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介绍例文

第一篇：柴静介绍例文

小记者常识课资料-（柴静、吴小莉、水均益、大众小众电视节目、纸包子事件。）

柴静，中国著名记者，现主持节目《看见》，经常被冠以“文艺青年”、“意见领袖”等名号。

毕业时，恰好长沙要成立一个新的文艺台，柴静去应聘，考核之后留下了。那时候，柴静的工资只有300元，她花了180元在城市边缘租了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把靠积蓄买到的一台CD机放在旁边，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日子，柴静给《三联生活周刊》做兼职记者，是自己应聘来的。后来，湖南卫视改革，出台了一档叫《新青年》的节目。制片人找到柴静，于是柴静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在电视台做《新青年》的主持人。她采访米丘、黄永玉、蔡琴、张朝阳、方兴东、吴士宏。她的访谈总能将生命的偶然与必然、性格的多面与世事的浮沉刻画得凹凸有致曲线玲珑。北广毕业后，柴静并不满足《新青年》中驾轻就熟的工作，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节目，做记者兼主持人。这对柴静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和挑战。通常情况下，柴静一周要做六期节目，意味着每天都要在演播室，两期策划必须自己合成、送审。有时常常做到深夜两三点钟，虽累但很愉快。2003年，柴静参加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2003年，柴静报道了一系列重头新闻事件，这些事件让她震惊，也让她感觉到了生命中很多东西。比如一起少年连续服毒事件中，当中有几个人居然还是小学生。获救之后孩子一直没有向家长开口解释服毒原因，柴静对孩子们进行了一场看似平淡却刻骨铭心的对话。柴静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她以她的犀利和敏锐、坚定与坚持，最终历练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吴小莉简介

1998年3月，作为香港凤凰卫视“两会特派员”的吴小莉是第二次加入报道“全国两会”的媒体阵营里。那年的两会适逢中国政府领导人换届选举，也是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首次单独组团参加，而且97年底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人们迫切想知道中国政府即将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一项项都使得当年的两会“别具意义”，一共吸引了中外的600多名记者前来报道，并且是香港媒体第一次大规模报道两会，“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香港很自觉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对接的一个窗口，凤凰就是很好的例子。香港媒体的任务就是让世界更了解中国。香港媒体变得非常有世界观，全球意识很强。”吴小莉这么说起她和她的香港同行采访“全国两会”的初衷。

3月19日是全国“两会”的最后一天，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程是“国务院新任总理、副总理记者招待会”，凤凰卫视领导下达的“一定要在会上向总理提问”的任务让吴小莉“卯足了劲”，为此她还穿上了一身“显眼的红色套装”，多年后吴小莉在作客凤凰网时还对自己当时的穿衣经颇为得意，从98年开始往后几年的两会里，众多记者也纷纷模仿起吴小莉的穿衣风格。

当天清晨7点，吴小莉早早地来到人民大会堂找位置，希望得到举手提问的机会。记者招待会开始后吴小莉连续举了四次手，负责“点将”的主持人王启人却始终没点上她。在记者招待会时间过半时，新闻官点了一位俄罗斯记者发问，吴小莉立刻低头准备要记录同行的提问内容，这时耳边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广播。”说话的人正是新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俄罗斯记者和朱总理的答问继续进行，但会场因总理刚才的一席“点名”已有小小的骚动。问答结束，照例是一轮举手抢问，新闻官这次轻点了一下吴小莉，全场又传出笑声。

“谢谢朱总理，我要说的是，你也是我的偶像。”吴小莉以一个特别的开头回应了总理的“点名”。由于每位记者有机会提两个问题，吴小莉先是问了她的第一个问题，即“中央政府对遭受金融危机的香港有何支持措施”，这在当时是港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从1997年年底起，股灾给香港百姓带来了巨大恐慌，香港股市指数曾经一夜之间暴跌2000多点。那时的金融风暴，是回归祖国后香港遇到的最大一次打击，因此港人十分关注朱镕基上任后对香港经济的态度。朱总理回答道：“如果在特定条件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持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回忆说，当时他一边盯着电视一边盯着股票电脑，朱总理刚回答完吴小莉的问题，股票屏幕上奇迹出现了，香港股市指数迅速上升，100点，200点……当天下午香港股市涨了340点。有专家这样解释：朱总理回答吴小莉的那番话，等于给香港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中国政府的坚定支持对香港同胞的产生巨大鼓舞，使香港市民信心大增。

此件事后，香港经济日报评论说，“若把当日股票增加值，房地产增加值，利息减少值加起来，朱总理这番话价值1264亿港币。”还有一种评论认为还远不只这些，若把一些隐性的潜在价值加起来，朱总理这番话的价值在2000亿港币以上。香港媒体将吴小莉形容为“一个让香港股市上升了300点的女人”，吴小莉一下子成为香港许多股民的“财神”，为香港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

朱总理的“点名”事件，不仅让香港经济出现了转机，还给了海外传媒极大的信心，“海外传媒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距离感、冷漠感，一下子冰消雪化了”，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说：“朱总理点名吴小莉，不单是对吴小莉本人，也不单是对„凤凰‟的一种肯定。在新闻招待会上，他也点到《NEWSWEEK》（《新闻周刊》）、《TIME》（《时代周刊》）等，这说明他对整个信息源的大量把握。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一种亲临，一种礼贤下士，反映出中国新的领导人对台湾同胞（吴小莉是台湾人）、香港同胞和所有海外传媒的一种厚爱。”

水均益

水均益曾在1999年《东方时空》和2001年《东方时空·世界》栏目中采访过比尔·盖茨，谈起第三次见盖茨有哪些最新印象时，水均益说，前两次的采访新闻性比较强，本次采访更关注盖茨的生命历程，人生感悟，比如他对于失败、挫折、成功、名气怎么看待，对于财富如何理解等，可以说更关注高端人物本身。正如《高端访问》的口号一样，“走进高端，听到不同凡响的声音，面对高端，探究深刻非常的思辩。”

在水均益眼中，已经年过50岁的比尔·盖茨更像一个美国的大男孩。“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真诚”。水均益说，通过谈话可以感觉到，盖茨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和羞涩的人，因为他从小就把精力完全投入在事业当中，开发研究软件做生意，在社会当中跟人接触比较少，而跟电脑屏幕、windows打交道更多。

令水均益感到意外的是，在他采访盖茨之前，曾在网络上征集网友和观众提问，“没想到网友和观众对盖茨的关注度比采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高，这因为盖茨是世界首富，这种超高的关注度让我有点担忧。”

水均益说，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人们把拥有物质财富看得特别重要，特别在年轻人当中，对成功的衡量就是对于财富拥有的多少。但在完整人生当中，财富并不是全部。就像盖茨所说的，大多数的钱对他来讲只是一个数字，只要在生活上衣食不愁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对于物质财富的看法应该有理性和宽广的眼光。

比如，去年泰国前总理他信下台前的几个月，水均益曾采访他。那时，他信特别真诚地对水均益说，我们永远要这么看待一个成功的人：所谓成功的人，在他背后付出的东西是别人看不见的，当聚光灯照到这个人的时候，大家主要注意到的是光环，而在光环的下面或是说为达到光环的路程当中，所有的艰辛所有的酸甜苦辣，有的人会说变成了经典的成功故事，但更多的人是不说的，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说的，或是不好意思说的。他信说，他当年去美国学习时曾在餐厅里端盘子，那时候亚洲人都是不能走餐厅正门而要从饭馆的食堂后门穿过，这些成功背后付出的辛苦是大家看不到的。

再比如，200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罗宾·沃伦和巴里·马歇尔，为了确认幽门螺杆菌，即人体罹患胃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诱因，他们曾经喝下含有这种细菌的培养液，并往自己身上打疫苗施行治疗，这样的艰辛在获奖前更是没人知道。

大众小众电视艺术

1、一些支持电视艺术小众化派的观点：“电视艺术是艺术家的艺术不是受众的艺术” 也有些人误认为“小众化”就是“精英化”：宏扬电视节目的纯艺术性是电视艺术发展成熟的必由之路，而纯艺术的电视节目本来就应该定位给社会精英。其实不然，我们虽然不能否认艺术确实并非能够让每位大众所能读懂，但是既然电视是作为一种公共媒介，它所服务的对象就应该是大众群体而非个人。事实证明艺术也能雅俗共赏，那么我们的电视人在进行电视艺术创作时首先就应该考虑到你这种艺术是否能被大众所能读懂和接受。我国八九十年代拍的一些电视专题记录片例如中日合作的《话说长江》、陈汉元任总撰稿的《话说运河》、刘效礼执导的《望长城》、《新中国》等都有着较高的电视艺术价值同时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经济效益。这些充分说明了一点，电视艺术并非一定要高高在上，它是完全可以平民化，亲民化，成为我们大众所能够欣赏的“受众的艺术”

2、一些支持电视艺术大众化派的观点：“电视节目应该一切以收视率为中心而制作“

“DISCOVERY”探索节目和《动物世界》为何在我国依然能取得很高的收视率？这恐怕就不能轻率的怪罪于国人的审美情趣而应归结为我们的电视人在制作节目时的视野不够开阔，理念不够创新，节目的叙事方式也不够多元化。一言以蔽之：真正的电视艺术应该是站在小众化的艺术层次通过电视人的创作来制作出能被大众所能观赏并能乐此不疲的一种智慧的结晶。

纸包子事件

7月8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BTV-7）《透明度》播出“纸做的包子”，节目一开始援引“业内人士马先生”爆料称，用废纸制作肉馅“已经成了行内公开的秘密”，并安排记者在朝阳区十字口村暗访这种现象，随后联系朝阳区左家庄工商所做突击检查，相关商贩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被取缔。节目最后还通过海淀区的卫生执法人员，提醒观众识别纸箱馅包子的方法。·7月10日，北京卫视（BTV-1）《北京新闻》以《“纸箱馅”包子流入早点摊》为题报道此事。随后，多家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报纸转载此报道，并结合猪肉涨价的背景，海外媒体也开始关注。·7月16日有报道称，“纸馅包子”摊主仍然在逃，而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抽检全市23家早点摊的包子后，未发现“纸馅包子”，负责人表示正在继续扩大监督检查范围，开展在全市范围的专项治理行动，希望市民举报。有餐饮业者表示，相关报道对生意有影响。·7月18日晚间，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新闻》中称，“纸馅包子”被认定为虚假报道，摄制者已被刑事拘留，北京电视台向社会深刻道歉。

第二篇：柴静相关介绍

柴静 简单生活，倔强工作

大家好，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当这个带着些许清冽却又舒服到心底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午夜温柔》这档电台节目中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清秀简单的女子在2012年会带着她的《看见》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人物，她是文艺青年心中寂寞矜持的女神，也是普通大众眼里那个坚持在非典第一线的倔强背影，当这个情绪多端的世界热烈的拥抱她时，她始终以那惯有的遗世独立的姿态安然行走，这期间桃李喧嚣，落英纷杂，唯有梨花安然观望，一声不吭。

因为坚持，所以圆梦。

“柴静倔，第一次见她从眼神里就看出来了，看起来那么温婉的女孩子，倔得要命。”这是《看见》中陈虹对柴静的评价，事实也是如此，这个清瘦的女孩子的身体里仿佛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19岁，拒绝做小会计的毕业安排，独自留在读书的城。无亲无友，身只影单。生日那天，口袋里没有一分钱，顶风冒雨走去电台，雨水热烈，浇透了湿淋淋的寂寞。22岁，决定要读书，毅然的辞了工作跑去中央传媒大学，“通知书，刚够用的金钱，面目不清的未来和22岁的年纪。”在她的第一本书 《用我一辈子去忘记》中，她对这段经历这样轻描淡写的提到。进入《东方时空》，明明自己是白岩松的助手，却对一切一窍不通，最后变成了白岩松帮自己完成了稿子，她怀疑自己，有了放弃的想法，最终却还是那样咬碎牙往肚子里吞的扛了过来。2003年的非典，她深入到一线，七次与非典病人面对面。苍白的小汤山病房里，裹在消毒服里，一张瘦弱苍白的脸，一次次把最有力的信心带给观众。这一年里，全国的观众都记住了央视这个瘦弱勇敢的女记者。也是在这一年里，她被评为“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倔强，这是我每次看到这个文艺青年都满心崇敬的最大原因，无论是一个记者，亦或是一个女人，不服输都将是她最美的姿态，戴着最爱的围巾独自跑步的是她，双脚埋在垃圾堆里去看被戒毒所强制卖淫的妇女的也是她，只要足够坚持，何人不能圆梦？

不逃避，不在意

成名，追捧，质疑，诋毁，最终消失于公众视野，这似乎是每一位公众人物的必经之路，柴静也无法例外。首印便是50万册，新书发布会报名的读者超过4000人，涌至首图的人多到保安担忧起安全隐患，等候的队伍从地下车库一直排到了长安街。有人数，排到签售点，需转26个弯。这是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誉，背后却也有着闪着寒光的刀刃静静等待，在越来越多人把这个普通的文艺姑娘奉为女神的同时，也有人不断地发出质疑，质疑她在节目中有意无意被拍到的紧缩的眉头和焦急的面孔，质疑一名记者是否应该将私人情绪加到拍摄场景中去，而在那个不自觉的蹲下抚慰孩子的镜头播出后，这种说法愈演愈烈，有人说记者也是人，有情可以理解，也有人认为作为记者应该完全客观的记录真相，柴静难逃“作秀”的嫌疑，对于种种非议，柴静选择了最简单却也最有效的一种做法：置之不理。“原来有凌厉之气，如今越来越宽厚。”《看见》制片人李伦评价柴静这十年的变化时说，“过去她像把闪亮的刀子，现在更像一个温度计。”可能也正是生活对她的磨练，使得她能更坦然的面对种种流言蜚语，对于她在北京十年仍租房的传闻，她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淡淡的说这是她喜欢的生活，怎么活都行，自己舒服就好。

对于所有的非议，柴静不逃避，也不在意，仍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奔走于每一个需要被记录，被正视的事件之中，是是非非本便没有什么确切的标准，与其被舆论牵着走，倒不如目不斜视坦荡的继续之前的路，这是她的态度，也是她的骄傲。

一期杂志曾将柴静与林徽因相比，都是才女，都有随和却倔强的内心，都用骨子里那不染一尘的高贵姿态存在于这世间，她们一样，林徽因可以拖着孱弱的身体和梁思成四处奔走，柴静也可以为了一篇新闻稿再三逼问官员准确消费数据，她们却也不一样，林徽因是情感浓厚的女作家，而柴静却是需要隐藏起所有感情的冷静的女记者，记录事实是她的责任，澄清真相是她对自己的要求，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差的时代，正如她曾经说过的那样——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

只愿将这点亮灯火的勇气，存于心间，与君共勉。

第三篇：柴静和《看见》

“你是什么样的节目，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

柴静和《看见》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

发自：广州2013-01-11 10:18:12 来源：南方周末

     标签 柴静 看见 采访 记者

5·12汶川地震，柴静在现场报道。没有主题，没有策划案，只有记录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她和工作伙伴跟采访对象共同生活。这是柴静想要的工作状态。（柴静供图）

柴静的新书《看见》出版不到一个月，印数已过百万。“骂柴”和“挺柴”的两派抓住时机，在网上开打嘴仗，一方指责她“心灵鸡汤，用文艺腔把社会问题简单化”，另一方说“谁不让我喜欢柴静，我就反对谁”。柴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这是谈到《看见》中的一期节目，又似乎另有所指。她说对自己没有好奇心，在书中写的是自己试图成为职业记者的过程。“这很困难，因为人性本能不欢迎„客观公正‟，总有一些事实想要掩盖或粉饰。我只能说，我尽可能诚实了。” “不要找，要等”

2012年12月21日，在广州方所演讲和签书前几小时，柴静秘密地做了一期节目的采访，她走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脚上沾满泥，摄像在耳机里听到她低声说了一句：靠，还是这个过瘾。

柴静原本设想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十年，甚至以上。到第六年，她被台里调离。

做完《24小时》之后，接下来是《面对面》。那时柴静并不知道《看见》的存在，也不知道这是在每天中午播出的一档纪录片节目。偶尔看到一期节目，她打电话给《看见》的制片人李伦，要求过去。理由是：“这片子把我惊着了，这年头还有人愿意这么拍电视？”

这期节目叫《古浪冬天的神话》。讲的是一个叫“北京厨子”的人从北京赶往甘肃古浪，救助那里124名患了矽肺（尘肺病中比较危急的一种）的矿工的故事。柴静记得其中的一组镜头：“厨子”张罗了很多宴席，请病人吃饭，晚上回到宾馆，他躺在床上，翘着腿跟记者聊天。

“我很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向电视记者这样袒露内心，这个记者肯定是不着急、慢慢地陪着这个人，陪了很长时间，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在那个穷地方受着冻，才能有这个东西。我就想要这个。”

柴静自己最接近这种状态是5·12地震时在北川杨柳坪的拍摄，不知道主题，没有策划案。她想起铁凝说过的一段往事，那时铁凝30岁，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铁凝说：“没有。”“嗯，不要找，要等。” 那次的拍摄就是“等”——“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记者很少跟受访者共同生活，总是带着任务来了又走了，但在那种情况下非得跟他们生活不可。这样，你才能看见雨是怎么从破了的瓦上掉下来，蜜蜂怎么飞来掉在茶水里，你用刀尖小心把它挑起来移走，看它歪斜一会儿，再飞走。这是生活。”

柴静和南方周末记者提起默罗，这是CBS的著名播音员，在“二战”时期德军进占维也纳时有一段即席播报，堪称广播节目现场直播史的开端。显然，他的现场报道也让她沉醉。

柴静最喜欢的是默罗在1940年伦敦遭受轰炸期间的系列报道——著名的“这是伦敦”。“这太了不起了。他根本不需要画面，他的语言就能创造画面。”在车里，柴静开始复述其中一段，窗外车流正拥挤—— 这是德军的第一次轰炸。他的开场白是：这是伦敦，在夜晚，当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呼啸以对。轰炸过后，他路过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货架很多都倒了，有一瓶黄桃罐头从货架上翻倒，碎了，罐头里的汁液拉得很长，隔很长时间才会掉到地面上，他说，那是全伦敦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

“电视记者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信口开河，一定要把5分钟填满，所以就说一些无意义的废话，但他不是，每一个字都精确地嵌在那里。”

柴静学习的另一个对象是沃尔特·克朗凯特（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她记得他曾经描写的两个细节：

一次是在海军服役，对方大炮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打牌，炮弹几乎击中船身了，发生了很大的震荡，手中的牌撒得满天都是，最后有一张黑桃A斜斜地插在了船板上；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进入荷兰，在装甲车上，士兵除了要接受姑娘们的亲吻之外，还有人们纷纷向他们投掷郁金香花束，因为郁金香都是用铁丝绑着的，他就被一根铁丝正中鼻梁流了血，这是他在战争中第一次流血。

复述完毕，柴静眼睛睁得很圆：“你看，他们不是简单的新闻记者，而是作家，我要向他们学习如何写作。” “以前的我，很可能就追上去了”

报道李阳家暴事件的这期节目播出后，柴静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不舒服。

现场是这样的——柴静问：你为家庭做了什么？李阳回答：我一年回来二十天。柴静再问：这是你对家庭做的最重要的事吗？李阳回答：我本来可以回来得更少。紧接着他把问题掷向他的对手：你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强人吧？你也是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吧？柴静当即接了招：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该不该有这样的交锋？事后，柴静的朋友牟森问她：“为什么这样？”柴静答：“因为他反问我。”他摇头：“反问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他为什么反问你呢？”

这让柴静开始想：人一定是受到了压力，想要反击，才会反问。但柴静认为自己的反应也很自然，“我是一个女性记者，也做过女子监狱的暴力犯罪调查，知道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心理，自然就有我的价值判断。” 2006年，柴静采访虐猫事件的主角，她质问将虐猫视频传至网上只为牟利的当事人：即使不违法，难道就不用考虑道德？另一次，在做了关于违法征地的采访后，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太没有道德了。” 现在她显得不那么非此即彼。“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会热泪盈眶或者义愤填膺一样，都是一种刺激，人会因为迷恋这种刺激而把它变成一种模式。记者这个身份就是要把这种模式破除，把情绪变成认知，而不是对它加以判断。” 采访李阳后近一年，2012年的9月，柴静采访了李永波。这又是一个身处漩涡中心的人——在伦敦奥运会上，女羽双打队员于洋和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李永波深受舆论批评。他也和李阳一样，语带锋芒，性格强硬。

节目进行到中段，谈到林丹和李宗伟在上海的一场国际邀请赛，当时林丹领先了四球，上海观众为弱者加油，喊“李宗伟加油”，李永波很生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是再这样的话上海我就再也不来了，怎么能为外国人加油呢？你们都不爱国。”

如果是过去，这可能会是一个短兵相接的采访，可能会火花四溅。“无非是一些句式，比如„难道你不觉得……‟，„可是有人会质疑……‟用这种否定和质问的方式。有一部分记者是这么做的，观众也会很喜欢，但是我自己现在不会这么做。”

这次柴静换了一种问法：你为什么这么想？李永波用他一贯的桀骜态度开始辩解。当柴静说“体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定水平，观众对于体育文明也有更高的理解”时，李永波的态度忽然松动了。他说：“对，其实喊一喊也挺好的，这对球员在赛场上心理素质的成熟也有帮助。”

“我没有质问他，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在他心里早就生根发芽了，你把土松一松，这个芽自己就长出来了。”柴静说。

到结尾，柴静问李永波，韩国教练因为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被终身禁赛，和你的处境反差这么大，为什么？此时，李永波摘下话筒，一边说“我要赶飞机”，一边快步离开了现场。

以前的柴静，有可能会追上去，“希望你回应一下这件事，在你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时间。”这次她没有动。“电视有很强大的力量，剪辑和写稿的时候，对于同样的影像，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以解读，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况且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问出来，你留出一些空隙，观众自己会补足。”节目原原本本地播出了这个画面，而在片尾，也照例由柴静做了一段长一分半钟的陈述和解说。

不久后又有刘欢的采访。过程顺利，但结束后刘欢打电话来，希望谈到的一些内容不要用。这部分主要关于他为何退出选秀节目，涉及一些较为尖锐的看法。这本是采访中的重点篇幅，也是节目的新闻点和看点，但节目最终剪掉了这些片断。

在受访者的接受度和观众的接受度两者之间，现在的柴静选择前者。“采访本身有一种傲慢的可能。过去我觉得我就是观众的代言人，要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使命，但是现在我会首先尊重坐在我对面的人，因为对这个人来说，节目播出后对他人生的影响可能是你不可估量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不播这些内容，同样应该有自信完成一期质量不错的节目。”

节目播出后，柴静发现刘欢本人很认同，观众也没有不买账：“每个栏目会有自己的观众群，不用你去营造，或是大声喧哗来吸引。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2011年4月，柴静的节目《看见》做了“留学生机场刺母事件”。最初广为流传的是一个悚动的火车读物式的故事：一个大逆不道的孽子为了钱在机场捅了亲生母亲，舆论一片责骂。

“我们反对这种拙劣的市井传奇，只有简陋的模式，多少是智力上的懒惰。”柴静后来在采访中发现，弑母案无关乎道德，实情是：该留学生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幻听和妄想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但他和家人、学校都一无所知，或是不愿面对。“我不太相信会有异常的人与事，我相信人人都是亲切寻常，我想找到的就是那种真实。”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柴静采访了药庆卫。柴静和节目组的共识是：每天追踪热点新闻，就像大火烧荒——大火一过片草不留，土地焦黑一片，而土壤里的东西关心的人并不多，这不对。他们决定等一等，等大火过去再回到原地。

事实上，节目组曾在一个月前跟药家的人联系，对方表示不想再说什么，节目编导告诉他们：可以，但任何时候你们想说我们都愿意听。柴静认为这个态度很重要：“你尊重他，不冒犯，但是保持关切。” 观众反映这期节目的调子过于悲情，有悖于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柴”至于客观，“客观不代表没有感情，客观的反面是偏颇，感情的反面是麻木，而客观跟感情从来不相互抵触”。静不理解他们说的悲情所指为何：“是说那种痛苦吗？这是应该的吧，年迈的父母失去孩子，这是人最大的痛苦之一。

柴静对做明星访问一直谨慎，但《看见》里也出现了一些明星，比如姚晨、李亚鹏、贝克汉姆。在《读库》2012年的座谈会上，她跟张立宪谈起此事。张立宪的《读库》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做显著者，因为显著者的话语权已经太多了，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太少了，而且显著者已经慢慢地不说人话了。

柴静不再同意这种看法。“以前我会选择，哪些人不要找我做。但是记者的本分是记录这个时代当中任何类型的人，而不能加以个人的观点，否则很容易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就不给他话语权，就会导致这个人越来越符号化。六哥（张立宪）说有的人是人渣，我说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人，每个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不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明星，而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人。”

第四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夜色温柔，亲爱的柴静

这一生，那么长，我以为，它必须留下存在的痕迹。

这一生，又那么短，我以为，它实际完全没有印迹，一个普通人的行走，那么渺小，曾经的过程虽穷其一生，在浩瀚的时空中终将逐渐湮灭。

一个普通人的行走，在20岁之前，我始终不明确它对社会倒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直到20岁，在许多寂静的夜色里，听到了柴静的《夜色温柔》。

她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她说：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砂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她说：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说：夜色温柔。

柴静，夜色温柔，夜色温柔，夜色温柔，柴静，亲爱的柴静。

黑夜里，她的声音那么忧伤，穿过厚重的夜，将人生的悲凉猝不及防地推陈出来；她也有明媚时，那是在为了安慰更忧伤和迷茫的人们时，但对她了解较多的人们却仍能够感受到她仍然远远地站在红尘外，忧伤地看着里面憔悴翻滚的灵魂，无助的难过。

九十年代的湖南，夜色降临后，商业与娱乐都收敛了起来，而文化开始呼吸生长，在貌似平静的夜里繁荣、漫延。

漫长的夜，却是灵魂盛大的舞台，夜色下迷离涌动的灵魂，借着黑暗游荡、碰撞，或者仅仅只是喃喃自语。

柴静，她在黑夜里，安静地点上一盏小灯，灯光虽然微弱，仍然有摇摆，却给清醒的人以温暖，给迷惑的人以方向，给坚持的人以力量，她的声音，虽然忧伤，却安定游荡的灵魂。周末的夜晚，从此清醒与明媚都始于十点半，在一个个周末夜，听着这个城市的心事，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单薄的灵魂纷飞寥落，从此原谅了自己。

原谅了自己的羸弱，原谅了自己的肤浅，原谅自己成长中的一切，也明白了唯独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身不由已。从此，愿意在头顶的天空与脚下的身影中并不自由地一路前行，且自此在路上步履平缓，始终面带微笑，看到周围山花烂漫，金色阳光漫山遍野，生命在安宁快乐中互相握手至福。

是的，一个人能被另一个人如此深刻的影响,则斯人幸矣,自己的行为,气质必然会有她的影子相伴,而旅途不寂寞,生活的航灯对于每一个蹒跚前行的人代表着永生不灭的希望,而旅途的加油站往往来自于这些影响你至深的人.一个人能如此深刻的影响另一个人,则斯人更幸.自己的言行,思想不但为自己所践行,而且有千万人同行.柴静，应当抚心幸之，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达到如此，本是幸事；一个人因其思想能够被追随，幸之又幸；而其思想能够影响这许多人，丰富和指导这许多人的人生，诚然是追随者之大幸，但亦是被追随者之幸。人生如此，当以立而抚心，微笑叹幸，更明媚前行。

第五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的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获得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特等奖，下面是我转载的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头，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她的床头有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跟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柴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儿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为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道，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希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