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第一篇：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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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7-04-12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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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蒋庆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演讲

作者：蒋庆 轉貼自：孔子2000

主讲人：蒋 庆

先生（著名儒学家）

主持人：徐国栋

教授

时间： 2005-03-26 19:00

地点：厦门大学法学院 B137 讲堂

徐国栋 教授：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国海内外知名的儒学家蒋庆先生。（掌声）大家从他的传统衣着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我们中国的儒者啊！像我们已经被全盘西化、被西方全盘攻掠的时候，我们的 蒋庆 先生依然保持了我中华风骨。这种中华风骨不仅仅是外观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文化上被西方全面攻占的时代，一个个堡垒陷落，一个个价值倒塌。长期以来，我们中国处在一个文化寄生虫的地位，在近代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各种外国的思潮风驰电掣，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换来换去，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没有哪一个西方思想——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一种物质力量的依托下在中国存在了比较长的时间并产生了一些争议颇多的结果外——有一个稳定的地盘，有一个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说我们自己信仰什么。所以，这样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再铸国魂的时代，需要再铸我民族精神的时代，而这种工作是非常艰难的，而 蒋庆 先生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民族魂”的铸造者。我们拿什么来统一我们的国家？拿什么来作为我们民族存在的依据？一个民族恐怕不是一个种族的共同性的联系，而且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共同性的联系，所以这个工作非常艰难，而我们的 蒋庆 先生就在这个方面工作着。

请大家注意一下，他是在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并非儒学出身，而是出自我法门，出自我西南法门。他是我大学同学，我一直认为，当着他的面是这么说，背后说的时候可能更多：他是我们西南 78 级的，我们西南 78 级素以优秀著称，而他是西南 78 级里面最优秀的。但是，可能他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多物质上的代价，那么他现在也是在承受着这种代价吧。

另外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蒋庆先生还是我们中国当代唯一一个民间活着的书院的掌门人，我们应该把这种掌门人叫做“山长”，他在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王阳明 先生悟道的贵州龙场创建了一个传统的书院，叫做“阳明精舍”。我们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可以看到王阳明这么伟大的名字在他的家乡已经不为人所知了，他家乡的那个“阳明医院”竟然被当地人以当地方言理解成了“养命医院”！（笑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精神上的破产，一种多么大的文化上的悲哀！蒋庆 先生在一个很恰当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儒学在中国普遍复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开始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寻找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又在一个恰当的地点，也就是说在 王阳明 先生悟道的那个地方创建了“阳明精舍”。我相信这个精舍会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中华文明、对我们的精神面貌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那么，我还想说些什么？我曾经对今天听众的情况很不乐观，在二十分钟以前，我得到一个电话说只有前面六排坐了人。现在来的人之多，还有人站着，这种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经常地批评厦大人没有文化，没有功利以外的那种兴趣、那种意识，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然而，今天的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应该承认我对厦大学生的估计有所偏差，我非常愿意看到我的这种偏差是实际存在的，我为今天大家为这样的一个题目而来，而且来得这么整齐，为厦大感到自豪！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庆先生为我们演讲！（掌声）

蒋庆 先生： 今天非常荣幸到厦门大学来演讲，因为 徐国栋 教授是我的老同学，他邀请我来演讲，这是一个缘分，如果没有 徐国栋 教授的邀请，那我也可能没有机会在厦大和大家见面。这次讲演的题目，最初定为《儒学的真精神》，后来徐 教授跟我讲再“兼论”一下“夏大校训”。今天这个演讲我想了一下，原先拟定的题目是《儒学的真精神》，但光讲“真精神”还不够，还要讲一点“真价值”。为什么呢？按照中国的儒学传统，主张 “体用不分”、“体用合一”，“体”就是精神、就是实质，“用”就是功能，就是效用；光知道“体”还不行，比如说通过我们这次演讲，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一百多年来对儒学的很多误解我们清楚了，我们因此知道儒学并不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描绘的那种被妖魔化了的儒学。但是，光知道儒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还不行，就是说光知道儒学的“体”还不行，还应该知道儒学的这种“真精神”有什么“用”，儒学的“体”对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功能效用，或者说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所以这次演讲的题目我稍稍改动一下，再加上一个内容，就是《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在正式演讲之前，徐 教授跟我说是不是给大家讲一下厦门大学的校训。确实，厦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八个字是儒家经典中的原话，而且这八个字确实很概括地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刚才我问你们的 徐 教授，他说这个校训夏大建校的时候就有了，我还以为是夏大现在才确定的呢！我想现在搞教育的人多崇尚西方思想，还不一定有水平选出这八个字来作为厦大的校训呢。徐 教授说这八个字是 陈嘉庚 先生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校训，由此可见 陈嘉庚 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陈嘉庚 先生确定的这八个字确实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接下来，我就简单地从儒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夏大校训。夏大校训的第一句话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大家都知道是《易经》“乾卦”的“象辞”，“乾卦·象辞”是从“乾卦·卦象”上来解释“乾卦·卦义”的，它的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讲：天道的运行充满着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那么我们人、我们人中的精英人物——君子——就应该效法天道这种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来做人；也就是说，我们人也要像天道的运行那样刚健有力自强不息。这个“天行健”表达了《易经》“乾德”的精神，“乾德”的精神是什么呢？“乾德”的精神就是作为“天地之大德”的“生生之德”的精神，就是天地万物充满生命活力的刚健自强的精神。我们知道，四时交替，暑往寒来，日月东升西落都是天道的运行，这个天道的运行自然形成，生生不息，永远如此，不靠外在力量的推动，而任何外在力量也不能阻挡天道的运行，所以说天道运行展现了“乾德”“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易经》把“自强不息”作为“乾道”的德性，作为天道的精神，要求我们人去效法这种“天地之大德”，能像天道“乾德”一样在生命中展现出“自强不息”的刚健活力。我们在座的诸位是知识分子，相当于古代的士大夫，我们应该效法天道“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到社会上去做事才能担当起家国天下的责任，这在古人叫做“发乾德之幽光”。另外，儒家讲“天人合一”，我们每个人效法天道“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做人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儒家说的“上达天德”，而“自强不息”就是“天德”。所以，夏大“自强不息”的校训对夏大的同学来说是很高的要求，是“天道”“天德”的要求，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实现了“天道”“天德”的要求，我们的生命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获得了超越神圣的价值。这需要大家努力。

下面解释夏大校训的第二句话：“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大学》“三纲领”中的第三条纲领，《大学》里面的“三纲领”是《大学》开头的那几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第一条纲领，“亲民”是第二条纲领，而“止于至善”是第三条纲领。按照传统儒学的研究术语这段话叫《大学》的“三纲领”，在《大学》中“三纲领”统摄“八条目”，“八条目”在这里我们就不说了。总之，“纲领”非常重要，体现了《大学》最重要的思想，《大学》讲的是儒家生命形态中的“内圣外王”之道，第三条纲领又是“三纲领”中最重要的纲领，所以，“止于至善”这条纲领最集中地概括了《大学》的根本思想。那么，“止于至善”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止于至善”表达的是一个人做人的最高人格境界或者说最高人格理想。《大学》的第一个纲领“明明德”，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包含了光明的德性，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充满了善的神圣的本性，这种光明的善的神圣本性就是我们生命的“明德”。但是，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包含了光明的德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命的这种德性，更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把这个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或者说充分实现出来，所以《大学》的第一条纲领要求我们要“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使动用法，意思是指要使“明德”“明”，即要使我们生命中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实现出来，使它能够明显显现。这是第一条纲领“明明德”。第二条纲领是“亲民”。古代儒家对这个“亲”字有不同的解释，朱子说是“新”，王阳明 先生说是“亲”，这虽然是辞语上的考证，但涉及到对《大学》根本精神的理解，我觉得 王阳明 先生的解释比朱子的解释好，我采纳的是 王阳明 先生的解释，是“亲民”，而不是“新民”。那么，“亲民”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爱民”，就是为民众谋福利，就是要亲近、亲爱老百姓，亲近、亲爱社会与众人，就是要做出实际的事功来为民众服务，这是第二条纲领“亲民”。从《大学》的思想系统来看，“明明德”、“亲民”合在一起就是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格风范或者说人格理想。我们知道，儒家追求的最高生命境界与人格理想就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中达到圣人的生命境界与精神信仰，用现在的话来说，“内圣”就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达到或者说体现出超越神圣的永恒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实现我们生命中最光辉的德性——“明德”。“外王”就是说我们要在社会上建立“博施广济”的事功，最大限度地为民众谋取福利。我们不光是使我们内在的生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完事了；你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还不够，这只是“内圣”，你还要“外王”，你还必须在你的内在生命之外去创建伟大的功业，去为广大民众的福利做出你最大的贡献，这个叫“外王”。当然，这个“外王”事业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一样，社会角色不一样，他所从事的事业也就不一样，但只要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中做到孔子所说的 “博施广济”的事功，就做到了“外王”。比如，你是学法律的，你做个公正严明的好法官；你是搞政治的，你做个民众爱戴的好官员；你是搞科研的，你做个按照自己良心从事发明创造的好科学家；你是教书的，你做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等等，这些都是 “外王”。这样，按照《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做到了“内圣”和“外王”这两个方面，就是“止于至善”。什么叫“至善”？“内圣外王”合一就是“至善”，“明德”“亲民”合一就是“至善”；什么叫“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内圣外王”合一的最高生命境界，实现“明德”“亲民”合一的最高人格理想。也就是说，既“明明德”又“亲民”就是“止于至善”。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个体生命实现了“明德”这个“内圣”的最高的价值，同时又给社会、人类作出了“博施广济”的“外王”事功和贡献，就达到了“至善”，即就是“止于至善”。所以，“止于至善”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或者说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生命形态。我想当初 陈嘉庚 先生把“止于至善”作为厦大校训应该和我的理解差不多，他是要求厦大的学生除了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内在生命要达到很高的“明德”“内圣”境界外，大家在学校中刻苦学习完成学业后还要到社会上去做“亲民”的“外王”事功，为中国的富强和中国民众的福利服务。如果夏大的学生达到了“内”“外”这两个标准的话，就做到“止于至善”了。当然，“止于至善”不仅仅是对我们厦大同学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在“明德”与“亲民”的合一中实现“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达到“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不过，这是相当艰难的，这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我愿与在座的同学们共勉！

以上我简单解释了夏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两句话八个字的含义，夏大校训可以说概括地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与我们今天的讲题正好相合。夏大校训的八个字可以说是儒学千古不灭的“八字真言”，具有非常博大精深的学理内涵，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大家以后可以去细读《易经》、《大学》等儒家经典，一定会获得更深刻的生命体会。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夏大校训的两段话不是平列的关系，“自强不息”是我们生命源自天道的刚健的生命活力，我们只有在刚健生命活力的推动才能去追求并实现我们生命“止于至善”的最高人格理想。所以，夏大校训的两段话在义理上是有机联系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陈嘉庚 先生选用儒家这两句话作为夏大校训的深义所在。下面，我就开始今天演讲的正题，《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一、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

按道理，在中国讲“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是不用解释的，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历史实事，也是历代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一个思想共识。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面临衰微，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儒学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这才有必要对儒学进行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学派，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墨家学派、道家学派一样，也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学派、社会主义学派、保守主义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学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儒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学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学派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学派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而所谓重新整理和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者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 马一浮 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构成儒学核心内容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礼》与《乐》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总之，儒家整理、解释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而其它学派虽也出自中国文化，但均有所偏失，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我们说儒学代表了正统的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虽然后来中国化，但在本源处毕竟是外来文化，这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学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与其它学派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儒学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它学派，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其它学派则是中国文化的“偏”和“客”（道家是“偏”佛家是“客”）。因此，当我们谈到儒学的时候，我们谈到的就是主流的中国文明，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的这一历史文化定位一直都没有发生过问题。然而，晚清以来，中国出现了反传统的浪潮，首先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夷六艺于古史，等孔圣为诸子”，随后胡适等新派人物变儒学为哲学，降经学为史学，表面上欲与国际学术接轨，实际上极力否定儒学的崇高地位与历史权威，力图改变二千年来儒学的历史文化定位，这样才把儒学看作一个学派。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造成了很大影响，一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看法。现在我们应该拨乱反正，全面地正确地来理解儒学，还儒学的本来面目，恢复儒学历史上形成的崇高地位和正统权威。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要正确认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而不是一个学派。

二、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

儒学博大精深，致广大而尽精微，外至六合之大内至心术之微，无所不包，内容非常丰富，故古人有所谓“义藏理窟”之说。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从十个方面来讲一讲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也就是说讲一讲儒学的主要思想内容，让大家对儒学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一）道德首出，仁为根本 ── 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儒学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三达德”（仁智勇）、“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絜 xié 矩之道”（将心比心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以及正心诚意、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等，讲的都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儒学主张以德正心、以德修身、以德立教、以德治国，以德治天下，对道德推崇备至，可以说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之所以如此推崇道德，是因为儒学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道德是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均存在于道德中，孟子所谓“人禽几希”就是因为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道德，如果人不按自己的道德本性生活，人就降到了动物的存在，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与价值。此外，在社会生活层面，道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社会生活中缺乏道德，人类良好的群体生活就不可能，人类相处的规则就会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动物社会”，也就是变成儒学经常说的“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的“无道”社会，这样的社会必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一定会崩溃，人类不可能过上稳定和睦的社会生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非常推崇道德，把道德看作是维系人类群体生活的纽带和建构社会生活的基石。有人说儒学有“道德情结”，是“道德至上主义”，这并没有错，推崇道德确实是儒学最根本的特征。

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所以“五常”、“四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三达德”都把“仁”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徒有形式而没有实质的价值，实质的价值就是“仁”。（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朱子认为“仁”相当于《易经》“乾卦四德”中的“元德”，“乾卦四德”是“元亨利贞”，《易经》说“元者善之长”，所以“仁”是众善之长，即居众道德之首。那么，“仁”是什么呢？《说文解字》说是“相人偶”（一种人群相处才产生的关系，一个人独居不会产生“仁”，如鲁宾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不存在“仁”的问题，后来掳获了“星期五”，产生了人际关系，才存在“仁”的问题。），孟子说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张子说是“民胞物与之情”，朱子说是“浑然温和的天地阳春生育之气”，是“天地生物之心”，王阳明说是“良知真诚惨怛的万物一体之情”，总之，“仁”既是天地生化养育万物的生生之德，又是人类慈爱悲悯的深厚情感。人类如果丧失了这种“仁”的情感，人就成为木石，社会就会冷酷，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无法维系（因为人类社会最终要靠仁爱的情感来维系，而不能靠权力、法律、金钱、物质来维系。），这样人也就不成其人。（孟子说“人者仁也”，无“仁”就不成其为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才把“仁”提得这么高，放在人类道德之首。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美国，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反对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法律关系，又反对苏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他渴望的是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这也是儒家所渴望的人际关系。梁漱溟 先生言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因此，儒学反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即反对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商品关系、金钱关系、科技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都违背了“仁”的原则。儒学要建立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温情的社会，而不是被权力、法律、商品、金钱、科技支配的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社会。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描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小说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西方反乌托邦小说如《美妙的新世界》等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科技关系与权力关系。）

（二）社会教化，礼为基础 ── 对士大夫而言，儒学强调个人要对高深的道德价值进行深刻的体认和领悟，这在古代叫做“为学工夫”（这很难，如 阳明 先生弟子罗洪先石莲洞中打坐十年，体认 阳明 先生龙场悟道所悟良知为何）；对一般老百姓，儒学则强调社会教化，社会教化就是通过外在道德力量的熏习或者说道德习惯的遵循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转变人。这是因为儒学的高深道德学理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这就是孔子说的百姓“可由之”（可以按照道德习惯与圣人教化去做），而“不可使知之”（不可能使他们了解高深的道德学理）。那么，怎样进行社会教化呢？那就要通过“礼”来进行，“礼”就是长期遵循道德而凝聚成的社会习惯或习俗，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善良风俗”。由于“礼”是道德的外在化和形式化，“礼”与道德就有所不同，道德的约束力在人的内心，而“礼”虽不像法律完全靠外在力量约束，但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对人也具有某种外在的约束力，所以“礼”是居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一种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形式，其原则产生于道德而非法理。因此，用“礼”来治理社会成本最低，“礼”就是自发产生的道德秩序，一个“礼治”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德治”的社会，所以“礼治”在古代就是儒家所说的“无为之治”，即不通过国家政府人为硬性规定的强制性法律治理社会，而是靠自然形成的道德习俗来社会治理。儒学重视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梁漱溟 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所以“礼教”（用“礼”来进行教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

（三）德主刑辅，明刑弼教 ── 儒学是入世法，注定要进入世间治理社会国家，所以儒学一定会遇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儒学并不反对用法律治国，但反对法律至上，独任法律治理国家，而传统的法家正是主张法律至上，独任法律治理国家。因为独任法律治理国家就是只用强力治理国家，是儒学所反对的“任力不任德” 的“霸道”，必然会导致严刑峻罚，产生残酷暴政。另外，孔子当过鲁国的大法官（鲁司寇），不是不懂得治国需要法律，但是，独任法律治理国家会因为法律的强制力产生于功利的计算，会败破人的心术，所以绝不能把法律放在治国的首位。（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儒学主张治国必须以道德为主，法律只能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居于治国的次要地位。当然，从社会教化的角度讲，法律并不只有消极的作用，而是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明刑弼教”，即公正的法律可以起到辅助社会教化的作用，法律成了实现道德教化的积极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学是主张在“德治”为主的前提下来包容“法治”，而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完全反对“法治”的。

（四）王道理想，贯通三才 ── 儒学讲“王道通三”，《中庸》讲“王三重”，“三”是“天地人三才”，“通三”是贯通或者说同时包含“天地人三才”。“天地人三才”是讲人类三重最高的价值，即超越神圣的天的价值，历史文化的地的价值，人心民意的人的价值。这三重价值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人类所有生活都不能违背的常理常道（永恒不变的普遍原则）。具体落实到政治上，王道理想的“三才之道”就形成了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即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则合法性就要打折扣，如具备一重或两重就不能完全合法。合法性是解决人类政治秩序的权威与服从的问题，是卢梭所说的“把统治变为权利，把服从变为义务”的问题。人有理性，要追问服从权威的正当理由才会自愿服从，动物无此问题。合法性是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叫“政道”，一切政治制度的建构设计都必须为合法性服务，即为“政道”服务。政治制度的具体安排在中国古代叫“治道”。“政道”是目的，“治道”则是手段，如西方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民同意”是“政道”上的目的，而三权分离制衡的制度安排则是“治道”上的手段。王道理想的“三重合法性”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周全最完满的合法性，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和精神”，而西方民主政治只体现民意一重合法性，是一种不周全的一重独大的合法性，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偏至精神”。此外，王道理想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都主张“任德不任力”，所以，王道理想是具有超越价值的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

（五）建中立极，理一分殊 ── 建中立极，就是说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必须有一个最高的价值本源，在西方哲学上叫“本体”，佛教叫“一真法界”、“所知依”，道家叫“无”或者“自然”，“中”和“极”就是儒学所建立的最高价值本源，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有了这个最高的价值本源，才是一个合理的充满意义的人类世界与宇宙，因而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宇宙万物的存在才不会荒唐，人类的生存才能得到意义与价值上的安顿。但是，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又充满着多样性，又各各不同而相互区别，这样，虽然人类社会与宇宙万物在价值本源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理”，即“中”和“极”，但具体到每一个事物又有每一个事物各自的“理”，即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各自的规定性，使每一个事物与另外的事物区别开来，从而使我们对复杂多样的万事万物得以准确的认识与了解。这样，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既有统一的最高价值而得到安顿，又有各自的具体价值而不相混同。这就叫“一多无碍，总别互摄”。儒学用“月印万川”来作比喻。因此，按照“理一分殊”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既遵循统一价值又承认各别价值的社会。而按照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看法，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分殊”的社会，而不存在“价值统一”，即只有“分殊”而无“理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不能在更高的价值上沟通统一，即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等领域各自独立不能沟通，因而使现代性的社会不能为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建中立极”，即不能为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建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本源，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在本源上将无意义无价值，人类生活将陷入荒唐。现代社会只有“分殊”而无“理一”，导致了“价值多元”，“价值多元”又必然导致“价值相对”（即墨子所说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没有一个统一普遍的价值“中”和“极”），而“价值相对”又必然会导致“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如果得不到解决又必然导致“价值虚无”，整个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不再有人类共同认同遵守的统一价值，人类的生活将不再可能（因为人类生活必须有统一价值才能维系）。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所谓“现代性”只有“分殊”而无“理一”，所以，儒学“建中立极，理一分殊”的思想对解决“现代性”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虚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在今天发扬光大。

（六）内圣外王，止于至善 ── 前面解释夏大校训时讲到了“止于至善”，但所讲的角度不一样，这里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内圣外王，止于至善” 是儒学所推崇的人格理想，“内圣”是指个体生命上达天德，体认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外王”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成就了“博施广济”的事功，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按照 王阳明 先生对《大学》思想的解释，“内圣”就是“明明德”，“外王”就是“亲民”，“内圣外王合一”就是“止于至善”（达到最高的善）。阳明 先生认为佛道两家人物只有“内圣”而无“外王”，即佛家只追求自己生命的涅盘无生，道家只追求自己生命的长生久视（梁漱溟 先生言佛家怕生，道家怕死，儒家不怕生也不怕死，要看怎样生怎样死。），都不关心家国天下的治理与现世世界的福利；而法家、纵横家虽关心家国天下的治理与现世世界的福利，似乎合乎“外王”的要求，但人品甚低，人格卑污，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没有体认，在为人做事中往往违背人类的普遍道德，所以，法家、纵横家达不到“内圣”的要求。从中国历史来看，只有儒家的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既体认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而成就了高尚的道德人格，又建立了“博施广济”的事功为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福利，即做到了“内圣外王”合一。所以，古代圣王“内圣外王”的人格典范历来都是中国人追求效法的榜样，是中国人最高最完满的人格理想。不管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内圣外王”仍然是中国人最高的人格理想。达到了“内圣外王”就是“古今完人”，就实现了“兼三不朽”的永恒生命（“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做到了其中一项就足以使生命达到永恒，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其中立德是内圣，立功立言是外王）。王阳明 先生是效法古代圣王做到了“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古今完人”，现今龙场阳明洞阳明祠堂有块“兼三不朽”匾，做其中一项就可以不朽，阳明 先生三项都同时做到了，所以说 阳明 先生是“古今完人”。所以，圣王虽往，只要我们努力，“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人格理想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七）不求来世，当下圆成 ── 儒学有很强的宗教性，宗教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西方宗教学家蒂利希所说的“终极关怀”以及“终极福报”，即关怀人类宇宙的最高价值本源和个体生命的超越神圣意义以及生命最终的完善和回报。但是，儒学的这一“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与其它宗教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不同，具有当世性，即在人活着的当世来解决人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问题，而不像基督教、佛教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具有来世性，“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都放在来世解决，如基督教的拯救与做义人放在末世审判上帝之国来临时解决，佛教的出离（出离生死苦海）与改变生命的物质形态（天、人、畜生、饿鬼等）放在来世灵魂不死的六道轮回中解决。但是，在儒学的宗教观中人没有来世，人只有当世，所以人的生命的完善、生命意义的获得、人通过道德努力而得到的回报（福报），都在当世解决。所以，儒学的宗教关怀不求来世，而是在每日每时的当下生活中追求并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当下生活中达到生命的完善和回报（实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就是回报、福报，就是“圆成”）。

这一问题涉及到宗教学上讲的“德福不一致”问题：有德未必有福，有福未必有德，而“德福不一致”会造成人心灵深度的焦虑不安，人无法在心灵深度焦虑不安中生活。怎么办呢？基督教通过灵魂不死的末世审判、佛教通过灵魂不死的因果报应把“德”“福”回报的时间拉长来解决，即通过灵魂来世的回报实现“福德一致”，化解心灵的不安与焦虑。而儒学不把“德”与“福”分开，而是把“福”纳入“德”中来解决“德福不一致”问题。因为儒学认为人没有来世，就不会有来世的“福”，人的“福”就在当世，就存在于当世的“德”中，所以儒学认为“德”就是“福”，“福”就是“德”。比如，颜子是孔门德行第一，但早死，表面看有德无福，“德福不一致”，但颜子因德行第一“优入圣域”，成了圣人（复圣），进入孔庙配祀孔子，得到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祀奉，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这样，颜子没有通过来世达到生命永生，而是在今世因为道德的修养得到“配祀”孔子的福报而达到了生命永生，即道德生命的永生。儒家讲“三不朽”，只要在今世达到一项就永生不朽，不需要等到来世，当世就可以达到永生。所以，儒家的生命追求是“不求来世，当下圆成”，“圆成”就是生命获得了终极的意义与完满的价值，在今世达到了永生。

（八）历史末济，现世拯救 ── 《易经》的最后一卦是“未济”，代表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这种儒学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永远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与机会，而不像基督教的历史观是“有济”的历史观，即整个人类历史是上帝的计划与安排，有一个创世纪的开始到最后上帝之国来临，然后人类历史终结。正因为儒学认为历史不会终结，儒学认为对人类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拯救就在现世的历史之中来进行，而不是在历史之外的彼岸世界来进行。这样，人类历史向好的方面发展还是向坏的方面陷落，完全取决于人类的行为，即人类选择了善的行为，历史就有好的结果；人类选择了恶的行为，历史就有坏的结果。拯救历史的希望就寄托在人类现世的行为上。所以，儒学肯定人类在历史中有希望，不是在历史外有希望，这就是我常说的儒学肯定历史中有“向上一几”。而历史中的这“一几”（可能性）完全取决于人类行为的善恶，人类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所以，儒学认为人类只有努力改善今世的道德状态，才能创造出人类美善的历史与未来。而西方文化注重“来世拯救”或者说“彼岸拯救”，不承认历史中有“向上一几”，所以西方人认为社会不可能道德（尼布尔），历史的动力是恶（人类私利、阶级斗争等），是恶推动了历史发展。但儒学认为历史中有善，社会是可能道德的，善与道德自古以来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历史之中是有希望的，关键在于人类选择了什么样的行为。

（九）保合太和，世界大同 ── 儒学的最高理想就是天地宇宙的“太和”与人类世界的“大同”，“太和”就是最大的和谐，“大同”也是最大的和谐。但是，“太和”“大同”不是铁板一块的齐一（一模一样完全相同），而是在承认事物差别不同的基础上达到的和谐。《易经》说的“各正性命”又“保合太和”，《春秋经》说的“多元中的一统”，就是这种大和谐。和谐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一个充满冲突、矛盾、争斗、对抗的宇宙与世界是人类不堪居住的宇宙与世界，而且，也是一个注定要崩溃的宇宙与世界。因此，追求和谐不只是儒学的理想，也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具体说来，追求天地宇宙的和谐（“太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今天生态学、环保学的最高理想，所以儒学中具有深厚的生态学、环保学资源，今天应该吸取。此外，追求人类世界的和谐（“大同”），就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也就是《春秋经》所说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社会，“士君子之行”是符合道德的善行，有了符合道德的善行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世界。

人类还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人是一种希望的存在，没有希望人类的存在与历史将无意义，没有希望的生活是人类痛苦不堪的生活，所以人类注定要在历史中追求希望，实现理想。而反观动物，动物则是按自身的自然规律生活，不会追求希望，也不会去实现理想。所以，追求“太和”“大同”就是追求希望，儒学“太和”“大同”的理想为人类提供了希望，因而儒学就是为人类提供希望的学说，这是儒学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当今极端世俗化没有理想的社会，在冷战结束后乌托邦希望消亡的时代，人们麻痹在眼前短暂的物质欲望中丧失了生命的激情与意义的追求，不再有希望和理想。因此，儒学追求“太和”“大同”的希望，将激发起人们的生命激情与道德理想，将赋予人们平庸的现实生活以超越神圣的意义与价值。所以，“保合太和，世界大同”既是儒学的重要特征，又是儒学改造世界的重大功能。

（十）自力立教，良知希望 ── 按照中国人的划分，对人类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方式，一种叫他力教，一种叫自力教。他力教是通过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如基督教通过上帝的拯救、佛教净土宗通过佛的愿力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自力教则是通过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如佛教禅宗通过明心见性的觉悟、儒家心性之学通过心性的修养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儒学的历史观中没有上帝的拯救，也不靠佛的愿力，不主张通过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主张通过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儒学不属他力教，而属自力教。那么，人靠什么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呢？靠人的良知。照 王阳明 先生的说法，良知就是天道天理，就是人的心性本体，就是人的明师天则，就是人的道德本源。人类一切为善去恶的行为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人有良知，良知能够使人知是知非，推动人类去过“为善去恶”的道德的生活。虽然在现实中人的良知有时会被私欲障蔽，使人的良知不能呈现而做出不善的行为，就像有时乌云会遮蔽太阳使太阳的光芒不能照射出来一样。但是，私欲只能暂时障蔽良知，如乌云只能暂时遮蔽太阳，一旦云开雾散，良知冲破私欲的障蔽，人类行为又会由良知作主，人又会按照道德的本性生活。那么，良知靠什么冲破私欲的障蔽呢？良知冲破私欲的障蔽不靠良知之外的力量，按照 阳明 先生的说法靠良知自身，靠“良知的自我振动”，“良知的自我觉醒”，即靠良知自身的力量来冲破私欲，来呈现良知。所以儒家的良知学说是典型的自力教。因此，由于儒学中没有上帝拯救的他力教，人类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历史的善恶完全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而不寄托在任何外在的力量上。儒家相信，良知障弊，人类就会出现恶的历史；良知呈现，人类就会出现善的历史。所以我们说，没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良知才是拯救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

三、儒学在解决当今中国问题上的功用

儒学不仅具有高深超越的学理，同时又是入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功用，所以历史上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用称为“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用表现在儒学成功地解决中国人的生命、社会、政治诸多问题上。在今天，中国人在生命、社会、政治诸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儒学才能解决。下面，就从几个最主要的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通过儒学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

中国人的生命现状：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化衰微，出现了 梁漱溟 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调失”现象，即中国的老文化崩溃，新文化又没有建成，中国处在文化真空的状态。这种“文化真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具体表现在中国人的个体生命上就是我常说的“十亿中国灵魂在飘荡”，中国人的心灵缺乏安顿，没有归宿；中国人的生命缺乏价值，没有意义。我们知道，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人的生命，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过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穆斯林的生命是通过伊斯兰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而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是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但是，百年来中国文化崩溃，中国人的生命不能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因为儒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集中体现了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历史上的中国人把儒学称为“身心性命之学”与“安身立命之学”，用今天来话说就是解决人生信仰、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之学，儒学中所说的“达天德，立人极，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三不朽、返心复性致良知”等，都是通过儒学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生命。所以，要解决今天中国人生命无处安顿飘荡无归的状况，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中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

（二）通过儒学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

前面已讲到，人类的社会道德从来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中存在并体现的。由于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崩溃，更由于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学——式微，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开始崩溃，人们已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前面说的“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我常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就是指的这种局面。中国古代也有因为政治、社会、战乱等原因出现过道德崩溃的状况，但是当时中国文化与儒学并没有崩溃，儒学体现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人心中还存在，只是有道德标准做不到，而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与儒学崩溃，儒学体现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人心中已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经没有道德标准了！中国人已不知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了。

在这种中国文化与儒学崩溃、中国人心中已没有道德标准的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灵又受到五十多年来政治权力的腐蚀与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金钱财富的腐蚀，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面临崩溃，已经降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状态。在今日中国，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听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溃的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 文假 博士假医疗器械，还有医生收红包、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员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屡禁不止，豆腐渣工程年年出现，从村官开始搞假政绩一层骗一层骗到国务院，并且村官选举也搞贿选，以及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的士座位上铁栏铁闸，住房几层铁门又加防盗网，出门提心吊胆怕被抢，一点小问题就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盗亦无道抢劫财物后常恶意杀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收效甚微，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面临崩溃，中国处在一个完全靠利益驱动的无道德的社会。

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只有复兴儒学，因为我们前面已说到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道德首出，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正是儒学的实践目标。比如儒学中的“五常”就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过时，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五常”。举例来说，“诚信”是现在中国最缺乏的道德，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虚假盛行，就是缺乏“诚信”。现在在生意场中钱不到不发货，货不到不给线，互不信任，交易成本增大，“诚信”完全丧失。现在中国有了法律也不遵守，法律形同虚设。（孙中山 先生讲百年前南洋华人做生意全靠诚信不靠法律，常不签合同，一个招呼口信就发货付钱。）因此，要在今天恢复“诚信”道德，就要恢复儒学的权威，用儒学的道德来教育中国人，包括教育中国的儿童和成人，让中国人认识到儒家道德就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这种“伦常日用之道”是克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总之，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的指导下发起一场振兴中国社会道德的运动，才能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才能克服中国社会道德面临崩溃的危机，从而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民族，使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使中国人真正不愧为尧舜孔孟的后代，使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的美名。

（三）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时间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都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以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旧”，最后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从而成了一个没有民族文化自我的民族、没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不能够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民族。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民族，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民族，一个民族内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由于中华民族丧失了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缺乏确定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自我同其他民族交往，不能以确定的民族文化身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也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生民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样，重塑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努力就成了复兴儒学的努力，复兴儒学就成了重塑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当务之急。

（四）通过儒学重建中国人的希望

前面说过，儒学是希望的学说，儒学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意义，获得了动力。但是，近百年来，由于中国人自己打倒了儒学，儒学不能再给中国人提供希望，中国人抛弃儒学转向西方的学说寻找希望，把中国人的希望建立在西方的学说上。然而，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消亡，中国人才恍然觉悟，西方的学说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痛苦中。由于在现实中中国人没有希望，为了解脱心中没有希望产生的痛苦，中国人开始通过无休止地拼命追求权力、财富、虚荣来麻痹自己。但是由于人是希望的存在，没有希望人不能生存，权力、财富、虚荣并不能真正麻痹中国人，中国人现在仍陷入在深深的痛苦与惶惑中，中国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希望没有理想的社会。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因为儒学就是希望之学，儒学能够给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指明理想，即提供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指明王道德治的理想。儒学提供的希望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解除中国人因丧失希望与理想产生的痛苦，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马克思·韦伯说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化铁笼笼罩的世界，因而是没有希望与理想的世界，儒学的希望与理想就是要打破这个理性化的铁笼，为生活在理性化铁笼中的人带来信念与热情，提供希望与理想。中国人现在已经卷入到现代性世界的理性化铁笼中，儒学理应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与理想。

（五）通过儒学重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

前面已讲，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政道”问题，解决的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问题，是实现政治稳定与执政能力的根本。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就可以把统治变成权利服从变成义务，实现中国人所说的“长治久安”，就不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学赋予的。儒学在古代又称“王官学”，其基本功能是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自愿服从，政治就稳定；不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不服从，政治就不稳定。所以“王官学”是支持某一政治秩序同时又批判这一政治秩序的标准，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有批判的功能。具体说来，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标准。前面谈到，“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则合法性就要打折扣。虽然历史中现实的政治秩序未必都符合这三重合法性，但王道政治所包含的三重合法性确实为人类政治提供了一个最周全最完满的评判标准。

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学习西方，在政治领域不断西化，具体表现在政治合法性上抛弃了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传统，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一重合法性的传统。在中国近代，不管中国人接受的是欧美的资本主义民主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民主，合法性都是一重的，即都是建立在民意独大基础上的。由于西方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了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导致了政治的世俗化、私利化、平面化、庸俗化、非生态化与非历史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的问题。（这一问题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论，有兴趣者可看我的有关文章。）就中国的现实政治来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很脆弱，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民意合法性中一个很小的方面，即经济增长的方面。（民意合法性的内容很多，除经济增长外，还包括政治公正、吏治清明、社会公平以及社会道德状况、人权状况、自由状况等）可以说，中国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合法性。由于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而经济又不可能永远增长，再加上中国政治以西方民主作为合法性的唯一解决途径，排斥了中国儒学中王道政治所提供的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使中国政治得不到超越神圣价值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持，一旦经济增长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统治秩序就可能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治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深陷入合法性危机的恐惧焦虑之中的原因。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用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来为当今的中国政治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时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来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的标准。具体说来，儒学为当今中国政治提供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用这三重合法性作为三足来鼎立支撑中国的政治，使中国的政治既符合超越神圣的价值又长期和谐稳定，同时又用这三重合法性来评判中国的政治，避免中国政治违背这三重合法性而出现合法性危机。这样，中国的政治才能够得到天道、历史与民意的广泛支持，就算民意合法性中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但其它合法性仍在稳定地支撑着中国政治，不会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不会导致中国政治秩序的全盘崩溃。因此，只有复兴儒学，通过儒学来重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克服中国政治因合法性危机产生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从而才能使中国的政治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我的朋友 张祥平先生说：“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六）通过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古代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而中国政治制度的理想是儒学推崇的王道政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体现。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而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这样，中国政治制度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变质，即变成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的政治制度（不管是欧美式的政治制度还是苏俄式的政治制度，都是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的政治制度）。这种文化的歧出变质在中国古代叫“以夷变夏”，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被“以夷变夏”。“以夷变夏”的直接后果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暗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即中国在以文明为单位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在传统上中国不是欧美文明，不是伊斯兰文明，而现在被“以夷变夏”完全西化，又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丧失了文明自性，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自我，确立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无所适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表，表描绘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这最能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丧失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成了一个不知道自己文明属性与文化方向的国家。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前面已言，“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仅在合法性内容上优于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时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为王道政治产生于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圣王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最典型形态。因此，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既吸收了西方民主正面价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因此，我们要用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才能寻回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不再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从而才能改写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所引人类文明谱系表对中国文明现状打的“？”，在这个打“？”的地方明确写上“中国文明”。要做到这些，只有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七）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际生存环境，即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支配主宰世界的时代。不讲道德、掠夺别国财富、瓜分全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盛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侵略的巨大压力，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我们的国歌歌词最典型地表达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最强音。而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科学技术以及西方的政法制度、财经制度、工业制度等一切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因为中国富强就可以避免中国挨西方打，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不道德的又是最现实的一条血淋淋的铁律。在这种背景下，追求国家富强就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具体方法就是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只有走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不挨打。但是，按照中国的文化观，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古代圣人所反对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也是一种不道德的强盗文化、霸道文化，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历代圣贤义理之学上的圣贤文化、君子文化。所以，中国百年来追求洋务富强的知识分子如张之洞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体”上（精神价值上）崇尚道德，优于西方文化，本不用学西方文化，但西方列强已打到你家门口了，中国已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威胁，所以在“用”上（器物层面上）不得已为了救亡图存要去学西方文化，即去学使西方富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中产生的，而是被不道德的外部力量逼出来的。中国人本不想放弃圣贤文化、君子文化走现代化的路，但迫于救亡压力非常不情愿地被推上了现代化的路。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中文大学 金躍基 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只具有底线公正的意义，即只具有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意义，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学习的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追求强力霸道以力服人，是没有更高道德的小人文化，说得严重点是违背人类基本道德的强盗文化。因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是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是纯粹追求物质力量的现代化，而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国内，现代化腐蚀国人的精神道德，因为现代化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本身就是对人性和民族精神最大的腐蚀力量，罗马帝国的衰亡就产生于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占有而腐蚀了罗马人心，明帝国的灭亡就产生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全民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安逸（即郑板桥《道情》所说“虎距龙盘，尽消磨燕子春灯”）。二是在国外，如果现代化没有道德基础，当中国国力强大到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说话资格和影响力时，中国肯定会称霸；中国现在说自己将来不称霸，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称霸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在走的路，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有力量就称霸”的规则，不可能按照这个称霸的规则做事又不称霸，就如同接受足球比赛的规则参加球赛又声明比赛不是为了进球一样。现在中国人按西方人确立的现代化规则走现代化的路，这二十多来年来玩他们制定的规则比一百年前玩得好了，西方人就紧张了，“中国威胁论”就出笼了，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比他们玩得好他们能不紧张吗？他们看到中国人玩他们规则必然会按这一规则的逻辑行事，所以他们是实话实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规则是不道德的规则，是有力量必然称霸的规则。中国开始有点力量了，他们自然感到威胁了。这就是因为中国接受的西方现代化规则是国际关系中不道德的规则。

那么，怎么办呢？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主宰世界的状况不会改变，因而中国还必须走现代化的路。但是，现代化的路又是一条不道德的路。到底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以道德为首出，最重道德。儒学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与文化自性其实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因此，只有用儒学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来指导、规范或者说提升中国的现代化，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偏离道德的方向，才不会变为腐蚀人性和败坏民族精神的负面力量，才不会因为最终国力强大而称霸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又保持人的道德精神，中国的现代化就会从以前追求底线公正的消极力量变成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积极力量。因为儒学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以德服人”，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天下”，这就是儒学的伟大怀抱 ── “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以儒学道德精神指导的中国现代化就担负了改变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与道德使命，为最终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奠定了道德的基础。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基因，改变西方现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体落在了儒学的身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复兴儒学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复兴儒学也具备了全人类的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结 语

以上我们讲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以及儒学在解决当今中国问题上的功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博大精深的价值内涵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深远功用。因此，当今中国在文化上的当务之急就成了复兴儒学与弘扬儒学问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在此，我谨与在座的同学 和 老师们共勉。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徐国栋 教授： 我觉得这场报告的信息量非常大，很精彩。对我个人来讲，我对厦门大学的校训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要求很高，要把个人的事业融入到社会事业中去为社会做贡献。我觉得我们很多厦大的校友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理想，尤其表现为对母校的热爱和回报。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向蒋 先生表示感谢。（热烈掌声）

（本文前后部分由孙洪伟、洪丽纯、陈文斌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主讲人阅过。）

第二篇：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

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课程前言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儒学与当代中国”。汉代以来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展似乎出现了某种中断，而宋明理学被看做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复兴，那么先秦儒学为什么会在宋明时期出现复兴呢？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有哪样的内在的联系？从北宋一直到前清，理学何以能在这七百年间中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的主导形态？当儒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不断挑战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又呈现出何种特色和精神气质？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也遇到了社会价值重建的课题，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他来为我们解读《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宋明理学概说》。

解说：陈来，现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史家。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领先水平。现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朱子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朱熹研究会会长、冯友兰研究会会长。

田桐：那我们今天大的话题是儒学了，但是也像我刚才开场白里说到的，这种先秦儒学为什么会在汉代以后会有一点点的或者说大部分的空白或者是中断的时期？这个原因是什么？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其实严格来讲还不能说整体上都是中断的，因为从汉代以后儒学也还在发展，但是如果从宋代理学的角度来看，认为从汉朝以后到唐代这一段时间，有一个东西中断了，就是它的这个内圣之学的传统比较强调价值，强调人格，强调修养这样一个传统中断了，就变成比较注重文献、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代的理学就致力于把在汉代以后中断的这么一种传统，儒学的内在传统把它接续起来。

如果你说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段？我想它的理由是有好几种，一个比如说汉代为什么经学发展，因为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而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到魏晋时代，魏晋时代因为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信道家，甚至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所以这时候儒学的发展就相对来讲不是很兴旺。

那么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说这个时代，就是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所以要从原因来讲这些应该也是一个原因。

田桐：那也就是说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根据时代的不断变迁进行不断地演变的，那么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的这样的长长的历程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陈来：宋明理学的这个阶段就是宋代以后的阶段，如果我们要全面地来讲就是宋、元、明、清这个时代，整个这个时代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就是宋明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历史，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宋明理学这样一个儒学的新形态？那正像你刚才说的，它是因为宋明理学跟这个时代的新的发展的变化的要求能够适应。

田桐：那宋明理学它的这样一个时代适应之后的产物，它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 陈来：宋明理学应该说就是以“天理”为中心观念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实践，如果简单的定义的话，是这样就是说它一方面它是学术，也是思想，也是话语，也包含着实践，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思想文化体系，那么其中它有一些关于学术传承方面的内容，也有思想提出一些新的思想。那么当然它也广泛涉及到很多文化，那么特别它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一套话语，所以这是在宋代开始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这是我们简单说起来是这样一个。

那么另外如果从学术史的意义来讲，我们说宋明理学它是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到宋代以后的一个主导的学术形态，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的文化思想的内容，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一种比较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这个宋明理学就是宋代以后历经元、明到清，占据将近七百多年历史，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这样一个学术形态。

田桐：好的，那更多内容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陈院长演讲的题目是《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宋明理学概说》，有请。

一、宋明理学的概念

陈来：宋明理学呢它也称道学，宋明道学，就是传承圣人之道的学问。这个道学的概念应该说在宋代也有一定的争论，这争论就是到南宋这个道学开始慢慢分化，在分化，因此其

中有些理学家就不主张一定要用这个道学的概念，就倾向于更普遍地用理学这个概念。

理的概念至少有四种，分析来看第一个就是天道。天道主要讲的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那么第二个就是性理，除了天道以外理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性理，所谓性理是指的人的道德本质，就每个人都有人性，人性就是你的本质，所谓性理就是把理作为你的人性的本质，那这是性理的概念。第三个当然是更普遍用的一个概念就是物理，今天我们从中学开始就学物理，这个物理的概念应该说直接来自于宋明理学，因为宋明理学很强调物理，物理就是事事物物中所存在的那些事物的本质、规律，那么这就是物理。最后就是意理，意理就是指社会和人生的道德的原则、道德的法则。那么这四个方面这个天道、性理、物理、意理，它是统一的，统一在天理这个概念。

二、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是要把宋明理学的发生发展的一个简要的过程，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从中大家可以了解宋明理学的具体内容。

（一）宋明理学的先驱

1、韩愈

那么第一点我们想讲讲关于宋明理学的先驱，那宋明理学的先驱我们是从唐代中期开始的，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韩愈，韩愈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个时期呢“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所以韩愈就很焦虑，因此韩愈他写了著名的《原道》，《原道》就列举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体系的所有特征，然后说佛教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他就非常表扬孟子，因为他认为孟子是跟儒学的异端能够坚决斗争的一个典范。所以韩愈应该说在这个时期他是发出了振兴儒学，复兴儒学的先声。

2、范仲淹

那么关于宋明理学的先驱我们第二个要提出来的是范仲淹，这到了宋代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这样的精神引领时代的道德风气的那种人格的体现，应该说是直接促进了道学的兴起。

（二）宋明理学的发端

1、周敦颐

那么第二点，我们就讲宋明理学的发端，第一个我们讲周敦颐，他是理学的创建人，二

程兄弟的老师，他在思想上深深地引导了二程的思想发展的方向。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孔颜乐处”，《论语》里面讲这个颜子在贫困中他能保持他的精神的快乐，而孔子也是，他是“乐以忘忧”，就说这个孔子和颜子他乐在什么地方？“孔颜乐处”所代表的，是跟这个科举时代流行的这个功利主义的那种发展所不相同的一种人格的理想，人生的理想。二程后来他（们）能够向着理学的建立发展，寻“孔颜乐处”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点。

那么跟这点有关就是因为周敦颐他写了两部著作很有名。有一部就叫《通书》，这《通书》里边就讲，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颜子就是颜回刚才我们讲颜回，就公开提出了要“学颜子之所学”，那“颜子之所学”是个什么学问？就是一个圣贤之学，不是要仅仅成为一个科举的成功者，是要自己成为成圣成贤的理想的一个实现者，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周敦颐确实他是能够呼应这个时代的一种需求。

其次就是在除了这个《通书》以外，它另外一本书叫做《太极图说》。这个《太极图说》一上来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等讲一套，最后讲的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就是这一篇作品是从太极讲到人极。

那么这个作品应该说我们看它是按照《周易》的《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个思想发展出来的一个宇宙图式，那么最重要的是说它从太极到人极，太极就是宇宙的根源，人极就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准则。讲了这一套道理是最后要确立人极的根本立点，那么这个人极当然就是儒家价值体系的一个代表，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说周敦颐他还是确实有先导之功。

2、张载

那么理学的发端我们第二个讲是张载，那么张载他跟周敦颐，他有一个作为理学发端的共同性，共同性就是他要建立一个宇宙论来抗衡佛教，抗衡道教，他建立了一个太虚即气的宇宙论，就是为了跟佛教、道教的这种虚无的，虚空的这种宇宙观、世界观相抗衡，所以他具有理学的发端的这个意义。

那么其次更重要的就是在精神，在境界，在人生方面他也同样在这个时代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来引领。张载后来他讲了四句话，冯友兰先生曾经把它叫做“横渠四句”，因为他的号是横渠先生。那冯先生就把它叫做“横渠四句”，这很多大家都知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说这四句不简单。这四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讲，它就表达了儒学复兴的一个崇高的精神理想，你说这个儒学复兴的运动用什么样 4 的一个理念和精神来表达呢？就是这四句话，就是这“横渠四句”，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我们说周敦颐、张载他们的确是发挥了在理学发端这个时代，他们应有的这个作用。

解说：宋明理学是一套以“天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实践，韩愈和范仲淹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直接促进了儒学的复兴和道学的兴起。而周敦颐和张载则作为宋明理学的发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宋明理学的建立

陈来：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来讲（宋明）理学的建立，理学的建立我们主要就讲程颢、程颐两兄弟，因为我们在讲中国学术史，讲中国理学史都承认这个二程是理学真正的创立者，不是仅仅提出了一些理念，指出一些方向，而是构建了这个体系，那么构建这个体系当然了这个体系本身也对他的这个精神有所发挥，不是仅仅是一些具体的理学的建构，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发挥。

刚才我们讲两兄弟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授学于周敦颐，周敦颐就让他们寻“孔颜乐处”，对他们影响很大，就“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据程颢就是老大他讲，他后来又去跟周敦颐学过，没说是哪一年又去过，然后说什么呢？说“自再见周茂叔（后）”，自再次见他跟他学习回来，说“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吾与点也这个就是《论语》里边的故事，就是孔子非常赞成曾点，那种人生的理想，就是当然当官为民也是好的人生理想，但是曾点就是说不喜欢当官，就喜欢一种自由的没有功利的一种生活，春天带几个童子到郊野，沐浴着春风，朗诵着诗，向往这样的生活，那么孔子当时就是肯定他这种精神，所以从“孔颜乐处”到“吾与点也”，你看当然中间有“慨然有求道之志”，这个过程你看他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这种引导。

那么这种引导我想就使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儒学的发展和解释，那么如果从精神境界上来讲，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新仁学的境界，“仁”是仁义礼智的“仁”，我们知道孔子是提出了仁学，《论语》里边讲了一百多个“仁”写，但是到了程颢这里面，他对这个“仁”字做了发展，就是吸收了这个周敦颐对他的影响，那么吸收了张载那种民胞物与的那种理想，提出了仁，什么是仁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出这样一个对仁的理解和仁者的理想，应该说我们刚才讲的“孔颜乐处”，“横渠四句”包括这个“仁学境界”它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了这个整个宋明理学它的精神方向才能确立起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开始要讲这个理学的体系建构，这一套体系话语怎么建构起来？这个二程应该说他（们）是作为创立者是建立了最基本的功劳。那么首先就是程颢就讲 5

了，他活着的时候讲了说“天者，理也”，就是经书里边尤其是《尚书》和《诗经》里边讲的“天”，很多都是讲的上帝，就是古代最高的神、上帝，但是到程颢这个地方有坚决的一个理性主义的诠释，一个新的诠释，就是天不是神，天代表的是一个最广大的最普遍的法则，这就叫天理、天道，就是讲“天者理也”，把这个儒学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概念把它做了理性化的解释。这样就奠定了整个理学它的思想话语体系的那个最重要的点，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天者理也”这四个字，这就是理学之所以为理学的这个建构，就都是从这儿开始，这是我们讲这个程颢。

那么讲程颐，程颐应该说他跟他哥哥是一起跟这个老师这样学的，那么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入太学，当时这个太学的老师就出了个题目，就是“颜子所好何学论”，就是我们刚讲的孔门的颜回，他好的是什么学？那么这个问题就跟周敦颐在四年前问他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乐何处”是一样的问题，他答的这个答卷太学的主管一看，大惊，觉得这个卷子答得太好了，说你不要当学生，你来参加我们这个太学的教学吧，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了什么？就是重视颜子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呼声，一种要求。

所以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都朝向这个方向来用力，来引导这些青年学生思想上向什么地方发展，发展什么？就要了解这个“颜子所乐何事”，“颜子所好何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的确他是受惠于周敦颐不小，因此他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开始在周敦颐这个方向上往前发展，怎么发展呢？就是两个人明确提出道学这两个字。那么对于道学来讲，他的哥哥提出了一个贡献，就是“天者，理也”，那么这个老弟做了什么贡献？贡献也很突出，他讲“性即理也”，一个是说这个价值就是我们最普遍的宇宙法则，一个说这些道德原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人性，所以从这点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学上的贡献还是相当大的。

（四）宋明理学的发展

1、朱熹

现在我们讲第四个问题就是（宋明）理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发展主要是讲这个朱熹和陆王。朱熹他是代表宋代理学的一个集成，集大成的总结。那么如果说前面我们讲说二程从天即理，“天者，理也”，然后“性即理也”，这样子来建构这个体系，那朱熹对这个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主要就是“格物穷理”，就不再讨论天道观或者人性论，而讨论知识论，当然这个格物穷理不仅仅是知识，也包括着道德的建立。

因为朱熹解释这个格物穷理他对格物的解释就是即物穷理，就是不要离开这个具体事物，要到具体事物上去研究它的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和实践的方向。

那么另外他对整个理学的体系还有一些发展，比如说他就发展了理气论，就认为整个这个世界是由理和气组成的，气是我们欲望的根源，理是我们道德意识的根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就阐发了这个道心，人心的观念，他认为道心就是我们的道德理念，道德意识，这是根源于那个“天理”，同时我们人又有人心，人心就是我们自然的欲望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呢？使从气来的，气不仅是天地之间的材料，也是我们身体构成的基本的材料，我们的欲望都是从这儿产生的。那道心、人心什么关系，就是要用道心主宰人心，领导人心，这才能够变成一个君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儒学的士大夫。所以道心、人心的观念应该说同样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理学家在儒学复兴和价值重建中，针对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实践所提出的一些方法，和实践的具体的方向，那么这个是朱熹的我们讲朱熹我们就大体上讲他这几个贡献。

解说：北宋的二程提出天者理也、性即理也，基本建构了宋明理学这个体系，而南宋的朱熹提出格物穷理，并发展的理气论，代表了宋代理学的一个集大成的总结，而宋明理学在这时也分化为两支，一支叫理学，一支叫心学。

陈来：这分化出来的这个理学是一个狭义的理学，跟我们讲那个宋明理学那个大理学不是同样一个概念，是它的一个分支，那么分化出的这个理学的代表就是朱熹，朱熹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强调理，强调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天者理也，性即理也，格物穷理，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发展，这个就是一个理学。

2、陆九渊

可是在南宋的时候这个理学就分化了，分化出阐述了另外一支这个就是在朱熹同时时代有一位学者叫陆九渊，那么他就发展了这个心学，宋明理学的心学这一派，因为朱熹讲格物穷理，具体的实践，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就是要多读书，那么陆九渊就反对这个，他说这个理不是从读书得来的，所以他反这个，它从哪来的？它要用发明本心的办法，要用发明本心，不是要用读书格物穷理，而是要发明本心。

因此他就提出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跟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命题有同样的重要性，就是“心即理也”，除了发明本心以外，他就提出叫“六经注我”，当时有一个学生说先生何不著书？说你看朱熹都是著书，注解古代的经书，先生何不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何注六经”，就是六经就是我的本心的注解，我还要注六经干什么，那么这样一来他强调“六经注我”这样他对经典，人对经典的态度就有一个大的转变，就不提倡对经典的这种学习、领会，而强调对本心的这种方面，所以这派就叫做心学。

3、王守仁

那么这派心学到了明代就大大发展了，到了明代中期，明代前期还是朱子学，但是明代中期就出现了一个大思想家叫做王守仁，王守仁因为他的号是阳明，所以平常我们也叫王阳明，那么他就继承发展了这个陆九渊的思想的路数，就更完整地建立起来心学的体系。但是王阳明不是一开始就走上的陆九渊的道路的，他一开始是非常循规蹈矩的，按照朱熹的路数来格物穷理的，因此他十一岁的时候他家里的私塾老师问他，就看他的理想怎么样，说你说什么是人生第一等的重要的要事？他问老师，你说是什么？老师说那就是中科举，因为他的父亲是状元，说你看你父亲状元，是用这个来激励他，你也一定要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就像你父亲一样做状元，他认为不是，他是要成为圣贤，要成为圣贤才是第一等的事，所以他从小已经有这样一个向理学发展的基础。

那么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读了朱熹的书，他要按照朱熹所讲的路子去格物穷理，变成圣人，就约一个朋友，说朱夫子讲了，说我们要格物穷理，说我们家前面有一个亭子，亭子前面有一抹翠竹，说咱俩去试试，说你先去，他那个朋友先去，就对着那个竹子就在那儿坐，坐着在那儿格，格了三天就病倒了，也没格出来，什么东西也没有格出来，他说看来你不行，说我来，我来，结果坐了七天，还是没有格出来还是病倒了，然后说这个圣人可能做不成了，以后他不断学习，但是始终就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进入这个圣人境界的一个路径。

那么到了三十七岁，这又过了十几年了，他上书批评（宦官）刘瑾，所以就被贬官到贵州的龙场，就是贵阳附近的修文县。龙场这个地方很小的地方，当时周围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也不通，那么到那就生活非常苦，然后他在非常困苦的生活里边，在那他就每天晚上静坐，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坐到夜里的时候，他突然就跳起来了，就大悟了，历史上叫做龙场悟道，他悟到什么了？他就悟到说格物穷理，这理在什么地方？理不在竹子上，也不在事事物物上面，理在哪儿？理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就说这个理不在外物，就强化了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陆九渊不是发明了一条吗叫“心即理也”，他把它更强化，“心外无理”，心外没有理，“心外无物”，变成一个彻底的心学。

以后他就继续发明他的思想，他不仅仅讲这个，特别他很重视知行的问题，这也是理学体系里面重要的问题，他就强调知行合一，那么晚年他把这个知行合一有所改变，有所发展，就提出了叫致良知，致良知就是充分地把你的良知扩大，发挥出来，付诸到实践，所以这个就是王阳明的对心学他的一个发展。

（五）总结

所以以上我们讲了四点来展开这个历史，就是宋明理学的先驱，宋明理学的发端，宋明理学的建立，宋明理学的发展，应该说我们就通过这四点就把这个理学的建构它的内容做了一个基本的交代。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讨论，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如果我们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它是突出四书和《近思录》里边的那些概念，形成一套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求人把它诉诸于实践，这是它的基本特征。那如果我们从形式来讲，就是说它对古典的儒学做了本体论的论证，它对古典的儒学做了新的人性论的论证，它对古典儒学所没有展开的道德论做了新的展开，最后它对古典儒学没有完全展开的工夫论做了全面的这种细化和深入。所以我们要讲宋明理学这个基本的特征，应该可以讲到这么几点。

三、宋明理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下就是宋明理学跟佛教的关系，和道教的关系，就是宋明理学我们习惯上都讲特别强调它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吸收、融合，这个讲法其实不太全面，我想到宋代的这个时候它对于佛教来讲，不是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外来的文化，因为佛教在这个时期它从后汉进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五代的发展，那么以禅宗为典范，已经充分地中国化了，那么虽然对于儒学来讲它是他者，但是这个他者不一定是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他者，所以我想佛教、道教对于宋明理学的意义不能仅仅说它是一个外来文化，但是它的确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对立面的他者，就是宋明理学已经充分意识到佛教和道教对它的挑战，因此它面对这个他者，来吸取它们有益的成分，至少把它作为一个有益的对照，来发展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使自己所重建的这个体系能够成为这些他者的替代物，能够重新占据这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好，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

四、现场提问

田桐：非常感谢陈院长给我们带来的从四个方面来给我们阐述这个宋明理学的一个概说，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一些问题想和您进行交流和沟通。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那个儒学的复兴和价值的重建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特别是当下的制度下，很多人觉得就两者从来没有真正地知行一体（地）践行过，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儒学真正的重建的可行性该如何去进行，它可以不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环境中什么政治腐败现象那些东西的一个解决途径，一个植入的解决途径？谢谢。

陈来：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遇到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儒学的复兴都能解决，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它可能部分地有助于它的一些解决，缓解。你比如说刚才讲这个官员的腐败，那么这些腐败问题它当然需要有各种制度的配合，法律、党纪、检察，各种各样的制度的配合，同时也需要你所讲的这种儒家思想文化，在这里面发生作用，那么这个发生作用恰恰不是儒学思想里边阐发经世重要性的那些内容，还是儒学思想里面强调内圣重要性的那些东西，让他重视自己的官德修养，重视自己的人生修养那些东西使它发生一些作用，来部分地解决这类的问题。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您提到这个儒学在它两千五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形态，最主要的来讲比方说有汉代的形态和宋明理学的形态，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请您预测一下您认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作当中，以及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做儒家哲学的这些人来讲，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什么样子？谢谢您。

陈来：理学应该说它的复兴作为这个儒学复兴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经验，用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价值重建，就是这个复兴它始终跟这个价值重建的中心焦点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汉唐的经学和北宋的道学所不赞成的那些经学的发展，它恰恰是没有把价值的问题突出，所以一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新的儒学的复兴必须要牢牢地抓住这个价值重建的焦点，才能真正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发挥你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的展望是这样的，就是从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传承来讲，我们对经学的研究发展会比前三十年、前六十年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前三十年、前六十年我们把这东西都已经把它屏除在外了，但是尽管如此，在经学有所复兴比以前有更大发展的同时，以价值理念和价值重建的一个新的儒学哲学思想文化的话语的重建，将是一个更大的任务，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你说我目前的展望，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了儒学今天当代的复兴重点在于价值重建，而我们知道您新近也出版了您自己的哲学著作《仁学本体论》，那么您今天所提到这种新的仁学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今天价值重建的一个方向，而您的这种新的仁学您能简要地叙述一下跟程颢的这种仁学，它的差异和继承以及它今天的时代价值，以及意义在什么方向吗？谢谢您。

陈来：我不能说我这个书是个方向，只是个努力，因为这个书写的当然跟程明道这个仁学有关系，程颢应该说已经提出了一个新仁学，但是这个新仁学更多的是境界论，更多的是境界论的，这个境界论的意义是回应这个佛教和道教的一种境界论，对这个大众和知识分子 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写的这个书就是面对问题不同，因为我们不是从境界论，是从本体论，是面对整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和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自身的建构，是顺着这个挑战和这个脉络来讲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一体是人体，这个一体不仅仅是境界，一体就是人本体本身，从这个地方来强调，这是一个基本的差别。

田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不仅是对宋明的理学家，而且对宋明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起到了一种精神激励的作用，而为往圣继绝学，不仅是理学的一种文化自觉，也反应了儒家始终自觉传承中华文明的经典，在受到其他文化挑战的时候，仍要坚持、接续、继承、复兴、发扬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主流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再看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对于今天努力复兴中华文化也是有着深刻意义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也希望您下周继续关注《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儒学与当代中国”下周再见。

第三篇：儒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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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人生

钱逊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

课程前言

钱逊教授，1933年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82年转攻中国思想史，历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长期从事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方面的研究。在“儒学与人生”的专题演讲中探讨了儒学与人生的关系，提出了儒学真正的本质是做什么，他从四方面论证了儒学与人生的关系。主要著作：《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国传统道德》等。

“我们研究儒学也好，我们想从儒学中学习一些东西也好，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要了解儒学自己本身的一些特点，就是说它必须是和你自己的思想、和你自己的行为是相结合的，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你读了以后就是要和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要结合起来体会来用，就是说具体如何去做，那就靠自己去领会去体验，但是如果说把儒学仅仅看作一种知识去研究，和自己的思想行为和自己处理问题、自己做人完全不发生关系，那样的话本身可能做了一门学问，但是这样做就离开了儒学的最根本的核心。”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儒学与人生。我先简单说一下儒学和人生的关系。过去很多人大概都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学说，是为2000年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一种上层建筑，我今天所讲的《儒学与人生》这个题目，目的就是弄清儒学的真正本质在哪里。实际上儒学是一种讲人的学问，或者讲做人的学问，或者说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当然说儒学也是一种政治学，这也对，因为儒学讲治国平天下，但是儒家讲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是修身，从天子一直到普遍老百姓的根本都是修身。儒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一个社会的安定，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基础在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包括老百姓以及领导人，这是儒家治国的基本，所以为政以德，基础的东西是讲做人，做人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也就解决好了，国家也就太平了。

那么讲做人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出做人，这里就谈到儒家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讲到的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要懂得人，先要懂得人和禽兽的区别。现在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和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禽兽是一回事，人无非就是要生存，无非就是生存竞争，就是弱肉强食，食色性也等，说起来好象人和禽兽是一回事。听起来很可笑，实际上很多人是这样来看待人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传统儒学就不这样看，而认为人首先要认识人和禽兽的区别。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要能够摆脱禽兽的境界，要学会做人，修养自己，所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根本，这是儒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懂得了这点以后再去研究儒学，就可以懂得很多东西。

不仅是儒家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而且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讲做人这个观念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民族意识，不一定是学者，不一定是秀才状元，即使是老一辈的普遍老百姓，都教孩子要堂堂正正做人。现在我们青年人好像比较讲究将来要做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要拿诺贝尔奖还有当议员。中国的传统首先不是讲这个，首先是你要做人，要做事，先做人，而且这种思想渗透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京戏里面讲了多少做人的道理，四大名著里面也讲做人的问题。中国史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仅记事，而且记人，记事一方面讲治乱的经验，还有一个人物的褒贬，大忠大奸在史书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小人物当时来讲在道德上很有意义，我们史书上也有，并不一定是英雄人物。这是形成我们文化传统的东西。

一、人生价值观

那么这里面第一个谈的是关于人生价值观的问题。人的价值观是我们考虑人的时候首先要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价值观这个词在古代是没有的，在古代讲的是追求不朽，不朽就是一个价值问题。有一种提法叫“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人们还有一个讲法叫“虽久不废”，立了德，立了功，立了言之后，能够长久地不被人忘掉，长久地有影响，这才叫不朽。基本上可以说“三不朽”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人的不朽不是在你自己身上，不是看你自己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要从历史、社会对你的评价中体现你的人生价值。你的不朽存在于老百姓的心中，存在于长久的历史中，这才能叫做一种真正的不朽。一个人生前在各方面有多少的满足，多大的权利，多大的财富，一旦去世就没有了，即使传给子孙后代，现在看来能够传几代就了不起了，但是立德、立功、立言这样的不朽的含义是，即使人的身体不在了，但是精神却可以长远的不朽，确实可以做得虽久不废，在子孙后代，在民族以至人类的发展中存在下去，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体验到这一点。

比如说岳飞，他生前并不是一个成功者，他没有完成他的志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死，但是他被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记念，永远继承。杭州的岳王坟、岳王庙就是一个很生动、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很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祭祀岳飞，一方面是秦桧被做成铁人跪倒到墙角里。这都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看法。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在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价值很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这不在于他当年如何成功，而在于他能不能够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其他都是假的、空的。所以说，物质的东西比如人的寿命，物质财富、权力，都是短暂的，而真正的精神的东西才是可以永远存在的，永垂不朽的。

岳飞不仅是我们给他纪念，而且岳飞那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里。我可以举一个清华校史上的例子。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在城里示威游行，清华离北京太远，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交通，没有参加，到晚上才有人把这个消息带到清华园，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就有反应了，大家早上去吃早餐的时候，发现在饭厅门口帖了一张小字报，当时叫揭帖，小字报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巴黎和会的具体内容，就抄了一首岳飞的《满江红》，谁抄的？是闻一多，当时是清华学生。闻一多此时此地抄这么一段岳飞的《满江红》干什么？他是用岳飞的《满江红》来抒发他当时的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感，也就是说岳飞的精神实实在在地存在于闻一多的身上。在这样一种民族危亡关头它表现出来，激励一代青年来进行爱国活动，这叫做真的不朽，这真正是一个人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念。16:46 刚才讲到的时间问题，中国人的观念不是说只有现代，中国人讲究历史观念，我继承历史的先辈们的这样一种成就，继承他们一些好的思想，同时我也要用我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是什么？是历史。这是中国人的观念，不只看我自己，不只看我眼前，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中间，把自己放在历史中间，来寻找自己的价值。

讲到这个地方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讲究“义”，把“义”作为第一位，所谓“义以为上”.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就是重义轻利，不符合现代要求，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古代传统讲义利关系，讲的是应该把利的取舍放在义的考量之下。

还有一个要澄清的是，中国人讲人生价值需要把个人放在一个群体中间，放在历史里边，那么是不是就不讲个人？也不是这样。实际上，一方面儒学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强调个人要自觉地承担自己的社会义务，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但同时也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的人格。

二、待人处世的原则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待人处事的原则问题，因为做人就是要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但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是这里面包括很多具体的规范。比如“孝”就是一个具体的处理家庭关系规范，也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我在这里不打算讲这些具体的东西，只讲一个最一般的原则，我们待人处世、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的最一般、最根本原则是“推己及人”.这思想来自于孔子提出来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句话，一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话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推己及人”，或者像老百姓讲的要“将心比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其基本精神就是为人处事心里要想到别人，而不要只想到自己，这样就可以平等地待人，对人表示一种尊重，一种关心和帮助。这个简单的道理讲起来意义很大，儒学讲仁，孔子讲仁学，讲仁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从自己做起。在《论语》里孔子的弟子问过他，说什么话是可以一辈子终生行之，是一辈子照着去做的，孔子就说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一段话是一以贯之，另一个学生问，一以贯之什么意思，他回答，忠恕而已矣。如果孔子的思想是仁学，仁的最基本的一个内涵叫爱人，那么如何爱人呢？爱人的起点在哪里呢？我说爱人的起点就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起点就在你心里要有别人，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心里只有你自己，你又怎么谈到爱别人呢？心里总是有别人，总能够为别人着想，总是能够把别人当做和你一样的人，你才能够对人有爱。所以，孔子的仁学，从推己及人做起就可以了。

这是儒学的一个特点，要讲高深它可以有很高深的道理，要简单它也有很简单的道理。最普通的人，一点不学，听一听也可以明白很多道理。拿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来讲，我们讲社会功德，讲文明乘车等，说到底最基本的问题是“推己及人”.干一件事前，能想一想这个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能想一想别人是不是也有这种要求，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而往往我们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再推广来讲，现在“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也被世界所注意。近一些年来，国际宗教界和伦理学界都有一批人提出一个问题，想寻求一种全球的普遍的伦理，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伦理原则，为什么要寻求这个，因为个人伦理原则、价值观念不一致会引起很多冲突。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到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原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要求行动，就可以减少由此引起的冲突。这件事情已经进行多少年了，国际宗教界、伦理学界都开过国际会议，也有一些成果，最明显的成果之一就是在国际宗教会议和国际伦理学会议上，大家得出一个一致的认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各种宗教、各种民族、各种文化都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则。

但是还有一点做起来又是很不容易的，你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常见的校园里的现象，有些就和它相反，明明知道这个东西自己也不愿意，但是我跟学生讲课常常讨论一个问题，比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如我们校园里常见的占座现象，我们都知道占座不对，但是不占又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还是要占。做起来是很难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我想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道理、最简单的东西做起。

三、谈个人修养

第三讲修养。因为道德原则不是天生的，要修养和教育。儒家非常重视教育，虽然孟子讲人性善，但他还讲要教以人伦，要教育，不能完全靠自发。在修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丰富的内容，有很系统的修养学说。据我所见，中国文化中关于修养的这套东西是最丰富、最系统的。今天讲一下“为己“和”慎独“.儒学也是为己之学，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但这个”为己“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名利。这个”为己“指，学习修养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完善。”为人“是指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儒学提倡的是为己之学。

这里要提到刚才上一个讲座里面，谈到三年服丧的问题，孔子的学生问能不能减到一年，孔子说，如果你不服丧三年，服丧一年，你能不能心安？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就那样做好了。接着孔子又说，为什么要三年服丧，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三年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真正有道德的人，父母死了以后，让他不服丧，让他吃好的，穿好的，让他去听音乐，去跳舞，他都没有这个心情，他会于心不安的。孔子强调要心安，是为己，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心安。比如现在的见义勇为，老有人问，他怎么想的，他图什么，他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他觉得只要是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心安，不这样做会后悔一辈子。

中国人讲修养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东西，所以就提出所谓”慎独“.”慎独“就是没有别人知道，或者就你一个人在那儿，别人不知道，或者说你仅仅想了，没有见诸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要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按照道德的要求去做。这是慎独，是修养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说明你真正是”为己“，如果你不是”为己“，你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慎独“这一点很重要，不光是道德上要注意，也包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处事都要注意。

四、谈人生态度

第四个问题，讲人生的态度。我想，人生的态度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第一句话是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整个宇宙不断地在发展变化，不停地运 5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行。下面还有两句话叫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不断地发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做一个人也应该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做。

再讲讲厚德载物，地很广大，很厚重，能够承载万物，君子就应该象地这样，能够承担大任，能做大事。能够做大事，要有很好的德行。我们前面讲要做人，讲人生价值，讲推己及人，讲修养，讲的都是”厚德“，最后讲一条是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上四个问题只是整个儒学中很少的一部分，讲的很简单，道理也很简单，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认真的从这四个方面去做，我想我们会有一个很健康、很有意义的人生。谢谢大家！

五、现场提问

听众：钱先生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个人和个性这样一个在儒家思想体现的问题，您举了很多例子，富贵不能淫、取义成仁这样的（例子），但是我发现您举的例子，更多时候是当他个人跟集体的利益在一体的时候，更多是受到外来侵略这样威胁的时候，他才产生出这样的行为，而在就是他和整个这样的上层统治的关系中却很难看到这种行为，而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愚忠或者愚孝的成分在里面，还有就是我发现在我们儒家典籍里面其实自相矛盾的有很多，比方说有（人）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于孝也，那么我想很冒昧地问一句，如果父亲是小偷，那么儿子也要做小偷吗？谢谢！

钱逊：这个（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中间有愚忠、愚孝，这是事实，包括岳飞身上也有愚忠，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分析，就是说传统文化要看到它有两重性质，像愚忠愚孝这一方面，是那个时代下面它的一种局限，就是说在那样一个社会条件下，他要忠于这个国家，忠于这个民族，他（忠于的）那个对象只能是皇帝，只能是当时这样一个等级制度，对吧。这就导致了他实际的内容他就变成了是愚忠。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说到像后来（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讲气节，在那个时候妇女你要让妇女守节，守它那个封建礼教、三从四德，这是一面，它有它的时代性，在那个时代下面，确实有这个性质，确实有这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那样的精神，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换了一个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的社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同样一个比方守节的问题，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四世同堂》里面不这样讲吗，抗日战争时期钱老先生他也讲这话，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日本人要他做事，我就不能做，我就要守住这个民族气节。这个精神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时代内容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这儿讲（儒学），我们就要从它这个时代的具体内容中间把它真正的精神发掘出来，抽出来，用到现在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的社会生活中来。包括闻一多写那个《满江红》，当然他也没有在这里去接受岳飞的愚忠，岳飞的《满江红》也体现出愚忠这一面，但是他是从这里把那个愚忠抛掉了，抛掉以后用的他精忠报国这样的精神来处理当前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传统它继承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说要分析它两重的性质来加以推陈出新的改造。

第四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翻开世界史，就是不同文明兴起、衰落、融合的过程。任何一种单质文明都难以靠自身的力量克服其固有的缺陷而长盛不衰。古代埃及、希腊、巴比伦、印度、罗马都证明了这一点。较之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几千年一脉相承，延绵不绝。随着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兴起，在一连串灾难和失败后，我们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和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相比，我们的文明也暴露了他固有的缺陷。我们的文明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幸而我们民族固有的文明特质使我们警醒，开始与西方文明融合，重塑民族精神，并最终获得新生，而这个西方文明只可以是马克思主义

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的非常缓慢，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以后，西方列强就不遗余力的企图用西方先进文明代替所谓土著文明，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使这种企图很难实现。随着西方资本的不断入侵，虽然我们也接受了诸如选举、议会、责任内阁等，但纯粹是形式主义，是一场闹剧。中华文明把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价值之本，以仁义克己为立身之本，以仁政爱民为执政之本，以忠君报国为道德之本，以中庸和谐、宁静淡泊为自由之本。相比之下，个人主意，个人奋斗则不是君子所为。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反差，要使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是很困难的。有些人简单的认为西方文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西方文明。实际上，西方文明最有价值的那些东西，如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共和传统最初是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里孕育而成；而独立自由的爱好和追求，则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人道主义精神则来源于基督教，正是这些精神提供了条件。历史证明一些基本的文明特质是超民族，超社会历史形态的。理性精神、民主共和精神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扎根，也可以在奴隶社会存在

第五篇：儒学与法学比较

2005-10-25 14:56 满意回答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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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09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