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减员增效问题再思考

第一篇：饭店减员增效问题再思考

饭店减员增效问题再思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失业保险、救济等再就业制度比较完善，裁减冗员以提高效率、保证自身的盈利和发展成为企业惯用的技术之一。本文将对现代酒店行业在这一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裁员政策的实行，企业界也掀起了“减员”的大潮。饭店业激烈竞争和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存在，使得饭店这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员工的“大户”也在陷入困境时纷纷祭出减员的“法宝”。一时间，“减员增效”成为众多饭店控制经营成本、缓解营业收入下降困境的习惯性经营思路，饭店减员增效的文章也屡见于报刊杂志。

诚然，减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效，缓解饭店因经营或管理不善带来的不利影响，使企业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但是，减员并非饭店的经营良方，减员与增效不存在必然联系。“减员增效”一旦成为饭店经营管理的习惯思路时，则是相当危险的。

一、逻辑学思考

减员与增效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方面，减员并不一定能增效。盲目减员很可能减掉那些优秀的员工，从而使饭店蒙受巨大的损失。饭店减员的初衷是裁减冗员，降低人力成本，增加营业收入。我们知道，饭店员工有其特殊的素质要求，并不是所有高素质的员工都适合于饭店工作。饭店员工素质和工作能力的认定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饭店要达到上述目的，裁除真正的冗员和确定不适合岗位的员工，需要经过严格的人员考核，认定和筛选工作，那么，?quot;效“之”增“呢？这一系列的复杂程序还不如用来培训员工，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树立饭店的形象，用质量促销，争取回头客，从而改善饭店经营不善的境地。事实上，饭店的所谓”减员“，存在一个”开源节流“的问题。饭店应该在科学定岗定编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规划，严格招聘和录用程序，并加强培训，从源头上杜绝”冗员“的产生。所谓”没有不合格的员工，只有不合格的管理者（经营者）“正是这一道理。

饭店减员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从而影响整个集体的工作效率。饭店贸然采取减员措施，容易由于员工之间的失调以及岗位的不熟悉而使得工作效率降低，导致服务质量骤降。根据行为科学理论，人要在一定的压力下才能保持最优的工作状态和效率。没有压力，人容易松散，不能形成凝聚力和自我约束力。而压力过大，则容易紧张、心绪不宁，容易疲劳。受减员的威胁，员工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反而容易分散员工注意力，使员工不能专心于本职工作并容易产生对工作的恐惧感。显然，这是不利于提高工作率的。”增效“中的”效“，并不仅仅是近期的经营效益和工作效率，它还应包括饭店长期外部形象，是饭店经济效益、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的综合体。否则，饭店短期工作效率再高，经营效益再好，但社会公众形象不好，在长期竞争中仍将处于不利地位。显然，减员是不可能实现这种”效“的。

另一方面，逻辑地分析，饭店的增效也并不一定要减员。增加饭店的工作效率，可以通过系统有效的管理，使饭店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强各子系统的联系，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使得1+1>2；可以通过改变岗位的设置与分工，使得工作岗位的设置更加合理有效；可以通过在岗培训等各种培训方法与手段，增加员工的熟练程度，从而达到增加效率的目的。显然，裁减冗员仅仅是增效的手段之一。

二、经济学思考

由于员工工资及其福利待遇部分构成了饭店的人工成本，员工数量越少，人工成本也就越少。饭店减员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学范畴。从经济学角度看，员工成本属于可变成本，随饭店规模和产品销售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饭店并不是在员工成本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利（效）益。根据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短期均衡原理，MC=MR时，利润最大并处于均衡状态。此时平均成本AC>MC，且AC并非最小。仅考虑人工成本，则很显然地，减员必须有个限度，并非减得越多越好；人工成本处于最小值时的饭店利润并非最优。

饭店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是饭店最为宝贵的财富，是饭店产品的创造者。饭店特殊的产品形式--服务决定了饭店不能随意减员。东方式热情的服务是我们区别于西方饭店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贯彻”宾至如归“经营思想的内容之一。而面对面的热情服务必须以足够数量的员工为保证。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减员大潮下的香港文华饭店会增加员工的比例，为什么现代化设施设备（如自动售货机）不能完全取代人在饭店中的地位。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避科技所带来的孤寂，寻求一种亲情式的社交氛围。因此，饭店的面对面（face-to-face）服务也就日愈受到重视；而服务的主体--员工--至少是一线的员工，也就不能随意裁减。否则，饭店虽然获得了短期的效益，但却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

总之，饭店的减员，必须获得一定的经济学条件，例如缩小经营规模、转换经营体制、改变用工制度等，才能达到增效的目的，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三、减员与EL、CL 人力资源，通俗地讲，即员工是饭店最重要的资源，已经得到共识。业界也由此从内部员工的角度强调”员工第一“，提出ES战略，认为只有满意的员工，才能产生满意的顾客。ES战略进一步理顺了管理者、员工和顾客三者的关系，认为在管理者心中只有员工第一，在员工心中才会有顾客第一。因此，饭店都致力于营造一种”以店为家“的氛围，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忠诚的员工。而员工忠诚（EL）则往往能使员工设身处地的为客人着想，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挖掘潜力，使客人满意（CS），最终获得顾客忠诚（CL）。这是饭店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

然而，饭店的减员却打破了EL、CL的平衡与和谐。首先，根据行为科学的冲突理论，员工与组织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减员时，由于双方对自己目标的实现构成了妨碍而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即组织（饭店）为自身利益要裁减员工，员工因自身利益而抵制组织（饭店）的决定；并在冲突下对组织表现出敌意、愤怒、痛苦、失落及焦虑等。这样，员工很可能组织起来共同对抗组织（饭店），从而造成过激行为。显然，这将严重破坏饭店与员工的关系，改变员工对饭店的忠诚（EL），并最终影响到顾客对饭店的忠诚（CL）。其次，饭店的减员破坏了员工一贯对饭店的信赖感，从而产生”信任危机“。毫无疑问，这种”信任危机“将使员工忠诚迅速土崩瓦解。处于”信任危机“中的员工将寻求新的寄托并容易对现有工作失去信心和动力。这样，员工无法专心于本职工作，无法提供合乎标准的标准化服务和富有创意的个性化服务，也就是无法造就满意的客人，更甭提顾客忠诚了。再次，减员也容易破坏员工之间融洽的同事关系。由于减员经常定指标，使得同事之间互相猜疑，过度竞争，因此，不仅员工之间普遍存在一种防范心理，而且岗位之间也会存?quot;见死不救”的不协调现象，使得整个饭店系统不能有机运转以发挥最高效率。最后，留岗人员大多处在失业威胁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一方面，压力将产生动力，使员工更加忠诚于饭店，但这种忠诚往往是畸型的，可能产生负效应。另一方面，当员工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时，将寻找宣泄减压的机会，有可能把顾客作为对象。顾客在遭受没来由的员工侵犯后，必然破坏对饭店的良好印象，甚至“改换门庭”，使饭店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四、结语

减员与增效是企业永恒的话题。尽管裁减冗员能在短期内增加饭店的效率，但减员与增效并不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减员增效与饭店形象和长远效益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饭店应从长计议，创造优越的工作环境，寻求各种有效的增效渠道以改善经营管理状况，并在减员时三思。

减员增效是大方向。不信，你去问一下出国到欧洲培训的各部门经理就知道了。当然，增效的减员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必然结果，而不加以培训组织的简单减员就象你说的那样，希望酒店也能从减员方面来探讨更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简单地把员工推向社会，毕竟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只要没有大的失误，酒店就有义务为他们找到用武之地！因果循环，善有善报。

这件事还需要人力资源部加快改进工作的步伐与速度。

千万不要名称改了，运作起来却还是像皮图章部门与娘舅啊！

人力资源部门不仅需要提高提高人员服务效率，确保酒店日常营运，更肩负着开发酒店服务资源与服务职能，与销售部、餐饮部等各部门共同开辟新市场的使命

[转帖]饭店员工何必一律年轻化？ 饭店员工何必一律年轻化？(转载自<<现代酒店>> 林翔 李菊霞

目前，国内饭店普遍存在着员工年轻化现象。在一些饭店中，一线员工很少有超过30岁的；客人从走进饭店大门开始，一直到结账离店，看到或与之打交道的都是年轻人。这种现象存在已久，人们大多习以为常，认为本该如此，但只要稍做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探讨。我们认为，饭店员工不宜过分年轻化，否则有可能对饭店的经营和管理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员工的服务技能难以达到较高境界。饭店中的员工大都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培训，也掌握了必要的服务技能。这些服务技能可以保证他们为客人提供合乎规范的服务，但在饭店业竞争激烈的今天，标准化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某些客人的特殊需要，于是有了个性化服务的大行其道。相对于标准化服务而言，个性化服务不是单靠培训就能使员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服务技能，更需要服务技艺。技能不同于技艺，技能只是一种能力，即能做某件事，技艺则是比技能更高的境界。高明的服务人员不仅能满足客人对服务的基本要求，更能带给他们心理上的满足和享受。有些服务技艺，如对客人心理的洞察、把握和引导，需要长时间的工作经验积累才能熟练掌握并运用自如。正因为如此，在欧美国家的饭店和餐厅里，很多高级侍应生是年长者，甚至满头白发。

2.员工流动性加大。不难看出，员工年轻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人员流动频繁，而过于频繁的人员流动容易使员工失去归宿感，从而影响到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作为饭店的雇员，员工们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对饭店经营管理的状况也往往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集体。身边同事的不断离开会给员工传递这样一个信号：自己在这家饭店工作只 是临时性的，随时都有被炒鱿鱼的可能。在这样一种心态下，绝大多数员工很难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有的人干脆抱着“骑驴找马”的想法，边上班边继续寻找合适的工作。员工的这种工作状态当然是任何一个管理者都不愿看到的。另外，员工的频繁调动也加大了培训和管理的难度，因为不论有没有饭店工作经验，新员工都必定有一个熟悉和适应工作环境的过程。

3.不利于饭店与客人之间维系感情。由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目前许多饭店经营者已开始将工作重点从开发新客户转向留住老客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培养忠诚顾客。提高客人对饭店的忠诚度有很多方法，常见的有提供优惠房价、积分奖励、建立顾客档案等，但培养员工与客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却往往被忽视了。事实上，常客之所以会反复选择同一家饭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该饭店有了一种归宿感，潜意识里将饭店当作“我们的饭店”，而员工是“我们的饭店”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不只是服务人员为客人提供服务，而且也包括了他们之间在感情上的交流。在饭店中，常客与服务人员成为熟人甚至朋友的情况很常见，这是他们反复接触的结果。由于员工年轻化导致员工频繁流动，服务人员与客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很难建立起来，因为客人每次入住都很难碰到相同的服务人员。

4.饭店形象的内涵不够丰富。年轻员工虽然充满朝气和活力，能给客人带来青春的美感，但有些东西是他们所无法带给饭店和客人的，那就是年长员工依靠丰富的生活阅历形成的成熟气质和仪态。目前很多饭店都在导入CIS，为自己设计企业形象，而员工形象对于饭店形象十分重要，因为无论饭店的硬件设施如何完备豪华，服务终究是由员工来提供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员工形象理解为制服整齐干净、面孔英俊漂亮、待客主动热情，年龄同样是员工形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人员都是年轻人的饭店与服务人员年龄层次更丰富的饭店相比，它们带给客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后者更能让人感觉到饭店的持重可靠，而持重可靠这种形象对于一些高档商务饭店来说是一种财富。不难理解，德国银行的门前停靠的为什么是中规中矩的奔驰轿车，而不是法拉利跑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饭店员工年龄结构的过分年轻化并不合理（当然，这并非指饭店不应该雇佣年轻员工，而是指饭店员工的年龄层次应该更丰富一些）。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个现象呢？主要的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在我国饭店业乃至整个旅游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服务人员吃的是青春饭，只有在年轻时才能从事这一职业，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适合继续做下去；如果有升迁的机会做管理人员，那么还可以接着在饭店里工作，否则就只好另寻他职。持这种观念的人占饭店业一线服务人员的绝大多数，而相当一部分管理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观念，甚至有意识地给员工年龄设限。观念的力量是可怕的，当人们接受了某种观念时，也就失去了探究其是否合理、是否正确的兴趣和意识，所谓习惯成自然，因此这种观念亟待扭转。作为企业，饭店应当为每一名员工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虽然不是每个员工都适合做管理人员，事实上也不可能让 每个员工最终都进入管理层，但管理者可以通过某些方式让普通员工感到自己即使长期在同一个职位上也是有发展前途的，例如按年增加工龄工资、实行服务人员饭店内部等级制等。

其次，国内很多饭店的管理理论和水平还停留在相对低级的阶段，其着眼点还仅仅停留在如何使客人满意这个问题上，而忽视了员工的重要性。在一些饭店，管理者并没有将员工当作平等的、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来对待，而仅仅将他们看作为客人提供服务的工具。在日常工作中，某些管理者跟员工说话时用的是命令的口气；除了有事吩咐，否则就当员工不存在；叫人时喊的不是名字而是工号；工作上出了差错，不问青红皂白，训斥责罚了事，即使是自己的责任，也推到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举不胜举。管理方法的简单粗暴必然导致员工的不满，其结果就是员工的频繁跳槽。员工年轻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管理者重新认识员工的价值，重新审视员工在饭店中的地位。时下西方饭店管理学中流行的“内部营销”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如果说“员工第一，顾客第二”这种提法从字面上还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没有满意的员工，就没有满意的顾客”这句话应当更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对！但是中国现在宾馆很多管理者的短视造成的。其实国外许多宾馆都是年纪大的人工作在第一线，其中美国有个老行李生，都70多了，并且是个百万富翁，（就是靠当行李当的）他有手绝活：能认识每一个他见过的客人，客人都以被他认识为荣耀。还经常受邀请，在当地名流的宴会上当司仪，因为他认识太多的人，知道每个人的特殊爱好……典范啊！

第二篇：社会诚信问题的再思考

社会诚信问题的再思考

１、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的表现

社会诚信主要包括个人诚信、企业诚信和政府诚信。社会诚信缺失大量地表现为不讲真话、不守信用、没有信誉、弄虚作假等。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说假话、假文凭、假证件、假发票、假彩票、考试作弊、偷逃税款、骗取保险、虚假广告、假球黑哨、假医假药等等，不一而足。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屡禁不绝，在人们购买的书刊音像制品当中，盗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据对北京、沈阳等地古玩文物市场调查，有些摊点摆放的全部为假货。

在经济活动中，企业不讲诚信的现象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一是企业不守信用，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二是企业不讲信誉，相互之间拖欠货款。三是企业合同违约严重，利用合同进行欺诈。四是企业财务信息严重失真。五是假冒伪劣盛行，制假贩假猖獗。

政府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还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久前，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发表文章，认为“现在的危险是滋生腐败和不讲真话”，提出要把“不讲真话”当作一个严重问题来解决。

２、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

首先，诚信缺失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法制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交往活动少、活动地域窄、生产规模小，基本是“熟人关系”，一般不会担心相互失信。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往层次和交换频率的迅速扩大与增加，信用作为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必然要求被人们认同和遵守。因为只有交易双方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承诺和践诺，才能使得双方无须付现即可获得商品、服务和货币，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诚信的缺失，一方面造成交易主体不被对方信任，限制交易主体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为防范交易风险被迫增加交易成本，使得经济活动萎缩，经营效率低下甚至破产。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损害，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规则。

其次，诚信缺失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无数个人身心伤害，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大量企业举步为艰；失信使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使得消费者对社会和政府失去信心信任；失信使一些人靠骗人暴富，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人民群众对社会和政府产生强烈不满。

第三、诚信缺失败坏社会风气。社会诚信缺失造成人们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使得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对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也变得更加不易。更为严重的是，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使得许多诚实守信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认为“老实人吃亏”的思想占了主导，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加大，道德水平下降。

第四、诚信缺失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据统计，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现汇交易达到８０％，信用交易方式仅占２０％左右。落后的结算方式严重阻碍了贸易的扩大和企业的发展，也使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减弱。另外，由于我国一些企业和个人制假贩假，使得一些国家的企业和消费者对我国商品心存疑虑予以抵制，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

3.社会诚信缺失原因探究

社会诚信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管理教育的原因；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人自身的原因。我认为，具体原因主要是：

第一,“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新中国是从旧社会中脱胎而来的新型制度，为了彻底消除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影响，解放以来对旧的思想文化和传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清算和批判，其中有许多成功的方面，也有一些惨痛的教训。特别是“文革”使很多优良传统遭到破坏。在批判摒弃封建思想糟粕时，将中华民族许多优良的传统美德也丢掉了。讲真话、实事求是遭到打击和批评，口是心非、弄虚作假反而得到赞扬好处多多。同时，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封建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缺乏独立人格、或迫于压力，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只好违心地说假话。久而久之，社会诚信就自然被破坏了。

第二、道德教育的虚化。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思想都把诚信看得非常重要，但却仅仅或主要停留在道德层面上，仅仅或主要局限在强调注重个人自觉自省上，对实践层面和社会约束方面的要求和设计不足，从而导致了诚信教育的苍白无力。如“狼来了”和“烽火戏诸侯”等教导人们不说谎、不作假的故事，谁也没有真正拿它当回事。当今包括诚信在内的道德教育，很多时候也还是局限于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缺乏针对性，缺少有力和有效措施。特别是道德教育的要求和内容与实践严重脱节，教育者说的和做的不相一致，致使被教育者不以为然，大大地削弱了道德教育的效果。

第三、对市场经济的模糊认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是密切联系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统统都是腐朽落后的东西，因而在学习市场经济模式的时候把信用等一些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合理理念也给否定和排斥掉了。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要有法制保证和制度约束就可以了，诚信等道德观念在市场经济中不很重要。实际上，法制和诚信是市场经济的两个轮子，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生命线。没有法制，市场经济将出现混乱，没有契约，市场经济也名不副实；但是没有诚信，法律就会大打折扣，契约也是一纸空文。

第四、个人主义膨胀，利欲熏心。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是“一大二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求绝对服从组织，不讲个人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人们获得了独立经济人地位，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尊重，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遵循的最高原则和追求的最大目标。一些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膨胀，为追求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由此产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与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使社会诚信受到冲击。

第五、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由于市场经济活动数量大、变化快，加之信息的公开公正和迅速有效传递尚未实现，使交易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给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趁之机；因为社会流动性加大和市场交易的不确定，也使失信者有了从事欺诈而逃避打击处罚的社会环境。同时，政府在市场准入、市场管理、市场监督、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还缺乏完善的制度，在对失信者处罚力度上还缺乏有效的措施，政府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方法和自身素质不高，社会中介组织、社会舆论环境作用不充分等也是失信存在和蔓延的原因。第六、法律不健全，对失信者打击不力。在美国，有关诚信方面的法律有十多部，对不同方面、不同环节的信用要求都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还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对造假，在美国可以最高处罚５００万美金，加上１０年徒刑，而我国《消法》对造假的赔偿只有两倍。我国在市场经济立法方面近年来做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还不够完善和具体，特别是对于社会失信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不够，使得失信者敢于违法。

4.打造诚信社会的对策

社会诚信的重建必须依靠全社会共同努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胡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加强诚信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应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社会诚信观。

第一、加强道德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共铸诚信社会，应该从每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教育和帮助全体公民牢固树立诚实信用是一种财富、信用的建立不容易而失去是很容易的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诚心诚意、说话算数是现代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品格；真正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树立起真诚守信的道德品质，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真正把诚信的要求视为一种谋利和促进发展的手段，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和内在的义务。要教育各类企业家认识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强化信用伦理，这是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先决条件。只有守信用的企业，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也才有从事商业活动、提高企业效益的良好环境。未成年人正处在思想观念形成阶段，应高度重视其品德培养。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使学生了解诚信的基本内容，懂得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牢固树立守信为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培养学生诚实待人，乐于助人，言行一致，不说谎话的习惯；培养学生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遇到失误勇于承担应有的责任、知错就改的品行。学校要主动与家庭、社区紧密配合，共同促进中小学生诚信素养的提高。要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各类学生的道德

实践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教职员工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将诚实守信首先落实到自身的教育行为上。各机关单位也要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多种方式的道德教育活动。要充分发挥妇联、共青团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有关诚信的典型案例、典型人物，使人们真切感受诚信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努力形成“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的良好氛围。要大力开展如百城万店无假货、评选诚信企业诚信公民、打造诚信地区等道德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使人们在广泛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第二、健全法制，加大惩处力度，使失信者无利可图。防范和治理失信，仅仅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对社会公民和市场主体相互关系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社会诚信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维护和培育良好的市场信用秩序。要结合我国实际尽快颁布制订有关规范诚信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加大对失信的惩处力度，例如，对直接损害消费者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食品药品、家用电器等制假贩假者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论处；修改《消法》第４９条，把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或服务退一赔一的赔偿金额增加到１００倍，同时对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批发商（中介机构）、厂商三者予以并罚。政府各部门应依据自身特点，建立健全相关失信处罚制度，例如，工商部门对制假贩假者不能只罚款了事，除了给予经济重处外，还应有失信纪录，性质恶劣或屡犯者则限制其终身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他部门对不守诚信的人，除予以处罚外，应记入黑名单，累计多次便取消其从业资格。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加大失信者的经济成本，使其无利可图，以起到震慑作用。第三、加强信息网络建设，使失信者无处藏身。要建立各类企业、组织、个人的诚信信息的征集和公开机制，建立统一集中或政府、行业、信用中介机构三个层次的资信数据库，及时有效地向全社会提供和发布信用信息。大力发展社会信用中介组织，为客户提供规范的资信调查服务和信用评估服务。通过信用信息网络化，使失信者无处可躲，无机可趁。第四、加强舆论监督，让失信者身败名裂。舆论监督是全体公民获得知情权，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和监督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要力量。在揭露市场欺诈和弄虚作假、维护公民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媒体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对诚信者的社会褒扬和对失信者的舆论谴责，促进社会形成更好的诚信氛围，使失信者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加大失信者的道德成本。

第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做表率，提高公信力。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核心和关键，政府的公信力对全社会影响极大。要社会讲诚信，首先政府要做好表率，领导要以身作则。任何政府和制度都要按照诚信的原则来组织和建构，各级干部都应按照诚信的原则行使其职权。一旦背离了诚信的原则和精神，政府就会失信于民。历史上孔子认为，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比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充足的粮食更为重要。荀子也认为，政令取信于民则国家强大，政令失信于民则国家衰弱。在现代社会，建设政治文明要求按照诚信的原则规范政府

及其官员的行为，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避免行政垄断和行政工作的暗箱操作，做到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建立诚信政府。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切实从“重审批、轻监督”的传统做法中解放出来，从“重收费、轻服务”的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从“重局部、轻全局”的本位主义中解放出来，尽快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效能型政府转变。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坚持诚信原则，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部门的公信度，取信于民。组织部门应当把诚信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内容。

诚信作为一个科学的道德范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和交往方式的现代化，无不凸显着诚信的价值并要求践行诚信。加强诚信建设，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但更重要的是靠全社会的实践。

第三篇：关于战备问题的再思考(下)

关于战备问题的再思考(下)

战备效果的重要性：空对空作战技能的个案研究

在兰德公司199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斯提里恩博士对于训练和经验（战备投入）对战斗机飞行员执行特定使命基本任务能力（战备效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空对空作战能力是报告调查研究的领域之一，这或许是战斗机飞行员在心理和生理方面要求最高的技能。正如斯提里恩所言：“空对空作战就像是要求战斗机飞行员能够同时演奏短笛，驾驶一级方程式赛车，以及仰卧推举200磅的重量。”

研究报告中分析的数据包括某战斗机中队在1997年10月1日～1998年2月28日期间执行训练任务时实施的137次模拟空空导弹发射记录，并且使用了飞行员平视显示视频来判定导弹发射和靶机是否处于适当的参数范围内（例如射程、速率、角度等）。在记录的137次导弹发射中，有19次被评估为无效，即导弹有可能会脱靶。

斯提里恩认定，飞行员最近进行的导弹发射训练天数与实施有效发射的几率在统计上显著相关。报告指出：“飞行员在模拟空空导弹发射训练中脱靶的几率，与距离最后一次实施空空作战技能训练的间隔天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数关系。”在最近10天内进行模拟导弹发射训练的飞行员，平均命中率为93%；而最近一次训练在一个月前甚至更早的飞行员，平均命中率为78%。

飞行训练类型―特别是空对空作战的训练量，与单纯的飞行时间相比，对于空对空作战技能的影响更大。一些飞行员的模拟导弹发射训练间隔时间很长，尽管他们在间隔时间内仍在进行飞行训练，或许飞行小时更多，但并未进行空空作战训练。而且，只有近期进行的空对空作战训练，才会对飞行员的作战技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只有在针对部队实际作战能力进行战备评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这样的分析。如果使用飞行小时而不是导弹命中率来衡量部队的战备水平，那么该项个案研究的结论将是通过增加飞行时间来提高部队战备水平，这就无法揭示空对空作战的战备水平取决于飞行训练类型以及实施此类训练的时间间隔。因此，针对战备投入的战备衡量方式，往往难以反映出部队执行担负使命任务的真实战备水平。

战备资源投入：试验性研究法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11年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国防部无法明确战备开支与实际战备效果之间的联系。该办公室指出：“军方当前的战备衡量方式并不适用于此类分析，战备评估质量令人担忧。”如果不能紧紧把握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部队战备就可能出现资金不足、资金过剩或者失衡的现象，其严重程度可能因扣押令而进一步增加。结果将导致美军成为“亏空的部队”，或者更糟糕的是，将“亏空的部队”视为“战备良好的部队”。理清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诸多因果关系，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运用科学手段。

将军队视为一个复杂系统

军队可以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在和平时期能够将资源（投入）转化为战备力量（效果）。由于这种转化涉及各类资源投入之间的一系列互动，许多互动可能表现为非线性，因此效果有时也表现为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加之这一系统本身处于动态，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复杂性。由于技术、威胁、作战概念和军队本身的发展变化，这种转化的规则也在不断调整。

例如，RQ-4“全球鹰”等无人机的巡航时间比有人驾驶飞机更长，能够持续飞行32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性能使得军队可以担负新的使命，例如对广袤的地区持续实施监视。对于无人机而言，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的关系与有人驾驶飞机存在根本差异，因为模拟器能够为飞行员提供实战训练，从而减少了昂贵的训练飞行的需求。这不仅节约了训练开支，还减少了用于训练的作战平台以及用于操作和维护训练平台的保障人员需求。考虑到训练和人员方面的节约，使用无人作战系统的战备开销只有有人作战系统的一半。

而且，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单个操作者可以同时控制（或监视）多个无人作战系统，从而进一步减少了人员需求以及相应的训练活动。全自动化系统以及军事领域中正在发生的机器人革命，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战备的概念。人类需要通过定期训练来保持某种技能，但软件一旦完成设计和经过测试，就不再需要进行反复训练，因为软件的能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

与许多复杂的动态系统相似，军事战备并不容易接受简单的模式。正如贝茨所言：“完好的战备模式很难建立，因为其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态现象，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变量，其相关性很难进行探究和隔离。”这使得人们难以在战备资源分配与部队战斗力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尽管建立战备模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战备问题，但战备模式本身并不足以界定如此复杂易变的系统。

幸运的是，阐明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诸多因果关系，并不需要精确地理解军事系统内部的互动过程。与许多复杂系统一样，这些内部结构可以被视为“黑匣子”。人们无需知晓黑匣子内部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将战备投入转化为战备效果。

关于人体等其他复杂系统的知识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同样无需准确了解这些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机理。阿司匹林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问世，但当时人类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药物是如何、为何能够解痛、解热、消炎。阿司匹林中的活性成分柳酸，能够从柳树的树皮中提取。关于将柳树皮用于医药用途的最早文字记载，来自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朝的一座石碑。这块石碑上还记载着使用巫术和符咒来治疗常见病的做法。

阿司匹林的研发，经历了5000年的反复试验。人们在寻找某种物质，能够在输入体内后达到理想的效果：解痛、解热、消炎。在此情况下，人体被视为“黑匣子”，只知道某种投入能够达到某种效果，鉴于柳树皮能够产生理想的效果，其效用也就得以代代相传；巫术和符咒等其他疗法并没有产生效果，因而最终被放弃。直至公元19世纪，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才被分离和合成。即便在那时，制造商依然不知道它如何、为何能够发挥作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才能够揭示阿司匹林如何通过与人体的化学作用达到理想效果。

战备资源投入的“新方法”

近400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尝试着使用更严密的方法来研发大自然等复杂系统的理论。培根承认，“与人的心智相比，大自然要格外复杂。人类总是企图以不可靠的方式对数据进行解读，然后仓促得出错误结论。”培根最重要的见解，或许是指出科学家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世界运行的规则，而不是去探究哲理。后人根据培根的变革性理念，研究出所谓的科学方法―使确定因果关系所需花费的时间大大缩短。人们已无需再花费上千年的时间，通过反复试验来证明阿司匹林等药物的效用，只需使用几天的时间进行随机试验。

通过试验还有助于理解一些社会现象，例如人类的决策。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奥巴马竞选集团借助随机试验的方法，对于各种手段的效果进行测试，从电话脚本和传单，到寻求捐赠的电子邮件。商业公司同样通过试验的方法对营销战略进行检验，从而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客户的行为，调整对客户的信息传递和目标锁定。例如，塔吉特公司研发出辨别妇女中期妊娠的时间，根据她们购物习惯的改变，向她们发放相应的优惠券。美国还通过试验的方法检验阿富汗反**项目―国家团结项目的有效性。这种试验通过随机选择村民参加该项目，得出结论认为，该项目有助于降低暴力行动的烈度，但只是在那些形势相对稳定的村庄才能产生效果。

理解复杂的技术与动态社会系统，例如军事系统，需要反复的动态过程，类似于培根的“新方法”。图三显示的是这一过程在军事战备中的应用。起初是收集相关的战备评估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从而为建立力量及相关战备模式奠定基础。这些理论在系统运行方式方面将提出一系列假设，并通过试验进行测试。试验的结果将形成新的数据，对战备理论和模式进行更新，并且产生新的假设用于测试。

收集战备数据：在最基础的层级，理解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的关系始于数据收集。为了让这些数据发挥作用，就必须建立在相关的战备衡量方式基础上。当前对于战备的理解，受制于缺乏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无法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收集、汇总和报告。许多现代化武器系统能够自动记录海量的数据，用于维护和训练。这些数据同样可用于衡量操作者的能力和武器系统的性能。软件可以进行改进，在必要时能够收集额外的数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数据收集，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并且观察自然试验。自然试验可以在部队的部分战备投入出现变化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可以对战备投入发生变化和未发生变化的部队进行比较。

研发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战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确定相互关系，并且对于各种变量所起的不同作用形成初步评估。数据分析还能够解释不同类别的战备投入与相关的战备效果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从而对战略投入对战略效果的影响进行量化。通过归纳推理，可以将许多具体的观察结果综合成为更广泛、更具普遍意义的战备理论。

战备理论是将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基本观念和原则―也是研究战备问题的智力框架。战备模式则是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鉴于其中的复杂性，建立唯一的、能够涵盖部队各个组成部分的战备力量或战备模式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部队的结构、能力和资源千变万化，承担的使命任务也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部队需要不同的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

将历史数据作为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的基础，主要难点在于反设事实问题。自然试验与历史数据揭示的是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情况。此类数据并不能反映环境出现变化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其他没有进行测量或控制的变量―即所谓的“隐含条件”，或许是观察到的相互关联性的真正原因。随着观察结果的日积月累，可以建立更有力的相互关联性，并对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提出修正意见。不过，仅凭相互关联性并不能在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而且，如果将这种相互关联性应用于先前观察的范围之外，还会造成误导。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依然重要，主要原因是：第一，战备模式通过尽可能有效地理解战备的含义，从而能够客观评估所需要的资源投入。军方必须每年提交预算需求报告，预算的每一部分几乎都与战备相关。在评估所需资源的类型和数量方面，战备模式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理性基础。不过，在获得了更多数据的情况下，战备模式也需进行相应调整。

战备理论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为理解军队系统的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大致的框架，并从中生成特定的、可验证的假设。严格地说，试验并不能证明假设及其相关理论的正确性，但能够表明该理论经过了许多验证。

进行试验：这一过程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通过随机控制试验，对具体假设进行验证。在试验过程中，试验者通过改变战备投入，对战备结果进行衡量。控制试验指的是将试验的部分项目设置为“控制变量组”，其中的输入变量不发生变化。控制变量组可以从反面证明输入变量不变时将会发生的情况。随机性非常重要，因为随机设定的测试单位和控制组有助于隔离“隐含条件”的影响，从而避免试验结果发生偏差。

测试战备理论的过程，形成了自动修正的反馈回路，能够持续改善和更新对于战备的理解，包括应用的战备衡量方式。如果先前关于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关系的假设是正确的，这些假设将能够经得起严格的试验。不过，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些假设并不能得到验证，之前选择的战备效果衡量方式并非适用于根据战略需要达到的战备类型。如果试验结果不符合当前战备力量的状况，这并非意味着试验失败。相反，试验的目标就是找到这样的反例，从而使战备理论、战备模式与战备衡量方式能够得到改进，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

与当前战备资源投入方法的比较

图四显示的是当前战备资源投入的方法，其框架与文章建议的新方法相同。正如灰色区域所示，当前的战备投入方法缺少两个关键性组成部分：一是基于战略的衡量方法，二是验证假设的试验。

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衡量方式将战略、分配任务、使命基本任务与收集分析的战备数据联接在一起。通过“战备状况与训练系统”和“国防战备报告系统”收集到的所有战备数据，几乎都与战略相脱节，实际上只能衡量战备投入而不是战备效果。这些衡量方式很难起到客观反映部队执行任务能力的作用。如果战备衡量方式与战略相脱节，军队收集到的战备数据就可能是错误的，从而导致根据生成的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提出错误的、不合理的资源需求。

如果没有进行试验，战备模式必须依赖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所确定的相互关联性。虽然这种分析能够发挥作用，但相互关联性无法解释其中的“隐含条件”，也就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控制试验能够隔离投入与产出的潜在因果关系。进行此类试验，对于建立自动修正的反馈回路，客观反映军队系统复杂和变化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反馈回路，军队在战争中就可能错过一些颠覆性的变革，例如引进新的技术和作战概念，或者出现新的威胁。通过试验可以使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更迅速地适应这些变革。

当前国防部的战备投入，首先在衡量方式上就存在错误，不仅缺乏试验数据来隔离因果效应，而且缺少持续的反馈回路来更新和改善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由于缺少这些重要步骤，国防部在战备资源投入方面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部队在战备资金投入方面常常存在明显过剩或不足的现象，并且对此毫无意识。更糟糕的是，对于战备资源投入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战备效果，军队对此无法提出可靠的预测。

缺乏有效的战备数据，使得军队不愿意接受战备资源投入方面的变化。当前的战备投入平衡―包括人员、训练、装备物资和维护，是在多年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似乎能够发挥作用，正如美军部队在近期的军事作战行动中仍然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目前的战备投入水平已经达到了最佳效果。而且过去有效并不意味着未来依然有效，因为未来的战争可能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

在资源不断紧缩的情况下，国防部有可能无法保持当前的战备投入平衡状况。美军在打造战备部队方面的历史经验积累，不应被忽视或放弃，而应该作为研发更有力、更灵活的战备资源投入方式的起点。

试验的重要性：空对空作战技能的再探讨

约翰?斯提里恩博士在对战斗机飞行员空对空作战技能的个案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来自于单个战斗机中队（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中队）在5个月的时间内操作单一类型的作战平台（F-16C战机）。如果飞行员在连续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里没有进行模拟空对空导弹发射，这是因为他们部署到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的禁飞区执行巡逻任务。飞行员在部署期间并没有进行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而只是在伊拉克上空进行跑道型航线的飞行。

这些数据在当时已是能够获得的最佳数据，也是值得分析的自然试验。从试验中得出结论，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飞行员作战技能下滑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训练，还是其他与部队部署相关的因素，例如长期远离家人导致士气低落？在该战斗机中队是否还存在其他导致飞行员作战技能下滑的因素？也许与其他飞行中队相比，第4战斗机中队的战斗力本身相对较弱，空对空作战技能的起点相对较低。或许是因为该中队部署之后，中队领导层或装备维护保养状况发生变化，从而对战斗力造成影响。或者即使飞行员在部署到沙特后仍然继续进行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也无法避免技能下滑的结果。

历史数据并不能揭示环境变化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即反设事实分析，但控制试验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为了确定空对空作战技能下滑是否是因为近期缺乏训练，人们可以设计出多种试验方法进行验证。例如，可以从多个战斗机中队随机抽取战斗机飞行员，编成若干个测试组和一个控制组。测试组可以按照不同的频率组织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有的测试组不到10天就安排一次训练，有的测试组几个月才安排一次训练。控制组则继续保持他们的日常训练和部署安排。这种试验方法可以揭示可能产生影响的隐含因素，控制组的试验结果可以提供参照，即在环境没有变化的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可以将部署在禁飞区的一些飞行员随机编入测试组，在部署期间同样进行日常空对空作战训练；同时将其他一些飞行员随机编入控制组，在部署期间停止作战训练。

从第4战斗机中队收集到的数据表明，空对空作战技能似乎下滑得快，恢复得也快。有人在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方面提出了“十天规则”，这有些类似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实施的“十年规则”。“十天规则”提出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设：只要美军在参加空对空作战之前能够有至少10天的预警期，就可以采取和平时期保持较低水平空战技能、冲突来临时迅速提升空战技能的做法。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就可以在和平时期节省大量的资源，将其投入到其他重要方面，例如装备现代化改造。

将这种建立在有限的数据集基础上的“十天规则”作为国家政策，或许并不合适。不过，我们在决定是否将这一规则广泛应用于部队之前，可以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例如，我们可以测试飞行员在长期未能进行空对空作战训练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训练来恢复作战技能。通过试验可能会发现某个极限，或许是数月甚至数年，过了这个极限，就需要进行10天以上的训练来恢复作战技能。同样，我们还可以测试飞行员的整个经历（例如总训练量）对于其技能恢复快慢的影响。

当然，试验并非总是能够付诸实践，特别是大规模随机控制试验。训练成绩也不能作为部队战斗力的保证。例如，空对空作战的成功取决于战斗机中队无法控制的许多因素，如其他作战平台的干扰作用以及在敌军防空能力方面掌握的情报。不过，虽然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但在当前战备资源投入方式方面依然有改进的空间。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以最佳的可行办法对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验证结果改进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

结论

即便没有防务预算紧缩的压力，战备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样不可忽视。美军需要更有力、更灵活的方法来理解战备问题，特别是在资源不断紧缩的环境下。这种方法以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作为开端，还包括能够验证假设和持续更新战备模式的控制试验。这种方法的作用在于解答这一价值连城的问题―如何使军事力量能够最有效地达到根据防务战略所需具备的战备水平？

文章建议，国防部和国会应重新考虑战备衡量和战备投入的方式。国防部应使用当前的使命基本任务清单来确定各部队在支持整体防务战略方面所需执行的关键性任务。对于这些关键性任务，应该研发出可量化的绩效评估方法，并且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上报美国国会。国会应该对这些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进行审查，判断其对于资源分配的参考价值，并将其应用于季度资源报告需求。这些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一旦得到应用，各军种就应该进行控制试验，验证有关战备投入影响战备效果的假设。而且，各军种应该在研发假设、实施试验以及持续优化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方面实现制度化。

现如今，美国需要重新思考战备投入的方式，因为预算和法律限制很可能迫使军方削减战备资源。国防部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并且进行数据收集。面对可能发生的战备危机，国防部应该对战备问题的理解进行调整，从而使防务资金中的每个美元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

美军在重新思考战备问题时，必须对战备进程、战备衡量方式乃至战备文化进行调整。战备问题再思考，需要营造试验探究的文化，鼓励领导人对于战备资源投入的任何问题提出质疑，包括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因素不起作用，需要达到怎样的战备水平。

改进战备衡量方式，更好地理解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能彻底解决美军因扣押令所面临的挑战。战备衡量方式和试验数据的改进，同样不能弥补战略的低劣、部队与战略的脱节以及资源的缺乏。不过，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能够使美国以同等水平的资源投入打造一支规模更大、训练质量更高的部队，或者以较低水平的资源投入维持同等规模的军事力量。

如果美军未能抓住机遇，对战备资源投入方式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美国的对手可能会对战备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在和平竞争或实战中利用战备优势向美国发起挑战。战备资源投入再思考，不仅仅是效率和节约资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军能否继续成为世界上装备最精良、训练质量最高、战斗力最强的军事力量。

第四篇：我国农业保护问题的再思考

与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我国农业呈现逐渐相对萎缩的趋势，这与我国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要求是不相符的。为此，在农业保护的问题上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在农业保护的连续性、法制性和农业保护方式的多样性方面，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作法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正视我们的问题和差距，借鉴国际上农业保护的先进思想和方法从而逐步完善我们的农业保护政策，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目的。

一、我国农业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开始改革开放的30年间，由于脆弱的工业体系所支撑的国民经济急需得到发展，因此一直实施着以“暂时”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倾斜”战略，同时附带着“待工业发展后再‘反哺’农业”的期待和允诺。这个时期，农业是净流出产业而工业是净流入产业，从经济角度谈不上对农业的保护。1979年以后，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央旨在稳定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使得严重扭曲的工农产品比价关系多少得到了一些矫正，农业生产也以1984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为标志而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以后对农业形势的盲目乐观导致国家对农业投入的锐减，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重新陷入了波动和徘徊的境地。至1993年第四季度，由南方水稻严重歉收而引发一轮严重的农产品及副食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对当时本已十分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才真正触动政府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再认识。之后，1994年和1996年两次对农产品实行大幅度的提价，从而出现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农产品的大幅度增产。

农业丰收以后出现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粮食价格大幅度的回落。1996年秋收后，国家多次要求各地制定和实施粮食保护价，但收效甚微。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的夏粮收购，国务院出台新的政策：对国有粮食部门敞开收购、正常销售后的超储粮，国家补贴仓储费用和利息；所需资金从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支付。这一政策终于有了成效，当年市场粮价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

至此，可以说我国农业保护终于正式启动且已初见成效。但是，我国的农业保护仅仅处于开始阶段，无论是政策体系还是组织实施都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自那以来，我国农业保护的政策除最近国务院宣布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条外，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农业保护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现行农业保护措施也难以持久。

2.实施农业保护的方法过于简单化。我国迄今为止的农业保护，主要局限于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而由于我国财力不足，即使是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也明显力不从心，效果难尽人意。另外，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其贸易规则来看，对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因此，仅仅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农业保护，不是完整和合理的政策选择。

3.缺乏合理的农业保护的政策载体。我国的农业保护在组织落实方面，是以国有粮食部门为政策载体的，即国家农业保护的政策由粮食部门督促具体实施。这里存在着一个与市场经济原则严重相悖的问题：经过改革后的我国粮食部门，已经成为盈利为目标的商业企业单位，它是农产品市场的参与者；农业保护由粮食部门具体实施，又使得它扮演着粮食市场管理者的角色。这使粮食部门处于非常滑稽的地位：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参与者，它由于各种政策性行为而造成巨额亏损（表现为对财政的巨额挂帐），因而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它又由于盈利目标的压力而无法或者是无意全力地执行国家政策。事实上，1996年秋收农产品保护价政策之所以基本没有执行，1997年大部分地区的农产品保护价之所以难以到位，皆因粮食部门执行政策不力使然。

4.中央与地方及地方之间利益上的不平衡。如在1997年实施粮食保护价的政策时，国务院规定，对国有粮食部门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超储粮，其所需的资金从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支付。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利益冲突：一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上的冲突。实施农业保护是中央宏观经济的需要，但对超过市场价的粮食保护价，地方也得拿出资金，对此，地方没有积极性是非常自然的；二是地方之间在利益上的冲突。在执行粮食保护价时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产量越多、对国家贡献粮食越多的省份，地方财政因此而增加的负担也越大，这对于农业大省、大县是极不公平的。同时，各地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必然受到压制，这无疑于鼓励地方重工轻农，从而对国家发展农业这一宏观政策目标的落实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美国是个资本和技术大国，但美国对农业这一传统产业仍然极为重视，并对其农业进行了世界上最完善的保护。借鉴美国农业保护的方式方法，对于我国实施完整的农业保护应该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

（一）农业生产保护政策体系

美国农业生产保护政策的作用对象是广大的农业生产者，因此其作用范围是农业生产领域。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农业生产能够摆脱因农业的弱质性和风险性对其基本利益所造成的威胁，保证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从而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农业信贷优惠。主要形式是所谓的“无追索权贷款”，即参与该项计划的农场主获得的由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一种担保贷款。其基本作法是，为保证农业生产的基本收入水平，政府事先制定出每单位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在农产品收获后的任何时间，生产者可将农产品按支持价格抵押给农产品信贷公司而取得该项贷款。之后，如果市场价格不能达到支持价格水平，信贷公司无权索回贷款，而当市场价格高于支持价格时，农场主可自己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然后再偿还该贷款的本息。一般来说，政府制定的支持价格等于或略高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且贷款利率远低于商业贷款利率，所以农业生产者可从此项计划中以较低的成本（贷款利率）得到获取高收益（市场价格高于支持价格）的机会。

2.目标价格补贴。这项措施自1970年实施，具体内容是：政府事先确定某些农产品高于支持价格（即贷款利率）的目标价格，以此作为计算差价补贴的基础，在农产品收获后，如果农业生产者以低于目标价格的价格水平出售农产品，则可获得政府的差额补贴，其数额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或政府支持价格（贷款率）这两种差额中的较高者。这种直接收入补贴措施填补了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从而保证了生产者的最低收入水平，此时的目标价格也就成为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

4.生产控制。采用多种诸如面积控制及休耕补贴等办法，使其国内农产品供给保持一定水平，以减少政府的农业预算开支及保持国内农产品的较高价格，从而达到保护农民利益的目标。

5.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美国实施农业保护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式。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美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保费率普遍参加农业保险。1990年修订后的农业法规定，凡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作物，在遇灾害时可根据农业保险的有关规定获得较高的赔付，即使没有参加保险的农作物，如遇灾害时，也可获得按规定产量40％的赔偿。

（二）农业贸易保护政策体系

美国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贸易控制计划。为使美国国内农产品不受外国竞争者的冲击，政府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进口限制免除条款，对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制定进口限额，对进口总量进行限制，控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入，从而达到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国内农产品强力需求的目的。

3.食品援助计划。出于政治和整体经济战略的目的，美国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援助，其中食品援助是其经济援助的一个主要内容。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总是带有各种附带条件的，所以这种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偿”的。既然提供经济援助是必要的，那么提供食品援助就是一种最合理的选择：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食品短缺的困境，食品援助极受欢迎；另一方面美国农产品剩余的矛盾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客观上又起到了保护农业的极佳效果，真可谓一箭双雕。

三、对我国农业保护的政策建议

1．对农业保护立法。这是使我国农业保护走向正常轨道的关键环节。对农业实施保护，其收益不在于实施农业保护的当年，而在于取得其滞后效应。这一特点往往使人们在连续丰产之后产生对农业问题的麻痹认识，从而产生对农业保护必要性的怀疑。而一旦农业保护开始削弱，其后遗症往往要等一年甚至几年后才会显现，在那个时候再重新实施农业保护，则必须等一年甚至几年后才会产生效果，这样必然会造成农业发展过程的人为震荡。因此，如果农业保护措施不是连续的，那么从农业保护这一措施中的收益也必然不是连续的，同时农业保护的效率也必然会因农民对农业保护政策产生信任危机而大打折扣。要使农业保护政策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就必须有法律上的保证。

2.改造农业保护的政策载体。在目前体制下，我国的粮食部门作为农业保护的政策载体显然是不适宜的，这一政策载体的改造可参考农业银行的作法进行。农业银行在向商业化转轨过程中，为了剥离市场行为和政策行为，把原来的农业银行一分为二，在原农业银行之外成立了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功能。粮食部门可进行类似的改造，即将农业保护的政策职能从现在的粮食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产品收购部门，具体执行国家对农产品的保护价政策。这样，一方面可以顺利地将庞大的粮食机构真正地彻底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又可使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得以顺利和坚决的贯彻执行。这种改革只是粮食部门的一种分化，而不是另起炉灶，不致因新机构的设立而增加国家更多的负担。目前粮食部门将经营部门和国库部门进行了分离，但因为这种分离不彻底，所以仍然无法实现我们所谓的政策载体的职能。

3.实行农业保护形式的多样化。农业保护的实质就是政策对农业的倾斜，就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转，进行部分经济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因此，只要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能超越于市场规则而获得政策优惠，都可视为对农业实施了保护。

4.建立中央与地方及地方之间在实施农业保护政策过程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对农业的保护就意味着超越于市场机制之外的、产业之间利益的强制性再分配，对此中央和地方的目标显然是有差异的。为此，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解决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在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时的利益平衡机制。在中央还没有充足的财力单方面解决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所需的资金时，动员地方财力共同达到这一政策目标是可行的。正确处理地方之间的公平负担是建立这种利益平衡机制的关键。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设立一种统一的全国性粮食风险基金，其出资比例或出资额度不是按各地方的粮食总产量的多少确定，而是按照各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确定。这样就能够保证农业大省有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负担水平，也能使那些工业大省对农业保护这一符合国家宏观经济需要的政策的有效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5.真正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农民之所以有不合理负担，本质原因是社会对农民地位的不合理定位，也就是说，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没有真正取得商品经营者的公平地位。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实质是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鉴于当前我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只有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业保护政策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第五篇：对党员干部廉洁问题的再思考

对党员干部廉洁问题的再思考

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纪委组组长 许庆高

【摘要】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关系到党风建设，民心所向和党的光辉事业。因此，每个党员

都应该注重自己的廉洁与修养，真正从思想和行为上做到“自律”，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将自身的廉洁与党的建设和学校的发展联系起来。

【关键字】廉洁自律 修养 世界观 廉洁文化

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党员干部能否廉洁自律，是其政治上合格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关系到反腐倡廉工作的大局。党员干部能否一贯地坚持廉洁自律是每一名党员干部最起码和最基本的要求。“律己廉为首，立世德为先”。作为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确立这样的观念：靠廉洁端正党的风气，靠廉洁展现党的魅力，靠廉洁树立党的形象，靠廉洁推进党的事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为一名干部，需要时时刻刻地牢记自己的使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廉洁自律，清正为政。认真以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新形势下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廉洁从政。

一、将廉洁与自身修养联系起来

廉洁自律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法宝，我党历代领导人都能严格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并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教育。在新时期，我党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首先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从思想和行为上做到廉洁自律，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身观和价值观。

1.1 思想上的自律

以党章的标准时刻要求自己，是目前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应该考虑到的。因为，党章规定了党员的义务、权利和行动指南。坚持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党的原则和利益为中心，努力坚持以党的标准作为自己思想上的准绳。用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约束自己，努力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党员干部领导要善于“惨身养性”，修吃苦耐劳、克己奉公之身。廉政得民心，党员干部善于养无产阶级的党性，大节不失、小节无亏，以人民群众喜乐哀怒为得失，因此，作为党员，思想上的自律是极为重要的。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思想修养的培养和提高。

如何做到在思想上获得提高呢？一是要以学养德。认真学习党的先进理论，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优秀共产党员重气节、轻名利，重品德、轻富贵，重情操、轻生死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们的高风亮节，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断武装自己的思想。二是要以俭养德。俭能戒奢，俭能戒贪，俭能戒惰。要努力实践以俭养德，自觉抵御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腐蚀冲击。要努力培养埋头苦干、勤勤恳恳的务实作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三是要以廉守德。正确摆正“德”与“得”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得失观，不为“得”伤“德”，要严于律己，防微杜渐，一尘不染。

1.2 行为上的自律

行为上自律要求党员能够不断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身份，用党纪国法约束自己，在思想道德上构筑起拒腐防变的牢固防线，在行为上不拘小节，一丝不苟，不为诱惑所动，常思廉洁。只有拥有这样思想，才能在腐蚀思想来临时，产生抵制的抗体，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质。在政治上要把握住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犯糊涂；在工作上要坚持以群众为工作中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义无反顾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在感情上要坚持原则，不为人情而做出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在利益问题上不贪不占。不仅自己要坚持廉洁，作为会计系支部书记，更应该以

实际行动来影响支部成员，为创建良好的廉洁氛围做出贡献。

1.3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身观和价值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人们思想的总开关，我们共产党员思想的先进性与否取决于这“三观”是否正确，是否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道路，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作为战斗在教学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首先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自觉抵制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广大党员干部只有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始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保持清醒头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排除险阻，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成就。

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应该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人生，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为最高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和乐趣，把为在世界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应该是：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努力地工作，无私地奉献。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甚至要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将廉洁和党的命运联系起来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使得我们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被腐蚀的危险。我们党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革命之所以会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始终能够从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成为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但是，党的宗旨没变，党的性质没变，如何使党继续保持先进性，如何使党能够永葆生机，是摆在每个党员面前的重大课题，党的命运与我们每个党员的思想行为息息相关。

优越的环境和复杂的国际环境的诱惑，使得腐朽思想对党员干部的影响和腐蚀长期存在。许多党员干部没有保持廉洁的思想和坚持廉洁的行为，犯了巨大的错误。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犯错误往往是从不自觉接受教育，放松要求，思想蜕变，作风不正开始的，这就决定了廉洁自律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对于这一点，党员干部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与时俱进和执政为民的要求，自觉接受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廉洁自律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勤政廉洁意识，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在思想上深深扎根，在工作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教育的成效充分体现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维护党的形象和执政地位。

三、将廉洁和学校的发展联系起来

党员干部是学校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先进性决定着学校的兴衰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学校里的党员干部开展廉洁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绍兴文理学院正处在高速地发展之中，任何党员都需要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作为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学院长，更应该保持廉洁的作风，为学校和学院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1 牢固树立廉洁的思想观念

廉洁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应该拥有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拥有良好素养的党员干部，廉洁是必备的基本成分。因此，常修廉洁之课成为我们党员努力提高修养和党性的关键之举。将廉洁与自身的修养结合起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廉洁的思想观念，形成廉洁的文化氛围，以廉洁的思想指导每一步的工作，清正地做好每一件事，是做好支部工作和学院、学校工作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笔者一直认为，作为二级学院的纪委组组长，应该拥有廉洁的思想，廉洁从事，在各个支部面前做好榜样。而且，笔者也在努力往这个方向前进。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坚持学习党的科学理论，以党的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廉洁做事，清正生活，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良好作风和修养。

3.2 清正廉洁地做好本职工作

学校目前正处在高速地发展当中，“绍兴大学”的目标成为我们每一个文理教师的心愿。而这个心愿的实现需要我们每一个文理人，尤其需要我们党员干部的努力。将清正廉洁融入到我们党员干部的工作当中，高效，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党委交给的任务，认真做好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同时，加强廉洁教育，使廉洁教育深入到学院的教育当中。

搞好廉洁自律教育，要重视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自觉接受教育，认真对照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制定对策，提高自律意识，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为学院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3.3 以教风、学风、作风建设为切入点，拓展廉洁文化建设的空间

加强教风、学风、作风建设是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平台。教风是校风的核心，是师德的载体，抓好教风建设必须从师德抓起。教师不仅要教好书而且要育好人，要在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治学严谨、行为情操、仪表风范等方面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楷模和榜样。学风是教风的基础，学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的教风和勤奋的学风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不断推进教风，学风和作风建设要成为学院工作层面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同时，加强干部的廉洁作风建设，因为管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清廉、敬业奉献、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师生，这样廉洁文化建设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四、参考文献

1.徐道宣 谈军, 新时期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问题的在思考, 大学时代B 2006.6

2.李纯成 王桂芝 郝咏梅, 关于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辽宁行政学院学

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