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写出来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吗？

第一篇：柴静写出来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吗？

柴静写出了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吗？

三月是中国的新闻季，每年中国的“两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年会）召开，都将带来中国和世界关注的很多话题。但是，今年，在“两会”前的2月28日，由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前主持人柴静制作的《穹顶之下》，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的新闻热潮，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传播的这部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观看数量，人们到处都在谈论这部纪录片、谈论柴静，以至于3月1日，刚刚上任的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对柴静的这部纪录片表态说：这部纪录片让他想起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写的小说《寂静的春天》，柴静的工作“唤起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敬佩”！网上有不少人甚至直接说柴静就是中国的蕾切尔·卡逊，她写出了中国的《寂静的春天》！柴静写出了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吗？

的确，柴静与蕾切尔·卡逊以及《穹顶之下》与《寂静的春天》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首先，《穹顶之下》与《寂静的春天》主题都是关注环境，前者是关于中国空气污染引发的雾霾对人体健康影响，后者则是反映美国使用农药DDT对鸟类等野生动物影响所产生的环境和人类健康问题。柴静在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卡逊以寓言向我们描绘了由于农药使用导致一个美丽村庄的突变，并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全方位地揭示了化学农药的危害。

其次，这两部作品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103分钟的《穹顶之下》发布后，当天网络点播量就达到了7464万次。而48小时后，视频播放超2亿次，创下严肃题材长视频的播出记录；《寂静的春天》，1962年9月在美国出版后作品连续31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另外，这两部关于环境保护的作品都引发社会热议。《穹顶之下》上线后，非常多的微信、QQ、博客、短信、新闻都是关于柴静《穹顶之下》的消息，柴静又成为新闻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寂静的春天》，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

在关注之外，两人都引来了争论。有人赞扬柴静，向她致敬！说她是中国的良心，是“柴女神”！有人指责柴静，说她动机不纯，拿女儿患病说事在煽情，扒她个人隐私。还有人指责她推理不严谨，解决方案不可行，数据造假，是特殊利益的代言人！同样，卡逊的小说发表和出版后，有人把她与写出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产生巨大影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相提并论，认为她是影响美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当然卡逊也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不但专门出书对她进行反驳，更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是 “大自然的女祭司”、“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还有，柴静与卡逊都是以个人身份完成工作。柴静已经从中央电视台辞职，这次是个人投资组织团队开展的新闻调查，并且完成作品不是在电视台播出，而是选择社交媒体和网络先期上线。柴静的这次工作，被认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她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和自媒体的特点，在叙事方式上，虽然不是以记者而是一个母亲与雾霾的恩怨切入，但调查工作较为深入扎实，整个调查历时一年，访问了很多专家和当事人，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很多人们关注的环境数据呈现给观众。卡逊同柴静一样也是知名人士，她在写《寂静的春天》之前，出版的《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被翻译成32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并于同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图书奖和伯洛兹自然科学图书奖，并使卡逊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学位。同柴静因为女儿而调查类似，她是因为朋友的农场受农药影响请求其帮助，而开展的工作。卡逊写这本书没有采用一般的新闻报道形式，而是利用了小说特点，精心构思，用春天里人们听不到鸟叫、看不到蜜蜂和蝴蝶飞舞这样的情景吸引人，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同时卡逊是个严谨的作家，她为写作这本书共花去五六年时间，搜集一切可能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仅参考文献就多达五十四页。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穹顶之下》与《寂静的春天》无论从关注的内容，还是社会对它们的反应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可以说《穹顶之下》的发布是中国环境保护新闻历史、甚至是中国环境保护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但是，认为柴静是中国的蕾切尔·卡逊，柴静写出了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可能难以成立！因为，能否将《穹顶之下》与《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要看柴静的作品对中国的环境保护能否有蕾切尔·卡逊作品那样对美国环境保护的实质性推动作用！我的答案是《穹顶之下》难以成为中国的《寂静的春天》。

第一，《寂静的春天》是美国乃至人类环境保护的启蒙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对环境保护几乎还没有认识，在当时出版的报纸或书刊中，几乎没有“环境保护”这个词。《寂静的春天》所关注的环境保护问题，在那时是社会上都没有的概念，正是这本书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和随后的出版，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激发了人们保护环境的行动。美国前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说“《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但是“蕾切尔·卡逊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穹顶之下》当然对中国环境保护非常有意义，但是柴静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社会没有关注，人们没有看到，柴静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在人们几乎对雾霾习以为常的时候，发出了引起中国人共鸣的平静呐喊！不过从原创性来看，柴静的工作是难以与《寂静的春天》相比的。

第二，《穹顶之下》不会起到《寂静的春天》那样对美国环境保护的实质性推动作用。《寂静的春天》发表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卡逊书中的结论进行调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调查结果后来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农药DDT。而美国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I Protection Agency），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的书所引发的结果。此外，《寂静的春天》还引发了后续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工作，如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

相比较而言，尽管对于柴静的纪录片中给出空气污染的成因，社会有一定的不同看法，对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有一定的异议，但是，中国政府对于空气污染的态度是明确的，2013年9月中国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通过关于燃煤、工业、机动车、重污染预警等被称“史上最严十条”空气污染治理措施，给出了到2017年全国不同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的具体目标。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两会”记者会上说“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对于《穹顶之下》中所反映的中国环境保护部门治理污染没有“牙齿”，环境执法无奈的问题，在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不但明确了政府的职责，还加入了“对拒不改正的排污企业实施按日计罚”，“对严重的违法行为采取行政拘留”，以及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8种情形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等内容，是“有牙齿”的环保法，对污染是“零容忍”。近日，环保部通报：新法生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实施查封、扣押案、限产、停产案以及移送行政拘留，这些环境执法都与过去大不相同。柴静的工作正如她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所说，希望能对当前正在修订的《大气防治法》和正在制订的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产生影响，这当然也很重要，不过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是不能相比的。

第三，在社会影响上，阿尔·戈尔(Al Gore)说：“《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这位由于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还说：“《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那么，《穹顶之下》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呢？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是中国人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与关心程度非常低，我本人在《环球时报》上就写过关于中国人对空气污染关注很不够的文章，我的小样本调查显示：近

一半的受调查者认为雾霾对他没有影响，正常出行不用带口罩。而这次柴静的调查发布后，有多少人因为看了这个纪录片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当中了呢？还有不少人在攻击柴静，有人说这是中国新的“人血馒头”，是借打压柴静自己得利。如果这部纪录片真的像另一位从中央电视台离职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所说“大家看看也就完了”，恐怕就更不会有《寂静的春天》的作用了！

总之，尽管柴静的这次关于中国空气质量的调查工作，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成为重要的新闻，但是，毕竟现在不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美国和美国人，《穹顶之下》难以成为中国版的《寂静的春天》！

《联合早报》2015年03月09日

第二篇：柴静和《看见》

“你是什么样的节目，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

柴静和《看见》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

发自：广州2013-01-11 10:18:12 来源：南方周末

     标签 柴静 看见 采访 记者

5·12汶川地震，柴静在现场报道。没有主题，没有策划案，只有记录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她和工作伙伴跟采访对象共同生活。这是柴静想要的工作状态。（柴静供图）

柴静的新书《看见》出版不到一个月，印数已过百万。“骂柴”和“挺柴”的两派抓住时机，在网上开打嘴仗，一方指责她“心灵鸡汤，用文艺腔把社会问题简单化”，另一方说“谁不让我喜欢柴静，我就反对谁”。柴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这是谈到《看见》中的一期节目，又似乎另有所指。她说对自己没有好奇心，在书中写的是自己试图成为职业记者的过程。“这很困难，因为人性本能不欢迎„客观公正‟，总有一些事实想要掩盖或粉饰。我只能说，我尽可能诚实了。” “不要找，要等”

2012年12月21日，在广州方所演讲和签书前几小时，柴静秘密地做了一期节目的采访，她走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脚上沾满泥，摄像在耳机里听到她低声说了一句：靠，还是这个过瘾。

柴静原本设想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十年，甚至以上。到第六年，她被台里调离。

做完《24小时》之后，接下来是《面对面》。那时柴静并不知道《看见》的存在，也不知道这是在每天中午播出的一档纪录片节目。偶尔看到一期节目，她打电话给《看见》的制片人李伦，要求过去。理由是：“这片子把我惊着了，这年头还有人愿意这么拍电视？”

这期节目叫《古浪冬天的神话》。讲的是一个叫“北京厨子”的人从北京赶往甘肃古浪，救助那里124名患了矽肺（尘肺病中比较危急的一种）的矿工的故事。柴静记得其中的一组镜头：“厨子”张罗了很多宴席，请病人吃饭，晚上回到宾馆，他躺在床上，翘着腿跟记者聊天。

“我很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向电视记者这样袒露内心，这个记者肯定是不着急、慢慢地陪着这个人，陪了很长时间，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在那个穷地方受着冻，才能有这个东西。我就想要这个。”

柴静自己最接近这种状态是5·12地震时在北川杨柳坪的拍摄，不知道主题，没有策划案。她想起铁凝说过的一段往事，那时铁凝30岁，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铁凝说：“没有。”“嗯，不要找，要等。” 那次的拍摄就是“等”——“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记者很少跟受访者共同生活，总是带着任务来了又走了，但在那种情况下非得跟他们生活不可。这样，你才能看见雨是怎么从破了的瓦上掉下来，蜜蜂怎么飞来掉在茶水里，你用刀尖小心把它挑起来移走，看它歪斜一会儿，再飞走。这是生活。”

柴静和南方周末记者提起默罗，这是CBS的著名播音员，在“二战”时期德军进占维也纳时有一段即席播报，堪称广播节目现场直播史的开端。显然，他的现场报道也让她沉醉。

柴静最喜欢的是默罗在1940年伦敦遭受轰炸期间的系列报道——著名的“这是伦敦”。“这太了不起了。他根本不需要画面，他的语言就能创造画面。”在车里，柴静开始复述其中一段，窗外车流正拥挤—— 这是德军的第一次轰炸。他的开场白是：这是伦敦，在夜晚，当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呼啸以对。轰炸过后，他路过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货架很多都倒了，有一瓶黄桃罐头从货架上翻倒，碎了，罐头里的汁液拉得很长，隔很长时间才会掉到地面上，他说，那是全伦敦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

“电视记者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信口开河，一定要把5分钟填满，所以就说一些无意义的废话，但他不是，每一个字都精确地嵌在那里。”

柴静学习的另一个对象是沃尔特·克朗凯特（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她记得他曾经描写的两个细节：

一次是在海军服役，对方大炮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打牌，炮弹几乎击中船身了，发生了很大的震荡，手中的牌撒得满天都是，最后有一张黑桃A斜斜地插在了船板上；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进入荷兰，在装甲车上，士兵除了要接受姑娘们的亲吻之外，还有人们纷纷向他们投掷郁金香花束，因为郁金香都是用铁丝绑着的，他就被一根铁丝正中鼻梁流了血，这是他在战争中第一次流血。

复述完毕，柴静眼睛睁得很圆：“你看，他们不是简单的新闻记者，而是作家，我要向他们学习如何写作。” “以前的我，很可能就追上去了”

报道李阳家暴事件的这期节目播出后，柴静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不舒服。

现场是这样的——柴静问：你为家庭做了什么？李阳回答：我一年回来二十天。柴静再问：这是你对家庭做的最重要的事吗？李阳回答：我本来可以回来得更少。紧接着他把问题掷向他的对手：你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强人吧？你也是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吧？柴静当即接了招：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该不该有这样的交锋？事后，柴静的朋友牟森问她：“为什么这样？”柴静答：“因为他反问我。”他摇头：“反问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他为什么反问你呢？”

这让柴静开始想：人一定是受到了压力，想要反击，才会反问。但柴静认为自己的反应也很自然，“我是一个女性记者，也做过女子监狱的暴力犯罪调查，知道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心理，自然就有我的价值判断。” 2006年，柴静采访虐猫事件的主角，她质问将虐猫视频传至网上只为牟利的当事人：即使不违法，难道就不用考虑道德？另一次，在做了关于违法征地的采访后，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太没有道德了。” 现在她显得不那么非此即彼。“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会热泪盈眶或者义愤填膺一样，都是一种刺激，人会因为迷恋这种刺激而把它变成一种模式。记者这个身份就是要把这种模式破除，把情绪变成认知，而不是对它加以判断。” 采访李阳后近一年，2012年的9月，柴静采访了李永波。这又是一个身处漩涡中心的人——在伦敦奥运会上，女羽双打队员于洋和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李永波深受舆论批评。他也和李阳一样，语带锋芒，性格强硬。

节目进行到中段，谈到林丹和李宗伟在上海的一场国际邀请赛，当时林丹领先了四球，上海观众为弱者加油，喊“李宗伟加油”，李永波很生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是再这样的话上海我就再也不来了，怎么能为外国人加油呢？你们都不爱国。”

如果是过去，这可能会是一个短兵相接的采访，可能会火花四溅。“无非是一些句式，比如„难道你不觉得……‟，„可是有人会质疑……‟用这种否定和质问的方式。有一部分记者是这么做的，观众也会很喜欢，但是我自己现在不会这么做。”

这次柴静换了一种问法：你为什么这么想？李永波用他一贯的桀骜态度开始辩解。当柴静说“体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定水平，观众对于体育文明也有更高的理解”时，李永波的态度忽然松动了。他说：“对，其实喊一喊也挺好的，这对球员在赛场上心理素质的成熟也有帮助。”

“我没有质问他，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在他心里早就生根发芽了，你把土松一松，这个芽自己就长出来了。”柴静说。

到结尾，柴静问李永波，韩国教练因为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被终身禁赛，和你的处境反差这么大，为什么？此时，李永波摘下话筒，一边说“我要赶飞机”，一边快步离开了现场。

以前的柴静，有可能会追上去，“希望你回应一下这件事，在你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时间。”这次她没有动。“电视有很强大的力量，剪辑和写稿的时候，对于同样的影像，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以解读，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况且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问出来，你留出一些空隙，观众自己会补足。”节目原原本本地播出了这个画面，而在片尾，也照例由柴静做了一段长一分半钟的陈述和解说。

不久后又有刘欢的采访。过程顺利，但结束后刘欢打电话来，希望谈到的一些内容不要用。这部分主要关于他为何退出选秀节目，涉及一些较为尖锐的看法。这本是采访中的重点篇幅，也是节目的新闻点和看点，但节目最终剪掉了这些片断。

在受访者的接受度和观众的接受度两者之间，现在的柴静选择前者。“采访本身有一种傲慢的可能。过去我觉得我就是观众的代言人，要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使命，但是现在我会首先尊重坐在我对面的人，因为对这个人来说，节目播出后对他人生的影响可能是你不可估量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不播这些内容，同样应该有自信完成一期质量不错的节目。”

节目播出后，柴静发现刘欢本人很认同，观众也没有不买账：“每个栏目会有自己的观众群，不用你去营造，或是大声喧哗来吸引。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2011年4月，柴静的节目《看见》做了“留学生机场刺母事件”。最初广为流传的是一个悚动的火车读物式的故事：一个大逆不道的孽子为了钱在机场捅了亲生母亲，舆论一片责骂。

“我们反对这种拙劣的市井传奇，只有简陋的模式，多少是智力上的懒惰。”柴静后来在采访中发现，弑母案无关乎道德，实情是：该留学生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幻听和妄想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但他和家人、学校都一无所知，或是不愿面对。“我不太相信会有异常的人与事，我相信人人都是亲切寻常，我想找到的就是那种真实。”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柴静采访了药庆卫。柴静和节目组的共识是：每天追踪热点新闻，就像大火烧荒——大火一过片草不留，土地焦黑一片，而土壤里的东西关心的人并不多，这不对。他们决定等一等，等大火过去再回到原地。

事实上，节目组曾在一个月前跟药家的人联系，对方表示不想再说什么，节目编导告诉他们：可以，但任何时候你们想说我们都愿意听。柴静认为这个态度很重要：“你尊重他，不冒犯，但是保持关切。” 观众反映这期节目的调子过于悲情，有悖于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柴”至于客观，“客观不代表没有感情，客观的反面是偏颇，感情的反面是麻木，而客观跟感情从来不相互抵触”。静不理解他们说的悲情所指为何：“是说那种痛苦吗？这是应该的吧，年迈的父母失去孩子，这是人最大的痛苦之一。

柴静对做明星访问一直谨慎，但《看见》里也出现了一些明星，比如姚晨、李亚鹏、贝克汉姆。在《读库》2012年的座谈会上，她跟张立宪谈起此事。张立宪的《读库》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做显著者，因为显著者的话语权已经太多了，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太少了，而且显著者已经慢慢地不说人话了。

柴静不再同意这种看法。“以前我会选择，哪些人不要找我做。但是记者的本分是记录这个时代当中任何类型的人，而不能加以个人的观点，否则很容易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就不给他话语权，就会导致这个人越来越符号化。六哥（张立宪）说有的人是人渣，我说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人，每个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不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明星，而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人。”

第三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夜色温柔，亲爱的柴静

这一生，那么长，我以为，它必须留下存在的痕迹。

这一生，又那么短，我以为，它实际完全没有印迹，一个普通人的行走，那么渺小，曾经的过程虽穷其一生，在浩瀚的时空中终将逐渐湮灭。

一个普通人的行走，在20岁之前，我始终不明确它对社会倒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直到20岁，在许多寂静的夜色里，听到了柴静的《夜色温柔》。

她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她说：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砂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她说：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说：夜色温柔。

柴静，夜色温柔，夜色温柔，夜色温柔，柴静，亲爱的柴静。

黑夜里，她的声音那么忧伤，穿过厚重的夜，将人生的悲凉猝不及防地推陈出来；她也有明媚时，那是在为了安慰更忧伤和迷茫的人们时，但对她了解较多的人们却仍能够感受到她仍然远远地站在红尘外，忧伤地看着里面憔悴翻滚的灵魂，无助的难过。

九十年代的湖南，夜色降临后，商业与娱乐都收敛了起来，而文化开始呼吸生长，在貌似平静的夜里繁荣、漫延。

漫长的夜，却是灵魂盛大的舞台，夜色下迷离涌动的灵魂，借着黑暗游荡、碰撞，或者仅仅只是喃喃自语。

柴静，她在黑夜里，安静地点上一盏小灯，灯光虽然微弱，仍然有摇摆，却给清醒的人以温暖，给迷惑的人以方向，给坚持的人以力量，她的声音，虽然忧伤，却安定游荡的灵魂。周末的夜晚，从此清醒与明媚都始于十点半，在一个个周末夜，听着这个城市的心事，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单薄的灵魂纷飞寥落，从此原谅了自己。

原谅了自己的羸弱，原谅了自己的肤浅，原谅自己成长中的一切，也明白了唯独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身不由已。从此，愿意在头顶的天空与脚下的身影中并不自由地一路前行，且自此在路上步履平缓，始终面带微笑，看到周围山花烂漫，金色阳光漫山遍野，生命在安宁快乐中互相握手至福。

是的，一个人能被另一个人如此深刻的影响,则斯人幸矣,自己的行为,气质必然会有她的影子相伴,而旅途不寂寞,生活的航灯对于每一个蹒跚前行的人代表着永生不灭的希望,而旅途的加油站往往来自于这些影响你至深的人.一个人能如此深刻的影响另一个人,则斯人更幸.自己的言行,思想不但为自己所践行,而且有千万人同行.柴静，应当抚心幸之，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达到如此，本是幸事；一个人因其思想能够被追随，幸之又幸；而其思想能够影响这许多人，丰富和指导这许多人的人生，诚然是追随者之大幸，但亦是被追随者之幸。人生如此，当以立而抚心，微笑叹幸，更明媚前行。

第四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的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获得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特等奖，下面是我转载的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头，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她的床头有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跟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柴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儿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为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道，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希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第五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