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讲稿
中国儒家和谐思想与当代社会
管理教研部
裴义强
导
言
最近，北京天安门广场又多了一个文化亮点，广场树立了一个高达9.5米的孔子青铜像，意义何在？它是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文化。以往这里只有毛主席和孙中山的画像。中国过去二千年传统文化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从胡总书记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它象征性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它的意义在于要用中国文化来凝聚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现在信佛教、天主等宗教的特别多，虽说我们这些年抓的越来越紧，但从文革后信仰危机，表现这样一个大国五千年历史可供使用的文化资源不多，没有一个文化资源做积淀，怎样提炼民族精神？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怎样在世界名族之林中站立？这个问题已至关重要。我们改革开放不能光抓经济，它必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所以，胡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其中全面发展就涉及到文化。因此中华文化作为传统文化需要有个再认识的过程。
孔子像塑于天安门广场具有象征意义，还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于此。当时提出打到孔家店，就是对孔子开刀，原因在于十九世纪，中国在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击之下，国家一天天坍塌崩溃。国人的心理就觉得西方人是我们的老师，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开始全面拥抱西方文化，短短的七十年中，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一百八
十度的转变。一个人可以，一个民族的思想认识发生这么巨大的转变是没有的。“五四”运动经过了近一百年，我们发现向西方学习，学到最后我们并没有掌握西方文化最精髓的东西。我们仍旧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同事又把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给摈弃了，我们又落到了中国文化的边缘，所以，在中西文化边缘这个地方滑落，这是中国今天改革开放后出现信仰危机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找起。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为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下意识它是融汇在民族的血液中的不可能被铲除，要铲除就得铲除这个民族。所以说这些年我们抓经济，一时顾不了文化，但它仍然默默起作用，只不过今天重新认识它了。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去批判、弘扬、发扬，就能把整个中华民族凝聚起来，为改革开放事业而奋斗。
（一）儒家和谐的基本含义
1、是事物生成转化的本因和依据
《说文解字》说“和，相应也”即和顺、谐和、和睦、和平之意，可以概括为和谐
西周太史史伯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相同的事物重复相加不能产生新事物，只有一种味道就不能成为美味佳肴，只有一种声律就无动听的乐曲，只有一种颜色就构不成绚丽的图画。不同事物相反相承，相辅相济，才能生生不已，使万事万物日新月异。
春秋齐国政治家晏婴也以烹调喻和：要烹调出美味羹汤，除了水、鱼、肉等原料还需酱、醋、盐等调料，用火烧出来才会可口。如果用清水
来调和清水，谁能吃呢？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和政治局面的产生也只能由“和”而来，而并非由“同”而生。“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以成其可”。一味顺从君主，没有不同意见，一个头脑，一种声音，就不能拾遗补缺，形成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和清平的国家政治。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观点，是儒家和谐思想产生的根基。
2、和谐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最佳状态
儒家经典《易经·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指天地阴阳，是太极的初分。天地产生四象即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万物播收与二十四个节气。八卦则是八个方向或方位。时间交替，月之圆缺，周而复始，运转不息，各得其位，各当其时，又和谐有序。“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万物的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和谐。不仅自然界如此，心平气和，对于人自身和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礼记》上说：“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血气和平，志意广大，心中斯需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出入矣”。凡正常的事物，其内心外部必定呈现和谐有序状态，也是协调完满充满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和谐得以保持，万物机会充满生机，就兴旺就进步，和谐受到破坏，事物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无论生态事态还是身心状态，都会失调、失序、失衡，影响其发展和进步。
3、和谐是人际关系的良好氛围
儒家把宇宙万物的和谐原理引入人际领域，认为和谐是人际关系良好的体现。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和为贵”。孟子则认为，人和是事业
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认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应从家族内部做起，“父子不和，家室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所以首先应“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然后是“尊尊亲亲，以亲九族”，实现六亲和睦。在与周围人的相处上要处好邻里朋友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提倡四海一家，和平外交，反对不义之战。
4、和谐也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面
和谐思想首先集中反映在儒家小康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中。《礼记·礼运》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社会秩序安定祥和，人际关系亲密友爱，人人公而忘私，献身社会，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大同社会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社会阶段。
在“大同”社会实现之前，首先要建设一个稍低层次的“小康”社会，它的特征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尚存在贫富贵贱差别，社会具有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这种尚未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存在阶级等级贫富差别的社会，虽不如“大同”社会完美，它毕竟有正常的政治、经济和伦理秩序，各循规范，团结和谐，安居乐
业，所以称为“小康”。“小康”是“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的现实社会目标。
（二）儒家和谐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结晶
1、是对西周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
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西周特别是周公的思想中早已生成。周公是儒家学说的真正创立者，孔子则是这些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孔子称自己是“述而不作”。儒家所继承的西周政治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敬德，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二是保民勤民，体察民情。儒家经典《尚书》中有大量的论述，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勤于民事，体恤民众的痛苦，“知稼穑之艰难”，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知所欲，天必从之”。民本思想是其重要内容。
伦理道德方面强调人的修养，用伦理道德规范人的行为来实现社会和谐。其主要包括伦理观念和伦理规范两个方面。观念方面强调以教为先，不孝不友。伦理方面强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多行不义必自毙”等都已产生在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
（《郑伯克段于鄢》）
此外孔子系统的整理了《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并创办私学，使儒家思想广为传承
2、是对诸子百家优秀思想的吸收
《周易》为群经之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
孔子问老子礼。老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查而于死者，好议仁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臣者勿以有己。”（《孔子世家第十七》）“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以朽易，唯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威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易于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离开周以后，告诉他的学生说：“鸟，我知道它能飞天；鱼，我知道它能藏深渊；走兽，我知道它能奔于旷野。在旷野跑以用网去捉；深水的鱼，可以用钩去钓；在天空飞的鸟，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乘驾风云而升天的。今天我看见老子，他大概就是龙吧！”
二 儒家的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新世纪开始以来，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与自然即“天人”矛盾更加突出。“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历代国学大师如 钱穆、季慕林、张岱年等 对之有过高度的评价;“中国之文化几千年履代屡起，绵延数千年不断，他也是今天通向现代化的一种思想。” 政治上的“天人合一”，“敬德保民”
夏商时期，人们认为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经管人间一切活
动，如 征伐、狩猎、地产、建邑等吗，“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 西周人也信天命，敬上帝，认为天乃万民之主。天命由“天子”表达，即“文王受天佑大命”《诗经·大雅》。但周人与商人不同的是认为天命可以转移，殷革夏命，周革殷命。即夏商后来违背了天的意志。周人从夏商两代天命得而失的教训中产生了天命易改的恐惧心理，同时也看到了民心在改朝换代中的巨大作用，为能“忻天永命”，西周统治者提出来“敬德保民”的思想。有民则有政权，失去了民心，则天命终结，政权丧失。所以“民之处欲，天必从之”。夫民，神之主也，圣主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至于君权天予，用君权压制民权则是汉代董仲舒以后的事情。皇天无私惟德是辅
君王既然是至高无上天的代理人，就应该具有上帝那样高尚的德行，否则社会失去天心民意，导致亡国灭身，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那么，君主应该具有哪些上天的品德呢？
一曰仁。君主必须像天那样，养滋万物，化成天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爱民、利民、安民、富民。孔子云：“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二曰公。执政者应与天同道，大公无私。不为一物而枉其财。三曰诚。以诚待臣，以诚遇民。四曰明即明察秋毫，敏于诸事。效天施政，天人感应。
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生产生活与天文地理息息相关。体现在
政治制度方面，《周礼》所设定的官制就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样设定各司其职显然就是为了与天相适应。后来“三首六部制”也由此继承。“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皆是效天施政之义。
“天人感应”运用于施政领域，就演变成这样的意义：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家将兴、心有祯祥。国家将亡，心有妖孽。（”《礼记》）夏将亡有孔甲乱夏。殷之兴有伊尹辅汤，周之亡有褒似乱政。天灾是上天的警告。封建时代天灾总是与人祸相伴而行，政治越黑暗，压榨越残酷，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越大。以为多数的天灾是由人祸引发来的。所以有孔子有“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和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悲愤。现在中的人讲的“人不报天报”“天助我也”即是如此。
2、生态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当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危机成为全球忧患的今天，人类不再像从前那样盲目地以自己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自居得意，而是在为解决环境与发展的未来问题而苦苦思索，寻觅人类自救的良方。这时人们蓦然回首，发现中国的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竟是人类最早的生态理论。
3、经济上的天人合一
儒家经典《周易》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意为繁育万物，使之生生不息，是天地最高的美德。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的生生法则，效法天地的好生之德，尊重生命，厚德载物，普利万物，使自然界保持正常循环和全面和谐。《周易》这一思想，是儒家生态观的重要思想基
础。
儒家这种仁爱万物的思想源于上古时期的环境保护意识。《尚书·尧典》记载 舜的时代就任命伯夷为虞官掌管天下草木、禽畜、负责生态和环境保护了。夏代的《夏小正》也多有所记载。商代文献就有弃灰于市斩手的规定。《逸周书》上也说；“山林非时不开斧，已成草木之长。非择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躦，以成鸟兽之长。狩猎准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鸳，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干不失其实。”秦代睡虎地发掘的秦简，也有大量有关环保的法律条文。
现在生态理论学家把生态理论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善的本质是 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隔生命的发展。人类应该敬畏生命的伦理，促进人和人关心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
我们今天肯定“天人合一”的价值并不是否定科学。发展现代科技并没有什么过错。改造自然是先让二者的和谐相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人顺从于自然地原始社会，人试着征服自然的阶段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阶段。
（二）家庭和谐 家齐而后国治
儒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而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
首先，儒家从“仁”的高度，认为“仁者爱仁”有个一由近及远，推
己及人的过程。
爱人 首先要从自己的亲人开始，这既符合人为天性，也比较容易做到，然后才能推广开来，达到最终人类一切人。
很显然，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在学校才能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社会才能与人友善，爱护集体。很难设想，一个连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亲戚都不爱的人，能够对社会其他人充满爱心。正如孟子所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其次，儒家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认为和睦幸福的家庭式人获得发展事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即家和万事兴。
再次，儒家以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角度，认为家庭和睦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家庭不仅是生产、生活、生育的共同体，而且是履行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基础单位。家庭伦理是社会道德的生长点。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必须从家庭开始。所以《礼记》等儒家经典中，从配偶、结亲、立家、奉养双亲、养育儿女、和睦亲族、祭祀祖先都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
又次，儒家从实现社会理想的角度，认为“齐家”是“治国”必不可少的内容、前提和基础环节。
《礼记·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里特别强调那些负有治国教民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的家治理的如何，对民众影响极大“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万事不能从自己家做起，就不够从政的资格。一句话，“家齐而后国治。”
儒家的这一思想，几千年来未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后世儒家撰写了许多反映儒家家庭伦理的著作，如《颜氏家训》、《朱伯生治家格言》、《先贤集》、《弟子规》等，得以广为流传。
2、夫妻和谐
家庭成员是社会的构成基础，主要包括左右上下，前后三方面的关系。左右是指夫妻关系，即夫妇；上下指供养关系即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和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前后是指手足关系，即兄弟姐妹亲情。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家庭自然和谐。儒家要求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指“五轮”就是这种关系。
就家庭关系而言，夫妇关系局首位。《易传·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子女……”家庭中一切关系均从夫妇关系开始。
儒家关系夫妇和谐有四个要点：
一是互敬互爱。
先秦以前，夫妇关系基本上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平等关系。
如《诗经·小雅·常棣》中所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即和，和乐且湛。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意思是：你和妻子的感情深，好此鼓瑟和弹琴。兄弟大家很和睦，团结快乐好尽兴。组织你的好家庭，爱你妻儿用真情。既能深思多谋划，岂有如此不相信？ 又如《国风·谷风》所言：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意为：暴风吹得哗啦啦，乌云满天雨又下。
同心合意过日子，不该动辄把怒发。
拔了萝卜拔蔓菁，不但要叶也要根。
过去恩情莫忘记，愿同谐老不变心。
据《左传》记载，执政者那时也对平等和谐的夫妻关系十分推崇予以褒奖。晋国大夫臼季出使路过冀邑，看见郤缺在田里锄草，他的妻子给他送水送饭，彼此相敬如宾，臼季回朝后，对晋文公说：“敬，德之聚也。能敬心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晋文公于是提拔郤缺做了下军大夫，后来成为晋国的大将。
即使在男人地位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儒家也强调，丈夫显贵为天子诸侯，对妻子也一定要敬重。
“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五羊大夫百里奚的故事也更为动人。
二是相依互补。
先秦儒家认为：阴阳相须互补，万物才能繁衍。
由于男女的生理特点不同，从而导致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所擅长的事物确有很大的差别。根据这种差异来明确男女所适宜担负的职责，合理地安排夫妇各自在家庭中所扮角色，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抹煞男女在生理素质上的各种差异，片面强调夫妇在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同，必然产生矛盾和对抗。夫妇之间“和而不同”是合理的。“同而不和”则是有害的。所以俗语言“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先秦儒家主张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乎外”男有其职，女有其份，内外有别，相依互补的理论，一定程度体现着客观规律，包含着先人的经验。这种意义上的“男女有别”不能和秦汉以后的“男尊女卑”相混同。
“夫为妻钢”要妇女“三从”，恐非先秦儒家本意，而是封建专制将其推向极端的结果。
三是夫义妻贤
夫妇婚前并非骨肉之亲，其组成家庭是一种情爱和道义的结合。所以要做到夫妻和谐，就要夫行夫道，妻行妻道，像个丈夫的样子；妇守妇道，尽到妻子本分。儒家注重夫妻之间的道义，即“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左传》）夫妻要以义和。夫妻相配要以礼相和。四是专一持久
《易经·恒卦》解释夫妻之道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爱之以恒。恒者，久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夫妇要做到长久，做丈夫的首先
要讲“夫之义”“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夫之义主要包括：
第一，丈夫要努力提高自身素养。
“身不一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干》
第二，要有事业心，具备安身立家的能力。即“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荀子·君道》 ”第三，尊重妻子，不搞大男子主义。
“夫不下于妻，是为夫亢。夫亢，则内不和。”使为夫妇，终为仇佳谁，一伦灭矣。（《潜书·内伦》）
第四，反对见异思迁，色衰而弃。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孔子说敬重的齐国宰相晏婴有个段故事。有人问晏婴：“你贵为中卿，食田七十万，何以老妻为？”晏婴回答说：“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夫见色而忘义，处贵而失伦，谓之逆道。婴可以有淫乱之行，不顾于伦，逆古之道乎？” 对于“妇道”先秦儒家强调贤、顺、贞、正。
“清闲贞敬，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汉书》）上述中讲到做妻子的要端庄文静，忠贞有耻，举止得常，语言文明，服装整洁，善于持家，以礼待客等，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贤妻良母”现在仍是衡量夫妇优劣的重要标准。以上关于夫妇关系的要求，有许多合理成份，今天仍可借鉴。
应当指出，儒家“五伦”中，夫妇伦理又不是平等因素最多的伦理规范。伦理上名义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特别是秦汉以后男尊女卑思想更加突出。
首先，表面上标榜“男主外”“女主内”，实际里也是男人至高无上，妇女并无多少地位。
丈夫可以以各种理由遗弃妻子。如《大戴礼记·本命》上说的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反之丈夫有此者，甚至无恶不作，妻子则无权休掉他，由此造成了《孔雀东南飞》、《钗头凤》等无数悲剧。
其次，要求妇女恪守贞洁，从一而终。
从周秦到清初董家遵先生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仅被朝廷旌表的节妇就有36867人，这只不过是朝廷所树立的少数典型而已。反之，对于丈夫男人而言，却无贞洁之说。
三是妇女，无任何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
秦汉之儒先将先秦男女分工和差异观点绝对扩大化，提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内则》“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男不主内是假，女不预外是真，从根本上剥夺了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3、兄弟友爱
在家庭中，兄弟是仅次于夫妇、父子的最主要的亲情关系，对于家庭和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儒家经典中，兄弟也代表了家庭中其它
同辈关系，如姊妹、妯娌等。
《尚书·周书·康浩》上说：“若弟弟不尊重哥哥，哥哥不关心弟弟，常法就会大乱，应同父不爱子，子不敬父现象一起予以处罚。”兄弟亲爱不仅是“仁”在家庭内部的体现，也是友邻诸侯搞好政事的内容。
《诗经·小雅·常棣》一诗中集中而生动地歌颂了兄弟之间、互相帮助和乐融融的感情。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译为：常棣花开白如银，鄂树花开同根生。
试看如今一般人，有谁能如兄弟亲。
死桑对人是威胁，唯有兄弟最关切。
原上聚土埋葬了，兄弟寻求心肠热。
纵有亲密好朋友，只会教人长声叹。
兄弟在家不和睦，有敌一同去御侮。
纵有亲密好朋友，总是不会来相助。
兄弟乃同根所生，非朋友可比。平时相亲，危难相助，友好相处实乃人生一大幸福。
兄弟和谐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兄弟之情乃手足之情，应当亲密无间，互相爱敬，一心一意，各尽其力，祸福相当，优乐与共，努力做到情意完美。
哥哥要有当哥哥的样子。即亲而爱之，宽以诲之，谦而让之，体以念之，表而常之。如事事为弟弟做出榜样，不能挟其长而欺弟弟，要善于诱导，亲切耐心，而不宜以父亲对待儿子那样的心态对待弟弟；父母早逝，兄长应该负责抚养教诲弟妹之责。
第二，多为对方着想，互相体谅忍让，共同赡养父母，不能自私自利。
不要由于自己有了妻子儿女淡薄了兄弟情谊；不要因为妯娌之间不和而伤害了兄弟和气；不要由于争夺钱财而辱没父母，让人耻笑；兄弟之间产生误会隔阂应主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取得和解，不宿怨记仇。
第三，兄弟互敬德根本点是帮助对方的成就荣誉而喜悦，为对方的毛病与耻辱而忧虑并帮助他改正。帮助还要讲究态度和方法，不伤害兄弟感情。
第四，兄弟姊妹中，男性有责任保护女性，而姊妹也应尽力有益于兄弟。
当然，儒家的“亲亲尊尊”“兄弟之仇不反兵”等，不分是非，亲情高于国家法制是显然不足取。
4、父慈子孝
按照儒家的观点，夫妇关系先于父子关系。但就其在家庭中的作用而言，父子关系重于夫妇关系和兄弟关系。儒家视孝慈为仁德之根本，礼仪之核心，称为“人伦之公理。”不仅将其视为调节父子和家庭关系的规范，而且作为维护社会伦理关系的普通行为准则以及社会教
化的基本内容，以至成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
由于父亲在父子和所有家庭成员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父不慈则子不孝。”慈就是爱，多指父母对子女的爱抚。父慈在子女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是：
第一，养育未成年子女。
《左传》上讲，“子即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人不如此，不若禽兽。只要子女不坏到杀人放火虐待双亲的地步，就不能弃之不管。这不仅是对子女的责任，也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现代社会中屡屡发生的遗弃虐待子女行为，既属伤天理也违背公德，有害于社会国家。
第二，对子女要宽惠慈爱。
《荀子》上说：“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即父亲对子女要宽宏耐心，循循善诱，慈惠疼爱。对于天质贤愚不同的子女应一视同仁。对于天性愚钝的子女不仅不应该嫌弃，还应该给予更多的爱心。不能重演“郑伯克段的悲剧。”
第三，教育子女做人成材。
儒家一向把教子育人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内容。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礼记》）“爱其子而不教，尤为不教也。”“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战国策》）“不怕饥寒，畏无家教”这些至理名言，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凡明智的父母，无不在教育子女方面呕心沥血，努力使其成为有德行、有志向、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光大祖业，报效国家。
教育须得法，教育不得法，必定影响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的和睦。所以儒家强调“教子有方”。“励之以志弗利以词；劝之以正，弗劝以作；主之以检，弗示以奢；贻之以言，弗劝以财。“授之漁而弗授之鱼””。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堂前教子，枕边教妻。这些即是对教子有方原则的发挥，也是千年教育子女的总结，大有发掘利用之价值。
孝；《尔雅·释亲》上说：“善父母为孝。”即善事父母。这方面的准则叫孝道，这类德行叫孝行，通此二者即称孝子。以后，孝的含义逐渐拓展，包括所有至亲长辈，对已逝的父母事死犹生，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等等。
商周时期的孝有两重含义：一是对死去祖先的孝敬称为“死孝”、追孝，在隆重虔诚的祭祀仪式中，与祖先的神灵沟通，得到他们的福佑。二是对在世的父母的孝敬，称为“生孝”。先秦儒家虽未完全弃商周孝道中迷信祖先，祈望神灵保佑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但已将“孝”的核心转移到“生孝”上来，使之更加和乎“孝”的本意，加强了“孝”在实际生活中的道德作用。
儒家所倡导的孝行，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从物质生活上赡养老人，关心父母身体健康。
孔子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父母有需要做的事，子女应当去代劳；有了酒饭，让父母先吃好。做儿女的还要特别为父母的疾病操心。
第二，尊敬父母，使其精神愉悦。
孔子认为，对父母的孝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供养，还应该上升。“敬”这样高一级的精神生活层次。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为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意为对父母尽衣食之养，即与饲养其它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只有发自内心地恭敬父母，才是真正的孝，敬的核心是“无违，”不做违背父母意愿的事。其中经常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不易做到的。即所谓“色难。”
第三，提高自身素质，不辱其亲。
儒家认为，所谓孝，并非仅指尊敬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子女应严格要求自身，在社会上受到赞誉，从而祖宗荣耀，给父母带来好名声。
第四，重视丧事与祭祀，慎终追远。
儒家认为，办好丧事，重视祭祀，这是对死者尽孝的继续。反之，办理老人丧事不认真，神情不衰痛，过后不虔诚祭祀，是违反人性常理不孝行为。“生则敬养，死则敬厚，视死如视生。“丧则观其情，祭则”观其敬。（”《礼记·祭义》）儒家主张举办丧祭，应量力而行。最重要的是要有哀痛真情，反对活着不孝，死了乱叫，讲排场沽名钓誉。
第五，继承先人遗志，完成未竟事业。
这是孝子更高层次。孔子主张“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其精神就是要求子女能继承遗志，使之开创的事业绵延不绝。
（三）人我和谐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和物质财富，也包括思想文
化力量和精神、文化、道德素质。衡量某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仅看它的物质力量，还要看他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是这个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即内部是否和谐、团结。胡锦涛总书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篇讲话中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和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之中首先举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可谓抓住了要害。中国儒学即是人学，它以人为本主体为核心，为追求家庭关系和谐而提出家庭理论观，为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和谐而提群己观。
儒家人我和谐的社会理论包括：贵和、仁爱、诚信、忠恕、宽厚、礼让、谦敬、礼教八个方面，称为八德。
1、贵和
人类在“和”与“斗”的矛盾中走过了漫长艰苦的历程，“和”也是人类几千年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素以“贵和”而著称。几千年来以成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
《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的是尧帝发扬才智美德，使九族亲和睦，百姓平顺，万邦协调，是后世效法的榜样。《左传》也说：“师克在和，不在众。”说的是军队打胜仗不在于兵多，而在于上下团结一心。《论语》中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即礼的实行，以和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荀子》对人与人之间不顾廉耻，互相争斗更深恶痛绝。他怒斥“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为事利，争财货，无辞让，轻死而暴，属之鸟禽兽。愚莫大焉，害莫大焉，辱莫大焉，危莫大焉。人之有斗，我甚丑之。”（《荀子·荣辱》）但他认为正义争斗不在此列。《易传》也说：“人同心，其利断金。”《说苑·敬慎》上更从反面道出不和之害：“不知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到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总之，和则家兴国治天下平，不和则一事无成。
2、仁爱
仁爱，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仁与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爱是仁德核心，指的是尊重人，热爱人、理解人、同情人、帮助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仁与爱是统一的，爱属于仁，出自于仁，离仁则无爱，无爱就无所谓仁。
《论语》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人而亲人。当学生问起孔子的志向时，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把天下普遍和谐做为向往目标：“四海之内皆兄弟。”
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把仁总结为：“仁者爱人。”爱人所应达到的高度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特别要尊重那些有缺陷有困难的人，把他们的难处当做自己的难处。
儒家讲爱人的同时又主张把爱人与姑息区别开来，掌握善恶是非 的标准，爱其所当爱，恨其所当恨。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也以姑息。”他告诉我们不能爱一切人，姑息不是爱，只有爱人以德才是真正的爱。对所爱的要分析全面对待，反对“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片面性。
诸子百家中墨家也是倡导“兼爱。”与墨家相区别，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层次的。主张有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远而近。从最近的双亲开始，然后是家人，再后是家乡，国人和天下人。
3、诚信
诚信是儒家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总要准则。
诚信，即忠诚和信义。许慎《说文》云：“诚，信也；信，诚也。”诚的内容就是真实不欺，即不自欺也不欺人。
不自欺，即对自己要真心实意地追求道德修养，存善去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欺人，即是对他人不存伪诈之心，不说假话、不办假事、开诚布公、以诚相待。一个人只有具备既不自欺也不欺人的优良品质，才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至诚可以感天动地。
信，本为“人言”，即“人言为信，”其含义也是诚实不欺，但主要是指在与他人交往中应该讲究信用，遵守诺言。
《易传》上说：“和兑之吉，行为疑也。”说只有相互信任，无所猜
忌，人际关系才能和睦，行事才能吉祥顺利。孔子极为重信，他强调人要“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即车子无车辕与横木相连的木销子，则不能行进；人若不讲信用，就无法做人行事。孔子把信义联系在一起说：“无信即无义”而无信无义，何以处人？
儒家的这些论述表明，处理一切人际关系都必须以诚信为本，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要求。不仅朋友之间要讲诚信，而且子女、兄弟、姐妹及亲属之间，上下级、同事之间、家庭、社团、乃至国家之间，都要讲究诚信；不仅处事待人要无欺，而且从事各种职业均需“以信成之。”当教师的要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误人子弟；做医生要讲医德医术；经商要讲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从政则更需要把“取信于民”作为立政之本。如此等等。
4、忠恕
忠恕是儒家仁爱思想在人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运用。所谓忠，就是尽己之心，尽自己之力为人做事。而恕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忠恕合用，是指孔子所指明的忠恕之道，它是儒家所主张的处理人我关系的道德准则。
《论语·学而》上说：“吾每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每天多次反省检查自己，为别人筹划办事尽心竭力了吗？忠恕之道，从积极意义方面说，就是“已欲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已及人，由己心推知人心，通过角色互换 的心理体验，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儒家的忠恕之道，包含了三种品格： 一是宽广无私的胸怀。
一个人心胸狭隘，自私自利，凡事只想到自己，心里没有他人，一看到别人好了，心里就会不舒服，更不容忍别人超过自己。这种人往往嫉贤妒能，甚至搞阴谋、耍手腕，千方百计踩别人，把自己突出出来。结果是孤立了自己，而且搞坏了人际关系。君子的风度是：“君子已善，亦乐人之善也；已能，乐人之能也。”这种人并非缺乏竞争意识。他的竞争观念是：我希望你超过我，但我要通过正当努力，取你之长，争取比人你更强。这样大家都进步，人际关系亦能和谐。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乐于助人胜过自己的人，必定是出以公心，希望社会更加美好。有这种思想做主宰，才不会鼠肚鸡肠，任狭偏私，排斥贤能。三是助人为乐精神。
别人强，自己不仅高兴，而且帮助他“立”和“达”。这才是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君子之德。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行为距此尚远，原因在于： 首先，是心地不忠，难以行恕。
一些人素质很低，极端自私，既不存念他人，又不顾及社会，心
中唯有自己。这种人如何能设身处地，以心比心，尽心竭力地为他人做事呢？
其次，是把无原则的原谅和迁就，当做忠恕之道去实行。对于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恶行劣迹，不谴责，不斗争，予以包庇和姑息。
5、宽厚
宽厚，是指在处理人际关系、待人接物方面宽宏大量，与人为善，不刻薄，能容人。
《周易》上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言大地广袤深厚，养育万物，无所不享受它的恩德。君子也应当像大地那样，具有宽厚的胸怀。唯有宽厚，才能兼容万事万物，与人友好相处。故孔子曰：“宽则得众”。“君子莫大乎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儒家在宽厚待人方面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不以恶意猜测别人。
孔子云：“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要不、先为主地怀疑别人在欺诈，不主观猜测别人不诚实；即使面临也能及早察觉，这种人就是贤人了。孔子承认社会中有人心地不善，需注意提防，但不应该事先毫无根据怀疑一切人，因为那样人与人便无法以诚相待了。
第二，别人有优点，要崇人之德，扬人之善，师人之长，切勿嫉妒。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之”。已善，亦乐人之善；己能，亦乐人之能也。”
第三，对他人的短处和过失，勿求全责备，勿言人短，既往不咎，责人勿刻。
孔子主张对人不要求全责备，“无求备于一人。”不要攻击人家的短处，子贡问孔子：“你最憎恶是什么？孔子说：‘称人之恶者’。”爱揭人短，说人坏话是不宽厚的表现，有损君子之德。批评人不要过于刻薄。人与人可以展开批评，但要与人为善，注意分寸，不要伤人太甚。《荀子·荣辱》上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对人错误，要“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帮其改正。反对以怨报怨，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者，公而无私也。即对待仇怨要从原则和大局出发，该怎样对待就怎样对待，不以对方与自己是否有仇怨为转移。孔子还主张大容人，尤其要容纳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君子以容民畜众”。严于责己，宽以待人。遇到问题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春秋谷梁传》云：“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反其知。（”《僖公·二十二年》）意谓礼貌待人，人家却不这样待我，就要反问自己：我对人家是否做到了恭敬 ？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就要反问自己：我对别人是否真正做到了仁爱？我管理别人，却
没有管理好，就要反问自己，我是有足够的智能？如此反躬自责，而不是一味埋怨别人，人际关系当然会和谐。春秋就有蔡人浇田的故事流传。
儒家所倡的宽厚，并非无原则的原谅迁就，姑息养奸。强调宽而不纵，遏恶扬善，把宽厚与放纵区别开来。与道家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这是儒家与之其最大的不同之一。
6、礼让
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这个大家庭之所以能以友好和睦著称于也，维系长期的统一与稳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几千年形成的重礼仪、讲礼貌、尚礼让的优良传统。说礼让，首先须说礼。
礼，为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
一、“四维”（礼义廉耻）之首，地位十分重要。礼的内容涵义十分丰富，略而言之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之礼，泛指以政治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及一切道德标准；狭义之礼，则是指礼貌、礼节、礼仪和礼则。
中国古代《周礼》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
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是丧乱和祛病消灾之礼；军礼为军中之礼节；宾礼是朝见迎宾之礼；嘉礼为饮食、婚嫁、庆贺之礼。每种礼都有详尽的规定。儒家认为，是否知礼、守礼、体现着人禽之别。《诗经·庸
风》上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不仪，不死何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儒家进一步强调，礼是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季比》）若不懂礼，不讲礼，不守礼，就难以做人，难以立足于社会。人只有知礼，才能免于粗野，成为文明人。只有以礼待人，才能形成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
让，《左传》上说，“让，礼之主也”，让是德行的根基。让就是不接受。
荀子认为，人群之所以纷争，是由于“争”“胜”“贪”等毛病。要通过礼义教育，使人“劳苦之事皆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荀子修身》）争则不足，让则有余。礼尚往来，人我相报，是儒家推崇的宽厚礼让美德的重要内容，也是待人处事，和谐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诗经·卫凤·木瓜》上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永认为好也。”讲的就是礼让。
儒家讲“礼尚往来”，但反对看重于财物，来往中主张以情为主，量力而行。“多货则伤于德，币美则没礼。（”《礼记·中庸》）受思必报，施人勿念。（如三国中的关羽）中国人讲的“施思图报非君子”“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此意。
7、谦敬
作为个人而言，应具备恭敬之心，谦虚之德。一切礼仪礼节的实
行，都必须以敬为前题。敬，即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恭敬。有敬才有礼，才有让。
《左传》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对人要有恭敬之心，是讲道德、讲文明的集中体现。没有敬，礼就无法实行。孔子反对貌似有礼而内心虚心假意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 ·公治长》）比如，在丧祭活动中，形式再隆重，礼节再周到，如果缺乏发自内心的悲哀之情和恭敬之心，也是不可取的。
儒家还认为，真诚与恭敬，应当一视同仁。不分地位高低，身份尊卑，财高多寡。要特别恭敬天下之父母，天下有德之人。
总之，一个谦虚的人在人际交往中自然能做到恭敬礼让。具备谦虚的美德，对人就会真心实意的恭敬，有发自内心的恭敬态度；有发自内心的恭敬态度，才会有礼让文明的行为。大至让权、让位、让名、让利，小至让路、让座，都会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8、礼教
“礼教“并非指封建纲常名教，而是指儒家所倡导的道德礼仪的教化。儒家的主张是：
第一，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是内心的思想情感，礼仪是思想情感的外在表现。
孔子认为有仁始有礼，如同先有白纸，然后才可以在上面绘花。
所以，思想道德教化是根本。
第二，建立健全礼仪规范。儒家认为，只重视礼仪的外在形式不行，而没有礼仪也不行。各种道德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表现。没有礼仪，道德就无法落到实处。第三，从小抓起，循序渐进。
《礼记·内则》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岁，首先“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即传授少儿应知应会的各种礼节，通过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从小打下礼仪基础，养成良好习惯。到十五岁，再进“大学”。学习四书五经，从理论上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使之通经明理，不仅懂得应该怎样做，而且懂得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了更好地进行道德礼仪教育，古人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编写了许多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易懂易记的启蒙实物，如人们所知的《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朱子家语》等，教育效果良好。
第四、从上面做起，率先垂范。
孔子提出，行礼义的关键在于“上好礼”，“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四）上下和谐
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血缘亲情关系，社会伦理关系外，还表现为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否开明健康，往往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文明和谐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君臣、君民关系是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中国儒家关于君臣、君民和谐的某些合理主张，对于当今社会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者，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促进上下和谐，从而实现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客观地分析儒家政治关系中的消极成份，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封建残余的根源和危害，彻底铲除其影响，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君臣相和
先秦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有较多温合、合作、平等、亲睦等合理成份，而较少秦汉以后被膨胀强化起来的专制、奴役和冷漠色彩。1．君臣关系上互敬互信。主要体现在互辅、互通、互信、互敬四个方向上面。
互辅。《易传·比》上说：“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候。”把君王与诸侯关系比喻为水附大地，地纳江河，相辅相依，不可分离，患难与共。
互通。《易经》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与地不交感，万物将闭塞窒息；君与臣不交感互通，国家就要衰微灭亡。
主张君臣要敞开襟怀，坦诚相见，消除彼此疑惑。
互亲。《易传·家人》上说：“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亲其所贤，然后令则从，施则行。
互信。君主应信任臣下，臣下也应信任君主，国事方有可为。反之，“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荀子·王霸》造成上下二心，分崩离析。
互敬。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之所以应尊重君主，是因为君主应该有必要的权威。反之，是因为贤臣有功于国家，在百姓面前也应该有一定的权威需要维护。故汤之尹伊，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 2．和而不同
意为互相和作，相互补充，不简单相加。世间万物都是“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不相质的东西相互结合互补方能化生万物，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必然导致事物灭亡。君臣关系也是如此，君主远离那些与自己思想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左的臣子，只听奉承顺服之言，国家的事情必定办坏。
“和而不同”思想源于西周史伯，春秋齐的晏婴发展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和而不同”，并将其做为上下级和谐的基本原则。一次，齐景
公感叹说：“所有大臣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处和谐。晏子纠正说：“他与您是同不是合。”齐景公不解其意。晏婴就以羹汤奏乐为例，说明君臣之间应当是“和而不同”。孔子也吸收了上述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论语·为政》）3．从道不从君
意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是否服从君主、以及长辈、权威，要看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道义和真理，而不能盲从、屈从。
孔子主张“以道事君”。认为君主有过错，臣可以批评规劝，“勿欺也，而犯之”，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违背执行君主的命令屡谏不听，可以出走，不与之合作。不过孔子还没有提出对于昏君可以采取革命或暴力的手段。
孟子则有所发展。认为对不贤之君，“残贼”之君，不听规劝的昏君，可逐、可废、可伐、可诛。公孙丑问孟子：“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回答：“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为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珠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武王讨伐商纣是救人民于水火，而不是什么造反纂权，所以才受到民众箪食壶浆的欢迎，孟子在“从道不从君上”，比孔子较为彻底，但与民主意识相距仍远。
4．虚怀纳谏
要上下和谐和，国不失政，执政者必须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听到正确的意见而不采用，执政者就会有失政德。君臣二者关系中，君是主导方面。君主不能广开言路，使下属畅所欲言，上下政治和谐关系就会受到破坏。
《孟子》说：“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则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之也之也，予既已知之矣！’之也之也之声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谀之人居，国可治乎！（“《孟子·告子下》）
荀子也说：执政者应认识到敢于提意见的下属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家庙不毁。（”《荀子·子道》）《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中也是说，听不到反面意见是因为“私我”、“畏我”、“有求于我”的缘故。
总之，执政者若不能广泛听取下属意见，势必造成耳目闭塞，愚而自专，贤人远遁，谗人当道，是非混淆，善恶颠倒，政事由是而败，国家因此而亡，哪里还有什么上下合谐之言！5．任贤使能
任用品德高尚，使用有能力的人称为用贤使能。执政者能否任人唯贤，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上下和谐、政通人和的主要因素。首先，用人的问题，关系国家安危。
《易经》上说，“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荀子》上也说：“能用当一个则天下取，失当一个则天下危。”
其次，出以公心，任人唯贤。
孔子认为，用人应当像晋国祁黄羊那样，“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荀子·王霸》）而不能把官职当做私礼送人情。
再次，是强调用人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要重实绩，重公论。用人方法上善于扬长避短，才尽其用。实现群贤毕集，人尽其才，君臣相得，上下和谐的局面。
（四）实现和谐的思想方法 1．中庸的本义
中庸是表现人的行为质量的形容词，是人认识处理事情的根本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事，治国理政等社会实践中时时处处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好时机分寸，恰到好处，过犹不及。，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格的完善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和谐。
长期以来，许多人将中庸误解为不偏不倚，骑墙调和的折中主义，息事宁人无是无非的老好主义，反对斗争忽视竞争的保守主义，这些都曲解了中庸的本义。实际上，它是一种包含科学合理性和辩证色彩的思想方法。
中庸思想创于上古，源远流长。《尧典》上讲，如何治理国家？尧答：“允执其中”。盘庚也主张治民要“各设中于乃心”。周公也倡行“中德”。《周易》里讲的“正中”、“待中”“行中”中等不胜枚举。
儒家中庸思想涵盖范围和应用价值有三个方面：
其一，它是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客观规律，万物只有当其位和其轨才能健康运行，正常发展。“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其二，中庸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凋预矛盾选的正确思想方法。中庸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定度的界限，即超过度或未达到一定界度都要影响事物的质，势必向相反方面转化，事情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做事掌握分寸，不走极端，正如孔子说“过犹不及”。
其三，中庸也是对人道德要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甚至矣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要求人发自内心真诚实意地做人做事，要求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修养，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性态度，行为适度，言行得体，不片面，37
不冲动，不偏执，不做过头过份之事。如，质朴而不粗野，文明而不虚浮，有正当欲望而不贪婪，泰然自信而无傲气，威严而不凶猛，宽和而不放纵，庄重矜持而不固执，合群而有原则等等，这些非有很高的道德不能做到。所以孔子称中庸为“至高至德”。
2．中庸与和谐
和谐标志事物之间平衡稳定，协调有序的关系。中庸是强调行事时把握正确之点，以便对问题处理得当。和谐状态是人们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中庸是实现和谐的思想方法和手段，这是二者的区别之点。
二者还有相似、相依、相渗、相趋之点。
首先，为了保处理问题的正确性，中庸需要研究事物间的关系。每个部分，每个方面的度，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从整体和谐和的要求出发，才能把握。尤其对事物两极（过与不及）进行分析研究以后，才能判断选取其间的正确之点。
其次，和谐要研究“度”。事物要达到和谐，它的各部分，各方面之间就必须保持一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规定了它们各自所应有的“度”。同时和谐本身也是对失“度”、失“衡”状态的否定。
第三，各种相异要素之间所以能够相“和”，并非盲目、无序的拼凑组合，也不是无原则的调和与苟和，而必须以某种正确性为其存在标
准；而中庸所要达到的正确性则提供了这种客观标准和恰当的方法，使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都能达到“中“的状态，都能在“度”的规范下健康地运动发展，从而事物才能实现总体上的和谐。
总之，“和”作为关系结构体现事物状表层状态“中”作为理性精神深藏于事物 深层之中；“和”是“中”的目标和结果，“中”是“和”的前提、灵魂和保证；无“中”便无“和”，求“和”需要“中”，二者是互相区别，互相联系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3．中庸的基本要求。
儒家不仅提出了中庸方法论的原则，而且对其在人生及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在政治方面主张以德治、礼治为主，刑礼相参，宽严相济。执法方面刑罚得当。行政缓急得当，欲速不达。
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无欲速，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
二是，经济方面，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得中，敛从其薄”。施惠于民要“惠而不费”，役使民众应“劳而无怨”，满足上下欲望时要“欲而不贪”，取民有度，救济民众要济急不济穷，“周急不济富”。做生意要严守中庸之道。
三是，伦理道德方面：在忠君问题上，儒家既主张尊君忠君，又
强调“和而不同”，“从道不从君”，反对愚忠愚孝。
四是，文化娱乐方面，提倡从事身心健康的活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反对“乐极生悲”。
五是，个人修养方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恰当得体，不逾分寸。不做过头之事，做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不要乱插手乱干涉。君子“思不出其位，”分清可行、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4．求“中”的方法
一是，因事取中。首先要区别时、环境、对象、上述不同则其“度”也各不相同，不能用一个要求和标准来作为所有关系的“度”。
其次，“中”的含义是指正确、恰当，所以取中不是两端距离的居中之点，而是恰当正确之点，如“救急不济贫”。
二是，因时取中。儒家称之为“时中”。其有两个含义：首先是与时偕行。人只有与时俱进，当行则行，当上则止，做事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其次是见机而作，掌握火候。
三是，权变得中。即应以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中”，把握“度”，不能死守教条，僵滞不化。
四是，礼仪达中。儒家把“义”做为“中”即正确性的前题，把“礼”作为达到“中”的外在规范，循礼守义，才可言“中”。
孔子说：“君子于天下也，天适也，无莫也，又与之比”。如他在义
利关系上，他并不反对富贵，而主张“义然后取”，反对“为富不仁”“不义高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舍生而取义”以及忠孝不能两全等皆有现代意义。
五是，以节致中。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有有节度，才能达到“中”才能正常运行和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无论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还是人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个人心理都须加以节制。如汤不盐不可食。多了更不可食。贪得无厌，不加节制，就会走向衰亡。
节制的办法
首先是守礼，加强个人修养，其次是不做超越现实条件（不合乎）的非分之想。
儒家中庸之不足，首先是追求目标至善，手段至当，效果至佳，过于求纯。其次是坚守事物限度的同时，没有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打破限度，促进转步，三是儒家学说太投机，太近人情，太正确，难以做到。
三、传承命脉，开拓创新，重振复兴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社会文明进步与其和谐程度成正比。当人
类处于野蛮蒙昧阶段时，互相残杀，弱肉强食，虐待环境，人际倾轧，使社会到处充满着不合谐。而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必定是各方面高度和谐的社会；反过来说，只有高度和谐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和谐是现代文明的灵魂和重要标志。
（一）时代呼唤和谐，世界正走向和谐。1．世界的多元化呼唤和谐
当我们进入21世纪门槛的时候，我们发现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都反映出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一元性被多元性所取代，二元对立正转变为多元共存。新世纪将是多元化的世纪。
一是政治发展多元化。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立淡化，“党同伐异”已不合时代，不得人心。善于宽容和谐调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的美德。
二是经济发展多元化。单一的所有制、经济体制、分配方式也呈现多样化。
三是文化发展多元化。“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将被打破，不同文化、文明互补，争奇斗妍。
四是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多元化。宽容成为公认的美德，人们更加强调差异强调同一。个人生活方式选择愈加自由，愈少清规戒律，对以往被视为异己的行为司空见惯。个人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行为方式，人们很少干涉。前题是只要他们承认遵守公共领域的社会规
则和法律即可。
世界以宏大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接纳各种异类、异相、异质的事物，实现共生、共立、共达、共荣，这恰恰是中国儒家所倡导的普遍和谐精神。
2．工业化商品经社会中的人类渴望和谐
首先，当代发达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物质丰裕、精神痛苦。人成了物质、金钱、商品的奴隶。由此造成色情、暴力、赌博、吸毒等“社会病”。
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恶化，从而使科学变成毁灭自身的武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水土流失、气候变异，严重危胁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1992年世界环境大会宣言》）
三是人与人、个人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个人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严惩扭曲。
3．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和谐
一是持续发展，即现代发展兼顾未来。
二是整体发展，即把经济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精神文明统一发展起来。
三是协调发展，即人与自然、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科学与
人文之间协调发展。
四是平等发展。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城乡、所有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都应有共同生存发展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
4．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失序、失衡、失调、失范尤其需要和谐。
一是当前社会发展主流健康，但社会失序问题严重。二是经济领域失衡矛盾突出。三是分配领域失调矛盾加剧。
四是精神生活、文化建设失范较多。（拜金、享乐、纵欲主义）社会转型期这四种现象有些难以避免，有的则是人为造成的。若不予以高度重视，社会和谐就难以实现。
（二）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具有意义深远的伟大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所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石之上。
自鸦片战争以来，历史上的种种“破”和立的经验和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可以凭借某种理由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这并不很难，但要按自己的意图建立起新的道德、新宗教、新文化却极其艰
难，往往造成破而不立，青黄不接的状态。我们伟大的祖先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信仰、规则、价值等等，已经在当代人心中渐渐淡化了。这对一个伟大民族来说，不是吉祥的征兆，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说：
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第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只作为“经济动物”崛起，更应该是这个伟大民族精神文化的重振和复兴。
2．正确认识和对待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文明课题。“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分别走“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个极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全面的。
我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抱肯定的态度和挚爱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但我们不是说传统的东西一切都好。
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以道德目标代替政治目标，夸大道德的作用，以群体性代替自主性，培养封建奴性；以义务代替权利，轻视个人权利，以民本思想代替民主政治，实行愚民政治等等糟粕，需要
批判、发展的维承。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一些遗产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在不断更新淘汰，而贯穿始终的是基本精神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如：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成贤成圣的人格追求等等，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历史上造就的无数英雄豪杰，今天仍是激励我们自尊自强、自立于世界的精神楷模。我们民族新的价值观和光大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培育、发扬。
第二篇：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一)
一、儒家文化
儒家：孔子所开创的一个学派，有2500多年的历史
一个长久的文化传统，必然有一个经典的内核，有一套经典的体系
（一）“五经”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乐经》失传，所以只有现在的“五经”
《五经》跟儒家的关系
春秋后期，孔子整理六部经典，并把它作为教授弟子的核心教材
儒家是以传承“六经”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责任使命
儒家是传承三代文明的主要学派
早期的70子及其后学，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有72贤人，每天跟孔子讨论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明有一个长久的、连续的传承，这个连续性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文化有这么大的融合力、凝聚力，很难得，这个融合力、凝聚力就从这个平淡无奇的儒家文化来
不间断地传承文明和文化的载体，即所依存的政治实体，几千年来基本维持统一，这个统一性是独一无二的儒家经典的第一部分就是“五经”，它是一个文明的经典，就是中华文明经典
儒家传承的不是狭隘的，只代表一家一派的观点，它传承下来的、积累下来的是中华文明
“五经”体系到汉代以后就逐渐扩大到“十三经”
（二）“四书”
宋代出现了一套新的经典体系，开始跟“五经”并立，而且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就是“四书”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朱熹的《四书集注》
元、明、清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标准教科书答案
“五经”和“四书”的区别
（三）儒学的作用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
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的处境和存在的条件是相符的佛教不适合中国社会
佛教是一个出世的宗教，包含很多真理，对于中国文化是一个挑战和冲击
儒家是中国社会本土的文化，儒家一直在强烈地批评佛
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儒家的文化和价值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四）孔子是中华文明精神标志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几千年以来的中华文化发展中，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中华文明的重新建构中，已经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精神标志
第三篇：儒家思想与当代孝道价值
摘要：“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儒家孝道，现代价值
一、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二、儒家“孝”的合理内容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可供借鉴。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弟”，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三 孝道为什么倍受古人重视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心中总是想着父母，时时怕父母担忧或让父母蒙羞，自然一言一行都会谨慎小心。不做那些让父母感到羞耻的事，那才是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
现代孝亲观念衰退的原因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批判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事实上，这些批判大都出自对对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论述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三、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是生生不息的爱心，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
第四篇：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关键词:孔子
儒家思想
当代社会 正文：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
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
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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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论文摘要]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贯穿始终。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儒家思想，是当代法学界面临的困难之一。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和利用。只有这样，在实现法治现代化时才能更好地构建和传承我们的学术传统，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治 法治现代化 影响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产生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占至上地位和最深影响的。纵观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夹杂着政治的创新，处处可见社会变革后面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传统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内源动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不仅仅是立法、执法和法律制度的变革过程，从本质上也是在扬弃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法律文化的重构过程。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一）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指导思想
孔子在《论语 为政第二》中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作为一套有着深厚渊源的道德原则，作为人们一贯奉行的行为规范而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和君主专制社会，作为正统法律文化的儒家法律文化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 “礼”作为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等思想使法律成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补充和附属。从本质上，礼治所体现的乃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图式。在礼法的关系上，礼是法之体，法是礼之用，礼主法辅；以礼率法，出礼而入法。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轻视法律的作用。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介入非常广泛，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的设定精神是相契合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必然是不道德的；有悖道德的行为则也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德治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动摇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最终导致了人治主义在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治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属于皇权的绝对神圣性。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力大于法律，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传统中国未能出现在西方政府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律制约。“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
样一个严密体系里，臣民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这种法律文化培育了臣民意识、权力崇拜和官员的治民思想。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权威主义的思维习惯，百姓普遍形成了崇圣上，向君主求是非，抱着对圣王明君的期待心理。
传统的中国一直是处在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因而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并衍生出儒家礼教的家族本位价值取向。它建立在古代宗法结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其法律精神蕴含着对平民大众自主权利的否定、压制乃至剥夺。在这种礼治秩序下，个人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物。社会个体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与个性，都被置于家族纲常名教的规范体系之中。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个人的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某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个体的独立性相应的会存在缺失，人们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个人要想拥有权利，就要靠自身在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身份，或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还要靠主体对伦理纲常的认同。个体既渺小又无足轻重，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
（三）以“和合”为最高价值理想
儒家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和合”二字，意指和谐、和睦、和平、联合、结合、合作等。“和合”是在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事物中的协调与结合、统一与发展，进而达到平衡协调的一种状态。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为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礼法结合、刑罚用中、抑强扶弱、追求和谐的精神贯注了新的活力，使传统法文化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与和谐精神。在古代的立法、司法中形成了仁道与中道的和合，促进了儒家法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新发展。儒家将中庸思想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把无讼视为和谐，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谐。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以秩序为重心，“无讼”法律文化意识是这一价值取向的本质内容，人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无讼”是理想的社会目标。儒家思想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延续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协调”、“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和合理念，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法律意识乃至风俗习惯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法治现代化的内涵
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生活和历史积累中，在与自然、社会、经济、其他文化形式的广泛联系中所形成的，以法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要正确认识、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
文化，必须首先要认清、把握传统法律思想的精神实质所在。亨廷顿曾经说过：“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相信人有能力通过合理的行动改变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意味着摆脱外界对于人的束缚，意味着人从神、命运和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将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从传统习俗规范中解放出来，进而对政治权力的一定淡化——法治现代化就由此开始。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既离不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其赖以建立和运行的首要因素——人的现代化。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由传统集权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换的进程中，政治文明的建构、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政治革新与运作的全过程中起主导性、能动性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人的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一切现代化建设伟业的基石，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政体的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双向互动，才能真正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总之，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配合。
三、儒家思想对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任何文化与制度都存在于传统之中。法治现代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有其历史的延续性特点。儒家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与上述条件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诞生了中国伦理型文化，也导致了我国法文化的诸多特征。正如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代社会秩序受到现代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离开一定的法律传统，社会秩序的内在历史根基往往是不牢固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深刻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与行为，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发扬。
从文化心理层面看，儒家思想是中国进行法治建设必不可缺的源泉和基础。其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它不仅可以为现今的法治建设提供心理支持，而且其自身的有益的方面还可以作为法治建设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为人们所接受。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人本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主张集中反映了其民为邦本的思想。最后到西汉的儒家思想，其人本主义的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与弘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本主义传统。虽然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能混淆，但是它们之间有一定国家政治之本位。公众对政治权威，对合法性的认同，是公众认同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当然，我们也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根植于古代农业经济，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天壤之别。但是儒家思想已经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的性格之中，无论是消极的部分还是积极的部分都依其固有的惯性影响，积淀于民众的心底，并支配人们的行为，从而对法治活动产生深刻影响。一味地借鉴和移
植西方法律，势必会产生“水土不服”。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和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同步，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四、结语
儒家思想之所以可以影响中国五千年，是中国民众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古代法律文化长期聚集的结果，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充满了理性精神，它不仅是孔子认为的最高道德与最大理想，而且也是中国古典法哲学中的一枝奇葩。儒家思想折射出的人际和合、天人和合等和谐、折衷的法精神。儒家思想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被作为传统法思想的工具解决社会中各种问题、调和社会矛盾。其所具有豁大兼容的思想体系，使其在几千年里能够经受住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断除垢纳新，不断地自我调整，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即使在当今时代，儒家思想仍不仅能为和谐社会的法思想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价值准则，而且也能为和谐社会理论注入新的思想内涵。“全盘否定儒家文化，根本不可能引导民族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则是传统文化的必然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在更高阶段上的综合与创新。”中国现今的法治建设只有建立在对传统法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否则离开了传统资源的支持，我们的法治建设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原则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该不该取精华、弃糟粕，而是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这种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可以作为我们现代化法治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尊重人、保护人。这样，传统的儒家传统文化在新的背景下就可以有了新的解读，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理念在价值理念上存在着契通之处。儒家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权利本位的法学提供本土意义上的解说。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儒家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本位”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历史发展了两千多年，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两千多年的理论，而是应当尽可能地从传统中挖掘出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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