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遇罗克及其《出身论》
遇罗克及其《出身论》
——探求与反思 学生：林一川 指导老师：周山仁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革时期一位敢于反对“血统论”这一反动观点的年轻思想家遇罗克的遭遇出发，旨在引发读者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混乱时期的关注与反思，同时对于“血统论”这一思潮在当今社会的反扑进行批驳。对于遇罗克的生平，本文的主要从遇罗克的日记以及遇罗克亲人的传记记载内容出发，从遇罗克的生平和遇罗克的著作《出身论》问世的前后进行探究。从而引史喻今，对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血统论思潮进行批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视，更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大计。
关键词 遇罗克 文化大革命 出身论
Summa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e dared to oppose “family origin” the reactionary views of young thinkers Yu Luoke encounter starting, designed to lead to readers'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fusion, at the same time for “family origin”refute this thought in today's society counterattack.Yu Luoke's life, the main departure from the biography content of of Yu Luoke the diary and Yu Luoke relatives, explore life Yu Luoke the and Yu Luoke the book “origin of” the advent of the before and after.Cited the history of metaphor today, refuting the thought of today's society, the family origin, and to put forward their views.Not only to face up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cus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Keywords Yu Luo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origin
一、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十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上到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下至各界知名人士及群众均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批斗与迫害。同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长期陷于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本应独立的司法机关均不能正常工作。在经济上，同时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失调，管理体制僵化。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于建国前10年基本上没有提高。新中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不但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而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领域一片凋零，在一段时期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科技和人才的断层。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尤其对后世影响之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科教文体制的恢复，同时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的建设影响巨大。这是思想专制，言论不能自由的一个灰暗的时期，有些知识分子选择明哲保身，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总是不缺乏那些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勇者，遇罗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遇罗克，对于这个名字现代青年人或许非常陌生，但是在40多年前，他的言论曾作为知识分子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敢于呼唤真理和自由的人们继续前进。德国著名思想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则”。遇罗克即是在这黑暗中仍然保持独立思想，能够仰望星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之一。遇罗克，1942年出生在北京，其父遇崇基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就读，其母王秋琳生长在一个资本家家庭，曾经前往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深造。据遇罗克其弟遇罗文在2000年编著的纪实长篇《我家》中详细记载，遇崇基因在1957年反对当时的“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从而直接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王秋琳也因对当时被错划成右派的“救国会”七君子之
一、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的章乃器表示同情，也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因为他父母在1957年均被打成了“右派”，高中毕业的遇罗克失利于1957和1958年的两次高考，均因为自己的身份问题被学校拒绝。从学生时代，遇罗克就对尘世冷暖拥有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划成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产生了质疑。
为了更加去亲近社会，了解人民大众疾苦，遇罗克自愿前往北京南郊农村。1961年过年前，遇罗克被准许前往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的菜园小队插队。但在农村，遇罗克却看到“血统论”的现象比想象的更加严重也更加残酷：许多地主和地主家的小孩子都被批斗死。而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把这种批斗方式形象的称为“连根拔”。遇罗克意识到，出身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着重研究它，并更加刻苦的练习写作。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他在小屋里显眼的地方，贴上了一个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认为无论是“鸿儒谈”，还是“白丁往来”，都是一样浪费宝贵的时间。在离开农村前，他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对于出身问题探讨，并立志于解决的决心：“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1964年，当时患有严重神经衰弱问题的遇罗克回到北京城里。在回到家中，他的卧室兼书房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搭成的木板床，一个简易书架，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和两个方凳。桌面上粗糙，糊上一层牛皮纸，垫上一块玻璃板。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他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遇罗克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不足10见方的小屋里生活。
遇罗克在回家后曾经在一所小学担任过老师，不过不就之后学校就因为其出身于右派家庭将他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由于没有中专技校等经验，只能从学徒工做起。在工厂当工人的空闲时间中，遇罗克从自己联系到整个社会，并大量的阅读各种书籍，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及造成这种不公的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真正掀起了影响中国达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初，遇罗克便给《文汇报》寄去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据遇罗文记载，遇罗克在文章发表后，有些兴奋的说：“我总算为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而根据苏双碧所摘抄的遇罗克的部分日记，他在1966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
一、死不低头;
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㈠与此同时，遇罗克还有那首著名的遗诗《赠友人》流传在世。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冲特重我头轻。在这段时期，遇罗克已经对中央发动的这一场革命提出了自己的严重质疑，并抱着敢于牺牲的精神为了真理抗争。
1966年7月，他写出了《出身论》这一篇昭示真理的文章，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发文宣称《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元旦，遇罗克最终被捕。据张朗朗于2010年4月14日在《南方都市报》刊载的文章《在死刑号的日子》称，遇罗克作为其在死刑号里的狱友，张朗朗客观地谈到，实际上遇罗克根本不用死，他完全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经常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诗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牺牲的勇气。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换句话说，遇罗克完全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提出《出身论》的观点。㈠ 祝晓风，张洁宇﹒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炎黄春秋，2004，5：57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惨遭杀害。从遇罗克被逮捕，所谓红卫兵对遇罗克审讯了近八十余次，希望能找到“现行反革命”的罪证，从而名正言顺的杀害这位无辜青年，但是他们没能从遇罗克口中捞到半点证据。根据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㈡
至于遇罗克冤案的披露以及后来为外人所知，据祝晓风、张洁宇于2004年在《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的文章《遇罗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称在1978年冬，遇罗克母亲王秋琳登门拜访《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两人共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查询资料，汇报至北京市公安局，并由胡耀邦亲自批示予以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以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以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㈢最终，这位敢于站出说出这既定的真理的英雄名誉最终得到恢复，鲜血浇灌的真理之花最终得到在1979年恢复名誉之后，1980年6月，《新时期》杂志第4期登出了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文绽放。
章：《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北京日报》再次全文刊发了该文章。1980年7月21日、22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一文问世。王晨、张天来向民众详细介绍了遇罗克写下《出身论》的前后，和在牢狱中的斗争。遇罗克的著作在党报上最终得到承认，不过遇罗克仍没能获得“烈士”称号，仅仅被平反而已。该文章高度评价了遇罗克，认为遇罗克敢于在10年**黑暗中，能够站出来喊出自己的声音，与那些能够进行发明创造的明星一样，均将受到人民的称颂。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这位敢于站出来反对权威的先驱者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遇罗克随后以“文革”中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英雄而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然而对遇家来说，文革永远对他们造成了永世无法磨灭的伤痕，在文革时期，属于“黑五类”家庭的遇家全家遭难，一家六口人五口人在坐牢。只到1979年平反之后，遇家再也没有回到正常的生活上来，遇母于1983年，遇父于1988年相继去世，唯一让两位老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均等到了遇罗克平反和自己均不是阶级敌人的那一天。
著名现代诗人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为遇罗克做了两首诗，献给了这位生命献给真理的烈士。《宣告---献给遇罗克》和《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是北岛做为伤痕一代现代诗诗人的代表对遇罗克精神最好的赞扬。
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㈡㈢ 徐晓,丁东,徐友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3 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炎黄春秋，1999，6：35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像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所有有良知的人心中总是坚定着这样一个信念，未来是美好的，在不远的一天后，现在的冤屈总是会最终平复清白，笼罩在这思想巨人身上的阴霾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精神的力量会永远留在人们心间。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歌，《仰望星空》：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不仅是遇罗克，张志新，林昭这些最黑暗的日子中的英雄，每一位敢于喊出自己声音的人，在黑暗中寻找天空中的那明亮的星空的人都值得历史铭记。
二、《出身论》诞生的前后
谈到《出身论》，就必须要提及在文革时期出现的“血统论”这一荒谬思潮。
在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大批干部子女，尤其以清华附中为首凭借着自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姿态，而带着“血统论”气息与学校共同鼓吹“阶级斗争论”，而强调家庭出身的优越感。例如，1964年清华附中一次小规模的学生打架事件，仅仅是一位干部子弟与一位平民子弟之间的私事，但是当时清华大学以及清华附中的众多领导都迫于现实的压力，将该次人民内部冲突作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阶级斗争事件处理，学校为了抬高干部子弟地位，进一步压抑平民子弟，经常对干部子弟提供专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只有干部才能阅读的文件等。㈣而这种思潮却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拥护，并导致了“红卫兵”的诞生，而清华附中这一批干部子女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红卫兵，是“老红卫兵”的典型代表。在此之后，这类红卫兵子女自称为“红五类”子女，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类在当时历史时期的思想革命派的子女。而与“红五类”对应，“黑五类”这一词汇也就此诞生，即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合称地富反坏右。㈤实际上，红五类相比于其他出身在建国初期便已经获得了许多优待，在文革中阶级路线被强调到绝对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多倚重；而与此相对，“黑五类”、“黑七类”及其子女则被公开达成阶级敌人。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情势完全造就了红五类在方方面面的优越感。在同龄人中，红五类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处于更优胜的社会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众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际交往里，都拥有更多“话语权”、更多的交友机会，他们是交友选择的决定者，交友规则（范围、活动类型和内容、趣味、禁忌、处罚）的制订者和游戏的主导者、裁判者，而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动适应者和响应者。即便是性情温和的红五类子女对黑五类子女也拥有合理合法的伤害权，更不用说在其中某些极端者更是对他们眼中的阶级敌人动辄打骂、虐待。而遇罗克作为“黑五类”子女的一员，遭受到了严重的人格歧视，并对他生活造成了严重困扰。
而《出身论》诞生的导火索即在1966年，当时全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大学生谭立夫作为高干子弟发表了《从对联谈起》这篇文章，文中写道：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完全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 ㈣㈤ 清华大学校庆筹委会﹒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筹委会，1995：157 阮耀钟﹒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4：22 威风。在修正主义思想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小小的一颗火星完全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或许有人对出身论稍加赞许，不过是运用先扬后抑的策略，对该对联大力批驳；而我们却要敢于大声疾呼“好得很！”有的同志认为说“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感觉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从而后来又产生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如果将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其意义就比较完全了。第一副对联完全描绘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情况，是在讲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而第二幅对联则是明确指出了血统论的发展前途，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倘若将“基本如此”后面加上“应该如此”就是完完全全的辩证唯物主义了。此文阐述了一个荒谬至极的观点：即家庭出身决定自身信仰。而在当时混乱年代的社会意识中，此文受到了红卫兵的广泛拥护，成了红卫兵对“黑五类”子女进行批判的战斗檄文。当时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1966年“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遭到了一群红卫兵的唾骂和拳打脚踢。
就是在这种“血统论”至上的社会思潮中，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并在于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首先发表。据牟志京在《百年潮》1999年第一期的文章《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刊登道：中学文革报的每一期的出版发行量仅有区区三万左右，并且只是在北京市内发行与传播，但是在刊载了《出身论》之后，邮递员甚至无力承担众多从全国范围内收到的读者来信，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去邮局取邮袋。平均每天的来信有几千封，处理读者来信成了一项庞大的任务。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来信是向我们倾诉他们的遭遇和心声。读者来信的另一个特点是，除西藏、台湾两省之外，颇为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省。即出身论这篇文章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一名贵阳市的青年来信称，其在贵阳市市中心看到《出身论》内容的大字报之后，竟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众痛哭流涕。
而遇罗克《出身论》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即从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并引发的社会问题写起。从三个方面反对“血统论”这一观点。
遇罗克首先从每个人所受到的社会和家庭影响谈起。认为如果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出发，其所揭示的道理不但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谬论。它的错误在于：许多人认为家庭影响超过社会影响，却没能看到社会影响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即血统论只承认父母一辈的影响，认为父辈对子女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但是在遇罗克看来，无论是家庭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均是外因。过度强调外因，也就是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唯心主义机械论的表现。每个人都是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不管出身如何，如果接受到社会上的坏影响，青年人总是会犯或左或右的各种错误。但是引导是关键，通过正确的引导，青年人就会抛掉陈旧的思想，从而反回到正确的立场。倘若有意让出身差的青年背上历史包袱和家庭包袱，这将走向一种机械唯心主义的错误路线。因为真理永远比谬论，比坏的影响更强大，更加具有号召力。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思想武器。相信内因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那么就会轻易的发现出身论是一种严重的谬论，就不应该相信父母一辈的影响比什么都大。
其次，遇罗克从重在表现问题上出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在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但是后来听说这个观点是由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这说明他们对重在表现这种认识论观点缺乏最基础的理解。因为第一，出身和成份跟本一点关系也没有。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被那些假装公正的同志如此教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但是倘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绝对荒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恩格斯即是从资本家家庭出生的，但是他没有遵循其父辈的路线，反而成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陕西米脂的李鼎铭，着眼于教育十余年，常年开设医馆治病救人，“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他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提议的。虽然他出身于地主阶级，但每个有正确思维的人都能看出他并没有走地主阶级的老路，反而为了人民的福祉献出了自身。毛主席曾专门赞扬他说：“不论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血统论看人，就是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或许某些别用用心的同志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确，作为地主和资本家，在阶级社会长期处于剥削地位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均残留着阶级社会剥削的流毒。他们倘若要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做人，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当然我们“成分论”的根据也由此而来。但是对他们的子女来讲，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的青年人来讲，没有任何剥削阶级能给他们打上剥削的烙印。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了现阶段青年人思想的主流。而所有接受过正统社会主义教育年轻人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要么就是在成为劳动者的路上。倘若对这些年轻人还强调“成份论”，强调“血统论”，这就完完全全将他们划分到阶级敌人中去，这就是强化人民内部矛盾以达到分裂人民的目的。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容混淆的界线，抹杀了这两条界线的话（虽然样子很“左”）就是抹杀了人和人之间的阶级界限。第二，出身与表现关系几乎没有关系。那些公允派或许不再跟大家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政治表现„„”但是倘若用死出身和活表现同时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怎么能得出同一个结论？退一步说，就算我们一定要将出身和表现相齐并论，那么我们可以的出，如果出身和表现均十分出色，我们就应该对其大力赞扬。但出身不好表现好，我们就应该抹杀他的成绩。如果出身好但表现不好，我们应该掩饰他的缺点，但如果出身不好表现也不好，我们就可以对其大肆批评。这种做法是完全荒谬的。出身和表现的辩证关系，值得我们的国家领导干部们深思。唯有表现才能看出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青年，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这个和出身没有一点关系。出身好的青年人完全可能背叛革命背叛党，这个均是由他个人表现所决定的。出身、社会关系等东西只可以当做参照物来看。但是只要了解了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我们完全就可以凭借其表现给其定性而不用参考其他的外部因素。第三，出身好坏和是不是保险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上述观点阶级论分子全部接受，但是他们仍然会用另一种态度讲：“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就是黑五类和红五类子女自然而然的也各不相同。探究其原因，完全就是因为这些子女不保险，他们在一个黑五类家庭长大。先将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的关系表过不谈，难道说就算是社会影响再好，没有好的家庭影响，表现也要相对于一般青年差一些呢？但是这两者是唯物辩证的关系，而并不是简单的算数关系。毛主席曾讲过：“不破不立”，又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只有和自己身上的腐朽思想坚决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才能真正的得到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都不是一个良好的工农出身。由此，出身和政治表现的关键自然不在出身，而是在于能否坚持正确的思想改造，保持良好的思想觉悟。在社会主义社会下，我们不应该用这样荒谬的进化论来造成人民内部分裂，要坚信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自我修养，这样才能共同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明天。
最后，遇罗克又谈到了“黑五类”的受害问题。“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央某一位首长曾经在1961年开会时讲到。但是回想一下这一道鸿沟究竟是怎么能存在那么长时间的，当时刘少奇一类修正主义当政时，在每年大学结束招生，高等教育部总是发表同志：“今年全国各所高校仍然优先录取了大批革命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但是黑五类子女完全不受大学待见。就算是在工厂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只有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才能提升到干部行列。就算是先进工作者评选方面，“黑五类”同样是没有名额。更有甚者，在某些工厂，能否带徒弟，能否操作机床均与出身划上干系。这些年在批斗工厂当权派的时候，提拔某些黑五类子女做干部即招降纳叛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条。而农村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只要你出身不好，财务等紧要部门工作就与你无缘了。倘若你想外调，一个好的出身是最好的敲门转。总而言之，黑五类子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无法与正常人一样生活，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希望见到的状况。
在文章的最后，遇罗克希望那些受到压迫的革命青年，能够为了自己的命运去抗争。毛主席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遇罗克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67年4月13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在讲话中谈到出身论，他将《出身论》 定位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毒草，他认为《出身论》在恶意地歪曲党和国家的阶级路线，根本目的在于挑动黑五类子女向党，向国家进攻，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此后，《出身论》从此被封禁。
1979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某些极少数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坏身份分子，只要多年来一直遵循政府法令做的地富家反坏分子，只要经过群众集体评审，并受到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允许其摘掉帽子，并且给予其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而从地主、富农出身的农村公社社员，其成分一律确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应该视为社员，而不应再当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㈥“出身论”最终才得到正确的认识。
三、现世的出身论
而在当今改革开放34年过去的今天，出身论、血统论的流毒仍然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科院陆学艺院士在2004年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明确提出，现阶段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大大增强，反而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仅从教育方面谈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在中国最好的两所高校中，北京大学相比于二十年前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在清华大学中，仅仅存在百分之17的农村学生。对于这一现象，武汉大学尚重生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在现今社会的确是客观存在的。首先，高考的命题对于农村的孩子非常不利，农村的学生在现在的生活条件下很难接触到在考试题目中出现的网络语言；其次，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自小生活差异过大，没有太广的知识储备；再次，寒门学子缺少更多社会关系，即使考上了一流高校，他们以后的发展只会更加狭隘。尚重生为此提出了担忧：照如此现象发展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所谓“贫二代”现象会越发越严重，社会结构出现进一步断层，贫富分化现象加大，这对于社会继续和谐稳定发展是一重大瓶颈。因此，寒门子弟若要成功，必须要比城市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而言，跟据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称，根据南京师范大学蒋钰珮的调查，对江苏省2005年8所高校的共600多名毕业生（包括文科理科及工科）的就业进行调查后发现，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找工作中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是凭借父母的社会关系。而通过调查，最终凭借父母的关系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占到调查总数的百分之27.2，只有区区百分之13.6的学生认为，父母的社会关系在找工作时不是一个重要的筹码。由此调查可以得出，至少在就业方面，家境出身与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拥有着密切联系。而在相当数量的腐败案件背后，都存在腐败官员子女利用其父母职权谋取暴利的问题。即便父母均为清正廉明的官员，子女在寻找工作岗位时，均会享受到或多或少的便利待遇。因此，抑制现世血统论重要的着眼点就在于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
在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下发了《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对官员行为作出了数项具体规定，明言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2000年12月，中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规定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04年7月，中纪委决定在湖北省襄樊市、山西省朔州市和北京市石油机械厂、神华集团下属的国华电力公司4个地方（单位）开展领导干部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备案试点工作。2007年，司法部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次申报登记，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广东等地纪委还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信息电子数据库。但是，制度建设仍然十分滞后，制度执行仍是流于形式。正是因为执行流于形式，因此一些官员在廉政建设上的诚信度陷入了严重危机，从而埋下了社会危机的隐患。同时官员子女在从 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1：1 业过程中的强势地位正在破坏社会公正在现今社会仍然客观存在，这种现象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感到寒心、感到无助和无望。
对于解决这种问题，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规，并且在适当时候制定《公平就业法》，对单位招录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法律上防止用人腐败的发生。我国现阶段仅有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就业促进法》第3章对公平就业的权利予以粗略的规定，而对于官员子女这一敏感问题没有法律规定。填补我国在保障公民平等就业权利上法律的空白，使防止官员子女在就业方面从自身父辈钻空子、找门路具有法律依据。其次，要建立健全监督体制，整合国家监督和舆论监督资源。高等院校、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新闻媒体等各行各业各部门，应给予从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某单位在招录人员上存在虚假招考、权权交易等问题，这些部门应积极介入，加大监督力度，创造就业公平环境，使那些企图利用权势为自己的孩子求职施加特殊影响的人多一份畏惧。最后，建议修改《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㈦。该规定始于1997年1月，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定时定期向党组织报告个人事项，但这项决定存在着重大的漏洞。第一要明确法定受理机构，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受理报告机构。按该项规定而言，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应该向各自各户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报告，并且同时上报上级人事部门、纪检及监察机构备案。但是这样会造成领导者与监督者的权利错位，重大事项汇报最终只能流于形式。第二，扩大申报公开程度，根据干部的公众化程度确定公开的范围，分为公众化程度高的实行完全公开，公众化程度低的实行限制性公开，而不能象现在的做法，干部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给组织后，只有少数领导知情，对其余的人则一概不予公开。第三，监督与惩处相结合，建立健全惩戒措施，让瞒报、漏报或不报者承担相应的严厉的法律后果。
最后，必须严格官员子女从业申报制度并逐步走向公开。为此可以做好以下三点：第一，仿照“公民自行申报个税”的做法，强制性规定官员必须“申报子女从业”情况，否则违法。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官员申报子女从业和公民自行申报个税情况类似，都是诉诸个体自觉履行的某种义务，公民履行的是纳税义务，官员履行的是自证权力清白义务。只不过一个更多指向普遍公民，一个指向领导干部。自行申报不是一种“想申报就申报，不想申报不申报”自由权利，而且是一种“必须申诉、否则违法”的强制性义务。第二，完善申报程序与规范。这套程序与规范必须包括申报期限、监督部门、惩罚措施。申报登记要有期限规定，无限期会给官员以逃避申报的借口。要明确司法机关对申报情况的监督职责，授权司法部门可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掌握到官员子女的从业情况，以此给官员主动申报施加压力。最重要的是制定完备的惩罚措施，假如官员不申报、漏报、虚报和少报的话，应该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只有具备了这些约束，有期限、有监督、有惩罚，“领导干部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制”才是一个完备自治、能得到执行的制度。第三，必须将申报结果与公示公开相结合。一方面，将官员子女从业情况作为政务公开内容按程序公开，纳入民主生活会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内容，这是政治责任的折射，也符合责任政治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甚至还可以组织评议。建议搭建一个公职人员配偶子女从业状况信息网络平台，将官员子女从业结果、从业过程公开。尤其是在就业环节上，一定要有群众的有效监督，使官员子女与平民百姓子女在同一条件下竞争，防止出现表面公平暗中做弊的问题。只有当官员自身及其子女均处在透明体中，敢把公权变私权者才会愈来愈少。
四、结语
从英国政治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到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书简》，均提到人生来就是自由与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论语》季氏第十六篇提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1 以上所有文献均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是作为普世价值为人们所接受的，而“血统论”实际上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的流毒，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下，封建专制腐朽思想的传播对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于血统论这一思潮，我们不仅要探寻文革这一混乱年代的历史真相，更应该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抑制住新时期的“血统论”的蔓延。
2012年人民日报2月2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宣称，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㈧。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唯有反思才能创新，唯有改革才能进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参考文献
[1]徐晓,丁东,徐友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 [2]遇罗文﹒我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遇罗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香港：晨钟书局，2009 [4]北岛﹒结局或开始﹒北岛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5]约翰·洛克﹒政府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伏尔泰﹒哲学书简﹒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孔子﹒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 [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中国社科院，2004 [9]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1967，1 [10]祝晓风、张洁宇﹒遇罗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炎黄春秋，2004，5 [11]苏双碧﹒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新时期，1980，6 [12]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光明日报，1980，7 [13]张朗朗﹒在死刑号的日子﹒南方都市报，4 [14]谭立夫﹒从对联说起﹒思潮集，1968，10 [15]牟志京﹒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百年潮，1999，1 [16]潘晓凌﹒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南方周末，2011，8 [17]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人民日报，2012，2 [18]孟令梅﹒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政策建言
[19]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炎黄春秋，1999，6 [20]张育仁 张夷驰﹒遇罗克的殉难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粤海风，2009，5 [21]清华大学校庆筹委会﹒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筹委会，1995 [22]阮耀钟﹒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4 [23]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6 [24]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11 [25]胡锦涛﹒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领导讲话汇编，2011，11 ㈧ 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人民日报，2012，2：1
第二篇：英雄不问出身
英雄不问出身--中专生如何征服沃顿商学院
有一个中专生，几经奋斗最终被美国名校沃顿商学院MBA录取。
听人说，90年代，沃顿商学院连续8年在全美排名第一，它每年只在中国招收20名学生等等。能被沃顿录取，我想这样的成功，离普通中国人太远。
中专生名叫乔惠存，一个来自东北齐齐哈尔的男青年。
乔惠存大致经历是：15岁考上辽宁轻工学校，中专毕业，到齐齐哈尔明月啤酒集团当技术员;24岁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26岁在几千名求职者中被中信总部录用；29岁辞职当老板，创办咨询公司；32岁，经过两年的考试和申请，被沃顿商学院MBA录取，现在美国念书。
“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我的执著”
我见到刚刚回国的乔惠存。印象中他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我的执著：做一件事，一定要做到底，一定要做成功！我相信这句话：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理念，成功实际上离我们并不遥远。”
不错，这一特点早在上中专时就显现出来，现象是跑步。
乔惠存中专时坚持天天跑步，晨跑4年，从没间断过，他永远比同室人早起两小时。
“开始我也起不来，我们寝室8个人，早晨都不吃早饭，8点爬起来直接去上课。我想要自己改变这种习惯，每天早晨6点起床跑步。可第一天起不来呵，一屋人都睡着，东北冬天多冷呵，零下二十几度，一出被窝冻得要命，我坚持早起4天，好了，不再觉得不舒服。
“有种理论说，人用三周时间就能改变一种习惯，我只用了4天。再比如说我练字，我母亲说我字写得不好，将来签个字什么的多难看，我就开始练，每天值日生扫教室的时候，在一片灰尘飞扬中我练半小时书法。到后来，跑步呵，练字呵，我不觉得有多痛苦，反倒能从中找出很多乐趣。”
乔惠存的好学和自律，让人觉得近乎残酷，一些成年人都做不到的事，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做到了。像练吹口琴，他直练得嘴唇都磨破了。中专4年，几乎没看过电视、没读过小说。
“这个社会倒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会按这个标准来塑造自己。这个过程会很痛苦、很枯燥，但我能忍受。因为每成功一步，我都会受到鼓励，有成就感，比如像我学外语。”
16岁时，他写了一篇日记，总结了10个必须学英语的理由。他们中专的校长常说：懂技术、能管理，会一门外语，是复合型人才的标志。
“我想我必须成为复合型人才，必须学好英语。英语自学我坚持了11年，从中专第二年一直到毕业，每晚我站在走廊里，用小收音机听大连外国语学院的美国英语讲座，11点听完了再睡。上英语课，每次大家都答不上来的问题，老师才会叫我答，他说我是班里的„英语王牌‟。
“我的动力和毅力来源于我的梦想----成功。我有成功的欲望，而且非常强烈，越强烈我越想实现它。”
英语带给他新的机会
研究生毕业后，乔惠存去了他最想去的公司中信总部。“所有的人都不信，像我这样的经历，会被中信录用，他们还不信我没走后门。在中信，我不认识一个人，只递了份简历，据说往中信扔的简历有4500份，最后只录取了9个人。
“我也好奇为什么选中了我，后来听说是因为我的经历特殊，中专毕业，又在工厂工作那么多年，还有亚冬会给我写了两页纸的推荐函……”
19岁，乔惠存的同龄人刚上大学，而他已经回齐齐哈尔，到啤酒厂上班。在工厂5年，给了他很大空间，包括各种学习。
“工厂的学习环境和气氛很差，大家只喜欢喝酒和赌博。我对他们说；第一我不会打牌，第二也不会喝酒，就坐门口给大伙儿把门吧。我申请了这样一个看门的角色，坐门口看我的《新概念英语》。利用这5年时间，我把一至四册老老实实看了5遍。”
有次，乔惠存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啤酒研讨会，会上，只他一个人能用英语跟外宾对话，所以受到瞩目，拿到了所有的演讲稿。他用半年时间把这几万字的演讲稿、专业论文翻译出来，并寄给当时的中国啤酒协会会长齐志道。
“老先生居然当天给我回了信，5篇译文全部发表。这事在我们啤酒集团很轰动，因为有史以来没人在国家一级啤酒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在乔惠存看来，工厂的机制不是按人的能力来评价、选拔人的，于是决定先读两年研究生，充实一下自己，然后再做新的决择。
考研究生，对他这个中专毕业的人来讲是极大的挑战。在啤酒厂开报考证明时，别人根本不信他乔惠存，还能考上哈工大经济学研究生。
考研前，他挨个儿去见导师，都不愿要，原因是没录取过中专生，怕他即使考上了也跟不上。但考试时，乔惠存的英语成绩排名第一，复试也是第一。33人报考，最后录取了3个人。
他的导师开始也不想要，但后来说：“我不在乎他只有中专学历，就看中他英语比较好。”
“现在看来，在这样一个大型国企、这样一种机械化大生产的管理模式下工作5年，对我是极宝贵的经验，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发展都大有帮助。比如读书时，我的很多同学，包括现在的外国同学，都没有这种工作和管理经验，我能讲出的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
“实战”中的危机让乔惠存选择了留学
“念研究生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当时我有„转正‟的感觉，我终于能进正规、名牌大学读书了。哈工大是黑龙江最好的学校，对我来讲是殿堂。入学前半年，我疯狂地学习，英语提前过关，后半年免修，这使我的研究生生活丰富多彩，否则我会被困在学习里。
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是1996年在哈尔滨召开，1994年底开始前期筹备。导师把自己带的5个研究生都推荐去了亚冬会，面试后，乔惠存和另一个同学留下来。
乔惠存认为他在亚冬会组委会受到的“实战锻炼”，比MBA的案例教学还管用，尤其是谈判。
“组委会刚成立时，我们什么通讯设备都没有，领导让我出去谈几台寻呼机回来，我就去了哈尔滨最大的一家寻呼台，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项目。
“人家问我赞助了寻呼机，我们能有什么好处？我说可以替你们做广告，开通一条„亚冬会热线寻呼‟专线，结果我一次拎回5台寻呼机。
“因为不够分，第二天我又去了，这次想签约它为„亚冬会指定寻呼台‟，老板说你得答应我个条件，我就签。他说你毕业后，就到我这工作，我给你一个公司做经理。我说我才25岁，他说没关系，我说行呵，结果他就签了。我又拎了几台寻呼机回去，受到领导表扬。第二天，我为这家寻呼台策划的宣传仪式轰动全市。”
当乔惠存10分钟内签下“韩国大米”为“亚冬会指定大米”的赞助合同后，当即被投资老板任命为组委会洽谈部主任。后来他们连续为亚冬会签了方便面、矿泉水、可口可乐等一系列赞助合同。
“从1994年干到1995年底，整一年，我们这个部一共谈成了1500万元的赞助。亚冬会这份工作，让我全方位地进入商业领域。在拉赞助的同时，我要帮助企业策划，它怎样利用亚冬会赚钱。到最后，我能在30分钟内，策划出一个客户满意的建议书，我日后从事咨询业的许多理念，就是那时建立的。”
“我就是喜欢干有挑战性的工作。中信公司是我工作过的最好的公司，我在中信学到的东西，是我一生不能忘的。但在中信干到第3年，我想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能量，而它给我的空间和我想要的有一定差距，我就决定离开了。”
1999年，乔惠存注册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京城信达”。他说干公司这3年，最大的感受是特别痛快。“我们跟客户谈判，帮企业出主意，创造了很多价值，我能看到自己帮别人赚了很多钱，当然我自己也挣钱了，否则，我就没能力支撑连续两年的留学申请，包括各种考试费用。因为我底子差，所以我考的次数比较多，光是GMAT就考了6次、雅思3次、托福一次。”
“我决定留学是在我的公司鼎盛时，我们刚接下一个展览中心咨询项目的单子。这个单子是与世界知名的M国际咨询公司和财政部下属的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国有公司艰苦竞争后得到的。这次成功的挑战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更带来了危机感。
“据说M公司在这个单子上花了两年时间，开始我根本没想和它竞争，我只是家小公司，它是国际--流的咨询集团，只招清华、北大这类名牌学校的毕业生，或是毕业于美国、欧洲名校的毕业生。”
他想与M公司合作，直接把电话打到了项目经理的办公室，但遭到了拒绝，人家说：“我们从来不跟小咨询公司合作。”
“那咱们见个面聊聊，行吗?”他又问。
“我们没有时间。”电话被挂断了。
“我有这样的心理：当别人蔑视我、嘲笑我、嫉妒我、排挤我时，我只有一种方式来回应：我要做得更好！放下电话后我默默地想，我一定要成功！我什么怨恨都没有，既然拒绝跟我合作，那我就跟你竞争，别看我小，但我有我的优势。”
在争来生意连同自尊的同时，乔惠存也认清了去路：“我知道自己已有的知识不够用了，凭我的实力和学历，是很难跟国际知名企业竞争的，可能偶尔我会赢，但最终还是竞争不过人家。而且我的公司很难做大，很难超越。我要留学，我得充电。”
2002年7月，乔惠存奔向了他梦中的美国。
“美国没有我想像得好，但沃顿比我想像得要棒。从外边看，它新建的大楼，设施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从里边看，我所接触的同学，个个不仅聪明，而且非常优秀。半年读下来，解释了许多我以前的困惑，纠正了我很多错误的理念，在这里学到的金融知识，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在沃顿，有几十个国家的人，这里交融着世界各种文化……，到沃顿读书，我想我来对了！”
第三篇：共青团出身高官汇总
共青团出身高官汇总
——现任书记、省长（市长、主席）
注：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至少担任过团中央的部及以上领导职务；在地方团委工作时，至少担任过地市州盟等团委副书记及以上职务
汪洋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1981-1982年 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
1982-1983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
1983-1984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刘奇葆 ： 现任四川省委书记
1980．06－1982．09 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2．09－1983．09 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兼宣传部部长1983．09－1985．11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四届委员（其间：1984．02－1985．10任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5．11－1993．08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1992．02获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张宝顺 ：现任山西省委书记
1979-1982 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干事，副处长，副部长
1982-1985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85-1991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1991-1993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全国青联主席。
张庆黎 ：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978.6-1979.1 借调共青团中央工作
1979.1-1983.1 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副处长、处长
1983.1-1986.3 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副部长
王乐泉 ：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区委书记
1982年3月至1986年9月共青团山东省委员会副书记
袁纯清 ：现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1980年1月—1984年6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干事、副处长；
1984年6月—1985年5 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学联办公室主任；1985年5月—1987年3 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
1987年3月—1992年12月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
1992年12月—1997年9月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7年9月—1997年10月中央纪委常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周 强 ：现任湖南省省长
1995.11 调入团中央书记处
1997担任团中央常务书记
1998.6当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2003.7再次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宋秀岩 ： 现任青海省省长
1983.1－1983.12 共青团青海省委副书记、团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3.12－1989.2 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
黄华华 ：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1982-1985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罗保铭 ：现任海南省省长
1981.091984.11 共青团天津市委研究室主任
1984.111992.04 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
强卫 ：现任青海省委书记
（1987年6月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
韩正 ：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0年6月至1991年5月，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991年5月至1992年11月，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
秦光荣 ：现任云南省省长
1984.12-1987.2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省青联主席
姜大明 ：现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1982年1月至1984年6月团中央组织部干事；
1984年6月至1986年1月团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
1986年1月至1987年4月团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处长；
1987年4月至1990年6月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90年6月至1991年12月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91年12月至1993年5月团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3年5月至1998年2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6年3月至1996年5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8年2月至1998年6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
孟学农：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代理省长。
1983年11月至1986年11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黄小晶 ：现任福建省省长
曾任共青团福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
韩长赋 ：现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吉林省省长。
1986年至1990年，共青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
1990年至1994年，共青团中央常委、青农部长。
李成玉： 现任河南省省长
1978.6-1983.9 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委书记、党组书记
杨晶 ： 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1983．10-1985．11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盟委书记
1993．06-1996．03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张高丽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
(1970年8月为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工人，秘书，政治部团总支部书记，公司团委副书记。)
陈建国 ：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969年3月为山东省烟台小钢联工人，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团委书记）
王三运 ：安徽省省长
90年7月起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
地方领导，在青年时代，当然也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的。担任过团组织的领导干部不足为怪，如果算上各省市区的常委级的干部，那会更多，比如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1995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部长；1995年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其间:1997年3月至5月在中央党校进修班学习；1993年9月至1997年6月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在职研究生)；1998年11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2001年6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部长级)，全国青联副主席(其间: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读博士研究生，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12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另一位常委徐立金——1983年9月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1985年7月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1990年5月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还有赵树丛——1978年6月任山东医学院团委副书记；1985年2月任山东医学院团委书记；1985年8月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6年1月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山东省青联主席(其间：1987年7月至1988年7月挂职任山东省临邑县委副书记)；1992年8月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党组书记；1993年2月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党组书记，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刘春良——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宣传部干事、秘书(其间：1983年3月至9月挂职任共青团遂平县委副书记)；1983年9月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再如浙江省
夏宝龙——曾任共青团天津市河西区委常委、副书记、书记；
王辉忠——曾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巴音朝鲁——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常务副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全国青联代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全国青联主席；
李强——曾共青团瑞安县委书记；
葛慧君——曾任共青团诸暨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诸暨县委书记、诸暨县璜山区委副书记，共青团绍兴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几乎每个省都能找出多位共青团出身的地方领导干部。
第四篇：井冈山出身的将军
井冈山出身的将军
井冈山出身的将军
井冈山会师是指1928年4月28日(三月初九)，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由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曾赋诗道：“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5军主力800多人，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来到井冈山同红4军会合。井冈山又多了一支革命劲旅。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不畏千难万险，转战数千里，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阻截，历时近5个月，终于实现了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师。这次会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使之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1927年10月27日，秋收起义后遭受挫折，在三湾经过整编，只剩下一个团的建制的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带领下，开进了井冈山腹心地带的茅坪，至此，才开始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翌年4月底，与湘南地下党组织一起发动了湘南暴动的南昌起义朱德所部，在起义失败后，和湘南农民军一道，也开赴井冈山宁冈地区，与毛泽东所率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军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以星火燎原之势由小到大，逐渐东移南下，和后来平江起义上井冈山的由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一道，共同开辟了赣南、闽北各根据地，并将这些根据地连成一片，创建了后来拥兵十万的中央苏区。从那时起，经过东征西杀，万里长征，抗日和解放战争，最初上井冈山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其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作为开国元勋，他们有资格在史册上占有一席地位。虽然，相对于死者和无名者，他们是幸运的，劫后余生，硕果仅存的天之骄子。
为了清楚期间，现以各自起义系统，以军阶地位，列建国后健在将校姓名身份如下：
一、秋收起义诸将：
毛泽东（略）。
罗荣桓：元帅，湖南恒山人。1927年入党。秋收起义后由连党代表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后任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代师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政委，四野政委。建国后，任军委总监察署署长，总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长。
谭政：大将，湖南湘乡人。1927年入国民革命军参加秋收起义，由红四军前委秘书升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长征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任东北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总政治部主任。
朱良才：上将，湖南汝城人。大革命时期入党。上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军部秘书，后为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长征后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为北京军区政委。
杨立三：湖南长沙人。1927年入党。秋收起义后开辟中央苏区，任红一方面军军部副官长兼总经理处长。长征后任八路军兵站部长和总供给部长，前总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中央军委后勤部长兼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建国后为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长。早逝。
宋任穷：上将，湖南浏阳人，1926年入党。浏阳工农义勇队中队党代表，参加秋收，后任红五军团师政委，中央军委干部团政委。长征后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兼政委，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政治部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平原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建国后，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
张宗逊：上将，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并由团员转入党。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连长参加秋收起义，任红十二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长征后，任八路军一百二十师三五八旅旅长，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建国后任总参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总后勤部长。
陈士榘：上将，湖南宜章人。1927年由团入党，秋收起义开辟中央苏区后任十三军代军长。参加长征，抗日时任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参谋长兼滨海军区司令。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建国后任工程兵司令员。
黄永胜：上将，湖北咸宁人，1927年6月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9月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开创中央苏区中升任红十一军师长。参加长征，后任一百一十五师团长，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为六纵队，十三兵团司令。建国后任志愿军十九兵团司令，广州军区司令，总参谋长。林彪集团成员。
江华：湖南江华人，瑶族，原名虞上聪，1926年由团转党。历任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中央警卫团政委。长征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八路军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安东省委书记，建国后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最高法院院长。
何长工：湖南华容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由团转党。秋收起义后，任红军二十八团党代表，十三军政委。长征时任红九军团政委，干部修养连指导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兼通化军区司令员。建国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韩伟：中将，湖北黄陂人，1926年入党，入叶挺独立团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福建军区参谋长。长征后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六十七军军长。建国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谭希林：中将，湖南长沙人，1926年由团转党，1927年入黄埔军校。秋收起义后任红军随营学校校长。红二十一军代军长。长征到陕北，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七师代师长，胶东军区司令员，二野三十二军军长。建国后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宋裕和：湖南汝城人，1927年入党。汝县农会主席，秋收起义后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长征后任新四军军需处长，兼供给部长，华东军区司令部后勤部长。建国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营房部部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文革致死。
刘先胜：中将，湖南湘潭人。1924年入党，安源路矿罢工参与者。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一师二团连长。后任红九军团三师八团政委。长征后任新四军一师十八旅旅长。建国后为江苏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杨梅生，中将，湖南湘潭人。1926年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入党。后任湘赣红军第三师师长。长征后任中央军委警卫营长，热河军区代理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军长。建国后为湖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刘生标：江西安福人，农民赤卫队长，农协会长。参加开创井冈山等根据地的斗争和长征。建国后任国家经委委员兼物资管理总局副局长。
宋新怀：湖南醴陵人，大革命时期入党。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任共青团特委书记。长征后进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为辽阳市委书记，辽南市长。建国后任湖南省总工会主席。
慕容楚强：湖南浏阳人，1925年入党。秋收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保卫部执行部长。长征到陕北任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执行部长，浏阳地下县委书记。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二、湘南起义诸将：
朱德（略）。
林彪（略）
陈毅（略）。
粟裕：大将，湖南会同人，1927年由团转党。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任红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闽浙军区司令员。抗战后由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升任一师师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曾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建国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第一政委。
杨至成：上将，贵州三穗人，1926年入黄埔学习，27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历任红四军、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参加长征，1938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46年归国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长。建国后，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张际春：湖南宜章人，1926年入党。湘南起义上井冈山任红十二军三十五师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长征，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革迫害致死。
陈光：湖南宜章人，赤卫队长，1927年入党，参加湘南起义。曾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一军团二师师长。参加长征，历任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三四三旅旅长、代师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建国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区司令。1954年被打为反党分子，病逝。
赵尔陆：上将，山西崞县人，参加南昌起义，同时入党。任红四军二十九团团长，红一军团供给部长。参加长征，历任八路军总供给部长，冀晋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二参谋长。建国后，任一机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等职。
唐天际，中将：湖南安仁人，1925年入团，同时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入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副连长。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上井冈以后，历任红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太岳军区四分区司令员，东野十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四野二十二兵团政委，防空军政委，总后副部长。
欧阳毅：中将，湖南宜章人，1926年入团，翌年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一纵政委，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保卫部部长。建国后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炮兵副司令。
萧新槐：中将，湖南宜章人，1927年入团，参加湘南起义，28年人党。历任红九军团三师、第九团代理参谋长。参加长征，历任八路军一百二十师独立二支队司令员，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军长等职。建国后，任山西军区司令员。
谭冠三：中将，湖南耒阳人，1926年入团转党，参加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任红一方面军团政委。长征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豫皖苏八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建国后任西藏工委第二书记，西藏人民政协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
王紫峰；中将，湖南耒阳人，1927年入党，湘南起义后，逐步升任红一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长征后任冀中军区四分区政委。晋察冀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军委二十兵团六十六军政委。建国后为山西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陈正人：江西遂川人，1925年由团入党，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万安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任江西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参加长征，后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八机部部长。
曾志，湖南宜章人，1926年入党，任中共郴州特委秘书长。陶铸夫人。上井冈山后，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闽南、闽东特委组织部长。长征时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抗战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1939年赴延安，任中央妇委秘书长；建国后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谭政文：湖南资兴人，1927年入党。翌年参加湘南起义，任闽赣军区保卫部长。长征到陕北，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晋绥军区政府公安局长。建国后任高检副检察长。
伍云甫：湖南耒阳人，1926年入党。参加秋收和湘南起义，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长征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文革致死。原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1939年4月6日出生于西安，衡阳耒阳市南门外松茂堂人。父亲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母亲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政部顾问熊天荆。
刘型：湖南醴陵人，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武汉分校，翌年入党。秋收起义任萍澧游击营营长。1928年率部上井冈山，历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十纵政委。建国后为农垦部副部长。
王云霖：少将，湖南衡阳人，1926年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参加湘南起义，入党。由军医主任升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兵站医院院长。长征后任八路军野战医院院长，晋冀鲁豫边区总卫生部部长。建国后为空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
三、平江起义诸将：
彭德怀（略）。
滕代远：湖南麻阳人，1925年由团转党。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参加领导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党代表，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政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抗战时期，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建国后为铁道部长，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彭绍辉：上将，湖南湘潭人，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平江起义后入党。任红三军团一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长征后任八路军一百二十师三五八旅旅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七分校校长。解放战争为第一野战军七军军长。建国后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甘渭汉：中将，湖南平江人，1927年入党，翌年参加平江游击队。任五军六团政委，红三军团供给部政委，红二十九军政委。长征后任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三八四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十四纵队政委。建国后为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第二政委，总政副主任，中央军委纪检书记。
陈再励：湖南平江人，1926年由团转党，平江起义后任五军一纵特务大队党代表，湖北鄂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民运部长。建国后，为广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57年被划为右派。
吴国华：大校，湖南平江人，平江起义后随五军上井冈山，1932年入党。长征后任红二方面军卫生部政委，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政委，华北军区卫生部副政委。建国后任徽州军分区副政委，空军第五预备总队政委。
据党史、军史记载，有文字资料可查的井冈山将领共有九十五人（不含王佐、袁文才）。解放后健在仅四十四人，一人被打成反革命早逝（陈光），一人右派（陈再励），文革前政治运动受迫害二人（彭德怀，谭政），文化革命致死三人（不含彭总）。两位沦为叛逆（林彪，黄永胜），善终者仅三十五人（有三分之一在文革遭受迫害）。
在没有活着看到曙光的五十一位将领中，三十四人血洒疆场，七人刑场和监狱就义，六人英年早逝，四人被自己人杀害（余賁民：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1933年初肃反被监禁，死于狱中。宛希先，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军官，红四军十师党代表，1932年被打成AB团杀害；陈东日，黄埔生，中央军委警卫团政委；邓允庭，湘南起义领袖，红四军三十三团团长。王佐，袁文才不计在内，他们为原在井冈山扎营的绿林）。牺牲的将领们著名者如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病故），红六军军长黄公略，十五军军长邓毅刚，十六军政委邓乾元，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红一军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鄂赣军区司令徐彦刚，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三军团八军军长李灿，红五军政委张文彬，红七军政委刘辉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而没有留下姓名，或没有文字记载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更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中国任何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是血写就的，愿先烈们美好的理想不要成为空想。愿他们为之浴血奋斗的事业，永远光明灿烂！
第五篇：出身寒门的大学生
出身寒门的大学生
大学教育农村学生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寒门是否出贵子，而是寒门无退路。
为什么在内地批评到现状，往往得到年轻人的支持喝彩，而这个群体又偏偏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七年来，我比较贴近今天的大学生，心里时常蹿出类似的想法，曾经在“2009年上课记”里写过“割裂的人”，最近两年又有了新鲜的理解和实例。
“潮”比曾经的憧憬还远
大学就是“营盘”，学生是“流水的兵”。今年的高校新生报到，校园依旧又拥挤喧闹了几天，随处能见到东张西望的年轻人，后面紧随着手拉肩扛的父母。就我调查，能百里千里送孩子来我所在这偏远的海岛学校报到的，在八千多新生中不足三分之一。更多不可能来的是在田里的农民或在各城市角落里的农民工，他们可不敢随意离开工作岗位一步，农民工家庭多数不只一个孩子，如果停了工，他家里交不上学费的很可能不只一个学生。网上常见夸张的奴仆般的父母给潇洒时尚子女拖背行李的贴图，招来骂声，在这所普通高校里，我没亲眼见到。
就在秋季开学前的7月底，我在东北长白山区露水河镇林业局宾馆住过两天，中午晚上两个“饭点”，餐厅里很多人面有喜气，鱼贯而入两小时，又鱼贯而出，人人都喝得脸上红通通的，餐厅因忙不过来不对外开放。宾馆的人说每年这时候都连天办“谢师宴”。我问：都是哪的？回答：都是这街上的。我问：农村考上的呢？回答：下边？下边的就啥也别说了。我再问：毕业后有回来的？回答：费多大劲考上，还回来？回这瘪地方？夜里，当地电视台播一个节目叫“金榜题名”，学生的大头照片配在大红底上，每人停留几秒钟，下面列出考中的学校名称，一个接一个轮番不止。
一转眼，从“谢师宴”和“金榜题名”穿越进了大学的年轻人就探头探脑出现在身边。有关统计数字说，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一。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线名校”出来的学生就业才比较有保障，而在教育公平上始终处于劣势的小地方普通人家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比起20年前或30年前，现在想进入一线名校是难上加难，这一先天弱势者大多涌进二三线城市的普通大学。我们这海岛学校恰恰录取了更多的农民之子，按我的粗略计算，连续几年都超过一半。
农村生集中挤进非一线名校，很快会有失落感，他们发现身边太多的不如意，校内校外都看过了，和电视上网络上斑斓光鲜让人心动的生活差距很大，他们叹气啊感叹啊，后悔没考好，没进得了大城市名学校。其实，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存留着粗鄙肮脏的城乡接合部，从北大西门出去几百米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心不甘，苦熬了12年分明应该熬出更时尚更现代的好生活，打开电脑就能看见的那些“潮”，忽然发现其实离得很遥远，甚至比曾经的憧憬还远。他们短促鲜嫩的人生一开始就遇到不公，很多愤懑自然会滋生。
课上读了食指诗歌“相信未来”的一个中午，有个女生随我离开教学楼。她问我：老师你相信未来吗？我得实话实说，我说：我不信。她说：我信，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拼未来。这是个湖北姑娘，父亲在北京打工，老家还有弟弟在读书。和她分手后，我想到一年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他虽然每接到老家人的电话，都会叮嘱要供孩子读书，其实自己也知道这已经不是心里话，他家乡也在湖北，他们那儿称呼刚毕业的大学生“废人”：苦活累活技术活都干不来，做什么都不会，白花钱白念书，不就是废人吗？
进大学后才看了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
两年前我教过的学生卢小平来做客，他大三了，从大一起一直在肯德基打工。坐了两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说，我在听，说他在肯德基打工一年多的各种趣事，他骑什么样的电动车去送外卖，配有什么样的头盔，遇到什么样的顾客，善良的女人和无理的富人，平时怎样考核晋升，集体组织的旅游。他说，老师我这下知道了，“旅游”就是坐车到一个地方下车转一圈，再坐上车回来。这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在这次出游之前是没有过“旅游”的。我实在没想到，在一家快餐店里见到的琐碎细节对于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会这么盎然有趣。我问他晋升没。他说提前好几天就背题了，最后还是没考上。老员工提醒过要送礼的，但是卢小平说他不想“那样”，不想学那个，他说：这个我还是坚持，即使没录取也不抱怨。起身离开前，他忽然抱歉说：怎么全是我在说呀，说得太多了，耽误老师休息了。卢小平是带了礼物来的，两包当地的茶，非要给我。我说你怎么能带礼物呢？其实我不该说出“礼物”两个字，这让他有点不安，连说几遍：是我奶奶说的，看老师不能空着手，是看老师嘛。不知道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老人，不知道他老家江西是不是也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牌。我知道这个学生平时沉默腼腆，他来做客或者就是想说说话，自由流畅快乐地表达。两小时里，他一句都没谈到在学校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课。
连续做了五年问卷调查，关于课外阅读一项统计，被读到最多的是早已离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而一个大二学生说，进了大学她才看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接触的这个大学生群体，跨过了人生的18岁，已长大成人，在来大学之前几乎没有课外的阅读，他们的意识里灌满了教科书，甚至连中国乡间千百年来形成的乡规民约、最简朴的道德传输也缺失了，空了巢的乡间没有唠叨，没有戏台，没有族群间的温暖和约束，有说服力的可信赖的道德对他们是空洞状态。所以才有学生在看过好莱坞的《闻香识女人》后，说那个中学生很虚假，保送哈佛，这么大的诱惑谁能放弃，告密又有什么，要保护的又不是家人朋友。
年轻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一路混沌一路后退，只剩了本能，既有本能的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又有本能的趋利避害实用哲学，刀枪剑戟，该用哪个操练哪个，不觉有矛盾。
一个女生兴致勃勃去上海看世博，回来对我说，原来没怎么见过红绿灯，到上海吓得够呛，那么多人啊，很怕看错了灯。中国的12年基础教育，没有课文和老师告诉乡村的孩子什么是红绿灯，这类常识都缺失，怎么能去要求他们有完整的价值观和判断力？
毕业后再想做农民已不可能
曾经，讨论一条新闻，我问，如果你目击了一个事件，你知道事实，在需要站出来作证的时候，你是选择沉默还是说出真相。两个班的学生反应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里顿时安静，神情僵住，鸦雀无声。
下课后，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出来作证的人比死了的还惨。
另一女生说：我得问我爸爸，他让我说我就说。
而大二那个班级历来踊跃，听我一说，立刻有三分之一人攒动举手：要说真相！
我对刚放下手的他们说：请你们设身处地，我相信真的事到临头你们会害怕，当举手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这选择不难，而坚持正义必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本性里有害怕，同时也敬仰正义和英雄，和后者比，害怕更该是人的常态。现实往往以理想主义的失败收场，因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这个更真实，眼下的你们只要坚信，这世上是存在对和错的。
另一次，我在课上说“活着就是挣扎”，没几天，收到学生短信问，怎样才能找到表达“活着就是挣扎”的场景，她要赶作业。现在这同学已经毕业，曾经想回广西老家，在首府南宁找份工，离乡下的父母近一点，但她父亲不同意，说你不要回来，回来我们帮不上，你就要到外面闯，她在海口找了份工作。大学四年，父亲从不主动给她电话，父亲对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啥事挂吧。她一工作，父亲总来电话问这问那。她跟我说，这回明白活着真是挣扎了。
20岁，两手空空，看不见未来，这些在作业中自称“小可怜虫”的人，几乎被那个庞大而完全不可控的社会给吓着了。有人告诉我，接到一同学短信说：咱们俩一起去死吧。他就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还带点笑意。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嘛，所以我没搭理他。
9月，我买了几本书分发给他们自愿传递阅读，10月，有一本书已经默默无声地传回到讲台上，并没收到一个人的阅读反馈。读书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吃饭重要；义愤重要还是吃饭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他们正在努力向前看，发现看不到路径，而很多来自乡村的学生还没有意识到，一旦把户口迁到大学，再想迁回去做农民已经不可能，曾经他名下的土地被收回了：你念了大学，变成吃红本的，是国家的人了，户口只能落在镇上。出来四年，土地没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寒门是否出贵子，而是寒门无退路。他们是懵懂着靠本能长大的一代，没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他就心虚得很。在这种状态下，让他们选择无所畏惧地去捍卫理想，不真实，甚至不道德。至于想挤进公务员系统，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动那念头，那是一线名校的事儿。他们有份工就行，月月领薪水就行，与其让他们担当，不如先等他们找到饭碗。在“揾食”的过程中，等待担当的自然发生，让我看，几乎是必然会发生。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