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2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提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 法制现代化 特征 法治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 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 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 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 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 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 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 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 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 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 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臵半虚臵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 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臵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注释:
*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 同上,第110——111页
第二篇: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Script>内容提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 法制现代化 特征 法治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
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
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 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
第三篇: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十八大以来四个月已有21位省部级官员及一大批厅局级官员因违纪落马,伴随着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和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等人的下台,中国的改革道路逐渐向深水区蔓延。与此同时,一系列制度建设已经开始。比如,“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制度化的中央巡视,渐成常态。重拳反腐令外界看到了习近平对澄清吏治的坚定决心。这一轮反腐风暴呈现出处理过程快速、信息公布及时、注重网络监督等特点,取得了显著效果,赢得了民众的肯定与支持。也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
——摘自新闻
腐败问题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积极探索惩治腐败的有效道路。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主席的铁腕反腐在中国社会乃至国际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热切拥护主席反腐政策,反腐取得了卓越成效。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由来已久,众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使腐败一直停留在表面,如何根除腐败,保证中国社会良好有序的运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要想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先要了解腐败产生的原因,现阶段,中国腐败问题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国的社会环境
A.历史因素
腐败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难以避免的受到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与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影响。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使中国社会官僚思想根深蒂固,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影响甚大。千百年来的儒家文化受到多次冲击,现代文化良莠不齐,导致传统文化的碎片化,造成信仰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引入使人们价值判断出现偏差,世风日下。
B.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诱发“拜金主
义”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市场经济的自主性易引发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冲淡人们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C.政治体制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利的高度集中,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权力的滥用;政企不分,权力运作错位;干部人事制度暗箱操作,透明度低。
2.人性弊端
腐败是人类本性的缺陷,自私贪婪的人性是产生腐败的深层次“基因”。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与“为公本质”发生斗争,权力的内在斗争导致了腐败;道德素养是产生腐败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供职人员的素质及构成关系着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纯洁性,我国历史上一些传统的道德准则与风俗习惯也对腐败现象的滋生产生了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需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反腐道路进行了摸索和尝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邓小平再次指出:“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党的十三大提出反腐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思想,总结党内反腐斗争的经验,对党员进行教育,严肃党的纪律。党的十五大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反腐倡廉的工作被摆到了稳定党的首要位置。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反腐倡廉的实践经验,把握我国新形势新时期反腐倡廉的现状的基础上,加大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了遏制。2007年,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的讲话时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念。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与一定的影响,如礼尚往来。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党的十八大更是将反腐放在了重要位置。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反腐道路,要将反腐工作落到实处,推动改革走向深水区,需要我们做出更多努力。
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坚持将反腐倡廉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格局。
2.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开辟新型监督渠道,充分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有效反腐。
3.政府机构及相关企业工作透明化。建立阳光型政府,明确各机构职责,做到政务公开,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4.建设学习型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官员素质,保证党群组织及队伍的先进性,减少腐败的滋生。
5.完善人才选拔机制,注重人才培养。从源头控制腐败,减少腐败现象。
6.建立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升道德素养,在意识层面杜绝腐败。
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出真知,走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需要我们每个人为之付出努力,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做到正直廉洁,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开透明,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反腐之路,任重而道远。
第四篇:浅谈我国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专题
浅谈我国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十七大学习报告体会
摘要
本文从中国以往的农业现状入手,简单的分析了中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并联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现今中国农业提出新的政策和方针,如阐述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农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滞后也引起了国家的积极关注,给农民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都投入了更多的支持。
那么,应怎样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呢?
二、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从农业的经营模式看
中国目前大多数地方仍然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模式,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这是中国上个世纪制定的政策,一直延用至今。无可否认,这种政策在制定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这种模式因为其经营的灵活性不足和低效性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经营走向困难。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物价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这就要求农业的经营策略要全局考虑,制定合理的生产结构,并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及时改变生产的品种和数量,经得起市场的跌宕起伏。而小农经济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来决定生产什么,而且产品非常单一,结构很不合理。这样可能在短期内收益会比较明显,但是由于盲目的大量的生产,该产品的市场很快出现饱,价格迅速下降,收获不到好的收益后经营者们只能又再投入大量的资金去经营新的目前市场上走俏的产品,再次走上追逐—>失利—>转营的怪圈(其实转营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好的收益,因为农业的生产周期通常比较长,等到转营后有产品产出是时候那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了)。这严重影响了本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长期还会影响生产者生产的积极性。
(2)从生产过程看
中国目前大多数农业生产还停留在粗犷的低级阶段,科技的投入很有限,导致中国农业面临以下尴尬局面。
首先,农业产品的产量不稳定,经营者靠天吃饭。农产品的产量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而目前经营者的技术不足以趋利避害从而达到稳产,往往就是风调雨顺是年份产量好,收入相对就高,反正不然。上面提到:大年的时候所有的经营者都获得大丰收,但是供大于求,价格上不去。小年时候收成又不好,所以,经营者辛苦一年下来,除去大量的化肥、农药等的投入后,最终能落入经营者口袋中的钱就不多。
其次,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市场竞争力弱。中国目前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还很低,特别是西部一些地区那就更是如此,生产率自然就难以跟那些农业发达国家的相提并论。生产率低带来的问题就是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还有,由于生产技术粗糙,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使得我们的农产品在质量上也得不到保证,从农产品农药超标的报道的频率就可见一斑。在市场经济前提下,产品性价比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产品占有市场份额的多少。据调查:我国果品中优质果仅占总产量的40%左右,能达到礼品果标准的产品只占总产量的5%左右,大量为中下等果,特别是外观更差。又据调查:进口苹果平均到岸价格大约为3.90元/公斤,柑橘为4.00元/公斤,香蕉为1.90元/公斤,与我国同类水果批发价格水平相当,但整体质量明显要高。价格差不多,质量比不上别人,为求得生存我们的产品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卖出去。其实,目前市场上进口水果的零售价是同类国产水果的2倍甚至更高。
最后,就是农产品的存储和保鲜的技术问题。这影响了我们的产品市场的开拓,销量难上新突破。
(3)从营销策略看
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往往只顾大量盲目的生产,而不参与生产完成后的销售问题,造成产销脱节。这样生产者就不能及时的掌握市场的信息,根据市场细微的变化来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有时候产品的滞销不是因为供求失衡的原因,而是营销策略的问题。
传统的经营者忽略的还有品牌形象是树立。一个好的品牌形象就是一分巨大的无形资产,是销售量的一个好的保证。然而农产品市场上还难找到很受消费者青睐在消费者心目中有一定地位的本地农产品品牌,即使有,很有可能又出现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没有把好质量关,从而导致品牌形象的下降,自己砸自己的招牌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产品市场上交易多数都是初级产品,没有注重产品的价值的进一步挖掘——缺少对产品的深加工。对产品的深加工不仅可以提升产品自身的附加值,更加可增加产品的多样性、拓宽市场、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农业道路与十七大
一般认为,世界范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演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启动的。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各国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不同,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也不同,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如美国、加拿大等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它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凭借发达的现代工业优势,大力发展农用机械取代人力和畜力,通过扩大单位农场种植面积和经营规模,提高农产品的总产量。二是如日本、荷兰等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它们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要目标,把科技进步放在重要位置,通过改良农作物品种、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增加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等措施,提高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三是如法国、德国等土地、劳动力比较适中的国家,它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为主要目标,既重视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又重视科学技术推广应用。
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史表明,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都非常注重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唯有从实际出发才是取得成功的正确选择。
实现农业现代化在我国也并不是一个新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但对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其基本内涵是什么等问题的认识,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综合国内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基本国情,可以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作如下概括: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这样来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科技贡献率低20~30个百分点。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科技和装备、适度集中土地和强化组织管理等来提高农业效益。第二,现代农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市场提供商品,实现利润最大化。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均较低,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第三,以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我国有2.5亿左右农户,不仅数量多、规模小,而且结构、行为相似,要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衔接非常困难,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举办多种形式的龙头企业,使农民真正享受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利润。第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如果吃饭问题解决不好,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将难以持续进行。因此,必须把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议
1)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2)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3)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使耕地向农村种田能手和专业大户集中,逐步实现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09710 张梦雨
参考文献:
【1】新华网 《十七大报告解读》
第五篇: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姓名:林海英学号:211211118专业班级:工程管理2班
关键词:中国特色、现代化、形势、体系
摘要:农业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领域,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实现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的预期目标,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这既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重大任务。必须立足国情农情,顺应时代要求,紧紧围绕“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这一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破除体制和观念障碍,大胆探索实践,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新成效。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新形势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总体部署,我们应充分认识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形势,深刻把握内涵实质,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一、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形势
当前,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工农城乡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但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和短板。目前,农业劳均GDP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
5、第三产业的1/4,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效益低,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不仅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还会削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建设大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业。新阶段,需要更加关注“四化”相辅相成的关系,利用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依靠工业化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依靠信息化来加大科技支撑,增强市场竞争
力;依靠城镇化来吸纳转移人口,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现代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四化”同步打下坚实基础。
2.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要求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水平提高和消费水平提升,我国农产品需求将持续增加。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将达到1.4万亿斤,而且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一方面是农业的基础薄弱、物质装备水平不高、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较低,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另一方面,农业的粗放式发展又伴随着耕地和淡水资源紧张、投入品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发展质量不高、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不断凸显。要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满足人民群众吃得好吃得安全的利益诉求,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注重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3.融入全球农业一体化,要求增强我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全球农业产业分工深入发展、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给我国农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出口优势农产品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效益,适度进口农产品弥补了国内农业资源要素的不足;另一方面,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农产品进口规模增加、品种增多,农业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不断增长,2013年,农产品进口额达到1180亿美元,逆差509亿美元,我国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20%。新阶段,需要更多地从全球范围思考我国农业的战略定位,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棉油等大型企业,不断提升我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4.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重要时期,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加快调整,农业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6亿,如何应对日本等国家出现过的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
民老龄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生产仍然受到高度细碎化的小农经营模式制约,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抵御日趋复杂的市场风险,必须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二、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体系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内部机制创新和外部环境改善,着力构建和强化支撑体系,加快农业转型升级。
1.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织保障。一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做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探索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进一步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能。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积极稳妥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积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三是加快构建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农业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
2.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适应农业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趋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是夯实第一产业发展基础。根据农业资源禀赋,积极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种养业。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农机制造业。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积极发展食品、医药等产业,以及加工装备、农机装备制造业等。三是加快发展农业服务业。着力发展生产环节服务业和流通环节服务业,拉长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价值和竞争力。
3.现代农业物质装备体系。物质装备体系是现代农业最重要的硬件支撑。一是大力推进机械化生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突破丘陵山区和设施农业区等特殊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瓶颈。二是跨越式发展农业信息化。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农业,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和市场营销等领域和环节的信息化,使现代农业朝着信息农业、精准农业方向发展。三是加快用物
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标准化生产、智能化作业、精细化管理,真正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4.现代农业制度保障体系。这是建设现代农业的软件支撑系统。一是现代农业政策支持体系。着力健全完善投入、补贴和价格三大核心支持政策,不断强化农业政策支持力度。二是现代农业法律保障体系。推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制度化、法律化,尽快制定《农业投入法》。加强农业产业安全保护立法,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三是现代农业金融保险支持体系。创新金融支农政策,重点发展面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农业保险风险保障水平,增强现代农业抗风险能力。
三、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措施
着眼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适应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针对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应着力完善以下政策措施。
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农田污染治理工程,开展农田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治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南方丘陵山区重点搞好山坪塘堰清淤改造和末级渠系建设,平原粮食主产区重点抓好小型泵站等提灌抗旱设施建设,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重点建设节水灌溉设施。改善相关公共基础设施。加快农村电网改造、乡村道路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2.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实施高产种业科技攻关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围绕提高农产品产量开展科技攻关,努力培育出更多类似超级稻这种突破性的高产品种。实施粮食增产模式攻关工程。以机械化为载体,深入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对薄弱环节和技术瓶颈开展科技攻关,集成组装区域性、标准化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实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研发工程。着力开展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节地、节水、节药、节能和节劳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加大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完善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制度,与农户承包地面积挂钩,并建立稳定增长机制,调动普通农户种粮积极性。设立粮食规模经营补贴,与实际种粮面积挂钩,重点向种粮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倾斜,调动规模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构建价格支持体系。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保持粮价合理水平。探索建立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和差价补贴制度,保障农民务农种粮收益。加大产粮大县奖补力度,调动主产区抓粮积极性。
4.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新型经营主体扶持政策。针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扶持政策重点。发展初期帮助解决信贷担保、基础设施、土地流转、设施用地等问题,成长成熟阶段帮助解决质量安全、品牌建设等问题。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要加强监管,坚决禁止非农化,对非粮化行为也要加以引导。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确立新型职业农民标准,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使农业成为“进入有要求、经营有效益、收入有保障、职业有尊严”的行业。建立高素质人才回流农村机制。支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投身现代农业建设。
5.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重点实现以下突破。健全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土地物权保护,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分离机制,完善继承、转让和退出机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深化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改革,支持发展各类为农服务组织,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服务,加快构建多元社会化服务体系。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创新农村抵押担保机制,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试点。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总之,只要坚持不解地加强新型农业基础地位。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这一目标要求,是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解决温饱向全面小康转变的过程逐步完善起来的,是对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五个方面有机统一、密不可分。准确把握这个目标要求,并落实有效措施,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顺利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2014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