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税费问题的制度性检讨
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第三次农村革命——农村税费改革,在部分地区经过几年的试点后,开始在包括我们河南的十五个省正式实施。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一般都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等;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是: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和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以第二轮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为依据确定;农业税常年产量以1998年前5年粮食作物的平均产量核定;农业税税率为7%。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对在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生产的农业特产品,原则上只征农业税,不再征收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品相对集中的县(市、区),需要征收农业特产税的,经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可以征收农业特产税,但不得再征收农业税。在非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生产的农业特产品,继续征收农业特产税。“一改革”是: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费和村委会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采用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为农业税正税的20%。税费改革目标,按照中央的要求,应该是“减轻,规范,稳定”。“减轻”即通过改革要切实减轻农民的实际负担;“规范”即要加快形成农村规范的税费政策和征收办法;“稳定”即新的农村税费政策、征收办法及农民的实际负担水平要保持稳定。从文件上看,我们从内心为广大农民高兴,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决心而感到欢欣鼓舞。改革的进展如何?改革的成效如何?农村居民是什么样的态度与反应?乡镇干部和农村干部的反应又如何?我们很迫切地想了解真实情况。舆论宣传上说,通过这一改革,使当前困扰农村工作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问题,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以及农村税费不规范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果真如何呢? 我们在2002年六月份着手搞了一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调查”。本次调查的范围是三门峡市属各县,采用抽样调查法,由调查者直接与被调查对象当面访谈。然而,调查结果并没有让我们感到轻松。我们在为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局部成效感到由衷地高兴的同时,也为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感到担忧,更为解决农村税费问题所缺乏的制度性保障而感到揪心。
一、农村税费问题的历史由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中国农民就以其勤劳淳朴厚道的品德,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尤其是老区的父老乡亲们,不但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节约下来送给自己的队伍,而且还把数千万农民子弟的生命奉献给革命。虽然那时候还不存在象今天严重的税费问题,但是在解放区所发生的一些苗头,如在“革命需要”的借口下,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向群众征用粮食物品、打白条、刮共产风等,后来都成为产生农村税费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建国初的土地改革,把少部分人拥有的大量私有土地和部分村社拥有的公有土地全部按人平均分配,这实际上是一次平均式的土地私有化,一亿多农民家庭成为土地所有者。这次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是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确实也促进了建国初的农业发展和人口繁荣。然而这次改革却使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要求与农民的利益冲突起来。在建国初,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其他财政收入,也没有多少城市管理经验。虽然拥有号称地大物博的大陆,但并没有多少资源开发与使用的经验。在当时敌对势力还很猖獗、并且部分敌特破坏分子隐匿于城市之中的情况下,稳定城市尤其显得重要。如何稳定城市呢?最简单的办法是保证城市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那么供应何来?粮油肉菜全由土地而来。当时的决策者就想到了使用起来驾轻就熟并且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使用过的法宝——土地资源。然而土改后的农民在交足了公粮以后,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无偿地奉献给别人(这就是后来批判的“小农意识”)。这使得决策者们难以忍受:一是农民的“自私自利、鼠目寸光”,不能理解革命的远大前程和光明未来;二是国家的发展、建设的需要确实还离不开土地资源的资本积累。于是政府出台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土地公有化政策。先是初级社,接着是高级社,再后来就是人民公社,彻底的土地公有化、国有化。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除了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外(在个别地方甚至连这一点也保证不了),农副产品剩余全部被政府拿走了。造成农业生产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农村居民生活状况长期贫困。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被销蚀殆尽。其直接后果就是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粮油肉菜穿戴)日益匮乏。然而,在这种体制下,农村税费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在人民公社,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劳动所得为集体所有,农民并不直接承担社会负担。这种体制下的“一大二公,三平四调”所产生的问题是农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农业产业的长期落后、以及广大农民普遍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下降。这种平调还没有引发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直接矛盾。[!--empirenews.page--]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农村政策的回归,六万多个人民公社被解体并转换为九万多个乡镇政府,以及以“两权分离,双层经营”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推行,使农民再次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并使大约二点五亿户农民家庭成为纳税主体和结算单位。数亿农民在“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口号激励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再一次被调动起来,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广大农民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初步摆脱了贫困。尤其是1982-1984年的连年大丰收,到了1985年还出现了“卖粮难”问题。然而,在农业问题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农村问题开始形成:农村道路的修建与维护,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农村教育等公共产品却无人问津;封建迷信死灰复燃,非法宗教活动大肆猖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与庞大的基层政府“分权让利”、“分灶吃饭”,让基层政府承担起“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地方稳定”的责任。同时,也赋予各级政府中各个职能部门如粮食、农机、工商管理、物价、公安、税务、教育、电力、医药、计划生育、烟草、司法等在本部门、本行业内一定的“责、权、利”。至此,各级政府之间和各个职能权利部门之间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利益关系,也使各级政府和各个职能权利部门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主体,为农村税费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最初,各个利益主体还在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在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同时“缩手缩脚”地为自己谋求一点利益;后来,在中央的“分税制”和“中央出政策单位出措施”的解决工资增长机制等的鼓惑下,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也都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朱守银:《减轻农民负担的艰苦探索——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分析》)。到此,农村税费问题和农民负担问题一发而不可收拾。个别严重的地方,一只只伸向农民的黑手,巧立名目,翻新花样地向农民索要,什么三提五统费,教育附加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费,农村文化、体育、广电事业发展费,军烈属优抚费,“五保户”供养和特困户补助费,民兵训练、征兵及国防教育经费,计划生育统筹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农田水利建设和开发性农业经费,村组干部报酬和公务费,公益金和征收经费,合同签证费,防疫费,果农服务费,水费,农村电话费,两工折价,人工降雨费,灭鼠药费,农民住院医疗保险费,治安费,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集资、摊派、捐献,等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就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1991年12月,国务院又发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限额比例,村提留、乡统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整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几乎每年都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出要求,各种监管措施也越来越严格。1998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又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强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2001年国办又一次发出通知,进一步重申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要求深入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检查,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责任制。但农民负担重问题仍然是影响农村经济健康运行和农村稳定的一个顽症,一些地方因此出现农民上访,甚至酿出恶性事件。“三农”问题进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大多数农民确实不堪重负,种地除了成本之外,再上缴各种税费后,所剩无几,一年忙到头几乎白干;而另一方面乡镇财政(包括部分县级财政)又困难重重,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只有向农民大量索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行征收。[!--empirenews.page--]
二、制度性缺陷造成税费混乱、农民负担加重 在农民承担的各种各样税费中,有些比较合理的,大部分是不合理的。这里之所以用合理不合理的说法,而不用合法不合法的说法,是因为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在目前很难界定。如果说某些项目是合法的,请问是依据那部法律、哪个部门制定的法律?如果说经过各级政府权力部门下发的红头文件认可的收费项目是合法的,那么农民负担的所有费用中有哪项又是不合法的?有人说,凡是中央文件确定的项目应该是合法的。这很难让人苟同,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人还认可这种说法。于理难通。可以代表中央的,有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府各部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等,我们应该听哪一个?事实上,我们在相信他们的权威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任何一个组织与团体除了他们在执行公务时所代表的利益之外,他们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也有一个在制作文件、下发文件时如何处理利益关系的问题。同样,地方各级政府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指令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利益关系需要考虑。事实上,从前文就可以看到,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分权让利”、“分灶吃饭”,让基层政府承担起“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地方稳定”的责任,以及在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抗旱防洪等等各种社会事务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已经赋予地方政府绝对的决策权、独断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和条块职能部门以独立的利益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导致地方分割和条块分割,形成地域性和行业性的垄断势力和组织,使统一的市场变成被条条块块所分割的封闭市场。这些组织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无不称王称霸,随意地制定文件,制定政策,制定措施,动用人力、物力,向我国目前最为弱势的群体——农民索要。不可否认,在现行的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有一部分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通过对这些法律文件分类分析后,不难发现,大部分法律文件的制定者,既是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活动的参与者,还是活动的仲裁者,各种税费的最终使用者。这种体制能保证税费征收的合理性吗?能保证税费使用的规范性吗?能保证税费使用的效率性吗? 税者,国之大器。它关系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取向和国家的公平与效率。它不能轻易地授之与“人”,否则,将会受制于“人”。尤其对现代国家来说,一个税种的确定,税收的范围,税源的大小,税率的高低,税收的总额,税收的使用效果,以及如何征收等等,都应该由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上的立法机关确定与监督。经过立法机关多数讨论通过后的税种、税率、税收范围等,才交给行政机关去实施、执行。执行情况如何,执行中遇到哪些问题等,立法机关要定期举行专门听政会,由行政机关首长向立法机关汇报,并接受立法者的质询与质证。一个税种的征收,应该保持相对的稳定。执行一段时间后,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但是,税种的变换,税率的调整,税收范围的改变等,都应该经立法机关辩论之后,多数立法者通过后才能调整。立法机关也要接受全体纳税人和选民的监督。果能如此,那么就能斩断一只只伸向农民的黑手,农村税费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防止税费问题的重新反弹。只有这样客观、公正、公开的制度保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empirenews.page--]此外,从农村税费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该看到,庞大的多重的行政官僚机构和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不清,是导致问题的两个重要因素。目前我们的行政机关是五个层次:中央政府,省,地(市),县,乡镇。大量的地方政府组织和工作人员又加大了群众负担尤其是农业区域加大了农民群众的负担。规则的不明确性会产生一种将合法行为视作违法行为的危险性。由于法律的威慑作用取决于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之间预期处罚成本的差额,所以以上的危险性就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威慑作用(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十章“法律规则制定的程序”)。权力不均衡不会导致不正当权力的弱化,而是会强化这种权力。
三、解决问题 任何一个问题的形成,总是在一定的大环境和小气候、以及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问题的解决也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我们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以立法的形式完善农村税收规则,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则,否则以违法论处。给农民以明白,给政府工作人员以明白。第二步,制定一个中长期政府权力改革计划,减少政府层次,缩小政府权力,强化政府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对自治。政府只承担和行施很小一部分“公权”(如环境保护、教育、国防、外交等),而把大量的经济权力(如经济自主权、建设权、发展权等)还给人民群众,真正地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税费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第二篇:工程问题检讨汇报材料
xxx改造工程
C20砼基础
钻 芯 取 样 结 果 汇 报
苏州XX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9月16日
xxxC20砼基础钻芯结果汇报
我单位(苏州xx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的xx改造工程,于2014-9-5将20cm厚C20砼基础浇筑完毕,在2014-9-16由xxxxx质检科对我部已浇筑完毕的C20砼基础进行厚度钻芯取样。钻芯结果有一个不符合设计要求。
一、原因分析:
1、原路面清除后,施工工序安排不当,部分较差的路基未进行有效的处理,路槽地势较低,地下水不断往路槽中渗及我方施工期正好在梅雨季节(6~7月),因排、降水安排不当,致使路槽经地下水和雨水浸泡,导致承载力下降。
2、我单位在浇筑C20砼基础过程中,因运输车(三轮车2次运输)频繁行驶在路槽上,车轮频繁挤压整平后的路槽,将路槽中的土挤高。在浇筑过程中我方安排小挖机配合人工对挤出路槽的土进行清理,因现场管理人员安排不到位,导致个别被挤高的土没清理干净。
3、项目部对质量的要求还需要提高,对个别人员的质量意识还需要加强,在施工工期和工序安排上不够合理。
二、处理要求
1、针对不符合要求的部位,我部对其进行返工处理。用切割机将不符合要求的段落切缝,破碎后挖除外运,再将路槽整平,按设计要求重新浇筑C20混凝土至设计高程。
三、自我批评与反省
对于此次出现的问题,项目部非常重视,项目经理立刻组织项目部会议,对该问题作出严重批评,工作人员对各自在施工过程中的不足进行自我批评与反省。
1、在本次问题中,我单位深刻了解到,在北星街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分析1、2和3),对施工质量重视不够,把事情想的过于简单,处理问题表面化,没有主动追究问题出现之后,会对之后施工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2、全局意识不够,对工作铺排、理解不透,故对现场的工作安排、人员调配不当。每个人不能各司其职,工作中每个人都负责都管理,出现问题不知谁负责。
四、之后努力方向
通过这次会议与自我批评,我项目部找准自身不足,施工质量面前无小事,要层层把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在之后的施工过程中要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出现,希望领导单位给予我方改正的机会,在此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谢谢!
苏州xx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xx项目部 xxxx年x月xx日
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后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后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镇级财政管理体制方面
今年,随着我市农业税的取消,三镇财政税收减少,市财政局向市政府建议撤销三镇金库,各项收入全部缴入市级金库。三镇党委、政府人员和机构运转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局按照一级预算单位管理,直接核定、拨付各项经费。每年在全市计划盘子中专项安排150万元(每镇50万元)乡镇建设资
金。根据市财政局提出的《关于建议免征农业税以及调整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意见的报告》,我们认为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调整后,不利于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农村经济和建设的发展,不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存在的问题:一是调整后的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把乡镇财政收支纳入全市大盘子当中,如若发展项目,需要先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申请立项,争取建设资金。然而,由于农村农时季节性很强,城乡一体化建设仅靠市级财政,季节性和时效性是不够的,一旦项目建设错过时机,不能立项,必然影响农村的建设,不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二是每年在全市计划盘子中专项安排150万元(每镇50万元)乡镇建设资金,缺口很大,农村工作既要抓农业生产,又要抓科教文卫和基础设施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项目建设资金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镇政府就不能通盘考虑农村社会的发展,就不能有计划地统筹安排。三是调整后的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与三镇《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相关改革措施相悖。三镇《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提出,为了增强三镇调控经济和“以镇养镇”的能力,应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建立有利于城镇搞活财源、发展经济、增强财力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
鉴于以上因素,恳请并建议市委、市政府能根据我市在全省的特殊市情,仍执行原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完善镇级财政体制,真正建立健全一级财税机构。保留镇级金库,重新划定区域征税,本区域内的所有税收全部上交镇金库,预算外收入进行专户储存管理。实行“核定基数,兑现政策,超收留镇,超支不补”的政策,在稳定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上,重新核定镇级收入基数,制定合理的财政基数。以1998-2003年的基数平均数为准,一定五年不变。镇级财政入库的收入全额留镇作为镇级收入,镇级支出中人员经费及已列入市级计划内的项目资金由市财政全额负担,公用经费及乡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镇级财政从镇级收入中负担。镇级财政超收部分不上交、不分成,全部用于小城镇建设。这样,市乡(镇)财政责权明确,预算管理较为顺畅,有利于市财政的监管和乡(镇)级财政今后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农村公益事业和债务方面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经费不足,公益事业发展受到影响。税改前村均收入6万元,税改后村均收入2.7万元,减收3.3万元,转移支付资金入不敷出,只能维持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和村级办公经费三项支出,使得村用于集体公益事业的资金难以保障。
(二)村组干部报酬问题日益突出。现在每村设置村干部3~4人,并兼任组长工作,工作量增加,工作难度逐年增大,但其报酬和工作很不相衬。
(三)集体经济薄弱,村级收支矛盾比较突出,长期形成的各种债务,已成为村组的沉重包袱,村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截至目前村级债务累计487.7万元,村均28.7万元,基本上都成了不良债务。加之这两年兴起的村镇建设,还会形成大量的新的债务,短期内都难以消化。村级债务问题本来与税改并无直接关系,但税费改革切断了以往村里逐步消化债务的一些渠道,使村级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对多数村而言,转移支付资金只能保吃饭,而无法化解债务。
(四)社会事业发展困难,“一事一议”操作难以把握。农民议事决策水平不高,缺乏集体观念和长远观念,思想难统一,资金难筹集,使得公益事业“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由于“一事一议”具体操作难度大,很容易触犯政策,也可能成为农村固定的收费项目,导致农民负担反弹。
建议和对策:
(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化解收支矛盾。根据我市农村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村组干部人员数量,逐年增加报酬,以待遇留人,以事业留人,提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制定优惠政策,给予资金扶持,加快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尽快打破现有僵局,解决统一经营层次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搞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二)多措并举,化解村级债务。
1、积极推行化“公债”为“私债”,组织欠款户与借款人协商,签订协议,划转债权债务。
2、收欠还债。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加大对各种欠款的收缴力度。有关执法部门紧密配合,在具体工作中,区别不同的欠款对象,采取相应的措施,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以及村“两委”成员欠款,采取组织和行政措施,要求限期带头还款;对农村一般群众欠款,要限定时间
或订出还款计划分期进行还款,对近期内没有还款能力的农户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签订还款协议;对有偿还能力而欠款经多次催讨不还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法律程序依法清缴;对确有困难无力还款的特贫困户,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按有关政策执行。对收回的欠款,要建立专户用于清偿债务和发展集体经济,不能用于盲目投资项目搞建设。
3、清理
债务,划清主体,处理无效债权债务。镇上组织人员对各村的债务进行复核,明确债务主体,分步骤、有计划的偿还。
属于镇村两级自身形成的债务,通过清收欠款和其它债权进行偿还;
属于自筹资金兴办企业的债务,分情况偿还。企业已经关闭的,通过变卖企业现存有效资产偿还,不足部分由镇村集体用积累资金偿还。企业正常经营的,划转债务由企业负责偿还。对无效债权债务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认定,经审核批准后进行会计处理,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开。
4、减少非生产性开支,节约资金。加强村由镇管的力度,强化“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定期对村务、财务实行公开,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小组的监督作用。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对办公费、报刊订阅费等实行限额管理。
5、严格控制借贷。今后不准用借贷款完成上交任务和兴办公益事业,不准将拖欠的干部报酬转为借款,不准用借贷款进行非生产性开支。
6、严格控制建设,防止新的债务发生。
(三)认真落实“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履行议事程序,加强“一事一议”筹资管理。村组干部和群众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以适应税费改革后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的新形势。村内筹资筹劳要严格按照《嘉峪关市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实施细则》规定程序进行,不能强迫农民筹资筹劳。筹资筹劳主要用于本村范围内的集体公益事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加强农村村级财务管理,尤其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和“一事一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不得平调、挪用和挤占。村级财务全面实行并深化“委托代理、四权不变、规范核算、强化监督”的管理体制。
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第四篇:农村税费改革后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后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镇级财政管理体制方面今年,随着我市农业税的取消,三镇财政税收减少,市财政局向市政府建议撤销三镇金库,各项收入全部缴入市级金库。三镇党委、政府人员和机构运转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局按照一级预算单位管理,直接核定、拨付各项经费。每年在全市计划盘子中专项安排150万元(每镇50万元)乡镇建设资金。根据市财政局提出的《关于建议免征农业税以及调整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意见的报告》,我们认为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调整后,不利于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农村经济和建设的发展,不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存在的问题:一是调整后的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把乡镇财政收支纳入全市大盘子当中,如若发展项目,需要先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申请立项,争取建设资金。然而,由于农村农时季节性很强,城乡一体化建设仅靠市级财政,季节性和时效性是不够的,一旦项目建设错过时机,不能立项,必然影响农村的建设,不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二是每年在全市计划盘子中专项安排150万元(每镇50万元)乡镇建设资金,缺口很大,农村工作既要抓农业生产,又要抓科教文卫和基础设施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项目建设资金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镇政府就不能通盘考虑农村社会的发展,就不能有计划地统筹安排。三是调整后的市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与三镇《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相关改革措施相悖。三镇《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提出,为了增强三镇调控经济和“以镇养镇”的能力,应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建立有利于城镇搞活财源、发展经济、增强财力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鉴于以上因素,恳请并建议市委、市政府能根据我市在全省的特殊市情,仍执行原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完善镇级财政体制,真正建立健全一级财税机构。保留镇级金库,重新划定区域征税,本区域内的所有税收全部上交镇金库,预算外收入进行专户储存管理。实行“核定基数,兑现政策,超收留镇,超支不补”的政策,在稳定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上,重新核定镇级收入基数,制定合理的财政基数。以1998-2003年的基数平均数为准,一定五年不变。镇级财政入库的收入全额留镇作为镇级收入,镇级支出中人员经费及已列入市级计划内的项目资金由市财政全额负担,公用经费及乡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镇级财政从镇级收入中负担。镇级财政超收部分不上交、不分成,全部用于小城镇建设。这样,市乡(镇)财政责权明确,预算管理较为顺畅,有利于市财政的监管和乡(镇)级财政今后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农村公益事业和债务方面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经费不足,公益事业发展受到影响。税改前村均收入6万元,税改后村均收入2.7万元,减收3.3万元,转移支付资金入不敷出,只能维持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和村级办公经费三项支出,使得村用于集体公益事业的资金难以保障。
(二)村组干部报酬问题日益突出。现在每村设置村干部3~4人,并兼任组长工作,工作量增加,工作难度逐年增大,但其报酬和工作很不相衬。
(三)集体经济薄弱,村级收支矛盾比较突出,长期形成的各种债务,已成为村组的沉重包袱,村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截至目前村级债务累计487.7万元,村均28.7万元,基本上都成了不良债务。加之这两年兴起的村镇建设,还会形成大量的新的债务,短期内都难以消化。村级债务问题本来与税改并无直接关系,但税费改革切断了以往村里逐步消化债务的一些渠道,使村级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对多数村而言,转移支付资金只能保吃饭,而无法化解债务。
(四)社会事业发展困难,“一事一议”操作难以把握。农民议事决策水平不高,缺乏集体观念和长远观念,思想难统一,资金难筹集,使得公益事业“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由于“一事一议”具体操作难度大,很容易触犯政策,也可能成为农村固定的收费项目,导致农民负担反弹。建议和对策:
(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化解收支矛盾。根据我市农村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村组干部人员数量,逐年增加报酬,以待遇留人,以事业留人,提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制定优惠政策,给予资金扶持,加快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尽快打破现有僵局,解决统一经营层次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搞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二)多措并举,化解村级债务。
1、积极推行化“公债”为“私债”,组织欠款户与借款人协商,签订协议,划转债权债务。
2、收欠还债。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加大对各种欠款的收缴力度。有关执法部门紧密配合,在具体工作中,区别不同的欠款对象,采取相应的措施,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以及村“两委”成员欠款,采取组织和行政措施,要求限期带头还款;对农村一般群众欠款,要限定时间或订出还款计划分期进行还款,对近期内没有还款能力的农户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签订还款协议;对有偿还能力而欠款经多次催讨不还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法律程序依法清缴;对确有困难无力还款的特贫困户,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按有关政策执行。对收回的欠款,要建立专户用于清偿债务和发展集体经济,不能用于盲目投资项目搞建设。
3、清理债务,划清主体,处理无效债权债务。镇上组织人员对各村的债务进行复核,明确债务主体,分步骤、有计划的偿还。属于镇村两级自身形成的债务,通过清收欠款和其它债权进行偿还;属于自筹资金兴办企业的债务,分情况偿还。企业已经关闭的,通过变卖企业现存有效资产偿还,不足部分由镇村集体用积累资金偿还。企业正常经营的,划转债务由企业负责偿还。对无效债权债务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认定,经审核批准后进行会计处理,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开。
4、减少非生产性开支,节约资金。加强村由镇管的力度,强化“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定期对村务、财务实行公开,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小组的监督作用。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对办公费、报刊订阅费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报告
关于新兴县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
调查报告
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做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在2001年经过部分县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02年在全省全面推开。经过三年的改革实践,各地实施情况如何、农民负担减了多少、乡镇、村基层组织运转如何?最近我们对新兴县、13个村委会和100个农户进行了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我县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一些深层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税费改革还需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一、农业税费改革中的情况
1、多数农民认为新农业税的计税产量和计税面积比较合理。
在有田地的217户调查户中,税改前承包土地面积为747.7亩,平均每户为3.03亩;税改后确认的计税土地面积为683.6亩,平均每户为2.77亩,核减率约为8.6%。其中改革后计税面积比承包面积减少的有75户,占34.7%;面积不变的有140户,占64.9%;有所增加的有7户,占3.4%。认为本户计税土地面积合理的有119户,占53.8%;认为基本合理的有98户,占43.7%;其余5户占2.5%的农户则认为不太合理或很不合理。本次税费改革重新核实土地,把一些农户原垦荒未计税的农田纳入了计税范围;一些家庭由于外出务工部分偏僻山坑田地荒芜,本无耕作,现也被作为计税土地等等,均导致部分农民有意见。对于计税常年产量问题,认为核定结果合理的有102户,占47.0%;认为基本合理的有103户,占47.4%;认为不太合理的有10户,占4.8%;认为很不合理的有1户,占0.5%。
2、绝大多数农户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受益。
被调查的3个镇,平均每镇农村税费负担税改前为328.7万元,税改后农业税为86.2万元,减负率为73.8%。知道农村税费改革的200户农户,税改前年税费负担户均为355.9元,人均为54.3元;税改后农业税户均为108.4元,人均为25.4元;减负率为65.8%。
有差异的原因一是原屠宰税主要由屠宰户负担,农户没有直接交纳;二是原农业特产税主要由种养大户或农业企业负担,一般农户交纳不多;三是省税改办计算的人均税费负担93.27元中包括了“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的折款数,而调查农户承担“两工”主要是出力很少出钱。四是税改前部分村集体统一帮农户交税,农户对原税费负担了解不全。五是部分村能从“一事一议”中收取部分费用,省减负率中没有考虑此部分。即农户调查数字为一般农户直接交纳的、直接感受到的减负情况,与全省计算数字趋势一致但略有差异。
在调查农户中负担减轻的有201户,占了90.1%;其中减负率达到90%以上的有46*户,占19.9%;减负50%―90%的有113户,占50.9%;减负在50%以下的有63户,占28.3%;没有减负的有1户,占0.5%;负担不降反增的农户有1户,占0.4%。
3、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有利。
对税费改革的看法:70.0%的农户、90.5%的镇干部和82.4%的村干部认为“是代表了农民的根本利益”;57.0%的农户、45.7%的镇干部和60.9%的村干部认为“对提高农民收入非常有利”;73.5%的农户、91.8%的镇干部和78.9%的村干部认为“是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有3.2%的农户、9.5%的镇干部和12.2%的村干部认为税改对提高农民收入作用不大。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1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针对农民负担而言,费税改革关注的只是农民的显性负担,而对农民的隐性负担关注不够。城乡分隔体制是农民隐性负担过重的制度根源。农民隐性负担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积累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而采取的以农补工的措施,持续到现在,全国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农民人均负担205元人民币。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00多亿元人民币。二是农民进城成本仍然过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三是农民付出子女教育费、医疗等费用过高。在我们的调查中让农民按负担的大小排序,结果在有子女上学的家庭中无一例外地把“学杂费”排在了第一位。与此同时,医疗费用更是让农民望而生畏,城乡居民的收入是不同的,农民收入低,但在生病后却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在农村,一人生病,导致全家返贫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四是农村基础建设等收费成为农民甩不掉的一大负担。从2005年开始的全省县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按省政府的规定是不允许向农民收取费用,但受各级财政经费投入不足的影响,在一些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的地区还是向农民收取了数量不等的建设费。据调查,有些2005年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村,平均每户缴纳的道路改造费近200元。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4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45.6%;缺口金额达60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0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7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6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7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税费改革后农民对生产的打算和对政府的期望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在改革中得到了实惠衷心感谢党和政府,但是他们对党和政府仍然充满了期望。在问到“农村税费改革后,您还希望政府为农民做些什么”时,62.1%的农户希望政府搞好农村合作医疗,减少农民看病支出;25.3%的农户希望政府严格监督教育收费,减少农民教育支出;12.6%的农户希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当前,医疗和教育支出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不少农民家庭还处于“病不起,读不起”的状态。税费改革虽然减去了教育附加支出,但实际上令他们最头疼的中专、大学的收费并没有什么变化。税费改革帮农民做了一些事情,但农民希望党和政府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四、几点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浩大的民心工程,绝大多数农民因此得益受惠。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民衷心拥护党的政策,对农村税费改革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做好有关农村工作:
1、尽快完成农村税费改革任务。从调查的信息看,个别地方农村由于种种原因,镇领导工作不力,村组干部报酬低、积极性差,农村税改工作进度缓慢,拖了全区的后腿,农民意见也比较大。
2、努力完善农村税改工作。对农村税改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有关部门应研究对策,尽快明确和出台一些配套的政策:如水库移民和种植大户的税负问题、弃耕丢荒山坑田和受工厂矿山污染田地的税负问题、老弱病残孤寡单亲农民的减免问题、农民往年尾欠税费问题等等。
3、积极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镇、村的收入有所减少,部分基层领导容易产生巧立名目的动机,变相在农业税以外继续向农民收取钱物。这次调查,有57.7%的农户不知道当地政府的农民负担举报信箱地址或举报电话,要注意继续宣传和公布,让农民知道和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利。
4、清醒认识农村税费改革的作用。不要以为税费改革后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由于农村相对贫困落后,“以农补农”的效果并不显著,必须继续以“以工补农”、“以商补农”和“以城补农”。因此“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仍然是党和政府长期的、艰苦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
5、保证镇政府和村组织的正常运转。应该认真调查排队,给最困难的镇村适当增加运转经费,否则“固本强基”也是一句空话。另外对村事务“一事一议”制度,要有一个规范的、详细的、可操作的规定,以方便村干部推行。
6、加大加快配套措施的实行。深化农村机构改革、精简在编干部,清退编外人员,减少行政事业单
3位,加快并村并校并镇步伐,是保护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举措,无论多么困难也要限期限时积极推进。
7、积极化解农村债务。农村债务不是税费改革带来的,但是税费改革严重削弱了镇村还债的能力是不争的现实。对多数镇村,如果省市财政不予支持这些债务将永远无法偿还。而且这些债务有相当部分是在各种达标考核中,镇政府和村委会做了他们本应承担但其实无力承担的事情。要认真分析镇村债务构成,如果是教育负债和农村基础设施的负债,省财政应该分期分批予以帮助解决。承包商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长期拖欠其应得的工程款也丢掉了政府的诚信。
8、认真倾听农民的呼声。医疗和教育支出是当前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其挥之不去的心病。农村税费改革只是对农民“少取”,并没有“多予”。城市繁荣和农村相对落后对比明显,市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努力缩小这种反差,我们应该在农村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农民多办些事情。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可以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