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舒芜问题”再检讨
舒芜先生辞世，留下了“盖棺”而不能“论定”的余波。症结则仍在于1955年所谓“交信”事件。其实对此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等文中已多有澄清，并对因自己错误而遭致巨大人生灾难的师友们表示了深切愧歉。但仍有少数学者坚持指责舒芜为“犹大”，甚至无视舒先生一生颇为宏富的学术业绩。这使“舒芜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精神案例，仍有辩议、检讨的必要。不过，与其他研究者将目光始终聚焦于“小人物”舒芜不同，我更愿意将目光侧及相关“大人物”之上，他们和舒芜在当年“交信”过程中各自不同的动机和责任，共同构成了有关现实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一份沉重的思想“档案”。
一
“交信”一事是舒芜“谤满天下”的主要原因。绿原忆其事云，1955年初批胡风时，“《人民日报》记者曾经奉命向路翎、绿原组稿，均被婉辞。于是转而再找舒芜。舒芜欣然交出了胡风从前写给他的百来封信，并按某位文艺领导人的具体指示，撰写并发表了《胡风反党（后改称‘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形势急转直下，胡风及其‘集团’一夜之间从‘反马克思主义’变成‘反党’，进而‘反革命’，随后株连上千人，涉及人命十余条。”[1]“欣然”一词不免臆度，同时绿原有意识“遗漏”了某些已引起争议的细节。“争议”发生在当事人舒芜和另一当事人林默涵（即绿原文中提及的“某位文艺领导人”）之间。1989年，“胡风案”彻底平反未几，林默涵即发表了有关舒芜主动“交信”的谈话：
大约在1955年4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当时我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就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隔了一段时间，我偶然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其中有许多暗语，例如“两位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作家们)、“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侩（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充满讥讽，憎恶的语言„„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于是我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2]
此说立即遭到舒芜反驳。舒芜在接受奚纯访谈时表示，该次见面因于林默涵的通知，而且“我坐下以后，林默涵同志拿出他已经看完了的我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和我交给叶遥（按：《人民日报》编辑）的订成一本的一百多封信”。[3]此后，舒芜还多次反对“交信”（乃至“献信”）之说，“所谓‘献信’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林默涵在回忆录中说，‘有一天我将胡风的一百多封来信主动送到中宣部林默涵办公室，当时就看了，研究了，确定了如何分类，如何编辑’，这不是真实的，那么短时间也办不到”，[4]“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5]林、舒回忆“在两个关键情节上截然不同”，“其一是谁先找谁，其二是材料的分类题目是谁定的”，“如果林的版本属实的话，无疑舒芜当时的主动性和责任更大。如果舒芜的版本属实的话，林无疑是在歪曲事实和推卸责任。其中必有一方是不诚实的。”[6]比较而言，林默涵应是“不诚实”的。证据是：林默涵是党内胡风“思想讨论”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可能将胡风私信“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舒芜陈述则比较可信。奚纯在采访舒芜后又采访了另一当事人叶遥，叶遥说法与舒芜基本相同。数年后，叶遥直接撰文记述了这段往事。她回忆，当时她受《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林淡秋、袁水拍安排向舒芜约稿。
他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和胡风、路翎等人的交往，1945年写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同志曾找他谈话，批评过他，他不服气，和胡风等曾通信来往等。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只清楚地记得舒芜妈妈动作很麻利，弯腰从双人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把箱子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舒芜同志说，他想根据这些信写胡风的宗派主义。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吧。舒芜同意。饭后，我和舒芜商量，胡风等人给他的信，能否先借给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仔细数了数信件，大约一百多封，都是装在信封内的原信，没有装订成册，我拿出大包里一个用绿色条条毛巾缝的小兜，把信装进去，小兜塞得鼓鼓囊囊的。我对舒芜同志说:“放心，信，我一封不会丢，看完如数奉还。”[7]
叶遥将信件带回《人民日报》，读过以后又交给袁水拍、林淡秋读。三人皆感“吃惊”，“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但叶遥“怕丢失，失信于人”，很快“一封不差地交还舒芜”。然而事情出现变化，有人从中嗅出了“政治价值”。叶遥回忆，舒芜交来《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后，“袁水拍同志对我说，能否向舒芜同志再借一下胡风的原信，以便核对原文。我说可以。我到舒芜家再借胡风的原信，告诉他我们需要核对原文。这时，舒芜已将这批信订成册了。我拿回后交袁水拍同志。以后袁水拍同志将舒芜的文章和胡风给舒芜的信送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审阅”，“又过一些天，袁水拍同志告诉我，请通知舒芜同志到中宣部找林默涵同志谈他的文章，我通知了舒芜同志。”[8]显然，袁水拍“核对”是假，他和林默涵要用这批私信大做“文章”是真。
叶遥证实了舒芜的说法。叶遥较少文化名人往往会有的自我塑造心理，而且她在50年代以后与林、舒两位皆无交往，她的回忆比较可信。最关键的是，林默涵在舒芜、叶遥提出不同意见以后，未能提出有力的自辩，也表明他作伪可能甚大。综合各类“版本”信息，舒芜最后对“交信”一事的概括应是客观的：“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么出来的。” [9]
“交信”、“献信”之说不足采信。但胡风私信的公开发表的确严重加剧了“胡风派”的悲剧。当然，对此事学界有所争论。祝勇认为：“无论舒芜是否将胡风的信公开，胡风的结局是早已注定，更改不了的。”[10]余世存也表示：“对于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舒芜，胡风都是逃不掉的。但是，舒芜确实给了毛泽东一个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11]这类判断缺乏根据。胡风思想与《讲话》确实存在分歧，“三十万言书”更使他难逃意识形态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风派”必然会上升为“反革命”，并终遭逮捕、流放之罪。对此，贾植芳有所回忆，当初批胡风虽然紧张，但毕竟与后来的政治运动还不一样。在我心里，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这以前，有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但这两次运动都没有构成对当事人的迫害，孙瑜、俞平伯还加了工资，升了职称„„（我）每天喝酒上课写东西是照常的，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刘大杰还跑来嬉皮笑脸地说：“老贾，这回恭喜你要升官发财了。”他说那话决不是调侃，是有孙瑜、俞平伯为先例的。[12]
贾植芳是不肯“原谅”舒芜之人，或不足为凭，但朱寨的判断可再作佐证：“（1955年初批评）有浓重的政治斗争气息，但还限于理论问题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在不少理论问题，比过去有提高深入。当时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六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其中大部分文章的立论和论证是慎重严谨的。”[13]故贾植芳的后续判断极为可能：“‘文革’中我看到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份有过一个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他说：‘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一些会，根据政策原则，对他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如果按刘少奇的设想，胡风的命运也许和孙瑜、俞平伯一样”，“但随着舒芜公布的胡风的私人信件，整个形势就发生了任何人都难以预测的逆转”，[14]“这对我们每个与胡风有关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晴天霹雳。”[15] 二
舒芜首当其冲。尽管他并未“献信”，但如果他不说，文艺界领导又从哪里去“嗅”出可利用的“气味”呢？连林默涵都表示，“我又没有特异功能，怎么知道舒芜会藏有这些‘宝贝信’呢?”[16]信毕竟是由舒芜手中流出，且将信件整理成册、加以挑选、配以注释，皆他亲手所为。这是舒芜的道德亏欠之处。但他最初的确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信会从宗派证据“跳升”为“反革命”罪证。他晚年的沉痛忏悔实亦因此而发。虽然个体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迷误和软弱可以理解，且此类事情到“文革”已成“寻常事”，但舒芜的亏欠仍足以为后人戒。然而问题不应仅止于此：在舒芜之外，还有哪些人需要为信件的公开发表负责，他们的动机和责任又何在呢？根据叶遥等的回忆，这些信件从舒芜家双人床底“走”到《人民日报》，还有四个关键人物：袁水拍、林默涵、周扬和毛泽东。
毛泽东无疑是最大责任人。黄秋耘表示：“搞出这个案件，可谓适逢其会！那个时候，（毛泽东）正需要人为地制造一场文字狱来镇压一下知识分子的不满。批判《武训传》搞不起文字狱，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也搞不成文字狱。恰恰在这个时候舒芜提供了胡风那么多的私人通信，那真是求之不得，如获至宝啦!”[17]这种看法代表了知识界比较普遍的意见。“告别革命”以来，对毛泽东的检讨与反思已在各领域展开，他对“胡风案”的处理反倒成为末节。这种“讨论不多”的状况恰是毛泽东成为焦点所致，而非疏漏。相对而言，周扬、林默涵和袁水拍（尤其后两位）的责任倒真的被“疏漏”了。如袁水拍，由于在“文革”结束时自杀身亡，现在几无人再记得他的“首发”之功。而据前述叶遥回忆，袁水拍是以“核对原文”为名让叶遥再次找舒芜借出胡风信件的，然而袁并未“核对”，而是向林默涵作了“举报”（亦可能是先“举报”再找借口借信）。而林默涵在获知这些私信后，迅速决定以之大做“文章”。而且，在制作“第一批材料”的过程中破例地“没有送胡乔木同志审阅”，[18]其用心不免阴恻。当时胡乔木受周恩来安排，一直负责胡风思想工作，与胡风实有一定交谊（1955年5月18日晚在毛泽东定胡风为“反革命”时，胡乔木当场表示异议，未果）。林默涵绕开胡乔木，分明是想排除“干扰”，弄成“既成事实”，陷胡风于万劫不复之地。周扬对这批充满不实、臆度和诬陷的“第一批材料”同样欣赏至极，立刻决定在《文艺报》发表并送呈毛泽东。显然，在信件公开过程中，袁水拍、林默涵、周扬所起作用远大于舒芜，故伍宇称他们为“策划者”，然而策划者们“隐身在后边”。[19]
且据当时苏联外交官尤今的日记，毛泽东定胡风为“反革命”的根据，不仅有林默涵等授意制作的“第一批材料”，而且还有来自周扬等人的政治“密告”。后者舒芜不曾与闻。尤今日记记载，1955年5月25日，他拜访毛泽东，向毛递交了苏共中央5月23日给情报局成员党的信件，在进一步的交谈中，毛同志提出了一些有关党的内部的问题。对于反动分子胡风的活动，毛同志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胡风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人物，这个反动组织得到了国民党或者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毛同志说，胡风在1925年领导了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一年他通知北京地下党领导陈毅同志，由于工作艰苦而危险，他辞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那时胡风叫张因达（音译）。在国民党时期，胡风在云南军阀部队里。这支部队名义上听蒋介石指挥，实际上在云南自成一体。他在那个云南军阀手下的政事部里当头头，从事政工工作。国民党逮捕了胡风两次，但发现他很快就自由了，他解释说是自己逃脱了。在日本政府特别严厉镇压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时期（1928―1937），胡风身处日本。当时，日本政府却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百花子（中文翻译），现中共中央委员亦边（音译）的妻子，或者胡风。毛同志指出，在这期间，胡风可能就被国民党或日本特务机关雇用了。[20]
这里面提及胡风三件有“特务”或“汉奸”嫌疑的政治疑点。这些莫须有的“反动”材料对于毛泽东将胡风从“反党”升格为“反革命”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与其说公开的私信是压倒胡风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如说是这些伪证。毛泽东本人对胡风具体经历并无了解，那么这些“密告”材料从何而来？显然不是来自公安部。公安部1955年下半年才着手调查胡风案情，而当时在短短一周之内，胡风“反革命”材料就被呈报给毛泽东，显然只能来自中宣部周扬、林默涵等的莫须有“制造”。事实上，林默涵在谈话中也提及此事，不过他抹去了“发现”的时间，仿佛此事是公安部调查取证之结果。这是林默涵、周扬再次作伪。这表明，林默涵、周扬的确要置胡风于死地。不少学者认为他们“始料未及”，[21]不甚确切。他们不是对政治险恶缺乏直接经验的舒芜，也非缺乏延安经历的袁水拍。周扬是延安王实味批判的党内负责人之一，撰写过大获毛泽东青睐的长文《我们的文艺观和王实味的文艺观》。其实，《野百合花》的体制内批评和胡风私信比起来，实乃“小巫见大巫”，林默涵、周扬岂不知其中险恶？但他们以最快速度为“第一批材料”配置上莫须有的“假证据”，难道内心没有一点心照不宣的预谋？
周扬罪责还表现在阻碍有关“胡风案”的正常调查。由于胡风私信和周扬、林默涵等人的“密告”皆迹近猜测，在毛泽东将胡案定为“反革命案”后，中共中央还是安排了以公安部为主导的调查取证。但周扬破坏了这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亲与其事的王康回忆，当时经过内查、外调与审讯，均未发现胡风有“反革命”事实。1956年下半年，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三长”会议认为，将把胡案定为“反革命”性质的根据不足。但这一可能给胡风带来“复活”机会的调查被周扬横加阻挠，这是周扬不可推卸的罪责。林默涵、周扬不是最后决定者，但不能因此把他们的责任一推了之。有研究者即将胡风案完全归之于毛泽东，无形中抹去了周扬等的责任，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扬只能无条件照办，绝不会‘不同意’”。[23]周扬等的责任不在于不敢对抗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而在于处心积虑地利用毛泽东参与制造了这桩“冤案”。这是“舒芜问题”牵涉的舒芜以外的复杂性。
三
毛泽东、周扬、林默涵、袁水拍和舒芜都应受到追问：他们的动机、责任以及文化的政治的原因各自何在？依我看来，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理由，舒芜的软弱可为后人戒，周扬应该检省，袁水拍、林默涵之所为则深令人憎恶。
在领导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毛泽东发动过一系列越来越猛烈的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胡风案”牵涉面相对较小。他为什么会发动如此之多给无数家庭留下噩梦记忆的运动呢？杨宪益在其旧体诗集《银翘集》中叹曰：“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这类解释与毛泽东治国诉求有所隔阂。1949年初期毛泽东个人声望已达极点，无需通过批判某位文艺人物来树立“帝王”之威。他之屡屡发动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与他对思想现状和接班人治国路线的不满有关。在中国统治人物中，毛泽东毋宁是一位孤独而另类的领袖。按邹谠的界定，他可谓一位“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浪漫主义者”，[24]这具体表现在他把“群众”放在比精英集团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恰如萧延中所言，“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核心和基本特征，即关于20世纪中国人民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走向自由与幸福的学说，这一基本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是支配他终其一生探索的内在驱动力”，“爱护人民、依赖人民、拯救人民，甚至为人民作主，是他永恒的思想灵魂。”[25]而且，他坚信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制度可为“人民”谋取最终的幸福。为此，他毫不留情批判任何与他的思想相冲突的文化人物，摧毁任何与他的治国政策不一致的政治人物，并整体性地抑制传统中国的精英阶级，如具有独立话语诉求的知识分子和把持资源的权力阶层。胡风的悲剧即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就草根政治情怀和非民主的政治土壤而言，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但这构成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悲剧的前提。
舒芜最大的亏欠不是示信于人，而是对信件的注释。若论前者，则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已先引用舒芜给他的私信。胡风共计7次引用舒芜私信，并由之得出舒芜是“反党分子”的结论。虽然胡风是负怨而为（针对此前舒芜的《从头学习》），但他的借私信以攻击对方的做法，引起舒芜的不满和效仿完全可能。故舒芜对叶遥无意或有意透露胡风私信的存在，不是最关键的。最要害者是他不应“曲解”胡风私信。即便有林默涵的授意或“指示”，其中也应存在舒芜个人可操作的弹性空间，但舒芜未对胡风“笔下留情”。何以致此？原因复杂，或是一念之差（譬如要与胡风争胜），或是软弱（慑于林默涵所代表的中宣部权威）。但另外两种原因则多有争议。一是舒芜自述的思想转变之因，一是不少学者论定的前程考量。前者当属部分事实（有少数学者不愿承认），此处不作细论，后者则可见于何满子的批评。他认为，“舒芜应该知道此事的厉害，用私信罗织成罪的非同小可”，“他的下狠心是考虑自己的前程而经过熟虑深谋的。”[26]此说实亦不妥。纵观舒芜一生，以布衣始，以布衣终，他的最大愿望，不过是要在京师文化昌盛之地做一学者，以不负家学，以不失自我期许。而这点“前程”，在1952年底即由于冯雪峰等人的赏识而得实现（由南宁文联副主席调任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到1955年，舒芜确实无甚“前程”需要通过“出卖”师友来谋取。从这点看，舒芜缺乏政治智慧。而在道德上，他的亏欠亦是事实。不过，舒芜的人格并没有跌出今日知识分子的一般水准，更没有低到周扬尤其袁水拍、林默涵的程度。
学界较少注意周扬尤其袁水拍、林默涵在所谓舒芜“交信”事件中的幕后操作。三人之中，周扬对胡风有借机报复之嫌，置之中国浓厚的派系文化土壤中，实亦有可理解的成分。周扬、胡风恩怨至久，但1949年以后，两人地位悬殊，周扬逐渐掌管文艺界，而胡风根本不为中央核心层信任，故尽管胡风感到周扬处处掣绊，但周扬对对自身权力已完全不能构成威胁的胡风，实已不再视为真正的竞争对手（1952年初他曾通过彭柏山谋求与胡风和解，但未被胡风接受）。而让周扬真正对胡风痛下“杀手”，毋宁因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周扬“反党”的大篇幅论证。这使胡、周矛盾正式步入“一方全赢、一方全输”的派争模式。借用政治权力剿除对方，这种中国官场派争的基本手段由是登场。周扬借毛泽东之手清除胡风，实是中国政客的基本斗争技术的表现，并不能说周扬品质特别低劣（其实胡风上交“三十万言书”亦含此目的）。相对而言，袁水拍、林默涵的作为，即使按照中国人的现实道德水平，也称得上“卑劣”二字。袁水拍、林默涵都是出身左翼的文人（林还有延安经历），在早年革命理想归入现实体制之后，他们事实上成为握有权力和资源的文艺官员。谋取更佳的升迁机会或保持现有职位成为他们行政生涯中的重要目标。两人与胡风皆无直接个人恩怨，但包含大量“犯禁”内容的胡风私信让他们从中嗅出了令人兴奋的个人机会。袁水拍是林默涵下级，林是周扬下级，两人应该都从胡风私信中看到了邀宠于周扬乃至于更高领导人的绝好机会。为达成此目的，林默涵还特地绕过了胡乔木。袁水拍假借“核对原文”为名从舒芜手中再次取得信件，林默涵要舒芜整理、注释信件，肯定不是因于林自称的对胡风的“气愤”。[27]当然，袁、林皆已不在，如此推测两位是否诛心之论呢，何况两位在文学上都还有一定成绩。观察一个人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譬如舒芜一生除了所谓“交信”之外，再不曾有类似污点。这表明，这类人物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坏人”之列。而袁水拍、林默涵则不然。林默涵不但在“反胡风”中对胡风罗织成罪，后来“反右”打击丁玲、冯雪峰时同样深文周纳、穿凿成狱，事实上成为周扬的“左臂”“右膀”。也因此，在文艺界影响平平的林默涵“反右”后竟然被破格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袁水拍的依靠对象不是周扬，而是江青。70年代中期，袁水拍也荣登文化部副长的高位。这类无原则、无节操甚至“以别人的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卑劣行为，实在不可原谅。
四
“舒芜问题”不仅涉及所有当事人的道德承担问题，实际上也折射出两种体制与文化的当代病症。
一、1949年后为快速现代化而实施的单位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精神方式与个人写作形成了制度性干预，恰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言：“所有的解放都会有产生新型奴役的危险。”[28]即如舒芜而论，他也不是从来就软弱的。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与胡乔木辩论“主观”概念时，亦可傲然而去，然而单位“生产”了知识分子对体制甚至对领导的“组织性依赖”。
二、由传统政治而沿袭而来的派系文化，深深“铸冶”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智。他们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结成各种不同的非正式群体，彼此为争夺理论合法性和权力资源而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即便没有政治压力亦“斗争”不已，无形中“遗落”公义、原则甚至道德底线。这两种当代病症皆是民主、自由的敌人，而在这种病态文化中如鱼得水的林默涵、周扬一类知识分子，更是民主之大敌。倘若这类体制、文化不经大的“革新”，1955年的“舒芜问题”必将反复上演。
不过，就舒芜个人而言，与“胡风案”有关的“这一个”舒芜大致可以休矣。“另一个”舒芜则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这就是在古典文学研究、二周研究与随笔写作等方面皆留下累累硕果的学者舒芜，亦是以家学传承自命、以学术立身的老一辈文化人舒芜。1949年“舒芜先生被历史牢记，若在三十年前，可能仅因为胡风一案。三十年后，则不同了，他的著作一部一部地出，其思想的深度、广度、高度，堪称高峰”。[29]我深以为然。
[1]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2]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3]舒芜答问、奚纯整理：《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4]舒芜口述，见祝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黄河》，1999年第6期，第89页。
[5][9]赵倩：《舒芜：走出“胡风事件”》，《时代人物周报》2004年8月18日。
[6]郑也夫：《我之“舒芜观”及其他》，《博览群书》，2001年第5期。
[7][8][18]叶遥：《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文艺报》1997年11月29日。
[10]祝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黄河》1999年第6期。
[11]余世存：《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书屋》2000年第1期。
[12][14][15]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218―
219、222页。
[13]朱寨：《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16]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17]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下，《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
[19]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黄河》1997年第3期。
[21]如李辉先生认为，“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大笔一挥，定胡风等人为‘反党集团’。形势骤然发生巨变，周扬等人也毫无思想准备”。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196页。
[22]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23]孙国林：《毛泽东与党的文艺总管周扬》，《党史博采》2006年第6期。
[24]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25]萧延中：《划时代悲剧的剖析与理解》，载《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26]何满子：《学者的“伪装必须剥去”――说舒芜和胡风冤案》，《上海戏剧》1997年第5期。
[27]“老实说，当时看到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这么多党和非党作家抱着这样仇视的态度，带着这样憎恶的感情，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文艺观点，但党组织是一直把他看作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看作一家人的，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背后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见林默涵口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28][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9]方竹：《不幸的思想者舒芜》，《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27日。
第二篇：工程问题检讨汇报材料
xxx改造工程
C20砼基础
钻 芯 取 样 结 果 汇 报
苏州XX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9月16日
xxxC20砼基础钻芯结果汇报
我单位（苏州xx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的xx改造工程，于2014-9-5将20cm厚C20砼基础浇筑完毕，在2014-9-16由xxxxx质检科对我部已浇筑完毕的C20砼基础进行厚度钻芯取样。钻芯结果有一个不符合设计要求。
一、原因分析：
1、原路面清除后，施工工序安排不当，部分较差的路基未进行有效的处理，路槽地势较低，地下水不断往路槽中渗及我方施工期正好在梅雨季节（6~7月），因排、降水安排不当，致使路槽经地下水和雨水浸泡，导致承载力下降。
2、我单位在浇筑C20砼基础过程中，因运输车（三轮车2次运输）频繁行驶在路槽上，车轮频繁挤压整平后的路槽，将路槽中的土挤高。在浇筑过程中我方安排小挖机配合人工对挤出路槽的土进行清理，因现场管理人员安排不到位，导致个别被挤高的土没清理干净。
3、项目部对质量的要求还需要提高，对个别人员的质量意识还需要加强，在施工工期和工序安排上不够合理。
二、处理要求
1、针对不符合要求的部位，我部对其进行返工处理。用切割机将不符合要求的段落切缝，破碎后挖除外运，再将路槽整平，按设计要求重新浇筑C20混凝土至设计高程。
三、自我批评与反省
对于此次出现的问题，项目部非常重视，项目经理立刻组织项目部会议，对该问题作出严重批评，工作人员对各自在施工过程中的不足进行自我批评与反省。
1、在本次问题中，我单位深刻了解到，在北星街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分析1、2和3），对施工质量重视不够，把事情想的过于简单，处理问题表面化，没有主动追究问题出现之后，会对之后施工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2、全局意识不够，对工作铺排、理解不透，故对现场的工作安排、人员调配不当。每个人不能各司其职，工作中每个人都负责都管理，出现问题不知谁负责。
四、之后努力方向
通过这次会议与自我批评，我项目部找准自身不足，施工质量面前无小事，要层层把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在之后的施工过程中要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出现，希望领导单位给予我方改正的机会，在此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谢谢！
苏州xx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xx项目部 xxxx年x月xx日
第三篇：职场失意检讨六问题
当你身陷困境时，你会检讨自己吗？作为职场的防身之术，我们不妨学学，以备后用。
检讨术之一：你喜欢算计别人吗？
任何人都对别人的背后算计非常痛恨，算计别人也是职场中最危险的行为之一。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轻则被同事所唾弃，重则失去饭碗，甚至身败名裂。如果你经常抱着把事业上的竞争对手当成“仇人”、“冤家”的想法，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垮对方时，你就有必要检讨了。
作为老板，绝对不希望自己的手下互相倾轧，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互相排斥只会使自己的企业受损失。周围的同事也同样讨厌那些喜欢搬弄是非、使阴招的人，每个人都希望与志趣相投的人共事，不懂得与人平等竞争、相互尊重，就会失去大家的信任。
检讨术之二：你经常会向别人妥协吗？
在与同事的相处中不只有互相支持，还有互相竞争的成分。因此，恰当地使用接受与拒绝的态度相当重要。一个只会拒绝别人的人会招致大家的排斥，而一个只会向别人妥协的人不但会被认为是老好人不堪大任，还容易被人利用，导致严重的后果。
因此在工作中要注意坚持必要的原则，避免卷入比如危害公司利益、拉帮结伙、危害他人等事件中去。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时要注意保持中立，避免被人利用。
检讨术之三：你喜欢过问别人的隐私吗？
在一个文明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如果你发现自己对别人的隐私发生浓厚的兴趣时，就要好好反省了。窥探别人的隐私向来被认为是个人素质低下、没有修养的行为。其实有许多情况的发生是在无意间发生的，比如你偶尔发现了自己一个好朋友的怪僻行为，并无意间告诉了他人，造成了对朋友的伤害，失去了你们之间的友谊。
偶尔的过失也许会通过解释来弥补，但是，如果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件，你就要从心理上检讨自己的问题了。除了学会尊重他人以外，在与同事的交往中还要学会保持恰当的距离，注意不要随便侵入他人的“领地”，以免被人视为无聊之辈。
检讨术之四：你经常带着情绪工作吗？
如果你在工作中经常受到一些不愉快事件的影响，使自己情绪失控，那可犯了大忌。如果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事情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只会造成同事对你的反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或事，尽量学会包容或保持沉默。
你自己的好恶同样不一定合乎别人的观点，如果你经常轻易评论别人，同样会招致别人的厌恶，造成自己树敌过多，在办公室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如果学会包容别人，就会赢得别人的支持与尊重。
检讨术之五：你会拒绝同事进入你的生活空间吗？
如果只把同事当成工作伙伴是不对的。在你生活圈的朋友里面有自己的同事吗？如果没有，就要检讨一下自己对同事的交往态度了。其实和同事进行生活中的交往有很多好处，比如一起出去郊游、一起打车上下班、一起逛街买衣服、一起租房等。
这样可以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促进工作的合作愉快，在经济上也可以互利互惠，在生活上可以互
相照顾，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可以共同分享，有了难处也能够互相帮助。让同事成为生活中的朋友有助于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有利的促进作用。
检讨术之六：你经常向同事借钱吗？
处理好同事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当重要。由于平时经常在一起聚会游玩，发生经济往来的情况很多，最好的办法是AA制。在传统的交往中，大家习惯互相请客，大方的人会很吃亏，而把自己钱包捂得很紧的人会受到大家的蔑视。现在大家都逐渐接受了AA制，共同承担费用，不会造成某个人亏空过大，也不会出现因出钱多少导致的不愉快。
与同事划清经济界限是必要的，特殊情况下向同事借钱也没有什么，但记得要尽快归还。如果经常借钱别人会认为你是个没有计划的人，会对你的为人处事产生不信任。记得不要轻易欠别人一块钱，并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原则。当然也不要墨守成规，遇到同事因高兴的事请客时不要刻意拒绝，同时记得多说一些祝贺的话。
职场中有许多规则需要遵守，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行为与这些规则严重偏离时，千万不要固执己见，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利用上述检讨之术进行反省，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心理和行为的调整，避免出现像文琪那样的悲剧。
第四篇：水价问题再探析
水价问题再探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我国供水能力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水价倒挂，不能满足供水厂的运营需求等原因，城市供水长期以来处于亏损状态。2008年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水厂亏损，总亏损额达25亿元，供水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堪忧。问题的关键在于，供水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公益性物品。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健全的水价形成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造成水价上涨不能被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以至于在水厂严重亏损、供水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城市水价一直尚未达到合理水平，不足以支撑供水行业的平稳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水资源短缺和供水安全矛盾的不断加剧，水价问题日益凸显，对于“为什么涨水价”，以及“怎么样涨水价”的问题，必须做出科学、理性的解释，以期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一、水价现状究竟怎样？
我国城市的综合水价由四部分构成，即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通常以费用的形式收取。部分城市开征的引水工程价格（如南水北调基金）以及城市供水价格，反映的是水的生产成本，是真正意义上的水价部分。污水处理费反映水的环境成本，和水资源费一样，以费用的形式征收。可简单表示为：综合水价＝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污水处理费
实际上，我们在讨论水价问题时提到的水价概念，往往内涵并不相同。有的是指到户水价，即本文所说的综合水价；有的单指城市供水价格；有的是指不包括污水处理费的到户水价，也就是本文在具体分析中用到的水价，用公式表示为：水价＝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公布的2010年7月全国122个城市水价统计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水价为1~3元/吨。67%的城市水价在1~2元/吨，30%的城市水价为2~3元/吨，只有天津市超过了3元/吨，还有3个城市水价低于1元/吨。将其按2009年各城市居民家庭用水量加权平均，可得全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平均水价为1.98元/吨。与此同时，对122个城市综合水价进行分析后发现，16%的城市综合水价达到3元/吨以上，61%的城市综合水价在2~3元/吨，22%的城市综合水价在1~2元/吨之间，只有拉萨市低于1元/吨。将其按2009年各城市居民家庭用水量加权平均，可得全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平均综合水价为2.65元/吨。
统计数据显示，除拉萨和厦门市外，十年间36个大中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宁波、杭州、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水价基本上都进行了调整。除了2008年因通胀因素，各地放慢了调价步伐外，其他年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上调了水价，以使水价逐步接近于居民用水的真实价格。近两年，36个大中城市中有20个城市调整了水价，10年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城市水价比较平稳，涨幅不大，尤其是2004~2008水价基本没有变化，从2009年开始四城市均上调了水价。
二、水价为什么上涨？
1、不断高涨的供水成本
根据发改委制定的《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由合理的制水成本、输配成本、期间费用构成。其核心是制水成本，主要包括原水费、水资源费、原材料费、动力费、人员工资及福利。
作为供水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水资源费的提高以及原材料、电价、人工等直接成本的上升是导致供水成本提升的根本原因。仅以北京为例，2002年开征水资源费，起征点为0.6元/吨，之后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水资源费为1.1元/吨和1.26元/吨。北京2010年调整后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2.96元/吨，水资源费在其中所占比例达到43%。
另一方面，动力费用，即用电成本在供水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而近十年，全国各地电价的上涨也非常普遍，以北京市为例，其大工业电价（据了解，自来水公司大多执行大工业电价）一直稳步上升，十年间，电价上涨了65%。除水资源费、直接供水成本上升以外，原水水质恶化、供水水质标准提高也造成供水成本的增加。
2、与成本倒挂的水价
根据对36个大中城市水厂单位售水成本（总成本/售水量，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财务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税金）与水价的对比发现，我国的水价不足以维持供水成本。2008年36个大中城市中，有25个城市的水价低于其单位售水成本，呈现出明显的水价倒挂，仅有南宁、海口、呼和浩特等10个城市水价高于其单位售水成本。
3、普遍亏损的水厂
水价倒挂，其结果必然导致水厂亏损。根据《城市供水统计年鉴》，2008年城市供水亏损总额为25亿元。统计范围内的682座城市供水厂，有449座城市亏损，亏损比例达2/3。36个大中城市，除沈阳、厦门、济南3个城市供水净利润数据不详外，有22个城市供水处于亏损状态，亏损总额达15.8亿元。有11个城市供水赢利，净利润总额仅为1.3亿元。
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供水亏损最为严重，分别为5.5亿、3.2亿、1.7亿，仅这三个城市供水亏损额就超过10亿。供水亏损的城市中有4个城市亏损额超亿元，还有11个城市亏损额超过千万元。但是赢利的城市中只有3个城市净利润额超过千万元，大部分净利润额只有数十到数百万元。
4、居高不下的漏损率
供水管网漏损率居高不下，也是造成供水行业长期亏损的重要因素。建设部2002年11月1日颁发的《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规定：“城市供水企业管网基本漏损率不应大于12％，最高不超过15％。”但是，根据2008年对35个大中城市的管网漏损率统计，供水管网漏损率平均为18%，超出了建设部规定的最高不超过15%的标准。拉萨市漏损率最高，达51%，深圳市最低，为9%。有24个城市漏损率超过了12%，18个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超过了15%。此外，地处东北地区的大连、沈阳、长春以及昆明、福州也是管网漏损率较高的几个城市，均超过了30%。
5、日趋严格的排放标准
污水处理费虽不属于供水成本，但是在我国绝大部分城市，污水处理费都附加于水价之中，通过与水价捆绑来征收，污水处理费的高低以及其调整的幅度都会对综合水价产生较大影响。根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2010年7月公布的全国119个城市污水处理费数据，目前全国57%的城市污水处理费还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0.8元/吨的标准。
近年来，国家提高了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许多地区要求达到一级B甚至一级A，污水处理厂相应地需要进行升级改造，对原来并未要求的氨氮、总磷进行进一步处理，同时加强对污泥的处理处臵。这样，污水处理的平均成本也随之提高。据测算，在原有0.8元/吨的基础上需至少增加0.4元/吨，达到1.2元/吨的收费标准，方可满足污水处理的成本需求。因此，一些城市为了保持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营，不得不上调了污水处理费。
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也明确要求，各地在调整城市供水价格时，要优先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因而，污水处理费的上涨也是必然趋势，因其与水价捆绑征收，反映在水价上就是各地综合水价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涨。
三、水价到底高不高？
1、水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不足1%
据一项水费支出对居民的心理影响研究表明，为当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心理影响不大；2%时，有一定影响，开始关心水量；2.5%时，引起重视，注意节水；5%时，影响较大，认真节水；10%时，影响很大，考虑水的重复使用。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居民可承受水价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的5%为可支付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上限。原建设部及一些研究机构提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费支出占家庭平均收入的2%～3%是比较适宜的。
通过对122个城市的综合水价数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0.9%。大部分城市该比重都在1%左右，最高的是最近调价的成都市，为1.4%，在综合水价最高的北京市，该比重也仅为1%。由此可见，我国城市水价远未达到世界银行提出的居民可承受上限，与建设部提出的占家庭收入适宜比例也有一定距离。总体来看，我国城市水价偏低，仍有一定得上调空间，即使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水价占人均收入比例也处于较低水平。
2、水价涨幅平稳年均上涨3.8%
在水价涨幅方面，通过与近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粮食价格上涨幅度的对比发现，十年间水价年均涨幅为3.8%，远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1.8%的年均涨幅，也低于白小麦4.8%的年均涨幅，与粮食价格相比，水价上涨比较平稳。2001~2009年，水价相对较高的36个大中城市的水价涨幅远低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与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相比，水价比较平稳。同时，除2002年涨幅超过5%以外，多年来水价涨幅一直偏低，尤其是2007和2008两年，水价基本没有变化，2009年以来开始新一轮调价，但其涨幅也不算高，年均为5.7%。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水价涨幅相比，我国的水价涨幅也属于中等水平。根据对OECD国家居民水价增长率的统计结果显示，统计的132个国家的水价年均涨幅均低于8%，只有匈牙利水价涨幅较大，达到18%。我国与芬兰1982~1998年水价涨幅接近，而德国、荷兰、卢森堡、丹麦、法国等国的水价涨幅高于我国。
四、水价应该怎样调整？
1、突破难点：实施水价成本公开与成本监审
推行水价成本公开，可以大大提高水价调整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为水价成本监审奠定坚实基础。成本公开可以让老百姓清清楚楚地了解供水企业的成本状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可以督促供水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主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在对水价进行成本公开并实施成本监审的过程中应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1)成本公开是成本监审的基础。成本公开的最终目的在于积累供水行业基础数据，为开展供水成本监审工作奠定基础。供水成本监审从2006年发改委就《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以来，一直受到行业的普遍关注，但是却迟迟不能得以实施，其难点就在于缺乏大量有效的财务、运营等参考数据，缺少判断供水企业“应该成本”或“合理成本”的依据。
(2)逐步实现城市供水全成本水价。全成本水价涵盖节约、保护、配臵水资源方面的成本。包括资源成本（原水的价格）、工程成本、环境成本（水污染防护及污水处理）、水源保护机会成本（水源地丧失经济发展机会的补偿）、生态成本和利税等六个方面。
(3)建立成本考核指标体系，规范水价成本的核算方法。由于不同地区的水资源条件、城市规划和布局、供水市场发育程度、供水企业经营与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了各城市间供水成本差异较大。通过实行按区域平均供水成本定价，逐步解决企业个别成本定价的不合理问题。
(4)实行供水企业成本预审和认证制度。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对成本资料的合理性进行认证。建立供水行业平均成本统计、核算制度，建立成本与价格信息库和信息发布制度，每半年或一年发布一次，为物价部门审核和论证企业供水成本是否合理提供依据。
2、抓住核心：合理的水价形成和调整机制
水价调整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质疑，关键在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水价形成和调整机制。城市供水主要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法，政府进行价格管制的依据主要靠供水企业提供的成本资料即个别成本。由于成本信息不对称，难以对水务企业的成本进行必要的约束，政府对水价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企业间的讨价还价。由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和完善水价形成和调整机制。
(1)明确水价定价机制。可参照成品油调价的方式制定相应的水价管理办法，明确水价构成及调整原则，包括规定供水成本的审核、水价调整的启动条件和可以纳入的调整因素等。同时，成立成本监审机构，或委托第三方专业化机构，对定价成本的合理性、赢利水平测算的科学性进行复核调整，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供水企业和用户可据此做出合理分析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少水价调整的不确定性。
(2)确定合理的水价调整周期。通过政策性文件，明确水价的周期性调整原则。可参照英国的做法，比如三年一个周期，根据供水的社会平均成本以及居民可承受能力，制定价格调整方案，对水价进行相应调整。水价调整采取“小幅稳进”的方式，上涨幅度不宜过大、速度不宜过快。
(3)落实完善水价听证制度。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召开由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价格调整听证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和引导，以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相关利益者了解水价构成、计价方式、不同水资源间的比价和差价，以及水价调整的原因等。
(4)建立水价补贴补助机制，建立供水企业价格补贴机制，在保障居民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兼顾供水企业财务可持续性，可运用公共财政资金，设立价格调节基金等方式，给予企业及时足额补贴，保证供水企业的合理赢利。
3、落实保障：政府在城市供水中责任的归位
城市供水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政府仍然是最终责任人。所以，改革水务行政管理体制和城市供水企业经营体制，是水价形成和上涨机制落实的重要保障。
(1)政府应加大对供水管网建设、水源地保护和用户水表更新改造等方面的投资。供水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其管网建设及维护成本应该由政府财政来支付。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供水的安全性及持续性，第二水源建设、大型水利设施和引水工程建设以及水源地保护等项目，可经营性弱但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应该由政府承担投资责任。同时，对供水企业在税收、电价、土地、投融资等方面，政府也可给予政策扶持。
(2)健全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用水补贴机制。政府在提高水价的同时应考虑对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低收入群体用水在规定水量之下的，政府应给予水费减免政策。补贴资金可以按人头直接发放至低收入家庭，也可按其所消费水量补贴至水务公司，由水务公司代行减免政策。
(3)规范水费使用管理，鼓励用水户对供水单位的水费收支进行监督。水费收入如何分配是供水企业能否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有关部门要制定水费使用办法，建立水费收入尤其是调价收入的监管制度，由各级政府组织物价、财政、水务（建设部门）等部门共同对水费收入使用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确保水费收入“取之于水，用之于水”。
(4)由政府主导推行阶梯水价和实行分质供水。根据正常的用水需求来核定最低生活用水量，对最低生活用水量可按成本定价或低于成本来收费，对于超出部分逐步提高水价，拉大水量级别间价差。另外，在目前水资源紧缺、水用途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供水市场可采用“分质供水”模式，即按高端用水、基本供应水、中水回用等几种类型，分别供应不同用户，或同一用户的不同用途。
第五篇：关于参与违规饮酒问题的检讨
关于参与违规饮酒问题的检讨
尊敬的X领导：
X月X日（周X）晚X点X，我在XX，参与该单位组织的烧烤活动，并违规饮酒（XX啤酒2瓶），违反了禁酒令，干扰了分队正规管理秩序，损害了队部指导组良好形象，违背了队领导提出的“四型”“四风”要求，深感愧对组织、愧对领导，主要有“四个不应该”：
不应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禁酒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为了禁酒，上级颁发史上最强的禁酒令，上至XX单位，下至XX单位，都有明确的禁令；在分队各种场合，队领导都多次强调落实禁酒的问题。禁令很严、规定很多，要求也很具体，作为单位一员，没有理由落实不好。而自己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最清楚党纪条规，接到的各种违规违纪通报像雪花一样多，因违规饮酒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案例数不胜数，在这个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实属知法犯法，愚蠢之极。
不应该双重标准、言行不一。单位不缺制度，缺的是执行制度的人和落实到底的行动。我的身份，首先是单位一员，在机关是纪检干事，在XX分队是业务组长，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不论是条令条例，还是规章制度，我既有职责监督执行，更有义务带头贯彻。特别是分队刚刚制定下发规范性文件，我是参与制定者，也是监督执行者，更应该是模范贯彻者。这次违规饮酒，制定的规定自己首先违反了，要求别人做的自己没有做到，确实与规定相悖、与身份不符。不应该胆大妄为、不讲原则。当晚到达XX单位烧烤的平台后，发现部分人员在饮酒（小超市购买的XX啤酒），而当晚有执勤任务的人员喝的是饮料。有人递了一罐啤酒给我，我没有拒绝。考虑到这里的同志大多都比较熟悉，有的是以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有的是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老骨干，我认为有干部骨干在，应该能把得住分寸、控得住场面，所以站制止他们喝酒。实际这是大大的错误，单位有铁的纪律必字执行，任何工作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许多血的教训就出在“以喙曉么样杯应该怎么样”上面。我当时原则性战斗性不强，既没有己也没有管住他人，参与违规饮酒，实在自以为是、乡脚自信。
不应该律己不严、自毁形象。自分队组建以来，队领导提出“四型”“四风”的建设标准，带领单位扎实工作、一以贯之，并承诺不拿一分钱、不—份乳、不搞特殊化，人员考核选拔、定岗定位、经费开支等工作，官兵都比较满意，带头在全队立起了新风正气。我个人卷本臥岗位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离“四型”“四风”要求还癣吝差距。这次违规饮酒行为，更是与队领导的一贯要求背道而驰说抒但损毁了个人形象，而且给队部良好形象抹了黑，影响很杯，教训深刻。
喝酒的理由有一万条，但哪一条都不能成为触碰纪律高压线的借口。反思这发违规饮酒行为，有三条教训值得铭记：
一是站位不高很危险。禁酒是习主席发出的禁令，是政治问题，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来不折不扣落实。如果这个问题落实不好，根本谈不上看齐追随、谈不上对党忠诚。从禁酒令颁布到今天，因违规饮酒问题受处理的党员干部比比皆是，重则降职撤职，轻则警告严重警告，处罚之重前所未有。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我的政治敏锐性还不够，这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单位的任务区，思想文化多元，宗教派别林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严峻，没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说话办事极易出问题，并且一出就是政治性问题，需要高度警惕。
二是摆位不正犯大忌。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只有自我定位准确，才不会说出格的话、办出格的事。我参与违规饮酒，一没有站到队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二没有把自身岗位职责搞清楚，三没有针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采取行动，反而参与其中，从守纪到违纪的质变，一秒钟都不要。执行XX任务，需要每个人都站到分队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需要每个人都按岗位职责要求落实制度履职尽责，需要每个人都能够独挡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思想统一、言行规矩，分队的各项工作、各个单位才得以有效运转，进而避免出现影响执行任务、牵扯领导精力的事。
三是心存侥幸必闯祸。回顾违规饮酒的心理状态，对人员情况的掌握凭经验，盲目“有把握”“稳得住”占了上风，但是这些在纪律面前、在规章制度面前都站不住脚。不执行制度，不仅是违规违纪，而且容易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部署到任务区以来，看到友邻单位各个部门、各个人员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按计划有条不紊推进各项工作，基本很少有突击式、应急性的任务，落实过程更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这让我印象很深、感触也很深。小平同志讲，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圆满完成XX任务，不仅要完善制度，更要不折不扣落实制度，少一些“也许”“可能”，多一些精准精确，工作才能托底。
对违规饮酒行为，我诚恳接受批评教育，服从组织处理。今后，我将以此事为诫，在加强理论学习中提高政治敏锐性，在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中提髙执行力，在岗位履职实践中提高能力素质，为圆满顺利完成分队各项任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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