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记者、主持人。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一起看看柴静演讲稿5篇精选，欢迎查阅!
柴静演讲稿1
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
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
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
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
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
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体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把这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觉，觉即不随”，这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
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会做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做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
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问舆论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对李永波的这段采访，很好玩。他说到当年林丹和李宗伟两个人在上海有过一场比赛，在本土作战，而且是林丹领先，上海的观众就喊了一嗓子“李宗伟加油”，东道主的客气嘛，林丹一听连失四球，比赛就输了。
李永波大发雷霆，在赛后新闻发布会说，这个上海观众素质太低了，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国心，以后我们的比赛都不在上海办了。我当时采访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觉得此事有关他的胜负心，或者对于体育比赛精神和内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问他，他一开始是很强硬，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加油”，观众怎样怎样，结果导致林丹输了什么的，我们这样来往大概有三个回合，他一直很强硬。
后来我把问题稍微变化了一下，意思是说站在一个教练的角度，人们可以理解你会有这样一种心情，但是在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个更高的期许，就是希望能够倡导体育文明。他忽然就改变过来说，对，我也觉得，喊“加油”也挺好的，这样对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锻炼。
这个改变看起来很突兀，是一个急转弯，但其实不是，他在面对大量反对声音的时候，已经在内心去消化和感觉这些声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如果你用敌意的方式去质问，他就会出于防卫把自己的立场踩得像水泥地那样硬实。www.xiexiebang.com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松一松，空气进去了，水进去了，那个土壤变得湿润了，变得松滑了，他两个脚站的时候就不会粘固其中，他就会左右摇摆。我刚才说过了，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不安就是这种动荡，一个人一旦产生动荡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萌芽已经出现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给这个萌芽一个剥离掉泥土，让它露出来的机会。
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乡愿，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柴静演讲稿2
柴静2月28日上传人民网的纪录片视频《穹顶之下》触人心弦，一部自费制作长达103分钟的环保纪录片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传播，24小时内在各大视频网站的点击数破亿。以下是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的小编为您搜集整理的关于《穹顶之下》柴静演讲稿全文，供参考阅读。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__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__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__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__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沈阳__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成都__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兰州__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石家庄__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__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__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__年。
__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__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__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哪儿?__年这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
熊跃辉(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原华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能取缔的了吗?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10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华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尴尬的不止环保部门，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车多就污染吗?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吨。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随机抽查一辆车)
司机：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司机：没有，基本没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绿标。
司机：国三。
柴静：是哪儿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对不对，咱只是买车的。
李昆生(北京是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在夜里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iv车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__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
丁焰(环保部车辆污染研究处主任)：当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丁焰：但是实际上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业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调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韩国：环境部;日本：日本环境省;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与能源部;加拿大：环境部;欧洲标准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使，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老板：大气防治法?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
借鉴经验，创造未来：英国美国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发现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元。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murlis(英国伦敦前环保督察员)：每一个煤矿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买违法的燃料。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停，又一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ed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开放市场，才能有更清洁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开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重返蔚蓝地图，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__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
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柴静演讲稿3
2月28日，柴静《穹顶之下》视频铺满朋友圈，继“duang”和裙子颜色后成为社交媒体刷屏帖，但这一次，网友的点评却是走心和动情的。这部继承了资深记者道义良心，普通母亲社会责任的雾霾记录片，深深震撼了中国人的心。以下是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的小编为您搜集整理的关于《穹顶之下》柴静演讲稿全文，供参考阅读。
雾霾之上，穹顶之下，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__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__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__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__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沈阳__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成都__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兰州__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石家庄__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__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__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__年。
__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__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__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哪儿?__年这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
熊跃辉(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原华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能取缔的了吗?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10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华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尴尬的不止环保部门，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车多就污染吗?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吨。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随机抽查一辆车)
司机：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司机：没有，基本没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绿标。
司机：国三。
柴静：是哪儿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对不对，咱只是买车的。
李昆生(北京是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在夜里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iv车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__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
丁焰(环保部车辆污染研究处主任)：当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丁焰：但是实际上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业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调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韩国：环境部;日本：日本环境省;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与能源部;加拿大：环境部;欧洲标准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使，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老板：大气防治法?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
借鉴经验，创造未来：英国美国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发现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元。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murlis(英国伦敦前环保督察员)：每一个煤矿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买违法的燃料。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停，又一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ed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开放市场，才能有更清洁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开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重返蔚蓝地图，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__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
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柴静演讲稿4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想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柴静演讲稿5
一场抵达
演讲时间：2012年10月9日晚
——当时还是央视记者、《看见》节目主持人的柴静在清华大学的励志演讲稿
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
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
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
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__。反抗和__，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__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
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
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体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把这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觉，觉即不随”，这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
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会做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做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
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问舆论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对李永波的这段采访，很好玩。他说到当年林丹和李宗伟两个人在上海有过一场比赛，在本土作战，而且是林丹，上海的观众就喊了一嗓子“李宗伟加油”，东道主的客气嘛，林丹一听连失四球，比赛就输了。
李永波大发雷霆，在赛后新闻发布会说，这个上海观众素质太低了，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国心，以后我们的比赛都不在上海办了。我当时采访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觉得此事有关他的胜负心，或者对于体育比赛精神和内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问他，他一开始是很强硬，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加油”，观众怎样怎样，结果导致林丹输了什么的，我们这样来往大概有三个回合，他一直很强硬。
后来我把问题稍微变化了一下，意思是说站在一个教练的角度，人们可以理解你会有这样一种心情，但是在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个更高的期许，就是希望能够倡导体育文明。他忽然就改变过来说，对，我也觉得，喊“加油”也挺好的，这样对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锻炼。
这个改变看起来很突兀，是一个急转弯，但其实不是，他在面对大量反对声音的时候，已经在内心去消化和感觉这些声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如果你用敌意的方式去质问，他就会出于防卫把自己的立场踩得像水泥地那样硬实。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松一松，空气进去了，水进去了，那个土壤变得湿润了，变得松滑了，他两个脚站的时候就不会粘固其中，他就会左右摇摆。我刚才说过了，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不安就是这种动荡，一个人一旦产生动荡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萌芽已经出现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给这个萌芽一个剥离掉泥土，让它露出来的机会。
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乡愿，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柴静演讲稿5篇精选
第二篇：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稿
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稿——《看见》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给位读者和各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在看完刚刚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问我，为什么给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儿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儿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看的时候我就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说，不要是说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然那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儿，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么”，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十二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儿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交给你们的，啊，我要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么，让你表达你有么，谁较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啊。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儿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去感染心灵的么，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是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最反对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个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他拿过来，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唉，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这个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就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进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只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儿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已经是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也不知情，医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务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到在街边，头磕在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让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到这束花儿之后，后来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这些年来他们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他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还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吧，在这个地里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儿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的同事在一块儿，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就这个瞬间我映像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收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说他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和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有时候采访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啊，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当时提醒过我，但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上向好嘛。后来2009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整个的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扬面大声嚎哭。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儿，我看，他们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坐在我面前说，电击一点儿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她说，我不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她说我没有流泪，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句话，她脸上的这颗泪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裤子上。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在这本书中，我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状态里面。
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么？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它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地实质。不论我们走的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二十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然后，这页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在一个采访中把一个小孩儿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在那儿。后来我就问陪伴了这个孩子十年的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呐？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亮。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讲演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和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马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他拍下来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村子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儿，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摁上手印儿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允许你睡完一觉起来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一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儿，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下去。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的那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的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儿，根本没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去刻意的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的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我们亲手创建的生活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的读者和媒体的同行。最后要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乐！
第三篇：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她的面前说，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处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柴静：最最遥远的路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柴静讲述白岩松，最最遥远的路。
1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演讲稿《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2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3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4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5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以他的资历，他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柴静语录：
★记者不仅是我的职业身份，做新闻也是我生存的一种方式，记者的天职就是调查事实的真相。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艰难的道路，一个记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职业当中恪尽职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类的心灵需要互相帮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当通过提问将心灵的细节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帮助他，你可能也会孤立无援。传播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渗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叶子。
★以前，做电台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假如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
第四篇：柴静经典演讲稿范文
柴静五分钟演讲稿
柴静五分钟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她的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处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第五篇：演讲稿--柴静的个人简介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是柴静，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兼主持人，瘦弱的柴静手中拿着话筒，用尖锐的眼神盯着被采访者的样子让人记忆犹新。大家肯定觉得熟悉因为我在英语课上讲过了，当时是用英语讲的，我的英语水平不好大家肯定也没听懂，今天我在这里再为大家讲述一下柴静。
柴静是一个让人不自觉便会留意其动向的记者，从“非典一线”到《新闻调查》，从《面对面》到《看见》，每一次“看见”柴静都有变化——“非典”时的柴静瘦弱勇敢、《新闻调查》时的柴静不依不饶、《看见》时的柴静宽厚知性……“火柴的柴，安静的静。”这是柴静对自己名字的介绍。人如其名，清秀、自然的脸庞，身材瘦弱，有着女性所特有的文静。但看过她节目的人都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内心火热的人，对弱者对社会的深切关怀让她比燃烧的火焰还要热烈。1976年，柴静出生于山西晋南的小城临汾，住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大宅子。父亲从医，母亲执教，算是书香门第。柴静家在当地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曾祖父是个秀才，整个家族都住在从祖上传下来的一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大宅子里。她至今还记得童年时喧嚣热闹的气氛、雕花窗棂、木制油伞和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柴静的妈妈是个坚强独立的女人。柴静母亲的品质对她有很大的影响，也正是由于母亲的支持才使得她在以后的发展中更加坚定地走下去。柴静母亲从小成绩一直都十分优异。19岁时，柴静的母亲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还被任命为临汾某小学校长。在柴静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她识字。母亲用纸板剪成四四方方的卡片，在正面写上“日”、“月”、“水”等字，背上写上这些字的汉语拼音。母亲把做好的认字卡片用绳子穿起来，做成一串特别的项链，套在小柴静的脖子上，让小柴静拨弄着卡片，提高学习认字的兴趣。当别的孩子还在呀呀学语的时候，聪明的小柴静在母亲的培育下，已经认识了很多字。
由于识字比较早，柴静4岁就进入小学了，为了照顾小柴静的生活和学习，母亲把柴静带到自己任课的班级，让她坐在最前排，和其他7、8岁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虽然母亲也知道柴静可能听不太懂，但仍让她坚持听课，每天放学回家还背诵和默写课文，即使柴静对很多课文似懂非懂，她还是会兴致勃勃的阅读它们。再稍大一点，母亲就开始为柴静订阅各种儿童报刊。并在家里腾出一间小屋子为她当作书房。每天放学回家后，小柴静都会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在小书房里看小人书《岳飞传》。柴静对文字的敏感与生俱来，小小的年纪，对所有写字的东西都十分感兴趣，无论是父亲订阅的《中医杂志》还是母亲的教学用书，她都能读的津津有味。这也许就成就了柴静文学涵养，让她最终走向了新闻的道路。13岁时，柴静接触到了广播。她开始贪恋广播里的热闹人声和深入骨髓的歌。柴静从那时才知道，广播可以给人带来一个如此新奇的世界，那一刻，柴静梦想着能做一个电台的广播主持人，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离开这个地方，过上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自己要“更自由，要过和身边的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1991年，15岁的柴静到湖南长沙读大学，对广播的喜爱依然不减，最喜欢听音乐排行榜和谈心节目。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写信给湖南经济电台红极一时的主持人尚能一代主持奇才——尚能，表达自己想做主播的想法，她说：“可否帮我成就梦想？”这句话促使了这位名主持马上给柴静打了电话，让她去面试。七月份的长沙，天气酷热，柴静借用学校广播站录节目，录完以后，汗水把衣服全都
浸透了。面试通过以后，柴静开心极了，她开始做她的第一个节目——《另一种
声音》。（尚能-湖南电台《夜渡心河》的节目主持人，柴静的电台老师,于1997
年自杀，是他发现了柴静，他是柴静的第一位伯乐）
柴静在学校学的是财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山西太原铁路局工作。恰好
长沙当时要成立一个新的文艺台，柴静去应聘，考核之后就留下了。她毅然辞掉
在别人看来既稳定又舒适的工作，到湖南文艺电台做节目，在简陋的租住房里，柴静从来不会感觉苦闷，因为心中有梦，她坚信，这些困苦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
过眼云烟。她喜欢听新加坡电台林伟的《点一盏心灯》，林伟他说：“与其诅咒
黑暗，不如点燃灯火。”这句话让柴静感触很深，她决定做电台午夜节目。柴静
就和电台的领导申请做一档午夜节目，甚至可以不要工资。随后，她创建了名为
《夜色温柔》的晚间节目，一做就是三年。那时的柴静只有19岁，年少的她心里只想着去实现心中的这个梦想，全然不顾自己身处异乡的孤独与寂寞，她说：“一个人为自己的工作神魂颠倒是多么幸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柴静主
持的这档《夜色温柔》变得十分红火，之后的几年，她基本都是在电台度过的。柴静在每个夜晚用真诚的声音陪伴着孤独的人们，她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
熟知。在节目里，柴静常常会接到从北京、香港、西藏等地慕名打来的电话，她
还去大学里做演讲，演讲的时候，时常都会有桌椅挤坏的场面出现。。柴
静22岁的时候，就顺利地当上综艺部副主任，成了湖南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
五月的长沙，茉莉花开，景色怡人。凌晨两三点男人们成箱成箱地喝着啤酒，女
人们吃着东西。柴静经常能看到大街上享受着这种安逸生活的男人和女人们。她
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种莫名的恐惧让她感到害怕。这时的柴静在大多
数人的眼中已是小有成功，可以就这样安逸的过下去了，但是柴静并没有这样想，她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对现有成绩的不满足，使她几经考虑做了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辞职去
北京读书。她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达到顶峰，她需要寻找可以不断超越的未来。她放弃了自己已经拥有的光环，到北京广播学院做了一名学生，睡在蓝白
相间的格子床单上，学的是电视编辑。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不到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她打电话过去时对方说已
经招聘完了。但是她的一句话，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她说：“你们不是想要
优秀的记者吗？这还有期限吗？”由此可以看出柴静非常的自信，也就是因为她的自信让她成功了，对方让她第二天去试试。第二天她去应聘，负责招聘的人看
看她说：“你长得挺漂亮的，不愁没出路，回去吧。”她被打发回来。但是，没过
多久，《三联生活周刊》给她打电话说他们要做一个封面周刊，问她做不做，柴
静立即就答应下来了。她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出两万多字的稿子，就在她放假准备
回家时，编辑打电话说让她把两万字改成两千字，她用了两个小时把稿子改完，跑到车站时离开车还有五分钟。之后，柴静在北广的日子一直在做《三联生活周刊》的兼职记者。
当柴静在《三联生活周刊》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湖南卫视邀请她做谈话节
目《新青年》的主持人，当时《新青年》是湖南卫视改革后的一个新栏目。柴静
答应了，于是她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在电视台做《新青年》的主持人。她在做节
目的时候，采访了各行各业的名人，如，米丘、黄永玉、蔡琴、张朝阳、方兴东、吴士宏等。柴静在节目中变得越来越成熟。一个喜欢挑战人生未知极限的人是不
会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生活的。北广毕业后，柴静并不满足《新青年》中驾轻
就熟的工作，而此时主管《东方时空》的陈虻找到她想和她合作一个节目，就这
样参加进入了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节目，做记者兼主
持人。这对柴静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和挑战。这里介绍一下陈虻，柴静的第二个伯乐。——陈虻（chén méng），男，生于1961年8月30日，2008年1
2月24日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著名电视人，生前曾任中央电视台新
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
人。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在电视圈的专业人士
中小有名气。他对柴静成长的影响是很大的，直到现在他的很多话语还在激励着
柴静。柴静在自己的新书《看见》中数次写道关于陈虻对她的教育引导。柴静在书中写道：我去调查，他（陈虻）就说了八个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现在他
走了，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在央视工作之前，柴静没有受过什么挫折，但是来央视做节目之后，一下就蒙了，不能指望别人手把手地教你，只能自己不
断地摸索学习。柴静在没有名校的学历背景、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文静柔弱的柴静开始时被同事认为不适合做新闻记者，当时她的压力
特别大。为了做好节目，她从最基本的开始学起，不怕辛苦，用最笨拙的办法，像蚂蚁一点一点地搬运食物一样，一步一步竭尽全力地去学习，自己做策划，观
摩同行的节目，上机编节目，每天都待在演播室里，熬夜到凌晨三四点。那时候
柴静在采访前，一定是要求自己花很长时间准备做足功课的。有时候，采访完了
夜里编片子编到三四点，然后送到台里。柴静是临时工，进不了大门，只能请导
播到大门口来接带子。当时柴静住 18楼，回去太晚电梯都停了，好不容易爬上
去，编导打来一个电话说有问题就再爬下来。柴静就是这样坚持了下来，用她坚
强的毅力不断进步。
柴静能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独立思考、探寻真相的新闻斗士，经历了一个
不断学习的过程。刚进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年，柴静完全找不到做新闻的感觉，不
知道如何提问，真正开始找到做新闻的感觉是在采访新疆地震时。当时负责人白
岩松对柴静说：“去喀什，给你半个小时去收拾一下东西。”凌晨，到了喀什，落
脚在一片瓦砾、断壁残垣之中。人们正在举行葬礼，柴静根本来不及去思考什么
是新闻，新闻就像一盆水兜头浇下来。倒塌校舍旁的两个小女孩，从废墟中走出
来的老大爷，倒腾的半截房里湿漉漉的被子，让柴静活生生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新
闻，让柴静找到了做新闻忘我的感觉，找到了新闻中最鲜活的元素。此时的柴静
才真正走入到新闻中去了。
之后，柴静进入《新闻调查》，她更喜欢到现场去发现，深入一线进行采访。
柴静觉得自己在《新闻调查》中找到了自我发展的理想平台。新闻记者不仅成了
柴静的职业身份，也成了柴静的生活方式。
2003年，柴静参加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熟悉柴静的朋友着实为
她捏了一把汗，节目播出的当天晚上，柴静接到了数量前所未有的电话，感动之
余，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认识这么多人。但是一整晚柴静都没接到妈妈的电话。这让柴静心里感觉不安。直到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柴静才主动打电话给妈妈。柴
妈妈在电话那头说：“我昨天在邻居家看了节目了。”边说她边哭了——直到那个
时候，她才知道柴静最近的几天里做了些什么。柴静的妈妈对她的工作是十分支
持的，也正是由于母亲的支持才使得柴静一直坚定地走下去。非典结束后，柴静
收到了一封信，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的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
慌，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他最后还
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非典结束了，但人们也记
住了柴静，那个瘦弱但坚毅的记者。
“非典”之后，柴静离开演播室，从主持人成为了一名调查记者。她坚信：“除非
亲身抵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努力发掘，否则就不可能认识事实真相。”“做
新闻要有笨拙的精神，不要不假思索，”她说要对评论有警惕，要对真相有洁癖。”
正是这种执著追寻真相、独立思考的精神使柴静对新闻调查有着独特的见解：真
正的调查报道就是探寻未知的过程，是不断遇到障碍、克服障碍的过程。没有未
知就没有调查。调查是以已知为起点的，不需要还原已知，而是探寻未知是什么。最精彩的地方往往就在你没有设计到的细节中。对柴静来说做记者不仅是她的职业身份，也是自己生存的一种方式，因为调查真相就成为她的天职。柴静着迷
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愿意静下心来沉浸其中，去领略那些撼动人心的地方，去体
会黑暗深处的光明。接下来，我列举几个柴静采访的例子：
一、柴静采访过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
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
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
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
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
发票的历史。原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
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发票是现在要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
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一
位律师。
二、采访疯狂英语李阳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大多数人对李阳的认识是：crazy English.相信很多人都买过他的书，早在家暴事件之前李阳就发生过一件具有争议的事件——
李阳到内蒙一所高中宣讲，同时进行感恩教育，让学生下跪，这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
议后来李阳解释说是在进行感恩教育。李阳的妻子KIM将自己被打后的照片发到微博
上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其实KIM在发表之前犹豫再三，她是爱李阳的，他一都保留
着李阳在他们结婚纪念日是送他的一朵玫瑰花，他将花瓣一瓣一瓣的压平收藏起来，虽然那只花是他提醒李阳买的。之前kim不接受采访的，直到后来柴静他们送给kim
关于中国女性因受不了家暴折磨而杀死自己丈夫的案例，使得kim接受了采访。采访
李阳时，他坦然承认自己的家暴事实还说自己从小有自卑与父母关系不好，还说他愿
意成为反家暴大使，她对妻子说这是中国的文化，最终李阳与kim离婚了。。。
三、通过对华南虎照事件的调查，柴静明白了逻辑和求实的力量，“感慨和
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关系的梳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句话，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自身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小孩子
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柴静的主持风格日渐成熟，她不再是那个在最初会炫技的主持人——“你看，我的问题多漂亮，我把对方问倒了，我赢了。”柴静
深知这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现在的她经过不断的思考，明白了自己节
目的重心。不轻易做出褒贬，要做的是细节的探究和幕后真相的挖掘，能
让对方自由地表达，帮助公众得到尽可能多的真相。真正了解到世界复杂
性的柴静没有轻易责难和赞美的习惯，更多的是学会了宽容和体谅。今天的柴静是做新闻的楷模，这个昔日的文艺女青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新闻
斗士，永远独立地思考，永远与真相站在一起。柴静坦言，三十年来
她努力从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大的共同体中把自己剥离出来，离乡背井，就是为了找到自己。来京工作十多年的柴静至今仍然租住在一个一居室的小屋中，但她表示自己对此从来不在意，“生命不是一张属于你的床铺，生
命有时就在一瞬之间”。
当有人向柴静提问：“柴静，你幸福吗？”聪明的柴静，用胡适的一句话来回
答：“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
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
![下载柴静演讲稿[全文5篇]word格式文档](http://static.xiexiebang.com/skin/default/images/icon_word.png){kind=icon}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