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讲课稿)

第一篇：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讲课稿)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讲课稿）

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多致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第一节 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化期正是中国文化发端的初始阶段。

一、中国人起源

1、时间：170万年

1965年5月，考古学者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元谋猿人，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

2、人种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大荔人，再到山顶洞人，颧骨高突、铲形门齿、印加骨、额中缝等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在明显的进化趋势中一脉相承。

二、原始物质文化

1、火与工具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

火的使用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取火技术的发明权有时记在“燧人氏”名下，有时记在“伏羲”名下，有时又归功于“黄帝”。

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 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切确凿证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制造石器使人与动物开始分手，那么，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最后诀别。

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开端，而且直接标志着文化的起源。

2、新石器时代

距今7 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最著名的类型，有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1959年发现于山东)等。

三、原始观念文化

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

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1、自然崇拜

对大自然的崇拜(太阳、大地)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往往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

2、生殖－祖先崇拜

中华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由此产生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人们的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3、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

由于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原始宗教是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

4、原始艺术

距今4 000年的河南密县池北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塑猪头，这是最早的陶塑艺术品。

陶绘是原始艺术的又一样式，考古发掘表明，那一时期的陶绘图样千姿百态，几何纹样，动、植物图形都是先民创制陶绘艺术的基本素材。

原始雕刻艺术亦有众多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骨，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线条流畅，姿态生动。大汶口墓地出土的象牙简花瓣交错，结构别致。江苏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与新疆呼图壁县内的生殖崇拜岩画皆气魄宏大，画面生动，展现了先民粗犷的情感以及一派活泼天真、生机盎然的人类童年气息。

四、原始社会组织

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与猿类分途后的中华先民在婚姻关系上经过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等阶段，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大致说来，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创造的神。

父系氏族社会则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生。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其首领推举方式即著名的禅让。舜到暮年，亦仿当年故事，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上古社会关于权力嬗递的传说，并非虚幻的美妙编造，而确实是当时制度文化的折光。

禹的时代开始了今天已初显轮廓的“夏文化”的进程。

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私有制确立；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建立起来。阶级社会－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国大地上初现熹微。

五、上古文化分布

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不仅有考古学方面的充足证据。神话传说及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

1、华夏集团

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又分两支，一支称黄帝，一支称炎帝。神话传说中那位桀骜不驯的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

2、东夷集团

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属于这个集团。

3、苗蛮集团

主要活动于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于此集团。大名鼎 4 鼎的伏羲、女娲都属于这个集团。

4、几大集团的融合

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黄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继之而来，炎黄二帝发生冲突，阪泉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黄帝因此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

经过对东夷集团以及稍后对苗蛮集团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从而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从文化开始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中国文化发展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脐带”，至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一、殷商神本文化

1、文字、典籍的出现，标志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

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 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2、商代文化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也主宰人间事务。为了听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

商人还频频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以表示对上帝或鬼神的敬意，祭祀用牲畜有达四五百头者。殷商人也有祖先崇拜，但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位，而其之所以被祭祀，也在于他们生前担任最高祭司的职务，死后“宾于帝所”，侍于帝左右，成为上帝与人世的交通桥梁。

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

二、周人的文化维新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它曾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并利用商纣的腐败和商人主力部队转战东南淮夷之机，起兵伐纣。公元前1 1世纪，“小邦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的“维新”，首先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制礼作乐”。

王国维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②。这些论断深刻地指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这个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 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

1、士的崛起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文化重组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环境宽松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学者集团兴起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干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1、儒家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 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

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2、道家

以老、庄为代表，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道家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

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3、法家

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

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4、墨家

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 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5、阴阳家

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三、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完成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王朝建立。秦王朝二世而亡，起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一、宏阔的文化精神

秦皇汉高建立的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帝国是与东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惟有罗马。

1、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汉帝国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长城，兵马俑，汉赋，《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2、中国古代学术、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

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二、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其重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1、“书同文”

李斯以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颁行全国。

2、“车同轨”：

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抵燕齐，南达吴楚，两年以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今包头西北)的“直 道”，劈山填谷，长达l 800余里。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3、“度同制”：

统一度量衡，结束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

4、“行同伦”：

“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日“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

5、“地同域”：

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土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思想学术上的统一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执著于“别黑白而定一尊”，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

三、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汉武帝接授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武帝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推行“以 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今古文之争。

概要说来，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汉末董卓之乱，使汉帝国崩溃瓦解，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晋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一、玄学崛起

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追求一种“萧条高寄”的生活；或“动违礼法”，“以任放为达”。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二、道教创制与佛教传入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1、道教兴起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藉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与此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萧梁陶弘景更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讲求归本返朴、归根复 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祛病为宗旨的“房中术”，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民间劾治恶鬼、躲避死亡的种种迷信手段，如臂悬五彩、悬苇画鸡、桃符桃印、治邪驱鬼等也网罗无遗，发展成为禁咒、印镜等法术，从而与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致思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2、佛教传入

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公元七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一、文化背景

1、门阀制度的瓦解

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2、科举制度

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使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庶族寒士）登上中国文化舞台。

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1、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体现出文化开放的氛围。

2、广为吸收外域文化

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卓越范例。

“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三、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1、诗

唐代是诗歌与书法的黄金时代。仅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48 900余首，诗人2 300百余家。而兔起鹘落的历史岁月必然湮没了更多作品与诗人。在难以数计的天才诗人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维、自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以千古绝作雄盖一世的诗歌巨匠。中国古典诗歌“无体不备，无体不善”，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在唐代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2、书法

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篆书圆劲，阳冰篆法为后世所多循；草书飞动，“颠张狂素”将狂草发挥得淋漓尽致；行书纵逸，李邕、颜真卿的“麓山寺碑”、“争坐位贴”最为艺林所重；楷书端整，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楷推至登峰造极地步。

3、绘画

唐代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之美与清秀雅淡的水墨韵味交相辉映；“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 之芳妍”的花鸟画也登上画坛，规模初具。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

4、散文

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其领袖人物便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影响。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唐代便是古代哲人观念中“充实而有光辉”的文化繁盛时代。

第七节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爆发于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一、理学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 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二、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词境小而狭，巧而新，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有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画作为“士人画”，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成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其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三、市民文化之勃兴

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推动了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四、教育和科技成就

1、教育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教育的发达。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

一是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

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

2、科技

在中国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

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且创见迭出。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 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记》一书作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的冲突与融会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1、双重文化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

一方面，北宋、南宋人因被动挨打、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

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北中国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王世贞《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

2、征服者的被征服 公元13世纪，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公元1260年，忽必烈取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便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蒙古族，终于又一次步入了征服者被征服的轨道。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1、杂剧的繁荣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2、元杂剧的文化意义

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在这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进入，基督教在大江南北遍设教堂，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中国，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

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中国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人欧洲。中国历法、中国数学、中国瓷器、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绘画、中国算盘亦通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为辉煌灿烂。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

中国古典文化，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箝制着思想文化界。

1、文字狱

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

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贺万寿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语，朱 23 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明代君主在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戳”。“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

2、崇朱子，灭异端

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2)。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标准答案。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名山藏。儒林记》)，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便开宗明义地宣布：“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与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乾隆帝还一手操纵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苍孙《惕甫未定稿》卷3)。中国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二、早期启蒙思想

1、王阳明的心学与“泰州学派”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 下的王阳明，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则走得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2、市民文学兴起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3、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文艺复兴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阶段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纪的中国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也抨击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卷2)，“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6)等新的命题。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 主义相对立。

然而，由于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三、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

1、典籍文物的收集、整理

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2、科学技术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 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东瀛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3、学术思想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 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解难读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①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承传不坠以及向前推进来说，乾嘉学者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四、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 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四个分期：

关于流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四个分期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萌芽期）

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先秦时代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原始文化

2、夏商文化

3、西周文化

4、*春秋战国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奠基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

1、秦汉文化

2、魏晋南北朝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期（繁荣期）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期

1、隋唐五代文化

2、宋元文化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期（总结期）

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期

1、明清文化转型背景

2、明清文化衰败的原因（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经济上）

3、文化总结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关键词：传统文化 发展历程 基本特征 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四、秦汉文化：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五、魏晋南北朝文化：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随后，道教形成。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人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

宋词雅，宋画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八、辽夏金元文化：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多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人中国科技界。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

九、明清文化：

就中国古典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公元1840年前）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征，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三，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

第四，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五，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我们五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且与俱进的特点，正是这些被传承和继承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中国的文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中国的国泰民安，民强国富！

文献资料：（1）《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赵玉华

2000第1期

（3）《社科纵横》 1994年第6期

学校：河 南 理 工 大 学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煤化工

姓名：张其鹏

学号：。。。。。

班级：。。。。。

第四篇：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证券行业从零开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停业。旧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证券市场从此结束。新中国从此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重新设立，这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的正式启动。

1950年2月，新中国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

1952年7月和10月，政府相继关闭了天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1958年以后，受当时中国国内外政治局势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更是长期受到摒弃。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5.54亿元，但到了1955年，中国取消商业信用，同时限制国家信用。1958年又完全否定了国家信用。1968～1978年中国进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证券市场才得以逐步恢复。

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1984年11月，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成立。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从此恢复了我国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向 其赠送了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股票。

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深圳第一股。1990年12月19日，数百名中外贵宾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庆典。黄浦江畔一声锣响，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上市交易的有被称为“沪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老八股”都是一些集体企业或国有小企业，带有很强的试水性质，试点不成功，也无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改革开放的特区隆重地举行了开业典礼。

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已经作为辉煌的起点，载入了史册。沪深两家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也象征着中国百年证券的历史长河，千折百回，历经险阻，终于汇流成涛天的大潮，即将朝着无垠的大海奔去。二十年的历史表明，证券市场的诞生顺应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但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样板，为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金融意识，有力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京成立。开始实行全国范围的证券发行规模控制与实质审查制度。从那之后直至2000年之前，股票发行依靠的是行政审批，投行经历的是“额度制”阶段。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仅给“股票市场到底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 一个句号，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许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得清，如果没有邓小平在这年年初的南巡谈话，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股

市后来会不会夭折；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中国证券市场不会达到今天这样一种规模。

1992年，是值得回味的一年。

1992年上半年，“股票认购证”向市民公开发售，进行1992股票认购证首次摇号仪式。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电真空B 股和深南玻B 股先后上市，掀开了新中国利用股票在国际市场上直接融资的历史一页。鄂武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拉开了深沪证券市场由地方性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的序幕。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标志着证券市场的监管已进入规范化阶段。证券市场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

1992年7月7日，深圳原野股票停牌。深圳原野股票停牌事件给管理层第一次提出了如何把好上市公司质量关的问题，也给投资者提出了怎样回避上市公司带来的风险问题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震惊全国的“8.10**”，让我们首次意识到了了到底应当如何发展证券市场的问题。

1992年8月11日，上海股市第一次狂泻，三天之内，上证指数暴跌400 余点。深沪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也第一次品尝到了股市暴涨暴跌是一种什么滋味。大暑之后有大寒的股市评论文章，则给新闻媒体提出了舆论怎样介入证券市场的崭新课题。中国股市遇到了其诞生以来的第一个挑战。

19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类股价指数首日公布。上证分类指数分为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及综合共五大类。8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A 股均采用集合竞价。

1993年至1995年，国家实行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十分明显，股市在曲折中艰难发展。这段期间实行的是“额度管理”，即由地方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实质性审查，他们想尽量将有限的股票发行规模分配给更多的企业，结果造成了上市公司规模小，公司质量差的情况。

1993年沪市有5次反弹向上突破千点大关，但随后又相继跌破1000点。大盘的大起与大落，股民的欢乐与痛苦，给股市谱写了一曲希望与低迷并存的主调。尽管宏观大环境不容乐观，但在一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1993年的证券市场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21.7%，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坚决实行全面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受此影响，股市不断下滑。面对低迷的股票市场，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分别于3月和7月份提出了“四大救市政策”和“三大救市政策”，由此引发了股市8、9月份的牛市行情。沪市两度突破了1000点大关，但终因宏观形势并未根本改变，股市在维持了两个月的牛市行情后再次滑落。

同时，管理层在证券市场中提出了以债市为主的方针，国债的发行规模迅速扩大，国债期货市场交易异常火爆，出现债市压迫股市的现象。

1995年各路游资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大肆炒作，2月23日，上海国债市场出现异常的剧烈震荡，史称“327**”。这类恶性事件频发，是过度投机造成的恶劣影响。

1995年5月10日，八届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这两部金融大法分别于1995年7月1日和1996年1月1日起实施。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规定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一律不准会员开新仓，由交易场所组织会员协议平仓。

1995年5月18日，受暂停国债期货交易的消息刺激，沪深股市齐放异彩。引发“5.18”行情。

1995年7月1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加入证监会国际组织。

1995年8月23日，《中国证券报》首家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事件，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重视。上交所于当日发布公告，长虹股票停牌。

9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等政策，则意味着经在5年的探索实践之后，年轻的证券市场已从试验阶段走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前三年的治理整顿，宏观政策已由紧转松，货币政策由“双紧”转变为“适度从紧”。

1996年到2000年进入“指标管理”阶段，实行“总量控制，限报家数”。拟上市企业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政府手里掌握着有限的发行指标，而拟上市企业又众多，企业不得不花费巨额成本与政府拉关系，以致出现严重的“政府市场”。

由于上市公司规模较小，质量较差，人为捆绑上市等原因，有一部分出现了经营不善的状况，而股市在中国改革中既要向前冲，也要兼顾企业员工的利益和投资人的利益，不能简单地说“退市”就“退市”，最终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壳资源”。

1996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提出目标：积极 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对企业债券和股票继续实行总量的规模管理；建立统一的、有透明度的货币市场，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业务，基

本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开办中央银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深化利率改革，初步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可调控的利率体系，2000年前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1996年6月7日，上交所拟选择市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编制“上证30指数”，并在7月1日正式推出。

1996年7月17日，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正式创立揭牌，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由此宣告诞生。

1996年，被称为中国股市的“准黄金时代”。但火爆行情带来了股市的过度投机。一些不负责任的大户狂炒“概念”，违规行为呈现出速增趋势。管理层连续颁发了“十二道金牌”调控股市，但都未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面对这种极度过热的情形，《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口气严厉、措辞强硬，表明了管理层加大干预力度的决心。同时，管理层采取恢复沪深两市涨停板制度等一系列调控政策，沪深两市狂泻不止，出现

大盘跌停板的现象。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大牛市，终于在回调过程中走到了年底。

进入1997年，经过了充分回调的股市又开始得到复苏，深沪股市最终形成了沿着45°角一直向上运行的大牛市行情。由于过度投机的现象又一次抬头，管理层加强了对股市的调控，不仅追加了新股发行上市额度，而且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3‰提高到5‰，同时禁止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炒作股票，股市过度投机的现象终于得到有效制止。

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由于我们采取的措施得当，抵御住了境外危机的影响，股市也因为提前进行了调控，没有出现类似东南亚各国股市大幅暴跌的现象。

1998年，国际上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国内长江、松花江洪水泛滥，内忧外患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与股市的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状况，人大、政协

两会期间制定出全面松动的金融政策，给股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面支持。沪市指数数次探至千点大关附近，都凭借政策力量最终化险为夷。

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在制度建设和基础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了增加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引导小户合理投资，稳定股市，证券投资基金金泰、开元于4月正式挂牌，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可转换债券历经多时酝酿也正式登台，这是增加证券投资工具，丰富证券品种的重要举措。此后，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给中国股市的融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更多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敞开了大门，为证券市场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12月《证券法》的颁布，使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走向了依法“治市”不断规范的新时期。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典，为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上半年，按照《证券法》的精神，信托与证券脱钩的工作开始进行，证券公司也出现大重组、大合并的趋势，受此影响股市出现下滑的走势。但从5月19日开始，股指在科技网络股的拉动下不断上扬。6月《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到6月30日，沪市创下了1756.18点的历史最高点。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是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和逐步规范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的证券市场经过风雨，走过坎坷，但发展壮大是其主旋律。新世纪的证券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发展和规范仍是证券市场的两大主题。当二十一世纪的帷幕徐徐升起，中国的证券市场正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不断走向辉煌。

在经济全面向好和利好政策推动下，2000龙年首日，深沪股市放量大涨，深综指与上证指数分别上涨9.36%、9.05%，成交金额近500亿元。随后几日，又创出日成交900亿元的天量，亿安科技、清华紫光股价突破百元大关。7月19日沪市实现了两千年两千点，11月下旬，沪市创出2125点的历史最高点。

2001年是深幅调整的一年，2001年是稳定发展的一年。

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B 股市场。2001年3开始正式实行“通道制”。通道制下的股票发行额度不直接受总量控制，而是通过发行通道的限制间接受控，企业上市不确定因素增大；通道数额被分配到主承销商，而不再分配给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仍实行实质审核，券商投行开始获得一部分推荐股票发行的权力，同时也承担起股票发行 的风险和确保上市公司质量不出问题的责任。

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这一办法。

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QFII 制度正式启动。

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大力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市场走出了一波反弹行情。这一法律于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的颁布，不仅确立了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且为证券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今后市场规模稳步扩大。2月保荐制开始实施，5月，深交所中小板正式开板。

2005年5月至2006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的股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2006年下半年，中断近一年多的新股发行恢复，投行业务真正进入了“核准制”下的“保荐制”时代。保荐制的特点是，企业发行上市既要有投行(保荐机构 保荐，还要有两个投行从业人员(保荐代表人 具体签字负责保荐工作。保荐工作分为“尽职推荐”阶段(上市前 和“持续督导”阶段(上市后，其核心内容是强化和细化了保荐机构的责任，尤其是保荐代表人的个人责任。这阶段我国的经济走势与世界经济

运行出现共振，在政策的积极配合下，股票市场走上了一轮空前的大牛市行情，并延续到了2007年。

在这些年里，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世界，我国不可避免的也受到巨大冲击。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证券市场遭到巨大打击，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创出历史高度6124点跌到1598点，连续的暴跌，股价下挫了80%。随后而来的欧债危机又使得中国证券行业难以从低谷中走出。我国证券业进入了空前的调整之中，同时凸显出的是证券市场避险功能的缺失。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对证券业进行了诸多调整。

2009年3月，创业板正式开板。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6月，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

2010年股指期货的推出和融资融券的试点，表明了管理层完善市场功能、提升市场质量的勇气和决心。这些年，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10月，第二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顺势推出，机构报价将更理性化，主承销商配售权的预演也在进行中。

这一阶段，市场的目光更多地为那些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经营者所吸引，有

相当一批优质的、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进入到资本市场，有效地引导了 社会闲置资金流向产业，新股发行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越来越清晰，效用也越来越 明显，市场的财富观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投行的核心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 挖掘企业的潜在投资价值、理解新兴行业的特点与趋势、分析判断企业的战略发 展方向等方面。同时，由于保荐责任的加大与严格问责机制的建立，平安投行紧 跟资本市场改革方向并踏准了改革的每一步节奏，获得长足发展。虽然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股市依旧未能走出低谷，但政府 对证券市场做出的一系列调整还是完善了我国证券行业的整体结构，修补了我国 证券业的许多漏洞，使其在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提高了其抗打击的能力。虽然中国证券市场仍然不如美国、英国、日本等老牌经济强那般完善，但正在逐 步调整，改革制度，自我完善，向最适合中国的世界级证券市场发展。相信只要 经济周期从目前的衰退期向扩张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也会逐步抬头，走向一段 新的辉煌。纵观全局，我国证券市场二十年的辉煌历程充满了荆棘，伴随着证券市场的 发展，我们逐步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辉煌的时代。证券市场带给人们的不只是 资金与金钱，还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规则。但无论发展到什么程 度，我们都要正确把握证券市场的功能和作用，防止偏离正确的轨道。证券市场 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只有逐步解决阻碍市场发展的基本问题，才 能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大发展！1004040112 刘英 1004040113 李畅

第五篇：中国民乐发展历程

音乐美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其外部动态，主要表现为音乐作品的体裁与形式;而其内在的本质，则更多的表现为音乐的内在性格与情感态度。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民乐的发展历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中国民乐的发展历程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音乐基础乐理有哪些

1：音(Tone)

是一种物理现象。物体振动时产生音波，通过空气传到耳膜，经过大脑的反射被感知为声音。人所能听到的声音在每秒振动数为16-2000次左右，而使用到音乐中的音(不含音)，一般只限于每秒振动27-4100次的范围内。音的高低、强弱、长短、音色取决于物体的振动。

2：音色(Tone-color)

指音的感觉特性。发音体的振动是由多种谐音组成的，包括基音和泛音，音色是由泛音的多少及泛音之间的相对强度决定的。人们区分音色的能力是天生的，音乐的颜色分为人声音色和器乐音色。人声音色分高、中、低音，并有男女之分;器乐音色中主要分弦乐器和管乐器，各种打击乐器的音色是不同的。

3：共鸣(Resonance)

共鸣指的是一种振动。当一个发音体振动时，引起了其它物体的振动，并发出了声音，产生了共鸣。

4：基音(Fundamental tone)

物体振动时所发出的频率最低的音是基音，其余的为泛音。基音决定音高。

5：泛音(Harmonic overtone)

除了发音体整体振动产生的最低的音是基音，以基音为标准，其余1/2、1/3、1/4等各部分也是同时振动，是泛音。泛音的组合决定了特定的音色，并能使人明确地感到基音的响度。乐器和自然界里所有的音都有泛音。

6：音高(Pitch)

音高是用一秒钟的振动的次数来表示的。频率多则音高，频率少则音低。目前国际通用的标准音“a”，是每秒振动440次的声音。

7：音名(Pitch name)

音名指西洋乐制中代表固定音高的名称。这些名称没有统一，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被广泛采用的是：C D E F G A B。

8：唱名(Syllable names)

唱名是指音阶上各音的名称。通常使用1do、2re、3mi、4fa、5sol、6la、7si。大调的主音用1do，小调的主音用6la。

9：音域(Compass)

人声或乐器所能达到的最低音和最高音之间的范围就叫音域。音域可分为总的音域和个别音域、人声和乐器音域。

10：调性(Tonality)

调性指调式类别与主音高度。在乐曲中，主音是旋律和声的核心，其它音与之发生从属关系最后中止在主音上。这样的乐曲就是有调性的乐曲。

11：音阶(Scale)

指调式中的各音，从以某个音高为起点即从主音开始，按照音高次序将音符由低至高来排列，这样的音列称为音阶。音阶由低到高叫做上行，由高到低叫做下行。我们今天所说的音阶，就是以最普遍的大音阶(大调)与小音阶(小调)为主。

12：五声音阶(Pentatonic scale)

由五个音构成的音阶。多用于民族音乐的调式。如：do、re、mi、sol、la、(do)。

13：大调(Major mode)

调式的一种。七声音阶，其相邻二音的间距分全音与半音两种。其音阶除第三、四两音间与第七、八两音间为半音外，其余均为全音。大调的色彩较为明朗。

14：小调(Minor mode)

调式的一种，七声音阶有“自然小调”、“和声小调”、“旋律小调”、“现代小音阶”四形式。小调的色彩一般较大调黯淡，常用来表达悲哀、忧郁的情绪。自然小调(小音阶)的二三 两音间与五六两音间为半音。

15：纯律(Just intonation)

与十二平均律不同。音阶中各音与主音的关系均为纯音程。由于这样形成的半音无法分平均，所以不能随便转调，现已被历史所淘汰。

16：主音(Key-note)

调式音阶里的第一音。十二平均律(Temperament)音律的一种。把一个八度音均分为十二个半音，半音的音程都是相等的。钢琴、竖琴等乐器均按此律定弦。

17：半音、全音(Semi tone、Whole tone)

将一个八度音分成十二等份，每一份为半音，两个半音相当于全音。半音相当于小二度，全音相当于大二度。

18：协和音程与不协和音程(Consonant,Dissonance)

根据协和的程度可分为完全协和音程(纯1、4、5、8度)和不完全协和音程(大、小3、6度)。除此之外都是不协和音程。

19：音程(Interval)

指两音之间的距离。计算音程的单位称“度”，两个音之间包括几个音节就称几度。度数相同的音程又因为其所含半音和全音的数目不同而有纯、大、小、增、减等区别。

20：十二音体系(tweleve-tone system, tweleve-note system)

现代派作曲手法之一。由奥地利作曲家勋博格于1921年创立。作曲家放弃传统的调式、调性与和声体制，将半音音阶中的十二个音任意排成一年音列，然后以倒置、逆行等技法加以处理，除非所有的音都出现过，否则任何一个音不得重复。

音乐有几种美

一、优美

优美是音乐美学中最带普遍性的基本范畴，其特点温柔、平和、纯净、细腻;旋律舒展流畅，节奏平稳有序;速度和力度适中均衡的结构等构成优美的基本表现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诗意的美是优美的音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是一首杰出的优美之作。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等都属优美的范畴。

二、壮美

与优美相对应的音乐美是壮美，或者称为雄壮美。一般美学中并没把壮美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但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壮美是不可忽视的、普通的范畴。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讲的阴柔美与阳刚美，就和现在所讲的优美与壮美有类似之处。优美以温柔、平和、纯净、细腻为特征，而壮美则以刚劲、果敢、勇猛、粗犷为特征。如：进行曲与军歌都是壮美的典型表现;著名的《马赛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都属于壮美范畴。

三、崇高美

音乐是最适于表现崇高美的艺术形态之一。音乐的崇高美总是和赞美、歌颂、崇拜、敬仰、爱慕等精神内涵密切相关，并且和祖国、英雄、正义、信念等不平凡的对象相联系。表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格调高昂的颂歌如：贝多芬的《欢乐颂》刘炽的《祖国颂》等等。都出色地表现出音乐的崇高美。

四、欢乐美

欢乐美是音乐美学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欢乐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情感形态，它是人类乐观主义精神的正格表现。音乐的欢乐美是通过欢乐流畅的旋律、活泼跌宕的节奏、明亮的调性轻盈的和声、速度等等手法来加以表现。它大体可以划分为喜悦和欢乐。如冼星海的《二月里来》施光南的《祝酒歌》。还有传统的民间器乐、管弦乐曲等等。欢乐美的音乐还往往与舞蹈相结合，使舞曲成为表现欢乐美的重要体裁。

五、悲剧美

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并以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音乐的悲剧美在音乐中是整个艺术悲剧美的重要、极具光彩的组合，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以音乐所特有的表情效果，使人们在苍凉悲愤或慷慨激昂的感受中，获得音乐美的体验。悲剧美在音乐中的体现是多种多样的。综合性的音乐体裁，如戏曲、歌剧、舞剧、歌曲等等。如：歌剧〈奥赛罗〉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

六、喜剧美

喜剧美是音乐美中一个独具特色的范畴。在综合性的音乐体裁，特别是喜歌剧的讽刺歌曲中有与一般美学范畴中的喜剧美相类似的特点。如：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对贵族的鞭挞，穆索尔斯基的《跳蚤之歌》对皇帝与权贵的讽刺。都显示了音乐的喜剧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