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权贵资本主义

第一篇：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权贵资本主义

6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主题演讲。凤凰网大学问发表演讲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吴敬琏认为，1984年是全面改革的历史起点。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仍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甚至有演化成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4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吴敬琏认为，目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的阻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以及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就如何深化改革，吴敬琏指出正确的方针就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不至于崩盘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碰到的困难。在新的改革征程中，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政治决心和魄力，以及高度的专业素养和运作艺术攻坚克难。

吴敬琏：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转轨中国》等。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旧体制不改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

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从此就开始全面改革。中间经过八十年代后期一个曲折，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轮改革，使得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是这仍然遗留了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它并不是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经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它的特点是保留着原来的行政手段干预，所以准确的说它还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经济，或者叫统制经济，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遗留下两个特点，一个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另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议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如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型经济，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被消除。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或者以法治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旧体制的残余变得越来越猖獗，就会造成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消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但是经过这十年，回头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陶醉于21世纪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改革，因为要继续改革就要舍弃旧东西，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由市场起作用的领域被政府代替了。这样一来，旧经济因素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模式。1995年制定的第9个五年计划，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提高效率，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始终没能成功转型，而粗放的经济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匮乏变得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变得越来越高，蕴藏着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就是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权力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种双轨制寻租，叫做官倒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利用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权力有价，所以发展出买官卖官的现象，腐败侵入到党政军的躯体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十八大做出决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决定要求通过十六个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这一句话里面实际上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政府配置资源是用两个系统构建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所谓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按地区，这个一体化的市场，实际上是被条条块块所切断了的碎片化的市场。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但是中国的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建立统一市场，就要消除这种条块的分割。

第二，它是开放的，我们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有所谓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题平等对待、一体开放的市场，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

第三，就是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出现，这个市场就缺乏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在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更严重，所以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四，因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中国的市场是无序的。经常是红头文件治国，而不是根据法律在统一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所谓有序的市场就是说市场体系是建立在规则基础和法治基础上。最后一条，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进行其他各项改革。比如说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些都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关。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那么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克服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非常好，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这些阻碍大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而反映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没有经过认真地清理。虽然这种影响在逐渐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为物质利益上的原因，打这个旗号。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点，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确实有人在新的体制下靠他的努力获得利益，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这种利益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取得利益，发财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基础，或者说是他们的通灵宝玉，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他们的势力也变得非常强大，这就使得我们的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因为中国经济在带病的体制下运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积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现在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

第一就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的耗费资源，造成了资源严重的短缺，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依存度都变得非常高。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和水都出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却超过110万亿。但在很多市场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降。第三个就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政府大量投资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长更快，另一方面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就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没有产能不过剩的了。比如唐山钢铁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变得亏损，造成国营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叫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它会造成整个市场系统的崩溃。

所以现在有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说应该采取救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认为不宜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因为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从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确实是衰减的。尽管如此，最近这几个星期主张采取刺激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要解决这些困境，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我们现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样。1984年时，因为整个命令经济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只要采取一点改革措施，它就马上能解放人们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以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等问题，这都需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因为矛盾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所以你还是要有艺术，不可能四面出击，而且要能够研究出问题本质是什么，重点在什么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个制度和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政策上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需要攻坚克难，我想十八大那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那什么是政治勇气，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要克服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障碍，讲政治智慧。

第二篇：《吴敬琏传》读后感

《吴敬琏传》读后感的确有点不可思议，20来岁了，看一本传记书罕见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写个书评、读后感，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必读感，说得严重点，是一种使命感，作为90后，社会上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历充满了机会和挫折倒是真的，虽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说有得那就有失，确切说是失落，思想上的——没有一种对社会思考得出来的完整体系感，非常强烈，甚至痛苦。

没有想到，一本2010年初偶然得到的《吴敬琏传》竟然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由此解开了我苦读多本关于国情的经济学读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问题。

一个驱使我产生必读感的背景在读《吴敬琏传》中逐步拉开了大幕——吴老是我的爷爷辈，父亲和我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他也通过自己的颠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复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给了我们。

吴老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透过他的跌宕人生，我对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变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惊险，唏嘘，快乐，痛苦，戏谑等的历史其实是连续的，是有其内在脉搏的。

我想，这也正如作者吴晓波在接受《看天下》杂志采访时所说：“其实我很早想要写这本书，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吴老这个人本身的标志性很强。”是的，吴老作为一个学者，政府高参的个人身份看似很专业、很学术，与我们百姓缘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改良主义家庭背景，实业家的母亲影响，周折人生与平静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个普通人会随着他的“口述史”而辗转于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尤其是充满了苦涩辛酸艰苦奋斗的建国后的岁月。

如果说建国前的吴敬琏是个热血激进青年，建国后60年他充满了思考、学习、挑战、挣扎与拼搏。我在18岁前就是一个不问世事、不关心国是的封闭的学生，人性的善恶，社会的冷暖，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现。这时，吴老在用他的学识、智慧、经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大师，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吴老经历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争鸣（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历史论战）的时候，我为之感到惊心动魄，久久难以释怀，那是一种何等的素养和情怀——不仅是学识就能负担得起；

读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专着，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会议、研讨会我为之感到激动，那是一种何等的躬耕不辍，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和“间谍门事件”，他不被干扰，坚守信念，继续工作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当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龄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谐、公平而有动力的现代化国家而奔忙。我们也有无奈，要解决自己的住房和事业。可是，与吴老相比，我们晚辈只有说：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正如您所说的：历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们更要效仿吴老之独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这是否是作为当代人的阅读收获和启发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抚卷沉思不已并对接下来要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着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计划，这真是一件惊喜之事！尤其是，我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认识得更加清晰，对未来的中国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三篇：吴敬琏 经济转型 南方周末

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

作者:

口述：吴敬琏 记录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

2010-08-18 21:15:10

来源:

南方周末

吴敬琏曾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应通过三条路径实现增长模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PHOTOTEX/供图

转型理论不能成为一个框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

保证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一点已有很多论述。令人欣喜的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苏南地区，最早响应中央要求，开始转型探索。

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状况不一样，产业发展基础不一样，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转型的基本路径也就不一样，各有特色。现在，转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紧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经济转型的理论。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现在从理论变成了政策结论，进而变成一个政治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框架，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要转变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可谓数典忘祖、引喻失义。

有一种说法是，转变要从投资、外需转向内需、消费方面。这当然是对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但这些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心环节在哪里？从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国民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原来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计划时仍坚持这个提法。但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退出的趋势逆转了，比如开始对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获取了几十万亿的土地转让价差。各级政府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

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转到以效益提高为基础，这个基础、前提却完不成。转型有这样的苏联误区和历史教训。

有人认为转型很难，因为我们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同样遭遇。这是因为投资率太高，资本收入在整个的社会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率。东亚国家经历的危机即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有些举措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但如果生产结构没有改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你想想，政府这样做，钱从哪来？那就加税，而加税的结果实际是抑制消费。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关于转型的规划已不是过去那种规划，不是把政府计划换个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论内容。

转型规划的体制障碍

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组织好经济增长模式。各地方实际上是在组织了，可现在全国的情况是，转型的招数雷同，结构雷同，相当地普遍。我们每一个地方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状况，根据自己的产业链发展基础，还要研究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确定自己增长转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广东，它的基础是加工制造业企业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那么它的转型实际上是以制造业为重点。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它有条件在某些产业上率先实现转型。

制造业方面，广东有两个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个是改造，依据的是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的方法。另一个是根据当前世界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寻求新突破，从中形成一些新的产业链。

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两大革命：一个是芯片的革命，中央处理器及其他芯片。一个是网络的革命。现在的三网融合，会促成一场整个信息通讯产业的大革命、大调整。

组织经济增长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们过去在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长补短的地方。现在初步转型已经上了轨道，就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无锡或者苏南其他几个城市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政府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跟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以往的教训是，每次谈及转变，总是由政府来定规划、定重点，然后政府来组织项目，组织人力、物力，定项目、定目标，然后技术攻关，再由国家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来进行产业的转化。

其结果是，从一开始，人们制定职业性计划时往往就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组织研究、攻关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科学、技术、发明远远落在外国人后面。但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极大改观，现在的科学和技术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研究和开发经费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超过了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发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关的产业化却是步

履维艰，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些商品化、产业化了，但被叫做小老头树，老长不大，什么原因？体制。

目前，市场主体面临四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长作为政绩好坏的主要考评标准。

第三，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从收入方面还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税收的一半是增值税，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物资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责任过度地下放给了地方，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更早时甚至在县以下。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要考虑效率。否则，它的日子过不了。

第四点则是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太低，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政府仍是转型领导者

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现在，全国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仍应起到一个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要总结我们历来的经验教训，要改善我们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现在就有一个职能普遍没有发挥，就是规划和协调。这个规划不是指制定指标，也不是指制定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期的信息供业界参考。每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现在的产业变得分工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公共产品和私用品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不同的情况之下这个中间地带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点。但是，有一些是肯定应该由企业做的，由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有作为，但是政府要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政府应该作为而实际上不作为，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现在，政府在组织经济方面，有四个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术路线。日本政府在信息产业方面的此种教训非常深刻。

第二是设立了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变相的行政许可，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叫审核制，有的叫备案制。投资整个就是个行政许可。市场经济的原则本应是非禁止进入，即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进入。我们则是管得太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第三，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民经济在哪些行业要控制，哪些领域要统治，是有明确规定的，虽然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范围太大了一点。但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控制，这有争论。而现在，国家实际上控制的领域，比十五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门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门掌握着某一个基金，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准入控制，就把这个给向自己的关联企业或是下属企业，或是本地企业。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进入了竞争，它要支持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别的企业。

转型无止境

现在正在进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当然地，政府要对一些新产品、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个补贴要尽量用补贴需方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的办法来筛选。

还有一个改造教育体系的问题。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谈西方国家转型时，都非常强调教育体系在中世纪后期的逐渐形成，以及所谓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管理。现在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学校内的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这方面秉持学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学值得关注。

革自己的命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在放弃改革。

转型是一个无止境的事情，比如说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台币放开以后，转型告一段落。但现在面临的是进一步转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转型。

第四篇：吴敬琏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

2010年10月08日 08:10财经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5条

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中新网）

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52.00-0.38%]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原刊《中国发展观察》)

第五篇：读吴敬琏文章有感

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

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

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