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立法法修改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影响(发言稿)
立法法修改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影响
一、立法法修改背景及基本制度
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立法法是关于国家立法制度的重要法律。我国现行立法法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规范立法活动，推动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立法法确立的立法制度总体是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有许多新期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要求，立法工作面临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立法工作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立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总结立法法施行以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践经验，适时修改立法法，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修改立法法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提高立法质量为重点，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更好地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的党中央屡屡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两会”召开前夕更是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主张，强调改革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必须于法有据，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消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法治的本意就是良法善治，只有良法才有善治。一部科学、民主的《立法法》是实现良法可依的重要保障。纵观世界各国，少有专门的立法法。因为有关立法程序的问题，可以在立法机构的议事规则中厘定，有关立法职权至配置问题，专属宪法有关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内容，一般不由普通法律予以规定。中国的立法法，某种程度上是弥补宪法解释制度的缺失。
二、立法法修改内容
本次立法法修改幅度大，修改条款占三分之一。具体表现为：
（一）关于完善立法体制
我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立法体制提出了明确要求。落实这一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正案草案对立法体制的规定作了如下修改：
1、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2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2、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目前全国设区的市284个，按照现行立法法规定，享有地方立法权的有49个，尚没有地方立法权的235个。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的规定，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法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基础上，相应赋予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
3、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我们国家现行的大部分税种都是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来制定的，这个依据是1985年全国人大各国务院的授权。我国现有18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通过全国人大立法规定的，还有15个税种是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来制定的。立法法修订后，以后凡是开征新税的，要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收法律，凡是要对现行税收条例进行修改的，一般都要上升为法律。税收法定之后，收税不再那么容易。
4、对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规范。为进一步明确规章的制定权限范围，推进依法行政，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一是制定部门规章，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 加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二是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同时，考虑到地方实际工作的需要，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关于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此次立法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补充和完善：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二是加强和改进法律起草机制，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事项的法律草案，可以由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三是更多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立法法规定，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代表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法律案，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列席。
（三）关于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立法 法规定：一是将提高立法质量明确为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在总则中作出规定。二是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三是健全审议和表决机制。立法法规定，调整事项较为单一，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法律案，可以经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对审议中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设立单独表决制度；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逐个表决。四是增加法律通过前评估、法律清理、制定配套规定、立法后评估等一系列推进科学立法的措施。
（四）关于完善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
立法法规定：一是对国务院编制年度立法计划提出要求，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国务院法制机构对国务院各部门落实立法计划的情况，应当及时跟踪了解，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二是对行政法规的起草提出要求，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见。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予公布的除外。
（五）关于加强备案审查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制度。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立法法增加规定：一是全国 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二是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将审查、研究情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三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经济特区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六）关于对司法解释的规范和监督
司法解释对于司法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职权是必要的。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针对目前实践中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立法法增加规定：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行使职权中遇有立法法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四是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其他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三、新增赋予235个地级市地方立法权后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影响
新修订的立法法第72条规定，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 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社区的市指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已经有立法权的49个较大的市，第二个是235个新增加的设区的市（地级市），彭山县2014年撤县设区之后，现在的眉山市属于新增加的设区的市之一。
城市建设和管理、环境保护，一直都是政府管理中的难点。以环境保护为例，东坡区城区周边存在众多造纸厂、泡菜厂等污染企业，在经济大跨步前进同时，治污压力巨大。尽管近年来在环保措施方面频出重拳，由于没有地方立法权，某些制度只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出现，这也带来了行政处罚标准模糊、于法无据等弊端。立法法赋予眉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权以后，就可以专门将“红头文件”涉及的问题以地方性法规方式予以确定；同时，我们市人大及常委会还可以就岷江流域的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予以解决矛盾。
当然，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此次立法法的修订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税收法定、现行限购问题的立法规范等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问题；但是作为政府机关法律顾问的律师，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权后，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我们眉山市自己的地方性法规时，律师可以参与其中。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中最具有职业化操作的人士，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相关法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还可以进行前置性审查。有利于制定出的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兼顾各方利益的公平公正 7 的地方性法规。
最后，我相信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权后，眉山市依法治市工作有了地方性法规的规范和指引必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绩。
第二篇：《立法法》修改对2015年司考的影响
你的未来，我来导航
www.xiexiebang.com 《立法法》修改对2015年司考的影响
一、中国立法的原则：法治、民主与科学。
1、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宪法为依据;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2、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3、民主立法原则：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4、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立法中要恰当处理各种关系，注意各方面的平衡，应高度重视立法技术、方法，提高立法的质量。
【新增】明确性、可行性原则：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新增】立法的计划性
(1)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拟订立法计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2)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相衔接。
二、规范性法文件的对比
三、法律保留
(一)法律保留的范围
【相关法条·《立法法》】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国家主权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你的未来，我来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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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法律保留事项的授权规范
1、授权决定
2、法律转化工作
(1)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
(2)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三)对于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的授权规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四、法律制定程序的变化
(一)全国人大立法程序之提案
如提案是在人大闭会期间提出，则可以先向常委会提出，经常委会会议依照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特别说明】因为上述议案本来便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所以常委会在代为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但是，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为此进行立法调研，属于其自身的工作需要，因此只是“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二)法律提案时的附带要求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提案人应当予以说明并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应当同时提出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议案。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认为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
(三)列席的例外
1、【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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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别注意· 改动考点】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注意区别】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三读程序的例外
1、【改动考点】 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2、可行性评估【新增考点】
(1)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
(2)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五)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的民主性【改动较大】
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1)论证会：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2)听证会：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3)征求意见(有限范围)：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4)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布)：应当在常委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收集整理后，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之表决【新增考点】
1、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单独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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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七)狭义法律之公布【改动考点】
1、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2、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五、法律制定后的工作
(一)配套规定的制定【新增考点】
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法律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未能在期限内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情况。
(二)立法后评估【新增考点】
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三)答复法律询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委会备案。
六、地方性法规
(一)制定主体【改动考点】
1、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一般可以针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另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之外的，继续有效。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除较大的市外，其他设区的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相应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时间，与此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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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新增考点】《立法法》所有关于设区的市的规定，都适用于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
(二)可规定的内容
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3、除法律保留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市两级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
【特别注意】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人大通过。
(三)报请批准和合法性审查
1、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2、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1)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2)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法文件的审查
(一)提出主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
1、被动审查
(1)审查要求(五个主体)：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审查建议：五主体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
2、主动审查【新增考点】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二)审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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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
【注意】《监督法》还增加了两高的司法解释。
【注意】不包括规章，规章一般都是国务院审查，都是审查建议。
(三)审查的程序
1、常委会工作机构：对于审查要求，必须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对审查建议，要进行研究，只有必要时才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2、【改动考点】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与法律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3、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
(四)审查结果【改动考点】
1、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2、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五)反馈工作【新增考点】
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研究情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八、其他细节的变化
(一)行政法规
1、报请立项【改动考点】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2、起草【改动考点】
(1)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
(2)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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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二)部门规章调整的事项【新增考点】
(1)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2)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三)地方政府规章：
1、制定主体：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
2、调整的事项：
(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2)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第三篇：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2011.10.17 20:50:52上海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对策
奉贤区院反贪局王益春
自1996年10月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已经时隔15年，目前刑事诉讼法正迎来第二次大修。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说明，这次修改的面较大，修改补充的条文比较多，拟将刑事诉讼法从现在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改、修正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也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新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也将对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调研要求，我们现结合检察机关反贪实务工作，就新刑诉法修改可能对反贪工作的影响，作简要分析与预判。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的有利影响
分析新刑诉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新刑诉法在侦查程序当中加大了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强化了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当延长了拘传时间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正案四十七条提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一修订很有必要，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难以核实，在12小时内无法决定对嫌疑人适用相应的措施，这类型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至24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二）确立了技术侦查手段
新刑诉法修正案五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
施。经由技侦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反贪部门技术侦查手段针对的是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主体，他们往往是国家工作人员，位高权重，社会关系广泛，反侦察能力较强，采用常规手段很难破案。有了这一规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证据，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从新刑诉法立法精神看，侦查权的变化呈现出既强化又限制的倾向。一方面，反贪侦查人员应充分运用和依法行使新刑诉法赋予的侦查权力，有效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体现打击职务犯罪力度；另一方面，应当严格执行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例如采取技侦手段应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实务中一般须经省级检察机关批准等，严格限定技侦手段取得的证物的用途；侦查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后要立即将嫌犯送至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要在看守所进行，禁止在看守所以外的地方进行讯问等等。在行使必要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的过程中，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二、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提出的新挑战
新刑诉法的出台，在保障人权方面，在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方面，也增加了大量的规定。这既是面向法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也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并以此为契机，转变观念，采取措施，提高能力，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原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一般认为，这一规定表明，我国不承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修正后的刑诉法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意味着控方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不少学者称之为法治进程中的一大跨越。然而这就要求侦查人员独立收集证据，不能过于依赖被追诉人的配合，对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人员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是个挑战。
（二）充实完善了证据制度
针对原刑诉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新刑诉法修正案中证据一章新增条款就有8条，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等。其中对侦查阶段取证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有：
一是增加了几种证据种类。新刑诉法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的有关要求，“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
录”等都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明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司法机关核实，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完善了刑事诉讼法的证据种类。由此，反贪部门取证工作的证据来源得以扩大，如何有效、规范的获取证据，是反贪侦查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二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刑诉法十七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收集的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三是明确了证明标准。原刑诉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准确适用这一标准，新刑诉法明确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充实、完善，也对司法机关包括侦查部门的证明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辩护权不断扩张
辩护权这部分的修改，被各界认为是新刑诉法的一个亮点，包括侦查阶段辩护人身份的明确，对律师法有关规定的进一步落实等。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据此，律师在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供法律咨询，二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新刑诉法还规定，除三类特殊案件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需其他任何批准，四十八小时内就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时不被监听。这将从立法上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
辩护权的扩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强化人权保障的体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暗示”，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因此，反贪部门面临着更大的讯问破案压力，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也大大提高。
（四）同步录音录像在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
修正案四十九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结合之前两个《证据规定》和最高检的有关要求，讯问的过程应当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庭审中经法庭提出要求，公诉部门应当当庭出示、播放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新刑诉法在这方面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同步录音录像的全面推行，有利于日后当事人提出供述系刑讯逼供时，通过录音录像查明事实、消除争议，也对反贪干警讯问工作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增加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
修正案二十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据此，经法庭要求，侦查办案人员具有出庭说明情况的义务。我们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主要针对程序性事实的证实，特别是证明取证程序是否合法，常常成为辩方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说明的初衷。此时，侦查人员作为控方证人，就要在这方面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多角度地向法庭阐述收集证据的全过程。因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应具备相当稳定的心理素质与较强的应对能力。
三、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策略
新刑诉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同时对反贪侦查工作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反贪侦查工作，提高侦查水平。
（一）转变侦查观念，调整侦查模式
由于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直接证据的稀缺性、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等多方面原因，传统的侦查模式是依赖于一对一的口供，主要“由供到证”，案件有了初步证据后，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后，再根据口供寻找固定其他间接证据，这样的侦查模式简洁明了。但随着新刑诉法的出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律师提前介入、同步录音录像等多项规定，使得获取口供的难度大大增加，反贪侦查工作也将更加公开透明，如果还按照传统的侦查模式，案件很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不利局面。因此，必须由传统的被动、简单、粗放型侦查
方式转变为现代的主动、理性、精确性侦查方式，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过去那种靠“一支笔、一张纸、两条腿”的传统侦查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办案工作的需要，应具有先进的侦查理念和技术手段。一方面，我们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如实供述”，让其“自证其罪”的义务转化为其享有的权利保障，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作为其减轻处罚的依据；另一方面反贪侦查工作又必须要在“零口供”定案能力方面下工夫，真正做到不必依赖口供定案。
（二）规范和加强初查
2008年以来，市院反贪局提出“分兵初查、滚动发现、集体评估、集中突破”十六字查案机制。这些内容和要求，适用整个侦查工作，主要针对初查阶段。突出强调初查中的指挥者，应当明了全局、掌握进程，能动地、有序地抓好线索分配直至案件突破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而这只有通过强化管理才能实现。随着十六字查案机制不断深化，初查管理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并且成为侦查机制转变中的一项重要保证措施。“十六字”查案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以充分发挥我们侦查工作的主动性、侦查谋略的预见性、侦查措施的强制性、侦查手段的先进性。
（三）提高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能力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讯问的重要地位及获取口供在侦查破案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讲，无论如何强调保障人权、严格规制侦查行为，无论如何转换侦查模式，口供始终是一种定案证据，讯问也始终是侦破案件的重要措施和途径，其具有侦查成本低及对侦查破案起直接、可信、可靠的作用等特点。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大胆探索获取口供的措施和途径，并重视研究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突破案件、获取口供及遏制翻供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审讯破案水平，强化讯问破案功能，巩固讯问成果。同时，要严格依法文明办案，规范讯问行为，坚决杜绝为破案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从而保证讯问所取供述的合法性和证明力。
（四）提高取证固证的质量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犯罪事实最终是要围绕证据来认定和落实的，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完善对反贪侦查取证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整体性应有充分的把握，分清主次，有步骤、有策略地开展取证工作。侦查人员要有“侦诉合一”的观念，尽量以公诉部门对案件证据的认定
标准来指导反贪侦查取证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在侦查取证时，要从以下几方面提高证据质量：一是坚持客观、依法收集证据原则，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二是全案证据体系。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就将影响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三是案件细节问题。如果没有查清楚犯罪事实的细节，就会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所取证据最终失效。
（五）严格执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要使侦查人员进一步认识做好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按照“全程、全面、全部”的要求，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讯问中都要严格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与此同时，要确保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数据标准，按照录音录像的录制、管理、保存规定，由专门人员负责和操作，使设备始终处于完好的状态，避免出现录音录像资料技术质量方面的问题。
（六）针对出庭说明义务，开展模拟庭审演练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很可能要面对审判人员的质疑和辩方的“吹毛求疵”，这往往会让侦查人员心理上难以接受。一旦侦查人员不理智，回答中带有个人情绪的过激言语或出现矛盾之处，就会产生不利后果。因此，有必要开展模拟庭审演练，不仅要加强其作证技巧与应对能力的培训，通过庭前演练，使侦查人员真正出庭作证时，可以把专业的、客观的、无偏见的情况提供给法庭。另我们感到，新刑诉法在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义务的同时，应当同时规定：侦查过程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职业秘密的，如国家安全、秘密侦查的措施手段等，侦查人员可以也应当拒绝回答，或者向法庭说明情况并经准许采用不使对方知道的方式向法庭作证。
第四篇：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
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过程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此后，1991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1991]19号），就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等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
2000年3月8日，最高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进一步就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与受理、审理与判决、执行等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
据最高法院统计，2014年1-6月，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66543件，同比增加22.25%，同期一审案件合计受理4777054件，同比增加7.87%，行政一审案件占一审案件的1.39%；法院受理行政二审案件23695件，同比增加35.56%，同期二审案件合计452161件，同比增加13.62%，行政二审案件占二审案件的5.24%；法院受理行政再审案件705件，同比增加7.31%，同期再审案件合计受理17462件，同比减少12.29%，行政再审案件占再审案件的4.04%。由此可见，行政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均远超同期法院受理案件总量增幅。行政案件的上诉率和申诉率较高，一审服判息诉率仅为64.39%，一审裁判结果认同率偏低。
据最高法院统计，2013年全国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123194件，审结120675件，其中判决撤销7258件、变更59件、履行法定职责1332件、确认违法或无效1444件、赔偿309件，调解赔偿278件，行政机关一审败诉10680件，败诉率仅为8.85%。123194件行政一审案件中，城建类19972件、资源类18394件、劳动和社会保障类11704件、公安类10533件、计划生育类8203件、工商类3785件、交通类2494件，占据了较大比重。
由此可知，行政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属、自然资源权属、就业社保、治安等关系公众核心权利、利益的领域，公众在不服相关行政行为后，起诉率较高，因为败诉引起的上诉率和申诉率也相对较高。
同期，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13年1—10月份，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机构信访量为604万件（人）次。从公众来信来访的情况看，仍然以反映自身利益诉求为主，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征收问题，二是城市房屋征收问题，三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
可以看出，公众通过信访反映的问题与行政诉讼案件主要领域高度重合，信访事项主要是行政争议事项，行政诉讼与信访本末倒置，反映出社会公众的“信访不信法”，映衬出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现状。修改《行政诉讼法》，成为最高权力机关的重大立法任务。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过程 2013年12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一审稿针对法院不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的立案难问题，提出扩大受案范围、细化法院受理责任等保护公众诉权措施；针对行政机关干预裁判过程和结果的审理难问题，提出中级法院管辖被告为县级以上政府案件、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完善判决形式、交叉审理民事争议等增强司法审查力度措施，针对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提出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裁判书情况予以公告、对拒不履行裁判书影响恶劣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司法拘留等措施。
2014年8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二审稿就行政诉讼审理对象问题，提出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就公众告官不见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应诉问题，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至少委托工作人员出庭，就行政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懒于审查一味维持不利于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问题，提出复议作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共同做被告，就公众起诉期限较短不利于行使诉权问题，提出将直接起诉期限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一般案件最长起诉期限由2年延长至5年，就行政案件审限较短问题，提出将一审案件审限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二审案件审限由2个月延长至3个月。
2014年10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并于11月1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日由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第15号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扩大行政诉讼被告、可诉行政行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围，拓展司法审查的广度
1.关于行政诉讼被告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25条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决定》将第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修改后规定“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决定》将第25条改为第26条，相应内容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2.关于可诉行政行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决定》将第一款相应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此外，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决定》规定，将《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均修改为“行政行为”，增加一条作为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增加一条作为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关于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决定》将第25条改为第26条，相应内容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并增加一条作为第79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3.关于行政诉讼原告和第三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决定》将第24条改为第25条，将第一款修改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将第27条改为第29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二）完善起诉期限和形式制度，强化法院受理职责，破解“立案难” 1.关于起诉期限和形式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决定》将第39条改为第46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决定》将第40条改为第48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50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2.关于起诉审查与处理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决定》将第42条改为两条，作为第51条、第52条，修改为： 第51条 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52条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三）完善管辖、裁判类型等制度，强化行政机关应诉职责，破解“审理难”
1.关于行政案件管辖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决定》将第14条改为第15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决定》将第17条改为第18条，增加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2.关于诉讼中的期限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决定》将第43条改为第67条，相应内容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决定》将第57条改为第81条，相应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决定》将第60条改为第88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3.关于被告应诉义务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3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6条改为第66条，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4.关于诉讼期间行政行为的执行
关于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情形，《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4条改为第56条，增加规定“
（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并规定“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的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5.关于适用调解、民事争议处理
关于适用调解问题，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67条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决定》将第50条改为第60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关于以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问题，《决定》将第49条改为第5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并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民事争议处理问题，《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61条，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6.关于简易程序
《决定》增加三条，作为第82条、第83条、第84条。
第8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二）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第8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第8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7.关于裁判类型
关于撤销判决的适用情形，《决定》将第54条第（二）项修改为第70条，增加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六）明显不当的。”
关于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决定》将第54条第（四）项修改为第77条，增加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
关于给付判决，《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关于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4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增加一条作为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增加一条作为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行政协议纠纷，《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8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四）加大拒绝执行行为打击力度，强化行政机关执行职责，破解“执行难”
《决定》将第65条第三款作为第96条，增加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三、《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的影响
（一）行政诉讼被告、可诉行政行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围扩大
1、规章授权组织可作行政诉讼被告，从而独立行使职权并承担责任 一般来讲，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权涉及领域较广，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宽泛等原因，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总体数量不多、比重不大，享有部门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部门、直属机构往往成为该领域行政事务的主要立法者，享有地方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为该地区行政事务的主要立法者。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往往更为贴近行业和地区实际，特别是管辖、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操作性和执行性较强。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中，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成为行政机关执行的主要法律依据。
同时，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权力下放、权力剥离将主要在规章的执行性规范中体现。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例，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提请司法部或者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制定规章，将权力下放、剥离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律师协会、公证协会、司法鉴定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相关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规章授权独立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相对人也可以就相关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作出的决定以其为独立被告提起诉讼，从而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行业自律和社会自治。
2.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做共同被告，需提高复议审理和行政应诉能力 由于行政复议制度主要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层级监督，加之实行书面审理缺乏证据交换、举证质证、当庭辩论等准司法程序，行政复议一直面临着官官相护、走过场走形式的质疑。复议机关决定改变原行为需要做被告，决定维持原行为无需做被告，导致行政复议机关趋利避害，懒于审查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得行政复议难以发挥行政争议解决前置途径和主渠道的作用。
《决定》如此修改，可以督促行政复议机关切实履行行政复议职能，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监督，并为作出的复议决定承担法律责任。相应地，拥有行政复议职能的行政机关，需要通过集中学习、开展培训、旁听审判等方式，提高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技能，做好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
同时，由于《决定》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这会促使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在提起行政复议时，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同级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若同级政府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则该地方政府为共同被告，经复议后可向中级法院起诉，以便提高管辖层级,使得案件有机会由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二审。
3.可诉行政行为范围扩大，作出关系公众权益行为均需评估诉讼风险 《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利害关系内容由“人身权、财产权”扩大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同时将确认自然资源权属行为、征收私有财产及其补偿行为、侵犯农村土地经营权行为、不支付社会保障待遇行为、排除或限制竞争行为、不履行或变更特许经营或征收补偿等协议行为，均明确列为可诉行政行为。
这也是当前行政争议较为集中，而法院因为政府干预等原因难以受理，导致公众求告无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领域。明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为、特许经营、征收补偿等行政协议的可诉性，使法院受理征地拆迁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极大地保障了被征收人、行政合同相对人的诉权，同时意味着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大。行政机关迫切需要增强依法行政和法律风险意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4.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制定红头文件需加强合法性审查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可诉行政行为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对于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是否可以参照或者经审查后参照，未作出明文规定。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未经过审慎的合法性审查，红头文件泛滥侵权问题饱受社会诟病。
《决定》将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统一修改为“行政行为”，规定可以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在应诉时，可以提交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若原告方就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审查请求，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后决定适用或者不予适用，并可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对此，行政机关需要在适用法律规范时，更好地辨识法律冲突问题、提高适用法律能力，并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进一步加强合法性审查等备案审查工作，避免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内容。
5.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可作原告，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可作第三人，行政活动需权衡更多权利义务关系
实践中，一些行政行为并没有具体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相对人并未提起诉讼，利害关系人如果没有诉权，就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者如果不能及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也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解决争议，不利于裁判的最终执行。
此次修法，扩大了原告和第三人诉讼主体范围，使得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原告起诉，未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案件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强化了对公众行政诉权的保护。
对此，行政机关也需要在行政程序中，将行政行为相对人、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案件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均纳入行政调查、检查等活动中，充分查明案件事实、有效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提前防范和化解诉讼法律风险。
（二）原告起诉期限延长、法院受理职责强化，入口畅通将伴随案件数量大增
1.延长起诉期限、口头可以起诉，行政机关被诉概率增加
这次修法，以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知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分别作为直接起诉期限和最长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将直接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并明确了最长起诉期限，在充分保护原告方诉权的同时，督促原告方及时行使诉权。而允许原告口头起诉，使得文化水平、书面能力较弱的公民，在遇到行政机关侵权时，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救济，降低了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门槛。
对此，行政机关将面临因起诉期限延长、准许口头起诉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增长问题，在就原告起诉期限、形式等问题抗辩时，也要相应调整应诉答辩内容。
2.法院受理职责强化，行政诉讼入口敞开，大量行政争议将由信访转入诉讼渠道
《决定》将法院起诉审查内容明确为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要求法院对不能判定情形接受起诉状并出具书面凭证，不予立案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书并告知理由，对于起诉状内容欠缺应进行指导释明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对不符合规定情形可投诉提请上级法院监督改正，对逾期不予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强化了收到起诉材料后法院的登记、释明等责任，并要求上级法院加强监督，在下级法院不作为时由上级法院亲自受理，通过降低原告方起诉门槛、强化司法审判机关责任的方式，极大地保护了原告方诉权。
这是此次修法为破解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作出的重大修改，必将极大地激发公众不服行政行为后提起行政诉讼的积极性，相应减少信访数量，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可能出现一个大幅增加的变化，对行政机关执法和应诉能力带来一个挑战。对此，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注重日常工作中的依法行政，并加强应诉工作人员力量配备，应对行政案件数量增长问题。
（三）案件管辖、裁判类型等审判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应诉职责强化，迫切需要提高行政和应诉能力
1、行政机关出庭义务强化，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应当出庭应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出庭应诉，是由于行政机关不愿意配合法院司法审判工作、不愿意接受司法审查监督，或者不愿当被告、怕丢面子、不擅长诉讼等多种因素。然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不出庭应诉，导致法院难以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原告方也对行政机关不参加诉讼颇多诟病。
客观而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经办人、亲历者，负责人是决策权享有者和决策责任承担者，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不出庭应诉，仅委托律师或其他人员作为一般代理人代为出庭应诉，由于代理律师并非行政活动亲历者，且不能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进行决断，导致法院难以通过法庭调查查明案件事实，难以高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此次修法，使法院可以采用公告方式，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迫使行政主体配合行政诉讼，也可以通过司法建议引入行政监察部门或被告的上级机关进行监督，督促行政主体积极参与行政诉讼。这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工作人员出庭情况列为考核指标，影响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的考评，同时也督促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通过培训等形式学法、用法，提高依法行政和出庭应诉技能。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助于行政决策者了解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切实解决行政争议，并增强行政机关依法决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2.中级法院管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被诉案件，高级法院可以确定跨区域管辖法院，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审判空间变小
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为县级以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案件，可以由基层法院一审、也可以由中级法院一审。该规定立足于破解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的审判难题，但规定仍不够明确、彻底。《决定》明确，只要是以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即由中级法院直接管辖。这就破解了当前县法院与县政府同城办公、县法院行政级别低于县政府、人财物均受制于县政府导致的审理县政府难题。
同时，《决定》规定高级法院可以经最高法院批准后，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打破了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相一致的局面。结合当前基层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将由省级法院统一管理的改革动向，随着跨行政区法院的设置，行政机关干预法院审判的难度大大增加，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真正成为中央事权，基层和中级法院将真正回归为中央设置在地方的法院，司法审判的地方保护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对此，行政机关需要切实尊重法院的司法裁判权，通过严格依法履职，提前防范诉讼法律风险。
3.行政答辩期、一审二审审理期限延长，行政机关可以更加充分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正当性
实践中，行政主体和法院一般均执行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制度，十个自然日中如果遇到周末或其他假日，期间往往只有几个工作日，被诉行政机关不便准备应诉答辩，法院接收应诉答辩材料也存在诸多不便。行政主体一方准备应诉答辩时限过于仓促，也不利于法院有效查明事实公正审理案件。
对此，《决定》修改使得行政主体有比较合理的时间收集、整理答辩材料，更具操作性。由于行政案件专业性较强、有的案件案情较为复杂，有时难以在法定审限内办结。《决定》延长法院审理期限，基本保障了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的时限要求。行政机关也可以在法定审限内，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正当性进行充分论证，更好地说服法院支持合法正当的行政行为。
4、法院在诉讼中的审查监督措施和手段强化，就行政行为执行问题拥有更大监督空间。
关于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情形，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决定、当事人申请法院同意等情形，但并未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此次修法，规定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可以裁定停止执行，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和最终执行。
同时，这也影响到行政机关作出及执行行政行为的效率。为此，行政机关需要更加重视行政行为被诉对行政效能带来的影响，不但要权衡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等败诉风险，还要权衡行政行为一旦被诉带来的停止执行影响效率问题，在行政行为作出前充分考量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尽量减少案件被诉概率。
另外，修法增加规定，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法院可根据原告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力度，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支付社会保险金、提供社会救助等民生保障职责。
5.扩大行政调解适用范围、解决交叉民事争议，力求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一般来讲，行政主体应当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不存在就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调解的问题。而行政赔偿诉讼中，因为涉及到赔偿金额、赔偿方式等内容，具有一定的民事争议属性，适用调解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争议。
然而近年来，由于法律规定不得调解，原被告大量进行私下和解，采取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加之行政主体一方相对原告而言占据优势地位，和解撤诉中存在欺骗胁迫等非法情形，法院又不便对原告自行提出的撤诉进行过多审查，导致行政诉讼撤诉案件中存在不公正、不合法等问题。实践中，法院为了更好化解行政争议，也在庭外就原被告之间的行政争议开展了大量协调工作，但未被现行法律所认可。
为此，《决定》修改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案件可以调解，并强调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法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这就将可以调解的行政争议基本纳入了调解适用范围，赋予了法院和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和参加调解的权利，并就调解和解的合法公正性提出要求。今后，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就赔偿补偿等自由裁量行为引发的案件，在法院主导下充分进行调解，切实化解纠纷。
同时，实践中，行政争议往往夹杂着民事争议，特别是涉及自然资源权属、征收补偿和特许经营等行政协议的民事争议，如果行政诉讼中不予处理，当事人要重新提起民事诉讼，民事审判中由于掺杂较为专业的行政争议也难以切实公正处理。
为此，《决定》采纳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相关内容，进一步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这就扩大了法院可以一并解决的民事争议的范围，有助于解决行政诉讼裁判后争议仍未完全解决的“程序空转”问题，可以减少行政机关等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讼累，拿出有效时间和精力切实通过行政诉讼化解相关争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而行政机关则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同时做好相关民事争议的应诉工作，提高争议解决效率。
6.丰富裁判类型、增加审查内容，司法审查职责和力度进一步强化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样，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仅限于行政处罚是否明显不公。《决定》修改后规定，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这就加大了法院对行政行为合理正当性的审查力度，行政机关在今后的行政活动中，需要在注重严格依法行政的同时，更加注重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
《决定》还增加了判决履行给付义务、判决就行政协议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就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给予补偿等裁判类型，更加主要行政诉讼的解决争议职能，要求行政机关全面充分履行职责。
为此，行政机关在今后的行政应诉活动中，应当就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为进行充分全面的答辩，不但要就合法性进行答辩，还要就正当合理性、全面充分履行职责进行答辩，提供了对行政应诉答辩工作的要求。
7.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高行政审判效率
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纠纷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在行政案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而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基本可以由一名法官独任审判。同时，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都在积极探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就部分行政案件采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也变得非常有必要。引入简易程序，一方面提高了法院审判和行政机关应诉的效率，同时也对行政机关在短时间内做好相关案件的应诉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若被告不能充分利用较短时间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正当性，可能会导致法院仓促作出行政机关败诉的裁判。对此，行政机关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在较短时间内做好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应诉答辩工作。
（四）加大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惩治力度，力求破解“执行难”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愿配合行政审判，在法院作出不利裁判后，回避或阻挠生效裁判书的执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了督促行政机关执行生效行政裁判，《决定》增加规定了一些执行保障措施，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一审法院可以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法院可以采取社会舆论监督、对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执行生效行政裁判，这就需要行政机关高度重视行政裁判书、调解书的执行，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加大了对原告方诉权的保障力度，强化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完善了督促行政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执行行政裁判的制度和措施，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并尽快有效提高行政诉讼应诉能力，以面对法律修订可能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行政诉讼应诉难度加大等新情况。
第五篇：医改对医院财务工作的影响
医改对医院财务工作的影响
摘要：随着新医改政策的出台和推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给医院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对医院财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医院需要对预算管理、收入结构管理、成本控制、财务核算等方面作出适时调整，以适应新医改对医院财务工作的影响，促进医院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医改 财务管理 影响
一、对预算管理的影响
新医改政策对预算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实现医院既定的运营目标，医院应该重视预算工作，将预算贯穿于一切医疗活动领域。通过制定预算、部门预算等方式进行全面预算管理，将财务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加大预算执行力度，日常医疗活动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从而合理分配医院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有限资源，改变医院预算流于形式的现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的作用。
二、对收入结构的影响
新医改政策取消药品加成，通过财政投入、增加医师服务费、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三种渠道弥补，对医院收入来源的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医院要在保证医疗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医院财务人员按患者类型深入做好收入结构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收入结构调整。同时，收入模式的变化带来筹资模式的变化，财务人员应在充分利用政府政策的基础上，拓宽筹资渠道，采取合理的筹资措施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三、对成本管理的影响
新医改政策规定，我国将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卫生投入机制，从而改变了医院收费结构，进而影响了医院成本核算。医院应将全成本核算提升到战略成本的高度，开展成本核算研究和分析，认真做到科室、医疗服务项目、病种、床日和诊次成本核算工作，寻找最优的经济增加值。在医疗活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进行全面的成本控制和监督，以达到控制成本提高效益。
四、对财务核算的影响
目前，医院财务信息一体化建设工作尚不完善，无法实现数据共享，致使医院财务数据在全面性、可比性等方面无法满足医改制定政策和政策分析的需要。但是，新医改的推行，使多种结算方式成为可能，财务工作如何适应大数据时代移动互联等的新要求，促使医院财务工作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第一，细化医保支付类型核算，以便于能够及时、全面、准确的反映各类患者费用情况；第二，计算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增加的财政投入是否能弥补取消药品加成的收入减少，及时调整支出结构；第三，加强资产管理，盘活存量资金，开展投融资等新的财务管理业务，使医院资产能够保值增值；第四，以为患者提供方便为宗旨，优化财务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时间耗费。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深化，医院财务人员需要采用新的核算方式来适应新医改的各项政策，才能使财务数据更加真实可靠。
五、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健全与完善的内控制度是医院展开财务管理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医院的财务管理应该围绕着内部控制展开与实施。在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应该积极结合自身实际状况，查找自身不足，健全完善医院内控体系，包含有固定资产的控制制度、票据审核的控制制度、货币资金的控制制度、重大项目投资审核的控制制度、医药收入及成本费用的控制制度等，并且在医院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落实内控制度，从而降低医院经营的风险。
六、对财务人员的影响
随着医疗机构改革的深化和新医改政策的推行，将越来越多的医院被推向市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医院财务人员必须认识到财务工作对促进医院发展的重要作用，对财务工作的范围、职能以及定位有重新的认识，进而改变财务工作观念。
第一，树立先进的管理理念，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从会计和出纳到参与战略规划和管理决策的转变；从财务的守卫者到与医生合作共同创造价值的转变；从领导的下属到领导的合作伙伴的转变。
第二，提高自己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较好的职业价值观，成为既懂财务又懂运营的专业型、研究型和综合型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扎实的专业知识、完善的知识结构融会贯通在一起，能够对激烈的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准确的反应。
第四，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做到与时俱进。随着国家会计制度、财务制度的的不断完善与更新，医院财务人员也要注重学习，及时更新知识，掌握国家各项新的政策制度，才能使财务核算工作在符合国家政策制度的前提下，做到更好的反应医院经营活动。
总之，新医改对医院财务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财务工作作为医院管理的核心，应根据新医改政策的要求加强医院财务工作，并适时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促进医院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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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N].200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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