶像，这是值得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重视的现象。动画片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和艺术符号，势必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而我们每一代人身上又都肩负着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在我们生活的时段发生动画民族艺术形象的空白，它伴随着动画形象向具体生活环节的层层渗透，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的一系列不良后果，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越应该重新估价本土文化艺术的价值，挖掘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形象。所以在动画领域，我们呼唤从本土文化中诞生出来的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动画形象，在这里，它已经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动画产业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具备了一种文化上的战略意义。

在动画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多年来，一提到民族化、本土化、中国风格，许多人总认为是落后的、陈旧的，是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观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然而这种认识在当今动画艺术创作领域又是极具普遍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专门的研究，尤其关注诸如剪纸、年画、刺绣、皮影之类具有较强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类，研究的思路也是从造型艺术语言的角度切入的，但是真正把这些审美因素导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创新就太少了。以动画创作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借鉴水墨画、剪纸、木偶、皮影等本土艺术造型语言的塑造创作动画片都比较优秀，但没有沿着此路走下去，更没有创新，所以今天重新提出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动画形象，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大量深入的调研中，我们开始逐步感受到本土艺术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其造型形象有待开发的潜力是巨大的。中国本土艺术造型语言非常丰富，但如何能化为动画造型形象，使之把传统的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一种倍受当代人所喜爱的艺术形象，尤其是结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创新的动画语言。应该说这一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一个时期以来，艺术界对待本土文化的态度不是“拿来主义”，就是“虚无主义”，对于艺术创作更是如此，缺乏深入的研讨和现实的分析。动画借鉴传统造型形象有利条件较多，因为几千年形成的中国本土艺术语言比较恒定，有着深厚的受众群体。从文化传承的血脉上是无法割断的，尤其是艺术造型元素突出，有较强的包容性，承传着文化脉络的基因，具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多重因素。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开发利用好，适用于动画造型之中，应该说这是振兴中国当代动画产业的一大命题。文化上的借鉴与传承，并非是空洞的概念，的确需要有识之士从研究入手，从创作开启，运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并融入市场之中，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我们注重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借鉴传统也是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在继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动画语言并非是照搬照抄，如果仅把一些传统文化样式、民间美术的题材和表现形式直接搬到动画片上，或许永远找不到与时代的对接点，也就无法找到动画的本土文化基因。如果照搬敦煌壁画、中国水墨画、民间剪纸、皮影、玩具等的具体形象，将无法脱离它自身的功能特点，或许又走入模仿抄袭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如果在造型的形态、制作工艺、技术加工及传播形式等方面不能形成动画的一个整体，那么动画造型艺术再美也无生存的价值。动画是一个形象化较强文化产业整体，动画形象是其灵魂，动画技术是血脉，是连接艺术与技术因素，创造完美动画的必备条件。所以说，在动画造型形象选择的同时又不可忽视相关因素的制约。我们所主张在本土文化中寻找的动画形象，应该是那些文化品位较高，民族风格鲜明，造型型制独特，而又适应于动画艺术表现的文化资源。作为新时代的动画设计者，应该注重审视中国本土艺术中最具表现力的造型语言，不论是传统的木版年画、木雕、砖雕、石雕、刺绣、皮影、剪纸等都有动画所需求的造型因素，但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形象具体化、个性化并加以综合提炼，仍需要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既需要文化上的整合，更需要符合动画技术的规律，动画艺术形象转化的过程即是艺术创作的过程。3 中国的动漫产业要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奋起直追

中国动画片创作一直秉承“寓教于乐”的宗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教化”意义被过分强调。主题先行使创作受到阻碍，思想僵化。娱乐性的丧失使动画由大众走向小众。中国动画片的创作亟须改变传统的创作方式，可以说要走一条借鉴与创新的道路。以往的动画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艺术积淀，但是市场观念欠缺。观念的转化要做到市场观念和受众观念的同步转化。市场观念的转化将会在下一篇中论述。动画创作不要拘于传统，给自己套上枷锁，动画片创作中应有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国动画片创作中体现的一种思想就是：动画片是小孩的世界。中国的动画片也就是呈现幼稚的特色。而且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观众也养成这样的观片习惯：动画片是儿童片，是给小孩子看的。这种观念使动画创作的视野非常狭小，动画的题材也受到了限制，思想上放不开，表现在创作上的也就是缺乏想像力，从而使中国的动画丧失了大量的成人观众。且在“教化”思想下，动画片多摆出一副教育的面孔，缺乏童趣，导致大人不看，小孩也不看的局面。中国的动画要改变过去单一的儿童表现，改变受众观念，使观众群丰富多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四年的大制作《宝莲灯》在这方面做了尝试，这部影片的定位是6岁到80岁之间。可以说这是对动画制作者的一个挑战，要兼顾到差距如此大的观众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影片故事根据中国的古代神话《劈山救母》的故事改编。讲述一个英雄救母的故事，在影像风格和人物造型上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添加了原作中不存在的小猴子形象，机灵搞笑，诙谐逗趣，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市场认同。

事实上，文化产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人文现象，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比如，美国的迪士尼、芭比娃娃、荷里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多年来，这些文化产品为美国赚取的外汇收入，几乎无一国能匹敌。再比如英国，一位难称重量级的女作家罗琳，竟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刮起了席卷全球的“哈利波特”狂风。显然，这不仅仅是罗琳个人的“金手扫天下”使然，更是体现了西方文化体制的相对健全。凡此种种，都向世人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人文现象是可以创造经济奇迹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还相当滞后。就在今年4月1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助理丁伟透露说，中外文化贸易的进出口是严重逆差，这个差距比前几年估算的10：1更大。丁伟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观念滞后，国际品牌性的产品缺失，没有建立起国际文化贸易的中介机构，以及相关法律、政策和文化环境不完善等4方面原因。这里，不管怎么说，尽快发展文化产业才是硬道理。在此事上，文化市场的决策者，首先应该正视当前中国文化产业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活血生肌。总而言之，看着邻国日本动漫文化的勃勃升起，我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充当文化产业的旁观者了。

第五篇：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刑罚是阶级社会用于惩罚犯罪的首要手段。由于社会的变迁、政治经验的丰富、法律文化思潮的演变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刑罚结构也在缓慢的调整。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及刑罚执行体制自建国之初确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因而有待于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图从刑罚的发展演变趋势来阐明如何进行刑罚体制改革。

一、刑罚的产生和发展

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而使用的惩罚犯罪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犯罪人遭受一定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它是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刑罚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俗，以报应刑为主。罪犯打断他人的手臂，国家就打断其手臂；偷东西的斩手；骂人的割舌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刑罚极为残酷、野蛮，主要以死刑和肉刑为主。最早制定肉刑的是南方的先进部落——苗。据载，苗族的肉刑有四种：劓、耳、豕、黥。公元前21世纪，夏在征服苗族之后，为了统治沦为种族奴隶的苗民，便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抵其意而用其法”①。到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朝，奴隶五刑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五刑是墨、劓、非、宫、大辟。其中墨刑：为五刑中最轻之刑，后世称“二黥”，为额头刺青之刑；劓刑：为割鼻之刑；非刑：亦称刖、髌，为断足或去掉膝盖骨之刑；宫刑：为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为破坏生殖功能之刑；大辟：即死刑，为剥夺生命之刑。

上述五刑，除大辟外，其它四种都属于断裂肢体和刻裂肌肤的肉刑。肉刑是奴隶刑罚体系的构成部分，战国、秦朝和汉初依然沿用，它是一种残害人的肌肤肢体，使人致残终身的酷刑。到了汉朝，肉刑已不适应汉朝社会早已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奴隶早已转化为自由农民的时代要求。因此，处于上升阶段的汉朝统治阶级，对罪犯的劳动力价值有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为顺应历史的发展，汉朝文景两代进行废除肉刑

注：①《吕刑》。的改革。文帝时，用徒刑、笞刑和死刑代替黥、劓、刖左右

趾三种肉刑；将黥刑改为髡城旦春，即五年苦役；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但是，这次改革“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①，这就促使了景帝再次对刑罚体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减少笞刑，并制定了棰令，对笞的规格大小，加笞的部位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文景帝刑制的改革，使刑罚手段从破坏人的肢体完整到只是使罪犯忍受皮肉之苦。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朝，统治者对刑罚体制进行了改革，将断右趾改判流刑；改连坐死刑为流刑，真正走上了一条逐渐减轻刑罚的道路，并最终确立了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其中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是击打犯人的腿、臀部的一种刑罚方法；杖刑：仅重于笞刑，是用三尺五寸长的竹杖击打犯人的背、腿、臀部的一种刑罚方法；徒刑：是一种让犯人戴枷或束钳，剥夺其自由，强制其服劳役的一种刑罚方法，具有自由刑与奴役刑双重属性的特点；流刑：是将犯人押送到边远地区，并强制其戴枷或束钳服苦役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唐律中只

注：《汉书·刑法志》。

规定绞、斩两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在刑罚上提出了罪刑法定、罪刑等价、刑罚人道的三大刑法基本原则。要求废除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建立已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无法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随之入侵，义和团运动也迫使清政府修改法律。1905年，沈家本改订《大清律例》为《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与时代截然相悖的落后与野蛮部分，同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定了《大清新刑律》。通过这两部刑律的出台，大清的酷刑被废除，还将原有的刑罚改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五种。自此以后，我国的刑罚与世界各国的刑罚大体划一。从以上刑罚进化过程可以看出，刑罚的进化具有如下趋势：

1、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在中世纪及以前的刑罚体系中，死刑与肉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罪犯都被处以死刑或肉刑，自由刑和劳役刑较少适用。古代的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实质上都是自由刑，主要适用于犯罪行为较轻的犯罪分子。无论是哪一朝代，中国古代的自由刑不但在内容结构等方面远未达到现代意义上之自由刑的完备程度，而且，也不象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刑一样，在刑罚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而不过是作为生命刑或肉刑的补充而存在。

2、刑罚由重刑向轻刑转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奉行法家①推崇的重刑思想，用重刑酷罚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