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稿：宋晓梧：发展方式转变与劳动体制改革

第一篇：北大讲稿：宋晓梧：发展方式转变与劳动体制改革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发展方式转变与劳动体制改革

宋晓梧

主讲人简介：宋晓梧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发展方式转变与劳动体制改革”。发展方式改变，最近总理在两会的报告上强调了这个问题，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发展方式转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大题目，涉及方方面面。今天我想就发展方式转变和劳动体制改革这两方面的问题以及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进行那些劳动体制改革做一个我个人的学习体会，向大家介绍。

先讲三个问题，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然后由于中央采取了经济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恢复到了百分之七。一到三季度平均为百分之八点七，四季度又上升到百分之十八了。今年一二月份继续往上走，达到百分之二十点七。

国际贸易的指标，也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Ｖ型的变化，也是一个波动的变化，因为它不受国内投资的影响，还受到国内需求的影响。二零零九年进出口总值一年来说还是很高的，总共两万两千亿美元，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三点九。其中出口下降百分之十六，进口下降百分之十一点二，整体都是下降。外汇储备从二零零八年底的一万九千亿到二零零九年的两万四千亿，再继续增长，仍然是顺差。到二零一零年的一二月份，出口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四，进口增长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大幅回升。这也明显是一个V型。

物价变动指标，也是一个明显的V型指标。特别是工业品出厂价格，非常典型，商品零售物价和居民消费价格也呈现一个V型趋势。二零零九年的ＣＰＩ降幅明显变窄，三季度比二季度减少了零点二个百分点，四季度由负的转正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又开始担心出现通货膨胀了。目前的情况看，到去年四季度，ＰＰＩ已经开始转成正的。今年二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百分之五点四，CPI（居民消费）也上涨百分之二点七，都是往上扬。

促进就业指标。二零零九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是一千一百零二万人，完成了当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定的目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二，超额完成任务，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这个情况和美国欧洲这些国家相比，也是成绩很显著的。对于失业问题的数据争议比较大，说中国的失业率已经画不出Ｖ型或者W型企业，它就是一条直线。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到现在二十年，失业率就是在百分之四左右晃，九三九四年经济增速百分之两位数以上，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时候，物价也是这样，等到九七年物价下滑，经济下跌的时候，也是这个数。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个失业的问题产生很大疑惑。按照西方现在经济学的指标，失业率如果在百分之四左右，这个国家就充分就业的，也就是不存在什么就业问题，而是存在需求很多，劳动力供给不足了。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失业率一旦低于百分之四，就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劳工。所以我们就觉得中国的登记失业率，本来失业跟国家宏观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联系不密切，这就很难从登记失业率上来分析宏观经济的变化。这个问题和我们将失业作为各地政府政绩考核有关，比如今年定了政府考核不能超过百分之几，他就能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实际情况和这个相差很大。

调查失业率则要比登记失业率高一倍左右，以后分析宏观经济变动可能就不用登记失业率而用调查失业率了。调查失业率在二零零九年五月份调查时城镇失业率已经达到九点四，这是社科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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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农民工的调查。实际上这个数也并不是夸大了，我认为还没有准确显示中国的失业率，一般来说中国的失业率实际上多年在百分之十左右波动，要比我们的登记失业率多一倍多。这样就能解释现在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失业率和社会犯罪是密切相关的，完全正相关。中国现在的状况，我觉得失业率一定是在百分之十左右波动。

不管怎么说，就按照这前三个指标和失业率去年完成的情况看，微型复苏基本已成定论。中国经济从二零零八年三季度出现过度下滑，到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基本回升，再到三四季度大幅回升，经历了明显的微型复苏，今年一二月份经济仍旧处于一个强劲的增长态势。下面我会讲到这个强劲增长到底好不好还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率先摆脱了百年一遇的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达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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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高，不是仅指中国投资的历史新高，从世界经济史看，投资占到GDP比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也是罕见的。投资太高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特别是地方投资，更多投在比较容易拉动GDO的项目上，也就是更多投在重化工业上。产能过剩到什么程度呢？

目前我国粗钢产能是六点六亿吨，这是到去年的统计，国内需求只有五亿吨，已经有一点六亿吨的产能过剩了，但是现在正在在建的粗钢产能还有五千八百万吨，多数是违章建设。水泥产能十八点七亿吨，产量十四亿吨，这已经多了四亿吨，在建的产能还有六点二亿吨，这就十多亿吨了，产能高一倍多，全部产能建成以后将达到二十七亿吨。平板玻璃产能六点五亿吨，产量五点七四亿吨，再加上在建项目，总的产能将达到八亿吨，也超过将近百分之四十以上。多金硅产能两万吨，产量四千吨，在建产能约八万吨，当然这个有争论，多金硅是新型能源，和其他的不同。风能也是各地纷纷在上，风电装备产能将超过两千万千瓦，而每年装机规模是一千万千瓦左右，产能超过现在装机规模一倍。

其他的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也很明显，我不一一列举。我说一个国外的评论，英国金融时报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微型复苏不错，全世界都承认，但是这种微型复苏是依赖于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达到的，即通过增加明年的过剩产能，用投资来解决今年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将其翻译得更加直接一点，就是现在不是钢铁产能过剩吗？那么钢铁怎么办？就用钢铁去造钢铁厂，这不是把现在的钢铁消耗了吗？钢就有用处了。它是重工业自己在循环，可是最终跟消费没有挂钩。

所以我们不能仅看GDP的增长速度，微型复苏所潜在的问题应该说相当严重。

再看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被很多经济学家批评为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零零九年末，M2的余额是六十点六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增幅比二零零八年末高了十个百分点。M1的余额是二十二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四，比二零零八年末高二十三点三个百分点。M0的余额是三点八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这些三大金融指标超长增长也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我们的投资和金融的增长，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没先例，世界金融史上也很难找到。我们就用这样的代价很快的实现了微型复苏。

到了今年一二月份时，Ｍ０的流动性最大，在往上升，Ｍ２略微有些下降，Ｍ１也是继续往上升。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估计二零零九年过剩的信贷大约有三万亿，其中过多的信贷流入房地产，导致房价上涨。而且研究结果显示二零零九年有百分之十的高收入人群购买了百分之五十的住房，而这百分之十的人根本用不着这些房子住，完全是用于投资。就是赌这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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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在货币大量投放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转到了楼市，股市。社科院有个调查估计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在今年两会中，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国家的投资没有一分钱流入股市和房市。”如果说就国家发改委自己批的项目来说，这个话没错。但是人家批评你的，从来就不是说国家发改委直接将钱投到楼市，股市里，而是说这些钱出去以后通过各种途径到了股市和楼市。比如国有企业，本来钱就不少，现在为了加大投资，压着他报项目，他才报了项目上来，拿了钱之后然后这笔钱搞项目，而原来的自有资金多余出来就通过其他途径进了房地产了。人家批评的是这个。所以发改委的这个回应我个人觉得是很无力。

再看金融机构的存款额。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钱并不是投到实物经济中去，有相当一块已经到了资本市场，另外就是在企业沉淀下来了。二零零九年末，企业存款比年初增加了六点六万亿，同比多增了四点二万亿，这么多钱压在企业存款里了，并没有进入实物的生产领域。

刚才的产能过剩，大多数人看法比较一致。至于通膨预期的问题，看法不太一致。去年十月二十一号中央提出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工作的重点。现在看今年一二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五以上了。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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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讲的这些是微型复苏取得的成绩和隐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是近期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从中长期看，在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有些问题被这次经济危机掩盖了，有些问题在这次危机中由于我们的应对政策更加严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总量特别快，规模扩张非常快，但是结构严重失衡，各种社会关系严重扭曲，我认为这种发展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因此中央也一再提出，就是要把转变方式放在全党，国务院的下一阶段工作的重心。

结构严重失衡，关系严重扭曲，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归结于五大结构失衡，关系扭曲。有些人一说调结构就是重工业，农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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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点八，大大低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从两千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下降到零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百分之三十五什么概念，在全世界除了非洲等特别小国不清楚，没有这么低的，一般居民消费率是百分之七十，八十左右。这张图显示了中国消费与投资占GDP比重的变化，特别是从九八年，九九后，居民消费支出在下降，资本形成总额在上升，形成这样一个交叉点。比较好的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我们的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差的比较大，还比较好。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趋势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形成的，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再看看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扭曲情况。我们的外贸依存度一九七八年是百分之八点九，很低，一九八零年上升到百分之十二点五，一九九零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二零零零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四，二零零四年高达百分之七十，其后有所下降，到二零零七年是百分之六十六点三，远超美日等这些国家。这样还引起了严重的世界贸易纠纷，二零零八年因为贸易纠纷直接损失了五百零五亿美元，二零零九年又遭遇了上百起的贸易调查，总额超过一百亿元。现在如果说人家一直允许你这么发展还可以，但是现在很难维持，内贸和外贸失衡。

另外我们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到二零零七年是百分之三点三，去年跟今年又提高到百分之四左右，差距正在扩大。这里是指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如果加上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津贴福利等，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比，生活水平比在六倍左右。

我们可以跟其他人做一个比较，欧美不用比了，因为他们农村已经很少，农村生活比城市一点不差。我们可以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印度，大家都认为印度收入分配差距大，贫民窟一大片。实际上印度农村可不穷，中国的城乡差距比印度高得多，印度的城乡差距从来没有高过一点七倍。但是他把他的贫困人口摆到大城市里了，任何一个外国人，记者到那，马上能看到，中国不同，记者来了，不到农村，不到城市小旮旯里也看不见，在城市里走就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我们统计数据显示，差距是非常大的。

城乡之间的不协调是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社会保障体制的城乡差距，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规划体制的城乡分割，土地管理使用的城乡差别等等，造成了城乡差距。很多的问题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恰恰是用行政办法割裂了城乡两个市场造成的。

中国的经济系数变动，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表。总体的经济系数接近零点五了，如果分看城市和农村都不到零点四，但是由于城乡差距特别大，所以我们总体经济系数很高。在整个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中，可以看到政府，企业，居民这三大块，在一九八八年时居民收入占到百分之七十点四，到现在变成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在初次分配以后，经过税收转移等等，我们居民总收入反而比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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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降低了。就是教的税多，拿回来的少，交出的社会保障金多，来回来的少。企业的也降低了，在初次分配企业拿二十二点六，在经过税收等，降低到十八点四了。只有政府在初次分配和经过再分配以后，政府的收入是增加的，由百分之十九点五上升到二十四点一了，这不仅是劳资关系问题，还有官民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比较大的特点。

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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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好想成为大家的共识，实际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矛盾中，我觉得提高消费比重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解决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解决内需与外需的关系，都要提高消费比重。在提高消费比重里，关键问题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过剩同步，财富的增长和财富的不公同步。这是资本原始积累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结症就在劳动问题上。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本原始积累时指出的，资本主义由于劳资关系失衡，过多追求利润，压低了劳动报酬，造成了消费不足，于是资本主义面临着橱窗里的东西卖不出去，是因为出产的工人没钱购买这样的荒谬矛盾而必然解体。但是后来资本主义经过凯恩斯，经过罗斯福新政扭转这个情况了，搞了大量的社会保障，福利，提高了工人工资，比如罗斯福提出的公平收入法，通过社会保障法，劳资关系法，最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

而我们大概很大程度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们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生产过剩很严重，财富增长很快，财富分配不公很严重。抛去很多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资本原始积累这样的过程。也有些经济学家说就是要走这样的过程，不要去想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的人人平等，社会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发展不起来。

当今社会几大思潮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在我们的增长方式能不能持续，这种增长方式的结症在何处。都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开出的药方大不一样，很多经济学家都进行了分析，有一些说得也很有道理，大家可以到网上看看。我想是不是能够通过劳动体制改革将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一下，将消费比重提高一下来缓解当前的问题，当然最终的解决必需是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还有文化体制四轮推进，才能走出我们多年形成的目前的这种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高速发展和扩张，而结构和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我下面想说的就是能不能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就业弹性，能不能通过劳动报酬的增加来提高居民消费，能不能通过劳动关系的调整来平衡劳资收益，最后我建议把促进就业作为十二五时期调整经济结构的主线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我们的各种统计数据中，关于就业弹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劳动体制转变中的一个连接点。这个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劳动体制改革的连接点，这个问题恰恰反映出我们现在存在很大问题。我们的就业弹性过低。就业弹性就是就业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我们的就业弹性在八十年代大概是零点三左右，大概是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就业。现在已经下降到零点一，实际上二零零五，六，七这三年我们的GDP分别增长百分之九点九，十一点六，十一点九，就业分配增长零点八三，零点七六，零点七七。这三年的就业弹性连百分之零点一都不到，是零点零八散，零点六五和零点零**。中国就业弹性和我们的历史比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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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国家相比，可以看到OECD数据库和各国GDP就业量的计算，二零零七年欧盟地区的总就业弹性是零点七八，OECD是零点四八，也就是说他们的就业弹性比我们要高八倍到五倍，就是他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的就业量相对来说比我们高五倍，甚至到八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只有百分之二三，他也没出现更大的社会问题。要是都要靠百分之八的增长来搞就业，那国家就是开足了马力在跑，长期下来怎么受得了？这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弹性平均在百分之零点三到零点四。在我收集到的资料中，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就业弹性最低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结果我们选择了一条就业弹性最低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可能大家都没注意到。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有一些争议，但是争议不大，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否认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就业弹性是逐渐降低，并且目前的就业弹性在全世界不是最低，也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一条就业弹性最低的道路？在这种就业弹性最低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以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来保中国的就业？为什么就业弹性这么低？影响就业弹性的因素很多，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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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容纳一千五百万人就业。这是多大的一个数啊，这是仅仅一年啊，那多年累积下来呢？所以工资的降低对就业有巨大的影响，本来这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就业增加了，工资可以增长，同样，工资占GDP的比重减少了，你的就业肯定就少了。

我们再来看看行业收入差距与就业的关系。我刚才讲了总量在工资总额比重减少的情况下，行业差距继续扩大，进一步影响到就业弹性。当工资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分配越平均，可以容纳的就业人数越多。当然，绝对不可能所有的劳动力是同等的素质，所有的企业是同等的经营效益，但是一定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形成一个合理的工资差距，如果超过这个差距，那么就有人过多占用了工资而减少了其他人的就业。而我们很不幸，就是在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逐渐降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行业收入差距也大幅上涨，这就使得我们的就业弹性进一步降低。

我们的行业差距是多大呢？以行业差距为例，这里用的是国家发改委分配司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列举了十八个行政垄断性行业，职工总数占在职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十点八，工资总额占全部行业的百分之十七点二。这个差距是四点四六倍，这是完全用统计局的数字。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业收入差距在全世界也是非常扭曲的。按行业平均工资算，就是金融行业和制造业行业平均工资算，美国的差距不超过两倍。

我们现在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期来做一个比较。日本当时以制造业为百分之一百的话，金融保险业的工资只有一百三十八，也就是高零点三八倍。而我们现在金融业是制造业的四倍到五倍以上。

现在我看到的最新统计数据是去年五月四号人民网上人民日报海外版说的，中国的最高证券业是全国工资水平的五点九倍，纺织业是全国平均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五，农副产品是全国平均的百分之六十点一，最高跟最低比是十一比一，中国的行业差距大到十一比一。

我们来看一下全世界的情况。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统计资料，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查出来的。日本最高最低比是一点六九，英国一点九一，法国一点九六，德国二点三四，加拿大二点七一，最高的是巴西。这里面二零零六年的中国是四点七五，但是到二零零九年已经到了十一比一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巴西，成为全世界最高的行业差距。巴西零二年是五点六二，现在在缩小，而我们近十年在扩大。

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合理调整行业工资差距，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能够容纳多达规模就业。有两种算法，一种算法就是说垄断行业的收益里有三分之一是国家给他的垄断权力造成的，那把这三分之一拿掉，这三分之一的工资基金就可以容纳七百万人就业。另一种算法就是将我们的行业差距缩小到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合理差距一比二，那么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可以多容纳将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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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人就业。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大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行业结构的基础性结构，不利于我们的就业，我们出台了很多小的政策，在这个大的平台已经扭曲的情况下，这些小政策扬汤止沸的作用，不是釜底抽薪的作用。但是要解决这样大的结构的失衡，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就说明并不是只有GDP的高增长才能拉动高就业，现在我们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比，我们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工资福利的行业结构，劳动力的产业结构都不利于扩大就业。在这样一个就业弹性极低的平台上，庞大的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又给社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一种所谓的共识，就是没有百分之八的GDP增长，就没办法保就业。这是在现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我们的就业弹性恢复到一九九零年代的水平，GDP增长百分之三到四，就可以提供现在增长百分之八的就业容量。如果我们的就业弹性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GDP增长百分之二到三就可以提供现在增长百分之八的就业容量。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只要一到二就可以了。那么百分之八以上的GDP增长又对我们的资源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真的是值得考虑。

下面我们讲讲劳动关系问题。因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失衡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失衡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我觉得有两大特点，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动报酬和资本收益的关系。劳动力市场建立了，劳动力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分离后，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的代表是工会，雇主的利益的代表是雇主协会。我们的问题是至今，我们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主体的组织行为仍然严重缺失。就是工会是不是真正能代表劳动者的权益，雇主协会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雇主的权益，这是大值得研究的。就是说我们仍旧是一种行政化的处理劳动关系，是政府主导的。现在我们的劳动关系日趋严重，而且重大的劳资矛盾少有通过这些组织行为来调节的。

我在新西兰考察时看到，他们在就劳资矛盾谈判的时候，整个过程中都没见到政府的人，没有新西兰劳工部的人参加。我就问他们政府不是三方性吗？政府在哪啊？他们说政府的三方性体现在劳动法的制定，那是通过政府国会的，而我们的所有谈判都在劳动法的合法范围内进行，没政府的事。而我们现在的劳动纠纷就把政府忙个不停。而在美国，一年之内只有四起劳动纠纷超出劳动集体谈判的范围，而提交到政府。还有现在法国的航空公司大罢工，也是谈不下去了，不接受条件下，工人可以罢工，企业可以停产，关厂。

而我国到今天为止，这些问题都没有提到议程。宪法上从来没写工人可以罢工，具体怎么罢工没有合法程序，主要罢工就是非法，因此就变成集体闹事。我们集体闹事现在不得了，近几年增长得非常大。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有一个省委书记在会上说“我就奇了怪了，你说这公会，妇联要票子给票子，要办公室给办公室，药剂别给级别，要车子给车子，真到群众闹事了，还得我这省长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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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劳动力共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自协调，完全靠政府协调。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条件下，政府如果偏向于投资和经济发展，就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引进投资者。但是反过来，中央一旦提出民生问题，政府可能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说必须制定什么三年工资增长计划，私营企业也必须按照这个计划增长，不增长就不行，直接干预到企业的用人权和工资自主权，这有可能损害到经营者的利益。就是如果没有自协调很可能在某种时候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或者经营者的利益。但是据我观察，多年来是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地方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以重商招商为口号的。

在收入分配领域，刚才讲的是在一次分配里，要有一个劳动者自协调的机制，这就比较灵活了，在国家劳动法的框架下，不同的地区区域可能可以成立不同的工资标准，用不着国家统一规定，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就行了。在二次分配中政府应该更多的承担责任，通过社保税收等手段加大社会公平，平均社会差距。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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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重蹈一些国家资本原始时期时期劳资剧烈冲突的覆辙，在劳动力发育的初期就要注重劳动力供求主体组织行为的形成。在当前形势下，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的组织行为，不仅有利于平衡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起到反对官僚主义，监督腐败的作用。从工人层面讲，工人组织起来可以按照合法程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从企业方面讲，雇主组织真正形成也有利于现在这么多分散的企业和政府直接打交道，可以有自律，有维权。政府不是和单个企业打交道，而是和行业协会打交道。但是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破题，我是一九九三年写的文章，当时我提出政企工三分离，就是工人这一块应该独立出来，但是这个问题没多少人响应，还提出了很多批评。

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行为涉及雇主组织和工会，这是关系到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综合性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工人的组织全力，谈判权力，罢工权力如何界定，经营者的组织权，谈判权，关厂如何界定，现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立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加以解决。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迟迟没得到解决，这样就影响到居民消费，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影响到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但是似乎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多少人这么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往回收一收。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就是将就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指标在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侧重。而我国一直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我觉得这在物资财富匮乏的情况下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现在突出的问题是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是就业弹性不断下降，我们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保经济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但是经济工作的落脚点又落到保GDP上了。那从各地方来讲，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重化工业项目就是拉动GDP的捷径，所以地方政府很难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得粗放型增长模式中解脱出来。所以我想如果仍然以GDP增长为前提的话，发展方式转变非常困难。

围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目标，我们看看哪些影响了就业，收入分配结构影响了就业就调整分配结构，产业结构或者垄断行业影响就调整这两个。另外中小企业在促进就业方面起了巨大进步，那就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如果这么角度一转，思路就变了，就不是说再用加大GDP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了，这个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还有利于缓解经济收入过大造成的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在很多地方都讲了，现在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还真的将就业写在几大关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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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问题。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次讲稿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沙莎同学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特此致谢。）

第二篇：经济结构失衡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结构失衡与发展方式转变

2010-5-19

摘要：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开始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但宏观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累积的结果。因此，正确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2010年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关键词：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方式转变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但由于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准确及时，我们率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去年我国GDP增长8.7%，而且从总的经济形势看，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好于预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适度调整，有利于巩固经济回升的基础，缓解短期经济波动。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会好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这是留有余地的。综合各方面因素，2010年我国GDP增速预计可达9%～10%，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更加平衡。经济结构失衡是宏观经济最大问题

我国经济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说明我们正在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因素较多，经济增长的自主性需要加强，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尚待克服，需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大力推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这些运行与发展层面的问题，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累积的结果。经济结构既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部门结构，还包括产品结构、能源结构、就业结构等等。我国经济结构的诸多方面都存在着需要调整的问题。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分配结构中资本回报与劳动者收入增长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投资与民生投资不协调；就业结构中大学生就业难与制造业招工难并存；等等。而最为突出的则是总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总需求的失衡既表现为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失衡，还表现为政府消费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不协调。

从内外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口众多，潜在消费能力很大，但实际消费能力低下，消费率不高，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只能靠外部需求来消化。近几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20%左右的水平。对外部需求依存度的提高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来越大，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看，近年来，在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2008年为48.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府与居民的消费需求看，二者近年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增大的同时，居民消费占比不断下降。2003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也没有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的比例。从外部需求的结构看，我国出口的迅速扩张是粗放式，虽然出口总值连年大幅增长，出口商品数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结构和盈利能力却很不合理。从投资需求结构看，房地产投资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较高，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较低；资金重点投向了第二产业，且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的投资比重过大。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我国的总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模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消费需求不振。2008年投资、消费与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5.7%、45.1%和9.2%。消费对GDP的贡献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断萎缩，给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埋下了隐患。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经济社会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我国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一马当先，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45%-50%的区间内。第三产业则为40%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水平。与第二产业相比，发展第三产业对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要求较低，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以及管理水平发挥作用不明显。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也使我国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2008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7.3%，一次能源消耗量为20.0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的17.7%。美国、日本、印度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4.4%、4.5%和3.8%，而我国的GDP大约为美国的1/3，与日本相当，是印度的3倍。

经济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此，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不合理问题是与经济结构的失衡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从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向来看，为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未来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虽然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但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很多：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工业生产水平升级、社会信息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加快是我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劳动优势还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经济梯度转移也会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庞大的人口规模还潜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要把这些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还需要在正确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积极并主动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着力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此，应该重点把握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宜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与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重在总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张。在经济总量日益庞大、经济效益提升缓慢、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这种态势已经不可持续。过高和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剧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挤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有时还会出现高通货膨胀。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着力追求中高速经济增长与低度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比如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与2%左右的低通货膨胀率，避免大幅经济波动和高幅通货膨胀。

二是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着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逐步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劳动报酬与资本回报合理分配企业收益的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机制的形成；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机制，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基本方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投入与转移支付的力度，拓展其他筹资渠道；统筹城乡发展，改变过去社会保障体系重城市轻农村的局面。

三是以政府转型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除了采取宏观调控，以财税和金融杠杆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外，关键是加快自身转型，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弱化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就要

求转变政府运作理念，强化服务和调控的意识和能力；应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不单纯以GDP论英雄；应适当减少政府层级，加快大部门制改革；要强化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驾驭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

四是深化关键性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使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实质性进展。首先通过资源能源、生产要素、资金等价格改革来重新配置资源，改变资源配置扭曲的现状，深层次的金融领域、财税系统、土地制度等改革也要继续推行。此外，国有垄断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也要同步推进。

五是重视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当前，西方国家把经济发展的着眼点放在了低碳经济上，以科技创新促节能减排，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促新经济发展。我们不仅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也面临着低碳化的新压力。应从加大资金投入、改革科技教育体制、建立健全技术研发的融资体制和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入手，使科技进步成为推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引擎。

第三篇：技术改造与转变发展方式研究

监狱体制改革与监狱企业技术改造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承担着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艰巨任务，监狱依法对罪犯进行改造，劳动改造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监狱企业是为监狱改造罪犯之需要而设立的特殊企业，由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组织由劳动能力的罪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所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经济活动。

监狱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是‚监狱企业‛。一般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一般企业应同时具备五个条件：即生产经营上的独立性；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具有自主支配、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某种形式的组织机构；具有法人地位。而‚监狱企业‛与一般企业有共性，但又有特殊性：一是劳动力主体是不具有人身自由的罪犯和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监狱人民警察；二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是社会效益最大；三是生产经营决策要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来进行，没有独立性；四是收入分配除纳税外全部用于改造罪犯。劳动力主体的特殊性是它区别于一般企业最本质的东西。因为‚监狱企业‛不是一般企业，就不 能完全套用一般企业的运行规则，只能结合监狱生产经营的实际，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中可以为‚监狱企业‛所用的内容，即分清权责、科学管理，而不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的监狱企业是从建国初期，为了改造罪犯，解决监狱经费不足的现状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几十年来，监狱企业为我国的国家建设，尤其是对监狱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国家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监狱企业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更为罪犯在劳动改造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罪犯掌握一技之长回归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

监狱企业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诞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各种生产资料馈乏，社会商品也一直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监狱企业进行的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由国家负责供应，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为社会所接受，不存在监狱企业对外跑市场的问题。对监狱企业来说，只管组织罪犯产假生产劳动即可。监狱企业在社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也被社会所承认，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工厂或者农场。‛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市场也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化到了市场经济，我国的国力得到了不断地增强，监狱办企业、监狱办社会已不适应监狱发展的需要，监狱体制改革已势在必 行，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2003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函［2003］15号）。2004年12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的初步意见〉的通知》（中发［2004］21号），将监狱体制改革纳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2007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全面实行监狱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函［2007］111号），对全面实行监狱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实行全额保障，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监狱企业所承担的筹措资金的功能逐步消失，监狱警察、监狱设施和罪犯所需的经费基本不需要靠监狱企业所创造的利润来补充，国家拿出专项补助资金用于监狱体制改革，充分体现了国家队监狱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监狱办企业的目的由增加经济效益为主向改造罪犯为主转变，不以经济效益，而是以衡量社会效益来对监狱进行评判。

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监狱企业也和社会企业一样走向了市场，经过三十年市场经济的锻炼，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监狱企业逐步被社会所淘汰，能够在市场中站住脚，尤其是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靠前的监狱企业，说明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就拿我们河南来说，比如：‚河南星彩滚动体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省中联红星电磁有限公司‛、‚焦作金箭实业总公司‛等。尽管监狱企业对监狱经济的作用已经逐步削弱，但我认为监狱企业在监狱改造罪犯、确保监狱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监狱企业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增加监狱企业的适应能力，为改造罪犯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监狱法》明确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2009年8月，司法部在烟台召开的全国监狱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指出：‚监狱企业是改造罪犯工作的中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为监狱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履行劳动改造的职能，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企业，但也要讲经济效益。要认真贯彻落实监管工作‘首要标准’，发挥劳动改造的校正功能，加大罪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力度，增强回归社会的适应能力和遵纪守法意识，最大限度地降低重新犯罪率‛。而监狱企业所拥有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手段，为罪犯的劳动改造提供了有效的保证，也为罪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学会一技之长，回归社会后能够尽快融入社会提供有力的保障。而监狱企业最近几年没有进行大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其设备的新度系数已大大降低，同行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企业，对罪犯学习先进技术和了解同行业先进加工工艺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影响了他们回归社会后的适应能力。监狱企业要想在新 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被淘汰出局，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完成社会效益——把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就必须进行技术改造，为提高罪犯的劳动改造质量充分发挥劳动改造的矫治功能、培训功能、稳定罪犯和创造财富的功能提供坚实的基础。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达到既促进经济向前发展，又确保监狱长期安全稳定，罪犯改造质量稳步提升的双重效益，从而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快速发展，全面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监狱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各监狱都留有一定数量的非警察编制的职工（如：在我们豫西监狱监狱，就有近200名工人）。他们也曾为祖国监狱事业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过去的岁月中所学的技术也是为监狱企业的发展而学的，而他们的工资待遇是不能得到国家财政的保证的，只能靠监狱企业的利润来保证，监狱企业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的工作岗位，监狱企业的技术改造也将为他们提供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为将来的进一步监狱体制改革使职工同志们走向社会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吴爱英部长在全国监狱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上也提出了‚认真落实工人管理政策，规范工人管理‛。

第三、监狱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生产过程中，在国家政 策的支持下，也聚集了一批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他们为监狱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监狱企业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如果没有监狱企业的存在，也将使他们失去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对国家、社会和他们自己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监狱企业不进行技术改造，这一部分技术人员也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学习不到同行业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工艺，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发展步伐。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要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步伐，必须得对现有的机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否则必将被被社会所淘汰。

全面实行监狱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实行监企分开、收支分开、监社分开，在监狱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监狱企业适应社会、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有利于端正监狱工作指导思想，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有利于强化刑法刑罚执行职能，更好地做好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有利于抓好队伍建设和内部管理，促进监狱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总而言之，监狱改革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自我内部结构的改善以及某些导致紧张关系陈旧制度的创新，对监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必将对监狱的发展和稳定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也必将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四篇：胡应泉：财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胡应泉：财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过去旧的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难以改变，与它建立在旧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是分不开的。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对现有的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一种与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配套的财税体制。包括推进资源税、环境税、“营改增”及分税制等改革。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问题上，笔者此前已经在一篇论文中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了探讨[1]，本文再集中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财税既是政府取得收入，以维持政府运转，兴办各种社会事业的主要经济来源，又是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活动的一种重要杠杆。通过财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包括税目和税率的调整，以及税收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等，就可以引导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也可以引导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从而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产生调节的作用。我们过去旧的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难以改变，与它建立在旧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是分不开的。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对现有的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一种与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配套的财税体制。

一、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改革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2]。自然资源是人们共有的，因此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国家就必须对资源的使用者征收资源税。同时，对资源的使用往往会带来对环境的破坏，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征收资源税以调节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从而达到节约使用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

发达国家较早开始征收资源税，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建立起了很完善的制度。我国从1984年才开始实行征收资源税，当时只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后来又扩大到铁矿石。我们长期以来都只对这四种资源产品征收资源税，并且税率很低，还是从量征收的。这是我们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首先，我们在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如果实行发达国家那样严格的资源税制度，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其次，由于我们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实行严格的资源税制度就会更加削弱它们的竞争力，就会使其陷入更大的发展困境。然而，我们这种过于宽松的资源税制度也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过大的代价，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长期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基础上，就是与我们没有实行严格的资源税制度，企业以及消费者对资源使用的成本太低、浪费现象严重分不开的。

我们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许多资源又是缺乏的，许多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长期以来又实行低税甚至无税的政策，致使经济发展所受到的资源瓶颈约束越来越大。同时，在这种制度下，由于资源的开发成本很低，人们只要能够拿到资源的开采权，就意味着获得了暴利的机会，从而导致严重的对资源进行滥采滥挖的现象，并带来了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现象。为了扭转以上这些现象，我们开始进行对资源税制度进行改革。2011年9月30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新条例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由过去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少数几种资源扩大到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七种，并在现有资源税从量定额计征的基础上增加从价定率的计征办法，调整了原油、天然气等品目资源税税率。新条例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如，如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仍然限于矿藏品领域，而没有覆盖到水资源等非矿藏品领域，同时还继续保留从量税，税率仍然偏低等，这些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完善。同时，我们还于2010年下半年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的改革，将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011年前4个月，新疆入库资源税19.37亿元，同比增收14.70亿元，增长314.6%。今后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这项改革推广到全国的范围，并逐渐扩大到其他的主要资源品领域，充分发挥这一经济杠杆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作用，使资源开发企业合理开发资源，生产企业采用节能降耗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消费者合理地进行消费，从而减少对各种资源的消耗，实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环境税也称为生态税、绿色税，是上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一个概念。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3]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税种，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必须对企业以及消费者征收一定的环境税，利用这一经济杠杆调节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从而达到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

长期以来，环境作为一种天然的公共物品人们都是免费地使用，从而变得没有节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税的产生就是为了扭转这种现状，使人们为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成本进行付费，从而自觉地节制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保护环境固然需要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但更需要通过经济杠杆对人们和生产和消费行为进行有效的调节，将其与环境成本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我们国家目前尚未实行这一制度，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形势又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出台这一制度。

以水为例，我们原本就是一个淡水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却实行低水价制度，更没有征收水污染税，致使在生产和生活中，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调整水价以及征收水资源税无疑会增加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但舍此又别无他途。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成本，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至于它会影响到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这固然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可以通过政府对他们采取生活补助的办法进行解决。这种“直接补助，节约归己”的办法无疑要比对他们实行低水价的办法更可取，它一方面没有降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节约水资源的积极效果。财税专家贾康认为，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我们应当分级启动“绿色税收转型”，把绿色税收调节范围由工业扩大到建筑、交通、公用事业等领域，开征专门的能源环境税，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促使企业更新技术设备，优化升级产业，以实现节能降耗、减少排污的目的[4]245-276。

建立和完善资源和环境税制度还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积极的作用，即它可以逐步增加资源和环境税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样就可以相应逐步减少对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从而削弱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那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重化工业项目、实行低水平扩张的经济动因[4]245-276。因为流转税主要来自那些投资巨大的项目，它关注的是产值，而不是经济效益，不是节能降耗，不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而资源和环境税则不然，它一方面可以给政府带来稳定的财政收入，从而不必去上那些大的投资项目，另一面又会促使企业主动地更新技术和设备，进行产业的升级优化，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同时，我们在进行资源税和环境税这项改革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对从税收政策的制定到税收收入的使用这一整个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出台新的税收政策必须是立法部门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合法的程序才能出台的，而不是由行政机构制定一个条例就可以实行的，这样才能带来税收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其次税收收入要真正用于治理和改善环境，以及其他合理的支出，而不是不明不白地流失掉，而用在其他不合理的支出上，真正做到“到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真正接受这一税种，积极配合这一政策的实施。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

1994年我国税制配套改革后，对制造业征收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成，中央拿75%，地方拿25%，每年的增量中70%归中央;对服务业征收营税，全部归地方所有。当时出台这样的改革方案有特定的背景，即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整个税收收入地方占40%，中央占60%;中央转移支付20%;地方支出60%，中央支出40%。当时我国的主要税种是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其中流转税占80%多，中央和地方都关注这一部分，谁也不要企业所得税。如果把营业税也改成增值税，中央的占比要达到70%-80%，地方只有10%-20%，因此必须给地方一个大的税种，并且这个税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最后就把服务业的营业税划给了地方。[5]199-218这种带有妥协性的方案对于分税制改革的顺利出台是必要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严重。

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增值税，其中有一半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并且税改之后，在税收重心上移到中央的同时，许多事权却下移到了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只能大力上马那些产值大的重化工业项目。尽管这些项目效益低下，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但由于可以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却热衷于此，从而使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转变不过来。与此同时，由于服务业领域由地方政府征收营业税而不是增值税，产生了严重的重复征税现象，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现代经济就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可以很好地起到满足人们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优化产业结构、为生产提供更好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等一系列作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早已是以服务业为主体，就是印度等这些同样的发展中国家，其服务业的比重也很高，而我们的服务业却一直是发展的软肋。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税收制度的缺陷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从2012年开始，我们开始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在旧的税制结构下，增值税纳税人外购劳务所负的营业税、营业税纳税人外购货物所负的增值税均不能抵扣，存在着重复征税的现象，企业的税负比较重。实行“营改增”有利于消除营业税的重复征税现象，减轻企业的税负，使市场细化和分工协作不受税制影响，有利于完善和延伸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6]。实践证明，这项改革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们需要把它推广到全国的范围，并且在服务业的各个行业进行推广。

但是要有效地推行这一改革，还必须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项改革把原来全部归地方掌握的营业税，改为按现体制75%要归中央，每年的增量中70%要归中央的增值税，这反而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它们就会更加依赖发展那些高投入、高产值的重化工业，对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反向调节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成功地推进这一改革，亟需对增值税进行配套的改革，要合理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适当地增加地方的分成比例，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要增加地方的分成比例。经过这样的改革，地方政府就不会热衷于上那些大项目，而是着眼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保护产权的法制环境、高效的政府服务等软硬件环境，以吸引更多的资本前来投资，从而培育更多的税源，从而有利于服务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完善分税制的改革

1994年我国税制配套改革建立起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税制，对于规范我们的财政体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财税制度基础，促进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可谓是我们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改革。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项改革同时也遗留下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予以解决，继续完善这一制度，使其更好地发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一步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当初这项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使财政的重心上移到中央，应该说这个目标已经很好地实现了。

但与此同时，一些本该由中央政府履行的职能却下移到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承担起事权，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能更多地依赖“土地财政”、“隐性负债”等途径来解决问题，同时为了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热衷于上那些投资大、产值大的投资项目，而这样做的结果又给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隐患，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本着“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地分配事权与财权，一方面要把那些应当归属地方政府的税种留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拥有与其职能相匹配的财力，另一方面要把一些本来应当归属中央政府的事权收归中央政府，如上移司法、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具有全社会公共产品性质的支出责任。这对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解决目前已经日益难以为继的“土地财政”、“隐性负债”以及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只有这样，我们需要推行的地方债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等才能顺利地出台。

当时我们的分税制改革只是规范了中央与省这一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省以下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分税制，仍然是实行复杂多变、讨价还价色彩很浓的分成制和包干制。我们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所存在的问题，如“土地财政”、“隐性负债”以及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等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省以下这种混乱的财政关系。因此，我们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在省以下建立起规范的分税制，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要使这一改革顺利地推进，还应当结合行政框架扁平化和财政层级扁平化的行政体制改革。

在我国，从中央到乡镇有五个行政层级，相应地整个政府的财力分配也是按照这五个层级进行的，这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这不但大大增加了行政管理的难度以及行政支出的成本，同时也使省以下实行分税制改革在技术上变得十分困难。因此，我们还得结合行政管理上需要进行的“省管县”的改革，同步进行财政上的“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两个层面的扁平化改革，把财政的实体层次减少到三级。这不但对于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的作用是巨大的，同时还使得省以下的分税制改革在技术上变得可行[7]。

参考文献：

[1]胡应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探究[J].新余学院学报,2015(3).33-36.[2] 资源税,百度百科.[EB/OL](2015-05-29)[2015-06-11]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lmcD1MK7yzwMi8CWPSLwT5sUVS3XNIjQKZgLsN0prY23LT6NiCWD71kOIwtVPb4CVsMuiX6Jcz8u8zE9bf3Imq.[3]环境税,百度百科.[EB/OL](2015-03-26)[2015-06-11]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OTdDfAyxe4ADCJbmaWd5QeyA-R8Vh_HhZMg-cIGveSYumuQGxkhx-rCh4cu672eaWimjEWZs_wrXfPJB1Erja.[4]成思危 厉以宁等.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厉以宁,石军等.中国经济改革警示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营业税改增值税,百度百科.[EB/OL](2015-06-04)[2015-06-11]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2674.htm?fr=aladdin.[7]李炜光,韦森,贾康.财权制衡与中国下一步改革 ,共识网.[EB/OL](2013-08-18)[2014-12-08]http://www.xiexiebang.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html.原发表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第五篇：巅峰智业为“陕西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北大开讲

5月27日今天，由陕西省旅游局和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陕西省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专题培训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巅峰智业专家受邀来到百年学府并发表了题为《如何做好基层旅游局长》的专题讲座。陕西省各区县旅游局领导、陕西重要景区、各旅游企业代表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5月27日，由陕西省旅游局和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陕西省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专题培训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巅峰智业专家受邀来到百年学府并发表了题为《如何做好基层旅游局长》的专题讲座。陕西省各区县旅游局领导、陕西重要景区、各旅游企业代表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巅峰智业专家首先结合当前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国内外旅游发展新趋势，对新型旅游业及旅游市场的转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在该形势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好基层旅游工作，使旅游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讲座中引用了习主席2014年2月在北京提出的“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着重强调了前期的规划设计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指导性作用。此外，巅峰智业专家结合著名的“旅游12头”理论以及多年的规划实战经验，从实操的层面剖析如何开展好基层旅游工作，并为陕西省的旅游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

演讲高屋建瓴、激情满怀、诙谐幽默、旁征博引，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讲座结束后，现场的陕西旅游系统的各级领导纷纷表示，巅峰智业专家的讲座让他们更坚定了陕西发展旅游的信心，更清晰了如何做好旅游局长，并邀请巅峰智业能莅临陕西，为当地的旅游发展指点迷津，投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