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第一篇：吴敬琏-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吴敬琏

我想对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因应的措施谈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这是一次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现在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的危机，或者把它叫做“华尔街金融海啸”。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虽然这次危机源于美国，而且由华尔街触发，但是这不是一次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从大的体系背景上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但是这个美元是受美国的黄金储备的约束的；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各国都可以按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比例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1971年由于美国经济走弱，黄金储备减少，无力兑现，美元兑黄金的比例开始浮动。到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

第二，美国经济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刚才提姆·赖特（TimWright）教授在演讲里面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降低到接近于0。于是，美国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来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高消费。

第三，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的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当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经济学家如耶鲁大学教授席勒（RobertShiller）的批评，在一次讲演中提出美国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动”（IrrationalExuberance，现在往往被译为“非理性繁荣”）后，世界股价应声而落。纽约股价也下降了2%。从此以后，格林斯潘就不再提“非理性躁动”，而是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结果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对它的监管。90年代中期创造的一种衍生工具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简称CDS）到今年总规模已经到了6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6倍，衍生产品总规模达到53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0倍！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很有活力。但实际上它所创造的大量“金融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甚至只是电脑上的一些符号，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烟消云散。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通过美元的发行，五花八门衍生工具的出台，通过美国金融体系渗透到世界各国，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种冲击的触发，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次贷正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引信。

第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近来出现的困难是由“华尔街金融海啸”，或美国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起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应。事实上，近年来人们愈来愈被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扰。这里所谓的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外部失衡，则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虽然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却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类似的缺陷，因而表现出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事情的根源还要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说起。这种从苏联学来的增长模式的古典状态，是靠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出过，西方国家这种由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工农大众消费不足，并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爆发，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化道路。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引进了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极端形态，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50年代出现过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的内需的不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在非农产业中找到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消费旺盛的格局，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向它们出口，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无可置疑的积极影响。

但是，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十多二十年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存底大量积累，贸易摩擦和本币升值压力增加等问题那样，中国在本世纪初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它的市场化。东亚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的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哪怕是认识到了，由于调整原来利益格局的困难，使这种改革很难进行。就中国而言，2003年以后，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经济学家就不断呼吁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和升值，但这种意见很难得到政府领导和大众的认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由于存在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促成了热钱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入市干预的办法，大量收购外汇来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中国人民银行收购的外汇越来越多，收购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购约3亿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经到了每天平均收购7、8亿美元。今年最高点是4月，每天约收购26亿美元。2006年10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目前的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了1.9万亿美元。根据“克鲁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TriangleTheorem），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必然使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为了收购这么多的外汇，中国人民银行大致发行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形成了70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虽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冲完。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虚拟资产泡沫。股市和房市价格双双飙升。2007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的静态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总市值33.62万亿元（现在只剩下9—10万亿元）。

第三，金融海啸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其实，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会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从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到效率拉动的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转变过来。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再续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驱动造成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种矛盾都同时暴露出来，就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更加复杂和难于处理。

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海啸一爆发，美元资产减值，或美国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虚拟资产突然消失，使流动性过剩转眼间变成流动性短缺。南方地区有些企业前几天还经营得好好的，资金链突然中断。

第二，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既然金融海啸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估计得大一些，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

第四，可以考虑的对策。

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去分析应当采取的对策。短期对策

从国内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努力保持市场不至于崩溃。由于虚拟财富的大量消失，资产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释放了泡沫中的空气。现在更值得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怎么防止突然崩盘，实现安全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我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当然，在流动性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适当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过度放松。

在货币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松的财政政策来跟它搭配。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和增加市场需求的办法来活跃经济和防止中小企业大批歇业、倒闭。1998年面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中国政府除了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1800亿的国债投资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业：要求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统筹扶持小企业的事务；同时，要求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助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间国务院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解除劳动合同各种情形所作的归纳说明、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活动“翻明”、“转正”等等，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措施。

另外，从对外政策上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赞成中国政府公开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长期对策

从长期来看，对国内经济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以前出过两版，最近根据金融海啸以后的情况加写了一章，把2003年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特别是50人经济论坛在2006年7月的田横岛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作了概括。

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做“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实现。对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系的问题，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体系等等。有关国家应当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进行讨论和协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给美元的发行套上笼头，置于某种国际监管之下，而不能没有约束。

第五，根本问题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前面讲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至今没有能够实现转变。“十一五”在这方面提出的变革方向、要求采取的实际措施是正确的，可是转变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配置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营造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政绩目标。

为了实现产业提升，一方面需要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进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应当加快新的、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现在看来它们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需要。现在对于新增长点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技术人才不足，中国人创新能力差，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产业提升还不现实。我不赞成这种消极悲观的估计。虽然中国技术人员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高，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量上的扩张，因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国技术人员自主的发明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已经走到了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产业化，创造我们自己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却步履维艰。障碍在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在许多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压制创新，阻碍新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报刊上也有一些报道。不改变这种体制状况，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就很难破土而出，得到应用和发展，产业提升也很难实现。

按照“十一五”规划，产业提升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从简单加工向研发（R&D）、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的方向延伸；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但是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缓慢呢？正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所说，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国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过高。

总之，中国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败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前景。

谢谢大家！2008年11月2日

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论坛上所作的特邀嘉宾演讲。

第二篇：吴敬琏呼吁,警惕中国重蹈东亚金融危机覆辙

吴敬琏呼吁，警惕中国重蹈东亚金融危机覆辙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近日在多个场合呼吁，基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政策，应当“汲取东亚金融危机教训，改善投资主体和投资效率，化解宏观经济长期风险”。吴敬琏用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来比较中国当前风险。东亚金融危机时，东亚地区的ICOR是5，而西方国家是1或者2。对比中国，1991-1996年是2的水平，而1996年后就是5-8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资金推动的，消费增长相对很慢，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中国之所以还可以维持这样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有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在低工资的前提下创造了大量的产出，相对应的是他们目前的低消费，这导致了大量的储蓄，银行以此放贷给企业。但这些条件在5-10年内肯定发生变化。首先，2010年前后，中国就会进入老龄化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储蓄下降和取款上升，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而此时中国银行领域和资本账户对外资会有相当程度的开放，这都会加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风险。

出处：安邦2003年11月13日13时51分

第三篇：《吴敬琏传》读后感

《吴敬琏传》读后感的确有点不可思议，20来岁了，看一本传记书罕见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写个书评、读后感，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必读感，说得严重点，是一种使命感，作为90后，社会上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历充满了机会和挫折倒是真的，虽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说有得那就有失，确切说是失落，思想上的——没有一种对社会思考得出来的完整体系感，非常强烈，甚至痛苦。

没有想到，一本2010年初偶然得到的《吴敬琏传》竟然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由此解开了我苦读多本关于国情的经济学读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问题。

一个驱使我产生必读感的背景在读《吴敬琏传》中逐步拉开了大幕——吴老是我的爷爷辈，父亲和我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他也通过自己的颠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复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给了我们。

吴老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透过他的跌宕人生，我对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变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惊险，唏嘘，快乐，痛苦，戏谑等的历史其实是连续的，是有其内在脉搏的。

我想，这也正如作者吴晓波在接受《看天下》杂志采访时所说：“其实我很早想要写这本书，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吴老这个人本身的标志性很强。”是的，吴老作为一个学者，政府高参的个人身份看似很专业、很学术，与我们百姓缘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改良主义家庭背景，实业家的母亲影响，周折人生与平静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个普通人会随着他的“口述史”而辗转于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尤其是充满了苦涩辛酸艰苦奋斗的建国后的岁月。

如果说建国前的吴敬琏是个热血激进青年，建国后60年他充满了思考、学习、挑战、挣扎与拼搏。我在18岁前就是一个不问世事、不关心国是的封闭的学生，人性的善恶，社会的冷暖，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现。这时，吴老在用他的学识、智慧、经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大师，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吴老经历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争鸣（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历史论战）的时候，我为之感到惊心动魄，久久难以释怀，那是一种何等的素养和情怀——不仅是学识就能负担得起；

读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专着，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会议、研讨会我为之感到激动，那是一种何等的躬耕不辍，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和“间谍门事件”，他不被干扰，坚守信念，继续工作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当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龄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谐、公平而有动力的现代化国家而奔忙。我们也有无奈，要解决自己的住房和事业。可是，与吴老相比，我们晚辈只有说：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正如您所说的：历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们更要效仿吴老之独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这是否是作为当代人的阅读收获和启发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抚卷沉思不已并对接下来要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着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计划，这真是一件惊喜之事！尤其是，我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认识得更加清晰，对未来的中国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四篇：吴敬琏 经济转型 南方周末

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

作者:

口述：吴敬琏 记录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

2010-08-18 21:15:10

来源:

南方周末

吴敬琏曾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应通过三条路径实现增长模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PHOTOTEX/供图

转型理论不能成为一个框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

保证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一点已有很多论述。令人欣喜的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苏南地区，最早响应中央要求，开始转型探索。

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状况不一样，产业发展基础不一样，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转型的基本路径也就不一样，各有特色。现在，转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紧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经济转型的理论。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现在从理论变成了政策结论，进而变成一个政治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框架，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要转变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可谓数典忘祖、引喻失义。

有一种说法是，转变要从投资、外需转向内需、消费方面。这当然是对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但这些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心环节在哪里？从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国民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原来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计划时仍坚持这个提法。但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退出的趋势逆转了，比如开始对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获取了几十万亿的土地转让价差。各级政府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

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转到以效益提高为基础，这个基础、前提却完不成。转型有这样的苏联误区和历史教训。

有人认为转型很难，因为我们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同样遭遇。这是因为投资率太高，资本收入在整个的社会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率。东亚国家经历的危机即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有些举措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但如果生产结构没有改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你想想，政府这样做，钱从哪来？那就加税，而加税的结果实际是抑制消费。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关于转型的规划已不是过去那种规划，不是把政府计划换个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论内容。

转型规划的体制障碍

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组织好经济增长模式。各地方实际上是在组织了，可现在全国的情况是，转型的招数雷同，结构雷同，相当地普遍。我们每一个地方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状况，根据自己的产业链发展基础，还要研究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确定自己增长转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广东，它的基础是加工制造业企业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那么它的转型实际上是以制造业为重点。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它有条件在某些产业上率先实现转型。

制造业方面，广东有两个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个是改造，依据的是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的方法。另一个是根据当前世界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寻求新突破，从中形成一些新的产业链。

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两大革命：一个是芯片的革命，中央处理器及其他芯片。一个是网络的革命。现在的三网融合，会促成一场整个信息通讯产业的大革命、大调整。

组织经济增长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们过去在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长补短的地方。现在初步转型已经上了轨道，就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无锡或者苏南其他几个城市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政府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跟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以往的教训是，每次谈及转变，总是由政府来定规划、定重点，然后政府来组织项目，组织人力、物力，定项目、定目标，然后技术攻关，再由国家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来进行产业的转化。

其结果是，从一开始，人们制定职业性计划时往往就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组织研究、攻关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科学、技术、发明远远落在外国人后面。但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极大改观，现在的科学和技术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研究和开发经费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超过了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发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关的产业化却是步

履维艰，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些商品化、产业化了，但被叫做小老头树，老长不大，什么原因？体制。

目前，市场主体面临四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长作为政绩好坏的主要考评标准。

第三，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从收入方面还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税收的一半是增值税，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物资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责任过度地下放给了地方，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更早时甚至在县以下。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要考虑效率。否则，它的日子过不了。

第四点则是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太低，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政府仍是转型领导者

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现在，全国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仍应起到一个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要总结我们历来的经验教训，要改善我们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现在就有一个职能普遍没有发挥，就是规划和协调。这个规划不是指制定指标，也不是指制定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期的信息供业界参考。每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现在的产业变得分工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公共产品和私用品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不同的情况之下这个中间地带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点。但是，有一些是肯定应该由企业做的，由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有作为，但是政府要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政府应该作为而实际上不作为，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现在，政府在组织经济方面，有四个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术路线。日本政府在信息产业方面的此种教训非常深刻。

第二是设立了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变相的行政许可，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叫审核制，有的叫备案制。投资整个就是个行政许可。市场经济的原则本应是非禁止进入，即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进入。我们则是管得太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第三，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民经济在哪些行业要控制，哪些领域要统治，是有明确规定的，虽然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范围太大了一点。但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控制，这有争论。而现在，国家实际上控制的领域，比十五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门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门掌握着某一个基金，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准入控制，就把这个给向自己的关联企业或是下属企业，或是本地企业。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进入了竞争，它要支持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别的企业。

转型无止境

现在正在进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当然地，政府要对一些新产品、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个补贴要尽量用补贴需方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的办法来筛选。

还有一个改造教育体系的问题。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谈西方国家转型时，都非常强调教育体系在中世纪后期的逐渐形成，以及所谓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管理。现在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学校内的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这方面秉持学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学值得关注。

革自己的命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在放弃改革。

转型是一个无止境的事情，比如说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台币放开以后，转型告一段落。但现在面临的是进一步转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转型。

第五篇：读吴敬琏文章有感

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

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

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