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分析

第一篇：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分析

摘 要：我们在阅读余华的作品时会发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时期的作品，还是20世纪90年代转向民间的作品，余华都对父亲形象极为关注。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以期更好地理解余华作品。

关键词：余华；长篇小说；父亲形象

作者简介：罗盼盼（1991.6-），女，汉族，甘肃甘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1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中的著名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从《在细雨中呼喊》到《第七天》中，父亲都是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重要人物。王安忆曾说：“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不管是生活里，还是写作，父和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1]因此，对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余华作品。

一、先锋创作时期

余华在80年代刚步入文坛之时，塑造了一系列丑陋、无耻、龌龊、懦弱的父亲形象。通过对父亲的丑化，颠覆了传统的父亲形象，揭露了人性深处的恶之花。

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用调侃的笔调塑造了一个自私、丑陋、无赖的父亲形象，对父亲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戏谑，瓦解了父亲的尊严。父亲孙广才的丑陋形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第一，对待父亲孙有元的态度。他对孙有元谩骂、训斥，甚至有时不给饭吃。在孙有元弥留之际，他期盼着孙有元早点死亡。第二，对待三个儿子的态度。他以荒谬的理由打“我”，而且讨厌“我”，将“我”赶出家门。当小儿子因为救人而溺水身亡时，他抱着成为英雄的父亲的私欲，希望摆脱困境，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当愿望破灭时，他又去向被救者的父母敲诈勒索。他对大儿子的妻子动手动脚，最终导致了儿子婚姻的失败。第三，对待妻子的态度。他整日出入寡妇的房子与其通奸，而且将家里的东西往寡妇处搬运，完全不顾家人的感受。

二、民间创作时期

在颠覆父亲形象之后，余华感受到无父不但不能改变现存世界的状态，而且会使人陷入迷惘。因此，在90年代，余华开始了对伟大父亲的温情召唤，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坚忍、慈爱、可亲的父亲形象，让父亲形象回归传统。

从《活着》开始，余华开始了对伟大父亲的深情召唤。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塑造了一位忍受苦难、与命运博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父亲――福贵。早期的福贵是一位迷恋赌博、浪荡不羁的纨绔子弟，在输完家产、父亲去世之后，他开始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担负起了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父亲。他在悲惨的一生之中，面对了所有亲人的相继离去，以一种悲壮的力量显示了平凡人性的伟大。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对儿女、妻子的爱让人感到，与命运博弈的坚忍品质让人震撼。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塑造了一位风趣幽默、与苦难相抗争、坚韧顽强的父亲――许三观。他卖血养家，一生中卖血十二次，有九次是为了父亲这一身份。他用自己的鲜血支撑起了家庭，就是源于他人性中最为淳朴的父爱。他代表了顾家舐犊、有责有爱的英雄父亲形象。正如王安忆所说：“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而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世俗中人，纲常伦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问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2]

在《兄弟》中，余华对父亲的粉饰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用细腻的笔调，倾情塑造了一位开朗乐观、有情有爱、坚强不屈的近乎完美的父亲――宋凡平。他真诚地对待妻子、一视同仁地对待儿子，无私地为家庭付出。他用一些善意的谎言让孩子的心灵免受伤害，让人不由地想起影片《美丽人生》中那个为孩子编织美丽谎言的伟大父亲。他的身上几乎没有缺点，是余华塑造的理想父亲。在《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余华这样解释宋凡平：“宋凡平这样的父亲，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典型父亲，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实现个人价值，便把所有美好的人性都在家庭中释放出来了。”[3]

在新作《第七天》中，余华塑造了一位无私奉献、不求一丝回报、慈爱可亲的父亲――杨金彪。他为了抚养杨飞，放弃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与杨飞相依为命。当杨飞的亲生父母来找他时，他让他们带走了杨飞。在去世之后，为了见一面杨飞，他在殡仪馆工作。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深沉的关怀与爱。

三、结语

在创作中，余华似乎有很深的父亲情结，父亲形象的塑造贯穿了他创作的全过程。从早期对父亲的丑化到后来对父亲的召唤，余华对父亲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走了一条从颠覆到回归的道路。

在父亲形象不断变迁的后面，隐藏着余华随着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写作的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与体悟，他对理想中的父亲的温情召唤体现了他对美好人性的深情向往，他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塑造在此显示出了独特的意义。

注释：

[1]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2]王安忆：《王安忆评》，《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3]孙小宁、韩樱：《余华：十年等待》，《北京青年周刊》，2005 年版。

参考文献：

[1]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2]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4]余华：《兄弟》，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5]余华：《第七天》，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6]郭丽：《寻找精神之父――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作家》，2008年第7期。

第二篇：对余华父亲形象的认识

对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变化的认识-----人类精神的重铸

读余华的作品，在感受其情节的跌宕起伏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思考。

每次读完余华的作品后，总是一次次的问自己人性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庆幸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还存在着这么一个人——余华。他用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类自我角度的反思，大尺度的诠释了人性的意义，用拿笔的力量召出思想的洪流，在思考的夹缝中让我看到余华对人类精神的重铸。

父亲形象的建立，从无到有的是喜剧。但《活着》一书中富贵这一从有到无形象的建立，看到的不只是悲剧，更多的是透过悲剧的面纱，打开人类精神世界的大门，裸露出的是人类骨感而又愚昧的世界观。展现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彰显的是断代已久的对人性意义的思考。书写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从《活着》看“活着”

一，从《活着》一书中富贵这一父亲形象的变化看如今。

《活着》主人公富贵的人生可谓命途多舛。他经历了少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不羁、青壮年的家境破败父死妻离、中年的穷困潦倒、以及老年的孤苦零丁。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尤其是身边亲人一个个离去之后。富贵并没有绝望，而是激励自己。这下可要好好干活 如果说富贵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难还有他自身的因素，而后半生“平民富贵”的不幸却让人更多感受到人对命运的抗争及其无奈。尽管富贵此时已经从一个“二流子”变为爱家、爱老婆、爱孩子的好男人。希望凭借自己的劳动过上平静的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富贵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晚年只得与一头同样衰老的老牛相依为命 正是在目睹亲人一个个死亡的过程中。富贵深刻领悟到了生命的价值，从而对生命中的苦难有了全新的认识，余华想让读者看到的不是富贵这一父亲形象变化的结果，而是想让世人知道，富贵的变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和处理的方式。引用鲁迅的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别人看”。富贵这一形象的建立，基础是建立了一个让任何人都不能不动容的悲剧，但从悲剧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面对悲剧却从另一方面见证生命的故事。

富贵从少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不羁到变为爱家、爱老婆、爱孩子的好男人这一过程。我们看到的是富贵对人生的正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不胆怯，依旧以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态度。不管从富贵失去亲人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种方式，都足已让他生活失去信心。都足以顺理成章的去做很多极端的选择。但富贵都没有。在相对其他小说。当对主人公的悲剧描写到极致后，多少的为了富有“励志”方面的能量，多少的都会加入主人公走出困境的元素。而余华没有。他反而是将富贵的悲惨人生推到极致，直至达到人类对悲惨这一名词的认识的边界。当读者都因为富贵的悲惨遭遇而泣不成声时，将富贵继续推入人生的低谷，低到没有任何可能能“重获新生”。

但余华的“狠下毒手”却从另一面让富贵一步一步的走进真理的殿堂。以至于打开了另一扇与愚昧世界观相抗衡的人性之门。以至于让读者真正看到人性的本质属性，人生的真正意义。余华为了让人们看清物欲横流的世界对人性的污染，把富贵推到世界最冷最暗的一角。让读者在富贵的惋惜的过程中看到那轻轻掩上的真理之门。颠覆了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看法。让我们知道原来真理之门真的只是轻轻掩上。我们本可以轻易打开，走到人生的另一境界。但是人们口头上挂着对人性的追求，但却走在真理的另一端。原来我们越走竟离真理越远。

富贵这一父亲形象的变化，更多的是让我们沿着富贵的脚印去思考人性的本源。看到的是对过去的肯定和对如今变相价值观的嘲讽。二，余华眼中的“活着”，对生命意识的大尺度诠释

在他人的作品中，对“活着”一词的诠释大多是以生活状况的对比进行前后生活的差距设计，更或者说是设计出一个逆境中“成功”的典型列子来加以诠释。这样的成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以物质或感情为标准，在达到这样的标准后即为成功。那也就代表着主人公“活着”的意义是为了某些物质或者精神物质上的东西。这样的对“活着”概念的理解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但这样的想法都从两个角度在吞噬着人的本性。有的人因为缺乏物质上的财富或感情上的归属，便自爆自弃或者是更多因为报复而所做的伤害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这难道不是如今社会存在些许不平稳因素的原因吗？我把所有的问题藏于脑中，一次一次的在梦境中追求着答案的存在。直至从余华的笔下我才得以看到光明。才得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活着”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在于活着本身：这是一滴颠覆当今价值观的清露。看到这句话我沉思了许久。是啊，人生本生就充满价值。人生的意义也只能用“活着为基础”来承载。人活着不是为了外界的物质而活，而是超脱了外界的所有规整到人本身的问题上。人如果为了外界的因素而活着的意义还算是人本身的意义吗？不算。在某种情况下那只能算人因为某种原因而别驱使去成就他人的意义。这么简单的答案竟藏得如此之深。人因为物质而蒙蔽了双眼，但有信誓旦旦的追求着存在的意义。没想到人因为无知而绕了一个偌大的弯，到头来还是在真理的门外失去了寻找真理的机会。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本身而活着，这是多么简单的话语啊。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意味着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必须是活着的人，尺度本身只能体现在具体而非抽象的生命形态中。因此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生命的价值离不开活着的生命形态。如果生命本身不存在了那附着其上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人因为活着才体现出他所附带的所有价值。这样，当个体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灾难性的打击而个体的抗争无济于事时，首先必须想方设法活着。这时有人会问，世界上活着的人无数，沿街乞讨的人活着，生活因为窘困而偷盗的人活着，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剥夺了他人生存权利的人也活着。这样的人也是在诠释自己的意义吗？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余华用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来给出了答案。《活着》一书中富贵在经历了父亲被气死，母亲无钱医治病死、儿子有庆抽血而死、女儿风霞产后出血而死、妻子家珍积劳成疾累死、女婿二喜意外事故猝死、外孙苦根吃豌豆撑死等一系列常人难于承受的苦难之后却生活得更加坚强。

富贵是缺乏物质的最终，最高的代表，是现实社会中对“悲惨”一词的形象诠释。是现实生活中理所应当放弃生命或者影响他人生活的社会形象。看到这里，愚昧无知的我总以为下文会是富贵颓废不堪以此来展现旧社会中劳苦人民悲惨命运的故事、或者是富贵因此来报复人类的悲惨结局、再或者是富贵因此而发奋挣钱，最终取得富翁之类头衔的完美结局。以此来激励青少年以物质为目的而拼搏的励志故事等等。但看到最后我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富贵在面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时候，表现得并不“悲惨”，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接受眼前的一切，为了自己本身的价值而顽强生活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踏踏实实地做人。满足于老人老牛相依为命的简单生活。这是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皇帝选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是对以物质拥有程度来为生活打分的现状的讽刺，是对人生真正意义的形象表达。

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富贵终于认识到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最终只会赔了自己的性命。他最终领悟到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对富贵而言虽然活着的生命过程始终伴随着灾难和死亡。但富贵在一次次目睹亲人死去之后并没有选择死亡而是选择活着。因为在富贵看来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在于活着。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余华借用富贵这样角色，表面上是富贵的思考，但实际却是余华本人对人生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对活着一词下一个冰冷的概念，而是希望借用富贵这一角色让更多的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拨云见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富贵”这一名字既是对人们愚昧无知的世界观的嘲讽。也是对这一角色所注入了无限感情和赞美的表现。

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为了让读者的认识有另一个高度。他让主人公与传统中的幸福背道而驰，让读者更加深刻的去认识到物质这一方面毫无所有的典型形象。再用这一形象去诠释真正意义上的活着的概念，以此来解放人类的灵魂，唤醒人类心灵深处对人生的真正理解。做为受益者之一，我真正看到了人类活着的最高概念。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是余华对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对“活着”这一词汇的诠释。当个体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灾难性的打击，而个体的抗争无济于事时。首先必须想方设法活着，但这种活着并不是苟活，而是直面人生的种种苦难，以活着的生命对死亡的威胁予以无言的反抗。

三，怎样去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富贵这一父亲形象的变化，也是为了诠释“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这一内容。在当今社会，生活在悲惨中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放弃自己的生命或是干扰他人的生活。悲惨的人总是会觉得上天对自己的不公。总会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因为他认为自己背负了天底下最沉重的担子。

余华要想让世人信服，要想让世人抛弃自己是“最悲惨”的这一想法，他的第一步是建立人类认识中的真正的悲惨。天生的家庭没落只会让读者认为那是主人公命不好的缘由。从盛到衰的惨变，才会引起人的思考。于是富贵这一形象由此产生。如若顺境中按着自己的节拍生活那不足以征服人们的内心。困境中依旧执着向前那才已是一个大写的人。

所以余华的第一个节拍便是告诉读者：要想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首先就应该直面人生。在余华眼中，人生面对的环境不过是上帝给的一张考卷。你无权选择考试的科目和内容，但为了本身而活着，就该直视考卷的内容。不管考卷的内容如何曲折。把他答好才是人生的意义。

如果不能直视生活中的种种风浪。那何谈得上你是在为了自己而生活。个体的生命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不敢迎着风浪逆流而上，而是随着风浪的拍打而颓废人生。那本属于你自己的精彩人生就变得如沙滩上的一粒黄沙一般毫无价值。对生命过程中苦难的正视与承受本就是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人生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那就告诉我们判断生命的苦难与精彩不是以外界物质或非物质的感情因素为标准。而是以对自我生命的直视与承担为准线。

富贵告诉我们，直视自我的生命环境，积极的去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四，从《活着》对如今社会的审视

当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五姐妹因家里贫穷无钱购买嫁妆而纷纷跳河自尽的新闻时心理一阵酸楚。不是因为对他们可怜生世的怜悯。而是对践踏自我价值的失望。他们这就是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对生活与幸福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人类的悲哀。更是人类对人性的践踏。她们这样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自己践踏自己的存在，自己诋毁自己的人生。当在报纸上看到男友因为纠纷纵火烧伤女友的报道时。我的内心一阵激灵。在面对人生的问题上，他显得如此无能懦弱，但却因此去影响他人的生活时显得分外的疯狂恐怖。不知这是让人们看到“他”强悍不可一世的一面还是在人生面前微不足道的一面。

如果人生的价值要用金钱这一被人类所制造出的东西来打分；如果人生的意义要由别人的感情来左右。我都会认为这是对人性的践踏。因为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感情而生长。对于这样的行为我只能用生长一词来形容。因为时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多增加一分色彩。不过是在自己毫无表情的面容上多增加了几道时间的沟壑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人类高举着追求人性光辉的广告。却踏上了另一条与追求人生背道而驰的跑道。时间飞逝，渐行渐远。总将在无数的忏悔中看到原来真理之门只是轻轻掩上。

有时我总在想，人类自诩是万物之灵，是世间最聪明的个体。但却做着极度愚蠢的事情。人类高举追求人性的广告牌，但却与真理背道而驰。人类真的是在进步吗？在快节奏的社会。人们忘记了停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忘了生活本身的真正含义。在这个时候，余华给了我们一剂镇静剂。希望我们从审视富贵的人生中审视自己的人生。有人说，“当你发现自己家的孩子没有鞋穿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也许没有脚”不要让我是这个社会上最悲惨的人这一想法主导思想。直面自己的人生，用忍耐和执着去书写你不一样的人生。为了活着而活着。就算风雨兼程，身后总会有彩虹的脚印。原来幸福一直陪伴着你。

五，精神的重铸

《活着》的整个故事通过“以死写生” 的艺术方法来表达对生命意识的探索。在作者平静的叙述中，一次次的死亡事件扑面而来。而主人公富贵则以一颗明净的心态去对待生存。生无所求，死亦无所需。对于死去的亲人他不再悲伤沉沦，代之以开心的对着老黄牛叫家珍、凤霞、有庆、苦根。在富贵的心里，亲人们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永生。家珍她们不止活在他的世界里，更活在老黄牛的世界里。她们是真真切切的活着。这一次次的沉痛死亡，反衬出活着的不易和艰辛以及活着的弥足珍贵。这可以说是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的生存悲剧和生存宿命的审视与超越。

品味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在感动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审视。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决定着不同的生活态度。对于活着的人，手持不同的价值观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辛苦着。但和谐的社会往往有些许的不和谐因素存在，而这部分不和谐的力量却作为吞噬人类灵魂的主力军在一步一步的将人类赶向思想的尽头，赶向人性的另一端。当看到些许不和谐因素用极端或者消极的因素报复自己活他人时。我的心难以入止水一般平静，而是如狂狼一般激荡起伏。在大家都在金钱所制造的幻境中感到迷茫与时。突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背影。“他”虽步履蹒跚，但在人生之路上却毫不犹豫。他一无所有但在物质面前却毫不贪婪。“富贵”告诉我们人应该因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外界的任何元素。人应该直视并承受生命所给的一切。并执着的沿着生命最初的方向毫无犹豫的走下去。外界的风景不过是代表着你我的心情，但绝不能左右你我的人生。惨淡的遭遇并不可怕，顺境中的人生也不值得羡慕。在悲惨的命运中不被金钱所捉弄，不被感情所牵制。为了自我本身的价值去活着。同样能书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面对那些因为对生活不满意而报复自我或他人的行为。世界对他的评判不是他有如何强大。而是他竟如此弱小。裸露出的是对生命的恐惧，对自我价值的践踏，被金钱或感情奴役的毫无价值的存在。展现出他人性的弱点。这样只能为无知和愚昧造势。只能让世界的更多角落充满堕落的气泡。到最后窒息的只有人类。如果自己都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那飘渺的追逐人生的高度不是一纸空谈吗？不管你是家财万贯还是一平如洗。不管你是儿女满堂还是孤独一人。都不能单方面的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和存在的价值。因为个体生命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实践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玄思上。面对生命中的苦与乐 不能做冷眼旁观的沉思。只能去挣扎、去实践。而这种实践是在竞争中进取，还是在落魄中沉沦 都基于生命主体的自我选择。正确的生命观，导向完美的生命进程。就像富贵一样以其积极的生命观去坚强的面对生活所赋予他的悲惨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在苦难中挣扎而出，在煎熬中自主寻求到“希望之光”。

余华的作品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重铸了人类的精神。物欲横流的社会云飞雾散。是啊。生命本身就具有价值。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才是人性光辉的真正高度。

善待生命忍受苦难。学会正确面对死亡。这是我们品味生命时所得出的感悟。细细品读余华作品中那些苦苦挣扎的生命背后都有着反抗命运的源自生命个体自身的强大力量。他们积极的人生姿态，给读者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人生之所以美 在于作为主体的人懂得追求生命、创造生命、实践生命———懂得去自主寻求苦难中的希望之光。

第三篇：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中的“孽子”形象分析

分类号：I 学校代码：11460 学 号：00920216

南京晓庄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

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中的“孽子”形象分析

Analysis On “The Outsiders“ Characters of Bai/Xianyong’s Novel ”The Outsiders“

所在院(系)：行知学院 学生姓名：狄奕 指导教师：武善增

研究起止日期：二○一二年十月至二○一三年五月

二○一三年五月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1.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2.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3.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4.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5.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日 期： 2013.5.20

[摘要]作家白先勇是一个极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孽子》从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群性格迥异的“孽子”形象。本文陈述了《孽子》的创作背景，浅析《孽子》中人物形象描述的特征，分析了孽子之所以为孽子的缘由，对“孽子”形象的精神价值做了深刻分析，并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孽子”形象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孽子”形象； 白先勇；《孽子》；

[Abstract] Writer Pai Hsien-yung, a writer of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His novel ”The Outsiders,“ elaborated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national allegory,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aos and fable.This article sets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Outsiders“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by ”The Outsiders“ in character, and analysis of the Outsiders the tragic reason, significance characters placed deep thinking.And own sentiment: novel attempts as an instinct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penetrate the multiple desire to tell people of deep humanitarian feelings and calls for tolerance.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both youth education.[Key Words] Outsiders image；Pai Hsien-yung；《Outsiders》；

目 录

前言......................................................................1 一．“孽子”形象产生的原因................................................2 二.“孽子”形象的共同特征.................................................3 1.消极反抗父权的斗士...................................................3 2.缺乏情感寄托的焦虑症病人.............................................4 3.特殊“性取向”导致的边缘人...........................................5 三．“孽子”形象的精神价值

..............................................6 1.灵与肉困境的突围.....................................................6 2.畸变父子关系的重建...................................................8 3.“孽子”的情感回归与社会认同........................................10 四.“孽子”形象的文学价值................................................11 1.值得借鉴的独特隐喻手法..............................................11 1.1 红睡莲...........................................................12 1.2 台风.............................................................12 2.“孽子”形象成为文学人物画廊的一道独特风景..........................13 结语.....................................................................15 参考文献：...............................................................17 致 谢....................................................................18 文献综述.................................................................18

南京晓庄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

论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中“孽子”形象分析

作者：狄奕

指导教师：武善增

前言

白先勇于1937年出生于国民党著名将领之家，小时候享尽了荣华富贵，但随着日本入侵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也饱尝了离乱失落之苦，从家乡桂林辗转南京、上海、香港、台湾，席不暇暖，最后落脚于美国，成了美国大学里的教授。然而中国依然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他的作品不时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他也写女性的艳丽，但尤其难得的还是他作品中对台湾下层民众生活的深切观照。借此，我们得以了解到台湾老兵曾怎样穷困潦倒地生活，台湾男妓曾经历过怎样灭绝人性的摧残。《孽子》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白先勇仿佛置身事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小说读来亲切感人；却又仿佛远在事外，对故事中的人不作任何好人和坏人的褒贬之词，也不作世俗的拯救者姿态，从而使作品真实感人。他只是把一个紧张、强烈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正如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所言，“虽然是描述人性被破坏、被蹂躏的一面，但并不划分刽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坏人、拯救者和忏悔者之间的界线”，即使是在孽子们被扭曲的人性中仍然有“善”和“温情”的光芒闪现。要有这样的发现并做出这样的描述，白先勇首先要有一颗宽容的心，才能唱完这曲呼唤宽容的悲歌。白先勇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白先勇勇于正视和直面人生，其作品大多选取那些生活在社会夹缝中、被时代与社会抛离正常轨道的落魄者作为描写对象，真实而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和人生状态。他注重对人性的探讨，始终从人性关怀的视角关注着每一个个体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关注着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的灵魂挣扎和坎坷命运。其作品深刻而细腻表现了人类心灵深处无言的楚和悲伤，那始终弥漫在字里行间的令人心酸的悲凉之情，充分显现了作者敏感心灵之中的博大、深沉的悲悯情怀和厚重、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人们常用“妙笔藏悲悯，顾曲种痴情”来评价白先勇的文学人生，而其长篇小说《孽子》尤其表现了作家的这一特质。其作品早已超越了个人倾向，长期以来，有人一直把白先勇涉及此类题材的作品与他本人的同性恋倾向相联系而加以猜疑和诋毁。十多年前，面对媒体白先勇以极大的勇气坦然承认自己具有同性恋倾向。但他并没有把同性恋拓展到整个人生。他的怜悯、同情以及人道主义关怀已延展到对群体性历史命运的探讨和关注。他曾说： “我在写作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心境，我看到了人生，对人生有感触才写下来的。一个作家很重要的是写人类的感情，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写人类的普遍感情，不是写自己。所以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人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世界 ”。可见蕴藏在白先勇心中博大深沉的悲悯之情，而且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倾注到了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白先勇怀着深沉的悲伤和爱怜，写那一群在黑暗夜里徘徊的青春鸟们，向往着自由，却被苦难深深的束缚住。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孽子》第一次不用曲笔，不用隐喻，不带偏见与歧视，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示了同性恋者的世界”。“ 1

南京晓庄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

一．“孽子”形象产生的原因

李青、小玉、吴敏、老鼠、阿凤，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大致相似，他们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背叛家庭离开家庭，徘徊在寂寥的大街上，找寻不到人生方向。后来迫于生活的无奈与生存的需要，才加入了这个同性恋的群体。可以说他们并非从根里带来的同性恋者。确切的说，应该把他们这样的群体称之为境遇性同性恋者。可以说，他们的同性恋倾向和性心理障碍是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深重影响。是家庭和社会的放逐产生这样的群体。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

主人公李青的父亲戎马半生，到最后却落魄到栖息处都要其他人来施舍，年轻漂亮的母亲因无法面对父亲那悲怆得近乎恐怖的面容而选择和其他人私奔，最后凄惨死去。唯一与他感情甚笃的弟娃却不幸被疾病夺取了生命。小玉的母亲曾经流落风尘，是个酒吧女。他是一个从未谋面的日本男人和母亲的私生子。继父的残暴性格让他有家不能回，曾经甚至尝试毒死自己的继父，只因继父暴怒与看见他和其他男人苟且。吴敏的父亲嗜赌如命，在他尚未出生时就已入狱。母亲耐不住寂寞，与其他男子偷情，遂被逐出家门。叔叔婶婶对吴敏百般虐待迫使他离家出走。老鼠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哥哥家，哥哥是妓院的保镖，老鼠从小就生活在吃喝嫖赌的诡异环境下，饱受打骂和折磨。阿凤的身世则尤为凄惨，他的母亲是一个哑巴。他是母亲被其他人强奸后生下的孩子，一出生就被遗弃，他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不知道。是在孤儿院中长大成人的。在这样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破碎衰败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注定是得不到任何良好的教育。这样的未成年人，本该在正确的指引下不如正轨的年纪。却被放逐到这个陌生的社会。没有一技之长，年少无知的青春鸟们极其容易误入歧途。如果给他们一个健康地成长环境。能够得到正常的父母的关爱和学校的学习。他们极有可能长成另外一幅模样。健康快乐的成长起来。然而，凄惨的身世和悲凉的家庭造成了他们如今的样子。正如李青所说：“我们公园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也都隐藏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

其实青春鸟们就是一群出卖肉体，供人玩弄的男色。他们对于追逐自己的人并没有任何的爱恋。对于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男子没有任何感觉。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金钱交易。在一场又一场的同性爱恋中。他们只是一味的被糟蹋，被玷污，被玩弄。最后拾起金钱当做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样的青春鸟们无疑是异常可悲的。所以，文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曾经给予李青诸多温暖的俞先生试图和李青发生关系时，李青大哭了一场，就像是要把心肝肚肺都哭得呕出来似的。压抑在心中的悲愤，痛苦，屈辱就在那一瞬间找到突破口。全都涌现出来。像是大坝决堤一样，一泻千里。他突然明白他并不希望俞先生也把他当成是这个社会的异端。他希望俞先生和他的交往是最正常的朋友友情。当这一切都赤裸的呈现出原本的面貌。李青终于自觉，他们不过是一群被侮辱，被伤害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罢了。他们的身体好像长出了疥疮一般，在本该最享受美好青春的日子里。却应为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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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走经这样由于特殊性取向而造成的万丈深渊。

他们也想自救，也想从痛苦的歧途里重新走出来，但是，社会的歧视，冷遇和不接纳让他们多少次的感觉到力不从心，无力适从，无能为力。一次次的尝试自救，又一次次的重走旧路。正如杨师傅说的：“你们瞧瞧，外头的世界，对咱们是友善的么 咱们的处境多艰难！”因此，他们在失去了现实中的家园的同时潜意识里家的意识却在逐渐增长。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失去，才会对于失去的东西产生更巨大的渴望。他们渴望摆脱这样漂浮不定，阴暗鄙陋的生活现状。他们渴望找寻到一个属于自己，一个容纳自己的家的归属。虽然现实中的他们依然生活在肮脏腥臭的污泥之中。但是他们的心灵却强烈的渴望着家庭的温暖和社会的尊重。李青想念着已然逝去的弟娃。想念着自己的家。甚至偷偷的趁父亲不在。回到从小生长的那个破旧的家。为了寄托对于弟娃的思念，甚至还领回了一个白痴当做弟弟一般悉心照顾。吴敏对于收留他的张先生心存感激。无论他的脾气多么乖戾，他都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只因张先生的家对他来说已经安定的近乎像个天堂了。小玉则一心一意的只为寻找到自己的父亲。他又是打工又是学习，一心一意的为了父亲想要改头换面。而老鼠则是宁可忍受着哥哥的毒打，也不愿意离开这个有亲人的家。其实，这些青春鸟们的家园意识是极其深厚的。真是对于所失去的家格外想念，才会衍生出这样的对于家庭的极度渴望。他们极度珍惜能够给他们带来家庭感觉的一切东西。哪怕只是虚无的感受，他们的一颗颗漂泊不定而又痛苦的心 在家园意识的慰藉下伤痛略微减轻。

二.“孽子”形象的共同特征 1.消极反抗父权的斗士

作者所塑造的孽子和传统意义上的孝子有很大的反差。本书的主人公李青也好，龙子也好，在内心和父亲的天平上，出于下意识的遵从内心，他们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为父亲所不容，而且在骨子里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怀有敬畏之情的。但是忠于内心的他们仍然选择了反抗。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对父亲的尊重而选择牺牲自己的内心愿望。所以他们被放逐，逃离到了黑暗王国之中。阿青逃到了新公园，而龙子逃到了美国的同性恋圈子中去。成天隐没在大片大片的黑暗之中。孽子们坚守自我却背负着罪恶的十字架。就像是永远的黑夜一样，永远生活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他们虽然罪恶而肮脏却显现出一种孝子所没有的真实的自我，他们的灵魂没有被父权所吞噬。他们的痛苦感官没有麻木不仁。在那样的动荡社会中太多的人子为了尊崇孝道而迷失自我，成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的活死人。他们内心只有父权的威信别无其他。

孽子们就像是反抗父权的斗士一般生存着，但是孽子的反抗又显得不是那么激烈，对于父亲，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理解父亲却又无法按照父亲所要求的方式生存。他们对待父亲的态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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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恶痛绝的敌人。所以他们没有暴利的进行抗争，孽子的抗争比起举起屠刀见血杀人的抗争要温和许多，他们不走极端，他们反省着自己的错误，站在父辈角度重新审视问题，以先觉者的姿态站到比仇恨更高的位置。比如文中当龙子面对父亲的驱逐，他依然选择放下自己的拳头，只是默默的继续做自己认为随心的事情罢了。孽子们将罪恶的十字架背负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有勇气选择自我流放，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弑杀自己的父亲。在心灵的深处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在文中李青护送自己母亲的骨灰回家，给父亲留下字条就冲冲的离开。他是试图避开和父亲的正面冲突。这正说明了孽子心中的愧疚，他们明知自己有罪却从不反抗自己的罪孽，而是扑进罪恶的深渊之中。这样的孽子群体消极的反抗着父权，呈现出一种决绝的自我放弃。他们的反抗不是激烈决绝的，而是温和而悄无声息的，用一种自甘堕落的外衣包裹的含蓄的反抗，自我反省促使孽子们心甘情愿背负起罪恶的十字架成为一个个极其辛苦的消极反抗的斗士。

2.缺乏情感寄托造成的焦虑症病人

“这个寒流来临的除夕夜，在这个没有月亮却是满天星斗的灿烂夜空下，在新公园莲花池畔我们这个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隐秘王国里，突然间通通泯灭消逝。我们平等地立在莲花池的台阶上，像元宵节的走马灯一般，开始一个跟着一个，互相踏者彼此的影子，不管是天真无邪，或是沧桑堕落，我们的脚印，都在我们这个王国，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留下一页不可抹去的历史。”孽子群体情感世界无疑是困乏而贫瘠的。他们无法获得在常人眼里出手可得的亲情。家人近在咫尺亲情却触摸不得。李青本来有个相依为命的弟弟，却因病去世。父亲虽然就在身边，回去护送母亲骨灰的时候却匆匆的离去。龙子的情感匮乏有甚，父亲有生之年都不允许他回到台湾。情感的驱逐造成孽子们内心的匮乏。内心的匮乏及其容易产生恐惧。

为了抵抗内心的恐惧而强迫自己进行各种尝试性的努力，究其本质上说这正是一种焦虑症的表现。在极具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造成了严重的情感焦虑。所以孽子们选择了很多方式，尽量融于主流社会。却一次次的失败。文中的小玉为了寻父，甚至捡起久违的课本开始重新学习，改头换面认真工作。最终父亲仍然不见踪影。孽子们面临着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内心的焦虑愈演愈烈。所以说每一次尝试挣脱焦虑症的束缚却意味着孤独症的加重。在黑暗王国无处自寻的孽子们是深受焦虑症困扰的病人。焦虑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特殊情绪，极大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焦虑源于恐惧，是恐惧的一种特殊形式，“当恐惧源是模糊的或受到压抑时就表现为焦虑。”也就是说，当人受到外在未知事物的进攻并无力抵抗时就会产生焦虑。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个体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遭受到创伤性的变化，使得他一贯坚定的信念受到怀疑时，这样的不统一状态就会让他觉得无所适从，体验到深刻的焦虑。“他必须努力在自己心理内部找到勇气和力量的核心，作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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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的标准，以免产生人格萎缩和病态焦虑。”

[5] 孽子们的恐惧源自情感寄托的极度匮乏，孽子们是痛苦的，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他们在焦虑中不停追寻。他们想寻找一个出口，一个归途，可惜前方一片迷雾。他们在不安和摸索中前进，在孤独和绝望中挣扎。他们尝试寻找一个情感的寄托却无疾而终。正如书中的李青曾经以为俞先生会是自己最好的长辈和朋友，可是在某天晚上被李青试做好友的俞先生尽然要求和李青发生肉体的关系，在李青看来这无疑又是一次情感的困败。是极其不能容忍的耻辱。孽子们和李青一样付出自己的真心一次次的寻找着情感的新寄托，却又一次次的重新坠入焦虑症的深渊。生活在黑暗王国的孽子们是病入膏肓的焦虑症病人。

3.特殊“性取向”导致的边缘人

“边缘人”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他把“边缘人”定义为“一种文化杂糅的产物，他们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边缘，但是并不能完全融入其中，边缘人对于他或她自己的文化是矛盾的，想回又不能回，想离开又做不到；对待新的文化同样感到矛盾，想被同化又不能，想拒绝又做不到。”白先勇笔下的孽子群体极好的印证了这个定义。他们徘徊在主流社会和黑暗王国的边缘。挣扎在堕落和改变的边缘始终未果。

高级将领得知自己的儿子王夔龙是同性恋，愤恨之下将儿子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甚至扬言自己有生之年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回台湾；傅崇山对儿子傅卫寄寓了很高的期望，当儿子的同性恋事实被揭露之后，怕父亲失望选择吞枪自尽。李青父亲退役后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李青身上，当发现李青和实验室管理员发生苟且之事之后拿着生锈的铁枪追逐李青扬言要杀死他。父亲们如此强硬的态度反映出主流社会对同性恋反伦理行为的极度排斥。同性恋者很难在这个主流社会上生存和立足。所以在主流社会的压迫和排斥下，他们只能选择流浪，逃亡意识在这些孽子身上都有极其明显的体现。他们以流浪者的姿态存活在边远地点。社会的压迫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造成了双重的痛苦。

其实，孽子们只是一群脆弱的孩子，被逐出家门，被抛弃在街头，屡次从家中被迫逃跑。他们不被理解，不被接纳，不得不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隐秘处，屈服于新公园为他们安排生存方式的长者。他们虽然违反常情，却感情温暖敢于牺牲。

他们急需的只是一份身份的认同感，在两种文化边缘挣扎的他们，就像是数去身份的幽魂。他们的心灵并没有完全的被肮脏的新公园所腐蚀。人性的光辉在他们的心目中熠熠闪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依然有着强烈的希望主流社会认同自己的意识。这样的意识鞭策着他们朝着更加美好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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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途进发。但是现实的残忍却无情的摧毁他们美好的希望，他们一遍一遍的游走在黑暗王国和主流社会之间，就像是坠入深渊的孩子，寻求救赎不得，反而只能向更深的深渊坠落。坠落的途中内心清晰的意识依然努力的尝试和主流社会联系，却又找寻不到方式。

处在社会边缘的孽子们并不是想要成为主流，而是妄图追求一种无所谓边缘抑或主流的平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宣告失败。直到故事的结束他们依然是挤压在黑暗王国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边缘人。三．“孽子”形象的精神价值

白先勇在对这些青春鸟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的另一面, 展开了对时代社会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批判。洞察探索人性、剖析社会文化思想意蕴仍是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说《孽子》是白先勇的颠峰之作, 已经超越了以前所有的作品。《孽子》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台北新公园里, 群星闪烁的夜空下, 在莲花池边的同性恋王国中生活的一群被家庭放逐被社会抛弃的野性少年。书中涉及了同性恋这一敏感问题。主角是阿青、小玉、吴敏等一群流离失所、沦落台北新公园的男妓。反映出孽子中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仿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求索归宿的心情。这群孽子掀开他们狂放患纵的表象, 露出的是一块块被侮辱被蹂躏的浓血进流的疮疤, 反映了以父权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 表达了对人性尊严的呼唤。就这篇小说寄寓的作者思考而言, 最突出的是灵与肉的矛盾挣扎对于作者的启示, 这一矛盾因题材关系也带有它的独特性。除此,父与子关系畸变的重建和孽子回归主流社会的问题也得到了作者的充分关注。1.灵与肉困境的突围

《孽子》书中的那群被主流社会驱逐的青春鸟们，群居在新公园这个黑暗王国之中。各自用不同的性格和方式演绎注定是一场磨难的人生。他们在这个黑暗王国里不断地寻找着可以补偿自己苦闷内心的东西。这个时候杨教头带领他们从事的近似男妓的勾当在情欲上令他们得到了另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堕落的。带着麻木不仁的肮脏和低贱玩弄的戏谑。孽子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样的满足是错误的，他们跟希望获得心灵上真实的满足。这样的纠结心理在每个孽子身上都有生动的注解。精神范畴的美好和物质范畴的满足总是同时出现在每个人身上。孽子和正常人一样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煎熬。精神范畴的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灵”。物质范畴的我们统称为：“肉”。灵与肉是不可分割的。作为同性恋者，那种在作者渲染下的骨子里带来的堕落显露无疑。这样的堕落近乎是肉欲的极强表现。在灵肉不可分割的大前提下，他们对于至善至美的灵就尤为向往。他们不停的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善良美好的性灵。他们妄图让自己的堕落减少几分。甚至希望获得重生。这样的强烈欲望促使他们在这个黑暗王国努力的寻找着浓烈的真诚地美好情感。

《孽子》中的主人公阿青身上的灵肉之争表现得尤其明显，是小说的一条鲜亮的主线。李青一直希冀从其他人身上补全自己对于弟娃的情感。阿青的弟弟（弟娃）可以说是阿青一段很长时间来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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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寄托。更有甚者可以说弟娃实质上是阿青本人灵的投射。阿青的善良美好全部统统的印证在对待弟娃的情感上。小说中，阿青的母亲私奔后，阿青和弟娃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白先勇把这个缺乏母爱的孩子刻画成对于自己的弟弟能够如母亲般细致照顾的形象。和弟娃在一起的每个片段都感人而温暖。后来弟娃病故，阿青就像是丢了魂一般。也就是在弟娃去世的第三天阿青在学校和化验室管理员发生了苟且的事情。导致被学校开除，被父亲驱逐。从此阿青就在新公园开始了堕落的人生。同时也开始了寻找自我，寻找性灵的苦旅。弟娃对于阿青来说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弟娃的失去让阿青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小说第二部分第七章里阿青结识了一个名叫赵英的男孩。接着阿青就请他看电影，散场后在河边阿青从背后搂住赵英。受到了赵英的反抗。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同性恋者面对同性时的性冲动，其实实质上事件的导火索依然是弟娃。弟娃喜欢武侠小说，赵英也是。赵英缺乏家庭的温暖，他和弟娃不也正是如此，所以在赵英身上阿青看到弟娃的影子，所以理所当然的对赵英照顾有加。他甚至把弟娃的唯一遗物一管口琴都赠于赵英，可见在阿青的心中是多么渴望弟娃可以在赵英的身上还魂。当赵英用弟娃的口琴吹起弟娃最爱吹的《踏雪寻梅》，阿青的情感已经无法克制，那样的背后环抱的动作下，阿青的内心被曾经和弟娃一起吹口琴的旧时光萦绕。其实这一抱只是阿青在现实生活中找寻替代弟娃的影子，找寻值得自己爱恋的对象罢了。当弟娃的影像和赵英重合，阿青不自觉的把赵英真真的当成是自己的弟娃。

作者在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他写了一段阿青对弟娃的回忆：在等两年，弟娃，弟娃。弟娃手里的那管口琴跳跃着火星子。弟娃。弟娃。弟娃的颈背给夕阳照的通红。弟娃，莫着急。弟娃。弟娃。字里行间流露着无尽相思。这种真挚兄弟情让人动容。正是在这里的大背景下阿青才做出了环抱的尴尬之举。表面让的肉欲膨胀实质却是内心至善至美的性灵作祟。阿青拥抱的不是赵英而是和赵英的重叠的弟娃。

小说中阿青曾经收留过神经郎小弟。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灵魂的救赎。对小弟的爱护每时每刻都会唤起关于弟娃的记忆。在对弟娃的一次次追忆中，阿青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在小说的结尾是阿青遇到了罗平，他将自己的围巾交给罗平，并和罗平一起奔跑，他想父亲一样喊着军令的口号，他在罗平身上也和曾经的赵英，小弟一样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同情。李青在如此复杂的情欲纠结中沦陷又逃离，逃离又沦陷。这让我们看到了同性恋爱欲的多重面向。及面对如此不堪的生活，积极地追求性灵的积极人生追求。对于阿青来说灵肉之争的感情最高点是在他和俞先生相处的那个晚上，阿青把俞先生当成是亲爱的前辈，在阿青的眼里俞先生是一个可亲正派的长辈，当那个晚上，俞先生搂住他的肩膀的时候，阿青顿时觉得很肮脏，禁不住失声大哭起来。“就在那一刻，我感到的确实莫名的羞耻，好像自己身上长满了疥疮，生怕别人碰到似的。”阿青对于俞先生这样有损于他们之间真挚情感的举动感到失望和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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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阿青第一次回到了开除他的母校，经过昨天的晚上的灵肉之争，他不知为何鼓起了用其，暂时回到了曾经的伊甸园。找回了他失去的美好善良。他参与到一直都参与的篮球赛中，这使得他的青春活力展露无遗。这是具有象征性的，球赛的胜利象征着对他青春的肯定。与前一晚灵肉之争中灵的完胜相互对照。另外在队员中安排的娃娃脸也绝非偶然。这是作者制造的又一次阿青与弟娃的短暂相会。弟娃已经成为了阿青心中最圣洁，最美好，最善良，最纯净的性灵的化身。和阿青一样这种纯洁美好善良真挚的情愫出现在每一个孽子的身上。十年前公园里发生生的关于龙子和阿凤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小玉，吴敏，老鼠等都是一样，有着和阿青类似的命运，也有着和阿青一样的对于至善至美的性灵的追求。这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同处的这个黑暗王国的共同形态。

对人性的关注一直以来都是白先勇的创作着眼点。他以独到的思想情感倾向对人性的情感困境进行反思和揭示。在“孽子”中白先勇强调“灵肉之争”，强调人性中本就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性灵和堕落丑陋的肉欲的拉扯。李青们在这个世界和社会主流话语的价值判断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心纠结和斗争跃然纸上。人性的两面在这个黑暗王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2.畸变父子关系的重建

白先勇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孽子》这部小说的主旨其实是父子情。白先勇把小说的核心放在父子情结上，他的用意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希望呼吁主流社会破除父子之间的隔阂，呼吁代际之间的理解。父亲理解儿子，儿子理解父亲，这样的和谐关系是白先勇所希望看到的。蔡克健曾经说过：“《孽子》并非单单描写青少年的同性恋的问题，全书的大结构是中国父权社会以及父子„„不仅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这是《孽子》的主题，它不是单纯地同性恋题材小说，而是一部亲情伦理小说，是社会小说。父子关系和父子冲突确实是《孽子》最着力的表现主题。小说的开篇第一章就写到：故事的叙述者阿青因在学校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无胜发生淫猥行为被勒令退学后，又被父亲驱逐„„“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愤怒颤抖，嘎哑的喊到：畜生！畜生！小说中的另外一只青春鸟——小玉，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逐出家门，出身国民党高官之家的王夔龙则因疯狂之下杀死了自己的同性挚爱阿凤而被父亲放逐到海外十余年，父亲甚至扬言自己去世之前不准许龙子回国。到最后龙子连自己父亲的遗容都无法瞻仰。傅崇山的儿子傅卫也同样因为同性恋而在情感上被父亲放逐。傅崇山其实是父重山的话音。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作者对于父亲群体的一种整体性刻画。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中中国社会的父子观念是相当正统的，不允许随意亵渎。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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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父子的冲突显示出一种异常的强烈。这种冲突可以与主流社会关于传宗接代的理论相契合。对于父亲来说孽子们的行为是违反自然地，大逆不道的，荒诞滑稽的，丑陋鄙俗的，甚至不可理喻。他们对于这种有碍于香火继承和家族声誉的原则性问题自然决不让步。正如作者说的，孽子形象的刻画中，和父亲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他极力要表现得方面。其实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父子冲突都是文学作品永久探讨从未离开的主题。在孽子中，白先勇把儿子的行为营造为一种极端的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让父亲的无法忍受上升到一个极端。从而深情的将视角放到中国父亲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上，他们的态度其实也就象征着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态度。在谈孽子创作时，无可避免的要提及同性恋现象的讨论。白先勇曾经就此问题发表过感言，他说：“对我而言，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同性恋是人类的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缺少了这部分，人性就不齐全了。”同性恋从古至今恒久有之，只是一直处在少数派的地位。但一直存在。如果因为是少数，就将这群人的感情往丑陋卑贱里挤压，发誓要将这样的情感毁灭，就显得非常不符合人性。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窥探出作者对于同性恋态度的矛盾性。一方面，他用饱满的笔墨描写那些被迫沦落新公园的青春鸟们的悲惨生存现状，对他们寄予深刻的同情和怜爱以及理解和包容。另一方面，又通过傅崇山这个父亲的代表人物与龙子还有阿青的对话，表现出白先勇对于父亲行为的理解和同情。在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关于傅老爷对于龙子的劝导：夔龙,你只顾怨你父亲，你可曾想过，你父亲为你受过多少罪？父亲的痛苦，你们以为能够弥补的起来？„„他受的苦，绝不会在你之下。在与阿青的谈话中，慈悲的化身的傅老爷子，也多次劝导阿青理解父亲的心情，并尽早回家过上一种健康地生活。“你们这些孩子，哪里能够体谅到父亲内心的沉痛呢?„„你有父亲，我敢肯定你父亲这一刻也正在为你受苦呢。”“阿青，天下父母心，你们懂吗？你们能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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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们一边躲避父亲们的追逐，颠覆传统主流社会认为的为人子之道而生存，一边又在拼命寻求内心对于父爱的强烈渴望。于是才产生了诸多类似父子关系却又不是父子关系的有悖伦常的关系。精神上的父亲在这群孽子的内心逐渐代替了真实血缘上的父亲。在这群青春鸟中，小玉的寻父意识最强，对父亲的爱憎情感也极浓。作者花费浓重的笔墨写小玉终日编织着樱花梦，希望能和远在日本的父亲团聚。终于在故事的结尾跳上前往日本的商船。成全了他全部心愿的部分。孽子们对于父亲的寻找实则是对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寻找。这里的父亲象征着一种光明，象征着一种接纳和正视，象征着家庭和爱。孽子并没有羁留在社会现象客观书写的层面上，而是挖掘到道德的内核。孽子们的寻父情感近乎是宗教信徒对于宗教的虔诚。

不得不再次提到的依然是傅崇山这个角色，不得不在一次惊讶于白先勇的精巧设计，傅崇山从年轻时不能容忍士兵的同性恋和造成儿子的自杀。到年老之后对于这群孽子们的包容，一切的转变其实是对于所有父亲的一种希冀。他在书中代替现实社会主流社会发声，照顾关怀那些迷途的孽子们。小说中有一个感人的镜头，当傅老爷将原本送给自己儿子的手表待在吴敏带有伤疤的手腕上，南京晓庄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

这只表掩盖了吴敏手臂上的伤疤，从深层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顺畅的父爱的传递。到小说的结尾，最后的出殡场面的完结，孽子们扛着棺材为父亲做出最后的努力。两代人的隔膜在白先勇的渲染下瓦解了。龙子的悲嚎也代替了孽子们喊出了他们心中共同的伤痛。“于是我们六个人，由师傅领头，在那浴血般的夕阳里，也一起白纷纷的跪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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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傅崇山就如同一道父子之间沟通的桥梁，用关爱，理解和包容沟通起两个世界。父子的矛盾和冲突逐步消解。白先勇正是这样一步一步用情感重建了父子关系的人性伦理。3.“孽子”的情感回归和社会认同

《孽子》是白先勇酝酿很久的一部作品。其中注入了作者太多的个人情感。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意义都寄托在这部作品中。他在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转换为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以情感作为切入的视角和表现得重点。白先勇在孽子形象的塑造中，集中笔墨挖掘情感方面的深刻意蕴。这种对情感的充满厚望的寄托首先体现在把情感作为孽子们在现实生活苦难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而且还把情感作为孽子们获得人们宽恕，谅解和接纳的基本前提。同性恋作为少数特殊社会现象，白先勇努力为他们的生存找寻合理的出口。单纯从学院继承的角度予以解说无疑是苍白而虚假的。随意白先勇尝试运用人性里生来不可理喻的东西来解释同性恋这样的社会异端。他把这样的性取消用人性中无法避免，无法根除，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并称其为“孽”。这样的解释表明了白先勇内心对于孽子们强烈的情感。白先勇在孽子中一再体现自己对孽子们的深厚感情。从作者的叙述中不难发现，面对如此善良美好的孽子们，人们又怎能依然苛责和批判他们与身居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情感特征和性取消呢？看见小玉不懈追寻着自己的父亲，其实是在追寻着一种生命的最终归一。没有谁愿意计较是不是同性恋者。龙子和阿凤近乎变态的浓烈情感也赢得了人们的宽宥谅解和深深惋惜。在情感的世界里任何特殊和过分的行为都可以得到圆满的揭示。感情可以深深的打动人们的心灵。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外在的乖张异端的行为容易得到情感的原谅。这样的情感促使孽子们得到更多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接受。在孽子们身上流淌着的动人的善良和纯真，足以成为他们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存活下来的有力理由。又同时为孽子们获得人们的宽宥和接纳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确切的说，白先勇的情感视角不仅为孽子们恢复了人性的尊严，而且还连接了同性恋少数派群体和整个主流社会关系的最终纽带。在孽子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这种同性恋者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父子关系。因此，以情感最为沟通孽子和整个社会两个相互不相容的世界的中介。也就主要是指情感在父子关系中的关键性作用。情感作为人类最天然最根本的属性，具有超越道德牢笼的神奇功用。正是由于情感的特殊属性，造成原本在理性上分属两个阵营的孽子和父亲相互宽容，互相理解。最终白先勇为孽子换上人子的新衣。在情感上达成人性向社会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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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孽子”形象塑造的文学价值 1.值得借鉴的独特隐喻手法

《孽子》的创作年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描述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午后，主人公李青因特殊性取向被学校开除，后来有被父亲放逐。流浪在街头，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入了“黑暗王国”。他们在这个“只有黑夜，没有白天”

[12] 的王国中相互扶持并展开了很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情感故事。作品表面上是写同性恋人群的情感生活。实质上却具有很深的社会深度。涉及了很多社会问题，譬如家庭伦理、父子关系、老兵待遇问题等。这是一部人性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对许多意象进行了精心的营造和丰富的描述。构造了具有极强主观感情色彩的意象群体。对社会和人生都有深刻的隐喻。传达了同性恋者的心灵独白和对社会底层人士境遇的反思。

1.1 红睡莲

小说中的这群“孽子”们的黑暗王国，“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 [10]虽然主人公李青加入了这个新公园，但是当时一池红莲已经被政府拔得精光了，但是通过公园里老人的回忆，“那些鲜红的莲花哟，实在美得动人！”痴怨缠绵“天雷勾动地火”[13]的龙凤恋也发生在莲花池边，本书的结尾大家团拜似的又聚拢在莲花池四周„„鲜红的睡莲默

[默无言，却见证了黑暗王国的悲欢离合。它在夜间默默盛开。叶绿花红，装扮了这群社会边缘人的黑暗王国。作者选择红莲这个意象，是别出心裁的。首先，小说的人物昼伏夜出，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午夜，这群同性恋以及堕落的少年，如同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掀起巨大无比的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王夔龙捧着那朵红莲“好像捧着一团火似的”[14]红莲那么直通人心的鲜艳红色，就像是一颗颗寂寞得发狂的内心。像是一幅被欲望焚烧得痛不可挡的躯体。这样的色彩急需得到发泄和共鸣。那么刺人入骨的红色，犹如终年撕裂未能愈合的伤口。浓烈的绝望的撕裂的情感，却又有不惜一切的冲动。莲花的红色隐喻这黑暗王国的每一个人的灵魂上都有这样无法愈合的伤患。每个“孽子”在进入黑暗王国之前都有一段不堪回首，无法提及的往事。阿青被学校和父亲放逐，小玉生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是个私生子。老鼠从小被流氓大哥殴打欺负，并且在一个肮脏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吴敏的父亲坐牢，自己又极度懦弱甚至曾经自杀。他们带着从家庭学校社会中获得的痛苦记忆飞向这个黑暗王国，在这个王国他们什么都提，却从来不提这些身世。他们在莲花池旁，用情欲来修补受伤的心灵，在自我麻痹和自我救赎里逐渐让灵魂麻木，疼痛不觉。

其次，红睡莲的花语是：“父亲之花”，隐喻课作品的另一个深刻主题：寻父。“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家道德观念中，极其重视对家庭血缘的维系和对后代的繁衍”《孽子》中的家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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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社会的缩影。而父亲则代表着传统道德守护者的角色。这群孽子一边躲避着父亲的追打，一边寻找着理想的父亲。一路上他们都在逃离和寻找之中，寻找着一种父亲的象征。他们妄图回归家庭的关爱，回归自由平等的社会。小说的第一部分“放逐”就写到阿青被父亲逐出家门，而且还悲愤颤抖地喊道“畜生！畜生！”龙子原本是显赫大官的独生子，却因为那段轰轰烈烈的“龙凤恋”而遭到父亲极其极端的驱逐，在父亲的有生之年都不允许龙子回台湾。吴敏父亲入狱，从小都没有得到过父爱。小玉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这群失去父亲的“孽子”们不约而同的相聚在这个红睡莲池旁，共同憧憬着理想的父亲形象，妄图寻找到理解自己，宽容慈爱的父亲。而宽容慈爱的郭公公，杨教头还有善良博学的傅崇山老爷子就成了“孽子”们的共同理想之父。园丁郭老用相机记录了“孽子”们的点滴故事，他以悲悯的情怀给予这些“孽子”们理解和同情。“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16]，孽子们在郭老这里寻求到了精神上的支撑和灵魂的解脱，他们不再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自卑，因为野性和情欲是他们的原罪，正如公园里的红睡莲，出淤泥而不染，永远洁身自好，美丽无瑕。“孽子”们虽然背负着原罪，但是本性纯良，就算身处残酷严寒的社会环境，也从不惧怕，不怨天尤人，照样安身立命，处之泰然。心直口快的杨教头更像是“孽子”们的领路人，他为“孽子”们找到维持生计的客人，又设法开设“安乐乡”，希望给这些“孽子”们带来正常的生活，为他们构建一个温馨的庇佑所。

傅老爷的形象其实就是仁父的最好化身，在“孽子”们危难之时总是挺身而出，俨然是一副有担当的慈父形象，在众多父亲形象当中傅老爷毫无疑问是最权威最宽厚的，他为“孽子”们搭起了一座与主流社会的爱的桥梁，化解了父子之间的心灵代购。由于傅老爷早年的丧子之痛，而傅老爷儿子亦是同性恋者，当初的傅老爷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死后傅老爷思考了很多，逐渐的开始理解这些“孽子”们。他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孽子”们无私的帮助，更在精神上成为“孽子”们最好的心灵抚慰师。教导他们理解父亲，从自己父亲的角度思考。逐渐的劝导“孽子”们与父亲达成谅解。小说中那池红睡莲虽然只是老一辈人脑海中的记忆，却成为了贯穿整个故事的重要意象，烘托出小说的本质和核心，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1.2 台风

台风对于长期生活在台湾的白先勇来说实在不是很陌生。台风来势汹汹摧毁一切的热情和力量令人畏惧。台风这一意象在《孽子》中，就成为了青春激情的做好象征。当个体命运不得不捆绑在时间车轮上的时候，人们只能奋力抗争，来逃脱被束缚的困局。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郭公公告诉阿青：“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公园里的“孽子”们，用喧哗和躁动书写着青春和激情，社会越是不容纳他们，他们越是想要追寻自由。这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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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特别是那段传奇的“龙凤恋”，以异于常人的姿态呐喊出压抑的灵魂和心声。就如同台风过境一般，来时汹涌澎湃，去时无影无踪。小说中的阿凤天赋异禀，灵异奇特。脾气更是异于常人，忽冷忽热，喜怒无常。成年后的阿凤闯入公园之后，“便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劲，谁也降不住他。”

[17]

这种具有像台风一样充满破坏力的青春激情，深深的吸引着同样具有台风般脾气的阿龙。二人一碰头竟如“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以阿青为代表的寄居在“黑暗王国”的“孽子”们，他们的激情对于旧道德来说是一种破坏和突围，像台风一般汹涌澎湃。只不过台风的摧毁力是对于社会物质建筑的破坏。而“孽子”们要搅动的是被旧道德约束着的主流社会。这种对于人性的释放和旧道德价值的摧毁。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家试图唤起对社会应允的重视，在作者看来“少数派”不代表“不正常”不代表主流社会的不接纳。像是龙子和阿凤一样如台风一般冲破世俗的羁绊，但是两个性格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人相爱之后，龙子的热烈之爱却变成了阿凤灵魂的枷锁。不羁放荡的灵魂却成为了夺取阿凤性命的侩子手。当阿凤滚烫着献血倒在地上，眼神中却没有半点怨恨，只是痛的发黑而已。这个炙热的如同台风一般的眼神将伴随龙子的一生。这段传奇在这个新公园里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生命原来不是在结束的那一刹那就停止了，而是和自由的激情一起，凝结成一首首悲伤的情歌永远流传，永不止息。小说中间写到：台风登陆的夜晚，阿青和龙子不约而同地迎着风雨来到公园的亭阁里，他们自愿接受狂风暴雨的洗礼，与台风融为一体，被暴雨冲刷的躯体被赋予了新的灵魂。来完成自己的自我救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次出现破坏力极强的台风意象，作家的笔尖却从来都不适用阴郁黑暗的笔调来描绘这个黑暗的绵延的浮世绘图卷。而是在平静自若的行为中，清浅的带出富有青春激情的台风意象，在逐渐渗透的过程中，体味到部位认知的突如其然的悲情。或许白先勇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才书写出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是希望在传统道德界掀起一场台风，呼吁社会的人道主义，呼吁公允与宽容，呼唤同情和包容。无疑，作者是成功的，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称白先勇的《孽子》是一出“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小说唤醒了我们心灵最深处的激情，如同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心底最深处。

2.“孽子”形象成为文学人物画廊的一道独特风景

《孽子》的切入视角很特别，是借由一个叙述者贯穿全文，不断穿插各种人物的故事，表达各个人物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和成长轨迹。“孽子”们的形象在作者的巧妙布局下逐渐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李青作为一个观察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全局意义，即清晰展现出百态的人物形象，自己的形象也不知不觉的在作品中独立而丰满起来。《孽子》中的孽子形象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挣扎都清晰生动的呈现出来。那些“孽子”在无处逃离无处躲藏之时，无奈的选择了出卖身体最原始的资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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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勾当之下却依然显现出“孽子”善良美好的赤子之心。从而使得“孽子”的形象显得富有层次而多面。作者并不简单的给每个“孽子”下定义，从而使得“孽子”们真实的如同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内外交困的心灵和物质的困境这么着孽子们。在故事的叙事前行中，不免让人觉得精神的交错和思想的混乱。善恶在文中有时都模糊了界限。孽子们置身与繁华的成熟之间，却产生严重的疏离感。这些情感细碎的剖析更加凸显了“孽子”形象在社会伦理中的尴尬境地。孽子们在这样的双重煎熬下产生焦虑症也就不足为奇了。孽子形象的特别就在于总是处在如此不堪的境地，作者依然给予读者希望，计算内心焦虑，不安甚至茫然。孽子们也有着一种冲破一切阻碍的勇气，他们拥有在不断的失败中依然坚持寻找希望和光明的信念。在孽子们看来崩溃只能成为弱者的代名词。他们是真正地勇士敢于在尘埃中追寻阳光。这样高度理想化的形象是极其特别的。在文学长河中有独属于他们自身的独特价值。

作家的作品一旦创造出来，它的文学价值就不是作家本人可以左右的了。作品有价值与否需要读者和社会来进行鉴定。在我看来，白先勇的《孽子》中所塑造的孽子形象们度过了漫长的时间长河，直到今日被搬上话剧舞台，电影电视剧也频频获得佳绩。研究其形象特点的人也从未间断。它自身的文学价值必然是毋庸置疑的。《孽子》成功的塑造了包括“孽子”形象在内的诸多形象。白先勇对于“孽子”形象是寄寓了深刻的感情的。白先勇关爱这些生活在黑暗王国的孩子，他迫切的希望社会能够将更多的关心和关爱给到这些孩子，让他们不必躲避在黑暗的角落里独自疗伤。白先勇对于社会的呼吁见诸于字里行间。“孽子”形象的塑造其实是一种情感上的对于主流社会的疾呼。呼吁主流社会宽容接纳这些社会边缘的孩子，让他们和主流社会出于更加平等的交互关系之中。

《孽子》是白先勇突破心灵桎梏的一部倾心之作, 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它的问世是台湾现当代文学在创作内容与批判指向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白先勇对同性爱情特征的完整定义是同性间的爱情是一种混合了像兄弟般的亲爱、像父辈般的宠爱、像朋友般的关爱、像家庭般的珍爱、像知己般的挚爱的综合的情感。每个个体因自己的不同身世而对伴侣的情感寻求有不同的侧重, 越是缺乏哪个部分, 就越是追求那个部分, 这就是每一段看似匪夷所思的同性爱情故事都有其合理性的原因。白先勇在这部小说里拒绝套用传统的关于同性爱起始于先天变异或后天变态这样的病理划分, 而是以人性关怀的视角, 注视着同性爱者这群边缘群体在病态社会中的命运, 注视着其中每一个个体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整部小说饱含着伟大的人性关怀和探索的悲悯情感, 这就是孽子拥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的根本原因。虽然描述人性被破坏、被蹂躏的一面, 但并不划分刽子手和受害人、好人和坏人、拯救者与忏悔者之间的界限, 是一部罕见的作品, 也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小说中塑造的孽子形象在人物画廊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多少时间过去都将是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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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白先勇对文学认识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把文学视为表现人性的一种艺术。他用一颗敏感的心灵来包容、理解和怜悯那些暗夜里的“孽子”们。他曾经说过“觉得应该怎么看就怎么写，不管写同志或非同志，我觉得人性最要紧，我觉得同性恋的“人”字很要紧„„”

白先勇选择的切入点是他熟识的、而社会大众也越来越不陌生的同性恋者及其社会现象。他说：“我一直觉得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我们经常在挣扎。认得内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从这一理念出发，他已关怀人的情感和命运为写作的宗旨。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行人类内心脆弱敏感世界的雕刻。白先勇笔下的是真实的人性。作品中散发出的伤感和悲凉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在强烈共鸣的烘托之下呈现作者内心深处的那份“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

[18]的创造最高宗旨。

《孽子》是一部写给身世凄惨，无傍无依，在暗夜中四处游荡的包含人性的情感大作。细腻的刻画了那些暗夜中的“孽子”被社会和家庭所抛弃的痛苦曲折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从多个角度呈现出“孽子”们的不同样貌。即展现了主流社会对黑暗王国中的“孽子”们的诸多观感，从而说明“孽子”们之所以成为“孽子”的原因。那些无依无靠的“孽子”们因为社会和家庭的放逐，走投无路而误入歧途。《孽子》并不着眼于男男之间的爱恨情仇的俗套情节。而是以父子情为核心，写父子之间的矛盾隔阂。父子冲突在小说中占有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孽子”们消极反抗父权的斗士形象。这些消极父权的斗士一边反抗着父权，一面有追逐着父爱。其实父与子是具有象征性意向的。“父亲”是主流社会的隐喻。“孽子”们寻求父爱的过程是指上就是一个寻求主流社会理解和接纳的过程。

小说全篇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李青出生在一个残缺破败的家庭，自幼母亲和其他人私奔，父亲乖戾嚣张，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也不幸因病丧生。在情感上极度孤独造成叫焦虑症。其余的“孽子”们也四处漂泊，感情无依。都是彻彻底底的焦虑症病人。终其一生寻找父爱的小玉，他曾经说过：“找不到父亲，他死不瞑目。”

[19]

逆来顺受的吴敏，苦命的老鼠，这些人物在情感上都是极度匮乏的，内心焦虑不安，急需寻求主流社会的接纳，这些善良的焦虑症病人，在主流社会和黑暗王国之间来回徘徊，一次次挣扎又一次次失败，失败的打击给予“孽子”们巨大的伤害，导致焦虑症愈演愈烈，病入膏肓。

作品展现“孽子”们这样的遭遇，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这些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呼吁人们理解同性恋这种特殊的情感取向。告诉人们同性恋者和普通人没有差别。一样具有人权和尊严。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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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性恋社会也有肮脏和黑暗的堕落面，作者也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作者并没有刻意的美化这一特殊边缘人群体，而是用尽笔墨描述着“孽子”们在灵肉困境中努力突围的善良本性。表现这些在社会主流者外的这群边缘人的美好道德和善良人性。并且呼吁主流社会接纳社会边缘的“孽子”们。父子关系在畸变中得到精神上的重建。作者极力营造出一个主流社会和边缘人们互相理解和接纳的和谐社会。《孽子》中包含的人性关怀和悲悯意识使得作品本身呈现出充满人性温暖底色的深切关怀。这群游离在社会主流之外的“孽子”们极力的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用包含伟大人性情怀的悲悯情感为“孽子”修建了精神上通往主流社会的美好桥梁。在深厚的人性底色下呈现出一种至善至美的情感回归。

作品采用了多种特殊意象，隐喻手法对于“孽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红睡莲”和“台风”的意象在文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在这些穿插的特殊意象辅助下白先勇创造出文学人物画廊中极为独特的“孽子”形象。

白先勇在“孽子”形象的塑造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得小说听起来格外情切，读者如同置身于文章构架的故事之中。故事中不作任何好人和坏人的褒贬之词。也不极力的做世俗的拯救者。使得作品格外真实感人。白先勇怀揣一颗宽容的心，唱出了一曲呼唤宽容的人性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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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2]王玲玲：《最后的贵族·白先勇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3]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4]（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5]（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6]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7]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8]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9]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10]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11]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12]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13]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14]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15]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16]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17]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18]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页。

[19]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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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大学思念即将画下句点。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由于经验的匮乏，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果没有导师的督促指导，以及同学们的支持，想要完成这个论文是比较艰辛的。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武善增老师。武老师平日里事务繁忙，但在我做毕业论文的每个阶段，从确定选题到查阅资料，从论文检查到定稿修改，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除了敬佩武老师的专业水平外，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

然后我还要感谢大学四年所有的老师，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指导和教育，才让我打下了深深的基础。同时还要感谢所有的同学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此次毕业论文才能顺利完成。

最后，我要感谢文学院这四年来对我的培养，正是有了学院的厚意栽培才能有我们今天成才的日子，我将永远铭记学院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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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白先勇是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小说的最高成就。白先勇的文章向来受到许多关注，而小说创作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孽子》是白先勇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1977~1981年，单行本出版于1983年。该小说在台湾和美国曾被改编为舞台剧和电影, 1990 年以来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笔者认为, 除了作者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技巧之外, 小说的成功主要还在于作者以娴熟的笔法表现了边缘人少数派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心路历程这一主题, 同时从侧面反映了以父权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对边缘人特别是同性恋的态度。我参考了很多文学界人士对于白先勇《孽子》的评价。下面列举一些国内的研究现状。

李晓怡的《同性恋者的生命悲剧意识》对白先勇的以《孽子》为代表的一系列同性恋题材小说进行探讨，表达了作者对于白先勇探索同性恋题材的价值的肯定，认为那是一种深入人的精神与灵魂探索人的生存状态，反映了人类普遍被压制的情感。

蔡丹妮的《白先勇“孽子”形象分析》一文从白先勇小说中“孽子”形象的产生发展切入，通过孽子和孝子，逆子的同源异构性的比较，孽子的普遍欲望和寻父宿命等分析，提出了少数群体的自我救赎之路。

朱立立的《个人存在焦虑与民族文化忧患-兼论白先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一文中表达出作者的独到观点，认为白先勇小说表现出的个体存在的焦虑和民族文化的忧患。前者映照作者个体生命认同困局；后者则寓示着战后台湾以及海外中国人存在的困境。将个体悲剧融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是白先勇能够不囿于西方现代派，建构中国现代派的重要原因。

谢春红的《了览人性之悲悯，正视存在之勇气-白先勇同性恋题材小说评鉴》一文中指出白先勇是台湾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他的作品选材大胆，率性，敢于展现另类情欲，把笔触伸向一个特殊的同性恋者，关注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白先勇以人性关怀为情绪内核建构了其同性恋题材小说独特的视角和气质，小说极具寓言象征意味，透出作家对青春，美，生命的哲学思考。

研究白先勇小说的文章浩若烟海，我只是通过从中选取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来辅助我来把握小说文本中白先勇对于孽子形象所持的态度。

第四篇：浅析余华《活着》中福贵的形象

浅析余华《活着》中福贵的形象

【摘要】余华在创作生涯中始终追问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他在《活着》中用博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以及讲述在苦难中如何生存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偶然的苦难中温情受难。他面对苦难的人生，用最原始的“无为”反抗方式，却是抱着感恩珍惜和对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他在苦难中淡然、坚忍、乐观和活在当下的生存态度给予我们无限的生命与生存启示！

【关键字】福贵 活着 苦难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大力作，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活着》[1] 余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赌徒的故事’，即关于一个人‘输得有多惨’的故事”华自己则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2]福贵经历了众多的死亡，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死亡，而他的“情感洪流早已在岁月流逝中渐渐平息下来转[3]然而这个慢慢输掉自己人生的福贵何以在接二连化为一种饱经忧患之后的超然和知命”，三的苦难中依然坚强而乐观的活着，终至超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的是福贵全部的人生和精神。有论者言：“余华立足叩问人性深层蕴涵的罪恶和缺损，他从不向外去寻求拯救和安慰，而是向内扩张人自身对苦难的心灵承受能力。”[4] 福贵的一生都伴随着苦难，但是他苦难的一生并非全是冷冰冰的、痛苦不堪的遭遇，他的一生，还存在着些许的温情因素。正是这些点滴的温情，支撑着福贵“不死”的生命和活下去的信念，成就了坚忍、乐观的福贵。当然，福贵能在苦难的人生中超然地活下来，也有一定的生存哲学，通过分析福贵形象，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生命启示，学着在今天的社会也能超然地活着。

下面，笔者将浅析成就福贵这个不朽的形象一些因素和他的生存哲学以及我们从福贵身上得到的生命启示。

一、福贵生存的苦难因素

苦难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也是文学反复表现的母题。《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遭遇和承受了许多苦难，评论家对此进行了分类的研究：“像福贵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与他的存在发生关系的苦难一般有物质性苦难和生存性苦难。”[5]

（一）物质性苦难 所谓物质性苦难指有外在的因素引起物质匮乏从而导致的苦难。福贵曾是大富大贵人家的富家公子，本来与物质性苦难根本沾不上一点边儿。但是由于他好吃喝嫖赌的品行造成了家产败光，从此由一个阔家浪荡少爷，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和底层落魄潦倒的草根农民，也因此摊上了物质性苦难的折磨：老父、老母、雏子、待产的妻子，一大家子几张嘴嗷嗷待哺，如洗的贫困，简陋的茅屋等等。他陷入物质性苦难之中，无法逃避。从此，福贵由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变为一个日夜劳作于田间地头勤劳的庄稼人。但是即使如此，也改变不了物质严重匮乏的窘境。而且，对于由奢入俭的福贵一家来说，要承担这样的苦难显得更为艰难。母亲在贫困中病死、女儿在贫困中病哑、妻子在贫困中等死和外孙在贫困中储集过度饥饿竟被撑死等等。贫困给福贵带来的苦难在福贵苦难的一生中占了很大的空间。

（二）生存性苦难

福贵的一生，先后历经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黑暗时期和政治事件，这也构成了福贵苦难的重要因素。一介草民的福贵虽然无意投身于这些运动，却无时不活在这些政治事件中不能自拔，也一次次陷入因政治变迁而引起的巨大困境中。如在内战中，福贵为母亲去请医，却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受尽煎熬和折磨，回来时家中的老母亲思儿病亡、女儿不得救治而病哑；建国后，福贵的儿子有庆为县长夫人献血，竟被医院的人活活抽干血而死，以至于成为政治祭台上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物质性和存在性的苦难，导致了福贵苦难的一生。

二、苦难人生中的温情因素

（一）苦难中的亲情

“说到福贵为何不死、为何活着，不得不提到与福贵生命密切相关的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慈善的母亲，一个是他温存的妻子家珍。”[5]﹙52﹚是啊，这两个女人，不只支撑着福贵活着，而且还在福贵苦难人生中点缀着丝丝温情。福贵的母亲是一个富家夫人，但却没有一般富家夫人的尖酸刻薄和横飞跋扈，反而是一个非常慈善和明白事理的女人。福贵曾经吃喝嫖赌，游手好闲，但他母亲却从来没有大声责骂过他，甚至在福贵败光家产落魄回到家中时，他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剁了你，阉了你，剁烂了你这乌龟王八蛋。”，她也还护着福贵，说了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时候的福贵身心疲惫，精神早已崩溃，心如死灰。是他母亲，给了他活下去的亲情和勇气，并在他陷于物质性苦难时不断劝导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这句“人活得高兴，穷也不怕”说得热泪盈眶，一句极致平常的话凝聚着福贵母亲深深的智慧和饱满的情感。听的是话，入的是情。将之溶于生命，足以化解苦难，超越苦难。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福贵就是用这话打实了活着的信念。

福贵的妻子家珍，是一个读之也会为之深深感动的人。她在福贵最落魄、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没有嫌弃、没有指责、没有放弃他的人。她是福贵苦难的一生的一把明灯，始终照亮着他，温暖着他。当福贵败光家产回家时，在父亲的一片怒骂中，身为福贵的妻子，本应也是气恨交加的，但是她还安慰福贵说“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这是深深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也是唤起福贵了冰冷的心，使得福贵在家庭变故之后还能重新做人。在往后的艰苦岁月里，每当福贵或是家庭遭遇不幸时家珍宽慰他好好活着—为自己，更为这个家活着。因此，福贵也始终坚信：即使生活是悲惨的，也要好好活下去，“家珍说得对，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家珍临死之际，她还一遍一遍地对福贵说：“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满足了，我为你生了一对儿女，也算报答你了，下辈子还要在一起过。”这段话字字含情，句句传意。可以说家珍在痛苦和打击中表现出来的坚忍和包容，对福贵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始终不弃的亲情，浓浓笼罩了福贵的一生。当然也可以说，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家珍对夫妻感情的珍惜、对孩子真切的关爱对整个家庭的责任感和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影响着感化着福贵。

当然，除了这两个女人使福贵惨淡的人生有了些许光芒之外，还有福贵懂事的女儿们—凤霞和有庆、孝顺的女婿和可爱的外孙。这也是福贵不管多苦也要坚忍的活着的温情因素。在亲人都相继离世之后，与他相伴为依的老牛就成了那些亲人的化身，通过呼喊亲人的名字来回忆亲人的温馨，好像死亡从来未将他们一家人分开一样。这也是一种温情，有挚爱的亲人可以回忆的温情。

人不管多强大还是多渺小，家庭的温情总是需要的！福贵还是幸运的，他曾经拥有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同时还有乖巧的儿女、孝顺的女婿和可爱的外孙。

（二）苦难中的生存价值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既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活着》中的福贵就是正是怀着这种感恩的心态，懂得尊重生命，因此能在命运和生活的重压下自我复苏，学会在苦难中寻找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福贵在面对苦难时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在面对苦难时学着感恩珍惜生命，让生命在命运坎坷压迫下灼灼生辉，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也得以回归和体现。

三、福贵面对苦难人生的生存哲学

（一）淡然心态超越存在苦难

我们知道《活着》的开篇是以“我”到乡村去收集民间歌谣听来的富贵的故事，这就说明“我”所写的故事是听来的。福贵经历的苦难是经过自己之口叙述出来的，作者更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当福贵在叙述自己的苦难故事时，在作者听来不像是在抱怨过去的苦难人生，而像是在温馨的回忆。每回忆一次过去，仿佛他就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度此生了。那么，是什么使福贵能够做到如此境界呢？笔者认为是福贵特有的淡然心态。福贵在叙述过去存在的苦难时，完全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能够做到如此淡定，非有淡然心态不可！或许有人认为福贵对于过去的苦难已经麻木了才会如此！其实不然！如果麻木，福贵能向“我”精彩的讲述他的故事吗？如果麻木，他在经历一切苦难之后，还能够和一头仅存的老黄牛休闲地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福贵正是因为对过去存在的苦难以淡然心态去面对，才能在经历一切苦难之后生活下来。

（二）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

《活着》中降临于主人公福贵身上的苦难都是不可抗拒的，如他为母亲去请医时莫名其妙被拉去当壮丁，母亲却因思念他而死、妻子很贤惠，却在中年生病而死和唯一的儿子也在献血时而死等等。但作者为缓解福贵这种苦难的人生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那就是坚忍。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为这种宽阔的坚忍而呈现出一种沉郁、悲痛而又温和的面目。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的无边无际的坚忍包容着一切，以至于每一次苦难的降临，福贵都能把它消融在坚忍之中。“《活着》讲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人是为活着本省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6]（P147）”作者在文中用了一个“熬”字，鲜明的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民生存的看法，就是坚忍，无休止的坚忍。坚忍的品质，造就了福贵面对苦难时的宽广和牛皮糖似的坚韧的性格，使得他的内心拥有了一种超脱苦难的平静。

四、福贵的苦难人生对我们的生命启示

（一）“无为”的抗争

《活着》中余华对福贵面对苦难的态度基本持肯定态度。福贵以一种不反抗，对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作为自己对苦难的“抗争”。这种表面上的不作为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和误解，难道这也算坚强的生命形态？但对于福贵来说，纷至杳来的苦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苦难”，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每当他怀着美好的生活憧憬时，努力为生活奋斗时，命运总会和他开个大大的玩笑，总会折断他简单理想的翅膀。他不知道下一个厄运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等着他，他只能以一种不作为的方式作为对命运的抗争。而恰是这种不抗争就是对悲惨命运的最好的抗争。如果福贵抗争，也许他就会如俄狄浦斯王一样最后落得自残的局面。福贵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面对无法预知而又随时到来的命运。每次致命性的苦难足以摧毁他，但他都活了下来，以自己顽强的生命作为对命运最好的抗争。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无法预知的苦难命运，我们或许应该学会像福贵一样，学着以自己顽强的生命作为对命运的抗争，即使苦难接二连三，也要以最简单的想法—为活着而活着，以这种态度对待苦难！

（二）活在当下

福贵一生中有太多的苦难“光顾”于他，他几乎都是与他至亲的死亡相伴活着的。余华曾说，《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7]﹙P4﹚是啊，福贵瘦弱的身躯就像一个脆弱的头发，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却坚韧地承受住亲人相互离去的如三万斤的重量，头发没有断，福贵没有倒下来！我们知道，在亲人一个个意外的死亡之后，福贵也曾深深的痛苦和无助，但是，很快，他会振作起来，从悲伤中走出来，重新活在当下。最后，在垂暮之年，孤单的福贵只剩下一头老黄牛相伴，但他还是可以在田间唱着歌谣把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福贵是活在当下的人，之前的所有的苦和泪都随风而去，福贵没有抱怨、没有放弃、更没有逃脱，而是选择活在现在，活在当下，这是很明智的做法，也成就了“不死”的福贵。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生命启示：活在当下。人类没有上天的庇护，每个人都随时可能面临着未知的苦难，我们也要像福贵一样，不抱怨、不放弃、不逃脱，活在当下。活着，承受一切，拥抱一切，通过自己的力量消解苦难，成为活下去的强者！

（3）以乐观的态度善待生命

余华在《活着》主人公福贵的出场安排是以歌声引出的，“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8]﹙P5﹚他的出场让人丝毫联想不到他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嗓音，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苦难。“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的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8]﹙P6﹚福贵牵着一头老牛，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在阳光正浓的树荫下向我们讲述他的一生，在亲人纷纷离去的孤寂中，福贵用诙谐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韧性和力量。没有悲伤，没有痛苦，只有怀念。在爽朗的笑声中，福贵流露出仁厚亲切的高远情怀，溢出一种昂扬乐观的精神内核。在福贵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唱着古老又快乐的歌谣中，我们看到了凡俗人生中的那种坦然和平和、乐观与自足中蕴含着宁静而深邃的力量。苦难的折磨和对死亡的恐惧被一种超越理性化的乐观主义式的叙述态度化解了。从福贵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这一古老民族的某一精神原型：于苦难的生命中抗争不止，以乐观的态度对生命执着不已！

《活着》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社会力量，它并不局限于对某一具体的社会时代的批判，而是力图达到对人类命运的理解。余华通过叙述福贵这个人物的苦难人生，并不是为了彰显苦难，也不是为了批判苦难，而是借福贵这个受难者的形象所要表现的是人类承担苦难的品质。如果人类命运是苦难，像《活着》所叙述的那样，是一连串令人难以忍受的死亡的体验，那么，我们要学着福贵那样，用坚韧和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和承担苦难。苦难不是目的，承担能力和乐观通达的态度才是余华希望通过福贵这个人物所要传达的全部内涵。的确，苦难无处不在，与生相偕，苦难好像已经成为人类难以摆脱的宿命，那么苦难来临之后应该怎样做？作为“弱者”个体，在面对强大的“外界”困扰时，又应该怎么应对？是抗拒，还是死亡？在历史和自然面前，人们有太多的无奈和不能，死亡在这里显得太过于容易。《活着》中的福贵一无所有，仅以生命来抗拒命运所“赐与”的一切，面对死亡，生命就是一种进攻，他始终站在那里，毫不退缩，这种抗拒不是死亡，相反而是“活着”！尽管人生有太多的名誉、财富等等，但如果拨开所有的迷雾直达生命的本质，为活着而活着，就是最尊重生命的态度！

[注释] [1] 相福庭．承受生命之轻—余华《活着》解读．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15页 [2] 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5页

[3] 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见：余华．活着．第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黄海燕.余华论[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4﹚：92-99 [5] 王敏达．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 余华．我能否相信我自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页 [8]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3] 王敏达．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余华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出版社，2006 299

第五篇：试论余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试论余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摘要：余华早期作品反映了作者与现实之间的敌对、紧张的关系，表现血腥、死亡和暴力。在1990年之后，苦难则成为他后期作品的主题，体现了一种从知识分子到民间的关注视角的转移。余华通过作品塑造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从早期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发展到后期，寄托着余华的 人文主义情怀。从而使其完成了向更高一层的先锋创作的升华。这一转变，始终体现着余华对于“人”的关注，并通过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余华对于整个农民阶层生存状态的反思和思考。

关键词：余华；农民形象；苦难

一

“余华”，在嘉兴市图书馆的档案里是这样介绍的，“1987年开始，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引起国内文坛的注目，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⑴

如今，提到余华，似乎总是逃不开先锋小说。对于这一点，余华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先锋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是先锋文学„„”⑵到了2002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说：“当我在写作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先锋作家„„”⑶想要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大致上出现在1985年前后，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以这样一些人和他们的一些方面的探索为代表的。之后，到了1987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批人，像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实际上，先锋小说是个假概念”，⑷“先锋”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指“作战或行军时，脱离了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

也就是说，先锋的作用，是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和探明情况、获得信息的，他们的命运是不知道下一步需要怎样。后来，这样的一个概念，被借用到文学中来，是指一部分人的写作和社会的主导潮流不一致的写作行为。这便是先锋小说的使命了：就是用自己的行为，去开拓一个未知的领域。马原他们，承担的便是这样的一个使命，而到了余华这一批人，先锋性已经不仅仅代表一种艺术上的探索和语言上的实验了，他更多的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姿态和一种自由状态，代表艺术上的前卫、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和创新。”⑸他们认为先锋不仅是那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真正的先锋性是保持作家写作生命力更长久的一种方式，他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这一点，在余华小说创作的后期，表现的尤为明显。余华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的两次不同的鉴定，正是反映了这一转变。这一转变，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的：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接受美学兴起之后，读者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仅是被看作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是一个主动的阅读者，是可以对作者产生影响，进而通过作品与作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在文学活动中，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即原先以作家为“主力”，转变为以读者为“主力”。在先锋小说的初期，由于过于注重对艺术手法、言语试验和叙述形式上变革，与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产生脱节，致使读者“不买账”，先锋作家由于不能得到大众读者的认同而成为高傲的孤独者和战斗者。因此，先锋的回潮也就变的不可避免了，于是，对先锋性的追求转变为一种精神的追求。

二

在余华的整个创作中，也是可以分成这样的两个阶段的。陈思和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从80年代的极端‘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⑹，并据此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余华的这一转变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的，到《许三观卖血记》中完成的。从《活着》开始，余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仅仅关注知识分子，而是开始把眼光投入到人民中间，塑造出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阶层。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农民”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者和劳动者，也就是贫农和中农。在余华的作品里，这些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现实一种》中的山峰、山岗兄弟为代表的。

在作品中，“他们并不比河流、树叶、街道和房屋来的重要”⑺，作者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都是叙述中的符号。”⑻在他们的生活里存在着苦难，但是他们对于苦难、对于生活本身，显然没有过多的思考，人物失去了所有的理性和逻辑，一切被暴力所支配和控制。余华用一种平静、冷漠、客观的态度将事情记录下来。小说所叙述的暴力和血腥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复仇，他们没有合理明确的动机和原因，所反映的是余华与外界现实的紧张关系“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远在海角„„我和现实的关系紧张，说的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⑼这使的余华并没有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上，叙述的重点在于故事本身。因此，他前期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为了完成叙述用的。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个儿童无意的过失，打开了暴力的闸门，暴力的洪水波涛汹涌，将所有席卷而去。山岗的儿子皮皮抽打还是婴儿的堂弟，最后，将他摔死在水泥地上，阳光下流出了第一摊血，山峰为了报仇，让皮皮舔尽地上的血，然后将他一脚踢死，阳光下流出了第二摊血，山岗将山峰绑在树下，让狗舔他的脚底，残忍的弄死了自己的兄弟，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并冒充山岗的妻子，将尸体捐出，最后山岗的尸体被一群医生兴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在余华的笔下，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温情，仅有的只是相互之间的仇视和伤害。甚至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而这些原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时最具温情的。

另一类则是以《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阿方和根龙，特别是以《活着》中的福贵为代表。《许三观卖血记》是以许三观的几次卖血经历为主线的，在作品里，还有两个人，虽然在篇幅上所占不是很重，但是在情节的发展线索上，他们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根龙和阿方是和许三观的父辈们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也和许三观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卖血。他们有着农民式的精明和算计，在卖血前要喝水，并告诉许三观喝水的时候“要喝中间的水”，喝过水之后，水就会浸到血里。这样人身上的血虽然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⑽而且卖过血之后，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补一补身子。后来因为卖血，阿方的身体败掉了，而根龙则死在了医院。在作品里，余华并没有交待他们为何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卖血，以至于到了不顾自己性命的地步，但我们从许三观的经历是可以很容易的猜想得到原因的：贫穷，国家政策的失误，天灾人祸的打击。我们假使一个农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可以独立耕种，但就农业经济来说，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下来，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或水灾或旱灾或虫灾。只要来一个荒年，那么三年的积蓄就完了，而且人活于世，生老病死总是免不了的，脆弱的农业经济使农民的生活经不起任何大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只有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到医院卖血，况且耕田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卖一次血能挣二十五块钱，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还是那么多”⑾，农民的劳动已经被贬低到了如此的程度，而当时的国家形势也是不允许农业人口转业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是困难的，他们一次次的卖血，不过是把血当作一种商品，拿去换钱，以求渡过难关。血是生命的精华和本质，失血代表了生命的死亡和结束，用生命来做生命的交换，这不仅是一个阶层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福贵是这样贫苦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原本是地主的儿子，是个“很有身份的人”，家里“有一百多亩地”⑿，但他年轻的时候败光了家产，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从此脱去了绸衣，穿上了粗布衣服，吃着自己种出的蔬菜和粮食，过着可以温饱的日子。小说是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老人故事的终结。而福贵的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回环。这种循环的叙述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联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层层循环。

“为何哭泣，如今我不应忧伤，为何叹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见，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见他们轻轻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这便是那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歌词。对于福贵来说，是他一生的预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七位亲人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头老牛伴着他，死亡一直笼罩着他的生活，但他“却充满了欢乐，”甚至在脸上的皱纹里都“积满了阳光和泥土”⒀，“他时常流出浑浊的眼泪，却不是因为悲伤，他们在高兴时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⒀饥饿和贫穷造成了生活的苦难，在战场上，“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畜生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⒂，饿着肚子是打不了仗的，而且在农村，也到处充斥了饥饿和贫穷。因为饥饿，农村人可以为了一小根番薯而抛弃人的尊严，因为贫穷，福贵把女儿凤霞送给了别人，因为贫穷，儿子有庆上学时为了不使鞋子跑坏，在大冷天赤着脚跑去上学，因为饥饿，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撑着去干活，因为饥饿，外孙子苦根吃豆子被撑死。

还有那未知的命运：福贵家道中落因而保命，龙二使福贵破产却在大富大贵之时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春生春风得意当上县长，却在文革中一落千丈，上吊自杀。我们设想，如果福贵当年在与龙二的那场豪赌时，听从家珍的话适时收手，勤俭持家，至少那剩下的一百亩地还是可以保住的，如果福贵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之后，参加革命，没准他也能够象春生那样成了一县之长。但是在时间的轮回中，龙二被枪毙，春生也死了，而最贫穷的福贵却守着自己残破的家顽强的活着。在这一循环中，生死、善恶、美丑、爱恨不在只是二元对立，而是自然的此消彼长。苦难本身是可以反抗的，而命运却无从反抗，当一切无可反抗，反抗也无意义的时候，象福贵那样尊重生命，好好的活着就是对死亡的最好的抗争。“福贵凭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着并抵抗着悲剧命运的频频袭击，于苦难极限处善待生命，”“对于他们来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经被生活所击垮，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活着。”⒁俄狄浦斯弄瞎了双眼，他依然选择活着，福贵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依然选择活着。生存是对死亡的最大嘲弄，特别是当生存变的无比艰难的时候。余华正是通过这一些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人性的思索。

三

余华的早期作品对于人性恶的揭示是大胆和深刻的，相比于一些“大团圆”的结局，给人以更大震动。他从不回避现实世界带给自己的混乱感，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更是失去存在的空间。他把人类的理性的外衣撕开，沉浸于对暴力和血腥的世界，而不作出现实的判断，只是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一个话语的暴君。到了90年代，对于“苦难”主题的反复渲染，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余华对于传统的回游，并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自己对于苦难的不同层次的认识，即体验、忍受、消解，并进一步提出了缓解苦难生活的三种方式：回忆、忍耐和幽默，表达着自己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企图为小说中的人物乃至整个受难的人群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希望”。不论是根龙、阿方还是福贵，他们对于生活从未有过失望，即使是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所有的人枕着子弹睡觉，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有人死亡，但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福贵想的最多的，也还是活下去，和家人团聚。“希望”二字对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希望”之所以是件美好的东西，因为他永远不会消失。

总之，余华从80年代的“苦难的受难”，到90年代的“温情的受难”，始终体现了余华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人的关注，而农民阶层作为整个社会阶层的最底端，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就越是严峻，余华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自己的创作宣言：“我只是一个作家。我的兴趣和责任是要求自己写出真正的人，确切的说是真正的中国人”，“作家应该关心真正的人，只要写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写出了广阔的人群。”（16）

参考文献：（1）参考“嘉兴市图书馆”网站资料

（2）张英，《写出真正的中国人——余华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3）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当代作家评论，2002，（4）（4）格非，何谓先锋小说

（5）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陈思和，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1，（1）（7）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8）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9）《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0)《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1)《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5页（12）《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7页（13）《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37页（14）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5）《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57页

（16）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