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揭秘

第一篇：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揭秘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将于2015年年初开始实施，改革首批将涉及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72家央企的负责人。据介绍，未来央企负责人薪酬将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将不超过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到8倍，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

改革方案

首批涉72家央企负责人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说，此番改革提及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是指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包括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

据记者多方了解，照此标准，改革首批将涉及72家央企的上述负责人，具体调整范围将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并由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央企。

薪酬构成调整为三部分

此番改革中，央企负责人薪酬将由过往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调整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考虑到在不同企业任职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都由中央任命，为体现薪酬分配的公平性，对这些负责人原则上确定相同的基本年薪。

记者从知悉情况的央企人士处了解到，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将按照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确定；绩效年薪根据考核结果，不超过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的2倍；任期激励则不超过央企负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

不超职工平均工资8倍

据此测算，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水平将不超过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到8倍，负责人与职工薪酬差距将显著缩小。

目前，央企主要负责人与职工薪酬差距在12倍左右。其中，国资委监管央企高管平均年薪在60万到70万元之间，而非国资委监管金融类央企高管薪酬则普遍在百万元以上。

“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邱小平说。

考核不合格将拿不到钱

另外，根据改革方案，对于年度或任期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央企负责人，将不得领取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这意味着，如果央企负责人干得不好，已经发放的薪酬或将面临追索扣回。

针对目前不同中央企业的福利项目和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央企负责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并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和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纳入统一薪酬体系统筹管理。

记者同时获悉，根据相关精神，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将不得在企业领取国家规定之外的任何其他福利性货币收入。这也意味着，即便央企负责人在下属企业兼职，也不得领取报酬。

此外，央企严禁按照职务为负责人设置消费定额，也不得用公款支付其工作职责之外的费用，更不得为其转移个人费用支出。

昨天，包括中石化、中国移动在内的多家央企向京华时报记者表示，对于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专家解读

增加任期激励为大趋势

在本次的改革中，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结构增加了“任期激励收入”一项。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在第一第二任期中，探索出了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的基本薪酬结构，据对企业的考核结果决定绩效年薪的水平。央企业绩考核分A到E五级，A级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薪金是绩效薪金基数的2-3倍；依次往下，如果考核为B，绩效薪金则是基数的1.5-2倍；考核为C，是1-1.5倍；考核为D，是0-1倍。当考核结果为E级时，绩效薪金为0。

根据最初的设计，基本年薪跟绩效年薪的比例是4:6，其中绩效年薪在当期发放60%，剩余40%等到任期结束时根据央企整体业绩进行考核来发放。

国资委内部人士表示，薪酬延期支付的实施是为了发挥约束的作用，因为国资委成立前央企只有年度薪酬，未建立起长期激励制度。而从第三任期开始，国资委已开始酝酿在央企负责人薪酬中引进任期激励收入，以此取代延期支付和考核结果挂钩的形式。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央企负责人薪酬引进任期考核是大势所趋，因为中组部任命的央企负责人实行任期制，这一制度容易导致央企负责人在任期内为追求短期效应而盲目扩张，结果导致大亏损，这也是央企于2008

年、2009年两年快速扩张的后遗症在近两年爆发后总结出来的教训，因此将央企负责人的任期激励单列一项考核很有必要。

新规限高控高意味明显

李锦透露，负责人原则上确定相同的基本年薪，事实上也是对央企负责人薪酬上限设置了天花板，因为央企负责人三部分薪酬比例有明确的规定。

李锦评价，此轮改革对72家央企负责人薪酬的设置主要遵循了“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原则，以工资为基数来考核高管限高、控高意味明显。他预计，受此轮薪酬改革影响最大的将是金融企业，其次是保障性企业以及旱涝保收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如国资委监管下的石油、电网、通信等行业的央企。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表示，对中组部任命的央企负责人原则上确定相同的基本年薪，体现出了人社部出台新规的逻辑：这类央企负责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公务人员，限薪措施对其身份具有合理性。

薪酬如何公开将成焦点

对于今后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的方向，李锦表示，一是公开，二是配合央企分类考核。过去绩效与任期激励都是不公开的，当央企负责人薪酬从两部分明确调整到三部分之后，今后负责人薪酬在这块比例可能比较大，如何公开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锦还预计，未来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将会配合央企的分类考核进行，但主要是微调。未来国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应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聘任方式采取不同的薪酬制度。分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益性、垄断性公司，竞争性公司参照市场标准并略低于市场，其余参照公务员薪酬标准；二是将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员标准，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标准；三是将国企高管分为职业经理人与出资人代表，前者参照市场标准并略低于市场，后者参照公务员薪酬标准，并略高于公务员薪酬标准。而具体到某一央企，也要进行细分。以中石油为例，石油开采是垄断性部门，但管道运输和销售则是市场性部门。

职业经理人等不受影响

祝波善表示，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跟央企分类考核及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相辅相成。职业经理人不受限薪影响，同时有严格的问责机制，有利于提高央企市场化程度。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歧认为，对于国有银行来说，降薪的是按干部任命的高管，完全不影响以市场化方式引入高端的技术人才。对于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曹凤岐认为改革能够完善国有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国有银行的公司化、企业化和市场化

第二篇：央企薪酬范文

央企薪酬：中石油处级干部年薪25万普通工人3万

8月25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公告，要求在10月31日前开展2013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这次调查主要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及各中央企业，并首度将央企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纳入调查范围。

“目前，央企高管与普通人员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平均差距接近20倍，有的企业CEO工资甚至比普通员工高出上百倍。”国资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脱明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往，央企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包括职工福利性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一直没有纳入国资委对国企工资总额统计及规范管理。

在脱明忠看来，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启动国企职工薪酬调查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响应国务院年初公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基础工作，提高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收入分配调控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准化水平。

实际上，国资委主导的薪酬调查工作自2007年始每年进行，但结果从未公布。而央企及主管部门的讳莫如深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好奇：央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究竟如何？

福利削减

在很多人眼里，央企是“高富帅”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前程似锦。当陈平还是学生时，他也如此认为，但美好的想象在他进入这座“围城”后碎了一地。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平考入中国移动浙江省某地市级分公司，从事网络维护工作。两年里，他从6岗升至7岗，基本工资涨至每月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扣除个税，每月到手4000多元；再加上一万多的年终奖，这便是他工资的全部。

在这家公司的人事架构里，8岗及以上属于领导岗位，依靠提拔与竞聘。陈平顶着维护员“最高岗”的天花板，年薪6万—7万。用他的话说，“日子还能过，但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此前，刚入职时，单位里每月还会发几百块消费卡，春节、清明和中秋稍多一些，一年到头总共七八千元，足够陈平给父亲买两条中华，为母亲添几件衣裳，但今年，这些隐性收入全都淹死在“厉行勤俭节约”的改革浪潮里。

而仅剩的福利，陈平记得公司每年会往工资卡里打一两千元医药费，其余无非是“春天发一包红豆，夏天又有一包绿豆，等到中秋分一盒月饼，过年时再有点年货。”

陈平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是个正式工。据他观察，中国移动地市级的公司里，正式工的比例只有15%—20%，相当部分都是派遣工与聘用工，他们的福利也不好，而且工资更低。

不过，同样是央企的子公司、同样两年工龄，欧阳的生活却比陈平舒心很多。他是南方电网某沿海分公司的基层职员。这家单位的运行部下设多个巡视维护中心，每个中心配备1名站长、3个值班长以及值班员若干。

欧阳是其中一名值班员，他的月薪并不算高，税后6000多元。过去，在10月、11月等用电高峰季，他可以拿到3倍的工资，而不久前工资改革后，这种涨幅被控制在30%以内，但过年前后，他有时仍然可以得到双薪甚至三薪。

此外，他的年终奖为半年的工资，大约4万，同时还能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项目：首先，每逢过节，公司会发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购物卡和消费券，“今年少一些，但上半年到手的有五六千元。”

其次，这家单位拥有自己的员工食堂，提供早饭与午餐，同时，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因为食堂的饭菜便宜，饭卡里的钱通常吃不完。”欧阳透露。

不止如此，公司还每月举行1—2次文体活动，凡出席者全部有奖，奖金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而且，公司还以不低的比例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

类似陈平与欧阳的待遇差异在央企圈里司空见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储备棉，虽与中石油、中国电信同为央企、同处垄断行业，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与后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通常要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好。同时，这也与历史沿革有关，比如电力行业自上而下普遍待遇较好，而大多数垄断行业虽然赚钱，一线职工的收入却不高。”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公司董事长祝波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而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的26%，而最低只有149元，在工资总额中的占比仅为0.6%，两者相差近300倍。

薪酬级差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即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央企的薪酬差别依然巨大。

老梁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一位有着15年工龄的普通工人。辽河公司隶属于中石油，是全国最大的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每年向国家和集团公司上缴利税逾2500亿元。

在这样一家富余的企业里，老梁的收入称不上好。他提供的一张本某月的工资单显示：基本工资2235元、工龄津贴240元、野外津贴113元、上岗津贴196元、住房补贴99元、夜班费210元、加班费308元、午餐费294元，应发工资3695元，扣除住房公积金500元、养老金444元、失业保险金50元、企业年金55.57元，实发工资2640元。

另一位辽河公司员工透露，他们家的生活日用品很少自己买，单位里一般半年发一次，够用很久，而且孩子的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半。“如此计算，每年的福利性收入大约为7000元”。

不过，辽河公司上级干部的薪酬远非这两个数字之和。“通常，正式工人的工资每月2000元—3000元，科级干部比普通工人高一倍，处级干部又比科级干部高一倍；至于年终奖部分，普通工人大约2万，领导干部拿得更多。而总的来说，一个处级干部的年薪可以达到25万。”

老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工资总额，比如说公司总共1000人，中石油1年给1000万，那么，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从这里出。工资总额每年都涨，但落实到工人头上的涨幅很小，因为科长、处长等拿得多，占比大。”

而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的一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普通员工与领导的差别主要在于奖金，“比如一个采油厂，员工的季度奖金如果是3000元，那么厂长起码要乘以10，拿3万。而其他小领导也要按照系数拿，组长、班长1.1，车间主任1.5，以此类推。”

其他不少央企中，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同样“断裂”。在黑龙江一家大型煤矿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该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3万左右，但矿领导的年薪都在20万以上。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配合发改委，对垄断行业进行过收入调查，范围涉及数十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调查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其实，一线职工与中高层管理者在福利上的差距往往比工资更大。我们通常说的五险一金属于法定福利，而央企内部会有针对管理层的差别化福利，有些还不能用货币衡量，比如职务消费、出国经费、公车配备，等等。”祝波善说。

此外，不少央企内部还存在大量的聘用工与派遣工，他们与编制内的一线职工及管理人员在工资、福利上又有差距。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某科研院为例，这个研究所拥有自己的医院。“我没有编制，和有编制的员工看同样的病，却要花几倍的钱。”员工林德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

这种薪酬鸿沟曾引发过巨大矛盾。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像中石油一类的企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通常将普通职工和企业干部的薪酬分开发放，普通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在公司层面发，高层领导的收入则由上级公司发，并且是年薪制，同时，不在基层公司的工资表上有任何体现。

央企收入级差根在垄断

尽管工资待遇平平，在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章明却享受着一项令很多人羡慕的待遇：福利房。

这项住房福利已延续多年。老章过去住的就是单位的福利房，但只有60平方米。去年，他上交旧房，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这套住宅面积135平方米，三室两厅，附近区域商品房的市场价为每平5000元，但老章的购入价只有2000多元/平方米。

“房子是单位自建的，按照员工工龄一批一批走。而且，新入职的大学生，只要结婚，都可以参与分房。”章明说。

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并不鲜见。据祝波善观察，一些央企在地方上非常强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拿到便宜的土地，集资建房后再以远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发售给员工。虽然这种操作不能绕过现行的政策和监管，但当地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中石油曾在北京爆出团购房上市交易，2年利润翻4倍的消息。这个备受争议的小区名为丰和园，去年5月的单价超过了3.3万/m2，但中石油员工2009年的买入价只有8170元/m2。

而2013年5月，审计署接连公布2013年第3-15号审计结果，央企部分违规的隐形福利被起底。比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1085.43万元违规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楼、厂区道路等。

2012年12月，中国第一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该调查指出，企业员工反映最需要增加的福利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医疗“三座大山”上。

对于住房福利，正略钧策咨询顾问邓明时表示，“变相集资建房在很多央企、国企广泛存在，这是民企无法企及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国企、央企提供的保障要比民企更加优越。“比如住房公积金，民营企业通常按照最低的比例缴纳，而国企、央企大多参照上限。”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住房保障已是章明的最大利益。作为西部钻探的班车司机，章明每天往返于戈壁滩上，工作条件艰苦。他的工龄接近30年，月薪4000多元，年终奖也极少，只有2000元。

“其实，央企对于普通员工的福利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基础型的需求。而且，好公司好福利是应该的，问题就在于员工的招聘，如果选拔是一场社会化、公平公开的竞争，那就没有问题。”一位供职于华润集团的项目经理向时代周报透露。

在他看来，国企与外企完全是两种企业文化，比如，很多老牌国企几乎不炒人，这使得福利的激励作用在国企很难见效，故而，它也就没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更好的福利。

“简单从统计数字来看，央企的福利并非最好。外企的福利投入很大，而民企为吸引人才也尝试了很多更有竞争力、更加灵活的做法。”韬睿惠锐福利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但民众为何会对央企提出质疑，这与他们认为央企拥有垄断的市场资源、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央企在工资福利上的投入会让人认为它偏离了人才管理成长机制。而这种矛盾的缓解需要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透明的监督管理。”

这样的种种不公与鸿沟可能不会长久，国务院有动刀的迹象。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其中指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脱明忠认为，目前这番调查之后，国资委可能会出台一个关于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否则，国务院的这个文件还是难以落实，没有抓手。国资委主导的薪酬制度调查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调查结果应该逐步公开，至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可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以及权益博弈的问题。”他谈道。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陈平感到害怕，“我不会被划入工资、福利过高的部分吧？”

伍海川则主张，目前一个总体的情况是，央企与外企的福利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福利的改善使得央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的观点。相反，很多人选择央企更多是出于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稳定性等维度的考虑。

“从福利优化的角度来看，民企要优于央企，比如，民企会针对职工提供更有特点、灵活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这一点上，国企和央企应当学习民企的做法，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福利进行创新和改善，毕竟，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最有创造价值的岗位。” 伍海川说。

朱列玉认为，目前，在垄断的国企和央企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高管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太高，内部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70万之间，此前，2004-2007年，这一数值自35万、42万、47.8万一路涨至55万。

与之相对，“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派遣工和临时工，即便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朱列玉说。

朱列玉建议垄断央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参照公务员的待遇，或是拟定一个倍数，比如1.2或者1.5。“其实，央企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里，经理人由市场聘任，他的收入多高都不是问题。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又由国资委层面主导，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无解。”祝波善表示。

“央企内部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突破垄断来消除，但反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线员工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应该参照工作强度、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制定薪酬标准，真正实现同工同酬。”朱列玉呼吁。

部分地方收社会抚养费发奖金：最高能返还92% 社会抚养费曝征收乱象：地方大比例返还基层部门

社会抚养费每年收了多少，去向何处，至今是个谜。

今年7月，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创立人吴有水律师向全国31个省份计生委及财政厅（局）共62家单位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昨日，吴有水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共收到26个省级财政部门、20个省级计生部门的书面答复，“给出数据”的省份只有17个。

目前多位律师已联合向国家和各省财政、计生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有乡镇计生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各个乡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按照不同的比例返还给了计生干部，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返还20%。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出 《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引起讨论。尽管有报道称“取消社会抚养费”甚至取得了不少基层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认可，但这一提案在法律层面尚未获突破。

部分地方“社会抚养费”成糊涂账/

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收取“社会抚养费”。虽然从结果来看均是对“超生”家庭强制收费，和“超生罚款”提法不同的是，由于不是“行政处罚”，“社会抚养费”不再受《行政处罚法》两年追溯期限限制，这意味着“超生”家庭试图逃避缴纳高额“超生”费用的难度更大。

吴有水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仅2012年一年，全国17个省份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就高达165亿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近日回应舆论关注表示，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该费用既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

由于缺少透明度，不少地方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有渐成糊涂账趋势，“对有些人征收，对有些人不征收，征收来的钱去了哪里最后都搞不清楚。”吴有水说。实际上，在各省财政预算中，“社会抚养费”未纳入每年公开内容，而地方计生委网站也鲜有该费用收支数据。

之前，河南审计人员曾撰文披露“社会抚养费”收支管理中种种“乱象”，包括截留坐支、挪用、乱罚款、打白条甚至不开票、滥发奖金、吃喝招待等。

尽管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偶尔会对该费用组织专项资金审计，不过全国范围审计仍然缺乏。审计署日前表示，对“社会抚养费”关注度不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

社会抚养费大比例返还/

吴有水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有26个省级财政部门给了答复，20个省级计生部门给了答复，但很多答复是不知道、不能公开，其中17个省给了数据。”即使部分地方已公布数据，多是只给一个“总数”。

继吴有水之后，全国另有14名律师近日分别向14个未答复的省份再次提出了申请，并表示如仍未获答复，将提起行政诉讼。记者获悉吴有水已向财政部和卫计委提起行政复议，并计划选取一两个省，向其中各县再次申请信息公开。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交《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认为“社会抚养费”在执行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建议“尽快从政策上加以调整，停止征收，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目前对“社会抚养费”收费标准做出如下规定，“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由于上述《办法》仅对收费标准做出原则性规定，地方执行部门具有巨大弹性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具体执行中出现了多重标准。根据吴有水掌握的情况，实际征收“社会抚养费”时，收多收少、是否开票等问题容易受权力、关系影响，滋长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却逐渐异化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手段。

根据国家相关预算管理要求，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体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取方面，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支出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据吴有水掌握的信息，地方财政向基层乡镇返还的“社会抚养费”比例惊人，“各个地方不一样，有90%的，95%的，有100%的。”基层计生部门收取的绝大部分费用，最后以财政返还形式到了基层计生部门。

甘肃省一乡镇计生干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现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力度很大，最终每个乡镇按照不同的比例来返还，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乡镇20%。

据媒体公开报道，云南昭通地区将社会抚养费的92%返还基层。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县级计生行政部门有权做出征收决定，不过在执行中，乡镇计生部门通常扮演收费主体。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基层部门容易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而默认 “超生创收”，偏离了其立法作用。

“如果像现在这样起不到立法本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值得考虑。”吴有水说。返回腾讯网首页>>

第三篇：最新舆情 央企负责人薪酬信息公开----引关注

央企负责人薪酬信息公开----引关注

来源：信息来源：金陵晚报 2014-11-25 09:03:00发表

(377人浏览 71人评论）

针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已经正式落地并将于2015年1月正式实施，除了央企负责人薪酬调整外，国家将建立薪酬信息公开制度，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福利性收入等薪酬信息，无论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负责人都必须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并向社会公开。一直以来，作为央企薪酬最具争议的灰色地带，央企高管“看不见的收入”成为社会质疑的焦点。央企负责人薪酬信息公开，此事引起网民关注。

有的网民认为，央企负责人薪酬信息公开，为国有性质企业的薪酬信息公开带了一个头，还让官员财产公开得到了推进。央企负责人薪酬公开，还特别顾及到了此前难以覆盖的角落。相对而言，上市公司因为制度要求，其负责人的薪酬信息相对容易获得，但非上市公司则容易置身于监督之外。此次专门规定非上市公司也包含在薪酬信息公开范围之内，既是制度公平的要求，也扩大了自信公开的覆盖面。

也有的网民认为，央企薪酬制度改革，一直是社会舆论热点，这既是因为央企、国企薪酬制度中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缘于因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造成的误解。这导致央企、国企的薪酬制度改革，被简单解读为降薪，而忽视了其中企业属性不同、社会功能不同造成的差异性，也忽视了央企、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把降薪视作改革的主要诉求。

还有的网民说，央企负责人薪酬信息公开，为国有性质企业的薪酬信息公开带了一个头，如果推广开来，公众对于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和构成就可以有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也有助于对央企、国企的现状有更全面的

了解，避免误解引发放大效应。央企负责人薪酬公开，也有利于实现对其收入水平和过程进行内外监督。薪酬制度改革后，央企负责人的收入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

部分网民认为，央企负责人薪酬公开，还让官员财产公开得到了推进。目前，官员财产采取的是申报制度，即上级部门掌握情况，而社会仍难获得相关信息。央企负责人作为官员的组成部分，其薪酬公开有助于积累官员财产公开的经验，创造让更广泛的官员群体公开财产的条件。

少数网民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薪酬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理当保密。但是，鉴于央企所掌握的庞大资源，人们仍然担心，在薪酬缩水后，是否会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补偿。

多数网民意见，仅仅是信息公开的原则要求，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阳光化。建立什么样的信息发布机制，除主要负责人外什么级别的管理层也应包括在内，是否会因保密设立豁免条款，能否在相对固定和静态的薪酬信息之外，加入其他收入信息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总之，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是央企、国企改革的组成部分，其薪酬信息公开，同样如此。只有清晰、可操作，才能起到既划清上限又不失激励的作用，从而优化国企、国资改革的应有环境。

（上传单位：火石山中心校 上传人：宫丽丽）

第四篇：一份央企薪酬调查报告引发的思考

金融危机逐渐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民生优先，适时的调整分配秩序，不仅保障经济健康运行，而且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当前，企业面对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确定变化与风险，更容易使那些造成以往收入分配不公的相关体制积弊得以显现。这就决定越是在金融危机的强力冲击的情况下，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越是要

对效率有更大诉求。对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应进行及时有效的清理，对过去种种不公平与不平等的非市场阻碍因素进行全面优化，才能产生强大的激励功能，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诉求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中央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之一，在创造社会财富和承载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职工规模，使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既能有效的激励职工发挥工作热情，又体现社会公平的意愿。薪酬体系是连接企业与员工的纽带，是公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设计良好的薪酬体系有助于降低企业人员的流失，吸引高级人才，减少企业的内部矛盾，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随着企业领导人薪酬管理意识的增强，众多中央企业不断深化薪酬改革，克服组织管理链条长、用工形式复杂等诸多困难，初步建立多层面、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通过近些年对大型企业的实地调查，发现由于粗放式的管理手段和监督制约机制的乏力，企业的薪酬分配体系仍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限制人力资本这个最活跃的生产力作用发挥，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要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分配制度，离不开对现行分配领域普遍问题进行诊断，正如世界银行专家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统计工作的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改革。在研究国企收入分配方面，工资制度变革、工资性收入结构变化，以及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一般结论只能作为我们进一步掌握真实情况的一个起点。必须对现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为此，笔者以一家典型中央企业集团为切入点，对其薪酬体系中的职工收入增长机制、薪酬分配秩序和企业用工制度三个方面开展调查。该企业作为一家生产型企业（以下均简称为xx企业），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均居行业前列，且成立时间较早，所属二、三级单位众多，是我国中央企业的典型代表，能够反映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本次调查采用事件分析方法，探讨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薪酬增长机制和结构的调查

（一）职工收入增长情况

xx企业拥有职工十几万人，近六年的时间，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3倍，同比职工工资增幅不足1倍。工资性支出在xx企业的总产值的结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所占比重由9.30%下降到5.78%，降幅为3.52%，而企业高级管理层与一般职工收入的差距却由5倍激增至23倍。

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增长机制存在缺陷，广大职工未能分享企业效益高速增长的“盛宴”。事实上，多数企业效益的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是以减缓职工收入增长为代价，企业高额利润的背后隐含侵占职工的利益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企业集团的盈利水平稳步提升，但是广大职工的收入增长却远落后于企业效益的增长（个别垄断高工资行业除外），特别是一般职工的利益，甚至出现了收入“缩水”现象。

（二）企业内部群体薪酬差异情况

xx企业实行以岗薪为主的工资分配模式，生产服务岗位为主体，管理技术岗位为核心的岗薪制度。对该企业最近一年的工资水平调查结果表明，管理及技术岗位年均工资5.02万元，生产服务岗位年均工资2.63万元，仅占管理技术岗位工资水平的52.40%，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岗位职工占该企业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人均年收入为2.72万元，仅为管理技术岗位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

管理层与一般职工收入差距较大，企业机关本部平均工资收入7.23万元，是该企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的2.73倍，企业负责人的工资收入更是高达职工平均工资的30.31倍。

调查表明：尽管岗薪工资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拉开了各岗位之间的薪酬差距，但是除直接证据表明企业领导人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拉大外，岗薪工资并未能科学体现职工的劳动价值。因为企业在划分岗位过程中，对岗位的界定存在一定模糊性，导致下属的不同单位之间对岗位认定上大相径庭，那么，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岗薪工资难免会偏离科学、公平的宗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岗位的划分是实行岗薪工资的关键所在，xx企业曾聘请世界知名薪酬咨询公司提供专业意见，通过专业化的指导来破解岗薪难题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尝试。

二、薪酬调控和制约机制的调查

（一）企业薪酬总额控制情况

为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工效挂钩，xx企业较早实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分配模式。但是，在实际执行中，xx企业除按照工效挂钩核定的工资总额之外，每年仍计提部分工资。仅2001年至2006年，xx企业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在工效挂钩的工资总额之外另

行计提工资16.7亿元。特别是在2005年后，国资委对xx企业工效挂钩方案的批复明确规定要求其严格执行工资总额同利税总额挂钩，但2005年至2006年，xx企业仍违规自行计提工资总额4.31亿元。

调查表明：工效挂钩体制的初衷就是通过调剂企业工资总量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但企业以各种名义在工资总额外列支职工工资，破坏了工效挂钩这个“蓄水池”的功能，削弱了国家对企业工资总量的宏观调控功能。

（二）薪酬监督管理情况

xx企业薪酬体系逐步完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格局，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约机制却未建立。在调查过中发现了以各种形式违规取酬问题。比如：职工以兼职为名在所属账外的公司违规领取奖金；逃避审批程序，与个人签订虚假劳务报酬合同，额外向个人支付奖金；虚构假名套取资金向有关领导发放报酬；企业领导人在兼职公司领取薪酬等问题。

调查表明：由于该企业下属单位众多，仅选取了部分单位的进行薪酬内部监管调查即发现了上述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乱发放奖金和违规取酬问题突出。这此问题反映了企业内部薪酬制约机制缺失，工资制度规范管理方面仍待加强。

三、企业用工制度的调查

早在2003年，xx企业规定由集团公司本级统一管理各类形式的体制外用工，并严格执行申报审批制度，所属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未经集团公司批准私自与单位或个人签订临时用工合同及协议。经调查，2004年至2006年，该企业体制外用工共计11.18万人，发生劳务费支出17.70亿元，而经过集团审批的体制外用工仅为6451人次，劳务费为0.31亿元，仅占公司审批额度的1.75%。

xx企业由于历史包袱沉重，企业大量的富余人员形成了内部劳务市场主体，为解决和安置下岗人员，规定凡是体制外用工必须优先在内部劳务市场挂牌招用。但由于临时用工审批的无序管理，仅2004年，xx企业体制外用工22 745人，其中外部用工16 447人，占72.31%，同期xx企业的内部富余下岗人员有29 430人。

调查表明：xx企业组织结构较为庞大，下属的各级独立法人单位规模达数百家，对体制外用工的管理非常薄弱。体制外用工审批制度流于形式，形成企业一方面大量雇用外部临时用工，一方面企业内部又存在大量富余人员的局面，加大了人工成本，这种管理缺失的局面导致企业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另外，xx企业雇佣体制外用工与个人签订临时用工协议，以劳务费名义将工资性支出在管理费用中列支，调查的最近三个中，体制外用工工资性支出4.36亿元全部列支工资总额之外。其后果是不仅工资总额控制无法与企业效益真正挂钩，还导致了体制外用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少缴或者不缴社会保险问题时有发生，损害了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

四、国有企业薪酬改革进程中的思考

对xx企业的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普遍存在于国有企业的薪酬弊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初次分配领域处理好效益和公平的关系，在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当中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激励机制。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地位决定建立完善的薪酬制度尤为重要，在整个企业格局当中应当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在中央政策指引和企业自主改革薪酬制度的进程中，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取得了新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宏观层面，主要问题是企业分配秩序混乱，分配行为不规范，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受到侵害，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相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偏慢，某些行业、职位工资水平过低，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政府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管理主要是对企业工资总量进行调控，有两个不高于的规定，但是在这个规定幅度内国有企业的人工成本总额往往是呈刚性无规律增长的局面。企业利润的增长一部分原因来自成本超常压缩。其中，劳动者报酬的减少是重要方面。从企业生产成本的构成上分析，这几年我国企业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原材料等成本减少缓慢，特别是资源、能源价格上升，成本刚性较大。通过减少这类项目的成本来增加利润难度很大，而劳动力成本成为企业减少成本增加利润的目标。企业通过减少劳动力数量、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劳动力报酬，在人力成本方面挖潜来提高利润水平。我国过剩的劳动力现状，为企业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微观层面，主要是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仍缺少先进理念指导，缺乏战略引导，基础管理薄弱，薪酬制度设计不够科学，内部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差距不合理扩大，企业普通职工工资结构差异未能体现公平、效率原则。特别是在长期以来的工效挂钩考核背景下，国有企业管理层为完成国家下达的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为了实现政绩，一边以改革改制为名大量减员，另一边却又临时从社会上大量招收聘用人员，减少劳动力成本，导致“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存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劳动力成本长期低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甚至低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一个国家的产业将难以维持竞争力，更难进行产业升级。

五、建立科学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

面对困扰国有企业的薪酬难题，如何化解难题与矛盾，不断制定和调整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薪酬制度才是当务之急。应在正确的改革思路的指导下，采用科学方法是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的正确途径，通过上下联动，把价值追求、价值创造、价值评估环节与价值分配诸环节衔接起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改革相互形成合力，协调推进，共同促进我国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取得最终成功。

第一 搭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建立科学的薪酬分配制度。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为指引，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规范，建立与相关配套改革有机衔接的职工薪酬管理系统。

一是通过科学的评估人力资本价值，设计薪酬定位。在梳理业务管理流程基础上，构建合理的组织机构、正确划分管理责权，根据执行业务管理流程的需要与组织机构职责功能确定岗位名称，在岗位分析基础上定岗定编，再对所确定的岗位进行岗位价值评估，真正的发挥岗薪工资的激励作用。

二是科学的薪酬激励机制，既能激发员工高涨的工作热情，又能从总体上减少企业人力成本，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薪酬激励不仅是货币激励，实质上已成为企业激励机制中一种复杂的激励方式，隐含着成就激励、地位激励等。根据企业特点，将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变动激励与稳定激励相结合，充分调动经营者和劳动者以及投入生产要素个人的积极性。

三是借助中介咨询机构专业力量，扩充企业薪酬设计“智囊团”。聘请专业机构为企业量体裁衣设计薪酬制度，将外部“智力”引入企业薪酬决策层，不仅吸收先进的经验，还避免企业内部各方利益博弈造成整体利益受损的弊端。

第二 发挥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作用，引导企业建立正常的工资决策和增长机制。建立健全企业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严格工效挂钩执行纪律，创新工效挂钩清算方式，积极稳妥的推进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推动新分配格局的建立。改进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量的管理办法，单纯的利润类考核指标给企业人为调剂当期利润留下很大空间，尝试通过推行基于eva等衡量企业价值指标的考核机制，将企业价值增值与工资总量相挂钩，建立企业长期发展与经营者利益相挂钩的利益共享机制。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使企业经营者以股东的心态来思考企业的发展问题，真正建立起企业领导承担风险、享受利益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创造出良好的国有企业激励环境，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 改革国有企业用工制度，逐步建立完全按劳分配的机制。解决国有企业职工身份不同的“双轨制”后遗症，体制外用工与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日益得到关注，实现同工同酬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用工体制的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宽泛，且面临诸多棘手问题，需要国家、企业和社会充分发挥自身使命感，抛弃片面强调局部利益观念，共同推动此项改革的开展。具体的讲，国家通过对企业的考核逐步施加影响，企业在自身承受范围内逐步实现用工制度统一化，职工本人应不断提高职业技能，以适应企业的岗位需要。

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和普遍性，但在具体每个企业的薪酬制度改革中，面临着各自的评估改革点的风险和企业承受能力，仍需根据企业的实际设计合理的薪酬制度。同时，薪酬制度往往随着整个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而不断变化，随着国情、企情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化特点。因此，要用动态变化发展的观念来考虑企业薪酬体系建设，把握时机，适时建立公平的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发挥调节功能，实现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益分配，最大程度地使生产力要素中的人的要素活跃起来，助推中国经济健康运行。

第五篇：央企的组织文化与薪酬

央企的组织文化与薪酬

“文化非常像是鱼缸里的水，尽管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易被人觉察的，但是它的化学成分以及能够支持生命的元素却深深地影响着鱼缸里的生物。”薪酬实际上是组织文化的重要决定因素，组织中有什么样的薪酬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文化。

中央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尤其是薪酬体系设计和管理人员，必须做到非常清楚地理解组织文化的内涵，同时深刻理解薪酬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收入分配功能，薪酬体系和组织战略以及组织文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唯其如此，人力资源专业人员才能正确认识和描述组织文化。同时，通过设计薪酬福利计划及其他报酬计划，并且运用适当的薪酬沟通和管理方式，来帮助组织创造一种有利于吸引、激励以及留住优秀员工的组织文化。我国中央企业的组织文化与薪酬：现状与问题

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已经快20年的时间，但是基本属于国有性质的中央企业在我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掌握中国经济命脉、加强国防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等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特殊性，中央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及组织文化方面，也就必然有着不同于完全市场化企业的一些特殊性。如何在理解这种特殊性的基础上，借鉴市场化企业的治理方式、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以及组织文化建设的经验，不断提升中央企业的运营效率、财务绩效以及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力)，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中央企业在组织文化建设和薪酬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组织文化和薪酬体系之间以及两者与组织战略之间的关联度不高

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文化建设本身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服务于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你很难想象这样一种组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群有“文化”的人聚在一起，但就是不知道聚在一起最终要干些什么。组织文化通常是企业为了配合使命、愿景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有意识地培养的一种企业元素，如果企业本身的战略方向不明晰，也没有足够的外部竞争压力，那么，企业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生产车间或者是工厂而已，很难打造现代意义上的组织文化。同样道理，一个组织的薪酬体系也应该具有战略性，即薪酬系统必须通过对员工的正确激励和引导，来使大家共同为组织战略的实现而努力，由于组织文化与组织战略也必须保持一致，因此，薪酬体系同样必须有助于强化组织所需要的那种文化。

而我们的一些中央企业，由于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竞争或者是只有很微弱的外部竞争，或者是满足于依赖国家的扶持，自然也就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没有竞争就无所谓战

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关注点更多地是在组织内部的管理与控制，而并非外部市场竞争以及客户服务，可以说，缺乏打造为满足竞争挑战而必需的组织文化的基础。在缺乏明确的战略导向的情况下，有的中央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基本上停留在领导者个人的好恶上，领导者是什么领导，个人对企业有什么样的想法甚至个人有什么偏好，组织便可能会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宣言，这种组织文化往往缺乏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性。同样道理，在这种环境下，组织的薪酬体系设计也往往不是战略性的，不仅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而且与组织文化之间往往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对组织文化的定位不准确，期望过高，使组织文化建设无法落到实处

一些中央企业对于组织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定位不准，对组织文化抱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无法通过组织文化建设来达到的目的也被强加给组织文化。比如，当组织中缺乏创新意识、客户服务意识或绩效意识的时候，一些中央企业的领导者寄希望于通过组织文化建设来改变组织的氛围以及员工的思想意识，但与此同时，企业却依然继续实行原有的薪酬体系，薪酬本身强调的是行政级别和工龄等因素，创新、服务、绩效等概念在薪酬体系中没有完全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们自然不会按照领导人期望的那样去进行创新、提高服务水平以及关注绩效。

再比如，笔者接触到的一家中央企业刚刚完成对若干控股企业的兼并、收购和重组，集团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管控体系尚未梳理清楚，就已经在发表招标公告，请咨询机构来帮助自己做企业文化。后来了解到该集团领导人试图通过企业文化来完成整个集团的思想统一以及树立集团对控股公司的控制力。但是很显然，如果没有制订出明确的集团发展战略，不形成科学、合理的集团管控思路，不重新梳理集团总部的组织结构，不做好集团本部的人力资源队伍调整，仅仅依靠所谓的组织文化建设，显然根本无法达到统一整个集团的思想以及加强对下属企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最后，还有个别中央企业领导人之所以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其主要目的并非是提升组织绩效或谋求组织长期发展，而更多地是为了加强个人对组织的控制，努力将企业打上个人的烙印，把自己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家长，在他们的心目中，企业文化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大家尊重其个人权威，无条件地服从其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组织文化建设实际上已经沦为企业领导人强化个人地位或实行权力集中的一种工具。

企业宣扬的组织文化与组织中事实上存在的文化脱节，现有的薪酬体系强化的仍然是落后的组织文化，薪酬福利差距过大导致组织和谐程度越来越低

我国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都有自己的使命、愿景、价值观陈述，也有更多的专门的关于组织文化论述，这些文化宣言大多不仅朗朗上口，而且看上去激动人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员工们在组织中实际感受到的文化与组织宣称的文化经常是两回事。概括起来说，在一些中央企业中仍然充斥着官僚、资历、本位、封闭、自满等文化的特征及其相应的薪酬特点：第一，很多中央企业中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官僚机构氛围，大家更看重行政级别和地位，“升官发财”的观点依然根深蒂固，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行政级别往往就意味着更高水平的薪酬福利和更多的特权。近些年来，一些中央企业大幅度提高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福利待遇，与基层员工的薪酬福利待遇差别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对基层员工的要求却越来要高，管理越来越严，企业和员工之间对立情绪较严重，组织文化中的不和谐成分越来越多。

第二，重资历而不是重绩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在企业的薪酬分配体系中，绩效的决定作用很小。而且，即使是在薪酬体系中设计了绩效薪酬模块的中央企业，绩效考核往往也是走形式，要么在考核中搞平衡，表现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局面，要么就是完全根据领导人的个人偏好或员工与自己的远近亲疏来确定员工的绩效考核等级，从而很难将事实上绩效优秀者和绩效较差者之间的薪酬拉开差距。

第三，各部门甚至员工个人在工作中往往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组织整体利益的关注。在薪酬体系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体现是每个部门以及每一位员工都会强调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动辄强调“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视不同职位对于组织的潜在贡献差异以及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差异，一方面在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拉大薪酬差距，另一方面在同一行政级别的员工中继续搞平均主义。第四，由于中央企业竞争环境相对宽松，对外部市场以及社会的变化感觉比较迟钝，因而大家的目光都放在组织内部的各种利益如何分配上。由于没有外部市场的压力，一些中央企业员工不仅没有被辞退的风险，而且还能享受通常远高于市场水平的薪酬和福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充斥着一种盲目的骄傲自满文化，在组织外部人面前处处表现出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对组织外部的新生事物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也不去了解其他企业的良好管理实践，满足于“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

最后，近些年来，一些中央企业领导人“一言堂”的现象比较普遍，新的领导人上任首先要大规模调整干部，重构文化，以确保个人的想法能够在组织中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无论这种想法实际上对组织的未来发展有利还是不利，这种情况导致企业文化往往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不断变化，员工往往感到无法适从。这种情况同样也表现在薪酬方面，一些中央企业薪酬的透明程度很低，有些企业甚至实行严格的薪酬保密政策，尽管企业为实行保密薪酬

拿出了各种理由，但是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对企业领导者的个人权力缺乏约束的情况下，员工的薪酬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领导者个人主观意志的很大影响。同时，薪酬的不透明也导致员工对薪酬的猜疑以及对领导层的不信任。

改善央企组织文化建设的若干建议：

战略与薪酬的视角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我国中央企业的组织文化和薪酬体系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强组织文化和组织战略之间的联系，确保其匹配性。

我们已经讨论过，如果组织的战略不清晰，或者组织文化和战略是两张皮，那么，组织文化建设就无法表明自己在组织中的价值。与此同时，战略不清晰，也就很难确保组织的薪酬体系有效地向员工传递明确的信息，这样，组织文化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员工感知到的文化，无法对他们产生行为指导作用。因此，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当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企业回归市场主体的本源，从而使企业不得不去面对竞争，逐渐明确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竞争战略。在明确的战略指引下来考虑组织文化建设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设计问题(其中也包括薪酬体系的设计和管理)。

第二，正确理解组织文化的作用，适时完成组织文化从行政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转型。如前所述，我国的很多企业对于组织文化在组织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机制，都存在一些误解，往往认为单纯建设企业文化就能产生很多“神奇的”作用，而没有认识到组织文化与组织战略以及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企业首先要正确理解企业文化，然后看清楚表面文化和内在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再通过制度调整、薪酬体系等人力资源管理重塑等做法，来塑造一种真正有助于企业进行市场竞争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新型组织文化。目前，在我国很多中央企业中存在的那种官僚文化、资历文化、本位文化、封闭文化、自满文化、专制文化，实际上都是传统行政文化的体现，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企业追求的应当是市场文化。根据这种市场文化的要求，中央企业的文化亟待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官僚文化向服务文化转变；二是从资历文化向绩效文化转变；三是从本位文化向团队文化转变；四是从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变；五是从自满文化向学习文化转变；六是从集权文化向授权文化转变。

第三，注意平衡好组织文化的稳定性要求和适应性要求，借助薪酬体系的支持，帮助组织完成必要的文化变革。

一方面，价值观和组织文化需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过于频繁地调整和变化，否则会让员工感到疲于应付，最后只好不把组织文化当回事儿。从这方面来看，尽管领导者个人对于一个组织的文化建设必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中央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还是应当注意尽可能不要打上过于浓重的领导者个人烙印，而是尽可能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界定组织文化，否则，一旦领导人更替，组织文化也就不得不面临较大的调整，带来一定程度的员工思想混乱。另一方面，价值观以及组织文化也不是僵化的，不可能一旦形成就一成不变，就像20世纪初郭士纳在IBM公司完成的那种组织转型和文化变革一样，组织文化往往需要根据组织的战略调整而进行变革，甚至连组织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可能在必要时作出适当的调整。换言之，领导者在必要时必须能够认识到文化变革的必要性，并且带领全体员工实现组织文化的改变。这样，企业必须注意在组织文化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搞好平衡，以确保组织文化能够对组织的长期发展和绩效水平不断提升，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四，正确理解薪酬体系和薪酬政策与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薪酬规划、管理和沟通过程来帮助组织形成积极有效的组织文化。

关于薪酬与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阐述。概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文化如果不能得到组织薪酬体系的支撑，这种文化必然会成为没有作用的假文化；而在很多情况下，当组织中没有明确的文化时，薪酬体系很可能就决定了组织的文化。因为，薪酬体系向员工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对组织文化的形成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有鉴于此，中央企业应当认识到，没有薪酬体系以及其他人力资源职能体系支撑的组织文化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和文化定位，然后以此为中心重构自己的整体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尤其是对员工个人的利益影响较大的薪酬福利体系、晋升体系以及培训开发体系等等。只有当员工不仅了解了组织文化的内容及其内涵，同时更能够通过薪酬体系等利益传导机制深刻地感受到组织文化的威力时，组织文化才能真正进入员工的感知，成为对他们的行为和决策的一种诱因，进而促成他们自觉地按照组织文化的要求来采取行动和完成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