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与经济5则范文

第一篇：我国政府与经济

摘要：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30年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经历了由政治职能为重心向经济职能为重心的转变；由偏重经济职能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的两个阶段。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大致经历了政府职能下属化、政府职能外化、政府职能弱化、政府职能分化、政府职能综合化的过程。政府职能转变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问题与缺失：即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准备与事先设计不足；政府职能转变囿于机构改革，难以突破体制的羁绊；注重经济职能调整，忽视社会职能、公共管理职能的建设，导致社会发展不协调；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制度保障；社会力量薄弱；路径依赖问题。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内容；

行政改革从政治职能为重心向以经济职能为重心的转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政府职能要从以政治职能为重心向“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的问题。1980年，国务院《关于经济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为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经过1982年、1988年、1993年，特别是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逐渐沿着市场化方向前进，完成了由政治职能为重心向经济职能为重心的职能转变。从偏重经济职能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进入21世纪，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工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政府职能从以偏重经济职能转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政府工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足：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继续抓紧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加重视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顺应了这种社会发展的需要，由偏重经济职能向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以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行政控制型的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的政府模式的转变。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分析概括起来，30年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大致经历了政府职能下属化、政府职能外化、政府职能弱化、政府职能分化、政府职能综合化的过程。政府职能下属化。我国在1988、1993、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主要集中体现在政府职能的地方化，即权利下放方面。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改变政府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能特征，政府管理职能尽可能地向下一级政府转移。下一级政府愈来愈多地承担了教育、科技、公共事业等公共职能，同时将一些具体的经济管理职能下放给企业与社会。政府职能的外化。政府职能的外化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及国际组织的职能让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介组织不断增加，社会管理的事物越来越多，单靠政府无法承担不断扩张的社会管理任务，因此政府的职能就必须向社会转变，使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具体的经济管理职能、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不断外移，企业与社会和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经济管理事务与公共事务，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由其自主经营。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此，政府职能的领域在客观上缩小了，这为不断减少政府机构奠定了职能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组织通过建立世界范围的生产体系，迫使政府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将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部分国际化，从而使政府向国际组织让渡部分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为此做的组织准备与职能的调整。政府职能弱化。在1998年、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注重政府职能由直接的管理到间接管理，职能转变的重点是弱化政府直接管理的职能。职能转变要求政府不断解放生产力，去掉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度的政府管制，这就必然要求政府调整机构设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放弃对企业乃至产业和社会的过细、过度的监管，并改变以行政命令的直接管理方式来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的现象，实行政府职能的整合，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在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上，这是促使政府部门实行大部制的重要动力。政府职能分化。2003年与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转向政府自身，主要是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即政府职能的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的分化。这两次政府机构改革开始涉及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政府自身改革最大的问题不是减少机构和精简人员，关键是要围绕推进政府改革的大方向，加强中央政府的决策职能与监督职能。只有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分离开，并相互制约，才能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政府职能综合化。随着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下移、外化、弱化与分化，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使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具体职能和公共事务不断外移，政府管理的职能范围不断缩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综合事务在政府事务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要求政府实施综合决策、综合执行与综合管理，以便加强对政府事务的综合协调与战略管理。因此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不断地趋于核心化、中心化和综合化。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实行大部制就是职能核心化、中心化和综合化的体现。纵观我国30年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与内容，笔者认为其特征表现为：政府主导职能转变。由于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后发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发展是赶超型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决定了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是职能转变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参与职能转变，而完全是政府出于自主意识的一种自觉行为，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是政府以自己为中心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整，即政府通过职能转变的形式来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这种自觉行为，使政府权力逐步地、有选择地退出经济和社会领域，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式明确政府权力运行的限度，从而实现政府与经济和社会的领域分离。由此决定了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内容。政府职能由功能性向结构性的转变。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是以政府的管理和规范为主体的，因而政府职能的功能是集权的、单一的、整体性的政府权能，政府职能在功能上突出政府整体的需要，政府职能的范围广泛，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政府职能的运行方式以政治性、行政性、直接性为主，同时政府职能的权能运行仅限于政府条块体系之内。通过30年的政府职能的转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即从传统的、单一的、整体的政府功能性职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职能转化，打破了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一元从属的结构模式，收缩和限制了政府职能运行的范围，建立政府与社会的二元职能结构，着力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国际组织、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经济性、法律性、间接性的职能运行方式取代传统的政府职能运行方式，建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结构。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界理解政府职能转变是有误区的，一谈到政府职能转变就会被理解为政企分开和权力下放。这种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它仅局限在对职能转变的功能性理解上，即把职能转变理解为简单的政企分开和政府内部的简政放权。而没有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局限于政府体系内部，而是要冲破政府体系，在结构上调整和重新规范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国际组织、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事业单位的权利关系，以政府职能在结构上的调整来保证政府职能的功能发挥。

三、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与缺失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由于其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可否认的问题与缺失。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准备与事先设计不足。纵观我国30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改革理论，也没有完备的理论支持，没有理论的前瞻性指导，没有超前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30年的改革，我国处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时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充满了新权威主义和市民社会理论的争论，但我们对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政府职能转变到什么程度，转变的方式与方向是什么，却没有清晰的认识，更没有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改革理论。这就造成了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随意性、反复性、成本高、具体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由于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没有理论的支撑与前瞻，每次改革均缺乏事先具体的设计，改革的基本程序没能遵守，本应事先设计职能，后建立机构，再安排人员，而在历年改革的现实中则是先合并机构与人员，再设计职能，因人设事，职能设计不科学，出现职能缺位、越位、不到位及重复设置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政府职能转变囿于机构改革，难以突破体制的羁绊。机构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物质承担者。我国政府职能的历次转变都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而提出并实施的，是以机构改革为切入点来转变政府职能。这就使政府职能转变仅仅囿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范围与内容，实质上限制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了功利性色彩，同时，也导致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彻底，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几乎每次政府职能转变后，政府职能机构的设置很不稳定，常常是职能转变中分开的部门在改革后又重新合并在一起；在改革中被裁减的职能部门在改革后又重新设置，政府职能转变则流于形式。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对行政权力格局的深层次的调整与制度设计，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超前性、引领性、深刻性的制度创新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创新的制度安排应指导政府机构改革，而不是政府机构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注重经济职能调整，忽视社会职能、公共管理职能的建设，导致社会发展不协调。由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的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历次调整均以经济职能为主，而调节收入分配、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强化危机管理的社会职能与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的服务职能相对较弱。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贫富差距大的重要原因。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制度保障。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解构和重建的过程。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旧有制度渐趋解体，一方面新的制度不断建立。只有保持制度解构和制度重建之间的平衡，政府职能的转变才不至产生紊乱。对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而言，随着旧有制度的瓦解，新的制度并未随之建立，导致制度真空的出现。表现为：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政府权力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行为的失范。如：大部制整合职能没有制度依据，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三分没有制度依据，因此政府机构行使职能的行为缺乏制度化和规范化，充满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缺乏法治基础，即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和法的精神来巩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而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来宣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未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如此，政府职能转变就容易流于形式。如，1988年撤销了国家经济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初以生产办的名义恢复了，1993年改称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98年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委，2003年又把它撤掉了。又如，能源管理职能，到底要不要有一个政府机构来统一管理，也经过了多次反复。1982年是行业部分设，1988年单设能源部，1993年恢复行业部分设，1998年降格为经贸委代管的行业局分设，2003年撤销所有的能源管理机构，2008年成立了两个机构：一是国家能源委员会，属于高层次议事决策机构；另组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可见随意性导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高成本低效率，也使得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随意性。社会力量薄弱。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壮大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一个社会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具有了足够的自主性和自治力，意味着社会自身的成熟与完善。由于社会具备了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能力，能够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与机制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因此社会对政府的诉求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体性力量得到充分发展，使社会形成了对政府行为的巨大约束力社会需求的增长固然是政府规模扩张的基本动力，然而成熟的社会系统同样也可以制约行政机构的膨胀与政府职能的越位。如果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我满足机制与功能，那么，它可以限制政府规模扩张的倾向。显然，社会自身的自我管理、协调和服务机制的缺失或者失效，才是政府规模扩张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转型的真正实现，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健全为前提，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以便承担起从政府机构分离出来的职能。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都不可能真正成功。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形态，国家和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社会严重依赖于政府，丧失了自主自治的能力。虽然，在30年的改革中，社会在不断成长，但是远没有达到社会自治的程度。在改革过程中，政府通过职能转变放弃了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但职能转变并不等于职能消失，政府原有的职能为新的职能所取代，而原有的职能必须有新的承担者。由于社会没有相应的力量和机构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这些分离出来的职能，反而增加了社会的混乱与失序，最终政府还是不得已要自己重新担起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因而使得职能转变的目的无法达到，反而重新陷入“精胀”的循环。可以说，这正是我国历次机构改革成效不大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对于我国而言，要使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使社会自身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路径依赖问题。政府职能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中，一定的制度产生后，后始的制度变革会对初始的制度安排产生依赖，即沿着初始的制度变迁路径走下去，这就是制度的惯性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同样，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具有路径依赖问题。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都是在原有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上理顺关系的，而不是从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创新管理模式角度来理顺关系。现有的行政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其弊端是每一级政府都是大而全，职能配置上下一般粗，机构设置上下对口；各行业系统又是封闭运行，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身，各自为政，权力很难制约。这种集权体制强化了等级制，虽然有利于上下管理的控制，但弱化了权力的制衡关系，忽视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管理差异性，以及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作用的区别。因此在原有体制中进行职能转变，只能是关系的调整，而不可能产生制度的变革与跃迁。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出现反复的原因所在。综上所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与内容是十分艰难与复杂的。尽管政府职能转变是艰难而复杂的，但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终将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责任编辑：于健慧）行政改革38

第二篇：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1］郭志刚.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EB/0L］.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2006-2-5.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

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宾这些掉进陷阱的国家都是人口增长太快的国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够的人口。让农民工承担两部分人确实不公平，但是假定在农村设立基金，与城市划分开，问题更大。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三场专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讨论内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探索

刘从龙（中国劳动部农业司）

中国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超过3:1，如果加上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各种价格补贴，达到5:1或6:1。由于农产品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两方面的影响，农民收入不稳定，尽管免交农业税，由于农业资产资料和农药化肥涨价抵消了。我国农村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计划生育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两方面影响，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高出1-2%。农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占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年轻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弱，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我国80年代中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个县不同程度地展开。尽管覆盖面广，参保农民数量少，目前约5400万。1997年曾经达到8000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农民退保了。基金总量不断增长，目前为260亿。205万农民已经领取养老金，2004年支付保险金20亿左右。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不同。筹资方式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给部分补助，国家给政策扶持（城镇以企业缴费为主）。但事实上，国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落实好。管理方面，农村养老保险完全采取个人账户制，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城镇采取部分集体统筹部分个人账户），以县为单位进行核算。发放养老金时，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金额和运行收益确定发放标准（城镇有一个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不是强制实行。

对目前工作开展情况举几个例子。山东省烟台市是最早开展农村养老保障的地区，98%农民参保，基本上每年缴费一次，金额从最初的20-30元钱增加到现在的300元钱，已积累基金16亿，有14万农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月领取80元。江苏省苏州市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金额达到农民缴费的50%，实行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北京市今年决定每年拿出5000万财政支持农民参保，大兴区每年拿出1400万。

不发达的地区中，安徽省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对农民养老基金给予2%的利率补贴。新疆自治区的呼图壁县，农民参保后可以用缴费证办理小额抵押贷款。因为农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险证进行抵押可以解决农民小额贷款的抵押问题。操作上通过银行办理，到现在为止八年多来没有发生过一笔不良贷款。

农村养老保障还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非常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老的时候不能把土地卖掉。而且农民年老后失去劳动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农民保险，是不完善的体系。商业保险等设想仍需要具体规划。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收入中应该有农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解决基金增值而不能丢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经济发达和城镇化较快的地区为重点，以非农就业和收入稳定的农民和重点群体，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包括两个重要群体：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全国有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无地、无业、无创业资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应该适应农民工特点能够带走，而不像现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损失，也不是以农民工补贴城镇。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若干东亚经济的作用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亚奇迹不仅收入水平大幅增长，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人口和资源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人越多，消费的资源和环境越多，从而产生悲观的看法，出现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发展理念，应该在非洲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获得经济的奇迹；而事实上发生奇迹的恰恰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地区。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并高速增长，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也迅速增长，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国的50%，台湾和韩国30%左右（中国正处在这些经济60年代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杨（Young）对亚洲四小龙进行研究后，认为它们的奇迹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大幅增加。同时他强调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非农和制造业就业都得到快速增长。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与同期的拉美国家和OECD国家比较没有太大区别。

克鲁格曼（Krugman）引用了杨（Young）的资料并自己对亚洲的观察，认为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区别，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亚洲四小龙还不到美国50%，日本实际上有很大的技术创新，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增长，而亚洲四小龙没有。

世界银行对亚洲经济的全面回顾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亚洲经济奇迹的发生。一方面存在高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采取好的政策，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从人口学角度，东亚奇迹发生于人口快速转型时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解释人口变化；人口经济学家也用人口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扶养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东亚经济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增长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出生率非常高，失业率很低。储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资本拥有量迅速上升，体现为高投入。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改进教育、健康医疗措施，另一方面有劳动力政策支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以日本为例，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均出现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些问题。日本70年代建立了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由于人口转变产生了养老金账户危机，并引发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后日本经济低迷增长。

人口既是消费者来，也是生产者，人口转变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和宏观经济相互影响。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到来，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个非常态的政策。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理由，应该恢复到常态。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后人口老龄化会比较严重，应考虑对生育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经济，当时希望通过减少生育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加快经济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局面，产业结构需要进行升级，不然经济将停滞。

人口学的重点应当放在人口质量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占GDP比重低于很多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政府要发挥更多作用。并要鼓励公平竞争，创立一个鼓励研发和创新的制度环境。

人口下降就业率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会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下降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短期内多生孩子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却会制造很多需求，中国人都愿意为孩子花钱。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欧洲和日本，欧洲失业率较高，日本失业率虽低，却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带来高就业率。国内低生育率的地区也不一定是高就业率的地区，上海人口多年负增长，失业率大约11.9%，在全国前列。

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两种解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

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储蓄率没有下降，目前超过40%。中国家庭调查表明，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养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是社会储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日本也是如此，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消费始终推不动。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不能增长，今后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对技术进步没有决定作用，芬兰人口非常老龄化，科技创新能力却在世界前列。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确定的。如果替代率不变，不缩减退休职工的福利，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赡养率成正比。医疗费用的上涨和老龄化是相关的，上海非常明显。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险资金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美国风险基金的50%来自养老基金。

对城市化的影响分两方面。移民的主体是年轻人，年轻人减少可能减慢城市化进程。移民减少，城市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目前城市对外来劳动力进入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内生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些制度可能会改变，城市可能会更欢迎农村人口进入。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减小城乡差别。政策上建议逐步放宽生二胎逐渐恢复常态，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着重考虑农村人口的老龄保障问题。

自由讨论

王国强（国家计生委）：

我国70年代以来开展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贡献和改革开放的贡献是相提并论的。人口政策不等同于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生育数量问题，还有人口素质、结构和迁移问题，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问题的政策。

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20多年，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议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预测2010年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3.7亿，2020年控制在14.6亿，2033年左右达到15亿左右的峰值。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十一五期间需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地区间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生育率还比较高。我们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众的生育意愿。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间进入婚育年龄，会形成一个小高峰，1亿独生子女和部分单独可以生两个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应该采取缓渐变的方式，逐步针对不同人群进行调整。上海人口已经十几年负增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宽，会带来很大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学生涌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海的老龄化问题。

张二力（中国人口学会）：

现在各省新规定是双独生两个，农村单独生两个。这一政策对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间没有太大影响，影响到2010年后才开始体现。生育和就业之间有时间差，现在生的孩子2025年后才会能进入就业矛盾。2025年以前就业压力比较大，2025年后劳动力以每年900-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复到生两个孩子至少要15年时间。有很多技术上的准备工作要做，也要从计生干部工作的角度出发，才能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

第三篇：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交往

1、工业化、信息化

2、党员队伍变化

随着对外开外日益扩大，国际交往更加频繁，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没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乘机而入，与传统封建主义糟粕、官僚主义固有弊病和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汇聚的，对人们政治关念、思想道德、生活方式带来冲击，主义膨胀。

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交往密切，西方对敌势力渗透和破坏加剧

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鼓吹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

一切”，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工作对立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社会主义 建设的各项业务工作，严重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把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了歧 途。这个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是极端重 要的毛泽东分层教育，整风高级干部开始，“朝着目标往前走，跟着时代一起走”。

第四篇：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

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

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

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

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宾这些掉进陷阱的国家都是人口增长太快的国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够的人口。让农民工承担两部分人确实不公平，但是假定在农村设立基金，与城市划分开，问题更大。

第五篇：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摘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出发点以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基础，浅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提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经济社会 发展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推进改革与发展。这是我国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和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过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观进行深刻反思，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矛盾和新任务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战略性的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对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科学发展观建立在人本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础之上，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使社会在经济的带动下全面进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优化发展。

1、坚持以人为本放在首位。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我国无论是继续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还是继续实施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四个战略，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离开了人民群众为本，实施什么样的政策都是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的，也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2、进一步做好“五个统筹”的工作。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的要求。（1）统筹城乡发展，在于如何破解“三农”难题，重要的是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2）统筹区域发展，一是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二是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三是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解决好经济发展这条“腿”相对较长，社会这条“腿”相对较短的问题。（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核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大力提倡发张循环经济，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的促进现代化建设，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方针，把利用外部有利条件与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

3、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动力是改革，目的是发展，稳定的前提是改革和发展；同时，只有在改革和发展下才能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就是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和发展。一是要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好改革的动力作用；二是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是要继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和配套完美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当前，国际形式日益明显的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国内形式发展也比较快。因此，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重大战略，另一方面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又必须适时调整和晚上这些战略。与此同时，要做好实施每一个战略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配套工作。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1.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得到有效转变。目前，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与生产规模的外延式扩张，与国际水平相比，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的“三高三低”的增长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我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的固体废弃物要比发达国家高出10倍以上；2003年我国消耗的原煤、铁矿石、刚才和水泥分别占世界消耗量的31%、30%、30%和40%，但创造的产值不足全球的4%。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自然、社会、经济资源大量消耗的同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因污染产生的社会冲突问题凸显，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健康受损等，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2.公共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社会发展长期滞后。26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倍，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如，在教育领域，93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但这个目标至今都未实现。由于教育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低，导致农村学生的辍学率和流失率偏高，有些地方辍学率高达10%。另外，03年的“非典”也暴漏出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统计显示，2000年国家卫生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71%，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中国排名第188位。社会发展“短腿”的状况，折射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3.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该建立在发展的起点、发展的机会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相对公平上。由于多种原因，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发展总会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减少，相反还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如，占我国人口总量超过60%的农村，农业创造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宗旨的15%。再比如，1978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6.8%，比东部地区低了37.7个百分点。这种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巨大反差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4.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未能得到保障。在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中，一部分群体如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下岗工人、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等哲学在计划经济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产业工人和为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在社会变迁和利益的调整中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也未能从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中得到对等的补偿。利益的失衡导致心理的失衡，加之又缺乏有效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家具了社会冲突，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5.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总体上来看，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1亩，生物多样性锐减，乱砍、乱挖、乱采资源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同时，生态环境形式严峻，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4%，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高达62%，沙漠化徒弟面积大刀38.57万平方公里；大气污染十分突出，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超过三级标准，酸雨区占国土面积的30%；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率不到一半，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不到10%。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加剧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三，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从传统的发展观转到科学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审视发展观的演变可以发现，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天然合理的”这个新年的前提之上的。这种观念认为，只要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总比发展的慢好。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知识“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的问题却毫不关心，社会发展理论也仅仅被堪称知识研究社会“如何发展”的“科学”，却忽视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论、目的论问题。人们之所以本能的相信“发展是天然合理的”，是有其历史性基础的。自然界不能为人类提供现成的生活资料，人类只有依靠对自然界的改造才能生存。离开了发展，人类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这一信念就成了支配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自然成了人类评价一切的终极尺度了。但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由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各种困境和危机面前，人类面对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了，而是如何使我们的发展持续下去，以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生存下去的问题。这时，发展的“天然合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表现出巨大的危害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那种以毁灭地球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而是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四、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

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离开了相应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取得明显进步，但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跳腿短”的问题。我国的五年计划，原来叫“国民经济计划”。20年前改称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可是民称的更改不等于内容的更新。如果把更名后的各级“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作些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都是经济重，社会轻，都是讲经济头头是道，讲社会囫囵吞枣。针对我国经济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用“五个统筹”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改变目前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情况。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发展经济，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动力。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科学发展观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比较和借鉴[J].华东经济管理，2005（1）.[2] 赵长茂.找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着力点[J].瞭望新闻周刊,2003(28).[3] 陆学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6）.[4]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R].[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