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干部学习讲稿：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洪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4-1927)
干部学习讲稿：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洪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4-1927）
1921年-1949年28年的续火征程，1949年-2011年62年的呕心建设，1921-2011年90年的奋斗历史，一条让民族腾飞，一条让民族复祖，一条让世界瞩目，一条伟大的道路。第二集，洪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4-1927）。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1939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革命的形势异常复杂。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力量的薄弱是鲜明的事实。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势在必行，创建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迈出了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步伐。
1922年8月，党的二大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同国民党进行合作，至于合作的方式，陈独秀等人主张“党外合作”，而共产国际主张“党内合作”。经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说服，逐个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建议，决议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随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李大钊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的现实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使得中国两大主要革命力量的合作成为可能。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大会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党的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翟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随后发生的五卅运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了13人，伤者不计其数。
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一连串的帝国主义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各地纷纷举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抗议运动，直接参加运动的人数约达1700万，“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声响彻中国的通都大邑和偏乡僻野。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引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很大发展。截至1925年底，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10000，党的组织也开始在一些新的地方建立起来。五卅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1925年初，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聘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谋取到了主管军事的权力，个人影响和地位大大增强，野心也随之膨胀。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此后，在国民党二大上，国民党右派的势力上升，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等事件，蒋介石趁机控制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大革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是靠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国民党右派不能不有所顾忌，革命形势依然在发展之中。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决定北伐。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建议，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战略。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
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也推动了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9月17日，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改编为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东进。11月间，国民军控制了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已成为定局。北伐战争能够一扫此前历次革命的颓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所带来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基本是以团结为主的，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是北伐军的先锋，也是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的一支部队。
在北伐军中，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着全国范围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
第二篇：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教学目的：
1．基础知识 五四运动的背景、经过、性质及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2．思想认识 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教学重点：五四运动的爆发；新阶段；性质；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教学难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问题与主义之争。
教学方法：让学生生动讲述五四运动的过程。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使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就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充分准备。巴黎和会的召开导致了这次高潮的到来。
一、五四运动
1． 背景（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思想几方面考虑）
政治：日本想独占中国，北洋军阀统治黑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
经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倡导实业，一战期间，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
阶级状况：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1919年达200万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民主阵营扩大。
思想：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革命高潮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国际形势：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萌发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2． 直接原因：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处理。3． 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 口号 性质 反帝反封 4． 过程
1919年5月4日――――1919年6月初
（一）北京（学生）学生运动 上海 工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
5． 结果
A、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B、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
C、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在近代中国屈辱外交史上是第一次）
五四运动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五四运动取得胜利。
6． 意义
A、性质
B、广泛群众基础（参加阶层、波及范围）
C、促进中国人民觉醒
D、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E、具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以反对封建专制文化为核心，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新阶段）
1． 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A、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B、《新青年》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C、一批先进青年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2． 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些主义》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实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即要用理想的主义来根本解决。
通过争论，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三、“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开始就具有注意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点。（也是五四运动的意义所在）
小结：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基础。
作业：P124 1－2题
课后记：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很重要但课本分析并不连贯，需另补充分析。
从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初，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打破了原有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竞相掠夺和侵占殖民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种斗争的结果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格局，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在国内，虽然推翻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但是，又同时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深渊，中国人民所承受的灾难日益加深。在国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唤醒了各国民众的觉悟，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２０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从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斗争相对立的新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辛亥革命后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由于袁世凯纂权并没有给人民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反而使中国沉入到黑暗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不断的反思中，决计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切中时弊，开启民智，很快就辐射到全国各地，得到各地青年学子的广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加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衡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１９１７年１０ 月８日，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恽代英与他的挚友黄负生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互助社和利群书社，在华中地区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恽代英系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政治活动家，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五四运动前后，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中央执委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等职。主编过《中国青年》，教育和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１９３０年５月在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时被捕，１９３１年４月牺牲于南京。在狱中写下不朽的《狱中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黄负生，云南休宁人，生于武汉。１９２０年与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一起组织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毛泽东对他是如此称赞。
此时正在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衡阳学生廖焕星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了互助社，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薰陶。是年年底，廖焕星利用放寒假的机会，在恽代英的直接指导和鼓励下，回到家乡衡阳，联络衡阳进步学生廖砚秋、蔡耀昆、黄俊章、刘平原等人，于１９１８ 年１ 月在衡阳?穴今衡南?雪新城正式成立了第一个以传播革命思想为宗旨的进步社团，取名为新城端风团。它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衡阳地区乃至整个湘南的第一个革命性的社会进步团体。
廖焕星系湖南衡南人。由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欧勤工俭学，追随周恩来。中共六大后，旋即调往苏联莫斯科工作。１９３８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被捕，１０多年后才被宣布无罪释放。一生历尽坎坷。
新城端风团的发起和成立，标志着衡阳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虽然与陈独秀１９１５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相隔三年之久。但它之于衡阳人民的思想解放与发动仍然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端风团之所以取名为“端风”，在其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号召对于“一切无人性的风俗，务必铲除，使之无复存在的余地。同时创造一种合理的风俗，以供新陈代谢”。“不满意现在风俗而欲更以合理风俗”，故“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国家文明之助”为宗旨，去“行其所抱，展其所为”。这个宣言秉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要旨，将锋芒直接刺向封建礼教和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倡导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的社会制度，号召人民勇敢地起来同旧制度作斗争，迎接新社会的曙光。
端风团甫一成立，其章程、宗旨、组织、活动都极具组织性，并很快创办了《端风》杂志，作为自己的阵地和载体，宣传团体的主张和宗旨。虽为一社会团体，但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刻。廖焕星亲为《端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无异于一篇向封建礼教和旧制度开战的檄文。
国家之强弱，岂偶然哉？是必有十年酝酿之风俗，左右其间焉。周之兴也，有文王四政之施；越之伯也，有教训十年之用。故能政成于上，而俗化于下。反是以观，历代衰亡，何莫非上下骄惰成风，积渐有以致之也。今之谋国者，不此之审，而徒侥幸一逞，欲国不倾，岂可得乎？
民国七稔，余见夫一般时髦，竞谈革命之说矣。时而种族革命也，时而政治革命也，又时而学术革命也，一唱百和，风摩一时。要其结果，不过增加国人放荡情性，债务负担而已。如是者，谓为戴爱国之面具，而实行攘权夺利者，谁曰不宜。余非斥种族革命之非也，政治革命之非也，学术革命之非也；特吾国事待革命者甚繁，要其权操之自上者，吾力不能过问之，吾但就吾辈现时力所能为，而又不可须臾缓者，则风俗革命尚矣。墉之基坏，则墉崩；国之本危，则国败。风俗者，如墉之基，即国之本也。试征诸家国兴亡之前例，当知余言之非谬。
夫积人而成社会，积社会而成国家，积国家而成天下，尽人而知之矣。然欲国家天下之太平，果操何善策以维系之？而善策之能否进行，又果因何者而转移之？意者其在社会乎。是社会者，乃握国家天下太平之枢纽者也。今者国体换共和矣，政体进立宪矣，则自治者，固应有之事也。乃元二年间，施行未久，弊害丛生，竞致流为暴民专制，是剀自治之罪乎？盖本无自治之准备，而人民又乏自治之能力，以致演成种种怪现象。朽木粪土，华厦难成，必然之势，何所怪乎？同人又鉴于此，将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而即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国家文明之助。于是乎有端风团之组织，执旌鸣鼓以益也。
自古圣贤，愤世嫉俗，托之于言，门第子传诵之。后之学者，则以所见所闻，托而录之。是以能观往察来，康时任道。日报者，言之积也；杂志者，报之变也。移风易俗，杂志关系尤大。人心之趋向也，正谊之主张也，学问是钻研也。故铁道邮电所以利民者，日报杂志所以齐民者。本团欲行其所抱，展其所为，所以有年刊之作也。
恶风败俗，有甚于残身亡国之强敌，欲铲除之，必有白刃相见之精神而后可。是本团者，无异前敌之军团也。道一风同，实古今改良社会之极则，欲贯彻之，必有切磋琢磨之毅力而后可。是本团者，又无异工作之工团也。负斯而者之任务，勇进猛施，固宜然也。然欲其经久而不蔽，日新而月异，是必有本团之真精神，流露于外，使士夫皆能了解，以生其恋爱之心，而收群策群力之效，此本年刊之志帜一也。
夏虫不可语冰，井蛙难以谈天，囿于识也。故泥古者必鄙今，醉今者必薄古，两相倾扎，今日社会所以日就下者此也。必也新旧互阐，择优而从，使之进入正轨，归于至善，此本年刊之志帜二也。
风俗之相递，如疫之传染，不可以区域限也，不可以道里计也。此社会与彼社会，此乡里与彼乡里，皆相关而不可离。为一社会一乡里计，已如此矣，至于由此类推，相观而善，昭苏我人民，振兴我国家，是所望。同志继起者，此年刊之志帜三也。
具三者之志帜，而有时势之要求，故同人等兢兢业业，以谋年刊之成，冀有所贡献，聊尽国民之责。今成矣，言论与事实并进，精神与形势夹攻，或者变窳败为纯良，易敞陋而谨居，俗美风清，蒸蒸日上，猗与休哉，甚盛事矣。望我同人，连袂而起，共襄切肤之举，以为其他社会之前驱，又宁第吾乡幸福已耶！是则本团年刊，益与有荣焉。
《端风》杂志为年刊，一年才出一期，在武昌编辑印刷，运回衡阳发行，发行的数量不是很多，主要在青年学生当中流通，阅读的主要对象是进步青年学生。在《端风》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恽代英、廖焕星、张素我、汪伯平、冼震、沈光跃等。从现存《端风》杂志所载文章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二是关于批判封建制度，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三是关于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公有制的倡导。比较著名的文章有恽代英的《向上》、《真男儿》、《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枕头上的感想》，有张素我、汪伯平、冼震的《读书人对于社会之天职》、《社会服务》、《互助说》，有廖焕星的《名分主义的罪恶》、《名分主义与孝友》，有廖焕星与沈光跃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等文章。特别是在后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创办一个自给的共同生活”，主张实行“公有财产”，盼望“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机会”。认为“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财产公有是铲除私心的良法”。对此，青年及进步人士争相传阅，踊跃传诵这样新颖的观点。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在耒阳、衡山、祁东、常宁等地也有一些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回到家乡，向本地学生介绍外地新文化运动的情况，宣传新的思想和文化，激发青年学子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情，有的还组织了一些相应的宣传新文化活动。《端风》及其所发之文章，积极反对封建和专制，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风尚。它的出现无异于在衡阳社会中引进了一缕清新的空气，无异于在广大的衡阳人民中间吹响了冲决封建藩篱的号角，无异于交给了衡阳青年一把启迪时代心灵的金钥匙，无异于提供了衡阳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一支火把，无异于打开了透射衡阳人民心灵阳光的窗户，很快就在衡阳人民和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为湘南学联的成立和五四运动在衡阳的蓬勃展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二、湘南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问题。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和会”不仅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和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以及归还日本在大战期间乘机抢占去的原德国在山东所享受的各种权益，反而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日本接管。而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屈膝，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激怒了全国人民，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湘南学生联合会是五四运动催生的产物。它的成立，促使衡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湘南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并通过这个阵地，为衡阳乃至湘南地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创建和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成就。
１９１９年５月９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在北京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湘南学生邓中夏、廖书仓（湖南永兴人，湖南三师毕业），北大学生、五四运动骨干，与邓中夏等十四人发起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倪品真（湖南衡阳人，湖南三师毕业）等人就及时地把北京开展五四运动的详情传到衡阳，“希望组织声援”。毛泽东在长沙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已经组织湖南各阶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声援斗争。在此种形势影响下，衡阳人民群情激奋，当即由衡阳学生带头发起组织声援。在三师学生蒋先云和三甲工学生夏明翰等人的组织策划下，衡、永、郴、桂４州所属２４县的整个湘南的各教育会、各个学校、各个工商联合会，于５月１５日在衡阳发出了《衡永郴桂各界请办卖国贼电》。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并置卖国贼曹、章、陆等于法，以谢天下”。
不久，邓中夏、倪品真以北京学联代表身份回到湖南，与毛泽东、彭璜等于５月２８日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在全国学联和省学联的影响下，衡阳学界在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的组织领导下，于６月７日在衡阳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他们为学联的发起成立、巩固发展倾尽全力。经过湘南学联的实践锻炼，他们的革命才干很快提高，并成为日后革命的骨干。
夏明翰系湖南衡阳县人，生于湖北秭归。与毛泽东一道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湖南、湖北协助毛泽东从事建党、工运、农运、学运、武装斗争等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湖南、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以著名的《就义诗》闻名于世。
湘南学联从１９１９年６月７日创建至１９２７年５月衡阳“沁日事变”时止，历经八年１６届，入会会员数千名，核心骨干３００多人，主力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其成员还有来自省立第三中学、第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成章中学、新民中学、道南中学、圣公会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其组织、宗旨、主张、制度、经费、管理相当严密。学联成立之初即提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旋即提出：组织救国银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创办各种简易工场；组织实业研究社；各处学生每月召开道德勉励会等五个方面的行动主张，并在此主张下开展各项活动。其组织是由各组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选出２－４名代表兼任学联干事，再由干事选举一名总干事主持学联的各项日常事务，后来学联总干事名称改称会长。每届学联设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名。每届任期就是一个学期。每个学期改选一次。总干事和干事皆可连选连任。学联下设宣传、出版、游艺、文书、会计、评议等股，各股又选出主任一人，负责各股具体事宜。学联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组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给予的经费支持。
学联成立后的第一届干事有：三师学生黄谦信、杨琳、李衡清，三甲工学生夏明翰，成章中学学生刘泰，省立第三中学学生陈清玉，第三女师学生朱舜华。第一届总干事为三师学生杨琳。
之后的十五届学联总干事会长分别为：第二届为三甲工学生夏明翰；第三、四届为三师学生蒋先云连任；第五届为三师学生谭步琨；第六、七届为三师学生袁痴连任；第八届为三师学生黄静源；第九届为成章中学学生李汉藩；第十、十一届为新民中学学生文焕然连任；第十二届为省立第三中学的梁中超；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为三师学生向大铭连任；第十六届为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夏光曦。学联成立之初，经社会各界公议，办公地点确定在湘江东岸粤汉码头附近的“浮桥公所”（现在已经为湘南学联纪念馆所在地，并确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至大革命时期，学联的办公处迁到了江西岸学宫街?穴现在的先锋路?雪的文庙。
湘南学联成立后，即成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协调统筹湘南所属２４县的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先驱》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出版的１２号刊物中对湘南学联作了高度评价，称该会成立后“衡地各项爱国运动，均系该会主持，成绩颇为可观，驱张运动发生，驻衡驱张请愿代表团实得该会之助不少”。湘南学联同时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学联都有密切的联系。与长沙的省学联关系更为特殊，两地均为湖南地区革命因素极为活跃的地方之一。因而，毛泽东对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都极为关注，曾先后五次来此从事革命和建党活动。夏明翰与毛泽东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４日，湖南《大公报》报道的《长沙衡阳学生之联络》，把这种关系介绍得非常清楚：“省垣既有湖南学生联合会之名，则湘南亦包在其中„„然湘南僻处一隅，信息既不灵通，上下尤多隔阂。若湘南各校直接加入，恐手续繁多，难以周到。昨该会已致函湘南学生联合会声明：
“１．联络之办法；２．信息之往来；３．现在之计划；４．将来之进行。”可见关系虽甚为密切，但又独立自主。
湘南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革命活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领导衡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就以学界名义通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拼死力争国权，不得屈辱签字。紧接着便是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还成功地与社会各界联合一致进行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他们与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国货维持会，推举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为会长。坚决抵制日货，维护国货。他们深入不法奸商的货场、仓库、店堂、铺房，严格清查日货。对查出的日货，一律加盖“仇”、“劣”字样，予以焚毁。衡阳南正街?穴今中山南路?雪太和祥洋货店，资本雄厚，经销大宗日货，且蔑视抵制日货清查，与学生对着干。于是群情愤激，在夏明翰等的率领下，尽行捣毁。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８日湖南《大公报》对此作了报道，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人民，特别是衡阳码头工人的支持。一时日货没人买，日船没人坐，装运日货的船靠不了岸，也无人装卸。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８日《北京晨报》报道说：“衡阳市面上的仇货差不多绝迹了。”日本人经营的轮船也被迫停开。
湘南学联还发动和组织民众，全力支援北伐战争，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１９２５年２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要求湖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支援北伐。并派伍中豪（耒阳人）、乐天宇（宁远人）等回湘工作。３月初，中共湖南区委派夏曦来衡阳，争取唐生智参加反吴驱赵联合战线。在党的领导下，湘南学联积极联系各方，力促驻衡阳湘军将领唐生智转向国民革命，并取得成功。
衡阳地方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以后，湘南学联在组织上实际上已经直接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从事的革命斗争得到党的直接领导，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中，湘南学联始终冲在斗争的最前列，作出卓越的成绩。湘南学联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和影响，在衡阳革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其一是先后出版发行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湘南学报》、《湘南学生》等刊物。在衡推介发行了像《新青年》等许多的进步刊物。在衡阳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新文化，推动了爱国主义运动在湘南地区的蓬勃发展。其二是为在衡阳早日建立党团组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做了干部和力量上的准备。其三是湘南学联领导和组织了衡阳及整个湘南地区各地人民早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促进了普通民众的觉醒和斗争，给在衡阳的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其四是协助地方党组织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衡阳及整个湘南地区的学运、工运、农运、妇运等社会各界的革命斗争。其五是为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有的成长为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进步社团的建立
湘南学联作为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成立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区域性进步团体，很快在其周围凝聚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人士，带动了衡阳地区及整个湘南地区其它一些进步社会团体的建立。诸如“学友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心社”、“沙子会”、“马氏学说研究会”、“星期演讲会”等等，这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的广泛活动又为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新文化在衡阳的传播起到了开拓性的辐射作用。
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夜由一批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战士发起成立的。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创建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受全国各地团组织创建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得助于本地学生运动的推动，而湘南学联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的下学期，湖南三师学生蒋先云被选为湘南学联第三届总干事。１１月份，蒋先云接到曾在三师求学的李启汉从上海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五四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在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的过程中，为了将许许多多的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早期组织周围，为开展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当年８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陈独秀就派俞秀松组建成立了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此之后，各地在筹建党的地方组织的同时也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１０月，毛泽东在长沙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的同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任第一任书记。于是，衡阳的蒋先云、夏明翰、陈为人、蒋啸青、黄静源、贺恕、唐鉴、彭彰达、黄谦信等便赶赴长沙，加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衡阳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回到衡阳后，就成了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骨干。次年春，在外地求学并加入了团组织的衡阳学生黄和钧、陈书农、戴述人、熊谨汀、易克嶷、袁吉六等人被聘来到三师、三女师、新民中学任教，对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蒋啸青系湖南耒阳人。历任衡州府中、新民、成章、蒸湘等中学和省立三中、三师、三女师教员、校长。１９２１年经毛泽东介绍在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衡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小组，成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从武汉化装回到耒阳，参加湘南起义。湘南起义转兵井冈山后，他留在耒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耒永交界的上架、大义等地打游击。４月１８日在上架古楼山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负伤被捕，４月２６日被杀害于耒阳淝江口。
贺恕系湖南耒阳人。三师学生。与蒋先云共同组织“心社”。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与任弼时等以湖南党员代表身份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曾任湘南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湘西南特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职。担任过毛泽东的早期秘书。一生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以至终身残疾。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毛泽东来到衡阳，将“心社”的３０多位成员悉数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建立三师团支部，黄和钧任书记。是为湘南地区第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支部。在此之前，耒阳的刘泰、刘霞、伍中豪、黄龙飞、段子中等１０多人回到家乡，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耒阳县支部，刘泰任书记。此后，衡阳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就快速地发展起来了。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团成立，黄和钧任书记。８月，衡山成立了地方团，书记廖振华。水口山也在罢工胜利后成立了团组织，韦汉为书记。至１９２３年６月，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已经发展到１５０多人，下辖团支部五个。衡阳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随着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兴旺而发展，也随着党组织的遭受破坏而萎缩。总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衡阳“心社” 衡阳“心社”成立于１９２０年７月，主要成员均为三师的进步师生。“心社”在成立的时间上迟于湘南学联，但“心社”的雏形“沙子会”却早于湘南学联。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三师师生由于教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因而其思想就一直比较活跃，涌现了一批思想开放的进步青年师生。１９１８年底，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三师进步学生蒋先云、唐鉴、黄静源等人就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三师“学友互助会”。互助会的成员经常在课余和星期天到三师校门外的湘江河滩上聚会，相互交流思想心得，探讨“改造自已，改造社会”等救国救民的真理，随着聚会的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就将其昵称为“沙子会”，蕴含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之意。后来随着活动的展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恽代英的帮助和指导下，于１９２０年７月，由贺恕、蒋先云、刘通著等人发起，遂将“沙子会”改造成为“心社”。
“心社”的宗旨是：“牺牲个人乐利，企图群众幸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造，预备为世界总解决时一部分底帮忙，作建设新社会时一个健全坚实的基础”。并以“互助勤朴，坚忍实行和资善惩恶，社会非互相了解的不强拉一人”为信约，强调的是参加社团的自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倒军阀，反对封建礼教，要求社交公开，实现思想自由”的行动口号，通过学习和互助以及自我改造，使自己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心社”成员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入手，提出了严格要求，并相互监督实行，坚持冷水浴、晨跑以强体格；坚持参加劳动，挑水种菜，自己洗衣，以提倡劳动光荣；坚持出门不坐车，不上馆子，以提倡节俭作风；坚持看书学习，加强思想改造，以倡导新的思想和精神。“心社”的主要负责人是耒阳籍三师学生贺恕。成立初期有１８人，后来发展到了３０多人。其骨干成员是：贺恕、蒋先云、黄静源、唐鉴、唐朝英、刘通著、彭彰达、袁痴、韦汉、雷晋乾、李恒青、罗严、陈芬、曾克家、黄逵、高静山、曹亨灿、黄益善、杜家俊、黄传琛、姜敬祥、黄谦信、唐孝明、雷腾宇、李俊、李祖莲、梁人伯、江静邦、雷克长、蓝世恺。这些人都是三师的精华和革命运动的骨干。
“心社”是衡阳著名的进步社会团体。湘南学联成立后，“心社”主要成员都在学联任职，是学联的核心力量，《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其为“衡阳学生界之曙光”。
衡阳“马氏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之后广泛地传播开来，并逐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惧，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予以严禁。胡适就此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针对胡适的改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实际上是关于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这些争论的影响自然也波及到衡阳。对此，衡阳许许多多的进步师生就利用这个机遇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１９２０年冬，由贺恕发起，在三师校内组织成立了“马氏学说研究会”。其主要成员大部份是“心社”的核心骨干。进步教师屈子健、蒋啸青等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成员共３０多人。该会以学习和研究为主，制订章程，坚持每周集中学习一次。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阶级斗争》等革命书籍和红色刊物。采取个人温习，集体阅读，座谈讨论，交流心得，查看笔记等方法，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讨。同时该会还出版周刊。衡阳“马氏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衡阳学界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后来发生的驱张、驱刘的斗争中大多数成员冲在最前列，成为领导力量，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许多人成为衡阳学运、工运的骨干和革命的中坚。
衡山“土梦学友联合会” １９２１年暑假罗荣桓回到衡山（现为衡东，下同）以后，学习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学生联合会的经验和作法，邀集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在南湾街上的一个饭铺里，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罗荣桓被公推为会长。罗荣桓系湖南衡山（今衡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其逝世后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高度赞誉。
“土”、“梦”是衡山沿袭清制，以字来命名的１７个基层行政区划当中的二个地区。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罗荣桓受到他所就读的长沙协均中学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看到家乡许多贫苦农民的子弟吃不饱饭，衣不暖体，上不起学的现状，于是，在他的倡议下，土梦学友联合会决定以主要力量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为此，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教室，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程。罗荣桓担任算术教师。在教学中，他向当地农民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散发资料，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罪行，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
这些活动的展开，使罗荣桓结识了一大批农民，确立了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为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７年间农民运动在南湾地区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驱张”运动及其他反帝反封建斗争
１９１９年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湖南继续深入发展，斗争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较之其他帝国主义更为残暴和贪婪。湖南人民反日爱国斗争，主要表现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这就直接影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湖南的利益，同时也动摇了张敬尧在湘反动统治的根基。于是，日本帝国主义遂与张敬尧相勾结，用武力威胁和迫害民众，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毛泽东等的发动下，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驱张”运动。衡阳是湖南“驱张”运动的重要阵地。为“驱张”斗争的胜利，衡阳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日，何叔衡率省会“驱张”代表团３３人到达衡阳，衡阳“驱张”运动从此展开。代表团来衡阳后，首先联络湘南学联，广泛发动组织衡阳学界、工人、市民开展“驱张”运动。
何叔衡系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１９１８年４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１９２０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党的一大。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为了更好地激发衡阳人民的“驱张”斗志和参与热情，代表团在衡创办了《湘潮》周刊，以此为载体揭露张敬尧荼毒湖南人民的罪行。《湘潮》周刊首先刊发了各界控诉张敬尧统治湖南期间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摧残教育、暗罪公民、钳制舆论、私加盐税、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十大罪状，激起衡阳人民对张敬尧的深恶痛绝，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衡阳无望”。之后，又刊发了湖南学联进行重组时发表的重组宣言：段祺瑞、张敬尧祸国殃民，“任彼佥壬，植党营私，交相为病，愈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之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的文章并广为散发。这实际上是一篇讨张檄文，更加激发了衡阳人民的“驱张”斗志。
其时，直系军阀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军占守衡阳，吴与张敬尧明争暗斗。代表团抓住吴张的鹬蚌相争之机，力主吴佩孚领军北上，压张出湘，实为借军阀之力达到“实力驱张”与“舆论讨张”两管齐下，速达“驱张”之目的。为此，代表团和湘南学联接连组织发动衡阳的工人和学生向吴佩孚请愿“驱张”。
１月９日，衡阳举行“驱张”游行。游行前举行大会控诉张敬尧祸湘之罪，会后由代表团成员２１人率４００多名工人、学生从成章中学出发，高举“驱张”大旗，一路高呼口号，来到吴佩孚驻衡司令部。代表团成员四人及五名学生代表，进见吴佩孚，当面递交“驱张”请愿书。然而，这次请愿活动却遭到北京政府的诬蔑，斥责“学生要求，逾越常轨，所述亦系片面之词”。旋即着令吴佩孚“善为慰遣”。消息传到衡阳，全城学生和工商各界无不激愤异常，旋即举行第二次更为声势浩大的请愿。１月２２日，代表团偕湘南学联代表和女子救国会代表１００多人，再次赴吴府请愿。从上午１１时到下午５时，请愿代表以秦庭之哭，终于敦促吴佩孚答应在即时召开的衡阳军政绅学商各界要人会议上议决：由军政两界联衔电请中央特派专员来衡查办张敬尧的罪行。
３月１２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湘南国民大会在衡阳雁峰寺前坪召开。代表团团长何叔衡及夏曦登台发表长篇“驱张”演说，到会数万民众无不激奋。大会最后决议发表衡阳各界“驱张”宣言，并通电北京政府撤惩张敬尧，再次敦促吴佩孚将衡阳民众之意愿电达中央。会后，举行规模空前的“驱张”游行，全城迅速掀起“驱张”怒潮。４月２０日，湘南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通告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进一步将“驱张”浪潮推向高峰。２２日，全市２０００多名各大中学学生在代表团和学联干事会率领下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５月７日，衡阳工人、学生１０００多人又一次在雁峰寺广场前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再次将“驱张”运动推向高潮。大会通过致北京政府电文，强烈提出“张督问题一日不解决，湘中民气一时不静谧，而大局亦难和平。恳钧署当机立断，弭患未然”。衡阳的“驱张”浪潮此起彼伏，驻衡阳督军吴佩孚一方面慑于民众声威，一方面亦欲借民之力取张而代之，遂答应衡阳民众“驱张”的请愿主张。
５月２７日，吴佩孚率部从衡阳北进，由衡阳乘船沿湘江直逼长沙。驻郴州的湘军谭延闿在省“驱张”代表团的斡旋下，也与衡阳的吴佩孚达成默契，吴军退一步，湘军即进一步，随即挥师北进长沙，使张敬尧毫无占地之机。加之张敬尧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亦无心作战，随即望风披靡。此时，全省各地均掀起了“驱张”浪潮，作恶多端的张敬尧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６月初，被迫率部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四个多月的衡阳“驱张”运动取得胜利。这是一次在省“驱张”代表团指导帮助下成功地发动组织的第一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是五四运动在衡阳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省“驱张”代表在衡阳展开的革命斗争，不仅为“驱张”斗争取得胜利发挥了主力作用，而且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作了思想、舆论和力量上的准备，也为党成立后所领导的各项重大斗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驱张”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衡阳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湘南学联在此前后，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学联所属各校迅即组织发动各地广大学生组成十人团、演剧队、宣讲小组到城乡宣传演讲，唱文明戏，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其中教唱的“国货歌”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国贫，处处受制强邻。割我台湾窥我闽，占据青岛制津京。什么花露水，什么薄荷香，哪一种不是来自东洋人，以货物作刀枪，杀我制我不露锋芒。同胞呀，同胞呀急心肠。用我国货，抵拒外商，这就是救急良方，切莫忘”。号召广大民众自觉地起来抵制日货。与此同时，各界爱国反帝斗争团体也纷纷建立。６月，衡阳女子救国会在省立三女师成立。７月，各界联合发起成立衡阳“国货维持会”，湘南学联组织成立“学生义勇军”，衡阳工人成立“工人纠察队”。这些爱国反帝团体的成立，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斗争在衡阳以至整个湘南地区全面开展起来。他们组织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到城区各商店查禁日货。１０月２０日，“泰和祥”商号被查出数万元的“仇货”，被衡阳工人和学生当场焚毁，此举震动全省。继而又于１１月９ 日在衡阳县衙前将所查获的鸦片当众焚烧。２５日，工人纠察队又在码头查获奸商王裕成雇用外国保镖偷运到衡阳的日货，结果也于当天下午在太子码头付之一炬。一时间，反帝斗争声浪席卷衡阳城乡。
在耒阳，刘霞、谭衷、陈芬、刘泰等５０多名在外求学的学生回到耒阳后，串连组织起耒阳学联，开展了一系列反帝爱国斗争。城区几所学校的进步师生举行罢课，上街游行，并组织学生“仇货搜查队”到县城各商店搜查，将搜查出来的日货写上“仇货”二字，集中运到耒河东门金牛码头当众烧毁。此后，耒阳成为革命因素最为活跃的地方。在衡山，学联组织在县城的学生５０００多人，唱着“毋忘国耻”的歌曲，齐集西街南岳行宫，举行维持国货的示威游行和街头演说，广泛宣传提倡国货，共同抵御外侮。学生们还募款集资，用白话文编印反日爱国《通俗小报》，影响巨大。
在常宁、祁东等地村镇也掀起了反日爱国热潮，纷纷展开抵制日货的斗争。
五、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
２０世纪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政局岌岌可危，腐败无能的清朝终于寿终正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新文化运动猛然拉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变革的帷幕，各种文化、思想和潮流开始了相互碰撞、交流、转换、再造、融合的斗争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强烈的革命斗争精神，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思想特征，很快战胜各种思想潮流，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济民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是以新文化运动在衡阳的展开为基础和前提的。衡阳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廖焕星、夏明翰等就跟随毛泽东开始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成功，又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声誉。１９１９年３月，共产国际的建立以及苏俄与中国联系的加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衡阳也就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兴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方式和传承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自办报刊，翻印发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进步社会团体的宣传，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活动家发表文章和演讲的形式进行的。
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４日，驻衡阳驱张代表团在衡阳创办的《湘潮》周刊刊登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李维汉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第一次向衡阳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明确指出“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并同时发出了中国也必须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呼喊。这是在衡阳印发的第一篇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此外，廖焕星创办的《端风》杂志积极鼓吹新思想和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为衡阳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新的进步思想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湘南学联成立后所创办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湘南学报》、《湘南学生》等进步刊物，刊载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后，全国各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刊大量涌现。于是，衡阳大量翻印和发行销售这些新书报刊，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衡阳传播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发行这些书报的主要阵地是衡阳宝华书局和衡阳文化书社。
衡阳宝华书局是最早发行这些新书报刊的书局。该局设在城内的布政街(现为中山北路)。是一个正规的书店。最初售卖一些为数不多的新文艺刊物，后来逐步销售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方面的书刊，诸如《共产主义ＡＢＣ》、《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湘江评论》等书刊。１９２１年前后，已经开始发行大量的新书报刊，最多时达到２００多种，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为扩大新书报刊的发行，宝华书局随即在青年进步学生集中的省立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开设了新书报刊贩卖点，大量经营销售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新书报刊。该书局的工作人员廖承儒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了一本以阐述社会进化发展规律为内容的《社会进化简史》，由书局出版发行。这对加速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衡阳文化书社对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作了许多的实质性工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１９２０年８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并联络省会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成立了旨在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书社。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办法把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推介给湖南读者。长沙文化书社创立后，毛泽东随即指示衡阳创办文化书社分社。各地的分社，并不是长沙文化书社直接来办，而是帮助各地的同志在各自的地方创办起来。于是，衡阳省立三师进步师生屈子健、蒋啸青、彭彰达、唐鉴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络原学友互助会的蒋先云、黄静源等一大批进步青年，自筹资金，就在三师学校门前的一间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开设了“书报贩卖部”。主要销售从长沙文化书社运来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托尔斯泰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新书报，还有廖焕星从武汉利群书社带来的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书报贩卖部”由三师学生蒋先云、黄克诚先后担任经理。每当学生下课及休息时间，书报贩卖部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师生们争相购阅新书报刊。小小的书报贩卖部很快就成了进步师生接受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０日，屈子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师的书报贩卖部更名为“衡阳文化书社”。推选三师学生贺恕、李恒青为书社经理，负责书社管理和推销新书的工作。为了扩大销售面和影响，进一步满足读者求得新知的强烈愿望，衡阳文化书社一成立，就在报纸上作宣传，刊登书社成立启示。另一方面迅即派人分头到衡阳各校及湘南各地设立新书报贩卖部。办得很有影响的是三师学生唐朝英、李祖连在嘉禾建立起来的书报贩卖部。他们除在衡阳文化书社购进新书报刊销售外，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要求，把供不应求的《向导》、《新青年》等刊物用油印的办法翻印给读者，深受欢迎。到１９２３年７月止，衡阳文化书社在湘南各地诸如宜章、郴州、永州等地设立像嘉禾这样的书报贩卖部共有１０ 多家。他们不仅销路广，而且发行快，新到的书报杂志，在短时期内就销售一空。随着书报贩卖部的发展和读者的不断增加，仅在长沙文化书社一家购进的新书报刊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衡阳文化书社的工作人员屈子健、蒋啸青、黄和钧、唐朝英等人便利用同学及好友关系，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革命团体和进步的出版机构取得联系，将新书报刊购回衡阳销售。这些从省外调进的新书报刊有《新俄国之研究》、《俄国革命纪实》、《国际劳动运动史》、《女子参政之研究》、《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及《晨报》、《前锋》、《赤光》、《先驱》、《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２００多种。由于衡阳文化书社的努力，衡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刊不但品种多，而且销量也比较大。仅三师书报贩卖部月销新书报刊杂志就达１０００多份。新书报刊的发行，为衡阳人民从理论上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发行新书报刊杂志的同时，毛泽东等先进的已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衡阳。由于衡阳在历史上形成的战略地位和衡阳人民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早期到衡阳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很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李维汉、何叔衡、李达、张秋人等。他们基本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互通书信，撰写发表文章，集会演说等方式向衡阳的进步师生、工农群众传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常识，宣传革命真理，使衡阳人民从此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革命武器。
在衡阳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革命先驱恽代英。他在１９１７年就派廖焕星回到衡阳成立了新城端风团，创办《端风》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１９２０年夏，又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由廖焕星陪同，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身份来到衡阳，直接深入到衡阳各地的学校、工场、矿区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翌年初春，他又正式受三师聘请任该校国文教员。在衡阳任教期间，广泛接触衡阳各界人士，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可以说他是在衡阳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的第一人。
革命先驱邓中夏在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旋即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并从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与衡阳学界的蒋啸青、蒋育寰、谢晋、屈子健、廖焕星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交谊，因此，常用书信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学习心得。并且利用寒暑假回宜章的机会，常在衡阳停留，向友人直接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学说。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他积多年学习之心得，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一文，有力地鞭鞑了盛其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衡阳的知识界以及工农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
１９２０年１月，何叔衡率省“驱张”代表团到达衡阳，在衡领导“驱张”斗争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何叔衡利用领导“驱张”斗争的机会，广泛发表演说，在他主编的《湘潮》杂志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驱张”的战场同时又是他在衡阳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许多文章在衡阳人民中广为传播。
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在《湘潮》周刊上发表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的影响尤为突出。
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１９１８年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１９１９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同周恩来、赵世炎等酝酿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同瞿秋白、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局。
李维汉在该文中不仅明确提倡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阐述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现今社会所以有的一切的不平等，都带有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他同时以热切的笔调写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为了号召中国向俄国学习，他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知识青年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热切愿望，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着解放的事业而奋斗。“我愿中华民族的青年男女互相携手，从事于新生活之创造，我愿中华民族的工人农人联合起来，谋生活之解放和人格思想的增进，我愿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知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农人工人解放的事业”。该文激励许许多多的衡阳热血青年走上了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了。李达是到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名革命家之一。李达，湖南永州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中共一大代表，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他自己曾这样说：“我们还是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时，就曾多次来到衡阳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他有些像列宁的模样，又经常演讲列宁的思想学说，所以，衡阳的许多学生和工农群众将其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列宁老师”。
早期革命活动家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影响最为突出，其发挥的作用无疑也是最大的。他在筹建中共组织最初的二年之内曾到衡阳作了多次很有影响的演讲，是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卓著功臣。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下旬，毛泽东在夏明翰的陪同下，乘船由长来衡。到达衡阳后，随即深入到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详细调查了解衡阳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基层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工作、学习、思想情况。在三师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毛泽东对３００多名满怀救国热情的进步师生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人作了科学的评价，热情的赞扬历次反对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有了不断的农民革命起义造反，才推动了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不幸的是，旧的封建王朝覆灭后，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封建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次农民革命战争留给我们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历代的农民起义因为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结果都失败了。于是，他大声疾呼，要唤起民众，必须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党。
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夏曦、张平之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了衡阳。在三师的风雨操场，毛泽东对１０００多名师生发表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演讲。
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条分缕析，明晰透切。并且对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无穷的批驳，认为这些主义都是非科学的空想的反动的。毛泽东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我们中国只有实现了这种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号召青年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抵制和批判其它各种反动思想，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毛泽东的这次演讲长达２个多小时，聆听的师生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坚定了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念。５月１日，衡阳学界各个学校的进步师生和各界人士在浮桥公所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在会上作了《马克思生平及其艰苦奋斗简史》的报告，详细介绍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及其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衡阳不少热血青年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深受教益，感慨万千。许多的青年学生听了报告后当场发表感想演说。
屈子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报告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他听了后立即就发表了个人的感想。他说：“今天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我们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方向前进，就一定可以达到彼岸，进入快乐幸福的大同世界”。对于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当年在三师读书的张际春在后来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追记：“１９２２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首先执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学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演讲大约二小时。这一次的演讲对三师同学来说，不是一般的演讲，而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对衡阳青年学生及衡阳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后，毛泽东又与蒋啸青、屈子健等人亲切交谈，教导他们“参加革命意志要坚决，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内外时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随时随地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承担重任，不走错方向”。毛泽东语重深长，对衡阳青年寄予厚望。这次演讲后随即返回长沙，并指示衡阳可派人参加省立第一师范在５月５日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１０４周年大会。毛泽东在此次集会上又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参会的衡阳学生代表又很快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传播到衡阳。
此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广泛传播，对衡阳人民已经产生了深深的震动和影响，尤其是那些早期接受并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革命师生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不仅开始革命的斗争，而且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参与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来。
彭粹夫系湖南邵东人，１９１５年考入湖南法政学校，毕业后，任《民治报》编辑。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受毛泽东、何叔衡委派来衡阳省立三师任国文教员。彭在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后，就开始在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师**后，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离校，在长沙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编辑进步刊物。
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钻研，撰写了《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一文发表。此文深刻地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透析了其根源所在，号召“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赶快步俄罗斯的后尘，向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求解放去”，“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这是一篇在衡阳城乡乃至整个湖南都产生了强烈反响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后被长沙《大公报》予以转载。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的广泛开展，广泛开展起来的学生运动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并逐步打开了与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南。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的紧密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涌现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工农活动骨干，为衡阳早期地方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大大加快了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步伐和速度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读后感
（一）回顾我们党95年奋斗历程，从救亡到复兴，虽一路波澜、危险重重，但党的步伐踏得无比坚定有力，每一步都朝着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未来迈进。越是深入的了解越是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党的伟大，永远值得我自豪和铭记。
面对枪决命令，他伏案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被押赴刑场，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强行把他按下去，刚一松手，他一跃而起，再次昂然挺立。刽子手一拥而上，再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将他杀害。他不顾狱中酷刑的摧残折磨，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自知余日不多，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在革命年代，对于瞿秋白、陈延年、邓恩铭这样的共产党人来说，根植于信仰的奋斗，意味着把生命置之度外，意味着前行的道路要用无数年轻的生命来铺就。
艰难征程，筚路蓝缕。新中国的成立，印证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光荣历史。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从最开始的列强瓜分，到奋起反抗的自我保护，再到最后的自我壮大，无数革命先辈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因为都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建设和改革年代，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夙兴夜寐、开拓进取，同样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作为一名党员发展对象的我更应向革命先辈们学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向身边的党员们学习，在变电值班员岗位上站好每一班岗。（文：内江供电车间内江变配电工区 宋兰平）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读后感
（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正式出版发行。《九十年》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90多年的历史，准确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九十年》编写历时近6年，是迄今为止国内公开出版的权威读物中，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一部党史基本著作。
钟一彪（国际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1、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历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其他各阶级的先进分子分别进行了不同道路的探索，但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失败。历史的发展把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重担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正如王岐山同志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有流血牺牲、浴血奋战的悲壮，有视死如归、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最前线，带领中国人民求得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称谓，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称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扎根于人民，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主线，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色，也将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在9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正如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指出的：“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认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2、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是由它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也是这个国家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实践一再证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作为支撑的政府是无法领导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的保证。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寻找到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党的领导之所以正确，关键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来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进工作，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从而使党的工作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国共产党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全世界政党作出了标杆式的示范：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既坚守理想又立足现实，能够随着时代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领导决策规律，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3、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成长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一种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基因中，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写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责任担当，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所思所为一直围绕着整个民族的复兴。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不断探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历史，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历史，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自信、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当前，我们党的发展、我们事业的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基于此，《九十年》把时间下限从201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调整为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闭幕。这样一方面可以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年历史，记述得更完整一些；另一方面，可以把党的十八大选举产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及时载入史册。
我们学习党史，目的是从党的光辉历程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在回顾和感悟中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在党的光辉旗帜引领下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此可见，《九十年》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取”的权威党史著作。细细品味《九十年》，我们一定可以从中读出自豪，获得感动，受到鼓舞，并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读后感
（三）工作之余，我学习了党史，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峥嵘岁月有了进一步认识。一路风雨，一路坎坷，我们党在九十年中不断历练，不断发展，如今变得如此朝气蓬勃，奋发图强。通过学习党史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
1921年7月1日，这是伟大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天成立，这是每个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是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天，这一天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关系着中国的希望。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坚信这支小小的政党能够撑起中国的未来，同样也只有少数人相信那支在山峦叠嶂、高原气候中艰难跋涉、忍饥挨饿的虚弱疲惫的长征队伍，居然能背负着如今的世界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部希望。
党史给我们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展示了革命先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展示了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1921年-1949年，我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百折不挠，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做斗争，使人民翻身当家做主；1949年-1978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使人民的生活开始逐渐改善；1978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发展工农业，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国家经济、科学事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泱泱大国。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将铭记党的历史，学好党章党规、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以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为学习榜样，从行动上更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拼搏现在，展望未来，为段安全供电而努力工作。（文：内江北变电车间 潘汝全）
第四篇：杂志社社长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心得体会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在众多期盼中，于建党95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了，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为什么说它是“众多期盼”呢？这部书的前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建党70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是在胡乔木同志的指导下，由胡绳同志主编完成的，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下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胡乔木同志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接连用了三个“可”字，称它“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还得作必要的增补”，期待着进入21世纪后再出版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的书。这番话是胡乔木同志在1990年8月说的，如今又过了26年，终于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实现了。此时此刻，重读胡乔木同志的这篇《题记》，自然会生出许多感慨，并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行们这种锲而不舍、不懈努力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难能可贵的是，时隔26年，这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依然保持着当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中所说的“可读、可信、可取”风格。
说它“可读”，是因为这部书继续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要言不烦，却又能将“大写意”提纲挈领、突出重点的风格与“工笔画”浓墨重彩、精雕细刻的风格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读这部党史时，能够见事见人见精神，当年艰苦奋斗的场景跃然纸上。不仅如此，它又紧跟时代发展前进了一大步，将读文时代的传统与读图时代的优势结合起来，给读者提供了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既有仔细挑选的图片、资料，又有精心绘制的地图、示意图。这些创新，使读者读了这本书，既可以领略历史的厚重，又不至于那么沉重，也给读者预留下浮想联翩、触景生情的空间。
说它“可信”，是因为这部书继续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依据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具有党史学者的理论分析与思想洞见，使全书鞭辟入里、可信可据。例如，讲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如何达成的，著者用了5页的篇幅，运用丰富的历史档案，翔实地阐明了整个过程。又如，关于我们党是如何制定八大路线的，著者用了近18页来详细说明，既阐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也阐明我们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还如实说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对苏联模式的初步反思，在此基础上再来说明党的八大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八大会议上许多领导人的重要发言是如何从不同方面对八大路线作了补充和进一步阐发，八大会后又有哪些重要的新探索。这就使读者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了解更加立体化，纵深感更强，由此才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正确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产生之后要想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讲到我们党是从如何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义无反顾地、坚定不移地走上改革开放、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同样有不少细致的历史刻画与理论分析。读了这些，对于我们党强大的生命力、适应力和与时俱进能力，对于我们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自我总结、独立探索、独立创新能力，那种感佩与自信之情，会从心底油然而生。
说它“可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科学性、思想性、权威性上前进了一大步。这正是广大党史工作者所翘首期盼的。这不仅是因为26年前党史界的前辈们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不仅是因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后来又推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也不仅是因为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有了更为深刻系统的认识。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中共党史研究高度重视，给予了及时而有效的指导。这是当代中共党史研究最为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当加倍努力，产生一批有时代高度、理论深度、历史厚度的党史专著，不辜负这个极好的时代。
早在党的十八大以前，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党史工作，给予了富有创见性和针对性的悉心指导。特别是2010年7月21日，他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影响，旗帜鲜明地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他还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围绕这个主题和主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成果的历史，是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史研究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以强调，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史、国史、军史，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关于学习党史国史对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性，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特别是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重要论述，更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共党史问题的典范。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以上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论述，是指导推动中共党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部专著中，很好地贯穿和体现了这些精辟思想，这也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这部权威著作的问世，再一次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自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必须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才能充分发挥党史研究对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对党和国家决策的资政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中国共产党的曲折探索(上)
干部学习讲稿：中国共产党的曲折探索（上）谢春涛 教授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一）成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49年，国民党集团逃离大陆的时候，丢给共产党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烂摊子，大陆多年积累的财富能带基本上被他们带走了。比如说外汇的储备全带走了，黄金白银的储备也都带走了，包括一些重要的文物能带的也都带走了，所以今天台北故宫的文物虽然数量远赶不上北京故宫，但是档次往往都是很高的，都是国宝级。国民党把烂摊子丢给了共产党。当年在大陆几乎没有一条铁路完整通车的；公路很多也都中断了；一些很重要的企业，比如说鞍山钢铁公司炉子也不冒烟了，当年有些人就是等着共产党的笑话，说共产党打仗很厉害，可以打一百分，搞政治斗争、统一战线也很厉害，起码也能打个80分，但是搞经济就不行，可能就是0分。这种估量应该说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内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都很多，比如说周恩来、陈云，那绝对是经济的行家里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共产党能够动员各个方面的人共同进行恢复经济能力，特别是把各阶层人们的积极性空前地动员起来。
比如说对农民阶级，建国初进行了土改，让3亿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村分得了7亿多亩的土地，积极性空前高涨。
比如说工人阶级，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广大的工人阶级感觉到自己真正成了主人翁，是在为自己工作、为国家工作，积极性也焕发出来了。还比如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这个时候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发展生产，国家提供原料、提供流动资金收购它的产品，产供销全都得到了保障。后来有人讲这是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期。
我想这么些人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经济恢复就非常快。到1952年底新中国的经济就恢复到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的水平。这可以说了不起的一个成就。第三个方面的成就就是外交上荡涤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1840年以来，中国可以说遭受了屈辱，很多屈辱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个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我们的土地被割出去了，我们赔了人家很多钱，关系到国家民主权益的很多东西都丧失了。但是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切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通过一些不平等条约被非法夺取的一些权益，我们失去的东西可以说只有两样基本上没回来，一样是被割出去的土地，我们只收回来香港、澳门，还有更多的土地没法收回，比如说光俄罗斯就割占了我们150多万的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可能收回来。还比如赔出去的钱，我们赔给日本人最多也没法要回来，但是除了这两样东西，可以说其他失去的东西基本上都回来了。
比如说，过去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驻军，就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的东交民巷当年就有一些国家的兵营，49年之后这不可能。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作战，几场战役就扭转了战局，很快把战线重新推进到南北方的分界线北纬38度线附近，甚至一度推到了37度线。此后围绕38线打打谈谈，谈谈打打，53年朝鲜战争结束，还是以38线划界，可以说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达到了，这场战争我们打赢了。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经济上我们大量的开支用到了这场战争。从人力上我们志愿军伤亡36万人，代价是不小的。但是从长远看我认为这场战争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在此之前，中国人被西方人所瞧不起，中国人是所谓东亚病夫，但是这场战争使很多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刮目相看。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这一批中国人跟国民党那一批人不是一回事，认识到新中国同就中国也不是一回事。
大家知道二次战争之后美国人在3次局部战争当中吃了大苦头。一次是朝鲜战争，一次是越南战争，一次是伊拉克战争。其中有两次跟中国人有关系，它实实在在领教了新中国，所以前些年陈水扁这些台独分子闹得最凶的时候，美国当局不得不改变他长期模糊的战争，公开声称如果台湾当局单方面挑起的事端他不会无条件援助，他很清楚，如果在台湾海峡不得不同我们发生一场战争的话，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巨大的。
我特别欣赏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总结报告当中的一段话，他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表明，过去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只要在中国的海岸上架几尊大炮，就能控制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我觉得这个话讲的非常精采，讲得非常准确。
（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接下来我要讲一讲社会主义改造，讲一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我刚才讲了，建国头7年，我们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过渡就是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实现的。按照当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只有把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部变成公有的时候我们才进入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对当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三个方面的改造。
第一个是对个体农业的改造，要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经济的农民。第二个方面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把个体手工业转成集体的手工业。第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把私人所有制变成公有制。这样的改造从53年有计划开始，到56年底基本完成。
三大改造我们基本用了2种方式，一种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那就是把它们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走合作化的道路。
具体用了三个步骤，一个是互助组。这个是简单的劳动互助合作，是初期的，把农户组织起来，生产资料还是各归各家所有，大家只是进行简单的劳动互助，比如说农忙时节，秋种是先给你家种，然后再给我家种，这种合作彼此都是有好处的，大家自觉自愿。
第二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家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比如说耕牛，比如说大车拿来一起用。大家除了根据劳动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之外，还根据自己的投入的生产资料分红，这也是互利互惠，大家也都是愿意的。
第三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到了这一步有人不那么情愿了，因为建国初期经过土地改革分到的土地要交出去，尽管不是交给别人，是交给集体，人人都有份，但是毕竟所有权步入抓在自己手里头感受那么真切，但是大势所趋，这一步也是比较顺利的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跟个体农业的改造基本上差不多。
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那就是对资本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也是经历了从低到高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加工订货，这主要是初期，抗美援朝时期，刚才我讲到的这种方式，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没有人不欢迎的，因为产供销都得到了保障。
第二步政府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我跟你合资、合营，我在你这个企业里头加入政府的股份，私人工商业者更加欢迎，因为明摆着如果我这个企业里头得到了政府的投资，有政府的股份，政府怎么会眼看着我的企业垮掉呢？那肯定不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就提出来了，人民政府不能光吃苹果不要葡萄。你不光要同大中企业合资、合营还要同我中小企业合营。政府很痛快，我们全行业公司都合营。这一部很顺利地实行了。
第三步，在这一基础上政府提出来干脆，四方人士退出企业的经营管理，交给我来经营。不管我经营得怎么样，哪怕是亏了，甚至是垮了，我按照你的股份，固定每年付你5%的利息，叫定息。到了这一步很多私营企业家不愿意了，因为明摆着他们祖上几代积累下来的产业要交出去了，自己只能拿定息了。所以北京就发生了这样一幕，白天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敲锣打鼓，送喜报，告诉毛泽东我们马上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好象欢欣鼓舞，但是晚上回家之后一家老小抱头痛哭。我想他们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个体手工业的社会改造基本完成的大背景之下，那也只能如此。所以56年底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从56年开始到66年、67年，私人工商业者就拿这个5%的定息，拿了11年的时间。本来我们准备是多给几年，但是四方人士不要，这个不要好像是自觉自愿的，但是我们要想到当年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定息毫无疑问被人认为是剥削收入，这些人不敢要，放弃了，所以给的时间并不长，给的钱也不多，毛泽东后来算帐说非常便宜，我们不光是买下这么多生产资料，而且买下了整个资产阶级。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可以说走出了一条过去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没走通的路。过去有人设想过，如果能够实现赎买有代价的，那对无产阶级人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但是苏东很多国家都没有实现赎买？最终都是靠暴力剥夺，结果造成社会震荡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很平稳，所以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很高。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不高，甚至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说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当初的改造是消灭非公有制，而今天改革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发展非公有制。非公有制的规模已经很大了，远比当年要大，你的改革是不是就否定了改造。如果不是，怎么解释？对农业、农村的土地制度，甚至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也认为后来否定了原来的改造。我对这样的说法是不赞同的。
我们看一看当前改造跟今天的改革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很清楚，我们当年的改造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个目的实现了了，但在改造之前，国营经济没有这样的地位。而今天我们改革，我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难道是为了否定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在保证确认、甚至扩大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个影响力、这个优势的前提之下允许各种所有制成分发展，特别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我们认识到国营经济没有必要把小饭馆等等都抓在手里头，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也抓不好，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抓大放小，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只掌握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这些最重要的行业就可以了，其他东西完全可以放开，放开对国家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有好处。所以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当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一步完善，而绝不是要否定它。我们再看看农村，是回到了解放前，也没有回到农业合作化前。在农业合作化之前，更不要说在解放前，土地是私有的，但是今天我们很清楚，我们农村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我们强调这样的制度要长久，为什么不变？不变当然有不变的道理。不变就说明我们当年改造建立起来的这样制度是正确的，我们要坚持。08年下半年我曾经在我们中央党校听过温家宝总理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正是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经济影响比较大的时候，珠三角地区很多企业关张了，很多农民工失去了在城里头工作回老家了，温总理就讲到了我们联产承包的土地制度，他认为承包地对农民来讲是最实在的一块事，他告诫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稳定我们这样的制度，但是如果农民没有这样一块承包地，那么在城里失业之后回老家干什么去？他的基本生活就有问题，社会稳定也就会有问题，我们国家就会发生有的国家那样的贫民窟的现象，像印度、南非、巴西等等，不少国家城里头有着另外非常可怕的贫民窟，我就曾经在有的城市见到过。那么中国尽管在城里头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流动人口他们的状况比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要差一些，但是我想比有的国家贫民窟那是好得多，原因就在于我们这样的土地制度。所以我想现实和历史表面上看似乎有一些矛盾的现象，但是仔细想一想，现实并没有否定历史，我们当年这样做，做得是成功的，做得是好的，今天还依然要坚持我们当年建立的基本制度。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大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整体来讲建国的头7年，我们是走得比较顺、比较好的。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下面讲一下第二个大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这个问题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要从1956年探索开始，讲到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去世。在2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历史主题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然这个探索很曲折，这中间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发生了严重的事。
（一）探索的良好开端
我先讲一讲探索开始的背景和原因。现在学术界可以说对探索开始的标志没有争议，大家都认为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讲话，在这篇讲话当中毛泽东说得很明确，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话很清楚，毛泽东不想再走苏联的路了，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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