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森林公安行政处罚权问题

第一篇：略说森林公安行政处罚权问题

略说森林公安行政处罚权问题

森林公安机关在办理涉林行政案件时，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森林公安机关究竟可以办理哪些治安案件和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象铁路、航空等治安案件那样，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种类？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偷砍他人林木、故意毁坏种苗或林木、失火烧毁森林或林木之类的行政处罚案件，是作为治安案件办理还是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办理？如此等等。要弄清以上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地来分析森林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问题。

一、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分别来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其本身没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

森林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这是由森林公安自身性质决定的。森林公安机关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领导之下的机构，其没有资格象Ⅰ级行政主管部门那样参与国家行政处罚权的分配。这就好比说，国家行政处罚权就象一个大蛋糕，如何分配和“食用”呢？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各行业行政处罚权分配不重不漏。国家通过对行政机关职能的划分，将行政处罚权这块“蛋糕”一一分配切好，这一块是林业的，那一块是公安的，再那一块是工商的，如此等等，每一块之间必须尽量清楚明白，既不能互相交叉，又不能留下漏洞。交叉了，就会相互抢吃，或相互推让；漏点了，就会搁在那儿无人动筷。当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还是有交叉或漏洞的。二是行业内行政处罚权归口集中统一。国家将某一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分配给某一行业后，一般会按层级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行使。如林业行政处罚权，国家授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在同一层级同一行政区域，国家原则上是不会象分配各行业行政处罚权那样，再对某一行业的行政处罚权进行“二次分配”，从而造成某一行业执法主体林立。以林业行政处罚权为例，国家在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后，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将这些行政处罚权一一分配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各内设机构和下属机构，即国家不会从法律层面上规定森林公安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林政稽查队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木材检查站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野生动植物保护站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以此类推。行业内行政处罚权的分配与行使，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自己的事情，或直接行使，或法律授权行使，或通过委托执法等形式行使。这些法律授权或受委托执法的机构虽然形式上看起来在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甚至是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但实质上这些行政处罚权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或者通俗地说，他们在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名册上，没有“户头”，“户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有时也会就行使某一行政处罚权作出一些操作层面的规定，不过这些操作性规定并不会改变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的“版图”。

对以上观点，也许有人会立即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国家林业局关于授权森林公安机关代行行政处罚权的决定》（1998年6月26日国家林业局令第1号发布）和《国家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林业行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林安发〔2001〕146号）也都分别规定森林公安机关可以查处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怎么说法律没有规定森林公安机关独立行政处罚权呢？但如果认真分析以上法律和文件，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授权和代行。这就是说，森林公安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来源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只是在其授权下代行其行政处罚权而已。即使是这样的规定，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越俎代疱”，规定了本不该由法律规范的事项。

那么，法律规定公安派出所治安处罚权又作何解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这不是明明规定了公安派出所的行政处罚权吗？怎么说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才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呢？在此，我们应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治安管理处罚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是“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而不是“应当”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这就是说，公安派出所的这一行政处罚权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公安派出所的这一行政处罚权仍然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范畴之列，公安派出所对这一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并不排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该行政处罚权的行使，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公安派出所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进行“分权”。第二，治安管理处罚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并不是对治安处罚权“种类”的规定，而是对“幅度”的规定。国家分配给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无论什么种类，都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而不属于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没有独立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之外的行政处罚权。法律规定公安派出所可以在一定“幅度”内行使治安处罚权，只是基于操作方便，简化审批程序而已。从本质上说，公安派出所行使的这一治安处罚权，从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的“户头”来看，仍然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而不是法律的“额外赋予”或“另外生成”。

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处罚权又来源何处呢？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公通字〔2006〕12号）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森林公安机关对其管辖的治安案件，可以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公安部《关于森林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法〔2008〕18号）规定：“有关森林公安机关与地方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管辖分工，可以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这是否说明森林公安机关有独立的治安处罚权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上文件规定恰好说明，森林公安行使的治安处罚权，实际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森林公安职能和案件管辖分工而分配的，其本身并不存在独立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之外的治安处罚权。与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来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一样，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处罚权来源于其另一个主管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二、森林公安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应当分清案件性质，分别按照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的不同特点依法行事。

有人认为，既然森林公安机关既可以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又可以行使治安处罚权，那么，在处理涉林行政处罚案件时，森林公安机关就有选择行政处罚权的权利，譬如可以对故意毁坏林木的违法当事人给予治安处罚。这显然是有违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应该说，森林公安机关所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其实是互不相干的，只不过由同一种执法机构行使而已。按照国家分配行政处罚权的原则，此二者之间应当是或者说最佳状态是矛盾关系，互不包容，互不交叉。如果国家把某种行政处罚权分配给林业部门成为林业行政处罚权，那么就不会再将这种林业行政处罚权规定为治安处罚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什么没有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缘故。有的人错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是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没有努力争取的原因；恰好相反，避免把林业行政处罚权变为治安处罚权才正是法律需要做到的，否则会造成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不清以及执行不统一。

也许有人仍然大惑不解，既然国家设立有森林公安机关，为什么不将林业行政处罚权划出一部分，作为治安处罚权交给森林公安机关行使呢？这就是一个“源”和“流”的问题。国家行政处罚权是“源”，而执行机构是“流”，只有设立了行政处罚权，才会有相应的执行机构；而不可能先预设一个执行机构，然后再专门为这个执行机构设立行政处罚权。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会因为有森林公安机关存在，就将某些林业行政处罚权变更为涉林治安处罚权，以此显示和强化森林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权。如此，岂不是削足适履？

虽然森林公安机关可以行使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处罚权，但这绝不意味着森林公安机关就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行事，将林业行政处罚权和治安处罚权混用。这就好比说，两名老师分别发给我们毛笔和画笔，但并不是我们有了这两支笔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必须是书法课上用毛笔，美术课上用画笔，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此，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必须先分清案件性质，然后依法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或者治安处罚权。是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就不能给予治安处罚，是治安案件就不能给予林业行政处罚，二者必须严格区分开来。

在执法实践中，森林公安机关如何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呢？从执法情况来看，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治安处罚权，除了执法权限以外，一般没有太大问题；但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执法权存在较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执法人员的身份问题。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执法人员的身份是人民警察还是其他？有人认为，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本身就是人民警察，难道此身份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权时，行使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其执法人员出示的是人民警察证，所以其执法人员身份是人民警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行使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其执法人员出示的是林业行政执法证，所以其执法人员身份与林业部门其他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身份一样，是林业行政执法人员，而不是人民警察。如果有人硬说以人民警察身份也可以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话，那么有两点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的人民警察十四项职责，没有一项职责是人民警察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这说明如果以人民警察身份出现，就不能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有关规定，人民警察在执法时可以依照职权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并无此项职权，也就是说人民警察身份与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存在着矛盾。第二，执法手段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森林公安机关也是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执法理所当然应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这个逻辑推理看似合理，实则是靠不住的。在这个逻辑推理中，大前提“森林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没错，但小前提“公安机关执法使用公安执法手段”是个假命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行政处罚案件而言，公安机关只有办理公安行政处罚案件才可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办理其他案件，如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就不能使用公安执法手段。所以，在小前提错误的情况下，其结论“森林公安机关执法应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也就存在谬误。

为什么会产生森林公安机关执法有时不能使用公安执法手段的情况？这是由森林公安双重管理体制决定的。由于双重领导的原因，森林公安机关既是公安机构，也是林业机构。在行使治安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是公安机构；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是林业机构，此时与其公安职能无关。如果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也可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则会造成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各执法机构之间不平等和不统一，这显然有违法律精神和原则。其实，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只需把握一个原则即可：即其他林业行政执法机构有什么样的权力，森林公安机关就有什么样的权力，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可以对四类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以自己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外，再无其他任何特权。

三、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和治安处罚权有时出现竞合情形，具体实践时应依照法律适用原则来处理。

如前面所述，国家分配各行业行政处罚权时，原则上应不重不漏，但实际上并不可能做到，这也就产生了大量竞合情形。就森林公安机关执法实践而言，林业行政处罚与治安处罚的竞合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也是处理时最难把握的。此类竞合主要有三种情形：

第一，包含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包含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如治安案件的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案，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案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的非法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买卖的证件、文件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买卖证件、文件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

（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

“

（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

对于以上竞合情形，我们可以把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看作是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特别情形。对这种包含关系的竞合情形，我们可以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将买卖有关林业证件、文件的行为以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

第二，交叉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与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相互交叉。如治安案件的盗窃案与盗伐林木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以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于这种交叉关系的竞合情形，我们仍然可以把盗伐林木的“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部分看作是盗窃的特别情形，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将偷树行为（盗窃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的零星林木除外）以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

第三，矛盾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与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既不相互包容，又不相互交叉。与前两种竞合情形有所区别的是：这种竞合情形不是调整关系的竞合，而只是调整对象所指物的竞合。对这种竞合情形的处理，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争议。如治安案件的故意损毁财物案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的违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等毁坏林木案，毁林采种或者违法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过度修枝等毁坏林木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此类竞合情形如何处理呢？我们不妨举例说明。2008年3月15日，某县长岭镇大畈村村民李某以同村村民张某承包栽植的意杨影响自家庄稼采光为由，将张某2006年2月栽植的意杨砍断9株，价值270元。对于本案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作为故意损毁财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给予李某治安处罚；二是认为应作为故意毁坏林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给予李某林业行政处罚； 三是认为以上两种处理意见都合法、都可行。

单从具体法律规定的角度而言，以上三种意见的确可以各自找出法律依据，谁能说林木是财物而不是森林资源，或是森林资源而不是财物？那么是不是应如以上第三种意见所言，两种处罚都可以呢？如此，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何在？公平、公正如何体现？也许有人会说，可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将本案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来处理。但是，森林法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特别法吗？或是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故意毁坏森林、林木，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损毁财物的特别情形？不是的。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的处罚，强调的是对故意毁坏森林资源的处罚，而不是对故意损坏财物的处罚，此时着眼的是森林、林木的资源属性，而不是财物属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却是对故意损毁财物的处罚，而与森林资源无关。

那么，对此类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还得从立法本意来分析，从治安案件来说，故意损毁财物的对象是一般财物，并非确指森林、林木；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来说，“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的对象是特指森林、林木。也就是说，就故意毁坏（损毁）森林、林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要明确具体，具有专门性特征。当法律对某一行为进行专门规范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其规定的相应行政处罚权就是国家确定分配的，亦即对故意毁坏（损毁）森林、林木的行政处罚权，国家是分配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而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因此，在出现故意毁坏森林、林木案件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将此类案件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而不宜作为治安案件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森林刑事、治安和林业行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鄂林公〔2004〕388号）所规定的森林公安机关治安和林业行政处罚权，是森林公安机关的两个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将其行政处罚权委托或授权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森林公安机关实质上并无独立的治安和林业行政处罚权，只不过在操作层面相对独立而已。

第二篇：行政处罚权授予问题研究报告

关于授予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权问题的汇报材料

行政处罚是证监会在执法中经常使用的制裁手段。它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法律法规有效贯彻执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是保证行政处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也是提高行政效率，提升行政水平的前提。根据《关于就授予派出机构部分行政处罚权事项调研的函》（处罚委函[2007]6号）的要求，我局对有关内容进行了研究，现汇报如下：

一、授予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权的必要性

1、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在行政处罚执法工作中，证券监管部门的执法效率对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和运行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证监会实行“查审分离”制度，集中行使处罚权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提升办案水平，但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多，由于案件审理程序复杂，对工作的精度要求也相当高，案件不论难易大小、轻重缓急，都由一个部门集中处罚，显然压力太大，甚至成为整个执法环节的瓶颈，影响到执法效率。像我局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共自立自查案件１２件，但截止到０７年４月只有４件做出了行政处罚，大多数案件还在审理中。效率可见一般，效率低下的原因有很多，但过于集中的行政处罚体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授予派出机构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是提高行政执法效率的有效途径。

2、提升派出机构监管权威的重要途径。

违法行为只有及时打击，效果才能体现出来，所谓“迟到的正义非正义”。以前有些案件，从立案稽查到最终做出处罚决定的周期太长，时过境迁，行政处罚的效果没有充分发挥，很多违法违规的机构和个人，被处罚时已经不存在或者下落不明，处罚的惩罚性无法体现。适当分权给派出机构，及时惩处违法违规行为，才能提升派出机构监管权威。

3、证券市场发展自身的需要。

股份全流通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变革，在全流通格局下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的变化，既可能优化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可能直接导致市场操纵、利润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发生，派出机构由于没有行政处罚权，因此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在立案时非常谨慎，小案不愿立，发展成多个违法行为并发时才立，不利于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授予派出机构一定的行政处罚权，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才能体现出依法行政。

4、节约执法成本，合理配臵执法资源。

从会机关与派出机构执法队伍的人员数量来看，８０％的人员在派出机构，而以会机关较少人员来审理堆积如山的案件，不仅效率不高，也是对派出机构执法资源的浪费。授予派出机构部分行政处罚权，可以较好地节约执法成本，合理配臵全系统的执法资源。５、缓解执行难的问题。

执行工作与行政处罚工作紧密相连。我国《行政处罚法》第５１条明确规定，执行工作应当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承担。派出机构被赋予行政处罚权，依法应负责案件的执行工作，执行工作自然成为派出机构的工作职责之一，必会得到派出机构的重视，改变以往协助会机关完成执行任务，不承担责任，导致执行不力的现状。

二、授予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权的可行性

1、派出机构执法队伍水平不断提高，具备了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素质和能力。近年来，派出机构在股权分臵改革、上市公司清欠、证券公司综合治理以及大量案件查处中，极大地锻炼了监管队伍，监管人员水平能力迅速提高，应付各类市场新变化的能力也在提高，同时派出机构招聘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像湖南证监局，注册会计师占到1/4，法律专业人员占到1/8，设立了专门的法律研究室，人员结构合理，能够适应行政处罚权下放的工作要求。

2、符合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的基本要求。我国《行政复议法》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处罚法》也规定了上级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监督职责。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机关，分别设臵了二到四级的行政处罚机构，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而证监会的所有案件均由会机关自己处罚，自己复议，常常引起当事人的误解和不满。分级设臵行政处罚机关符合行政法律法规的基本理念，有利于保护被处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证监会依法行使职权。

三、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工作机构的设置

如授予派出机构部分行政处罚权，派出机构就应设立相应的行政处罚工作机构。就目前证监会的行政执法实践来看，我们认为派出机构可以参照会机关行政处罚部门的做法，设立两个层次的机构。

第一层次是行政处罚具体执行机构，各派出机构要设立法律处，专门负责辖区内案件的审理、处罚与执行工作，也就是具体的办事机构。

第二层次是行政处罚的最后决定机构，派出机构可设立常设性的议事机构，如XX证监局行政处罚委员会，由分管局长担任主任委员，分管机构、上市、期货等业务的局长以及相关处室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该委员会由5-7人组成。

四、关于处罚职责的划分与授权后的工作督导

在行政处罚权下放中，会机关与派出机构的案件处罚职责如何划分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用案件分类法来区分职责，就当前证监会查处的案件来讲，可以分为五大类型。、稽查二局负责侦办的三类案件，即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证券欺诈。2、稽查一局大案要案处负责侦办的案件。3、稽查一局牵头查办的其他案件。4、派出机构自立自查的一般案件。、日常监管部门（包括会机关和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我们建议，对派出机构的授权只限于第4项以及第5项中的一部分。

授权后，工作督导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一是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要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二是中国证监会派出工作人员进行巡查；三是在必要时，将复议工作交给中国证监会。

五、授予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权可能产生的影响

授权行使部分行政处罚权，对派出机构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落实辖区监管责任制，促使派出机构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提高监管执法水平，能更好维护辖区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派出机构的工作量，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将超负荷运转；责任加重，派出机构将面临依法取证、正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较大压力，还将面对地方各种关系对依法行政的干扰；派出机构一旦被授予行政处罚权，将面临行政诉讼风险，如何防范其风险提上日程。

湖南证监局法律处

第三篇：森林公安2014

利辛县林业局到选派村走访帮扶工作报告

按照县委组织部选派办的安排和部署，积极争取林业局支持,局党组高度重视.1月28日上午，县林业局长刘宝灵带领党组副书记李念峰/办公室主任宫利华冒着严寒，到选派干部丁保峰任职的孙庙乡民主村看望选派干部、开展走访慰问、专项调研、与村两委商讨村级事务的管理和发展。

刘局长一行到村后，稍作停留，就直接到患有重大疾病的程红香家中，问寒问暖，倾心交谈，仔细听他讲述家中详细情况，家里十分贫寒，三个小孩都正读书，刘局长要求村两委以后多关心他们帮其解决困难度难关，给其送去200元慰问金。叮嘱她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定期复查，提高生命生活质量，把小孩培养有用人才。随后又慰问了范瑞山、贾东环等9位困难党员和群众，共送慰问金2000元。

刘局长十分关心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在村总支书记周茂林的带领下，实地考察了油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项目，听取了合作社发展的方向和下步打算，现场与流转土地后在合作社从事劳动的村民促膝交谈，刘局长感到很高兴。对于合作社在实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当众表示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会认真协调，做好服务，尽力解决实际问题。

刘局长又到村企业盛博公司/周天奎木材加工厂/范祥养鸡场调研,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了负责人详细汇报,了解了企业及职工的实际困难并鼓励他们,林业局一定给予支持.在座谈会上，刘局长听取了选派干部丁保锋一年来的工作汇报，镇、村领导及村民、对选派干部的工作给了很好的评价，丁保锋同志工作踏实认真，为村民办了很多好事实事，是一个好书记。刘局长听了十分欣慰，同时要求丁保锋继续再接再厉，要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多与村民交流，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期内，要团结带领村两委人员，以加强村级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管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为重点，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提前谋划，注重培养后备干部，为今年“两委”顺利换届做好铺垫，不断提高总支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民主村的发展，刘局长强调，要理清发展的思路，梳理一下，集思广益，多方征求意见和建议，制定符合村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分布稳妥实施。要以人为本，发展要符合群众的意愿，以为民服务、农民满意、得实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县林业局十分重视选派工作，本次是刘局长自2013年以来第3次亲自到选派村走访慰问帮扶，在局办公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共支持选派村16000万元，其中6000元用于慰问困难群众和困难党员。

2014-01-28

周庄周春才、李桂真范小庄范瑞山

腰庄马子云新前赵军

贾小庄贾东环李刚应 李春景、李学斌

新东程红香新西程西真

第四篇：森林公安

如何成为优秀的基层森林公安领导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环境破坏问题和城乡居民安全稳定问题也已经日益凸显出来。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生态安全问题更是高度重视，森林公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工作任务日益加重，与此同时对森林公安队伍建设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在刚刚结束的2012年两会中，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生态环境保护、努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切实保障改善民生等三个与森林公安密切联系的问题放在新一年的工作部署中。由此可以预见，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一年里，我们森林公安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说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在森林公安队伍中，作为一名县级森林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担负着基层民警最大量、最直接、最具体的工作，是森林公安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岗位十分重要，下面我结合工作实际对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县级森林公安机关领导干部谈几点想法：

一、高举旗帜、围绕大局、狠抓政治思想建设。作为一名县级森林公安领导干部，首先要始终牢记宗旨，高举科学发展的旗帜将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提高队伍人员政治素养。教育民警始终保持人民警察的政治本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要用正确、先进、科学的理论武装民警头脑，永葆队伍的战斗力。其次要放眼大局，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单位交办的任务，把自己和广大干警同志锻造成森林公安的忠诚卫士。

二、强化自身修养，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提升干警业务水平。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日常工作中结合基层工作案例，不断巩固自身文化素养和业务水平，同时开展与上下级各单位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干部队伍交流学习机制，努力把领导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定期开展学习保证领导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建设。另外一方面，加强广大干警业务素质培训，提升干警业务熟练程度，从严治警，使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理念落到实处。从最根本上解决我县目前森林公安民警业务素质不高的问题，让身处一线的民警获得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同时注重提高民警综合素质，强化业务技能基本功、专业知识基本功、体能基本功，争取达到“一警多能”，使每个民警都成为“千手观音”，以此弥补在处理重大案件时人员不足的缺陷。

在单位内部开展好警务督察工作，落实好工作中的评比、考核等机制。实行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严格实行奖惩制度，努力建立一种上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真正做到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三、认清形势，强化森林公安宣传工作，改善森警形象；掌握舆论动向，和谐警民关系。公安宣传工作历来是公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森林公安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森林公安的战斗力，扩大森林公安社会影响力，就成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森林公安由于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情况和英雄事迹知之甚少，森林公安在甚至在我县老百姓眼里还蒙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对此，要有针对性地加以宣传。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了解这支队伍，熟悉这支队伍，认同

这支队伍，支持这支队伍。对森林公安的宣传要全方位地开展，不仅在思想、学习、工作、组织等方面大力宣传，还要在文化、日常生活、精神风貌等方面广泛报道；不仅要在行业系统内宣传报道，还要力争上大众新闻媒体，尽可能地提高森林公安的整体知名度；要通过长期的经常性报道，“长流水，不断线”，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众多的宣传报道中深入地了解森林公安，熟悉森林公安，理解、敬重森林公安，从而树立起森林公安的整体形象。

作为基层森林警察，我们与老百姓的交流是很多的，通过宣传的手段让群众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对于切实保护林区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新需求、新期待以及和谐警民关系是有益处的。努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做到善于掌握群众心理，善于学习群众语言，与群众交心，将执法办案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密切同广大群众的联系，畅通群众的维权渠道，多做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好事实事。基层所面临的一般是熟人社会，因此要提高应对媒体和舆论引导的能力，把握好舆论的尺度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既要严格执行对外宣传的有关规定，维护好国家形象，严防造成负面影响，也要利用媒体，引导舆论，为我所用，充分展示森林公安机关执法成效，表明我国坚决打击涉林违法行为的力度和决心，积极营造全社会支持、关心、理解森林公安执法活动的氛围。

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的抓案件保民生，摸清林区人民需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直是我们基层森林公安的工作方式。在日常的工作中，作为基层森林公安的一员与广大的山区、林区人民群众接触比较多，交流比较多，深知林区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在众多的违法案件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的因素，因此在严明执法的前提下，带领干警更加深入的了解案件真实情况，走访当事人周围村邻更加人性化的解决纠纷、争议就显得更加有必要。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真正做到执法工作民众信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在普通盗伐林木、盗猎野生动物等违法实施者中大多数是山区民众，作为一名森林公安领导干部应当坚持执法方式的革新，不仅仅对此次活动公正执法，也要对该实施者进行有利的教育，引导其发展其他农副产业，帮助其致富。

五、坚持以人为本，从优待警，真抓实干的为干警谋福利。想干警之所想，急干警之所急，从优待警，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虽然目前县级森林公安体制不顺等客观原因造成民警政治待遇低、从优待警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但是作为基层领导干部，要积极争取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尽快解决民警本应享受的工资、福利及其他伤亡补助和保险等待遇问题，把从严治警、高标准建警与从优待警有机的统一起来。解决这些最基本的福利待遇问题，从而挽留住人心，激发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六、勇于改革，合理调整，科学搭建森林公安局的基本框架。首先要注意培养一批科技人才，搞好软件建设，这对弥补森林公安警力不足也是条捷径。另外一方面，要争取财政支持加大对硬件设施的改造，争取资金改善工作环境，运用现代科技武装干警。比如升级办

公条件，完善网络办案基础。以基层森林公安局为骨架，先“强筋壮骨”完善其功能，实现其规模，让其先成为一个战斗实体，充分发挥其优势兵力，集中警力、装备，实实在在解决一些难点、热点问题，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的森林公安机关形象。同时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争取各级财政对各森林公安派出所进行改建，对警用装备更新换代的支持。作为县级森林公安的领导干部，要抓住机遇，争取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支持，积极、合理做好森林公安各项资金的申请工作，进一步加大对森林公安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的投入。

我相信，基层森林公安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居安思危，不断强化自身改革，提高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断开拓创新，进一步贴近群众，完善自身就一定能够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林业、公安部门的领导下，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有力地打击了各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为我国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森林公安任重而道远，但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培训经历，我能够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做好本职工作，为广大干警同志树立榜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森林公安领导。

第五篇：浅论森林公安体制问题与思考

浅论森林公安体制问题与思考

摘要：森林公安机关担负着保护国家森林安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尤其是在我国林业进入改革发展阶段的新时期，森林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面临着众多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在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如何保证森林公安队伍的稳定性，成为建设森林公安的关键问题。在本文中，笔者根据自己在基层实习的所见所闻，举例说明为何森林公安需要稳定的发展体制，并针对森林公安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见解，为森林公安的未来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森林公安、体制、双重领导、编制

森林公安机关担负着保护国家森林安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尤其是在我国林业进入改革发展阶段的新时期，森林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面临着众多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在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如何保证森林公安队伍的稳定性，成为建设森林公安的关键问题。

目前森林公安在各地方形成的体制大同小异，但体现在不同地方的重点林区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现就森林公安一些特别体制与制约其建设的弊端进行浅析，从重点林区基层森林公安的现状出发，对一些非重点林区森林公安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做出分析，并针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同时根据笔者本人在基层实习的所见所闻进行举例论证，说明为何森林公安急需稳定的体制。针对基层森林公安系统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提出一定的见解，为未来的森林公安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编制复杂多样，双重管理限制发展；

森林公安目前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双重领导”，这种体制是在198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的，即在林业部设公安局，列入公安部序列，接受林业部、公安部的双重领导。各级林业公安机关也都列入公安序列，实行“条块结合、一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森林公安作为林业部门的职能机构、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林业部门是其主要的管理部门，同时接受公安部门的业务性指导。人员编制则在林业部行政编制内调剂解决。可以看出，双重管制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

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特点是小而全，大而全，政企、政事不分，部门办社会就是对其真实的写照。如体制改革前的民航、铁路公安以及林业部门，同属一个系统，其中包含了行政、事业、企业等职能。在这种体制下，形成了部门办公安，公安依附于部门的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传统的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端已经逐步显现。

森林公安作为一个专业性的警种，其主要的职责是在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的授权下，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负责对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和林业行政案件的查处。由于森林公安不同于其他普通行政法机关，其身份是人民警察，必然比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拥有更大的强制力和执法权，因此在打击破坏森林及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森林公安在公安部门和林业部门的双重管制下，其林业主管部门往往掌握了其财政权和人事权。在部分重点林区，涉案较多的地区，地方森林公安已拥有独立的财政权，但仍摆脱不了当地林业部门对其人事权的掌控。森林公安属于公安系统中重要的警种，受国家编制制约，调出容易调入难，每增加一名警员都需要事先报经主管部门和领导同意，并要通过很多招聘考试程序，这些繁琐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警员不足的现象。事实上，虽然已经有警员编制，但由于当地林业部门主管人事大权，森林公安人员即便已经由警方招入，其正式工作还需要林业部门的认可和落实。这从侧面造成了森林公安系统人员整体更新慢，缺少专业人才，浮现出警编偏少的局面。另外因为林业地方政企认可森林公安的人民警察以及企事业员工的双重身份，所以也使得他们能够将一些林业员工安插进森林公安的队伍，使得森林公安专业性不断下降，损坏了森林公安的形象。

虽然有些地方的森林公安掌握了独立的财政权，但是其专业能力越强，林业主管部门对其人事编制的控制就越严格。而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森林公安为了自保，也不得不驱就于地方林业部门的势力之下。

二、森林公安的执法权限及执行问题

执法权问题:

《森林法》第20条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务院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39条，第42条，第43条，第44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森林公安的职责除了维护辖区社会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外，还包括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的授权范围内代行森林法的行政法权和处罚权，这就界定了森林公安机关与林业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关系。

《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6条规定:“实施林业行政处罚的机关，必须是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的组织。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不得实施林业行政处罚。”据此，《森林法》就是林业主管部门拥有林业行政执法权的法律依据，而行使行政执法权的主体就是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由此可知，森林公安拥有《森林法》里规定的林业行政执法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林业行政执法权。这也就划定了森林公安在其林业行政执法和林业行政执法权中与林业主管部门的执法界限。《国家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林业行政安检有关问题的通知》（林安发【2001】146号）（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规定：“森林公安机关可以以其归属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查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林业主管部门的印章。”“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所属的派出所应以森林公安局、森林分居的名义做出林业行政处罚，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的印章。”也就是说，森林公安派出所的行政执法权限是有限的，在办理林业行政案件时，没有独立的林业行政执法权，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是以其归属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上一级森林公安机关的名义进行的。

这里应注意的是，有些地市级有森林公安局或森林公安分局，这就对林业行政执法提供可便性。但有些地市级林区虽有森林公安局所属派出所机构，其林业行政执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是以其归属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名义进行的，这就对森林公安机关直接打击惩治犯罪行为造成了间接不可便性。不可不提的是有些重点林区像东三省、内蒙古、秦岭一带以及川滇一些的重点林区，其林业部门在当地的可发挥性直接关系着当地地市级一些单位的发展，乃至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森林公安分局的派出所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黑龙江省某市级地区的林业部门非法利用国家土地，改

造林地用途，私设公墓，称为皇陵，并为公墓的出售打造了一系列价格单。黑龙江的林业在其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就在此重点林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件，那么全国非重点林区的森林公安机构的可作为性就更为微小。回到上面谈到的黑龙江某市的例子，在此重点森林保护区发生这样的事情，并非森林公安不作为，当地森林公安局的执法权、刑事侦查权、治安管理权属省级森林公安直接授权执法，这使得当地森林公安的执法性和可发挥性得到加强。而其人事管理权仍然归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管理，因此可以得知，此类事件的发生，非当地森林公安不作为，实在是其森林公安人员不得作为而导致。

若追究以上事例的真正原因，只能从森林公安的编制等一些问题中进行深入探究，或许能够发现根源性的因素。

三、森林公安执法活动的本身及对象问题

关于森林公安民警在执法活动中的身份问题。首先阐明森林公安的自身性质。森林公安机关既有治安处罚权，又具有行政处罚权。很多森林公安在警务活动中，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不太注意，随意亮证，以警察证作为办理所有案件的通用证件，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应予以节制。《林业行政处罚程序》第14条规定：“林业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处理林业行政案件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国家林业局统一核发的林业行政执法证件。”森林公安民警在办理林业行政案件时出示的合法证件应当是林业行政执法证而不是警察证，警察证是在从事林区治安案件或除林业行政案件以外的其他警务活动时应出示的合法证件。

森林公安民警的执法对象问题。首先上述提到森林公安身份有两重性。一是林区执法人员，二是警察。两种身份既有互相包容性，也有区别性。林区执法人员主要针对的是涉及林业方面的犯罪对象，但往往在涉林犯罪率较高的地区，同样涉林经济水平也相对较高。当涉林犯罪人员是当地林业部门的人员时，森林公安应该如何面对？因为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下设有林业检查站、林场、森林消防等多个内设机构，都属于企业单位，其工作人员和森林公安一样都属于当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并掌管人事大权，与当地政府共同承担领导权力。可想而知，当林业人员涉林犯案时，森林公安的作为的可发挥性能有多大。

四、专项经费少，森林公安“生存”与执法技术问题

森林公安专项经费来源不稳定，且渠道并不通畅。无专项经费就导致森林公安基层建设严重滞后，欠账过多。

目前森林公安的基础经费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靠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养活。当然这就更直接制约了森林公安的生存问题。二是自己创收，自力更生。在东北重点林区，有些森林公安机关仍依靠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养活，形成了“林业兴、森公旺”的局面。另外一些森林公安机关虽然已脱离了当地林业部门“养活”的钳制性，但其形成自己创收的生存方式并不容易，即使相对容易其稳定性也很不乐观。

据基层森林公安民警介绍，若是大案要案，没收的费用上缴之后，省林业厅会通过财政部门下发给办案的森林公安机关百分之几的办案经费。虽然这能大大促进森林公安打击犯罪及破案的速度及能力，但其这一经费来源很不稳定。

专项经费少，直接制约着森林公安人员素质与森林公安办案的技术手段。在这方面与地方公安相比，有着天壤之别。除了正常的警衔晋升培训外，真正组织专业刑侦培训的机会是少之又少。虽有刑事侦查权，但是使用的途径和手段大部分还是依附当地公安协助，也就导致了案件侦查的不便。

另外，日常业务的指导、业务的交流、经费的保障、执法规范、权益保护等，这些都是基层森林公安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加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各级领导要认真落实好‘从优待警’的政策，要加大工作力度，广开经费渠道，积极筹措资金，确保中央规定的公安民警生活待遇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工资待遇在森林公安机关得到落实，兑现并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森林公安民警岗位，警衔等有关津贴，落实民警年休假和体检制度，妥善解决民警的奖励，职级抚恤，医疗保险等政治、经济待遇”。

无经费，无专业性人才，即使有专业的技术手段和途径，也无技术人员，这是制约森林公安发展的致命问题。

五、森林公安得到的授权问题

森林公安作为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森林公安的职责是有明确规定的，包括19类刑事案件的刑事侦查，4类案件的林业行政处罚，对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森林治安案件的治安处罚，另外就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职责。根据依法行

政的原理，森林公安机关不应该再享有其他职权。

但是现实生活中，除以上执法权限，森林公安机关往往还承担大量的其他执法职责，比如野生动物行政执法，森林火灾案件行政执法，林地行政执法等等。这类行政执法活动，往往以林业行政部门的“口头委托授权”、甚至是口头指令形式产生，有的是以森林公安民警参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查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件》、珍稀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

以上执法的权力来源都是受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委托。但据悉，林业部门内部有自己的内设机构和林政科（林政查缉大队）。在森林公安口头被授权的执法与林业内设机构林政查缉大队的执法相制约时，森林公安应当衡量轻重而定夺。

六、森林公安的发展与未来建设问题

目前来讲，东三省、内蒙古、川滇等地区为国内首要林区。综合比较，我国目前木材大部分靠进口木材，但国内的木材消耗量却日益剧增，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不足10立方米。为保护国内有限的木材资源，减少外汇支出，寻找合适的木材精优品成为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要改善林业危机就要保护林业资源，森林公安作为森林的保护卫士，如未得到好的保障，必然导致其不能有效地保护我国的森林资源。

七、对森林公安体制发展提出的一些浅析与对策

（一）理顺森林公安的管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将“双重领导”改为森林公安机构自行体系的管理，使管事和管人相统一。

2009年11月5日，迪庆州森林公安局更名生态安全警察局，成为我省首个

【1】 州市政府主管生态环境安全的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职能部门。其目的是有效发挥森林公安机关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的行政和刑事执法作用，着力提升迪庆高原各族人民的居住和生存环境。

以上述迪庆州为榜样，协调“双重领导”制度，是森林公安正规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二）落实经费，解决森林公安发展经费渠道等“瓶颈”问题，尽可能满足森林公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经费。

完善森林公安警务化正规装备，由省级统一添置，统一配发到基层所队。同时落实完善警务网络技术与专业设施，使之能够有效及时地防护与打击犯罪。

（三）增加编制，解决警力不足问题。

增加森林公安系统招录编制，强化森林公安队伍，为其招揽专业人才。目前，我国为森林公安培育的专业人才大多外流到了其他警种，这大都是森林公安体制与民警保障的问题导致。所以要解决警力不足，首先要解决其体制建设与经费来源问题。同时增加警务正规化培训与考核，规范森林公安队伍的建设。

（四）出台专业的森林公安奖惩制度。

尽快出台专业化的森林公安奖惩体系，为正规的警务管理综合体系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 迪庆州［J］.维西森林公安简报，2000 [2] 摘自《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加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