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第一篇：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李琦 学号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状况。

[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并构建了三种理论模型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和社会基本信仰、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体认可或认同方面，即权力的委托对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程度。”[2]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总之，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政权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一、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种政体下的公民都会问他们的政府“最近你为我们做了什么”。[4]因此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会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执政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绩效又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苏东剧变表明以苏联模式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2] 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5]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变；二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变，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6]完成了这两个转变，我们才会建设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经历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自身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升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二是政治腐败，廉洁程度降低；三是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不和谐，执政权威受到挑战；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体现和强调的平等、竞争、参与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让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授予也就有权收回。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以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唯一和最终目的。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对人民群众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8] [6]

[7] 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政治合法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真正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学者对中共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出现了停滞和退步，中共正在变的被动、没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执政大环境下，必须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权力寻租，有利于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其次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10]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依法执政，使得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有法可依，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建设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体制逐渐丧失约束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权力约束的真空，导致党内腐败频发。在每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腐败问题每年都位居前列。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8年间，国家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125万件。其中，1979-1987年间共查处253225件，1988-1997年间共查处610670件，1998-2008年间则查处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长22%，“中国腐败的速度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12]。另据资料显示，1979至2008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达到390余万人，而1992-2002这两个五年间分别处分党员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败现象的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降低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杨海坤，《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论坛》，2006年第4期。

[11] 宋为，佘廉，《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与网络反腐探讨》，《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强华，《廉政审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10]

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建立准则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继颁布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规章，着力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规，增强相关实体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宽严相济，严格遵守程序法、切实依法反腐，并以预防腐败为新焦点加快相关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法律、法规为核心，党的纪律规定与之相互补充、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14]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权向检查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反贪局等机关举报、检举涉嫌腐败问题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可将其批评意见、申诉以及控告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途径公开表达。舆论监督也更有效的实施监督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15]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解决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极大地考验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福利，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6]国家发改委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国常年救助贫困人口城市22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900多万。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仍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社会整合的能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结构和利益机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无秩序，中国共产党要提高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群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达成[14]

[15] 亓光，《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6]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识，构成利益共同体。[18]也就是一个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谐的过程。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19]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执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20]因此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分配和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上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真正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此外要构建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矛盾处理等的利益整合机制。

同时要发扬民主，确保党的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发扬民主在现阶段的国情下，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是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以增强党内民主的竞争性。在今天的中国，差额选举是有必要的，因为“差额选举必然包含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为了使这种竞争性有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并符合选举制的基本价值，应该让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使党内选举的重心由‘人’逐渐转向政策”[21]所以差额选举是将政策作为选举的对象和内容，凡是能充分综合和表达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额选举中能够获胜的政策。这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从而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

与此同时，建立各种利益整合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的有效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组织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推行政府运行“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18]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许东雪，《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责任上推行可问责制”。[2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深刻意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5]因此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也使人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6]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行领导和执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23]

[24] 蔡平，《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9-27。

[26] 王宝林，《论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张力：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第二篇：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张志成

一、何谓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一直是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是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实质上，合法性就是正当性[2].从法律上讲，合理性主要是指正当性说明。指论者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听者，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并为对方接受[3].从历史上看，论说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大体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过程。简单而言，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是以“上帝”和祖先崇拜来为统治进行合法性说明的，而由于君主专制的统治形态所必然具有的弊端，孔子创造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政”为两端，形成了“道统”和“君统”互相制约的统治合理化论说体系[4].而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更主要的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利益的发达，合理化论说体系从“神”到“君”进而转变为以“人”为基础。随之而来的，政治运作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君主”转变为“民主”。但是，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所谓“民主”的政治体系面临着体制上的实质缺陷的困扰，这两个实质缺陷之一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并论证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掠夺超额利润所必须的剥削，包括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这两个实质缺陷在近代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民主”合理性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破产。其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历史就表现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争取“民主”-推翻“旧民主”(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

后工业时代，在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合法性论说、以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为经济模式的国家，随着民主的日益技巧化以及操控信息的技术日益成熟，加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蜕化，更重要的由于其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大量“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民主”和“自由”所直接导致的问题的泛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运作合法性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合法性论说的辩护能力日益下降。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怀疑，[5]”旧的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传统理论开始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下的政府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正是针对这样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说。

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论说

哈贝马斯认为[7]：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8]他同时认为，一、后工业社会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干扰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副作用就会减少，并且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社会中发生的利害冲突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使之不能形成阶级的利害冲突[9].二、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10].其前提是：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要求只能是用目的在于取得共识的辩护来实现[11].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基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的认识而提出的。例如，他提出有关危机的现象包括：生态的平衡、人类学的平衡和国际的平衡[12].同时，他也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

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和制度互动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一个社会，只有在吸取了社会

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从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3].他认为马克思仅仅看到了生产领域，而没有人的交往行为和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的作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既看到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化危机，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社会进化和发展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危机论，并以合法性论说的方式试图解决这样的危机，进而试图在渐进式的更新的前提下，以哈贝马斯式的“互相理解”[14]的“民主”来实现社会稳定。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还有较大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客观联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也不讳言其理论的辩护性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15]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建立在保留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但是，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可观的借鉴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通过“互相理解”的方式提出的新型民主思想。传统上，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和权利限制作为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具有难以辩驳的“辩护水平”。尽管早至卢梭就曾提出：真正的民主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但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生产资料的小规模个人占有的经济关系和法律绝对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使改造传统的民主方式的任务并不紧迫。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等法律、经济和文化巨人的出现，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参与程度及效果受到极大的压迫，传统上的自由主义下的代议制民主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思路同时提供了以辩护水平为尺度的社会弥合的解释性手段，同时他的思想也不仅仅停留在“辩护”上，而是将合法性的辩护与解决性手段相结合，以解释来促进解决，这就“弥补”了马克思从社会更替的革命角度看待问题而提出的单一的“解决”性的手段，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马克思“技术至上”论对人和社会互动的忽视。

三、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前文可以看出，对于政治架构和运作的合法性论说对于政治权利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学者所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16]历史和现实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无法回避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于2004年9月1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决定既承认了党也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也指出了执政合法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这一决定是对合法性问题的承认和思考。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又是什么?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样，其基础都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16]，是指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的对命令的自觉服从。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在这种信仰下对政治运作的自觉服从同样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危机。在资本主义不能克服其本身客观存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前提下，按照矛盾的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并且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必然会有“新”的、反映其危机的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思潮和社会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科学化、系统化总结之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内涵，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讲，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恰恰来自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自身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合法性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合理。恩格斯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7]而所谓“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利害冲突”没有“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而是形成了“阶级的利害冲突”[18]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无产者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丧失，使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丧失了实质意义。因此，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9]，以替代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从国际关系而言，由于争夺资源和“夺取新的市场”[21]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资本主义在既定的文化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五四”之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者中占据主流的流派，与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丧失，意识形态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构造。

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矛盾、融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马恩时代以来，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冲击，其变化是显著的。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社会危机还不突出。而社会主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目前，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它们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既有客观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22].但是，他同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功能除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的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23].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但他也认为财富无法无尽增长)，但是，政治当局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生活领域”会发生混乱，进而导致“群众”对政治当局的认可程度、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

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同样必须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控制经济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和谐发展，使合法性得到加强，并进一步促进政治当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增强，提高其控制能力，使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表明，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控制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政治当局的合法性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建设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仍是一个时期的任务。其次，合法性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在于政治当局控制经济系统，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经济发展本身只能是社会目标之一，而社会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不容须瞬忽视，否则，最终不仅会使社会主义丧失制度优势，而且会随着合法性、忠诚度的降低而丧失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使经济运行失去可控性。

哈贝马斯认为，行政计划需要拥有合法的权利[24].日益增长的合法性需要，“今天必须用(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手段使其得到满足。但是，形式民主的手段费用巨大。”“(国家)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把这种利益维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以免使群众对国家的忠诚降低到引起冲突，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哈贝马斯一方面指出了利益妥协需要一种政治民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困境-花费过大。他还指出了一种意见，那就是说，“国家可以随着使行政系统不依赖于合法的意志形成来摆脱合法性问题。”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和象征同行政管理的工具性的功能的分离，来为国家避开合法性问题服务[25].其实，这样的观点就是使民主“形式化”，抛开民主的实质性的“决定”价值，而使行政系统的决定技术上合法化、“自我”合法化。哈贝马斯并没有指出合法性需求、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花费巨大的形式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缓解。

同样，《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段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果我们把人民当家作主理解为民主的实质决定作用，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利益的妥协和分界，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面临这如哈贝马斯所言的实现民主的巨大成本问题、民主对利益分解的实质性决定价值问题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在民主实质性决定的问题上，不仅仅存在效率这一客观障碍，也存在国家间竞争这一影响利益分界的重要变量如何进入民主决定系统的问题。另外，尽管我们可以引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样的技术性决定系统，但是，“技术性”的决定和貌似价值中立的行政系统“输出”的决定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地位最终也必须经过群众的合法性意识衡量，而没有体现“合法性意识”价值手段的技术性决策系统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合法性的，其实质必然也是有损于合法性和民主的实质决定价值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合法性获得的建构。群众的合法性意识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建构是一对有着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获得，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如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看穿的话。有人试图通过有目的操控手段来弥补合法性的亏空;这种尝试在系统上的局限性就在于行政活

动和文化系统这两个领域间的结构差别。”[26]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发生了问题。”意义“成了一种能源匮乏，而且将越来越匮乏。”简单讲，也就是说，文化系统本身是生成合法性意识的基础之一[27]，合法性的存在是基于合法性意识的自我生成和主动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到其生成和衡量是由政治当局所操控，那么合法性意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基于其“自觉”后的意识重新对合法性进行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中的“意义”失去自主性，群众就会用“价值”来衡量“合法性”，而和“意义”不同，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的合法性论说是有限的，因此，容易孳生合法性危机。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来源是其对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科学规律的把握，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来提供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是必须的。但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问题乃是如何提供“意义”资源。政治当局和行政系统直接操控文化系统会使合法性意识处于不断“反省”和“自觉”的过程，使合法性意识的形成背离其“自生”和“自觉”的客观规律，不仅不利于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使社会丧失“意义”资源，而以“价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尺度。而由于价值的方向性，个人、团体、国家对于同一决定的价值衡量必然是不一致的，因此，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分裂。

总之，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建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其合法性理论以社会弥合为目的，提出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并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合法性意识建设的问题，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维持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讲，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党的执政、民主、效率、利益妥协和分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关系等重要社会分裂和弥合的变量。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及其重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及其重构

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对政治合法性基础进行重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

基础

重构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符合政治共同体普遍约定的一种正当性。[1]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行使不仅要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而且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判定某一政党的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但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 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基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世纪70年代末，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源于党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以及意识形态的魅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中共还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探索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道路，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各种措施恢复国民经济，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长期的战乱之后逐渐恢复了经济，这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全国人民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他为“大救星”“红太阳”，他的丰功伟绩、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在全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崇高的威望和个人人格魅力。正是因为这种超凡魅力的合法性权威的作用和党的历史功绩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3] 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也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和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取得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对于意识形态的持续宣传和强力灌输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证明了自己执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确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等坚定信念。到1956年底,我国顺利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和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确立。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一方面，中共又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虽然中共在成立的时候仅有几十名党员，但因其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到抗战后期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力急剧上升。抗战结束时，中共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为更是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巨大的组织资源是执政合法性的组织保障。

另一方面，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人们对国民党认同感的迅速下降也是中共取得政权，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进步的、革命的，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国人的认同。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的性质就改变了，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倒行逆施，坚持并强化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维护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各阶层人民的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尤其是解放战争使得人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感急剧下降，其执政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人民的认可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也就意味着执政基础的松动和销蚀，国民党在大陆的执政地位的丧失是必然的。

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取代了国民党而获得执政地位，取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中共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历史的合法性是其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执政地位的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有历史延续下来的合法性基础会逐渐退到次要位置，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9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重构，政绩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民主法制合法性的奠基。

执政的绩效性是合法性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条件，如果执政党的政绩显著，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其执政地位自然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肯定。相反，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期间没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停滞不前，即使有任何其他高亢的理由，这个政党也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致力于巩固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的建构历程。首先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适时地把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的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4]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打下了良好的有效性基础。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政绩的最核心内容——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必然选择，在一定时期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仅建立在绩效合法性基础上的政权也是危险的，如果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得缓慢，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绩效性就会削弱，甚至危及合法性。另一方面，当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更迫切，人们追求的就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诉求就将增强。因此，中共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

于是，中共就在这个时期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种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实行依法治国，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这就必须要突破我国政治的人治模式，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合法性的诉求从“超凡魅力型权威”转向了“法理型权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证。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又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作为构建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政府的工作重心正向建立健全民主法治逐渐过渡，通过民主法治建设，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构建稳固可靠的合法性基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固然不容易，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更不容易。”胡锦涛强调指出：“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政绩合法性的效绩尺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拓宽了党的执政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任务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党执政合法性现代结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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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也随时代发生了变化，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构。虽然历史合法性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很大，但毕竟特殊时代以及特殊领导人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也需要随时代的变化而重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所积累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开始削弱。经济改革的成效虽给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但它所带来的许多问题仍对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从而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潜在威胁。

这些挑战都向中共提出了重构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因此，重构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宪政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应通过民主选举。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5]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民的权利意识也强化了，普遍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选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实现和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其政府的产生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如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即使这个政府产生看了，它也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的，甚至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中共应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一个合法的、民主的宪政政府，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根本问题，构筑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

成为一个有效政府是宪政政府运作合法性的必然选择。一个毫无绩效可言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民心的，而民心的向背是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变得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已取得的成就上应当继续努力保持政绩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不失民心。

加强执政的能力建设是宪政政府合法性构建的根本保证。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担负执政的重任，不仅要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而且要始终紧紧扣住执政这个根本问题来做好党的建设的大文章。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作为政府官员，应当保持廉洁的工作作风，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才能提高执政能力，构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廉洁高效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共要想获得长期的合法性就必须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这个历经九十年风雨的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并且引领新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毋庸置疑，其中是有着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适时地对合法性基础进行调整和重构，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所必须要做到的。愿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能够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孙关宏 胡雨春 任军锋.政治学概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2)王宏亮 龚浩亮.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演变[J].魅力中国，2009（5）.（3）王先俊.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4)王宏亮 龚浩亮.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演变[J].魅力中国，2009（5）.（5）商继政.宪政刍议[J].阴山学刊，2000,（9）.

第四篇：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

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

最近，我有幸参加由中组部、外专局举办的第２３期中国赴新加坡经济管理高级研究班，学习考察时间虽短，但受益匪浅。我感到被誉为“世界上最有规矩的城市之一”和“东亚现代文明典范”的新加坡，之所以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秩序井然，主要得益于人民行动党长期致力于廉政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加强廉政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我们既不能完全地照搬照抄，也不要机械地加以排斥，可以学习和借鉴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笔者在此就如何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正确处理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必须正确把握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１９５９年自治，１９６５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拥有党员２万多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０．６％左右）。自１９５９年执政以来，使新加坡这个面积仅６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成为全球五大外汇储备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今日的新加坡以连续８年世界竞争力排名第二、亚洲最廉洁的政府、全球最透明的商业行为等著称。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加坡正遭遇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给经济外向型的新加坡带来沉重打击，使新加坡从２０多年来ＧＤＰ年均增长８％至９％，到２００１年第三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人民面临失业、减薪、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美国“９·１１”事件又使新加坡雪上加霜，在经济衰退加剧的同时，又面临安全问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人民行动党仍在２００１年的大选中第１１次蝉联执政，充分证明了其执政治国的能力，这也是其重视廉政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结果。

１、廉政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认为，“不能有效地反对贪污，保持政府廉洁，就不会有公平有序的市场，不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对于主要依赖国际贸易的新加坡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不能保持廉洁，政府就会失去公民的信任和支持，也就无法抵御反政府势力的进攻。”正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廉政建设，才使其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长期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却因腐败问题严重最终导致政权丢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只有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廉政建设，既把经济建设扎扎实实搞上去，又把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切切实实压下来，才能使执政能力不断增强，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因此，我们党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解决党内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才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的考验，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２、执政能力建设是廉政建设的更高层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经受住执政考验，就在于他们具有强烈的执政意识，四十多年来，总把提高执政能力、发展经济看作是关系自身成败、存亡的一件大事，紧紧抓住不放，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也从不背离目标。才使新加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可见，一个执政党地位巩固与否，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执政能力建设。因此，我们党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就必须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站稳脚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坚持预防与惩治并重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廉洁度很高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廉政建设上采取预防和惩治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防贪制度，使官员不能贪；一套完善而严厉的法律，使官员不敢贪；崇尚廉政和自律的道德修养，使官员不想贪；良好的待遇和保障，使官员不用贪，从而使反腐倡廉走上规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借鉴新加坡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１、教育倡廉使人不想贪。这是廉政建设的基础。新加坡特别重视对公务员进行“心治”教育，不仅要求公务员不谋私利，反对特权，而且教育公务员要带头树立廉政意识，树立为国民、为众人服务的思想。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在反腐倡廉教育上要注意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教育内容上的正与反。既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引导党员干部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先进典型学习，见贤思齐，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又要利用反面教材，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以案明纪，引以为戒，警钟长鸣。二是教育形式上的静与动。既要采用灌输式教育等静态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方面的理论灌输教育；又要采用讨论交流、知识竞赛、电化教育、参观考察等动态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生动活泼的反腐倡廉教育。三是教育对象上的普遍与重点。既要加强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普遍教育；又要区分不同的教育对象，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特别要着重抓好重点部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尤其对党政“一把手”，更要加大教育力度，使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四是教育原则上的学与用。既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掌握反腐倡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明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又要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学以致用，用有所成，用所学知识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真正做到常想立身之本、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敲慎独之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２、监督保廉使人不能贪。监督是廉政建设的关键。新加坡制止腐败的经验，除了依靠道德观念的制约、完善法制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与新加坡对比，我国的各级机关的监督则存在力度不够、渠道不畅、体制不顺等问题，亟需从改革体制、健全机制入手，全面加大监督力度，通过广泛监督、有效监督，促使公职人员处处小心，谨慎从事，从而有利于消除腐败。一要改革监督体系。针对我国上下层次较多，机构较复杂的情况，改革现行的职能监督体系，逐步变“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实行垂直领导体制，这样可以使监督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下级党政防止专权。通过改革措施，确保纪检监察和反贪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相对独立性，树立绝对权威性，从而改变目前“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监督不好”的监督不到位的不良状况。二要推进制度改革。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职能错位问题，消除转轨时期行政权力寻租的条件。大力推行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解决资金管理特别是预算外资金管理中存在的弊端以及部门之间存在的分配不公、互相攀比、党政干部心理失衡等一系列滋生腐败的问题。大力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制度，坚决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权力制衡，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滥用权力等问题。积极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解决因垄断而引发的腐败问题。三要拓宽监督渠道。把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保证权力正确运行。特别要重视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在监督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高监督的水平和实效。四要强化程序监督。在注重查处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的同时，将监督的关口前移，实现从事后查处为主向事前监督为主的转变，从偏重监督结果向注重监督权力行使程序的转变，强化事前事中监督，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３、法制促廉使人不敢贪。法制是廉政建设的保证。新加坡行动党一上台，就把反腐倡廉纳入法制轨道，做到有法可依，在立国的第二年，国会就通过了《反贪污法》，之后经过了７次修改，使之日臻完善。同时，成立了独立的治贪机构——贪污调查局，并赋予其十分广泛的特别权力。这是新加坡实现和长期保持廉洁的重要保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应当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完善惩腐法规。要解决目前我国惩腐法规存在的刚性不足、弹性过大、查处环节多、抗干扰能力弱、查处时间长、打击不及时等主要问题，建立卓有成效的惩腐法规，首先对腐败行为的界定要具体明确，惩罚规定要刚性显著含足够威慑力，查处程序要简便、民主、迅速，为反腐倡廉提供法制保证。同时，应真正赋予办案机构独立职权，增强其执法权威性，使其能够自行决定适用灵活的工作方式，以对腐败分子形成威吓。此外，还应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把有关的制度法律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更大的约束作用，改变有的制度“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现状。二要坚持严格执法。对腐败现象决不姑息，只要发现腐败案件，不管涉及到谁，不论有什么关系和背景，都要坚决查处，严惩不贷，确保有纪有法必依，违纪违法必究，执纪执法必严。三要加强执法检查。切实加强对执纪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执纪执法中的违纪违法行为，落实违纪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杜绝执纪执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保证反腐倡廉法规真正落到实处。

４、薪俸养廉使人不必贪。薪俸是廉政建设的动力。推行“高薪养廉”是新加坡保证廉洁的治本措施之一。他们的这种做法，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推行，但逐步改革公职人员的工资制度，以制度确保公职人员有比较优厚的薪俸，使其不为生活所累，又使其个人价值在经济上得以体现，是完全必要的。一是工资待遇要变相对较低为适度提高。通过进一步精简机构，削减人员，减少支出以及加快经济发展等措施，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因为，公职人员基于长期教育和训练的成本投入获得国家录用，给予较高的报酬符合人才市场的公平原则；社会管理活动是复杂劳动，其价值量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国家为了避免权力介入市场，禁止公职人员从事营利活动，限制了他们潜在价值的实现，亦应予以补偿。二是工资待遇要变平均主义为责利统一。打破平均主义，实行按职位高低把工资待遇适当拉开档次。因为，职务越高权越大责任也越重，同样工资报酬也应该越高，这样才能做到责权利相统一，从而激励公职人员的上进心。三是分配方式要变实物发放为货币发放。目前，车辆使用制度和接待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弊病。实际上，政府官员的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公车私用和用公款吃喝。官员在吃喝方面的权力过大，接待方面应酬过多，造成挥霍浪费，甚至有的把不正当的开支利用职权以接待为名合理化隐蔽了，滋生了公职人员腐败现象。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出路只有通过改革，像住房和通讯工具问题的改革一样，尽快将交通工具和具有实物分配性质的接待费用转化为货币分配方式，这样既可以适当增加公务员工资，又可以减少财政开支，有利于廉政建设。

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学习、实践、总结并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执政四十余年，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令世人为之注目，这除了得益于他们长期致力于廉政建设外，还得益于他们十分注意执政能力建设。他们特别重视官员的高素质，通过挑选最有能力和最优秀人才进入政界，并加强严格教育和管理，保证了政党和政府的活力，实现了“精英治国”的基本方略，为人民行政党长期执政和政府高效管理奠定了组织基础。这其中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对我们来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１、要在学习中提高。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基本前提。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人才，派遣他们到国外著名大学深造，促使他们不断地加强学习，不断开发自身潜能。”可见，学习是进步的阶梯，也是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加强学习对于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性，努力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一要抓住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这个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理论武器。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二要提升现代知识素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知识。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积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要求，大力加强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并把这些方面的学习同加深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紧密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来加强学习，并善于把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国内外宏观形势和全国工作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科学清醒地认识和分析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基础、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运用所掌握的理论和知识来指导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不断提高执政为民的本领。

２、要在实践中创造。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实践中学习，随时纠正错误和调整”。借鉴他们的做法，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成为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一要尊重实践。尊重实践是勇于实践的基本前提。不尊重实践，就不可能勇于实践。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我们具备不断地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谁深深扎根于基层群众之中，尊重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谁就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就能够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出突出的成绩。换言之，谁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就提高较快。二要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必然要尊重群众。干部成长的规律表明，那些投身实践并且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干部，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大都会得到比较快的提升。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深入到艰苦的地区和困难的地方去，老老实实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听取群众的意见，老老实实向人民学习，老老实实改进工作，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超越自己。三要投身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社会变革，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它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提高执政能力的广阔舞台。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破除骄傲自满、畏首畏尾的思想，树立开拓创新、迎难而上的观念，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线去，投身到环境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困难较多的地方去，投身到党和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把开拓进取和求真务实结合起来，把工作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努力做到科学判断形势，正确把握大局，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切实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落到实处。

３、要在总结中升华。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新加坡政府在《公共服务２１世纪计划》中指出：“打开全面革新之道要检讨组织的运作效率。”可见他们很重视对革新之道的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只有善于总结才能不断进步。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善于总结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环节，成为善于总结、推动工作的模范。一要深入总结经验。只有及时、认真地总结基层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才能做到“以史为鉴”，使我们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带领广大群众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认真总结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成败得失，从这些生动实践中，获得新的发现，受到新的启发，找到新的办法，从而在深入总结中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方向，掌握新的本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要勤于思考重大问题。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敢于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善于结合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善于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认识和把握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深入研究和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学会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现象中抓住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善于从那些适合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经验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善于把那些具体的实践和做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是一个硬功夫，是检验我们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的标准。要深钻细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占有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加工提炼，使我们总结的经验更具有条理性、综合性、典型性、指导性，发挥出更大的示范推动作用。

第五篇：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

最近，我有幸参加由中组部、外专局举办的第２３期中国赴新加坡经济管理高级研究班，学习考察时间虽短，但受益匪浅。我感到被誉为“世界上最有规矩的城市之一”和“东亚现代文明典范”的新加坡，之所以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秩序井然，主要得益于人民行动党长期致力于廉政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加强廉政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我们既不能完全地照搬照抄，也不要机械地加以排斥，可以学习和借鉴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笔者在此就如何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正确处理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必须正确把握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１９５９年自治，１９６５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拥有党员２万多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０．６％左右）。自１９５９年执政以来，使新加坡这个面积仅６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成为全球五大外汇储备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今日的新加坡以连续８年世界竞争力排名第二、亚洲最廉洁的政府、全球最透明的商业行为等著称。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加坡正遭遇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给经济外向型的新加坡带来沉重打击，使新加坡从２０多年来ＧＤＰ年均增长８％至９％，到２００１年第三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人民面临失业、减薪、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美国“９·１１”事件又使新加坡雪上加霜，在经济衰退加剧的同时，又面临安全问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人民行动党仍在２００１年的大选中第１１次蝉联执政，充分证明了其执政治国的能力，这也是其重视廉政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结果。

１、廉政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认为，“不能有效地反对贪污，保持政府廉洁，就不会有公平有序的市场，不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对于主要依赖国际贸易的新加坡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不能保持廉洁，政府就会失去公民的信任和支持，也就无法抵御反政府势力的进攻。”正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廉政建设，才使其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长期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却因腐败问题严重最终导致政权丢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只有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廉政建设，既把经济建设扎扎实实搞上去，又把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切切实实压下来，才能使执政能力不断增强，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因此，我们党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解决党内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才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的考验，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２、执政能力建设是廉政建设的更高层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经受住执政考验，就在于他们具有强烈的执政意识，四十多年来，总把提高执政能力、发展经济看作是关系自身成败、存亡的一件大事，紧紧抓住不放，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也从不背离目标。才使新加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可见，一个执政党地位巩固与否，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执政能力建设。因此，我们党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就必须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站稳脚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坚持预防与惩治并重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廉洁度很高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廉政建设上采取预防和惩治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防贪制度，使官员不能贪；一套完善而严厉的法律，使官员不敢贪；崇尚廉政和自律的道德修养，使官员不想贪；良好的待遇和保障，使官员不用贪，从而使反腐倡廉走上规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借鉴新加坡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