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宪法30年法治重建的起点

第一篇：八二宪法30年法治重建的起点

“八二宪法”30年：法治重建的起点

王鸿谅

 2012-11-13 21:24:1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5期

结缘宪法

走进许崇德先生家，一眼看到的就是客厅里的大书柜，最特别的是墙壁搁板上的照片，从他参与修宪，到参与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制定。时代更迭，对已经84岁高龄的许崇德来说，照片定格的瞬间，恰似他的人生写照：与宪法学结缘的一生。

许崇德生于1929年的江苏青浦县，他成长的时代印记是烽火战乱，家庭记忆则是幼年丧父，母子相依。1947年国立复旦大学招考，许崇德报了法律系。“我的理科成绩不好，但文科成绩比较突出。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刚好是抗战胜利，东京战犯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我们国家有一名国际法学家在东京战犯法庭当法官，我心里觉得很兴奋。”他还清楚地记得，“考场设在刚刚修好的礼堂登辉堂里，有四五百人来考，最后录取了四五十人。”许崇德再有机会故地重游，是“八二宪法”颁布后，回上海做宪法宣讲，有一堂宣讲就设在登辉堂。“就在当年考场的楼上，我心里很感慨。”他说。

当年复旦大学的法律系“只有12名教授，外加一两名助教”。对许崇德影响最深刻的老师是张志让。“张先生那时候已经是有名的民主教授，他讲比较宪法，那时《中华民国宪法》刚颁布不久，他却重点批判这部宪法，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的课排在全校最大的教室，可以坐100多人，每次人都挤得满满的。”“张先生指定了很多参考书，让我们自己读书，上课时也提问，要求很严格。”许崇德说，“1948年之后，张先生突然就不见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去了解放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任北大教授，他参加过《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和1954年宪法起草。张先生住在松树胡同34号，我到人民大学以后，还时常去他家里请教问题，我们那时写的油印讲义还请他看、提意见。”

那一代法科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以1949年为界线完成了时代分割。“头两年的教材由当时社会知名的法学家撰写，宪法学方面，我记得是钱端升、王世杰写的《比较宪法学》。影响比较大的，还有日本的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教材和张知本、萨镇冰写的书。后两年就换成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书。”1949年，“大三”的许崇德被派到上海市法院参与实践。“解放后法院接下的案子很多，要求高校派学生去帮忙，我分在专门审判反革命的刑事庭，做书记员，负责整理口供和材料。”到了“大四”毕业，“上海市委把当年的毕业生都组织起来集中在徐汇区办了两个月学习班，用人单位过来挑人。因为上海的学生大都不愿意离开本地，所以要‘打通思想’接受统一分配”。

许崇德被中国人民大学挑中，分到国家法教研室，同时攻读国家法也就是宪法研究生。他回忆说，人民大学是在当时华北大学的底子上办起来的，朝阳大学的法律系连同师生一同并入人民大学法律系。“完全是‘莫斯科大学’，教学计划、大纲完全按苏联走，由苏联专家来教学，教员和我们一起听课。苏联专家住在专家招待所，就是现在的友谊宾馆。专业课学习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当时也没有什么教材，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翻译们是由俄文大队训练8个月之后速成的，一些译本很难读。”“当时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杨化楠兼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他带着我们搞中国国家法。开始时候，我们只会把苏联国家法的体系做一个酒瓶，然后往里头灌中国酒。就是用苏联国家法的体系来安中国国家法的材料。这样搞起一个中国国家法的学科。”从上海到北京，是被选定的命运，许崇德的教学研究和立法生涯，从此和宪法学绑定在了一起，算起来已经60年。

“五四宪法”

许崇德1953年毕业留校，先去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班讲了一个学期政治理论方面的课程，“过完年，就到了中南海”，成为1954年宪法起草的见证者。和他一起到中南海的有一批人，都是被田家英挑中的。“1954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起草宪法草稿，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起草小组回到北京后，田家英说他自己是‘韩信点兵’，越多越好。所以除了人民大学外，还有北京大学、中央政法干校和北京政法学院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对1954年宪法进行过专题研究，收集了各种档案资料，并采访了参与宪法制定过程的部分当事人或家属，编著出版《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韩大元分析说：“中国近代史上，至少从五四运动以来，围绕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一直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由谁领导，走什么道路。这场争论反映在立宪问题上，就是：追随西方、制定一部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还是效法苏联、制定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根据韩大元的研究，1954年宪法草案有三稿：“第一稿来自陈伯达，第二稿是宪法起草小组起草的，第三稿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1954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实际处于‘总监制人’的地位，提出宪法草案的基本原则和重大理论问题，并参与具体问题的讨论，但具体起草工作由胡乔木和田家英负责进行，两个人是宪法草案的实际起草者，特别是田家英。”

许崇德回忆说：“宪法起草委员会下面有一个办公室，由秘书处领导，下面再分小组，我们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在资料组，由田家英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有三项：收集各种宪法文本，编写专业的名词解释和宪法草案公布后整理全民讨论的意见。”许崇德记忆中的田家英，“很聪明，很健谈也很随和，《论语》、《尚书》、《孟子》这些古书里的话，他都能随口引用。他每次到中央开完会回来，一定会带回好多问题，因为起草过程中有很多争论，委员们会问外国是怎么解决的，特别是苏联是怎么搞的？我们就要帮着找解答这些问题的材料”。

1954年6月，宪法草案公布后开展了全民大讨论。许崇德说：“刚好赶上多年不遇的水灾，各地都在组织抗洪，可是全民宪法讨论并没有因此停下来，相反，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各地整理出来的讨论意见和建议，因为洪灾不好运送，就用油纸、油布把文件裹起来空运到中南海，那是资料组最忙碌的时候，我们负责把这些意见整理出来，天天加夜班，每拆开一包，都非常激动。”从1954年6月16日开始，到9月11日结束，全民宪法讨论历时3个月。根据韩大元的研究：“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发售的宪法草案单行本与刊载宪法草案的《中国青年》、《学习》等刊物，近一个月来销售了74万份。全国人民对宪法和‘五法’（五部组织法）共提出了118万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其中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有52万多条。”这是1949年以来，全民对宪法热情最高涨的时期。

1954年9月20日下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表决，1197名代表以全票通过。“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许崇德评价说：“我们虽然学的是苏联宪法理论，参考的是苏联宪法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的‘五四宪法’是中国化的宪法，而不是苏联宪法的翻版。”“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确写到了我国的宪法条款里。时隔半个世纪再来审视，“五四宪法”的历史缺陷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为适应过渡时期的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当时推算大概管15年左右”。

八二宪法

五四宪法只是昙花一现，许崇德回忆：1957年以后，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以后，宪法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某些宪法规定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五四宪法实施了3年，后来就不起作用了，人治替代了法治。

既然宪法都不发挥作用了，宪法学也就不重要了。这也是许崇德和同时代的法律学者们无法抗拒的命运。那个时候就不搞业务了，各种群众运动，全国只有《政法研究》这一本法学杂志，一年才出4本。我前后发了3篇文章，就有同事悄悄提醒我，可别再发文章了，这是走白专道路。接下来是文革十年。1969年11月份，人民大学的教工被整体下放到江西，组织上叫我们安心地当一辈子农民，多年积累的书籍、资料，包括完整无缺的几种期刊、满箱的卡片，统统都处理了。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之间，还经历了两部宪法，分别是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许崇德说：1970年中央要修改宪法，发动全民贡献草案。我从生产队最低的劳动队被调到总部，我在那里一个人居然起草了一部宪法，写的什么内容已经记不得了。所谓全民起草宪法不过是形式主义，四届人大通过的1975年宪法不得人心。紧接着的1978年宪法，虽然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颁布的，可是在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下，虽然它比1975年宪法进步，但注定不可能是一部好宪法，也没有留下什么重要影响。从1975到1982年，7年间连续搞了3部宪法，也反映了当时国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等到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年近50岁的许崇德才得以重归学术生涯。复校后的人民大学校园大部分被其他单位占用，许崇德全家5口挤住在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唯一的桌子留给孩子们写作业，他自己就在一张破旧的扶手椅上铺块小木板当桌子。许崇德发表的300多篇学术性文章，发表在1978年之前的只有7篇，其余的都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作品，他出版的书籍大体上也是这个比例。他感慨地说：既有一种要把耽误的光阴弥补回来的紧迫感，又有可以好好地进行宪法学研究的机遇感，那时候，真是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搞研究。

1980年9月，修宪得以再次启动，宪法修改委员会由叶剑英担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和彭真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负责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胡乔木任秘书长，副秘书长有王汉斌等7人。宪法的3个部分，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和国家机构，由秘书处分3组分别起草。许崇德凭借自己的宪法研究被指名要到秘书处。刚开始只有我们4个学者，后来扩大为12个。秘书处的办公地点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后库，在彭真的要求下，1981年十一之后集中到玉泉山。许崇德回忆：彭真同志最辛苦，星期天我们都下山回家，他仍坚持工作。稿子一写出来，彭真就找人进行研究、修改，亲自在稿子上加批，然后再打回来、再讨论、再起草，秘书处那时几乎每两天就要印刷一次草稿，数不清写了多少稿。

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期间，香港《大公报》以头版头条套红通栏大标题发了大半版的报道，而《人民日报》只在第四版右下角2寸见方的角落登了个小消息。许崇德回忆：早上彭办有位同志拿着这两份报纸去了彭真的房间，一会儿就听见彭真同志在房里大发雷霆，开会的时候彭真气得都走了半天神。这是我头一次见彭真同志动了感情。会后，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都被叫了来，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他们出来时一脸的不自在，垂头丧气。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大会及有关修宪的情况。

1982年4月26日，宪法修改草案公布交付全民大讨论。从4月底到8月底，比1954年宪法草案讨论还多一个月。为了让群众更好参与，还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宪法宣讲，许崇德自己就跑了16个大城市去做宣讲。讨论的参与度很高，不过和1954年相比，大家都比较理智了，不是感情上的热气腾腾了。他说。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以无记名方式表决，到会代表3040名，赞成票3037张，弃权票3张。时任秘书处副秘书长王汉斌在书中回忆：会上有人提出要把表决结果公布，我们向彭真同志做了汇报，彭真同志表示同意，要我再请示耀邦同志，我到大会堂118厅请示耀邦同志他说我看可以公布。这是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公布通过法律的票数。12月4日，后来成为国务院规定的法制宣传日。

八二宪法也是文革之后整个国家拨乱反正、重建法治的起点。它继承并发展了1954年宪法好的传统和基本原则，废弃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不适宜的内容。从1988年开始，宪法的修正首次使用了修正案的方式，而不是重新立法，迄今一共4次。八二宪法和这4个修正案，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行宪法。事实证明，颁布迄今30年的八二宪法，是1949年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齐玉苓案与宪法监督

可是八二宪法还是留下了缺憾。监督宪法的实施规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同时也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但依旧并不存在具体的宪法监督制度。许崇德说，从各国的情况看，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主管机关，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由国家最高法院管，一种是由最高权力机关管，一种是由专门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管。当时我与几位持相同看法的同志，翻阅了不少资料，进行了多次研究，觉得仿效当时罗马尼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模式，比较可行。我们按此思路草拟了若干具体条文，可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

王汉斌也记得：是否设立专门的机构来保障宪法实施，从修宪开始到最后的草案修改，一直是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较多的意见倾向于设立宪法委员会集中方案报上去，有的领导不赞成，认为有了这个机构很难办，于是，就搁置了。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宪法修改草案的时候，王汉斌回忆说：很多代表团又提出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宪法修改工作小组进行了研究，由胡绳同志在主席团会议上做了说明。于是，代表们表示理解，而代表们的意见，用另一条新增的规定体现出来，就是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王汉斌评价，这个规定很得人心，只是落实起来难度很大。

这一系列原因，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公众对于宪法的热情和关注度持续降温。2001年的齐玉苓案，原本可以成为一个转机。这案子表面上很简单，山东滕州八中学生齐玉苓1990年考上了山东济宁商业学校，但她的录取通知书被同学陈晓琪冒领，陈晓琪在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冒名顶替就读，毕业后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2001年齐玉苓才发现，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齐玉苓提起的诉讼请求里，受侵犯的权利除了姓名权，还包括受教育权。

于是问题来了，受教育权在《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但是，《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审判决，只支持了齐玉苓的姓名权受侵犯的诉讼请求。齐玉苓上诉，二审时，山东省高院认为案件存在法律疑难，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名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答案是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山东高院据此做出二审判决，支持了齐玉苓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诉讼请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发表专题评论文章，明确支持宪法的司法化。尽管这个案子并非典型的司法审查案件，也未明显涉及国家公权力的行使问题，但它所包含的学术价值和宪政意义不可低估。

最高法院的这个批复，在中国宪政框架中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司法保护，遇到侵害时法院应给予司法救济；宪法条款可以作为法院审判的直接依据。当时，学术界很多人甚至将齐玉苓案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相提并论，希望以此开启中国的司法审查时代。也是从齐玉苓案开始，违宪审查研究和基本权利研究成为中国宪法学最主要的学术主题。只不过，7年之后峰回路转，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悄悄废除了齐玉苓案的批复，司法职业化和宪法司法化的理性诉求走入低谷，取而代之的是三个至上口号下的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运动。

（参考资料：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高全喜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蔡定剑：《宪法精解》）

第二篇：重读八二宪法：中国宪政的真问题

重读八二宪法：中国宪政的真问题

2013-01-05 17: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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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 宪政八二宪法邓小平宪法权力集中三权分立集权分权傅高义

在八二宪法而立之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应当树立对自己宪法的信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经由宪法实现社会进步的救赎希望，才能保持对自己宪法的忠诚和热爱。因此，八二宪法三十周年之时，对于宪法的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是中国宪法理论重新出发之刻。

宪法司法化与宪法学司法化

在一些宪法研究者看来，我们的八二宪法从来没有“立”起来过。当我们将美国的1787年宪法称为一部“活宪法”时，我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八二宪法并未能“活”起来，或者说它一诞生就进入休眠状态，需要一种司法化的机制将其唤醒，因此就有了弥散在当下宪法学界的一种失败论调：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实际上，八二宪法不仅自身已经成功，而且在这部宪法之下还发生了中国崛起的故事。因此，失败论必须解释：一方面，宪政被设定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中国虽有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宪法，但距离宪政还有一段距离；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还没有“宪政”，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取得了那些宪政国家所无法想象的社会经济成就。在当下，通行的论述策略是将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成就进行切割处理。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碰到这种论调：中国虽然有了经济意义上的崛起，但如果不能实现宪政，现在的成绩就终将烟消云散。

但本文认为，简单的切割无法取代艰巨、严肃和体系化的学术建构工作。宪法研究者只要抛开那些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理论眼镜，跟随常识和逻辑来观察我们的实践，就应当承认，我们在八二宪法治下的三十年内至少是做对了一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同意，宪法学者应该从实践出发去发展理论，而不是用未经反思、缺乏根基的理论来规定实践，也不应总是动辄以独立性为由来进行碎片化的批判。

由于中国“有宪法，无宪政”这一学术迷思，宪法学内部弥漫着一种“预备”宪法学的心态。有时候，宪法学者会“自嘲”为屠龙术的演习者。但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或许未能意识到一种更为隐蔽的破坏作用：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研究议程的控制力。长期以来，我们的前沿研究看似追随欧美宪法学在当下所讨论的话题，却很少自觉思考如何回应中国宪政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所取得的进步和所陷入的困境。当然，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进也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前沿”研究的成本，同时让我们的宪法论述更碎片化、即时化，很多时候无异于新闻摘要或简报。

在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的时刻，宪法研究者应当在内心深处生出一份厚重的历史感。但很多时候，中国宪法研究所欠缺的就是这种历史感：我们只是在消费八二宪法，自己却并没有生活在这部宪法中。预备心态让我们向前看，学习心态让我们向外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八二宪法之上和之外来旁观中国宪政实践。在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十多年过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宪法并没有司法化，但我们的宪法学却基本上被司法化了。司法化的范式一方面遮蔽了由现实政治所提出的、应予理论回应的真问题，另一方面认定中国的宪法问题应当得到一种“司法化”的解决，否则就是“反宪政”的，而无视司法化在八二宪法体制内本身即可能是反宪法的。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宪政的历史尚未终结，中国一部分反宪政理论的政治实践，并不是折射出中国距离理想宪政形态的距离，而是为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提供了由实践去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学术富矿，但真正开掘这一矿藏，就要求我们摆脱理论前见的桎梏，直面事实本身，进入八二宪法的实践。在此意义上，需要“立”起来的与其说是中国宪法，不如说是中国宪法理论。

八二宪法也被称为邓小平宪法，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中国宪法。

宪政的两个维度 宪政是什么？

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学术争议。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研究者来自规范宪法学还是政治宪法学的阵营，因为宪法必定有其规范性，同时也有其政治性。高全喜教授近期曾提出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左右之争，但这也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对于宪法而言，我的“左”或“右”是不重要的，真正的宪政主义者只能对宪法忠诚，而不应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偏好混入宪法中，他们只能发现“宪法中的最好”，而无权单方面推行“最好的宪法”。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宪政。

中国有宪法但无宪政的迷思来,一种舶来但被认为普适的宪政观，即将宪政理解为司法审查或者宪法的司法适用。也就是说，当且仅当有一种司法性的机构进行宪法解释并有权宣告违宪立法无效时，宪政才得以确立。本文没有必要批判这种司法化宪政的范式，但如果“这就是宪政”的话，中国确实还没有宪政。而就我的判断而言，这种韦伯意义上的自动售货机式的宪政设计，我们的宪法问题从入口处输入，在出口处即得到解决，一方面是对欧美国家宪政发展史的误读和浪漫想象，另一方面也不适当地简化了中国宪政问题，事实上，宪法审查在中国体制内可能并不能解决宪法问题，它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本文所给出的宪政定义很简单：所谓宪政，就是最高的政治。这或许是一个司法化论者难以接受的判断，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宪政何以“最高”。如果只是因为宪法是高级法和根本法，宪政就是高级、更高乃至最高的政治，那么这只能说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论证，而且很容易再次陷入宪政即司法审查的误区。在我看来，作为最高政治的宪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加以把握。

宪政的时间维度：

宪法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的法律，因此宪政就是一种长时段内的政治，宪政决策也就是在为子孙后代立法，其决策的效力不仅会发生在决策者的有限任期内，它所写下的是那些常规政治无权加以改变的根本法则。马歇尔大法官在著名的美国银行案中对此有过精彩的阐释：“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而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多长才算长”？在中国宪法论述中，邓小平对香港人做出的“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是一个经典例子。一国两制要求香港在回归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邓小平和香港基本法第五条又为这种不变加上一个期限：即著名的“五十年不变”。在此意义上，“五十年不变”构成了《基本法》的“基本法”，它一方面限定了北京对香港基于一国之主权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也限定了港人在两制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决策权。更重要的是，“五十年”当然是邓小平所无法看到的时间范围，但从来没有人因此担心邓小平“五十年不变”这一“诺言”的实效。在中国宪法体制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代际政治模式后，宪政作为最高政治在时间维度内就表现为那些超越代际政治而不变的法则。

宪政的空间维度：

1978年11月，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出访新加坡时曾经对李光耀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1979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告诉麦理浩一句话：“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在改革开放起步之时，在面对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型地区或国家时，邓小平的两句肺腑之言生动地展示出宪政的空间维度。

在这里，宪政的空间维度基本上表现为“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而且，中国作为大国所具有的时空差异性也最大程度地强化了宪政的空间维度。马歇尔大法官在美国银行案中也曾阐释“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作为中国最高政治的决策者，他个人的空间感来自于数十年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练。傅高义指出，邓小平“先是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后来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中国”。更重要的还在于，邓小平不仅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在每一职位上都是独当一面、统领全局的领导人。这种由政治历练所形成的空间感并不是短期内走马观花所能速成的。这也可以告诉我们，顶层设计有时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谈的，它要求“通盘考虑”的能力和“顾全大局”的责任感。

因此，宪政作为最高政治，是相对于一时一刻或一时一地的政治而言的，在中国的政治运转中，它基本上表现为那些超越代际政治、并且在多元格局内一体适用的法则。我们所要发现的中国宪政，也就是存在于这种时间和空间尺度内的最高政治，它管长远而不是管一时，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

真实的中国宪政问题

“管”如今是一个不那么学术正确的字眼。但宪政作为最高政治，落实到实践中就必定表现为一个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将八二宪法称为邓小平宪法，所指的其实就是邓小平至少在1978年至1992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宪政问题的拍板人。

就此而言，如果不理解邓小平的政治理论以及改革策略和路线，我们很难把握八二宪法的时代精神。但如果将宪政落实为“由谁说了算”的问题，宪法学者或许会认为这一判断本身就是反宪政的。

但现实从来不是如此简单，本文在此只需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种由九位大法官（非民选、终身制、不可“上诉”）“说了算”的政治设计就是宪政，而同样由最高决策层说了算的政体就不是宪政，这种区别的理据何在？

实际上，现代宪法理论所讨论的往往都是权力切割术。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宪法学说，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司法审查、隐私权，都是在预设国家权力为恶的前提下探讨如何“由野心来制约野心”。

但是，政治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必须要有人或有由人所组成的机构“说了算”，区别只是在于由哪些人、多少人、经由何种程序、在何种领域内说了算，这就构成了一种观察中国宪政运作的理论视角。

根据傅高义的记述，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关注过美国的分权制度，当时在众议院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奥尼尔议长也曾指出，邓小平尤其着迷于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分权与制衡的制度设计。而且，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也强调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但奥尼尔后来也写道，“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

在本文看来，这两种论述在路线上的紧张根源于所处理问题的不同。我们知道，即便在邓小平痛陈“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时，中国的政治也并非铁板一块。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比谁都更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就是向地方分权让利，而且邓小平之所以有向地方分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两个积极性”的宪政实践。但宪政问题不能化约为公共政策论证，而中国应当避免“分权制”就是邓小平在最高政治的层面上所给出的判断。

傅高义在叙述完邓小平的一生后也指出：“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因中国的体制不符合美国三权分立就认为中国没有宪政，恰恰相反，如何实现最高政治层面上的统一领导才是中国真实的宪政问题。

傅高义在其邓小平传记中称，邓小平曾向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交待说：“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傅高义对此评点道：“对于他来说，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领导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而江泽民在2004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时也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当年决定我当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的。”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

第三篇：宪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

宪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

摘要：

CCTV2014法治人物颁奖礼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致敬人物——许崇德、致敬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网络融合及“网络最具人气奖”——陈永明、陈国庆、“女童保护”志愿者 见义勇为群体——卢伟、夺刀少年柳艳兵易政勇、杭州公交纵火案见义勇为群体

法治人物：马骧聪、吕忠梅、周珂、朱忠华、刘汉刘维特大涉黑犯罪集团案"办理群体、郭兴利、王雄飞、张慧、杨斌圣、上海福喜案卧底记者、邝秀潭

关键词：法治 宪法 见义勇为

法治即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的意义：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第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

习近平的“法治观”:“奉法者强则国强”

2014年9月5日，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十八届四中全会，首度以“依法治国”作为全会主题。各方期待，在改革开放进入第36个年头的时候，中国的法治建设该如何换挡提速、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此后，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对此作出强调。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新时期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衡量标准。

梳理总书记有关法治工作的部署，从“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到“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从“政法队伍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些论断无疑都为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谈科学立法：法律必须不断发展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尤其强调“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律体系必须随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资产阶级宪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宪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宪法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国家根本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法律地位高于普通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内容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从理论上讲，宪法的效力高于本国其他法律和法规。但在现实里，宪法并不是在所有国家中都具有权威性。为保证宪法的权威性，需要相应的一套体系来确保宪法没有被违背。这套体系称之为宪法审查制度。在现代民主国家，由于宪法审查制度的实施，一条法规如果和宪法相抵触，就不能得以应用。而在非民主国家，宪法的最高效力经常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以至于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习近平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 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鉴定见义勇为行为。所以国家为见义勇为人员保护立规矩，有极大现实意义。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见义勇为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挺身而出，壮举可歌可泣。然而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因为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因此屡屡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形。我们的社会，应当建立一种“回报机制”，这不只是对奉献者个人的回报，更是对奉献精神的弘扬。现在国家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为见义勇为行为，这为认定见义勇为，保护见义勇为者权益提供了规范。

不让见义勇为者支付一点医疗费，其实并不难。现实之中，从最美妈妈到最美司机，从最美警察到最美战士……这些见义勇为者在治疗时都不会付不起医疗费，因为他们不会遇到见义勇为是否被确认的问题。显然，一些见义勇为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恰恰是在确认环节就出现了障碍。这样的障碍，五花八门。

比如前几年的南平特大凶杀案中，第一个赶到现场救出了3个孩子的环卫工人却与见义勇为无缘，原因是认定见义勇为的依据是当时校门口的监控录像——而这个环卫工人没有出现在录像上。又比如江西贵溪市一青年勇斗持刀歹徒身负重伤，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时却被当地相关部门拒绝，原因是他曾有犯罪前科。再比如更多见义勇为碰到的一个障碍，是歹徒未能抓到，证据链不完整，因此无法认定。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两个农民工在一起惨案中控制了楼道，让犯罪分子无可逃遁，并在半夜将救出的女孩送往医院，但他们仍未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理由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与犯罪分子搏斗，没有流血。有目共睹，却抵不上一个摄像头的“未睹”，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曾经犯过错，就意味着永远不良？难道一辈子抓不到歹徒，见义勇为就永远不能确认？救出了女孩，堵住了歹徒，只是没有搏斗，没有流血，就不是见义勇为？所幸的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障碍，将随着国务院文件的实施而去除。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我们都在呼唤人人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都在盼望奉献精神蔚然成风，而切实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见义勇为的呼唤才能有深入人心的穿透力和众望所归的凝聚力。现在国家为见义勇为人员保护立下了规矩，可以预期，在见义勇为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之后，见义勇为精神将获得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法治人物颁奖礼习近平的法治观

第四篇：XX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活动方案

XX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活

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我区“xx”普法规划，全面推进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根据《林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区XX 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活动的通知》要求(神法治办〔XX〕6号)，现制定林区政协机关组织开展2XX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二、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实施我区“xx”普法规划，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突出开展宪法宣传，进一步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树立全民法律信仰，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在全区上下形成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三、时间安排

XX 年全区“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从11 月中旬开始，到12 月中旬结束。

四、宣传重点

(一)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等内容，宣传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进一步坚定走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

(二)大力开展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的学习宣传。重点宣传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一条依法治国基本经验;一个依法治国总目标;五项依法治国原则;六大依法治国任务。引导全体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牢牢把握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

(三)大力宣传《选举法》、《村民组织法》、防火、道路交通安全等与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农村科学发展，增强农民“四民主”、“两公开”的民主意识，提高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四)大力开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公民树立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大力宣传“xx”普法规划的目标任务，宣传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取得的重要成绩，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五、活动内容

林区政协机关XX 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宣传活动安排如下：

1.通过神农架林区政协站宣传宪法宣传专题片和“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主题法治宣传标语。

2.结合林区政协帮扶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与村委会选举工作同步开展以四中全会精神、《选举法》、《村民组织法》、防火、道路交通安全等为主要内容，以法治宣讲、咨询、议案释法、播放法治宣传片、法治展牌、发放法治宣传资料等形式的“送法进村(社区)”活动。

3.结合林区政协协同助推重要政策、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工作，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4.开展以学习宣传《宪法》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方略为主题的“送法进单位”活动。

5.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参加全省学法用法无纸化法律知识统一考试。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制定政协机关XX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宣传活动具体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活动落到实处。

(二)围绕中心，紧扣主题。紧紧围绕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法治宣传，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统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紧扣“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治国”主题，认真筹划安排好今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宣传活动;要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推进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宣传。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络等媒体及时宣传、报道活动的开展情况，在全区营造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要切实履行“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大力开展本机关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活动。

(三)注重创新，务求实效。要以“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宣传活动为契机，创新普法形式，切实增强法治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广泛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进单位活动。

XX年“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日主题宣传标语

1、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

3、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4、学习宪法，宣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5、全面推进依法治区，打造平安法治神农架。

6、增强宪法意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7、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8、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

9、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10、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11、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12、维护法律秩序，争做文明公民，建设文明林区。

13、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建设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

14、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服务全区科学发展。

15、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第五篇：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2014年12月4日是首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下称《决定》）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决定》指出：“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宪法日设立的背景及经过：

12月4日是我国的“全国法制宣传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2月4日公布施行。

60年前，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部被称为“五四宪法”的法案为年轻的共和国奠定了法制基础。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宪法。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历着广泛深刻的变革，宪法伴随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不断演进。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对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使我国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不断与时俱进。

2001 年的12月4日被定为首个全国“法制宣传日”。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中确定，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旨在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2014年10月27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将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

宪法日设立的意义：

《决定》指出，设定国家宪法日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

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成为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设立“国家宪法日”，也是让宪法思维内化于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心中。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服从宪法。公职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