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敬琏：市场经济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

第一篇：评吴敬琏：市场经济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

评吴敬琏：市场经济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

吴敬琏做为一名拿着西方经济学理论当武器的专家，近来屡屡说一些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这些话不仅不是什么理论的诚实，更多的却是道德或者上帝的善良愿望，就连以前自己的小跟班们给自己的取得吴市场的光荣称号也忘记得精光，开始撇开西方经济学那种不问政治，并且刻意把经济发展导致政治变革的意图隐瞒起来的传统，到处对政治提出要求来。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敬琏开始发起昏来，不断的说错话，而且一错再错，表现出不讲逻辑，前言不搭后语，并要求进行什么顶顶层设计等等。目标直指我们的最高政权机关，真不知其意欲何为。或者是听了别人的话，觉得别人的话有道理，或者还是被别人指使，反正，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的才能看来已经干涸了。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琏的又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吧。这就是近来在各个网站上传播的《市场经济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短短一篇演讲稿，竞争暴露出了混乱和无知。

吴敬琏的标题是“市场经济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所以，我们以为吴敬琏一开始就要说什么贫富差距呢，但是头一段，吴敬琏说的却是中国经济的进步。而且一口气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说明，这可能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那种笔法——先抑后扬的反面用法吧。

首先，对于吴敬琏这段话，我却不能确切的知道从哪些地方进行理解。这段话是个很宽泛的东西，既包括了这些，也包含了那些，既可以分开来讲，也可以压缩在一个总体中的来讲。所以，我们不免要 有疑问，吴敬琏说进步包括三个方面？仅仅如此吗？显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的10%的增长上，也不仅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上，更不仅表现在第三个贫困人口减少上，还表现在其他的许多方面。比如说表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上，表现在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上，表现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表现在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上等等，我们可以坐在那里说上三天三夜，从个人到集体，到国家再到世界，何以在吴敬琏的眼里只有三个方面呢？其次，吴敬琏可能会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这三条是总括，一个里面包含了其他的许多方面，比如说10%的增长就包括了科技进步，城市化水平提高等等。那么就照吴敬琏这样来说，我们依然要问：经济增长10%不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包括贫困人口的减少？既然一个包括另一个，那么，一个进步也就完了，还把增长10%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及贫困人口减少分开来说，这不是表现了把进步和表现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没有弄清楚吗？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吴敬琏眼界太窄，把进步只理解为三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要么是吴敬琏把同样的内容做为具有不同差别的东西分割来讲。单从这里，我们已经发现了吴敬琏逻辑十分的平常，就连描述一个进步都被他说得语无伦次，我们还指望他能够有什么更高明的见解吗？

但是他还是不自觉的这样做了，我们且就他说的看。他把进步仅归结为三个方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最后一个方面，是为了说中 国贫困人口的。但是在紧接着的下段，很奇怪的是吴敬琏还根本没有顺着自己的逻辑走，反而一下子，几乎在没有说出什么内在的联系的情况下就把问题跳到另外两个方面去了。我们不得不佩服吴敬琏的年龄虽大，但是思维的跳跃性还是很大的，他可以把互不相连的东西直接就放在一起，就象吴敬琏不需要任何中介过程就可以直接从地上跳到月球上去似的。而且还把后两个现象当成前一个现象的原因。但是大经济学家！本来的意思应该是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那么，顺着这个进步的过程，贫困人口也该再过几年十几年就消灭才对呀！为什么你要说些别的东西呢？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呢？难道中国的贫困人口会不断的产生，以致于可以象数学上的极限是的，贫困人口可以越来越少，但就是没有尽头呢？难道中国的进步不可以最终消灭贫困现象？

但是，但是，吴敬琏可不是这么想，他随口就说出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吴敬琏说：‚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一些聪明人，总是以为自己天生聪明，对于这些不经过脑子的话，他以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嘴说出来，就一定不会错，不仅逻辑不会错，而且内容也不会错。但是我们的吴敬琏这次恐怕不仅要在逻辑上，而且要在内容上栽跟头了。

我们且来看，按照吴敬琏的一开始的逻辑，说社会进步，同时也就减少了贫困，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说政府的直接援助，其实 也就是说，社会进步不仅是那种直接减少贫困人口的关系，而且是通过社会的发展，使得原来那些与社会生产相脱离的人与社会生产建立了联系，从而通过社会生产获得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收入。很明显，随着社会发展，一定会最终消灭贫困现象，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一定会使得产生贫困的社会生产条件最终消灭，并随着这种消灭，同时也就消灭了社会上一切的贫困和不公。在这里，我们说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自身的不断的自我否定，并最终达到否定的否定，而不是那种资产资产阶级的社会发展。因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不是想消灭产生贫困的条件，而是想把这些条件固定下来。资产阶级在消灭的贫困的同时，他又在制造贫困。而吴吴敬琏的说的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减少贫困和消灭贫困的问题，下面就是吴敬琏的真实内容。

吴敬琏说：‚‘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这里的等于和不等于用得真是好极了。谁不知道今天不等于明天呢？谁不知道贫困其实就是富裕的反面呢？难道吴吴敬琏以自己的这种经济学家的头衔还要教我们做这些小学生的逻辑题不成？

确实是这样，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贫困现象大大减少了，但是我们确实还没有灭贫，而且吴敬琏下面还说对了——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以前做的工作是什么，不是通过发展来减少这种贫困吗？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不就是贫困的大量减少吗？我们今后的工作不也是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吗？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完全消除贫困吗？ 是啊！我们目前虽然减少了贫困，但是这毕竟不等于把贫困消灭了。但是这样就可以否定我们以前的成绩吗？这样就可以认为我们虽然减少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但因为历史的原因还存在着一些贫困人口我们就不关注了吗？难道我们以前的消除贫困的努力不就是因为贫困没有消灭吗？如果贫困不存在了，我们现在还谈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说什么“减贫”不等于“灭贫”，就是把需要经过努力，在将来能够实现的事情和现在对比，并在现在的基础上否定我们以前与消除贫困作斗争的努力。这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虽然是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在社会制度下取得了很大的社会进步，但是不等于共产主义一样，说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在吴敬琏的脑子里，意义大着呢！

他虽然说是“减贫”，但是通过后面的不等于“灭贫”，使得我们可以看出，吴敬琏的眼光还根本没有在我们国家已经取得的成绩上，还没有在我们国家正在积极采取的行动上，他的眼光一下子就提出了本来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够取得的最终结果上。这就好比说，果子的生长过程算什么，我看的是果子的成熟。于是这样一来，吴敬琏就可以不用在费那么大的力气去为果树施肥、浇水、打药、剪枝等等具体的工作了，他只需要说，我要的是果实，我最关注的是果实就行了。

但是，我们吴敬琏对于自己的胡言乱语，看来总是心安理得的。他正在讲“减贫”不等于“灭贫”的时候，正在讲“民穷”的时候，他忽然在这一段的后一句中转移了方向，开始讲中国经济了。他在讲“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时候，后面用个句号，似乎这样一句话就算一切了。然后在句号后面的一句话，突然在没有任何联系 的情况下，就把这些又全都扔掉了，他竟然开始讲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严峻的挑战了。我们的吴敬琏真是泰山北斗啊！把一群读者当傻子玩呢。

既然吴敬琏想谈论贫富和市场的关系，那么我们必须在在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还要事先就这个贫穷与富裕的问题做一番辩证的思考，看看贫穷和富裕之间的本质联系是什么，这样我们才有根据对吴敬琏的胡说八道进行我们的批判。

谁不知道贫穷现象是相对于富裕来说的呢？没有富裕会有贫穷吗？正如没有专制也没有民主一样，这些东西，单独来看，全都没有真理。要说穷，总要有富来对应，没有富也就没有穷。因此，最抽象的辩证关系是这样：贫穷不是富裕，但是贫穷也是富裕，贫穷的减少也就是富裕的发展等等。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对立，贫穷和富裕只不过是最表面的一种空虚的对立，如果抛弃掉这些空洞的词句，那么，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总是在不同的人群之间表现出来的，而且和人们如何进行生产，并随着自己参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取得自己的不同的收入来说的。由于这些不同的人群在社会生产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因此，通过生产获得收入（社会分配）的多少也就不同。占有生产资料，并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来雇佣工人（奴隶社会就不是雇佣，而是占有奴隶，我们只就现代，所以，在后面的论述中也不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进行劳动，并榨取剩余产品（价值）的人看来收入就多一些，而被雇佣的工人获得的则不过是满足自己必须的生活品的费用而已。这种对立已经表明了，收入的多少不取决于想 象，而完全是现实的不同的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由此造成占有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多少也不同，从而也就造成了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不同，从而也使得在结果上，表现出一部分人收入多，不仅满足自己的生活必需的需求，而且还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情趣和要求等等。但是另一部分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拼命去工作，挣钱，最后得到的只不过是刚好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的日常必需品，这点工资收入或者勉强能够过上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其实这已经是相对富裕和相对贫穷的表现了。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社会生产中不占有生产资料，仅靠为别人服务来与收入建立联系，也即是说，靠那些富人的奢侈浪费来生活。这些人有少部分甚至也可算得上是富裕，但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仍然和那些工人一样，他们的收入也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生活的必需而已，其实也是一种相对的贫穷。另外还有一些人，这些人不仅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还和这些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没有什么联系，既没有直接的联系（成为工人，利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获得工资），而且还没有间接的联系（为那些富裕的人服务），那么这些人由于在社会生产中既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能和生产资料建立任何联系，那么，这些人就会被社会所遗弃，就有可能变成我们所说的那种绝对贫穷。这些人中很多人可能会去乞讨，或者靠政府救济，通过出卖自己的尊严来换取自己生命的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比如农民，占有一点土地，做为自己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小农生产，不仅由于自己的土地的数量比较少，以致于投入相对较大，产出却较少，而且由于市场的一再波动，而使 得这种小农业的生产实际上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如果不是由于这些从事农业的人靠外出或做小生意挣一点外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只从事农业生产（指小农业生产，不是指的那些种粮大户，这些人其实已经是资本家了，虽然在我国，农业资本家的量还比较小，还只是萌芽！）的农民其实是非常贫穷的，这些人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如果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补贴，那么他们实际上在农村中可以归为最为贫穷的一类人。

由此可以看出，贫富的对立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的存在，在于社会生产资料归不同的人所有，在于一部分人在社会生产中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可以支配别人的劳动，并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而另一部分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或者在没有人买自己的劳动的情况下靠出卖自己的尊严来获得收入（至于那些没有就业和收入门路的一些人，沦为小偷、抢劫犯等等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在社会分工还没有根除的社会里，建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活动本身就是这种贫困不断产生的根源。

这只不过是这样一个现实的表现，表明生产是在一部分人靠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进行的，表明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发展是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才能得到的。这种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所产生的现象，是一切以分工为基础，并在实际生产中表现为一部分人靠剥削另一部分人来生活的社会里都会存在的现象，而且是这种分工所必不可少的一种现象，要想消灭这些现象就必须要消灭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础，也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分工。我们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通过再分配的手段努力减少相对的贫困，但是如果不能够消灭掉这个分工的社会基础，我们就不可能消灭贫困。

所以说，贫穷其实一般是指相对的贫穷。我们国家以前进行扶贫开发工作的时候，总是对于贫困人群划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以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也可以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来制定），这当然是建立在现实中由于分工所产生的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必然贫穷的社会基础上，而不是任何人的想象。至于绝对的贫穷以前也是指外在比我们划分的那个贫困线的标准更低的标准来说的，但这仍然是指在社会存在富裕的情况下才说的。

另外，我们一般人思想中真正的绝对贫穷就是那种普遍生产水平低下的时代的标志。那是用我们后来的观点来说的，而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由于生活的同质化，还根本无所谓贫穷与富裕。因为我们许多人和聪明的吴敬琏一样，总是忘记现实的对立来讲富裕与贫穷，所以，他们在讲富裕的时候不讲贫穷，在讲贫穷的时候不讲富裕。所以，我们一些人总会忘记了贫穷总是相对于富裕来说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会对还不能实现的任务做无谓的想象，我们只是承认我们现实的生产还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我们只是承认这种社会分工的消灭还需要很长时间，还需要通过发展分工来消灭分工。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还是要承担某种相对的贫穷的现象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还不得不在一个时期内忍受那种绝对贫穷的个别存在。作了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转回到我们可爱的吴敬琏的话题了。我们现实的一些聪明人，总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幻想一些在这些基础消灭以后才能得到的东西。吴敬琏就是这样。而且，吴敬琏的眼光颇为不同。他在还没有弄清楚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生贫富之间对立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情况下，他就自问自答，‚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

我们且不说贫富和这两项的关系（从上面论述中，我们就已经看出贫富和这两项之间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仅就吴敬琏把这两项本来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很容易的推导了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观点，其实也是吴敬琏隐含的观点，不过他不敢说出来罢了。因为他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显然隐藏着另一个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联系。比如我们说，腐败导致贫穷，垄断也导致贫穷，那么，到底哪一个才导致贫穷呢？吴敬琏把这两上东西同时做为原因，那么，这两个原因没有产生两个结果，而是产生了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垄断导致腐败，而腐败也会加强垄断；或者说垄断就是腐败，腐败就是垄断。因为没有垄断，拿什么来腐败呢？而没有腐败，垄断看来也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垄断就是腐败吗？垄断必然导致腐败吗？腐败会加强垄断吗？腐败就是垄断吗？而且吴敬琏还只是看到了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而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企业垄断。所以，很自然的，吴敬琏在后面这样进行推理：因为垄断企业是国家的，受国家政权的管理，所以，这些都和政府有关，所以，吴敬琏大发感慨，我们国家的垄断，不是 经济自由部分的结果等等。所以，这也为他的结论提前打下了伏笔，那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在另一个地方，吴敬琏说中国必须要进行顶顶层设计，真是不自量力和老糊涂了。

但是除了吴敬琏随便用“我认为”就把贫富差距的原因和腐败与垄断联系起来，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我们看不到这其中的必然联系在哪里。难道在吴敬琏的心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幼稚的理论不仅表明了吴敬琏对于贫富差距产生的本质原因不清楚，而且也表明他不知道腐败是怎么回事。并且，对于垄断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不过是一种胡乱联系而已。而且，他在下面的胡言乱语中，他把个别当成一般了。比如说，一个军队中，有一个营长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动摇了，投降了，于是他就会说，整个军队都完蛋了，整个军队都腐败了等等。所以，他举的那个例子，根本和贫富差别的形成没有什么关系。中石化CEO陈同海不花公款用于个人享受，这些公款必然也不是直接就发放到那些穷人手里去，因为他每天花公款，这种腐败行为只不过是损害国家而已，但是国家的利益却并不单独是穷人的利益。而且，吴敬琏看到个别的企业里有这样的腐败分子，就把整个垄断企业都看成这样了。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而且，我们可爱的吴敬琏，还总是忘了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的垄断企业的那些资本家们。比起陈同海来说，浪费的更多了，只不过那些企业是资本家自己的，所以不算腐败，而只是富裕。真是聪明的吴敬琏，其实是十足糊涂。腐败总是指利用某种权力来获得某些个人的利益，这不仅在垄断企业里存在，而且尤其是指的是国家权力部门。在我国，腐败既有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腐败，也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但是腐败本身并不导致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对立，也不是贫穷所以为贫穷的根源。比如说，用人腐败，要有腐败的行为，也要有腐败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对于某一个工作岗位，存在着不同的竞争者，而能够腐败者只不过是掌握着这些竞争中哪些人可以获得这个岗位而已。在这个例子中，无论是什么人进入到这个岗位，这个岗位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岗位的存在一般都是根据工作的性质设立的。比如在公务员机构改革中，是以岗定员，而不是以人设岗），而那些竞争者，难道由于不能参加这个工作岗位就变成贫穷的了吗？而这些通过行贿而取得工作岗位的人，也并不是说通过这个工作岗位来使得别人变穷的，而首先总是使得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份保障而已。这些腐败的人既不能改变别人的财产，也不能凭空创造就业条件，或者任意的就取消一些人的生存条件。正如腐败的人使得企业或单位受到影响，一般并不影响他人，一些富人挥霍自己的财产，这和腐败中的浪费公款所造成的结果有什么两样呢？不同的只不过是，富人是通过自己的企业获得收入，挥霍的是自己的财产，而国有企业是通过国家的企业获得收入，自己不能任意挥霍而已，或者是国家机关单位的人挥霍一些公款，来损公肥私等等。但形式不同，都是针对结果的，而不是这些行为本身就成为产生贫穷的原因。而且，如果按照吴吴敬琏的谬论，我们的社会进步就别提了，因为有腐败呀！我们再来看垄断。在这里，吴敬琏的糊涂思想更加明显了。垄断本身是市场主体（我们在这里用企业来代表）在竞争中的一种形式，这种垄断的结果只不过是把其他的企业的利润的一部分通过超额利润的形式转移到垄断企业手里。但是不论垄断还是自由竞争，都是分工的结果，都是在分工基础上自由竞争的结果。垄断一般的本质关系是和自由竞争相对立，而不是和贫穷和富裕相对立。因为在垄断企业里，也有相对的富裕和贫穷（资本家和工人），在自由竞争的企业里也有这种相对的贫穷和富裕。不能只说垄断就是造成了这种贫穷。而且一般从社会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垄断做为企业竞争中的一种必然，还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有竞争必然有垄断。总的关系是竞争基础上的垄断和垄断条件下更激烈的竞争。因此，比如说一些行业，由于没有大的投资就不能进行，而且这些行业，没有一定的相对的垄断就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技进步上去，那么，这种垄断就是必要的。而且，建立在这种垄断基础上的竞争也会比那些分散的小企业更有效率。比如我国的电信企业，分为三家，但是其实只不过是把一家垄断改为三家垄断而已，把分散的小企业竞争变成大的企业的竞争。这种基础上的竞争，当然是那些小企业不能进行也无法进行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社会生产过程中资本的集中的必然。但是这种资本的集中和资本分散都是同一个基础上产生的，那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企业（垄断的还是分散的），就是把这种分离结合起来的场所，而且，正是通过这些分散的或者垄断的企业，才使得原来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人才能够通过资本的再生产，获得自己的收入，从而有可能摆脱自己由于失去生活资料被饿死或变成绝对贫穷的命运。从这里可以看出，垄断企业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而且这种垄断做为一种力量，也是把不同行业和分工集中在一起的经济手段，从而也为最终使得分工成为历史，使得产生贫穷和富裕对立的社会分工灭亡创造条件。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最终消灭贫穷和富裕的对立，也即是说，最终通过这些现实的经济的发展，才能够最终要消灭贫穷。所以，从这里看，吴敬琏把本来是消灭贫穷的积极的东西，当成产生贫穷的否定的东西。这是多么糊涂的思想。

吴敬琏自己转移了事情本身的内部联系，把由于分工所必然产生的这种贫富的对立一笔抹杀，而把目标转移到腐败上去，胡说什么“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如果说吴敬琏不是故意的，那么，他也是对于贫富产生的根源不了解。但是这只不过是吴敬琏为人们由于分工所必然产生的对立的社会现象——仇富——进行的一种苍白的辩护而已。他的下一段里就开始流露出我们这位聪明的吴敬琏的真实的思想了。他前面的所有没有联系的胡说八道都是为了他的这个基本的观点服务的。

这个基础的观点就是：‚富人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难道我们的吴敬琏还生活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人确实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能够致富，但是我们吴敬琏说的可是我们的现实呀！难道吴敬琏以为用一个富人就可以把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取消了吗？原来富人都是靠 自己的勤劳致富的，而不是靠自己手中的资本雇佣工人来致富的；原来那些穷人不仅天生是穷人，而且以后还是懒汉，不仅天生穷，而且后来还不愿意靠自己的“勤劳致富”；不仅如此，我们的穷人还不是善于经营的人。这样一来，我可爱的吴敬琏，你前面说那些腐败和垄断原来都是废话，你是说着玩的，你自己并不当真呀！只是到这里我们才了解到，富人是靠自己的勤劳和善于经营致富，同时也就表明了，穷人就是不勤劳和不善于经营的。我们聪明的吴敬琏，你这是为穷人说话呢还是污辱穷人呢？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吴敬琏现在说的还不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而是一些小生产者，小商人之类的小资本家。而且，吴敬琏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和他辩护的阶级的相称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却完全不是这样。贫富不是因为某些人勤劳或者善于经营，也不是某些人懒惰或者不善于经营，而是因为富人掌握着进行社会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而穷人只不过是失去这些生产资料而已。而且，做为现实的这种对立的最终解决，是通过代表生产资料的资本和不代表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的对立统一的运动，并在这种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量变最终达到质变才解决的。没有现实的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结合，一般抽象的说什么贫富的对立以及贫富的随着这种对立的发展和消灭而发展和消灭，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吴敬琏还看不到的是，这种减少的运动最终发展到消灭，也只有在我们国家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社会革命，那么，在这些国家，无论是否有腐败或者垄断，贫富之间的对立是不能消除的，而且，在发展到一定阶 段，这些贫富的差别之间的比例也是相对不变甚至会扩大的。在现实面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还会有疑问吗？吴敬琏的眼里只有中国产生这些问题，在外国一概没有。

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出，吴敬琏的逻辑是多么混乱，许多没有联系的东西他把他联系起来，而后面的又否定了前面的说法。吴敬琏这些胡乱联系是为了得出什么结果呢？

原来，他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个结论他在腐败和垄断里都已经预先埋下了，不过是打着为贫穷说话旗号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的意图。但是由于老鼠不是象，所以，在后面他实在找不出什么联系把贫穷和腐败与垄断联系起来，于是他又不管这些了。竟然又一跳把富人说成是一些人由于勤劳和善于经营得到的。吴敬琏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并不知道，他这样做，同时也就把穷人又辱骂了一番，只不过是把穷人和懒惰和不善于经营划上了等号。我们从这些胡言乱语里面，找不到任何的事实上的本质的联系，有的只是胡乱联系，有的只是吴敬琏在可笑的从一个观点到另一个观点的跳来跳去。

所以，我们的吴敬琏在不自觉的转移了论点后，在把富人归结为勤劳和善于经营并同时把穷人污辱了一通以后就开始心安理得起来，并开始在富人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了。其实，这时候，在吴敬琏的眼里已经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穷人概念了，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需要减少贫困的穷人了，他这里要求的是首先要老百姓富起来。于是，我们可爱的吴敬琏这才走了几步，就把穷人和老百姓又划上了等号。这里已经不是说穷人了，而是说怎么样要老百姓富起来，于是老百姓 也就很荣幸的都变成了穷人。吴敬琏做这些目的何在呢？他说得很清楚，他是要通过让老百姓变富，使我们国家不向旧体制复归，使我们国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我们真是越来越糊涂了。按照吴敬琏的说法，原来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不是为了向旧体制的复归，就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这真是十分高级的一句话，原来我们国家既不是旧体制的，也不是现代的，我们国家只是在这两者中间左右摇摆，说不定哪天就要回到旧的体制里，或者哪天就要走到吴敬琏所以为的民主、文明和现代的国家。于是，通过吴敬琏这句高级的话，我们国家就处在旧体制和民主、文明和现代的国家中间的不知道什么样的形态的国家了。对于这样的逻辑，出自于这样一个被一般人称为市场的良心、称为经济学家泰斗的人，我真不知道是为我们国家这些人的智慧感到羞愧呢还是感到自豪！

但是其实，吴敬琏的目的却是十分明确，虽然他对于我们国家的现实并不理解（因为他既不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也不知道我们国家的现在和将来），他的目的却是要我国走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但是什么是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呢？说白了这些所谓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为样板的国家而已。而且，和这句话对等是说我们国家目前还不民主、不文明、不和谐。这些都是老调重谈了，这些都只不过是那些资产阶级国家在侵略别的国家也宣传的口号而已。但是吴敬琏不敢这样直白的说出来，只好借助于自己的三级跳，来完成这样一个隐晦的说法。但是吴敬琏是作为经济学家出名的，如果不把这些太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用经济学再掩盖起来，那么，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外面所披的的光环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而不把这些胡说八道和经济学联系起来，那么，对于吴敬琏的这种太过赤裸的政治言论的后果，显然吴敬琏是有点承受不住，所以，他又转过来，开始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把明显的东西包装起来。但是由于吴敬琏不是报着客观的科学研究的精神，而是抱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也即是说，他在后面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的条件时，他就忘了前面所说的一切。

我们且来看继续看这些混乱的东西。

吴敬琏在前面先是把贫穷和腐败和垄断划上等号，虽然其间并没有说出什么理由，只不过是想当然，但是不妨碍吴敬琏在下面立刻通过富人的致富经验，同时把穷人划为懒惰的和不善于经营的，从而不仅把穷人污辱了一番，而且同时也推翻了把贫穷和腐败和垄断联系起来的做法。而且，吴敬琏在这样把富人称赞了一番同时又把穷人污辱了一番以后，他还要求不要仇富。他不仅自己十分害怕仇富现象，而且他还用威胁的语言说，仇富‚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上面的那些三级跳吗？既然吴敬琏把贫穷的原因在两步远的地方就变换了两次，但是在要求穷人反对这些造成贫穷的原因的时候，却要求不要仇富。真是奇哉怪哉！我们说，世界上没有的东西，任何人也转移不过来。如果没有现实的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本身，表现为在这种条件下不 同的人群之间的相互对立），吴敬琏真的以为可以凭空创造或者制造一个对立吗？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正是因为现实中有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不同人手里和其他人一无所有的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中的对立，才产生了这种外在的富人和穷人的对立的现象。因为有此，所以才有彼。

不仅如此，吴敬琏不仅害怕仇富现象，反对仇富现象，认为仇富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而且，吴敬琏还把仇富现象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来，在吴敬琏眼里，富人就是代表中国的发展方向，同时，勤劳和善于经营也就是代表中国的发展方向，同时，穷人这种懒惰和不善于经营就不是代表中国的发展方向。这简直就是一种梦话，看来吴敬琏不仅不知道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不知道现实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他除了三级跳，除了污辱人，还会说梦话。

我们还是看吴敬琏在本来错误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吧！而且，我们似乎还误解了吴敬琏，因为他后面还接着说，如果摆脱这种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仇富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实际上他要求怎样不再仇富），当然首先要让老百姓（这里老百姓等于穷人）富起来，这样就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了。这真是高明呀！我们且先放下吴敬琏后面的老调重谈，我们就看这样的逻辑，我们就从这里找出这些逻辑的一些必然的荒谬的结论再说。

吴敬琏要求老百姓（=穷人）富起来，这样就不再有贫穷之间的对立了，这样就不会出现仇富现象了。我们的吴敬琏在这里表现得象个 纯真的处女，他在下面认真的卖弄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我可爱的吴敬琏，你就不知道，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关系，泛泛的提贫富对立本身就不正确，而且，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在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里被不同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叙述过，被那些政治家们实行过。比如《人口论》的马尔萨斯，他的解决办法开始就是通过战争或者疾病消除多余的穷人，最后他又用他那残酷的理论游说英国的统治者，取消了济贫法，实行了习艺所，这样马尔萨斯就用他的办法解决了贫困人口。同样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不仅讲了需要，还讲了幸福等等。但是这些经济学家有一个想把资本取消吗？再比如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历史上的罪行除了资产阶级本身追逐利益的本性外，他们哪一个不是打着解放外国劳动者的保守、落后和贫穷，并给他们送去民主、文明和自由与和谐的旗帜的？远的不说，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等，不都是在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的旗帜下干的侵略别国的事吗？他们所宣称的不是通过这样的对外战争和侵略来使得本国人民幸福和外国人民解放吗？但是这些国家的贫穷差别消除了吗？吴敬琏所向往的这些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无论是从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代言人的理论上还是这些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上，都是打着使穷人变得幸福的口号干着自己的肮脏事。看来吴敬琏白活了这么多年，连这些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算了，我们还是尽量相信吴敬琏的犹如处女之身的纯真吧！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把这些肮脏的事情在这里提起。我们就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吧！那么，怎么样让老百姓（吴敬琏不说穷人了，我们也不说穷人了，反正我们知道吴敬琏后来说的和前面说的不一样就行了）变富呢？

吴敬琏说：‚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人员）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收入水平不高。‛这真是天才的思想啊！但是，但是除了由于收入水平不高这种根本原因造成的消费不足外，我们还真找不到其他的原因。不过吴敬琏立刻反驳说，不仅如此，还有收入水平高，也消费不足的呢？是呀是呀！但是这是指工人吗？要知道工人的工资本来就是挣多少花多少的，那种工人除了在满足自己的生活必需之外还可以不断的每年储蓄一部分钱财的想法完全不是工资的本质规定，也不是现实的工资关系。所以，除了这些，这不是指的一般相对生产过剩吗？也即是说，这种消费不足不是由于富人造成的吗？不是由于富人的钱财太多，自己消费不完造成的吗？

我们且放下这些混乱，继续看吴敬琏的分析。

吴敬琏说：‚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资本收入增长，而资本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是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只能造成国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增长。第二部分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其份额增加，也只能使极富的人收入增加。‛

我的天啊！看到这里我不得不一再的揉我的眼睛，最后确定不是我的眼睛花了，而是吴敬琏要疯了。吴敬琏完全把现实的资本的生产弄成神物了。我们看这个神吧！‚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资本收入增长，……也只能使极富的人收入增加。‛看吧，这就是这个神，这个神不要任何工人，不需要发任何工资，就可以不仅为国家也为富人带 来收入的增加。但是这种荒谬的东西必然要自己反对自己。既然这种投资所造成的神可以不要工人就能生产，那么，为何必须把这些增长的部分不分给工人或者穷人呢，而非要把这些增长的东西当成国家收入，当成富人的收入呢？如果世界上真有这种自动生产的神，那么人类不需要劳动就可以获得收入，那么，人数众多的工人或者穷人为何不反抗一下，把这个神夺过来，自己掌握呢？而非要自己忍受这种不幸呢？从前有一个糊涂经济学家说，股市是个强盗，银行是个强盗，也即是说，在这个糊涂的经济学家看来，只要和工人或者穷人对立的东西都是强盗，正是这些强盗造成了工人到处受欺骗，到头来一无所有，于是老实的工人只能自己甘愿饿死，或者自杀，而不去反抗。看，我们的这些幼稚的经济学家简直是在太空中或者在神的世界里来看待现实世界。而吴敬琏的目光看来还只是到自己的鼻尖这么远。看来，造成这种分配结果的前提并不是吴敬琏所能知道的。

所以，吴敬琏自己造了个不需要工人从而不需要有工资收入的神以后，就开始反对用这种造神的办法来使老百姓富起来。他是用怎样的办法呢？他要求转变增长模式（这个模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从来没有听这些人详细的解说过，什么是分散，什么是集约？这些人从来都没有真正弄明白。只不过表现了自己的理论的无能而已。），使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不需要投资？但是在吴敬琏那里，这里只会有神，不需要工人生产就会有国有企业和富人的收入的增加）。在做完这些以后，这些神生产出来的被国家和富人当做收入的部分，如何转变为老百姓（反正不是穷人了）的收入呢？吴敬琏说，通过服务业，也就是说，不仅为神的生产做前端的服务，还要为这个神生产的东西流通服务，从而也使这些产品能够使这些富人和国家进行消费而服务。并使老百姓通过这种服务，来获得一些原来是国家或者富人收入的一部分。不这样，老百姓就不能变富。

但是吴敬琏难道不懂得没有分工的发展同样没有服务业的发展这个道理吗？比如以前只有农业这一种生产，哪里会有服务业，只有分工越来越发展，服务业也才有可能越来越发展；而要想分工的发展，只有靠投资的增加。但是，即使按照吴敬琏那狭隘的眼光，在他假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老百姓会变富，充其量不过是把富人或者国家的收入的一部分变成自己的收入，而且这些收入的获得仍然要以富人或者国家的收入为前提。也即是说，仍然要把富人和国家的收入和老百姓的收入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仍然在使老百姓获得收入的同时，要保持富人和国家的这种地位，从而也使得工人或者穷人再次的在服务业中更进一步的依赖这些富人或者国家的帮助。但是这样一来，谈论老百姓变富还有什么意义呢？富人依然存在，如果不是老百姓相对的变穷，那么，富人怎么能够说自己是富人呢？没有上也没有下，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没有富也没有贫，没有专制也没有民主，要求存在富人，怎么又能没有穷人呢？不过，对于吴敬琏的脑袋来说，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就可以在保存富人的情况下，没有穷人；他可以在只有男人的情况下，不要女人；他可以只有上没有下，他可以只要民主不要专制（他就是这样想的）。

对于这个聪明人的智慧，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但是对于这些所有的糊涂，我们的吴敬琏可以在结论中又把前面所说的一切前提扔开，又制造了一些新前提。所以在结论上，已经不是前面的那种解决办法了，也即是说首先不是通过使老百姓富起来，并通过老百姓的富起来来实现国家的民主、文明、和谐，解决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要这些本来做为前提的东西，再变成结果，并制造另外的前提，也即是说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才能使得老百姓变富，从而国家变得民主、文明、和谐。后面的否定了前面的，真不知道吴敬琏要说些什么？后面的吴敬琏说梦话般呓语，胡乱说些法治民主宪政的问题，好象吴敬琏发这些胡言乱语，就不是吴敬琏敢说话。当吴敬琏真正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他的呓语，他的梦话，只不过是梦话罢了，他想让老百姓象他那样语无伦次说胡话，他想以为他在称赞了富人又污辱了穷人的情况下还想让老百姓相信他的胡言乱语，那他还是继续做梦去吧。

第二篇：《吴敬琏传》读后感

《吴敬琏传》读后感的确有点不可思议，20来岁了，看一本传记书罕见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写个书评、读后感，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必读感，说得严重点，是一种使命感，作为90后，社会上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历充满了机会和挫折倒是真的，虽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说有得那就有失，确切说是失落，思想上的——没有一种对社会思考得出来的完整体系感，非常强烈，甚至痛苦。

没有想到，一本2010年初偶然得到的《吴敬琏传》竟然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由此解开了我苦读多本关于国情的经济学读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问题。

一个驱使我产生必读感的背景在读《吴敬琏传》中逐步拉开了大幕——吴老是我的爷爷辈，父亲和我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他也通过自己的颠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复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给了我们。

吴老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透过他的跌宕人生，我对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变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惊险，唏嘘，快乐，痛苦，戏谑等的历史其实是连续的，是有其内在脉搏的。

我想，这也正如作者吴晓波在接受《看天下》杂志采访时所说：“其实我很早想要写这本书，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吴老这个人本身的标志性很强。”是的，吴老作为一个学者，政府高参的个人身份看似很专业、很学术，与我们百姓缘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改良主义家庭背景，实业家的母亲影响，周折人生与平静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个普通人会随着他的“口述史”而辗转于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尤其是充满了苦涩辛酸艰苦奋斗的建国后的岁月。

如果说建国前的吴敬琏是个热血激进青年，建国后60年他充满了思考、学习、挑战、挣扎与拼搏。我在18岁前就是一个不问世事、不关心国是的封闭的学生，人性的善恶，社会的冷暖，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现。这时，吴老在用他的学识、智慧、经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大师，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吴老经历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争鸣（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历史论战）的时候，我为之感到惊心动魄，久久难以释怀，那是一种何等的素养和情怀——不仅是学识就能负担得起；

读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专着，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会议、研讨会我为之感到激动，那是一种何等的躬耕不辍，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和“间谍门事件”，他不被干扰，坚守信念，继续工作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当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龄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谐、公平而有动力的现代化国家而奔忙。我们也有无奈，要解决自己的住房和事业。可是，与吴老相比，我们晚辈只有说：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正如您所说的：历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们更要效仿吴老之独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这是否是作为当代人的阅读收获和启发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抚卷沉思不已并对接下来要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着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计划，这真是一件惊喜之事！尤其是，我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认识得更加清晰，对未来的中国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三篇：吴敬琏：政治改革应加快 为市场经济护航[范文]

吴敬琏：政治改革应加快 为市场经济护航

2008-12-15 08:25:38 文/吴敬琏

吴敬琏为网易财经撰文表示，改革开放要继续取得巨大成就，需要从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方面下工夫。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然而，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党和人民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因此，最近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一切不适合于现代经济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观念，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新突破和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相互切磋，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

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其次，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掌握权力和信息的权贵分子猖狂进行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摒弃行政干预市场的错误做法，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再次，政治改革必须加快。

宪政、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

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需要着重指出，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惯性，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第四篇：吴敬琏 经济转型 南方周末

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

作者:

口述：吴敬琏 记录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

2010-08-18 21:15:10

来源:

南方周末

吴敬琏曾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应通过三条路径实现增长模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PHOTOTEX/供图

转型理论不能成为一个框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

保证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一点已有很多论述。令人欣喜的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苏南地区，最早响应中央要求，开始转型探索。

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状况不一样，产业发展基础不一样，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转型的基本路径也就不一样，各有特色。现在，转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紧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经济转型的理论。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现在从理论变成了政策结论，进而变成一个政治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框架，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要转变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可谓数典忘祖、引喻失义。

有一种说法是，转变要从投资、外需转向内需、消费方面。这当然是对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但这些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心环节在哪里？从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国民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原来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计划时仍坚持这个提法。但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退出的趋势逆转了，比如开始对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获取了几十万亿的土地转让价差。各级政府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

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转到以效益提高为基础，这个基础、前提却完不成。转型有这样的苏联误区和历史教训。

有人认为转型很难，因为我们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同样遭遇。这是因为投资率太高，资本收入在整个的社会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率。东亚国家经历的危机即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有些举措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但如果生产结构没有改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你想想，政府这样做，钱从哪来？那就加税，而加税的结果实际是抑制消费。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关于转型的规划已不是过去那种规划，不是把政府计划换个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论内容。

转型规划的体制障碍

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组织好经济增长模式。各地方实际上是在组织了，可现在全国的情况是，转型的招数雷同，结构雷同，相当地普遍。我们每一个地方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状况，根据自己的产业链发展基础，还要研究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确定自己增长转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广东，它的基础是加工制造业企业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那么它的转型实际上是以制造业为重点。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它有条件在某些产业上率先实现转型。

制造业方面，广东有两个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个是改造，依据的是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的方法。另一个是根据当前世界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寻求新突破，从中形成一些新的产业链。

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两大革命：一个是芯片的革命，中央处理器及其他芯片。一个是网络的革命。现在的三网融合，会促成一场整个信息通讯产业的大革命、大调整。

组织经济增长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们过去在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长补短的地方。现在初步转型已经上了轨道，就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无锡或者苏南其他几个城市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政府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跟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以往的教训是，每次谈及转变，总是由政府来定规划、定重点，然后政府来组织项目，组织人力、物力，定项目、定目标，然后技术攻关，再由国家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来进行产业的转化。

其结果是，从一开始，人们制定职业性计划时往往就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组织研究、攻关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科学、技术、发明远远落在外国人后面。但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极大改观，现在的科学和技术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研究和开发经费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超过了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发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关的产业化却是步

履维艰，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些商品化、产业化了，但被叫做小老头树，老长不大，什么原因？体制。

目前，市场主体面临四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长作为政绩好坏的主要考评标准。

第三，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从收入方面还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税收的一半是增值税，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物资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责任过度地下放给了地方，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更早时甚至在县以下。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要考虑效率。否则，它的日子过不了。

第四点则是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太低，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政府仍是转型领导者

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现在，全国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仍应起到一个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要总结我们历来的经验教训，要改善我们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现在就有一个职能普遍没有发挥，就是规划和协调。这个规划不是指制定指标，也不是指制定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期的信息供业界参考。每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现在的产业变得分工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公共产品和私用品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不同的情况之下这个中间地带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点。但是，有一些是肯定应该由企业做的，由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有作为，但是政府要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政府应该作为而实际上不作为，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现在，政府在组织经济方面，有四个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术路线。日本政府在信息产业方面的此种教训非常深刻。

第二是设立了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变相的行政许可，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叫审核制，有的叫备案制。投资整个就是个行政许可。市场经济的原则本应是非禁止进入，即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进入。我们则是管得太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第三，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民经济在哪些行业要控制，哪些领域要统治，是有明确规定的，虽然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范围太大了一点。但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控制，这有争论。而现在，国家实际上控制的领域，比十五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门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门掌握着某一个基金，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准入控制，就把这个给向自己的关联企业或是下属企业，或是本地企业。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进入了竞争，它要支持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别的企业。

转型无止境

现在正在进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当然地，政府要对一些新产品、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个补贴要尽量用补贴需方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的办法来筛选。

还有一个改造教育体系的问题。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谈西方国家转型时，都非常强调教育体系在中世纪后期的逐渐形成，以及所谓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管理。现在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学校内的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这方面秉持学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学值得关注。

革自己的命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在放弃改革。

转型是一个无止境的事情，比如说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台币放开以后，转型告一段落。但现在面临的是进一步转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转型。

第五篇：吴敬琏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

2010年10月08日 08:10财经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5条

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中新网）

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52.00-0.38%]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原刊《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