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高管薪酬如何真考实评

第一篇：央企高管薪酬如何真考实评

央企高管薪酬如何真考实评？

2012年08月10日 11:04 来源：《董事会》2012年第7期 作者：严学峰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2

闹钟响对集团领导来说是很丢面子的事情——超时说明做的工作没有很好的总结。第二年开始，高管们都特别重视述职时间的把握，而且每个副职都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贴在自己案头，因为知道明年要就这些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述职，自己的薪酬与这个业绩合同直接挂钩。

“考核指标不是很多，但很精，针对短板。比如公司收入大、利润不高时，那就考核流动资产的周转率；比如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重组，就要考核整合的效果。”2012年6月，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关负责人对《董事会》感慨道，“关键是在高管考核工作上，董事会说到做到。本来挺难的一件事，国资委有了要求，董事会下了决心，执行起来就很顺畅。”

由于多种原因，国企高管在一段时间内自定薪酬，公司的薪酬、考核制度流于形式甚至连制度都不健全。随着各级国资委的建立，国资监管日趋规范，国企薪酬、考核方面的制度也日趋完善，但由于国资监管的局限性、国企完善治理的困难性等原因，当前国企高管对薪酬、考核方面的“操纵”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2006年10月进行董事会试点（现为建设规范董事会工作）以来，中国外运长航董事会连续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运作良好”。在国资委的指导下，通过董事会不断创新、完善相关机制，中国外运长航形成了高管薪酬与考核的“七步法”：制度设计、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组织实施、数据分析、结果反馈、沟通兑现，促使高管薪酬和考核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公司的这种做法被推荐到不少央企，在实践中对企业管理和加强班子建设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七步考评

中国外运长航薪酬与考核工作全过程可以分为七个步骤。

先考核而后定薪酬。为落实对经理层薪酬与考核工作。中国外运长航董事会制定了与国资委薪酬和考核办法有效衔接的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薪酬和考核办法，办法突出了“先考核而后定薪酬”、“业绩上，薪酬上”的原则。公司董事会以考核结果为基础，着力建立责、权、利统一、客观公正的薪酬体系，以岗位价值为基础，以业绩为导向的高管薪酬管理体系，体系突出经营结果，体现按业绩付酬。

目标设定：精准考核。中国外运长航集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年初研究对高管考核的指标及目标值，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高管层签订年度经营责任书，送达每位高管。目标设定中，年度预算为硬约束，董事会还对每位高管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进行核定，并分配不同的权重，从而体现出董事会对公司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导向性安排，也反映了各高管不同的分工，做到了个性化，避免了搭车吃饭的现象。

多维度设计考核指标，保证指标科学、全面。年度考核由业绩评价和能力素质评价两部分组成。主要包括经营指标、重点工作任务指标及能力素质指标三个维度。此举有效保证了考核既关注结果，同时也关注结果实现的关键因素。经营指标更多是最终结果衡量，重点工作任务和能力素质指标是驱动结果实现的驱动性指标，通过驱动性指标的提升保证持续达成预期结果。

目标设计具有挑战性，实现精准考核。董事会将预算作为硬目标，向出资人提交的四项考核指标目标建议值与年度预算完全一致，不搞“两张皮”，并作为下达给高管的年度经营业绩目标。

考核目标与解决短板相结合，促进全面发展。在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指标确定中，体现出对集团短板的重点关注。针对薄弱环节和管理重点、难点，分别选取不同的分类指标加强考核。

建立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的指标，使业绩考核更加全面、准确、完整。定量考核即对经营指标和可量化重点工作任务的考核，定性考核即对重点工作任务和能力素质的考核。

分类考核高管，设置个性化的指标，体现考核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指标的差异性体现在：一是不同高管在业绩评价中经营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的权重有所区别；二是每位高管的各项任务指标权重也有所不同。比如总经理，企业的经营实绩要占到其整体考核权重的60%-70%；而董秘在这方面的权重是20%；对总会计师的考核，今年可能是带息负债率的指标占权重大一些，明年可能是财务基础管理工作的提升占得多一些，视企业的年度重点管理目标而定。

绩效跟踪。公司董事会要求高管每半年汇报一次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以加强跟踪指导。总经理也定期检查，并在总裁办公会上听取各分管副总的报告。董事会办公室每月将财务分析和业务分析报告递送董事审阅，董事可以随时就经营中的重大问题提出质询。高管们根据签订的责任书，对其分管的职能部门和相关公司提出明确要求，定期对照检查，使董事会的要求有效向下落实。这些过程跟踪，意在推动确保考核目标的完成，也是督促、支持高管工作。

组织述职。中国外运长航董事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评价，坚持“程序合规”的原则做好考核的组织工作，并制定了考核工作流程。

高管在述职大会上做年度述职报告，每位高管述职后，由评价人员现场打分。为保证会议的严肃有序，董事会委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办事机构向高管提前发出考核通知，明确考核的内容及要求，做好述职报告的准备。按照“谁管理，谁主持”的原则，对高管的考核由董事会主持，董事长在大会上做动员讲话，对参会人员提出具体要求，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对评价表做详尽说明。董事、高管、党委常委、集团职能部门负责人、集团二级单位负责人和部分职工代表进行现场评价，不记名打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外运长航是较早在高管述职基础上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制定薪酬的央企。董事会自2007年起组织述职，一直坚持，形成了体系，集团上下反映良好。

数据分析。述职评价会议之后，董事会指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董事会办公室的特定人员就评价表进行统计和分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要求分析的结果既要反映高管整体履职情况，也要反映对个人的评价结果，还要体现不同评价群体的评价意见和差异。结果分析中既有具体数据，也有趋势图表，还有不同类别的排序，以做到深入细致，揭示问题，一目了然。在财务决算审计完成后，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经营结果完成情况加入，形成完整报告，报告董事会审议。全面的分析，为董事会对高管层优势及相对不足有充分的了解，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持续提升高管能力提供了依据。

结果反馈。董事会在完成对高管考核结果的审查后，委托董事长对高管层进行考核结果的整体反馈，对总经理和董秘进行个人反馈；委托总经理对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进行个人反馈。反馈的重点在于告知评价结果，指出不足，改进工作。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办事机构会准备专门的材料，以支持董事长和总经理开展及时、准确的反馈工作。

沟通兑现。以考核结果为基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与国资委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提出高管的薪酬兑现建议，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因为考核得分不同，所以每位高管的薪酬都不同，拉开了距离，较好的起到了激励和约束作用。根据国资委的规定，企业副职的绩效薪酬分配系数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分配系数的0.6-0.9之间，根据最终考核的得分确定。

精、细、严

中国外运长航董事会对高管薪酬考核体现了“精、细、严”三大特点。

精，即指标不多，但有挑战性，有针对性，体现差异性，同时具有科学性。严格按照预算，董事会对业绩的要求高，管理层不会轻松的完成；公司考核短板，哪里不足考哪里，针对性较强——正如公司有关负责人所言，对高管的指标设计、权重都经过认真考虑，每个人均有所不同，体现了差异性，也提高了考核的准确性。

细，方案细致，目标确认细致，组织细致，结果分析细致。高管的重点任务，总经理的按照年初董事会确定的集团工作重点下达，副总们的目标先由总经理提出，然后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商量，董事会确认后，再反馈给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知道董事会的关注点在哪里，劲要使在什么地方；述职大会组织比较细，通知提前送达，评价表分类，人员名单确认等，做得很细，形式严肃也让参与评价的人态度更加认真；每次评价都有一两百个经理打分，数据有几万个，这既保证了全面性和客观性，也使公司可以利用数据深入分析问题。董事会不但看分数，还看趋势，不但在班子里面横向比较，还与前一年比较，所以分析得比较透，也比较准确，高管们也很服气。

这种述职刚开始对高管们是一个很大刺激。和其他央企一样，过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领导不用公开述职，也不用接受下级企业的评价。但现在，董事会要求高管在大会上述职，进行360度的评价，这对集团上下触动很大。如此一来，高管们更加明确自己作为雇员和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和责任，基层员工看到公司领导也受考核，薪酬也与业绩挂钩，自然会更有压力，“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的责任意识得到了很大提高。据悉，第一年述职时曾有不顺畅的地方，比如有人述职时间特别长，由此公司董事会规定时间，总经理20分钟，副职15分钟，如超过，一旁的闹钟就响，以确保严肃性：闹钟响对集团领导来说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一超时说明做的工作没有很好的总结。第二年开始，高管们都特别重视述职时间的把握，而且每个副职都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贴在自己案头，因为知道明年要就这些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述职，自己的薪酬与这个业绩合同直接挂钩。通过考核，董事会的要求得以层层落实，这是很大的管理提升。目前，集团的许多二级企业都采用了这种述职考核的机制。

严，严格执行，严格评估，严格反馈，严格兑现。董事会一开始就确定，要先考核而后定薪酬，不能像过去那样都用一个比例，搭顺风车，吃大锅饭。公司有了制度，就严格执行，董事长作动员，总经理带头述职，大家认真打分，由于采用360度的评价体系，这几年评价结果都很符合实际。考核结果出来后，反馈程序严谨，董事长在总裁办公会上进行反馈，作为总裁办公会的正式议题，对个人的反馈也很认真严肃，被考核者会被告知自己的得分和班子在该项的平均得分，明确短板所在和努力的方向；公司坚持考核结果就是薪酬兑现的依据，不能随意调整，坚持落实“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的原则，高管收入真正实现了差异化。

关键在沟通

中国外运长航有关负责人认为，在薪酬与考核工作中，有效沟通非常重要。

其一是保持与国资委的有效沟通，充分体现出资人意志。国资委逐步建立了董事会试点央企薪酬和考核的管理指导制度，但更重要的还是董事会及时向国资委汇报与沟通，了解出资人的政策和要求，寻求出资人的指导和支持。中国外运长航董事会在审议薪酬和考核相关议案之前，坚持向国资委的有关司局汇报，确保董事会决策与出资人要求的统一性。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要求办事机构加强与国资委主管司局的沟通，委员会召集人、董事长也多次亲自参与沟通。

第二，董事长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以及总经理充分沟通，共同发挥作用。董事长是董事会运作有效性的第一责任人，董事长高度重视薪酬与考核工作，积极支持委员会召集人的工作；召集人在制定议案草案的过程中，积极与董事长沟通，征求意见，使委员会的工作和董事会的工作衔接更加顺畅。由于总经理负责运营，所以总经理和董事长以及委员会召集人的事前沟通十分重要，以使董事会对公司发展更了解，便于总经理明确董事会对经理层的要求和预期。

“总之，沟通是关键。良好的沟通，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和谐工作、达成一致，排除可能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理解误差。”公司一位董事这样说。

专门委员会发力

在完善薪酬与考核工作方面，中国外运长航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公司一位高管看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工作认真，对集团的影响力比较大。最近三年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开会8次，审议议题15个。

为应对高管自定薪酬、薪酬制度被操纵、随意性大、缺乏科学性等顽疾，需要一个独立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力，而这需以委员会自身构成的完善为前提。在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和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一样，中国外运长航采取的是一开始就一步到位的做法——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而且全体外部董事都是委员。中国外运长航的董事会外部董事超半数，且由国务院国资委任免，津贴由国资委决定，委员会的召集人也一般由副部长级的董事出任。这样一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性和权威性都非常高，最大程度保证了外部董事作为独立群体对高管薪酬考核管理工作的权威性。

专门委员会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支撑机构。为此，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下设了以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等组成的办事机构。为“保护”和督促支撑机构人员的工作，中国外运长航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经理层关于专门委员会支撑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结果要报给委员会，如果发现异常，委员会可以调节。

另一个难题是信息不对称，这也是外部董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天然”的问题。为促进外部董事信息对称，中国外运长航做了大量工作。定期不定期将重要文件、财务信息、行业走势分析递送董事。重大项目推进情况随时递送，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定期书面报给董事。董秘及董办的工作人员至少每两周一次向外部董事当面汇报公司近期和董事会运作中的重大事项。此外，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外部董事工作会。外部董事们会就是否信息充分进行交流并提出明确的要求。在公司建设规范董事会进入第七年之后，外部董事普遍反映觉得信息是充分的，他们决策是比较踏实的，公司运作是比较透明的。

“制定薪酬方案之后，执行要坚决，只要是董事会形成了统一意见，就努力推行，同时避免主观，以人治代替机制。由于薪酬以考核为基础，所以薪酬方案的实施比较顺利平稳。高管薪酬核定等工作上做到了程序合规、沟通充分、反映实际，效果较好。董事会对高管薪酬考核管理取得成效的关键是：责在制度制定，重在执行，关键在于沟通。”有关负责人表示。

第二篇：央企薪酬范文

央企薪酬：中石油处级干部年薪25万普通工人3万

8月25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公告，要求在10月31日前开展2013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这次调查主要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及各中央企业，并首度将央企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纳入调查范围。

“目前，央企高管与普通人员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平均差距接近20倍，有的企业CEO工资甚至比普通员工高出上百倍。”国资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脱明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往，央企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包括职工福利性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一直没有纳入国资委对国企工资总额统计及规范管理。

在脱明忠看来，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启动国企职工薪酬调查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响应国务院年初公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基础工作，提高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收入分配调控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准化水平。

实际上，国资委主导的薪酬调查工作自2007年始每年进行，但结果从未公布。而央企及主管部门的讳莫如深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好奇：央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究竟如何？

福利削减

在很多人眼里，央企是“高富帅”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前程似锦。当陈平还是学生时，他也如此认为，但美好的想象在他进入这座“围城”后碎了一地。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平考入中国移动浙江省某地市级分公司，从事网络维护工作。两年里，他从6岗升至7岗，基本工资涨至每月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扣除个税，每月到手4000多元；再加上一万多的年终奖，这便是他工资的全部。

在这家公司的人事架构里，8岗及以上属于领导岗位，依靠提拔与竞聘。陈平顶着维护员“最高岗”的天花板，年薪6万—7万。用他的话说，“日子还能过，但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此前，刚入职时，单位里每月还会发几百块消费卡，春节、清明和中秋稍多一些，一年到头总共七八千元，足够陈平给父亲买两条中华，为母亲添几件衣裳，但今年，这些隐性收入全都淹死在“厉行勤俭节约”的改革浪潮里。

而仅剩的福利，陈平记得公司每年会往工资卡里打一两千元医药费，其余无非是“春天发一包红豆，夏天又有一包绿豆，等到中秋分一盒月饼，过年时再有点年货。”

陈平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是个正式工。据他观察，中国移动地市级的公司里，正式工的比例只有15%—20%，相当部分都是派遣工与聘用工，他们的福利也不好，而且工资更低。

不过，同样是央企的子公司、同样两年工龄，欧阳的生活却比陈平舒心很多。他是南方电网某沿海分公司的基层职员。这家单位的运行部下设多个巡视维护中心，每个中心配备1名站长、3个值班长以及值班员若干。

欧阳是其中一名值班员，他的月薪并不算高，税后6000多元。过去，在10月、11月等用电高峰季，他可以拿到3倍的工资，而不久前工资改革后，这种涨幅被控制在30%以内，但过年前后，他有时仍然可以得到双薪甚至三薪。

此外，他的年终奖为半年的工资，大约4万，同时还能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项目：首先，每逢过节，公司会发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购物卡和消费券，“今年少一些，但上半年到手的有五六千元。”

其次，这家单位拥有自己的员工食堂，提供早饭与午餐，同时，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因为食堂的饭菜便宜，饭卡里的钱通常吃不完。”欧阳透露。

不止如此，公司还每月举行1—2次文体活动，凡出席者全部有奖，奖金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而且，公司还以不低的比例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

类似陈平与欧阳的待遇差异在央企圈里司空见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储备棉，虽与中石油、中国电信同为央企、同处垄断行业，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与后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通常要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好。同时，这也与历史沿革有关，比如电力行业自上而下普遍待遇较好，而大多数垄断行业虽然赚钱，一线职工的收入却不高。”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公司董事长祝波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而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的26%，而最低只有149元，在工资总额中的占比仅为0.6%，两者相差近300倍。

薪酬级差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即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央企的薪酬差别依然巨大。

老梁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一位有着15年工龄的普通工人。辽河公司隶属于中石油，是全国最大的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每年向国家和集团公司上缴利税逾2500亿元。

在这样一家富余的企业里，老梁的收入称不上好。他提供的一张本某月的工资单显示：基本工资2235元、工龄津贴240元、野外津贴113元、上岗津贴196元、住房补贴99元、夜班费210元、加班费308元、午餐费294元，应发工资3695元，扣除住房公积金500元、养老金444元、失业保险金50元、企业年金55.57元，实发工资2640元。

另一位辽河公司员工透露，他们家的生活日用品很少自己买，单位里一般半年发一次，够用很久，而且孩子的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半。“如此计算，每年的福利性收入大约为7000元”。

不过，辽河公司上级干部的薪酬远非这两个数字之和。“通常，正式工人的工资每月2000元—3000元，科级干部比普通工人高一倍，处级干部又比科级干部高一倍；至于年终奖部分，普通工人大约2万，领导干部拿得更多。而总的来说，一个处级干部的年薪可以达到25万。”

老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工资总额，比如说公司总共1000人，中石油1年给1000万，那么，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从这里出。工资总额每年都涨，但落实到工人头上的涨幅很小，因为科长、处长等拿得多，占比大。”

而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的一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普通员工与领导的差别主要在于奖金，“比如一个采油厂，员工的季度奖金如果是3000元，那么厂长起码要乘以10，拿3万。而其他小领导也要按照系数拿，组长、班长1.1，车间主任1.5，以此类推。”

其他不少央企中，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同样“断裂”。在黑龙江一家大型煤矿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该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3万左右，但矿领导的年薪都在20万以上。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配合发改委，对垄断行业进行过收入调查，范围涉及数十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调查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其实，一线职工与中高层管理者在福利上的差距往往比工资更大。我们通常说的五险一金属于法定福利，而央企内部会有针对管理层的差别化福利，有些还不能用货币衡量，比如职务消费、出国经费、公车配备，等等。”祝波善说。

此外，不少央企内部还存在大量的聘用工与派遣工，他们与编制内的一线职工及管理人员在工资、福利上又有差距。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某科研院为例，这个研究所拥有自己的医院。“我没有编制，和有编制的员工看同样的病，却要花几倍的钱。”员工林德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

这种薪酬鸿沟曾引发过巨大矛盾。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像中石油一类的企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通常将普通职工和企业干部的薪酬分开发放，普通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在公司层面发，高层领导的收入则由上级公司发，并且是年薪制，同时，不在基层公司的工资表上有任何体现。

央企收入级差根在垄断

尽管工资待遇平平，在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章明却享受着一项令很多人羡慕的待遇：福利房。

这项住房福利已延续多年。老章过去住的就是单位的福利房，但只有60平方米。去年，他上交旧房，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这套住宅面积135平方米，三室两厅，附近区域商品房的市场价为每平5000元，但老章的购入价只有2000多元/平方米。

“房子是单位自建的，按照员工工龄一批一批走。而且，新入职的大学生，只要结婚，都可以参与分房。”章明说。

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并不鲜见。据祝波善观察，一些央企在地方上非常强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拿到便宜的土地，集资建房后再以远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发售给员工。虽然这种操作不能绕过现行的政策和监管，但当地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中石油曾在北京爆出团购房上市交易，2年利润翻4倍的消息。这个备受争议的小区名为丰和园，去年5月的单价超过了3.3万/m2，但中石油员工2009年的买入价只有8170元/m2。

而2013年5月，审计署接连公布2013年第3-15号审计结果，央企部分违规的隐形福利被起底。比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1085.43万元违规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楼、厂区道路等。

2012年12月，中国第一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该调查指出，企业员工反映最需要增加的福利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医疗“三座大山”上。

对于住房福利，正略钧策咨询顾问邓明时表示，“变相集资建房在很多央企、国企广泛存在，这是民企无法企及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国企、央企提供的保障要比民企更加优越。“比如住房公积金，民营企业通常按照最低的比例缴纳，而国企、央企大多参照上限。”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住房保障已是章明的最大利益。作为西部钻探的班车司机，章明每天往返于戈壁滩上，工作条件艰苦。他的工龄接近30年，月薪4000多元，年终奖也极少，只有2000元。

“其实，央企对于普通员工的福利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基础型的需求。而且，好公司好福利是应该的，问题就在于员工的招聘，如果选拔是一场社会化、公平公开的竞争，那就没有问题。”一位供职于华润集团的项目经理向时代周报透露。

在他看来，国企与外企完全是两种企业文化，比如，很多老牌国企几乎不炒人，这使得福利的激励作用在国企很难见效，故而，它也就没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更好的福利。

“简单从统计数字来看，央企的福利并非最好。外企的福利投入很大，而民企为吸引人才也尝试了很多更有竞争力、更加灵活的做法。”韬睿惠锐福利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但民众为何会对央企提出质疑，这与他们认为央企拥有垄断的市场资源、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央企在工资福利上的投入会让人认为它偏离了人才管理成长机制。而这种矛盾的缓解需要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透明的监督管理。”

这样的种种不公与鸿沟可能不会长久，国务院有动刀的迹象。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其中指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脱明忠认为，目前这番调查之后，国资委可能会出台一个关于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否则，国务院的这个文件还是难以落实，没有抓手。国资委主导的薪酬制度调查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调查结果应该逐步公开，至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可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以及权益博弈的问题。”他谈道。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陈平感到害怕，“我不会被划入工资、福利过高的部分吧？”

伍海川则主张，目前一个总体的情况是，央企与外企的福利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福利的改善使得央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的观点。相反，很多人选择央企更多是出于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稳定性等维度的考虑。

“从福利优化的角度来看，民企要优于央企，比如，民企会针对职工提供更有特点、灵活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这一点上，国企和央企应当学习民企的做法，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福利进行创新和改善，毕竟，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最有创造价值的岗位。” 伍海川说。

朱列玉认为，目前，在垄断的国企和央企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高管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太高，内部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70万之间，此前，2004-2007年，这一数值自35万、42万、47.8万一路涨至55万。

与之相对，“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派遣工和临时工，即便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朱列玉说。

朱列玉建议垄断央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参照公务员的待遇，或是拟定一个倍数，比如1.2或者1.5。“其实，央企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里，经理人由市场聘任，他的收入多高都不是问题。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又由国资委层面主导，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无解。”祝波善表示。

“央企内部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突破垄断来消除，但反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线员工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应该参照工作强度、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制定薪酬标准，真正实现同工同酬。”朱列玉呼吁。

部分地方收社会抚养费发奖金：最高能返还92% 社会抚养费曝征收乱象：地方大比例返还基层部门

社会抚养费每年收了多少，去向何处，至今是个谜。

今年7月，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创立人吴有水律师向全国31个省份计生委及财政厅（局）共62家单位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昨日，吴有水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共收到26个省级财政部门、20个省级计生部门的书面答复，“给出数据”的省份只有17个。

目前多位律师已联合向国家和各省财政、计生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有乡镇计生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各个乡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按照不同的比例返还给了计生干部，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返还20%。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出 《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引起讨论。尽管有报道称“取消社会抚养费”甚至取得了不少基层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认可，但这一提案在法律层面尚未获突破。

部分地方“社会抚养费”成糊涂账/

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收取“社会抚养费”。虽然从结果来看均是对“超生”家庭强制收费，和“超生罚款”提法不同的是，由于不是“行政处罚”，“社会抚养费”不再受《行政处罚法》两年追溯期限限制，这意味着“超生”家庭试图逃避缴纳高额“超生”费用的难度更大。

吴有水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仅2012年一年，全国17个省份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就高达165亿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近日回应舆论关注表示，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该费用既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

由于缺少透明度，不少地方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有渐成糊涂账趋势，“对有些人征收，对有些人不征收，征收来的钱去了哪里最后都搞不清楚。”吴有水说。实际上，在各省财政预算中，“社会抚养费”未纳入每年公开内容，而地方计生委网站也鲜有该费用收支数据。

之前，河南审计人员曾撰文披露“社会抚养费”收支管理中种种“乱象”，包括截留坐支、挪用、乱罚款、打白条甚至不开票、滥发奖金、吃喝招待等。

尽管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偶尔会对该费用组织专项资金审计，不过全国范围审计仍然缺乏。审计署日前表示，对“社会抚养费”关注度不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

社会抚养费大比例返还/

吴有水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有26个省级财政部门给了答复，20个省级计生部门给了答复，但很多答复是不知道、不能公开，其中17个省给了数据。”即使部分地方已公布数据，多是只给一个“总数”。

继吴有水之后，全国另有14名律师近日分别向14个未答复的省份再次提出了申请，并表示如仍未获答复，将提起行政诉讼。记者获悉吴有水已向财政部和卫计委提起行政复议，并计划选取一两个省，向其中各县再次申请信息公开。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交《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认为“社会抚养费”在执行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建议“尽快从政策上加以调整，停止征收，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目前对“社会抚养费”收费标准做出如下规定，“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由于上述《办法》仅对收费标准做出原则性规定，地方执行部门具有巨大弹性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具体执行中出现了多重标准。根据吴有水掌握的情况，实际征收“社会抚养费”时，收多收少、是否开票等问题容易受权力、关系影响，滋长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却逐渐异化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手段。

根据国家相关预算管理要求，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体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取方面，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支出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据吴有水掌握的信息，地方财政向基层乡镇返还的“社会抚养费”比例惊人，“各个地方不一样，有90%的，95%的，有100%的。”基层计生部门收取的绝大部分费用，最后以财政返还形式到了基层计生部门。

甘肃省一乡镇计生干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现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力度很大，最终每个乡镇按照不同的比例来返还，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乡镇20%。

据媒体公开报道，云南昭通地区将社会抚养费的92%返还基层。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县级计生行政部门有权做出征收决定，不过在执行中，乡镇计生部门通常扮演收费主体。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基层部门容易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而默认 “超生创收”，偏离了其立法作用。

“如果像现在这样起不到立法本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值得考虑。”吴有水说。返回腾讯网首页>>

第三篇：上市央企高管薪酬两极化 年薪最高千万最低数千

上市央企高管薪酬两极化年薪最高千万最低数千

央企高管薪酬一直备受社会争议。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吹响了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号角，会上通过的两个和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有关的文件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社会热议。记者梳理央企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现，上市央企高管薪酬出现两极分化，年薪最高的近千万，最低的仅数千元。专家认为，央企高管薪酬水平、薪酬同比增长率、薪酬结构明细等应向社会公开。

央企改革拿薪酬“开刀”事件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内容，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其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对促进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这意味着，央企改革进入到触及利益的实质性推进阶段。

怪象1

上市央企薪酬现两极分化

央企高管薪酬作为社会公认的金饭碗和福利高地一直饱受市场的质疑。公开信息显示，以2012年为例，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1万元，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4.7万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2.9万元。

记者通过对能够公开信息的上市公司央企高管薪酬现状统计发现，央企薪酬怪象突出，最明显的就是不同行业央企薪酬两极分化颇为严重，既有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近900万的天价薪酬，也有乐凯胶片总经理郑文耀8万余元的“穷高管”混迹央企之列，自得其乐。

上市央企最高年薪近千万

根据益盟操盘手统计的上市公司公开数据统计出近几年上市央企董事长、总裁、总经理薪酬数据显示，不同行业央企高管薪酬也存在天壤之别。

具体来看，2013年登顶上市央企高管薪酬榜首位的是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2013年以薪酬870万元位居A股薪酬榜榜首，这一金额虽然较2012年的薪酬998万元有所下降，但依然领先排名第二的中信证券王东明近300万。

据年报信息显示，麦伯良近年来始终占据A股薪酬榜前三名的位置。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年薪实现了三级跳，分别为596.22万元、957万元、998万元。中信证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王东明和中信证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程博明分别以583万和576万紧随其后，薪酬达到400万的中青旅董事兼执行总裁刘广明和副董事长兼总裁张立军分别以461万、440万年薪位列四、五名。300万级别的也有多人，包括方正证券总裁兼董秘何其聪2013年薪酬达382万，招商地产董事总经理贺建亚2013年达373万元，中青旅董事长张骏去年年薪也在前十之列，达到353万元。

部分“穷高管”年薪不足10万

相比之下，央企高管也并非个个捧着金饭碗，含着金钥匙。通过梳理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发现，还有近二十人每年拿着不足10万年薪，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高管。例如乐凯胶片总经理之一郑文耀，其2013年的薪酬为80670元。东阿阿胶董事长李福祚也是其中一例。年报信息显示，李福祚2012和2013年连续两年的薪酬为51500元和60000元。不过，年报信息还显示，李福祚存在在股东单位领取报酬津贴的情况。李福祚还同时兼任华润双鹤、华润三九董事长，但整体来看，年薪也是偏低的。公开信息显示，李福祚2013年在华润三九和华润双鹤领到的薪酬均为60000元。三项相加仍低于年平均60万左右央企高管薪酬标准。

10万级别以下年薪的高管还包括黑化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岳守成等，岳守成2012年和2013年分别拿到的年薪为78800元和78300元。

对此，有些公司表示，有些高管在股东单位里领取薪酬，这部分金额不需要在公告里披露。例如华闻传媒董事长温子健2013年仅拿3500元，成为最穷央企高管，而事实上，温子健还担任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

怪象2

高管薪酬与业绩不挂钩

翻阅上市央企以往的报告，央企高管薪酬的另一大怪象就是，部分公司高管的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无关。即便是公司出现大幅亏损，业绩持续下滑，又或是在股东常年零分红的尴尬局面下，高管依然稳如泰山，薪酬非但没降，反而呈现跨越式增长。

巨额亏损薪酬现跨越式增长

具体来看，表现最为极致的*ST大荒，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89亿元，下滑幅度超三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77亿元，业绩下滑幅度达100.66%。但总经理贺天元2013年的薪酬涨幅竟高达2627%，达到54.55万元。

此外，在前一年还盈利逾9100万的招商轮船在2013年出现约21.84亿元巨额亏损，净利润同比跌幅高达-2497%，但是，这并没有阻碍高管加薪的步伐。年报信息显示，招商轮船总经理谢春林的薪酬直接从2012年的18万元直线蹿升至2013年的85万元，涨了3倍多。

已经退市的央企*ST长油也是一个典型，公司披露的2013年报告显示，20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22亿元，201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0.97亿元。在连续巨亏的阴影之下，ST长油的高管揽财的决心却并未收敛。虽然整体来看，公司高管薪酬总额在2013年有微降，但个别高管的薪酬却逆势上涨。年报显示，公司董事兼党委书记丁文锦以及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万锦在2013年的薪酬仍均为52.02万元。分别比前一年上涨近2万元。

盈利下降薪酬不降稳居高位

高管薪酬与业绩没有挂钩还体现在多家公司盈利下降，但公司高管不降依然稳居行业高位。

以煤炭行业为例，2013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整体出现下滑，主要煤炭上市公司包括中国神华、中煤能源和兰花科创等数家煤炭企业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下滑。其中，中煤能源下降幅度较大，净利润跌幅达61.5%。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煤炭行业高管薪资水平仍高于其它能源行业的总体水平。中煤能源董事长、执行董事王安，仍然以150.6万元的报酬总额在“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占据第二的排位，其前一年仅为74.4万元。

进展

人社部或牵头落实改革方案

记者注意到，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内容之后，各地行动也是立竿见影。上海率先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打响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随即就出现了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重庆、天津、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北京、广东等省市陆续跟进的场景，多地在方案中提出，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并明确了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时间表。

另据媒体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或将牵头落实《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而国务院国资委将负责牵头落实《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解读

央企薪酬改革首先应政企分开

知名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微博)表示，央企高管薪酬不合理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问题。央企高管薪酬该怎么改？降低其过高的收入是大势所趋。但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做到“四要”。

首先是要“政企分开”。央企高管是由组织部门任命的，央企高管的身份是干部而不是企业家。所以，央企高管所拿的薪酬也应该是干部薪酬而不是企业家薪酬。现在许多央企高管既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又拿着企业家的薪酬。这就是导致央企高管高薪的原因。

其次是各央企高管收入分配方案要上报，由主管部门来审批。目前一些央企高管收入之所以高高在上，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央企高管“自肥”的结果，这些高管自己制订收入分配方案，自己来审批，然后由自己来执行，最终让自己受益。

其三是要与业绩等各项考核指标结合起来，并严格考核制度。高管薪酬与绩效挂钩并不是新发明，但有两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方面是高管薪酬要与效益挂钩，同时还要考虑行业发展景气度情况。如目前的石油化工行业效益明显会优于钢铁行业，但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益好显然不是公司高管的功劳。另一方面高管薪酬与效绩挂钩不能只奖不罚，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论企业效益升降，某些央企高管薪酬只增不减。

其四是央企高管薪酬收入要公开。央企是人民的央企，人民对高管的收入有知情权。而且央企高管是干部身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对自己的公仆也有监管的权利。实际上也只有在人民的监管下，央企高管才会廉洁清政，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湘丽博士

对话

薪酬结构明细应向社会公开

京华时报：造成目前薪酬体系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湘丽：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第三者或社会的监督。央企负责人的薪酬采取年薪制，包括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两部分。基本薪酬参照央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并结合企业规模、资产等因素来确定，绩效薪酬按照央企负责人完成经营绩效指标情况来确定。而如何将这些因素和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加薪的筹码、监管部门与企业高层之间如何商谈等，各个企业可能不尽相同，但这种管理方法肯定是有利于国企高层增加收入的，而不是有利于其他方面的，如降低劳动成本向国库缴纳更多的利润、杜绝奢侈腐化将资金投向技术创新等。并且，由于信息不公开透明、缺乏第三方或社会监督，这种问题得不到纠正。

京华时报：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目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刘湘丽：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高管层的职务消费，二是高管层的高额薪酬，三是薪酬信息不公开透明。职务消费制度，无论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都缺少合理性，应该取消。至于薪酬水平是否高，这与观察者的立场有关。至今为止，国企高层自身没有觉得高，但社会其他阶层的认识就不一样了。薪酬信息不公开透明，一方面为央企负责人提供了增加薪酬、提高职务消费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对央企负责人的付出与所得缺乏准确的了解，增加了误会的可能性。

京华时报：通过梳理公开的信息发现，在上市公司央企体系里，不仅一家央企存在薪酬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整个央企体系当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您认为这种现象正常吗？

刘湘丽：目前，不同央企之间存在薪酬差距，即使在一个央企内部，集团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也存在薪酬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涉及行业、制度、体制、监管各方面，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主要原因还是和薪酬管理制度，也就是薪酬信息不公开透明有关。

京华时报：相关信息显示，央企高管的高薪酬与公司的盈利无法对等，有些公司利润连续下滑，但是高管的薪酬却连续上涨，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刘湘丽：主要因为缺乏第三方或社会的监督。这也说明单纯依靠政府监管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京华时报：您认为央企高管的薪酬是否应该向社会公开？

刘湘丽：央企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高管是企业雇员，所有者有权了解雇员的薪酬状况。所以应该向社会公开。如果信息公开透明，央企高管的薪酬受社会监督，不合情理的高薪是难以出现的。如果没有监督，利己动机就会膨胀，会想方设法、巧立名目为自己加薪、提高职务费用等。今后包括央企负责人在内的央企薪酬都应该在监管部门的官网上能够免费查询到，由监管部门每年负责调查，信息内容包括薪酬水平、薪酬同比增长率、薪酬结构明细、企业平均薪酬、与国家公务员的薪酬比较指数、福利明细、退休金等。

(京华时报)

第四篇：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总收入不超过员工工资7～8倍范文

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总收入不超过员工工资7～8倍 2015-01-01 05:19:53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51 从2015年开始，72家央企高管工资单上的数字要小了，他们享受的职务消费也将被严格规范。

2015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改革首批将涉及72家央企的负责人，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

此次改革在业内称为“有一锤定音之效”。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曾表示，“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

有关专家评论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是中央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此次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降薪，而是薪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此轮改革被外界视为撬动国企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支点。央企负责人的腰包如何动，怎样改，牵一发而动全身。

央企调薪并非简单意义上的“降薪”

央企高管薪酬制度一直处于改革之中，但仍存在着薪酬水平总体偏高、薪酬结构不合理等弊病，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年平均薪酬水平为76.3万元，全部负责人平均薪酬水平为46.1万元。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是同期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大约2～3倍，与职工薪酬差距达到12倍之多，显著偏高。

央企负责人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职业经理人，还同时是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公务员。在职务薪酬上往往既有高管工资，又有“高官”待遇。

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分配，更深的意义在于撬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事实上，此次薪酬改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降薪，而是薪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改革后的薪酬结构由基本年薪加绩效改为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加任期激励收入。一位央企内部人士分析说，基本年薪将根据上72家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两倍确定，也就是说两家央企负责人的基薪是一样的。绩效年薪不超过基本年薪的两倍。而任期激励收入不超过年薪总水平的30%。总的收入不超过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7～8倍。

值得注意的是，“薪酬改革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所谓的与选拔方式相匹配，就是不能再“当不了高官当高管”，除了根据不同企业的类别和性质，还根据企业高管的身份和选拔任用机制来确定不同的薪酬。不少国企的负责人是由组织任命、有行政身

份的，就不能再拿着市场化的薪资，其薪

酬应参考国家相应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和国企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后决定。

有关专家表示，对于国有公益、垄断以及行政任命类的央企负责人薪酬要管紧，而对于央企竞争性行业职业经理人仍然要随行就市，实行市场化的薪酬。在此基础上，既要打破高管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又要给予相应的激励，做到约束和激励相平衡。

老总降薪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

企业老总薪酬降了，会否出现层级递减效应？是不是国企中高层普遍呈降薪态势？是否会造成企业人才的大量流失？种种疑问和担心，令企业负责人降薪引发的震荡一直在持续。

一位央企中层干部开玩笑说，老总都降薪了，你总不能比老总还拿得多吧。对于企业人才流失的担忧更甚，一些在国企中经过历练的人才，更被民企、外企紧紧“盯上”。

2014年年底，一家大型能源企业召开动员大会，老总给在座的员工吃了“定心丸”，他指着台上就座的董事长、总经理一级的人员说：“降薪是管我们这些人的，你们不受影响。”

这家企业的一位中层也认为老总降薪不会对人才流失形成大的冲击。她分析说，不可否认，降薪的连带效应对那些高级管理人才或许有一定影响，但是很多人选择国企、央企，更多看重的是这个平台可以有更多开拓视野和业务锻炼的机会，“不会轻易舍得走”。

事实上，改革恰恰有利于解决这种留不住人的问题。

按照此次统筹兼顾的改革思路，意在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而对于通过市场手段招聘进来的职业经理人仍给予市场化的薪酬待遇。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刘焱称，公司过去通过猎头招人，但无法按照市场给价，而是纳入央企传统的薪酬体系，反而造成高端人才的流动性比较大。“今后在公司职业经理人层面，市场化原则选聘，薪酬参照市场化标准，以此起到激励作用，这是对人才和市场的尊重。”

“阳光央企”倒逼高管晒“阳光帐本”

长期以来，央企高管薪酬如同雾中看花，有的甚至成为“秘密”而不为外人所知，而附着在一些央企高管行政级别之上名目繁多的职务消费黑洞，更是一个触痛公众神经的痛点和敏感点。

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改革方案明确规定了信息公开制度，上市公司企业老总严格按照信息披露制度，公开薪酬；非上市公司参照上市公司公开企业负责人薪资。这意味着，国企高管负责人薪酬成为阳光账本，不再神秘。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

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一直呼吁企业公开信息。他指出，当前，我国公司法、证券法

仅为上市公司设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义务。对公众来说，除有限的国有上市公司外，绝大多数国企的财务与经营状况都秘而不宣。

“实现国企公开透明，有助于激励企业管理人员慎独自律，约束其失信行为，维护国企为全民所有的性质。”刘俊海强调，国企公开透明是推动“阳光央企”的必要前提，公开透明后才有可能探索国企高管与职工的持股计划，进一步推进国企高管薪酬的市场化，体现公众的社会监督。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首度对央企负责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培训、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通信7项具体内容划了“红线”，同时为“企业用公款为负责人办理的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会员、高尔夫等各种消费卡”、“企业按照职务为企业负责人个人设置定额的消费”都戴上了“紧箍咒”。

专家认为，如此细致、精准、详实的规定，明确取消职务消费、公开高管薪酬，意在将企业正常业务支出规范化、合法化，坚决堵住职务消费黑洞，给公众一个阳光、透明的央企。

第五篇：央企高管降薪：好事还是坏事

央企高管降薪：好事还是坏事

在连日来的多个政策动作之下，央企高管降薪已成定局。对于目前央企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过大这一现象，网友也普遍非常不满。但同样也有人担心，高管降薪会削弱央企竞争力，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高管降薪削弱央企竞争力”非无稽之谈

“高管干一天 柜员干三月”并不是一个抨击央企高管薪酬过高的好例子。

央企高管薪酬过高，这是民众一直以来的普遍印象。如几大国有银行中，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2013年年薪是199.56万元；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年薪179.22万元；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年薪135.82万元；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年薪113.36万元；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年薪112.9万元。

且不谈其他各种名目的收入或者说“职务消费”，仅就一两百万的明面收入，对于这种规模的央企一把手，算高吗？尽管比起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如平安保险老总动辄数千万年薪差了挺远，但人们普遍认为，央企是全民所有制，几大银行是国有垄断企业，躺着就能数钱，即便是一把手，凭什么赚的比普通员工高这么多？

“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三月”举的例子是职业经理人詹伟坚。

“高管与基层职工收入悬殊”是人们普遍认为央企高管应当降薪、限薪的最主要理据。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一现象被概括为“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高管薪酬超过基层员工约百倍”，这个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深不满。

不过，少有人看出来的是，官媒记者举的这个高管例子实际上也许很不恰当——“以中行信贷风险总监一职为例，2013年平均日赚1.57万元，加上绩效部分则日进2.3万元。”中行信贷风险总监是谁？是2007年中行通过全球招聘引进的职业经理人詹伟坚，香港资深银行家，并不是政府任命的干部。中国银行2010年补充公告显示，詹伟坚年薪高达1101.9万元，是时任中行行长李礼辉年薪155.44万元的7.1倍。这一薪酬又是否合理？

比起作为“干部”的各大行长拿到的一两百万年薪，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詹伟坚拿到的千万年薪，或许更让人服气一些。也许会有人认为“躺着赚钱”的中行有必要请这么贵的职业经理人吗？但众所周知的，不管再怎么垄断，金融业也并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信贷风险总监是银行极其重要的一个职位，中行愿意请全球顶尖人才担任这个职位，难道错了吗？要知道，香港金融管理局前局长任志刚，是一个官员，但因为有金融技术方面的专长，年薪也是要达到千万级别的。而中行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给重要的高管予以高年薪就更没有什么不对了。

然而，如果央企高管普遍要限薪，那么就必须得考虑，怎么留下詹伟坚这种人才？留不住的话顶替的人能否达到詹伟坚的水平，维护股东（往大了说包括全体国民）的利益？如果个别位置要保留这种职业经理人，那么到底哪些高管应该由职业经理人担任？如果绝大多数高管都该由职业经理人担任，那么高管降薪、限薪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央企高管降薪、限薪政策存有疑问的第一个重要理由。央企高管降薪、限薪可能也违背了“锦标赛理论”

“薪酬金字塔”扁平化，会导致员工动力不足

詹伟坚的例子，或许有些过于非典型，毕竟金融业是高端行业，关键职位人选的好坏对企业业绩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对于多数人而言，实际上仍然未必理解在国有垄断企业中，不同级别的职员有为何有这么大的薪酬差距——在很多人眼里，国企与政府实际上是一类单位，国企的管理人员很多原先就是政府干部，人们拿的都是工资，既然政府各级公务员的工资差不是那么明显，为什么在企业里，高管与普通职员的薪酬差距就要到十几倍、二三十倍呢？

这里的差别就在于，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盈利的，员工的动力与企业的业绩会密切挂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薪酬结构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就必须要重视了。一种比较通行的理论认为，一个合适的企业职级晋升和薪酬架构会类似于锦标赛，提升薪酬可以视作职工赢得锦标赛（晋升）的额外奖励。这种理论认为，员工晋升后获得的奖励越多，那么对其他职工的激励效果越大，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的业绩。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这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一个企业的薪酬结构是金字塔状的，而不是扁平状的。

最近一二十年，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应用这种理论，提升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实践也证明这种做法对企业业绩是有好处的。而如果降薪、限薪，让一个国企老总的年薪上限最多也不过60万，是否会让企业其他员工动力不足？这是降薪、限薪政策存有疑问的第二个重要理由。实证研究指出，薪酬不足，企业管理者往往会做出冒险决策

企业管理者的薪酬会对管理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一个可以预期的现象就是，如果国企管理者认为薪酬配不上自己工作努力的程度或者经营才能，那么就有可能在经营决策时做出激进的选择——期望高风险下有高回报，当企业业绩变得靓丽时，给予管理者的回报可以弥补较低的固定工资。而如果投资失败了——反正企业不是我的，国家买单，对自己的损失有限。实证研究显示，国企高级管理人员在薪资水平较低的时期，确实有这种激进投资的倾向。而这种做法当然是对企业本身不利的。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薪资问题是一个需要慎重决策的问题，单方面的降薪、限薪或许可能引发不利后果——这是降薪、限薪政策存有疑问的第三个重要理由。但在当今中国，给央企高管高薪同样也很缺乏理由。不合理的薪酬差距同样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

前面提到，如果一个企业薪酬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状，越晋升获得的薪酬奖励越大，那么将形成一个很好的激励和竞争氛围。但要实现这一局面，前提是晋升通道公正透明，让员工能够看到明确的上升通路。而如果晋升通道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或者来源时，人们通过与其他人的比较来评价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公平性的认识。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会偏好公平，即不仅关注自己的收益，还通过与他人收益进行社会比较关注收益分配是否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薪酬差距过大，职工的薪酬满意度会下降，挫伤职工工作积极性，导致职工对组织目标的漠不关心和企业凝聚力下降，从而影响了企业业绩。这就是所谓“社会比较理论”。

在国企，由于经营者并不是企业拥有者，企业的业绩并不是最需要考虑的，自己获得的报酬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当企业薪酬结构差距过大时，企业经营者并没有动力缩小这个差距来唤醒普通员工的动力、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所以，在很多国企，员工的士气、工作面貌都比不上看重企业整体效率的私企。目前央企高管的选任方式、考核制度更是加剧了社会对其不信任

从更广义范畴来说，央企高管坐拥高薪，对整个社会都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因为会给人一个印象：反正央企高管也不是靠能力提拔上来的，而是做官做得好才当上了央企高管，坐拥高薪。这种印象甚至会伤害整个社会的工作士气。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足协前常务副主席谢亚龙在承担万千骂名后，跑去了中体产业当董事长，获得了百万年薪。

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许多央企或者国企高管根本就是政府官员卸任后去养老捞钱的。如据中央第四巡视组通报，吉林省有多位副省级领导干部违规担任金融机构董事长，其中受贿1919万元已被判无期徒刑的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退休后便选择任吉林银行董事长“发挥余热”。青海银行、浙商银行、齐鲁银行等一批地方国资持股银行高管，也调任自政府官员，部分官员“跨业”前并无企业经营经历。

而且，这些高管不管把企业经营得怎样，还往往旱涝保收。例如，成都银行年报显示，其行长、副行长等管理层平均薪酬多年上百万元，水平频频赶超五大行。然而，2012年其净利润增速从48%缩水至5.74%，同比放缓近九成，成为业绩最差的排队上市银行。某银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坏账核销，利润从50亿元骤降至2亿元，降幅超过九成，高管薪酬却未受影响。降薪难题根源在于“国进民退”下的政府与市场角色冲突只要仍然维持“国进民退”，央企高管薪资问题仍然难解

支持央企高管降薪的一个理由是，发达国家的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也是偏低的。如有媒体考察称，德国国企高管收入远低于私企高管收入。21%的德国国企高管年薪少于10万欧元，62%的德国国企高管年收入在10万至30万欧元之间。德国整个国家全职职工平均年薪在4万欧元左右，国企高管是全职职工薪酬的2.5倍至7倍以内。而目前，中国央企特别是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远远高于这个倍数。的确，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国企高管相比私企逊色不少，但这是建立在长达数十年的“国退民进”浪潮背景之下的。像英、法、德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其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域。对企业业绩的敏感度并不是很高，更重要追求的是稳定。而中国跟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过去的十年是国企虽然在某些领域退出、但在很多重要领域做大做强的十年。许多央企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这种情况下，给央企、国企高管降薪、限薪虽然是很多民众的呼声，但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推动新一轮民营化，政企分离，聘请职业经理人是解决之道

要解决央企高管的薪酬难题，还是要回归市场，毕竟市场定价是最为科学的手段。要实现这一点，就得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新一轮的民营化，如果暂时做不到，那么也应该大力推行政企分离，不要让企业成为官员捞金的场所，而是通过董事会聘请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由市场来确定其薪酬，采取市场化的薪酬结构和水平，予以相应的股权激励，董事会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考核。政府可以派出出资人代表进行监察，但完全不必享受过高的薪水。结语

央企高管降薪，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一环，理论上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只为了降薪而降薪，那么好事也可能成为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