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发言稿

第一篇：关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发言稿

关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发言稿

以下文字摘自厦门大学法学院宋方青教授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法治中国”理念和“法治建设”的目标，同时还提出了良法和善治的概念，指出以良法促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对于我国立法的质量问题，我国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从总体上说，对于我国立法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并没有提供应有的智识贡献。《决定》直面中国立法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社会关切，提出了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战略部署，并将完善立法体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作为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决定》还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基本要求和具体措施，其中许多的新提法、新的制度设计需要学术界做出解读：如，（1）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2）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3）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4）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动立法精细化；（5）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6）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7）建立立法意见的反馈机制；（8）立法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等。

以下文字摘自谢天武《以良法保善治，常怀赤子之心——评王利明教授新著《法治：良法与善治》

“法治即依法治理，是一种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或良好法律秩序，法治本身不是法条之治，而是良法之治。”

“良法不是道德层面的善良，而是价值、功能层面的优良。”在良法和善治之间，“良法不等于善治，仅有良法也无法实现善治。要达到善治，既需要良法的有效实施和运行，也需要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善治的依据是良法，而不是管理者的个人意志；良法不是目的，而是要促善治、保善治。”

良法和善治的有机结合是法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良法之治也是善治要追求的目标。法治所蕴含的良法价值追求与善治相得益彰。

“良法和善治有机结合的状态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清明、社会公正、国泰民安、长治久安。”

第二篇：扫黑除恶是良政善治

扫黑除恶是良政善治

当前，以重庆为先锋，全国上下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受到举国欢迎。这是扬汤止沸、扬善止恶之举，是割骨疗伤、匡扶正义之举，也是党和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的良政，更是社会治理良善的重要标志。扫黑除恶好得很。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黑恶势力横行的危害性都非常大，必除之而后快。第一，黑恶势力横行是法治不彰的表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恶性事件频发，盗匪猖獗，恶棍横行，帮派团伙之间争地盘，打架斗殴，为非作歹，搞得街头乌烟瘴气，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导致社会安全无法保障，民众惶惶不可终日，那么，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肯定非常败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就成为镜中花、水中月。而在法治健全的社会里，立法机关会制定出完善的扫黑除恶的法律，构筑起扫黑除恶的法律制度，黑恶势力难于找到法律空子可钻。公安机关会建立起完善的扫黑除恶机制，依法履行人民警察职能，有效开展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活动，及时发现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活动，并采取措施加于遏制、打击和惩治，让黑恶势力无法生根。检察机关将健全完善检察监督机制，依法采取检察监督措施，及时发现各种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案件线索，及时制止渎职失职行为，防止贪官污吏非法攫取、掠夺国有资产，防止黑恶势力对公职人员的腐蚀，依法惩办贪腐分子，使得黑恶势力受到国家法律的追诉。人民法院会忠于法律，坚守司法的人民性，依法受理各种案件，公平公正司法，将黑恶势力绳之以法，从而净化社会法制环境，更好地防止黑恶势力收买贿赂司法人员，防止司法腐败。公民将自觉遵纪守法，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品格的公民，树新风，扬正气，从而避免歪风邪气的流行，防止助长黑恶势力的妖气。所以，一个地方出现黑恶势力横行的现象时，就可以认定这个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治环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二，黑恶势力横行是道德的沉沦。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习俗和规范，受到人们的遵守。任何破坏道德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的排斥，甚至谴责。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里，不管社会条件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容忍黑恶势力横行，不容许社会主流价值观受到挑战和蔑视，歪风邪气也没有泛起的气候和环境。反之，则从反面说明，该地方的社会道德体系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道德的评价功能、调节功能和平衡功能发生了严重偏差，失去了巨大的社会意志力量。如果不给予及时扶正，社会心理统治秩序的崩解，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黑恶势力横行是文明教化失败的反映。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们共同遵守的文化、习俗、行为方式和操守的总称。尽管文明之于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具有特定性，但作为现代人所共同遵守的普世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任何一个地方、族群、民族、国家都把故意杀人当作犯罪，不会容忍犯罪横行。这种共同社会心理所形成的意识就是文明。在文明教化正常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健康的，遵纪守法，崇礼尚德，成为主流。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成为常态。不良青少年会得到文明教化和矫正，个人行为受道德修养的约束，打架斗殴、欺行霸市、盗匪横行、流氓滋事、黑帮为患等受到文明的排斥，帮派团伙难于找到生根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所以，只有在文明教化失败时，才会出现这些 “礼崩乐坏”的社会症状。

第四，黑恶势力横行是地方治理不好的标志。联合国和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在评价国际社会治理状况过程中，就把黑恶势力猖獗，政府管制失灵，社会秩序混乱作为失败国家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善治的角度来讲，在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明，政风清廉，社会和谐的地方，断然不会出现黑恶势力肆意占据社会活动舞台中心的情形。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横行，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秩序混乱，政府是腐败无能的，行政管理是涣散的，社会治理是没有效力的，社会生存环境是无序的。这个地方的政府必然失信于民。

第五，黑恶势力横行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任何社会是否和谐，主要看这个社会是否安定有序，公平正义，诚实友善，人与自然和谐。如果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横行，社会秩序必然混乱；腐败公行，社会公正就难于保障；人人自危，社会关系紧张，社会信用体系就难于建立，这个地方的社会建设就很难进行，社会和谐也无法实现。

由于黑恶势力横行的危害性大，不扫黑除恶，将误国殃民，必须统一思想，正本清源。

首先，扫黑除恶是建国60年来我党的一贯政策。从新中国建立伊始，党中央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严厉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剿灭横行乡里的匪帮，肃清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取缔妓院，禁绝毒品，创造了一个没有黑社会、没有毒品犯罪、消灭剥削制度的奇迹。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对黑恶势力采取绝对不容忍不宽容的方针，黑恶势力根本无法生根。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斗争，延续了我党扫黑除恶的一贯政策，狠狠地打击各种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活动，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继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是顺应社会治安形势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举措。这符合我党一贯的社会政策，其正义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其次，扫黑除恶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善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扫黑除恶，顺民心，合民意，解民忧，还民愿，体现执为民的人本理念。不扫黑除恶，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无法满足人们群众对平安的渴望和需求。黑恶势力横行，人民不得安生，经济就难于健康发展，这就将损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而搞好扫黑除恶，将社会治理搞好，其结果必将惠及全家万户，泽被四方。

再次，扫黑除恶是医治社会疾病的良方。黑恶势力的产生、发展和蔓延是社会疾病的外在表征。扫黑除恶，就是使用激烈的外科手术式的办法先行清除这种社会疾病的病灶，然后再辅以社会综合治理的疗法来消除社会病根和病源，意在为彻底治愈这种恶性的社会疾病奠定基础。

此外，扫黑除恶也是国际治理的惯例。在西方国家，许多新上台的执政者，经常把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扫除黑帮作为树立政府权威，为民众办事的手段。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几任美国纽约市长上台之后，都高调宣布打击街头犯罪、有组织犯罪，并把治理纽约社会治安作为新政府的抓手，强力推行，迅速获取纽约市民的拥护和支持。意大利政府历来对意大利黑手党的活动非常关注，采取了许多措施严厉打击黑手党的犯罪活动，预防和控制黑手党扰乱意大利社会治安秩序，有力地维护意大利的社会公共安全。在苏联时期，斯大林以雷霆万钧之势消灭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彻底铲除了黑恶势力的社会基础，黑社会在苏联根本无法立足。但是，苏联解体后，黑恶势力就象莫斯科森林里的蘑菇一样四处冒出来，左右了俄罗斯政坛和社会生活。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政府重拳打击黑帮的犯罪活动，才使得俄罗斯黑帮逐渐收敛。可见，扫黑除恶乃是国际治理的基本手法。我国借鉴外国打击黑社会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扫黑除恶的斗争，实际上是顺应世界各国反黑潮流的重要举措，必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我国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犯罪高发的社会治安背景下，开展扫黑除恶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扫黑除恶，铲除黑社会性质团伙、有组织犯罪团伙，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有利于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积极健康的人文环境。

第二，通过扫黑除恶，肃清社会不良分子，教育转化违法青少年，有利于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社会基础。由于青少年社会阅历少，模仿性强，辨别力弱，稍有不慎，极容易受周围不良环境影响，许多黑社会骨干往往以各种手段威胁利诱那些意志力薄弱的青少年拉入伙，使之误入迷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严厉打击黑恶势力，一方面揭露黑恶势力的罪行，将首恶分子绳之以法，还社会以公正；另一方面，惩恶扬善，有效地震慑潜在的不良青少年，使其悬崖勒马，改邪归正，教育挽救绝大多数。

第三，通过扫黑除恶，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欺行霸市，非法市场垄断行为，有利于为建立公平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保障。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黑恶势力乔装打扮，极力掩盖其真实面目，红黑白道样样精通，利用雄厚资本，拉拢党政干部做后台，干着欺行霸市，损人利己的勾当，破坏市场经济公平交易规则，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不堪，投资经商的社会环境差，严重扰乱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对黑恶势力依法打击，可以将市场公平交易机制化，培育诚信文化，营造投资经商的良好环境，促进社会经济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四，通过扫黑除恶，打击黑恶势力的帮派活动，防止黑恶势力危害基层自治秩序，有利于为社会建设健康化提供法治保障。在一些地方，就发生过黑恶势力插手操纵村民委员会选举，介入土地纠纷，参与非法征地拆迁活动，收取市场保护费，对弱势群体肆意盘剥，成为基层自治的对立面的现象。严厉打击地方黑恶势力，对于防止党和政府对农村政权管理的失控，防止社会管理出现真空，从而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基层政权，非常有利。

第五，通过扫黑除恶，强化司法机关治理社会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地位。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历来是公安政法机关的主业，扫黑除恶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不扫黑除恶，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就是失职、渎职。

在扫黑除恶过程中，不仅需要政治决断，更需要有胆识和毅力，要敢于排除各种阻力，借助党和政府的权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强力措施加于展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一是要坚持严打不动摇。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黑恶势力能够在一个地方生根发展，必有其长期经营的过程，若要除恶务尽，就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打持久战，持之以恒，常抓不放。否则，一阵风吹过，匆匆走过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加助长黑恶势力的威风，更加失去民心。

二是要坚持反黑与反腐并重。黑恶势力和贪污腐败结缘，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规律。反黑与反腐并重同样是世界反黑斗争的规律。我国在开展反黑斗争中，应该遵循反黑与反腐并重的规律，把黑恶势力的幕后操纵者、教唆者、支持者连同黑恶势力一网打尽，以绝后患。

三是要坚持集中打击整治和综合治理相结合。在反黑斗争中，在一段时期内集中优势警力，动员社会力量，打歼灭战，可以收到集中打击整治的显著效果。同时，还应该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打击极少数，挽救教育绝大多数，减少社会对抗，消除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四是要坚持依法办事不跑偏。由于反黑斗争中涉及的人员比较多，如何正确甄别首恶者、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胁从者、赞助者和同情者，需要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依法收集证据，查清事实，认真甄别界定，依法审理案件，依法定罪量刑。为此，一要防止扩大化。反黑过程中不能用极左的眼光看待事物，怀疑一切，要以法治理念为指导，把握好政策界限，防止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差。二要防止雷声大雨点少。对反黑斗争的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但却不落实或落实不具体，就无法真正查清黑恶势力的犯罪事实，无法依法给予惩处；对黑恶势力的头面人物的处理，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否则，容易给社会公众留下不良的印象，影响反黑斗争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扫黑除恶，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办案程序复杂，社会反响大，必须宽严有据，张弛有度，恩威并济，章厥有常，务求收到惩恶扬善，平安稳定，和谐共生之功效。

第三篇：良好班风是怎样形成的之

良好班风是怎样形成的之－－为什么把握不住班风的发展的方向

如果教师不负责任，放任自流，班级风气向不良方向发展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的老师，也把握不住班级发展的方向？辛辛苦苦做了许多的工作，也形不成良好风气。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前面讲了，一个需要树立品德良好学生为核心的学生主流力量，逐步形成以他们的道德处事原则为主流的班级舆论，才能形成良好的班级风气。当然左右班级发展趋势的有外部的环境影响因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传统的教育思维模式妨碍着班级向良好方向的发展。

第一就是传统的学生分类将品德良好学生埋没在传统的好学生之中。

至今，不同专家主编的《教育心理学》都没有对不同类型学生进行全面心理分析的阐述。我们对学生是按照传统的学习成绩和遵守纪律来分类的。于是将学生分成：

学习成绩好，又遵守纪律的。

学习成绩好，纪律不大好的。

学习成绩稍差，但遵守纪律的。

学习成绩不好，纪律也不好的。

按照这种分类，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当然就是第一种类型：学习成绩好，又遵守纪律的。理所当然的是学生的榜样，理所当然的是班级学生的核心。在选拔学生骨干过程中，老师一定引导学生向这个标准倾斜。在社会认同的大环境中，学生和家长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按照品德心理分类分析，学习成绩好遵守纪律的学生要包括三种类型：品德良好的、老实听话的、投机取巧的都有可能学习成绩良好。就是说这三种类型的学生只要学习成绩良好，都可能成为老师心目中的学生核心。

前面已经分析过，老实听话的学生最没有影响力。如果做了班干部多是个摆设，胆小，没有主见。当老师对学生控制能力强的时候，听从老师教导。当品德良好学生成为班级世纪学生核心的时候，跟在品德良好的学生后面学习，也是好学生的主流力量。一旦散漫学生、逆反抗拒心理的学生，善于投机的学生成了气候，则有一部反便会分化，有的明哲保身地观望，有的随波逐流跟着跑。这一种类型学生不能独当一面。

而品德良好的学生不见得被老师看好。原因是他们有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师道尊严强烈的老师不能容忍。

再有，竞争不过投机取巧的学生，他们过于真诚善良，不会作秀，还总是把人往好处想，往往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有心计的学生的小动作缺乏防备。而投机取巧的学生十分善于揣摸老师的心理，时时迎合老师，使老师自然而然地从心里喜欢，就占据了主动地位。

我第一次做班主任时的落选班干部，对我说，“最爱听您讲话，您就像大哥哥一样。”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自然而然的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知己了。第二次做班主任，那个十分有心计不断进行较量的学生，刚开学十分热情，主动提出给我做密探。他们做工作抢前抢后，不让他们做班干部那是天理不容。

当然一个班的学生干部不会是一个人，要好几个学生组成。即使是三种类型的学生都进入班委会，也不会平静。老实听话的还是听喝，让干什么干什么，投机取巧的学生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做工作，他要做实际的老大，还要将其他的干部压下去，让他自己出风头，必然不断的兴风作浪。最后形成无心学习，无心帮助同学，不断地排挤倾轧勾心斗角的风气。

第二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忽视学生在教师中参与的作用，教师将自己置于不易成功的地位。

目前的传统的教育模式是管理模式。反映在教育论坛上的栏目就是“学生管理”或者“班级管理”。有本二十五万字的长篇理论巨著，书名就是《班级管理论》。

由谁来管？当然是老师管学生。当然有的实验学生自治的管理方式，也仅仅是局部的实验。老师的工作能力就是管得了管不了学生，管得住管不住学生。

这个“管”的主导思想，就把学生都推向被管的位置，包括形成良好班风的骨干学生品德良好的学生被晾到一边。

管就是整治纪律不好的学生，不断地把一个个学生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散漫学生是老师整治的首要对象，不断的惩罚，必然造成这部分学生的老师的逆反心理，形成与老师对立的小团体，即反集体的友伴群。

老实听话的学生也会分化。他们的老实听话仅仅是惧怕权威惩罚。一旦看到管不了散漫学生，其中一部分学生就会跃跃欲试，想散漫靠拢，教师又多了几个惩罚的对象。和老师对立的小集团就这样壮大起来，培育他们的是老师自己。

管理将大部分学生推向了对立面，品德良好的学生在教师丧失威信，反集体友伴群不断发展壮大的环境下，他们遵纪守法的道德行为被鄙弃、讥讽，陷入十分孤立无援的困境。无法起到团结更多同学，发展亲集体友伴群的凝聚作用，无法在班里形成好学生的主流群体，他们的追求见解也就被淹没在师生对立情绪之中。教师越是公开表扬，越使他们更加尴尬。在这个班级只能做明哲保身的旁观者。

班级中有名正言顺选举出来的学生骨干，这时的学生骨干就成了摆设，丧失了对同学的影响能力。实际上影响班级风气的是反集体小团体的首领。

老师虽然早来晚走，勤勤恳恳，死盯死守，最大的失误就是把应该成为自己主力军的好学生晾到一边，孤家寡人和几十个学生鏖战，摁下葫芦起了瓢，最后神疲力竭。心是往好的方向想，手却往不良方向推，实际发展的方向与希望的方向背道而驰。用句成语说这种班级管理模式就是“缘木求鱼”或“南辕北辙”。

管理的思维模式，在重点择优录取的学校可能还管用，在普通学校，学生类型复杂的环境下，“管”是管不出良好的班级风气的。我认为出路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从班级管理向班级建设转变。

第四篇：征文：《弟子规》是治贪防腐之良药

《弟子规》是治贪防腐之良药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起了女儿学校发的课外读物《弟子规》，细读起来，发现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出乎预料，这本读物的意义绝非仅限于童蒙养正、教育学子，而是一部堪称儒学经典的传世之作，也是一部完整的“人生守则”。学习并践行之，对于有效对治党员干部贪腐行为更不在话下。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等经典编写而成，集孔孟、老子等圣贤的道德教育之大成，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弟子规》。《弟子规》通篇把“孝”当成核心和前提，同时又揭示了为何“百善孝为先”，告诉我们为人子的基本原则，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以及人性的真善美到底有哪些。

《弟子规》总叙中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里面有七个科目，即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前六项属于德育修养，后一项，即学文，属于智育修养。《弟子规》首先教育我们孝顺父母、恭敬兄长，继而教育我们把对父兄的孝敬扩大到社会，“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进而教育我们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父母对子女倾注了无私的爱，子女应该以无私的爱回报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把对父母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弟子规》全文1080个字中，详尽地介绍了哪些事情是该做的、该怎样做，如“父母教，须敬听”、“朝起早，夜眠迟”、“见人善，即思齐”、“能亲仁，无限好”、“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等等，如能按要求实施或变通实施，便能解决很多问题，同时收到善意的回馈，从而激励着我们更加用心用力地学习和践行之。《弟子规》又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全文有43处“勿”字，如“父母呼，应勿缓”、“物虽小，勿私藏”、“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等等，改掉这些不当行为，则可提升修养，有效预防不必要的恶果。

可见，通过学习《弟子规》，可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我们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必将得到全面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得到大幅增强。习近平曾经在中央党校出席领导干部开学典礼时强调，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

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弟子规》，便是一部优秀传统文化力作！

第五篇：人性 高智商的精神病患者是普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人性

高智商的精神病患者是普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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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各个奖项中最年轻第一个奖项，自1969年第一次颁发迄今，共有68位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或心理学家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其中，小约翰·纳什（John F.Nash Jr.）与另两名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C.Harsanyi）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一起，因为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分享了1994年经济学奖。他在68名获奖者中算不上出类拔萃，甚至只能算是一名普通的获奖者（毕竟三人分享）。但在所有的活着的经济学奖获奖者中，小约翰·纳什却是唯一被拍摄了传记影片的获奖者。2001年，也就是他获奖7年后，他的生平和故事就被导演朗·霍华德（Ronald William Howard）拍摄成影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并于当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为何一名奥斯卡级别的名导演会给一名普通的活着的经济学奖获奖者拍摄一部奥斯卡级别的影片？因为小约翰·纳什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从读大学开始，一直都是。他的伟大之处不是因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他获奖的研究成果以及学术上的成就都是在他罹患精神分裂症期间，并且拒绝治疗的情况下，凭借理性的力量克服妄想和幻觉坚持研究取得的。

（小约翰·纳什（上）与电影《美丽心灵》海报（下））

小约翰·纳什的例子揭示了，一名取得高学历，甚至顶级学术成果的博士，完全可能同时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可能与大多数人所了解和理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刻板印象不同，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未发病期间都能正常地工作、生活，甚至取得成就以及扮演各种积极的社会角色。可是，一旦发病，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反映出阳性症状，典型的如妄想和幻觉；或者表现出阴性症状，典型如情感迟钝、动机缺乏、社交回避以及失语等。

精神分裂症算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比精神分裂症稍轻的精神疾病，如分离障碍（如俗称的多重人格），或者双相障碍（即躁郁症），在发病期间往往伴随有精神病性的一些症状。生活中，像小约翰·纳什这样的高智商的精神疾病患者并不罕见。像近日在网路热传的一篇网文《我考上了名校，但最终死在了原生家庭手里》，文中化名康莫的女生自称被父母软禁在家七年，并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康莫曾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双学士学位，其中在武汉大学主修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同时辅修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并获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博士研究生全额奖学金，但被父母阻止了。

（化名康莫的马斐然提供的学位证明）

客观地说，仅凭这篇网文无法辨别康莫的陈述是否为真实。生活中的马斐然曾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并办理了精神残疾人证明。如果所诊断的双相情感障碍为真实，那么马斐然化名康莫的自述就很难分辨其中哪些是妄想，哪些是幻觉，哪些是真实的描述。双相情感障碍在阳性症状发作期间（轻躁狂）完全可能伴有精神病性的妄想和幻觉；而且双相情感障碍也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伴随症状，即精神分裂症伴病双相障碍。

换句话说，马斐然罹患精神疾病与她取得学业成就并不矛盾。她完全可能如其诊断所判定的罹患有双相情感障碍，那么她确实不宜单独生活，因为一旦进入阴性症状发作期间（重性抑郁），很可能出现自伤、自残，甚至自杀；同时也应该予以治疗以减轻症状。

问题是，她父母对她的过度担忧以及过度反应也同样可能加深她的症状。小约翰·纳什罹患的精神分裂症应该远比单纯的双相情感障碍更严重，但被家人鼓励和支持下他依然能坚持研究，教学，并且是在放弃医学治疗的情况下。

目前尚没有看到媒体采访其父母的详细报道。从马斐然化名康莫陈述的网文中，也不难推断她父母对待她的精神疾病可能并不妥当。精神病治疗无论采用药物还是电抽搐，都会给患者带来明显甚至严重的副作用。小约翰·纳什之所以放弃治疗，就是因为药物和电抽搐治疗都会使他无法思考，无法继续工作，像个傻子一样平和安全。

如果对待家庭中的罹患精神疾病的家人，特别是对待像小约翰·纳什这样的高智商的精神病患者，确实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无措的。如果遵照精神科医生的医嘱，小约翰·纳什根本就无法继续研究，遑论因其研究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斐然如果罹患有精神疾病，那么也是一名高智商的精神病患者。她的家人应该如何对待她才是适宜的，才是帮助和支持她适应和融入正常生活，并胜任继续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对于作为普通人的她的父母来说，可能真的是高不可攀的苛求。

[1]至少有两名心理学家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因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理论而荣膺1978年经济学奖；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因将心理学里人的非理性因素引入决策模型而荣膺2002年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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