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第一篇：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肖世杰

在中国监狱史上，尽管关于监狱条件之恶劣、罪犯命运之悲惨、狱吏待囚之残苛，史籍多有记载与描述，可谓史不绝书，历史上亦不乏约法省刑、恤囚悯犯之思想与实践，但正式系统地倡导改良监狱者，却少见发生。

被沈家本誉为“监狱学巨擘”的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曾经几度考察过欧美狱制，其后得出结论认为，上流社会措意于监狱之状况并表达高度之同情是欧美狱制进步最重要的原因{1}。这个论断虽是其考察欧美监狱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对于评价中国近代的监狱改良思想之滥觞与兴起，亦未为谬。

中国历史上监狱体制之残苛与沉闷局面即是由上流社会官员率先打破的。1901年8月，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联名向清廷上奏了著名的《变法三折》[1]，全折痛陈了当时司法之残苛、监狱之庾毙并提出了改良司法、修理监羁等九项大开风气的主张。紧随其后，1902年底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又向朝廷上书了著名的通设罪犯习艺所的奏折。以这两份奏折为先声，其时适逢清廷变更图张厉行新政。于是，中国近代之监狱改良由是展开，与之相伴而行的中国近代之监狱改良思想亦随之蔓延并逐至兴起。

清末的监狱改良肇始之20世纪初期，正是西方社会大力倡导刑罚改革和监狱改良之时，其时欧洲国家久经启蒙运动之浸淫，刑法近现代化早经完成，重刑主义不断受到唾弃，肉刑、死刑渐次得到废除，教育刑论甚嚣尘上，倡导监狱改良之声因是不绝于耳。

如果将西方近代监狱改良思想从特征与时间上理解，则基本可将其作如下分界：一是基于人道角度的监狱改良思想（从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二是注重感化教育手段的监狱行刑宗旨的转变（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2]。正是从近代西方监狱改良思想的这两个特征的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在清末时期所出现的监狱改良思想即已初具西方近现代监狱改良思想意义上的现代性[3]。

一、基于人道角度的监狱改良思想

与西方国家一样，最先在中国出现的监狱改良思想也是从仁慈与人道角度提出来的。关于仁慈、仁政、人道、怜恤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中不难寻见，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向来讲求这种仁政和人道的思想。不过，历史似乎注定其具有悖论性，对礼仪的强调过度同样可能导致不惜一切代价来对这种礼仪予以卫护，而忘却了其手段本身对礼仪的背戾。因此，中国的政治现实一直便是“百世沿秦”，名儒实法，法家的法、术、势大行其道。在中国古代的司法中，盛行的往往是“重典治世”、“杀一儆百”以达致“辟以止辟”、“刑期无刑”之效的重刑威吓主义，尽管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居主导地位。不过，亦缘于此，在中国历史上，从仁政与人道角度对司法黑暗、施刑无据、监狱庾毙予以猛烈抨击的也就少而不少了。自19世纪中期中国的海禁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问的主动或被动交流日渐增多，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无论从声光化电还是文物典章方面，均有日益加深之势。受西方人权思想等启蒙观念之强烈刺激，有感于中国监狱状况之惨无人道，蛰伏于国人心中的仁政观念终于得以宣泄与释放，并日渐以各种方式得到表达。在监狱改良思想方面，前述的开时代之先河的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会奏的《变法三折》关于“恤刑狱”之篇章中从头，至尾都洋溢着热烈的人道主义气息。该折后来在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的议覆后，马上即得到清廷的谕允（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旨云：昨据伍廷芳、沈家本奏议覆恤刑狱各条，请饬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清查监狱、羁所等条，业经降旨依议，惟立法期于尽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实心，力除壅弊，庶几政平讼理，积习可回，颇闻各省州县，或严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动辄株连，传到不即审讯，任听丁差蒙蔽，择肥而噬，拖累羁押，凌虐百端，种种情形，实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原以矜恤庶狱，务伸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告诫。著该督抚等严饬各属认真清理，实力遵行乃随时详加考察，偿有阳奉阴违、再蹈前项弊行者，即行从严查办，勿稍回护瞻徇。其各勤求民瘼，尽心狱讼，用副朝廷恤下省刑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2}。

上述谕旨的发布，虽然还不能说给当时严酷任性、残酷凌虐的司法现实敲响丧钟，但对当时的司法官员来说，却无疑敲响了警钟。从此后的有关司法监狱改良的奏折和主张中，基本均可见到对上述谕旨精神的引申发挥，从人道、怜恤的角度阐述司法监狱改良之必要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清末监狱改良很大程度上迫于收回治外法权的压力而启动，但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有了超越于这种危机意识的自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其实质是为了袒护其本国国民在华的有关利益，而丝毫不是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认为中国法律过于严厉、不利于保护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而需要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必要的干涉，其在中国的恶行即充分暴露了它的真实嘴脸。实际上，西人在中国设立的监牢，对中国人亦是百般凌虐，对囚犯更是恣意施刑，其残苛程度较之中国监牢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国人对西牢“人言啧啧，近年以来，监毙不少，华民无不视为畏途”{3}。而且更有甚者，西人还在中国别设监牢专门羁押华人，且“颇有连枷镣铐等刑，庾死者不报华官”{4}。因此，刑部认为，进行监狱与司法方面的改良，就不止是从抽象意义上出于收回法权之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能为国人争回司法上的人道待遇！这无疑是一种较为深刻的自觉，是一种既为“主权”更为“人权”意义上的自觉！为此，刑部认为，必须对中国的刑章进行改革并对监狱进行改良，设立习艺工厂，而不能对审判后的罪犯以借禁西牢来作为苟且权宜之举，以免“徒来外人残酷之讥，驯至外人之待华民更加残酷而不恤”{4}。

此外，这种基于人道角度阐述监狱改良之必要性不止是官方，民间对于监狱改良的人道意义，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自觉。《东方杂志》第8期中《监狱改良两大纲》即是一例。作者首先认为，我国监狱素来黑暗，因而改良工作刻不容缓。一方面，如不改良监狱则外人将会认为我国司法野蛮而不服我法权，因而不能撤废领事裁判权。但是，作者认为这只是监狱对外的一方面而已。作为对内的方面即内政之重要的一部分的监狱，其事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名誉，同样非同小可，不可小觑。作者认为，“外国人不居黑暗监狱，岂本国人遂无所不可欤？方改良监狱，岂未拒回领事裁判，遂听其污秽不治欤？”因为，如不对监狱条件进行改良，则“罪大恶极者，擅作威福；鸣冤求直者，苦海沉沦”{5}。

二、注重感化教育的行刑宗旨

若从思想渊源上说，感化教育的行刑理念同样也可在中国传统中追溯到思想根源。传统儒家所抱持的正是尚德缓刑、德主刑辅、教本刑用的刑法观。孔子早就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即是说，统治者必须注重礼义教化，注重以德化人，而不能一味倚赖刑法当作主要的统治手段。不过，在中国传统法制理念中，有罪必罚、有罪重罚的报应主义和杀一做百以达到“辟以止辟、刑期无刑”的一般预防主义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重刑威吓主义一直居于主流地位。此外，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五刑制度（笞、杖、徒、流、死）基本也不太可能孕育出教育感化的行刑思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刑之下，难言教化”，教育刑与自由刑是结伴而行的。尽管清末士人亦频频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之“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寅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与西方教育刑论强作附会，但“此皆中国古典旧章，与西法无涉”{6}。中国最早出现西方意义上之教育刑论乃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

在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上奏的《变法三折》中有关于“恤刑狱”的建议中已初显教育刑论的影子。该奏折中所倡导的“教工艺”、“改罚锾”“、派专官”所注重的即是针对有利于改造犯罪人使之易于复归社会的一些措施，用刘、张的话说就是“教工艺则盗窃可稀少，改罚锾则民俗可渐敦，设专官则狱囚受实惠”。但是，这充其量也还只能算是一些散碎的思想火花，其思想的系统性当然不能与稍后由山西巡抚赵尔巽提出的在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的主张相比，在其奏折中，赵氏从分析当时盛行的军流徒等传统刑罚的弊端出发，继而认为，随着社会情势之变迁，传统军流徒等刑罚早已失去其原来的本意，因此这些刑罚不但浪费了国家押解囚犯的费用，也不利于惩罚犯罪人和改造犯罪人，而且更有甚者，这些犯罪人一旦逃回往籍后往往“益得彰其凶横，罔知畏惮”，而难免危害更甚。基于这种司法现实，赵氏建议，在各省设立罪犯习艺所，将命盗杂案遣军流徒犯，经审判后就地收所习艺，“酌定一定年限，及有无悛悔有无切保后再行释放”[4]。

如果说赵尔巽的上述精神开启了中国近代监狱行刑思想之门的话，则“中国监狱学之父”沈家本则对中国近代的行刑思想予以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充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在一份向朝廷上奏的改良监狱的奏折中，沈氏在中国监狱史第一次提出了设立模范监狱的设想。他认为，“严刑厉法可惩肃于既往，难望湔祓于将来”，因而必须专门设立监狱来对犯罪人施以教育和教诲，使其改恶迁善{7}。沈家本一直是一位坚定的教育刑论者，他在为董康翻译的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的《监狱访问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重点阐述了其监狱行刑思想。在该文中，沈氏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监狱的功能：“监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然后他引用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中关于古代的狱理的考证，“三王始有狱：夏日夏台，言不害人，若游观之台；殷曰■里，言不害人，若于闾里；周日囹圄，囹，令；圄，举也。言令人幽闭思愆，改恶为善，因原之也”。由此，沈氏得出结论认为，古人设立监狱的宗旨本不是“苦人辱人”，而是“将以感化人”的场所。只是后人不明此理，转而尊奉武健严酷之风。紧接着沈氏又将中西之狱理进行比较：“试举泰西之制，而证之于古：囚人运动场，既古人游观之意也；衣食洁而居处安，即古人间里之意也；有教诲室，以渐启其悔悟；更设假出狱之律，许其自新，又古人幽闭思衍，改善得原之意也”。于是，通过如上古今中外之比较论证，沈氏认为，中国与西方之狱理原本就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只是无人推究而已，中西监狱都不是苦辱惩罚罪囚，而是感化教育犯罪人的场所{8}。

此外，沈家本还特别注意到对幼年犯罪的感化教育。他认为，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幼年犯罪，不能对之处以刑罚措施，即不能作为刑罚的主体，而只能作为教育的主体，对其实行教育和感化。而且，这种教育既不能在监狱完成，因为监狱容易使人交叉感染而“熏染囚人恶习”，以致“将来矫正匪易”；也不能由家族对其教育，因为家族没有能力完成这种教育。因此沈氏建议采用德国公同学校之精神，应当通饬各省设立惩治场，将幼年犯罪改用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轻重，定年限之长短，进行必要的惩治教育{9}。

当然，对于近代中国监狱行刑思想之形成影响最大者应数1910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万国监狱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正式派员参加国际大规模的刑法与监狱改良的会议。清政府对这次会议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不但分别从法部和大理院选派了一些精通法律与外语的官员参加会议，而且还令其在参加会议之前后就有关欧洲国家的狱制进行调查，回国后进行确实报告。考察及会议告竣后，法部和大理院分别就会议内容与考察结果进行了详尽汇报[5]。该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有关刑罚的改革、监狱的改良、预防犯罪问题以及幼年保护等问题。由于其时正是西方社会大力倡导教育刑论之时，刑法目的已由以往注重消极惩罚的报应主义转而成为注重积极感化的目的主义，因而这种刑罚个别化的精神贯穿了该次会议的始终。这也刚好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监狱改良的中国提供了现成的思想养料和经验支撑，也让与会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纵观法部在回国后的一些建议、汇报及材料中所运用的一些全新的措辞（如法治、行刑学、社会责任、人格刑法等）即可窥见，法部对于该次会议的有关决议与精神实际上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

总的说来，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一次关于监狱改良的会议，不如说是一次有关行刑方略的大会。法部上述关于行刑方面的建议，基本均围绕这次会议的主旨展开。法部认为，中国的司法监狱制度必须顺应世界大同之潮流，将以往之报复威吓主义概行涤荡，一转而为感化主义，注重犯罪人人格之培养与塑造。因此，法部在其奏折中除了提出一系列监狱改良的建议外，还重点针对幼年犯罪提出了设立感化院的建议，以收留幼年犯罪及不受家庭教育和教育不良的流浪者和乞讨者。因为“成年犯罪之矫正难，幼年犯罪者之感化易……我国监狱虽已改良而感化事业尚未兴办”，因此“处置犯罪儿童，应易刑罚为感化”[6]。此外，法部还根据欧美各国经验提到了关于免囚保护事业的设立，这也是刑事实证学派之社会责任论的观点，其要旨在于使犯罪人在服刑期满释放、复归社会后，生活有所凭依，不致重蹈犯罪道路。

三、关于保安处分思想

在西方刑罚思想史上，随着刑事古典学派之式微以及刑事实证学派的嬗兴，刑事制裁手段也从前者的关注焦点（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过渡至犯罪行为的实施者——行为人。刑事实证学派认为，刑事古典学派仅仅关注犯罪人行为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就像一名庸医，对于病情相似的患者只会依照固有的教条机械地开具相同的处方，而不管患者的个人特质如何。因此，刑事实证学派认为，对犯罪人的处遇不应以事先宣布的刑期为断，而应当以犯罪人是否真正得到有效的改造为准。即是说，如果犯罪人在刑罚未执行期满以前得到有效改造，则他便可以得到提前获释的优待（假释）；但是，假设犯罪人在既定刑期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造而仍有实施犯罪的危险的话（即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则需要在执行完刑期后，额外对其再采取一定的措施（刑罚或其他制裁措施），直至将其改造至人身危险性消失为止。这便是刑事实证学派理论框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保安处分[7]。根据这种理论，不但犯罪人在执行完既定刑期后仍有可能因为其人身危险性未得到消失而得不到释放，而且，对于那些在刑事古典学派看来属于无行为能力的人（如所谓的幼年犯罪与精神病人犯罪），仍有可能基于防卫社会的需要而处以一定的制裁措施。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所盛行的教育刑论，尽管以对犯罪人进行感化、矫治为其行刑宗旨，也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犯罪人来说亦不失为一种对其有利的帮教，但这种感化教育更多的不过是迫于防卫社会的需要而已，“欲使若辈不犯罪，非予以职业，养其勤勉之习，俾得自谋衣食，有生存之希望，无他法耳”{10}。因而，其宗旨不可与现今法治国家的刑事理念同日而语。

尽管“保安处分”这一词语是清末时期国人在学习考察西方之政法制度时才正式接触到，因而其在中国的出现便是很晚的事情。但是，这一思想的发生与实践比这一词汇在中国的发生却早得多。1902年由时任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设的罪犯习艺所即具有典型的保安处分性质。赵在该奏折中建议，对于军流徒等非常赦所不原者，均可酌定年限，就地收所习艺。习艺期满察看工分数以及视其有无悛悔、有无切保再行释放{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工分数满但在狱官认为其无甚悛悔表现而具有较深的人身危险性的罪犯，仍不得即行释放。后来，赵又在一系列奏折中强化了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常赦所不原的罪犯，赵氏认为，这些人“非恶逆之犯即顽梗之尤，”因此必须将其“先予羁禁以消其桀骜不驯之气，继令工作以启其习劳迁善之心。限满责取族邻结保，亦易稽查管束。”而至于强盗等项，赵氏认为，这些“罪犯原章已加监禁，毋庸再加”，只是在监禁期限届满后，“应由该管官察看各犯平日是否安静守法，改易行为”，如不知悔悟，则“酌定年限，再令留工，必其改行，始予保释，庶免复出滋事”{1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氏所奏设的罪犯习艺所不只是“罪犯得有职业训练之嚆矢”，也为中国近代保安处分之肇端。在巡警部奏设的京师罪犯习艺所之奏折中，其保安处分的性质则更加明显。巡警部认为，对于那些生活无所凭依的贫民，可以不经司法机关审判即可强制其人所习艺{12}。

其实，若将保安处分的源头再往上追溯，在赵尔巽奏设的罪犯习艺所之前，还另有一些有关类似保安处分的实践。如江苏巡抚李兴锐曾鉴于江省“无业游民，日见其众，且逸居无教而以游荡为事”，便建议仿照西法，在省城设立工艺院一所，“专收游荡之民及犯轻罪者，并雇聘工师，教以工艺”。并“对其表现，随时予以查看，确有悔过自新者，即行资遣出院”{6}。

此外，在清末时期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不惟罪犯习艺所、迁善所和教养院等机构，在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感化院。从《东方杂志》第9期中关于安徽一感化院入院标准即可知道，收入该院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经司法机关审判过的罪犯（除了极少数是经过裁判的犯轻罪以下的幼年子弟），而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有乞讨等有伤社会风化行为或将来对社会秩序有一定威胁的幼年人或者未成年的人（年龄须在13岁以上20岁以下），甚至还可以在习艺所期满而呈送人院的人{13}。其宏旨亦与西方意义上的保安处分机构相差无几。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清末期监狱改良的思想的形成与彼时如火如荼进行的刑法改良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清末时期所发生的刑法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筹备事宜中的一项要务，在其修订过程中曾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争论，尽管后来出笼的大清新刑律在文本上并未完成其最终的近现代化，但总的说来，就当时较为普遍的刑法观念来说，却已开始循着西方近代化的轨道行进，特别是改良派所持的主张基本即是深受西方教育刑论影响的观点。刑法与监狱的关系有如表里，因此，这种注重人格改造与思想教化的刑法观念对监狱改良理念的影响当然是既大且巨的。如当时有人便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已由报复时代、峻刑时代进化至现今的博爱时代，因而我国数千年来相承之刑律，也必须从峻刑主义向博爱主义进化。相应地，作为刑罚的执行机关的监狱，则理当采取“教养犯罪人复归于善的感化主义”[8]。

此外，上述以感化教育为行刑宗旨的教育刑论在清末的初步形成，也与当时人们的刑罚功能观与刑罚目的观的转变是分不开的。清末时期，随着对西方政情之认识不断加深以及对自身周围之客观现实的自觉，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现象是整个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而且“犯法之事，与文明之进步适成正比例”{14}。因此，“人类不能无作奸犯科之事，国家贵施以感化迁善之方”{15}。于是，从前一度将刑罚视为压制犯罪惟一和最好手段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人们认为，刑罚已经不是遏制犯罪惟一的甚至也不是遏制犯罪的良好方法，残酷的刑罚不但不能遏制犯罪，而且有可能导致犯罪的增加。伍廷芳、沈家本即指出，“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16}。山东巡抚袁树勋对东省情形进行客观的考察后也认为，“就东省情形而论，曹、衮数府，以强悍闻，杀人越货，相习成风。治斯土者，亦惟以嗜杀为能，杀愈多而盗并不减少。夫刑罚者最后之制裁也，日以刑罚加诸民，则制裁之道穷，而乐生之意少。老子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故峻刑主义之不得不转入博爱，理有固然，亦势有必至也{17}。因此，刑罚只能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不能轻易予以使用，不得已的手段非不得已不能为之！否则将会陷入“黔驴技穷”之窘境。既然严刑峻法不能禁奸止邪，因而作为残酷刑罚方法之反动，感化教育的行刑理念便开始了其在中国舞台上的粉墨登场。

综上所述，随着清末新政序幕的拉开，有关监狱改良之思想主张亦随之涌现并导致了监狱改良实践在中华大地的启动。根据这些思想主张所成立或改良的罪犯习艺所和模范监狱，反过来又为这些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场，并因此而进一步修正、充实和完善了监狱改良思想。而通过1906年预备立宪的宣布和随后监狱改良被正式列为九年预备立宪筹备事宜之后，监狱改良之思想与实践更是发展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些思想与实践的交互作用、彼此激荡之下，终于孕育了近代监狱改良思想在清末的初步形成。1910年制定的《大清监狱则草案》，便是清末监狱改良思想在制度和文本上的具体体现。

【注释】

[1]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以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折内容见，（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43页以下。

[2]尽管重视教育与感化行刑宗旨的监狱改良思想不一定全符合人道价值标准，但其中许多理念却是与人道价值并行不悖的。此处将以上二者予以厘分，目的是便于将前期不包含教育感化的监狱改良思想予以分离开来。[3]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监狱近代化历程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前者近代监狱改良思想的形成不像后者那样历经了两个较为明显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在清末之监狱改良过程中基本同时出现。

[4]以上奏折内容参见《赵尔巽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折文》（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元1902年12月14日），王元增著，王淇校刊：《监狱学》，1924年版（出版地不详）；另可参见（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67页以下。

[5]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情况以及这次会议的汇报内容与法部的有关建议参见：《法部奏前派第八次万国监狱会会员徐谦等差竣归国呈递报告书折》，《政治官报》，1911年1月5日；《法部奏派赴美第八次万国监狱会会员报告书》，《政治官报》，1911年1月12日；以及其司法报告书参见，《两广官报》（星期报）第八期，1911年6月，第1493页以下；《第八次万国监狱报告提要》王树荣，北京京师监狱，1911年，以及金绍武、李方译，王树荣笔述，《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书原本》，第77页。

[6]参见《两广官报》（星期报）第八期，1911年6月，第1515页。

[7]严格来讲，保安处分也可以归属于感化教育为行刑宗旨的教育刑一部分。为重点突出清末时这一思想之发生，这里对其进行单独论述。

[8]参见《清实录》（第60册）。（附）宣统政纪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影印本，第172页。

【参考文献】

{1}小河滋次郎．第七次万国监狱会议与狱制改良之前途（J）．东方杂志，（5）． {2}德宗皇帝实录

（八）·第543卷（A）．清实录·59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刑部议覆左给谏奏定上海会审刑章折（J）．东方杂志，（9）． {4}刑部奏定上海会审公堂刑章折（J）．东方杂志，（5）． {5}监狱改良两大纲（J）．东方杂志．（8）．

{6}（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4744，4969．4824． {7}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A）．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831．

{8}沈家本．序（A）．小河滋次郎讲演，董康编译．监狱访问录（C）．1907．

{9}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行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A）．佚名．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849．

{10}熙桢．调查东瀛监狱记（A）．刘雨珍，孙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9．

{11}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常赦所不原遣军流罪各犯请一律免配照章监禁工作折（N）．政治官报，1910．06．08．

{12}巡警部奏京师开办习艺所酌拟试办章程折（J）．东方杂志，（8）． {13}安徽感化院之行创立（J）．东方杂志，（9）．

{14}涂福田．东瀛见知录（A）．刘雨珍．孙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8．

{15}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开办省城模范监狱大概情形折（N）．政治官报．1909．01．31． {16}丁贤俊，等．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A）．伍廷芳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3．258． {17}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刑律实行宜分期筹备折（A）．佚名．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865．

第二篇：试析清末监狱制度改革

试析清末监狱制度改良

摘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监狱制度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迫使下开始逐渐发展。清政府在国内外形势迫使下,“参酌东西洋办法”实行的狱制改良,促进了中国封建狱制向近代化狱制转变,在我国监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清末狱制改良作为我国近代狱制改良的第一次尝试,其影响是深远的,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建立现代化文明监狱仍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清末 监狱制度 改良

谈到清末监狱制度改革，应该明确两个内容。一个是“清末”的外延，它大致的划分区间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或是说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伊始。一个是“监狱”的概念。什么是监狱呢？他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狭义的监狱是指：统治阶级关押已决定犯的场所，即依照国家法律而设置的刑罚执行机构；广义的监狱是指：凡是凭借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关押场所都算是监狱。本文试就清末狱制改良的基本内容及其经验教训进行初步探讨。

一、清末狱制①改良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凭借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领事裁判权,并强行在华设立司法机关及监狱,破坏了 ①狱制：监狱制度的简称。

法规,创制了《大清监狱律草案》。《草案》分总则、分则,共14章,241条。它以教育刑论为理论基础,把感化教育作为监狱行刑的宗旨。在分则中专章规定了作业、教诲教育、卫生医疗、接见书信、赏罚等具体内容,确定了教育感化囚犯的原则、条件和手段。《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以西方和日本监狱法为蓝本制定的。它通过法典的形式,为改革中国封建狱制绘制了第一张蓝图。

(二)改革监狱管理机构

中国封建各王朝历来实行狱政与行政、裁判与行刑合一,监察与司法狱政参杂的体制。清末修律时，依照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制度,更定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开。1906年11月,清廷下令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法部下设典狱司专管全国之监狱。大理院各级审判庭管辖看守所。地方上,提法使司掌管全省司法行政,其下设典狱科,掌管地方监狱。此种体制有利于统一管理狱政,对狱制改良起了促进作用。

(三)设立罪犯习艺所

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在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将军、流、徒等罪犯收所习艺。1903年经刑部议准,并通令各省筹设。规定先在各省城及巡道所在地设罪犯习艺所。管区内的军流徒犯一律收所作工学艺,不分拨州县;徒刑犯依据徒罪年限责令在所习艺,遣、军、流各犯仍须按情节轻重区别处理。习艺所通过监禁、作业对罪犯实施惩罚,使生善心、自食其力。随后,各省陆续成立习艺所,有些省、市,除了罪犯习艺所外,还设立了“拘置浮浪贫乏者”的游民习艺所。这些习艺所,就其构造、设备、组织及管理制度而论,并不尽合监狱学理,然而它开辟了我国改造罪犯的新路。

(四)筹建模范监狱

1905年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湖北省城模范监狱”,该监仿照日本东京及巢鸭两处监狱的规模,在管理、作业、教育、教诲、卫生等方面兼采东西各国成法,是全国最早创建的一所模范监狱。1908年,奉天监狱开始创办。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筹建京师模范监狱,其构造图式完全按照小河滋次郎的设计,呈双扇面形,监内设有教诲堂、囚犯工场、书籍室、为,犯罪是人们反社会性格的表现,此种反社会性格是基于个人素质及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刑罚的目的是防护社会，防止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人再犯罪。从刑罚目的主义出发,他们提出了教育刑论的刑罚理论,认为刑罚本身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对犯罪的报应，因此强调对犯罪人的矫正、教育和治疗,使其改过迁善,复归社会。由于教育刑论更符合人道观念,对于近代社会有积极的作用,而逐渐取代报应刑论,成为近代西方居主导地位的刑罚思想。在监狱行刑上创造出许多新的理论,感化制、受刑人分类制、累进制,自治制等一系列新的监狱制度相继问世。各国在监狱行刑方面立法制章,设立专门机构,改进监禁设施。继英、美之后,德、法、意、日、丹麦、瑞典、瑞士等国都进行了狱制改革,尤其是明治维新的日本,仿效德国改良监狱,全国狱制为之一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关系臼趋密切,世界狱制“几有日趋统一之势”。自1846年至1910年,先后召开了8次国际监狱会议,到会者除政府代表外,还有刑法学家、监狱学家和教育学家,经过讨论,使近代刑罚思想和监狱制度,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然而,当时清王朝仍然保持封建落后的监狱制度,而翘然于世界朝流之外,外国列强借口中国“刑制、审判、监狱之不良”,而长期拒绝撤废领事裁判权。基于时代潮流和国际政治关系,当时国内的有识之士深感狱制改良已是大势所趋,否则,中国将不能自立,也很难图存。沈家本提出,“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中国要跻于文明国家之列,就要改良监狱。他经过悉心考证、比较中外监狱理论和制度,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改良监狱的方案,并为清廷所采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世界狱制发展的大趋势,为中国封建狱制向国际化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狱制改良必须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 监狱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监狱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①监狱的良窳,是检验一个国家文明野蛮、进步迟速的标尺。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出现了监狱。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绵延几千年的中国监狱制度不断发展演变, ①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形成了许多独具的规律和特色,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清末监狱制度以腐败、野蛮、混乱而著称于世。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是和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治、经济制度相一致的。近代西方狱制是18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清末狱制,较之西方,“仁暴悬如霄壤”①。显而易见,不改变清末腐朽的政治制度和封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而要求“参酌东西洋办法”改革监狱,“以示文明于诸国”,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清末所制颁的各种有关监狱改良的法规和计划,大多脱离中国国情,而机械地仿效东西各国成法,其结果只能是“法理事实不相符合”,而徒具形式,“类似空谈”。

(三)狱制改革必须与刑制改革相衔接

“刑罚与监狱相为表里”②,刑制气狱制二者密不可分。监狱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是18世纪中叶以后,自由刑发达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以前,是以生命刑,身体刑,流刑为主要的刑罚,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不占重要的位置,那里的监狱主要是羁押未决犯的场所,而不存在近代意义的监狱,中国自隋迄清在刑罚体系中历来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并且实行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与之相适应,形成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监狱制度。因此,要想改革狱制,首先必须改革刑制。沈家本从“各法之中,尤刑法为切要”的认识出发,以删订清朝旧有律例,制定了大清刑律作为修律的起点。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了吏、户、礼、兵、刑、工诸律目,使民刑分开,将原有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为罚金、徒、流、遣、死五刑。同时,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1910年12月颁布的《大清暂行新刑律》将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确定为主刑,以示“与各国无异”,这就为狱制改良提供了必要条件。刑制改革后,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必将大大增加,改革狱制已成当务之急。“纵有完备之法典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③因此,清末监狱改良,对清末刑制改革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①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②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③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六)狱制改革必须以监狱学理为先导

清末狱制改良的基本内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监狱制度改革中国沿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监狱制度。这必然要同传统的狱政思想相碰撞。感化主义的设狱宗旨及近代化的行刑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观念在监狱制度上的体现。它与以苦辱主义、惩罚主义为宗旨的封建主义狱政思想直接相对立。面对新旧嬗递,改革必行的形势,沈家本把研究、引进西方刑罚思想和监狱法律摆在狱制改革的首位。为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他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和宣传西方监狱法律和监狱学理。“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①在修订法律馆建立初期,他就选择人才翻译了许多国外监狱法律和监狱论著。其中有：《日本监狱法》、《监狱学》、《狱事谈》、《日本监狱访问录》、《比利时监狱则》(尚未完成)等,并遣派人员出国考察,沈家本还奏请捐款设立法律学堂,聘请日本法学家担任主讲,同时派人研讲旧律。经过热心筹办,法律学堂几年内“毕业者千人,一时称盛”。监狱知识之传播及人才之继起,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狱制改革,而且开启了我国研究监狱学之风气。

综上所述,清末狱制改良作为中国旧有狱制向近代狱制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迄今仍有借鉴价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这段历史,从清末狱制改良的得失中找出带有规律性东西,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发展罪犯改造事业,建设现代文明监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寄簃文存六。新译书法规大全序》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506页

第三篇：监狱思想纪律作风整顿心得体会

我监狱在开展纪律作风整顿专项活动第一阶段工作中，党委重视，加强领导，组织严密，措施有力，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建立了监狱党委班子成员联系点。具体是：XXX负责一监区；XXX负责二监区；XXX负责三监区。党委班子成员除以上联系点外，还将分工负责的科室作为了联系点。

这次专项整改活动，我监紧密结合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活动，按照执法为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监狱工作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强化监狱管理工作、规范监狱机关的执法环节和执法岗位为主要内容，规范执法行为，落实“三个杜绝”，加强监管，推进狱务公开，有效解决执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对民警执法行为的监督。活动期间，我监分六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再动员；第二步组织学习；第三步梳理问题；第四步制定整改措；第五步认真整改；第六步总结提高。

在第一阶段工作中，我深入监区对开展活动期间各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调研，现对X监区开展活动的情况概括总结如下：

一、认真动员，做好思想发动工作

X月X日，我监召开了监狱人民警察纪律作风整顿活动动员大会，对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按照监狱下发的《第X监狱关于监狱人民警察纪律作风整顿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会议结束后，X监区及时召开了全体民警会议，认真组织全体民警学习监狱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提高全体民警对于开展活动的认识，通过学习、讨论，全体民警对于开展活动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了开展纪律作风整顿活动是当前我监狱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开展活动的目的和意见，把整改活动和坚持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结合起来；监区领导表示要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大家份份表示在开展活动期间，监狱各项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一定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做到全员参加，不留死角、死面，确保学习时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实。

X月X日开始，监区组织全体民警工人认真学习监狱局要求在活动期间所学的相关内容和篇目，监区和全体民警都认真做好了学习记录，在学习的基础上，写出了个人学习心得体会。

二、开展自查，认真梳理问题

为切实贯彻落实好活动提出的各项要求，X监区党支部组织所属的五分监区、六分监区全体民警集中学习、讨论，在统一认识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认真对照“X个方面”XX个问题进行自查自检，形成了个人自查材料，并召开自查执法环节上存在问题的专题公布会议，进行自我查找和公布，同志们进行帮助和领导进行点评，梳理出X监区在执法环节上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具体有：

1、在罪犯管理方面，存在个别民警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蛮横、有时出现急躁、训人或不文明言行的现象；

2、个别民警在对罪犯的日常百分考核工作中、在扣分问题上，有时把握不准，没有严格按照扣分标准执行，存在打人情分或弄虚作假现象；

3、在罪犯会见过程中存在不严格按照规定，有其他人接见和延长会见时间的现象；在对罪犯的通信检查中存在疏忽大意检查不力现象；在调动、劳动岗位安排等环节上存在照顾个别罪犯的问题；

4、在对经常违规违纪罪犯进行处理过程中存在有以管代教、以关代教、以罚代教的思想；

5、对罪犯直接管理工作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工作不够细，有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如在对罪犯食宿、就寝等管理上还疏于管理；

6、在生产任务紧迫及外协加工任务急迫的情况下，存在超时劳动的问题；

7、存在狱务公开的内容不全面、时间不及时的问题；

8、个别民警执法意识不强，在管理罪犯过程中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

9、个别民警在对罪犯减刑、假释、请假等执法工作中，对法定程序认识模糊，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

10、职能部门在严格监督、履行职责、落实制度方面存在时紧时松的现象。

三、对照整改重点，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整改措施。

在第一阶段集中学习的基础上，对照专项整改的重点，X监区深入查找了在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大家经过认真的讨论，并结合监区工作实际，提出了整改的措施。具体是：

1、规范执法行为。在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加减刑、保外就医、离监探亲以及禁闭、戒具使用等执法环节过程中，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照顾关系、走后门、讲人情的不正之风，使民警的执法意识有明显的提高；

2、在对罪犯日常百分考核、立功、安排会见、通信、调动、工种安排等管理环节上杜绝打人情分，照顾关系的现象。

3、在落实“三个坚决杜绝”环节上，规范执法行为，采取一是经常进行教育，启发自觉；二是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三是曝光反省，犯错误的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做检查等做法，坚决杜绝打骂、体罚、污辱、虐待罪犯的现象，杜绝罪犯超时超体力劳动现象，在压缩劳动时间、提高单位劳动效率上下功夫，一般不允许加班，必需加班的要逐级报告，严格审批；坚决杜绝监狱乱收费现象，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有效遏制和消除各种不文明执法的现象；

4、加强直接管理工作。加强民警在警戒、带工等工作岗位和罪犯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的管理工作，纠正管理制度不落实，管理松懈，工作脱岗等问题；严格落实对罪犯的日常管理，落实直接管理制度，多检查、多讲评、奖勤罚劣；

5、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划分，对分监区民警进行严格的日考核、月评比，及时通报、督促检查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6、继续全面推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罪犯的权利、义务和监狱的有关执法活动向罪犯及其家属公开。使监狱的执法行为置于执法监督机关、上级机关，罪犯及其亲属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增进执法的透明度，使监狱的执法活动真正成为“阳光工程”；

7、将专项整改活动与保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相结合，建立，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使党的建设永葆青春和活力。做到坚持执法为民，公正执法，严格按程序办事，端正执法行为；

8、加强民警的教育和培训，推进监狱机关良好执法形象的进一步树立。大力加强民警队伍建设。强化民警责任意识，教育民警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来对待每一项执法工作，努力在创建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上下功夫，在提升执法素质、能力和水平上练内功，树立监狱机关和监狱人民警察的良好执法形象。

9、加强对民警八小时工作时间外的管理和监督，教育民警谨慎交友，增强身份意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纪律作风整顿活动的开展必将对监狱民警的执法行为有一个严格的规范，也必将进一步提高民警的公正执法意识。根据“哪些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改那些问题，哪个环节薄弱就重点加强那个环节，哪项制度不全就重点完善那项制度”的要求，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专项整改就是要有几个方面的重点岗位和环节：一是容易发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的岗位，如罪犯加减刑、保外就医、监外执行、请假、罪犯工伤、死亡处理等环节，以及从事罪犯医药、生活用品采购和管理岗位的民警；二是容易发生执法不文明和玩忽职守、执法不作为的岗位，如：职能科室、监区、分监区领导等拥有执法权和直接从事罪犯管理工作岗位的民警；三是容易发生违法干预执法的人员和岗位，如各级领导和管理、教育、生活卫生、法制等与执行监狱法律法规有密切关系的部门。这些应该是这次专项整改活动的重点部门和重点人员，作为监狱来说，要着力构建“三套”执法监督机制。

一是构建层级监督机制，畅通信息渠道，层层抓落实，确保在第一时间内掌握监狱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制止不良苗头防止事态扩大；

二是构建分权制约机制，按照“单设主体、分权制约、异位监督”的模式，在监狱推行“执法权”与“监督权”适度分离，强化执法流程监督管理。

三是构建科技监督机制，构筑覆盖分监区、监区、科室、监狱四个层面的信息管理和审批监控系统，防止程序上的不规范和裁量上的随意性，把解决执法突出问题与健全公正执法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努力推进执法的规范化建设。

第四篇：辛亥革命观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读后感

《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读后感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在吸收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均平观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社会学说，创立民生主义思想，其中所包含的慈善福利内容尤为深刻，辛亥革命观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读后感。孙中山通过考察欧美各国社会政策，指出“谋国者，无论美、英、德、法必有四大主旨: 一为国民谋饭吃;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室;四为国民谋走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在孙中山的思想里，满足每个公民的衣食、住、行，已不再是简单的慈善行为，而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是当政者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读后感《辛亥革命观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读后感》。

辛亥革命使“主权在民”思想深入人心，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责任”。孙中山曾将现代国家传统国家比较后说: “新世界国家，与以前国家不同，通常国家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养民，……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则非徒保民而已，举凡教民养民，亦当引为国家之责任”，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人民之所以有权利向国家提出生存的基本要求，是因为“国家为人民聚集而成，政府乃由人民组织，而为人民谋福利之机关，人民有所困苦，则应加以救济，人民有所需要，自当俾与协助，此乃贤明政府所应负之责任”。甚至蒋介石也说: “今日的社会救济，并不纯是一种以悲天悯人为基础的慈善舍施，而是在义务与权力对等的观念中，以及在社会的连带责任观念中，政府与人民应有之责任。”民国以后权利和责任观的确立，为从制度上规范慈善行为，并建立一个从慈善事业时代进入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时代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五篇：监狱思想纪律作风整顿心得体会

监狱思想纪律作风整顿心得体会

监狱在开展纪律作风整顿专项活动第一阶段工作中，党委重视，加强领导，组织严密，措施有力，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建立了监狱党委班子成员联系点。具体是：XXX负责一监区；XXX负责二监区；XXX负责三监区。党委班子成员除以上联系点外，还将分工负责的科室作为了联系点。

这次专项整改活动，我监紧密结合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活动，按照执法为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监狱工作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强化监狱管理工作、规范监狱机关的执法环节和执法岗位为主要内容，规范执法行为，落实“三个杜绝”，加强监管，推进狱务公开，有效解决执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对民警执法行为的监督。活动期间，我监分六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再动员；第二步组织学习；第三步梳理问题；第四步制定整改措；第五步认真整改；第六步总结提高。

在第一阶段工作中，我深入监区对开展活动期间各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调研，现对X监区开展活动的情况概括总结如下：

一、认真动员，做好思想发动工作

X月X日，我监召开了监狱人民警察纪律作风整顿活动动员大会，对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按照监狱下发的《第X监狱关于监狱人民警察纪律作风整顿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会议结束后，X监区及时召开了全体民警会议，认真组织全体民警学习监狱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提高全体民警对于开展活动的认识，通过学习、讨论，全体民警对于开展活动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了开展纪律作风整顿活动是当前我监狱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开展活动的目的和意见，把整改活动和坚持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结合起来；监区领导表示要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大家份份表示在开展活动期间，监狱各项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一定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做到全员参加，不留死角、死面，确保学习时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实。

X月X日开始，监区组织全体民警工人认真学习监狱局要求在活动期间所学的相关内容和篇目，监区和全体民警都认真做好了学习记录，在学习的基础上，写出了个人学习心得体会。

二、开展自查，认真梳理问题

为切实贯彻落实好活动提出的各项要求，X监区党支部组织所属的五分监区、六分监区全体民警集中学习、讨论，在统一认识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认真对照“X个方面”XX个问题进行自查自检，形成了个人自查材料，并召开自查执法环节上存在问题的专题公布会议，进行自我查找和公布，同志们进行帮助和领导进行点评，梳理出X监区在执法环节上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具体有：

1、在罪犯管理方面，存在个别民警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蛮横、有时出现急躁、训人或不文明言行的现象；

2、个别民警在对罪犯的日常百分考核工作中、在扣分问题上，有时把握不准，没有严格按照扣分标准执行，存在打人情分或弄虚作假现象；

3、在罪犯会见过程中存在不严格按照规定，有其他人接见和延长会见时间的现象；在对罪犯的通信检查中存在疏忽大意检查不力现象；在调动、劳动岗位安排等环节上存在照顾个别罪犯的问题；

4、在对经常违规违纪罪犯进行处理过程中存在有以管代教、以关代教、以罚代教的思想；

5、对罪犯直接管理工作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工作不够细，有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如在对罪犯食宿、就寝等管理上还疏于管理；

6、在生产任务紧迫及外协加工任务急迫的情况下，存在超时劳动的问题；

7、存在狱务公开的内容不全面、时间不及时的问题；

8、个别民警执法意识不强，在管理罪犯过程中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

9、个别民警在对罪犯减刑、假释、请假等执法工作中，对法定程序认识模糊，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

10、职能部门在严格监督、履行职责、落实制度方面存在时紧时松的现象。

三、对照整改重点，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整改措施。

在第一阶段集中学习的基础上，对照专项整改的重点，X监区深入查找了在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大家经过认真的讨论，并结合监区工作实际，提出了整改的措施。具体是：

1、规范执法行为。在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加减刑、保外就医、离监探亲以及禁闭、戒具使用等执法环节过程中，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照顾关系、走后门、讲人情的不正之风，使民警的执法意识有明显的提高；

2、在对罪犯日常百分考核、立功、安排会见、通信、调动、工种安排等管理环节上杜绝打人情分，照顾关系的现象。

3、在落实“三个坚决杜绝”环节上，规范执法行为，采取一是经常进行教育，启发自觉；二是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三是曝光反省，犯错误的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做检查等做法，坚决杜绝打骂、体罚、污辱、虐待罪犯的现象，杜绝罪犯超时超体力劳动现象，在压缩劳动时间、提高单位劳动效率上下功夫，一般不允许加班，必需加班的要逐级报告，严格审批；坚决杜绝监狱乱收费现象，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有效遏制和消除各种不文明执法的现象；

4、加强直接管理工作。加强民警在警戒、带工等工作岗位和罪犯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的管理工作，纠正管理制度不落实，管理松懈，工作脱岗等问题；严格落实对罪犯的日常管理，落实直接管理制度，多检查、多讲评、奖勤罚劣；

5、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划分，对分监区民警进行严格的日考核、月评比，及时通报、督促检查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6、继续全面推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罪犯的权利、义务和监狱的有关执法活动向罪犯及其家属公开。使监狱的执法行为置于执法监督机关、上级机关，罪犯及其亲属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增进执法的透明度，使监狱的执法活动真正成为“阳光工程”；

7、将专项整改活动与保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相结合，建立，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使党的建设永葆青春和活力。做到坚持执法为民，公正执法，严格按程序办事，端正执法行为；

8、加强民警的教育和培训，推进监狱机关良好执法形象的进一步树立。大力加强民警队伍建设。强化民警责任意识，教育民警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来对待每一项执法工作，努力在创建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上下功夫，在提升执法素质、能力和水平上练内功，树立监狱机关和监狱人民警察的良好执法形象。

9、加强对民警八小时工作时间外的管理和监督，教育民警谨慎交友，增强身份意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