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天一律师辩护词（精选）
李天一律师：被害人主动追逐以图性交易
9月14日下午，李某某的主辩律师陈枢在新浪博客中发表了9篇博文，综合归纳了其在李某某案中庭上庭下坚持无罪辩护的理由。
文中陈枢表示此案并不是未成年主动嫖娼，而金鼎轩的监控录像以及人济山庄的证人可证实被害人并未处于醉酒状态。
其次他表示此案明显案中有案，怀疑张某某及所谓被害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布套设局，而部分酒吧高管也参与了敲诈勒索。
他表示怀疑酒吧提供的黑方洋酒里有催情药，并称被害人的证词存在有自相矛盾、蓄意欺骗的地方，而受害人头部面部的轻微伤鉴定明显存疑。
陈枢还提出对某分局的侦查工作深表感谢，称对方搜集调取的证据形成了无可辩驳的无罪的证据链。
以下为其博客全文：
自从我今年5月30日接受其监护人及李某某的委托，担任其主辩律师，并表示作无罪辩护以来，有大量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员反复质问我：你凭什么理由作无罪辩护？你是否出卖了人格和操守？你凭什么和公安局、检察院的意见完全相反？ 有的人认为我故意标新立异，误导诱导委托人。有的人认为我蓄意无视事实、蔑视法律、对抗政法机关。还有很多人有重大误解。
有人谩骂，有人诋毁，有个别不理性的网民甚至扬言要杀我全家，灭掉京联律师事务所，我们不得不一度求助公安机关的保护。
我觉得，本案必须从近8个小时双方的全部互动过程、全部互动细节，看全案性质到底是性交易还是强奸？必须从全部过程的所有关键节点上，看所谓被害人走、留、追的自我选择，以判断其是否自愿？绝不能仅从某一个似乎违背意志的情节或某一个似乎吵打的行为，而简单化的判定案件性质。
为还原本案的事实真相，为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不管今后的社会压力是增大还是减小，也不管有关法院的裁决是无罪还是有罪，我都必须凭着我的职业良心，凭着我的职业责任感和是非观念，继续坚持我个人的无罪辩护意见，无悔无怨。
由于媒体和网络的不断寻踪探求，不断报道披露，不断追本逐末，以及各方人员的反复争论，反复辩解，反复澄清，本案已无任何秘密可言，亦不存在任何私密空间。从本案开始，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就是——案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确实如此，防止暗箱操作，民众就要有知情权。不明真相是群情激愤的根源，知悉真相则会成为回归理性的关键。
为此我也不得不反经行权，特案特辩。法庭内我努力为委托人做无罪辩护，法庭外不得不为自己做无错辩护——显而易见，法庭外的辩护比法庭内的辩护要困难许多，为自己的辩护比为他人的辩护困难更大。
作为连续执业30多年的老律师，我不仅要考虑本案，还应该考虑中国的司法改革、律师制度和民主与法制建设。
本案双方互动持续的时间既不是8分钟，也不是28分钟，而是将近8小时。媒体和网络上，对本案零散、局部的事实情节分析比较多，对本案一般性和表面性的性质论断也不少。我想着重较系统较全面地归纳剖析整个过程，全部情节，并多角度、多侧面分析论证本案因果联系及逻辑关系，进而确定全案性质及如何认定法律责任。
以下是我在本案中庭上庭下辩护理由的综合归纳：
一、不是未成年等主动要求嫖娼，而是成年酒吧人员无视法律，安排未成年人等在此酗酒，并主动介绍组织性交易。
2013年2月16日晚上，未成年被告人魏某某从长春来北京到表哥魏某某(大)家串门，魏某某(大)通知了李某某、张某某等同学表示要聚会一下，当晚约11点多钟，魏某某(大)(17周岁)、魏某某(15周岁)、张某某(16周岁)、王某(23岁)、李某某(16周岁)、证人李某等六人来到北京某区某大厦某酒吧。
涉案的四名未成年人都是中学同学关系，李某某当时正和父母在海南度假，接到同学邀请电话后，为不负同学盛情，于2月16日离开海南专程返回北京参加同学聚餐。未成年同学聚餐，共叙友情，畅谈理想，其行为合情、合理，其目的良善、有益。
显而易见，众未成年人等没有任何违法犯罪故意。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中小学校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三十七条规定：“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但该酒吧经理张某某及所谓被害人等成年陪酒女，明知对方是一群未成年人，却为牟利而故意予以坑害。法律明确规定酒吧不准容留未成年人在此酗酒，不料该酒吧业务经理张某(真实姓名张某某)、经理某某不仅没有拒绝他们到此喝酒，反而把这些未成年人安排在了某包间，而且事先已摆好了啤酒、洋酒、果盘等。而且很快由业务经理某某(某某向公安机关承认当时已发现未成年人年龄很小)(2013年3月11日证)和张某某找来了两位成年陪酒女(所谓被害人，化名子墨)、某某某(化名婷婷)进入包间进行三陪(酒吧后来向公安机关介绍所谓被害人某某某的工作性质为助场女郎，也称陪酒女)。
张某某和二位成年陪酒女一直劝未成年人多喝酒，喝好酒，以增加消费，并且有挑逗性语言和下流动作，如李某某就看到所谓被害人摸过才15岁的未成年人魏某某的身体，公开进行性挑动。为了劝酒，所谓被害人主动献唱歌曲五、六首，多数为爱情歌曲，明显在诱惑未成年人。
根据向未成年人李某某等调查，李某某于17日0时14分给张某某(化名张某)打电话，询问是否可到酒吧餐饮，张某某当即满口答应可以。李某某并未问及陪酒小姐之事，而张某某却于一分钟后即17日0时15分和11分钟后即17日0时25分，连续两次给李某某打来电话(见预审卷张某某通话记录)，询问是否安排小姐(即陪酒女)，李某某说：“我自己是不要，他们要不要，来了以后你直接问他们吧”。
但是未成年人等来了以后，刚一进屋，酒吧经理张某某和经理某某，就带来了陪酒女子墨和陪酒女婷婷。在没有明确获得未成年人等同意的情况下，主动上场陪酒陪唱，勾引诱惑这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等(其实就是小孩)。
为了让未成年人等多喝酒，喝好酒，张某某、所谓被害人等除动员未成年人等多喝之外，并且在未成年人等已经喝了几十瓶啤酒的情况下，张某某主动送出已开了瓶的大半瓶可疑的黑方洋酒，所谓被害人某某某又主动多点了一瓶价值1000多元的轩尼诗洋酒，以增加未成年人等的饮酒量和消费额。
酒桌上张某某当着所谓被害人的面提出所谓被害人可以出台，出台费1000元，而且宣称所谓被害人被人抬出去出了两、三次台，以吸引未成年人等的性致。证人李某2013年4月22日向预审证实：“问：你说喝多被抬走？”(证人李某)答：“意思是说有机会，靠自己的本事。”
张某某明示所谓被害人是否能出台，具体就看你们未成年等的本事了，公然进行煽动诱惑性交易。(此内容预审卷都有反映)。
二、酒吧经理张某某等主动介绍组织性交易，有明显的利益动因。
本案整体上完全不是未成年人给这些成年欢场老手灌酒，而是酒吧三名成年人有组织结伙给未成年人灌酒。因为酒吧和陪酒女之间是互为利用的关系。陪酒女靠酒吧这个平台通过向客人劝高档酒及色情勾引等赚取小费或出台费，而酒吧经理又靠陪酒女的情色活动、异性刺激招揽更多客人或回头客，推高酒类消费，增加卖钱额，以赚取高额利润。
张某某2013年3月9日证实：“我给子墨多要小费，以后我的客人来了以后，陪酒女能劝客人喝好酒，多喝酒，我的提成就多”
张某某在预审中也承认，自己为酒吧正式员工，月工资5000多元，消费酒水再提百分之十。张某某此处自白足以证明谁企图给谁灌酒。而且也暴露了他主动介绍组织性交易的目的和动机。张某某抵赖称自己是服务生，但是包间普通服务员的工资仅一两千元，而张某某是五千多元；包间服务员没有酒水提成，而张某某有酒水提成；包间服务员是不能随意陪客人喝酒的，而张某某却可以随意整夜陪客人喝酒。显而易见，张某某就是酒吧的经理高管。
而且，经预审调查，该包间服务员叫乔某，案发当晚一直是她负责包间服务。所谓张某某是该包间服务员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谎言。
三、客观事实面前无法抵赖：酒吧经理后半夜带陪酒女追逐性交易。
这些未成年人等被引诱喝了很多酒后(几十瓶啤酒、两瓶洋酒、尤其是张某某搞出来的已开瓶的黑方洋酒)张某某在13年3月4日向预审承认：“我送了他们大半瓶黑方洋酒”。
17日凌晨3点40分未成年人离开酒吧上车，走时没有任何人邀请经理张某某和陪酒女子墨和陪酒女婷婷，但是张某某他们在酒吧内经过碰头密谋后，执意追随未成年人等出台。
此时未成年人等已经准备开车离开，张某某着急万分，竟于17日3时40分、17日3时45分和17日3时49分、17日3时51分，于11分钟内给李某某(因为他主要就认识李某某)挂了四次电话，内容就是一个：“千万别走，等我一会，我马上就到。”张某某打电话内容情况，办案律师已经和李某某多次核实无疑。法庭调查也已确认。
张某某急忙与所谓被害人进入更衣间换下工作服(酒吧仅承认所谓被害人为兼职驻场女郎，但是为何有工作服？)，所谓被害人重新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她在酒吧员工存衣间里有个人存衣箱，证明她和酒吧绝不是松散关系(张某某向预审承认酒吧老板私下可能给所谓被害人开资)，(张某某在李某某等上车后要走时，连挂四个电话见预审卷张某某和李某某的通话记录)。
预审中始终没能认定包括李某某在内有哪一个被告人明确要求所谓被害人出台，更不要说强行挟持出台了。倒是张某某对此有所承认：13年3月4日张某某向预审承认：“李某某他们就先上楼出酒吧了，我当时看出李某某想把子墨带走，我把子墨扶进女更衣室内，她当时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她自己换完衣服，我又扶着她从酒吧出来。”
张某某在此证中承认两件事：
1、李某某等无一人提出要所谓被害人出台，而是张某某主观猜测李某某等想要所谓被害人出台。
2、张某某将所谓被害人从酒吧带出，不是为了所谓吃饭而是为了出台性交易。
张某某带着两位陪酒女追了出来，一开始想上李某某的车，李某某见他们来了，很反感，没理他们，也就没让所谓被害人、婷婷、张某某他们三人上车，李某某自行将车开走。
在没人让他们上车的尴尬情况下，所谓被害人和张某某厚着脸皮挤入魏某某(大)开的奥迪Q7车，婷婷无奈只好返回酒吧。
魏某某(大)13年2月21日供述证实：“走的时候，本来没想带这个女孩，但是她自己跟着，直接上了我的车”。
证人李某也证实：“那个女孩说是张某让她出来的”。
魏某某(大)13年2月22日供述证实：“我问张某这个女孩能不能出台，张某说能，我问多少钱，张某说1000元。”
魏某某(大)13年2月22日供述证实：“她上车后，坐在后座的张某对所谓被害人说：‘晚上你陪他们’。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今天晚上的事情过了以后，我再加1000元钱。某某某点头同意，她说：‘我听你的。’”
此处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追逐未成年人等外出，绝不是他们所狡辩的是因为饿了出去吃饭，因为酒吧内有大量的食品、饮料，对内部人员，从来都是免费供应的。
张某某、所谓被害人追逐未成年人等而去，明显就是一个目的：出台性交易。
四、金鼎轩酒店监控录像进一步证实是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主动追逐未成年人等以图进行性交易。
未成年人等到金鼎轩吃饭，在等饭菜过程中，同邻座青年就餐者吵打起来。从监控录像看，是邻座就餐的青年先扔过来一个白色的东西打未成年人等，因而引起了打斗。未成年等被张某某、所谓被害人引诱喝酒很多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张某某白送的原来就已开瓶的黑方洋酒也可能是更大的原因。
在金鼎轩所谓被害人点完皮蛋瘦肉粥之后，上厕所回来坐在邻座，吵打之前等待上饭菜时，未成年人等一直在饭桌座位上聊天，没有一个未成年人搭理过所谓被害人，吵打之后未成年人更是完全忘了所谓被害人，李某某匆匆开车就准备回家休息了。被告人王某证实已通知自己家人今晚睡在李某某家，此事完全属实，到此时为止，未成年人等连和所谓被害人进行性交易的目的都没产生。
李某某首先开车准备离开金鼎轩，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企图上车，李某某摇下车窗，赶他们走：“你俩滚”。随后根本没搭理所谓被害人和张某某，就自己开车往家走了。张某某、所谓被害人又想上证人李某、被告人王某的车，又被王某轰了下去。其他未成年人等也没有任何人搭理所谓被害人和张某某，但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不甘被甩，硬挤入魏某某(大)开的奥迪Q7车内。此事得到了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金鼎轩服务员的证实，该过程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也无法抵赖，只好承认。
张某某 13年3月9日又向预审承认：“上车出发的时候，被王某轰了下来。”
实际轰他们下车的主要是李某某。魏某某(大)13年3月7日供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打架出来，张某和所谓某某某是最后从饭店出来，他俩想上李某某的车，李某某说：‘你俩滚！’”结果张某某、所谓被害人都没能上李某某的车。李某某自己开车回自己家住宅人济山庄了。
金鼎轩监控录像证明所谓被害人坐在椅子上，仅仅伏在桌子上一两分钟，然后喝茶，之后用手慢慢梳理头发，后来低头好像是摆弄自己的包，好像是在照镜子补妆，同时整理包里的什么，由于是背影无从确定。
金鼎轩监控录像还证明未成年人等和邻座吵打起来之后，所谓被害人一直侧着身体，很认真的在看。未成年离开酒店时，没有一个人同她打招呼，更没有任何人要求她一起走，完全是张某某、所谓被害人私下决定，拿上东西，继续追赶这伙未成年人等去。金鼎轩服务员也证实了此事。
金鼎轩服务员张某13年3月13日证：“已经开走两辆车了，就剩一辆黑色大越野轿车还没开走，我看见一个女的在越野轿车下面站着，车里面有人喊那女的快上车，那女的上车之后，越野车也开走了。”
金鼎轩服务员宋某某13年3月13日证：“我们追出去的时候，那两辆轿车已经发动着了，开出一段距离了，那辆越野车还没开走，我看见那名女子站在车旁，车门开着，我听见越野车有人对这个女的喊：‘快上车，走了。’之后那女的上了车，车就飞快地开走了。”
张某某13年3月4日向预审承认：“跑的时候我喊了一声子墨，子墨就跟着我们跑出来了，当时子墨是自己走出来的，我和子墨又上了Q7车”。
金鼎轩两名服务员都证实前两辆车开走后，最后只剩Q7车时，只有所谓被害人一人在车外站着，显然在Q7车里喊所谓被害人上车的就是张某某。
证人李某于13年4月22日也证实：“李某某就说不让这个女孩跟着，就让她走了。我记得那个女孩看我们跑她也跟着跑了，当时我们都没想带那个女的走了，那个女的自己上了Q7车。”
未成年被告人魏某某也于13年3月7日供述证实：“我们当时不想带这个女孩走了。可是女孩她当时跟我们一起走了，他自己上了魏某某(大)的Q7车。”
张某某带着所谓被害人紧跟不舍，主动追求纠缠对未成年等进行性交易，无论是证人，还是被告人，尤其是监控录像都对此情节明证无误。
五、李某某家住宅小区地下车库里，对方对性交易圈套的最后争取和落实，未成年等没有任何强行挟持行为。
离开金鼎轩后，未成年人为什么没去宾馆开房，而是回到李某某家住宅小区？
如果李某某等未成年人蓄意和所谓被害人发生性关系，那他们离开金鼎轩后，就不应该回到李某某家里小区，因为家里有家长在家，根本不会允许他们带陪酒女回来，而且肯定会让他们立即从身边驱除陪酒女。
如果肯定想与所谓被害人发生关系，那李某某等未成年人在离开金鼎轩后立刻就可以找个宾馆开房去发生关系，何必再回家呢。据被告人李某某反复和律师讲：“如果我们想和所谓被害人发生关系，那从金鼎轩出来我们就可以找宾馆开房，何必跑很远的路回家里去呢！”
很明显，对方要把这笔2000元的性交易(包括后来的敲诈勒索)进行到底。
从地下车库去宾馆，也没任何人胁迫所谓被害人，还是她自己主动上车的，这难道不说明谁真正想进行性交易吗？
所谓被害人自始至终没有真正醉酒，首先她是职业干这个的，已经很长时间了，完全有一般性饮酒的承受力，第二从上述她的所有主动自主的行为也完全可以认定她没醉酒，更没失去意识。
被告人魏某某(大)于13年3月7日供述证实：在李某某家小区停车场“张某对某某某说：你好好配合他们，有事明天跟我说，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李某某于13年4月16日供述证实： “我们刚到地库，我就对魏某某(大)说，让那女的先走吧，我就拉开车门对某某某说，你赶紧走吧，某某某说：‘张某去哪我去哪’，所谓被害人不肯下车离开。后她又说有点闷就下车了。张某和所谓被害人谈过之后又让她上车了，张某对魏某某(大)说：‘已经跟她谈好了’，具体张某怎么跟某某某说的我没听见。”这充分证明在地库里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已经谈好，坚决把这单生意拿下来。
13年3月5日被告人王某供述证实在人济山庄地下车库：“李某某问张某：‘她怎么还跟着呢？魏某某(大)说：‘张某和那个女孩自己上的车’。
李某某和魏某某(大)就过去和张某说话。他们问张某：‘那个女的还出台不出台’，张某回答说行，能出台，他俩就问出台多少钱，张某说给1000就行，他们问钱给谁，张某说：给女孩就行。”
证人李某在4月22日向预审进行了证实：即在金鼎轩吵完架之后，“跑之前我们不想带那女的，她自己跑上车的，我们一下车都傻了，她怎么还在车上呢？”
李某某也证实，张某某跟这些未成年等说，“让某某某和你们好好玩一玩吧。”
魏某某也于13年2月21日供述证实，张某离开车库时和所谓被害人说过话。
13年3月7日李某某供述证实：在地下车库“我本来想回家，车都停好了，没想再出去，后来他们对我说，反正都跟张某谈好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去玩玩吧。我当时也就同意了。”
其实，张某某和未成年人等谈性交易价钱时，所谓被害人就在旁边或站着或蹲着，在静夜里，应该是听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有张某某亲自与其密商安排。根据2013年8月24日我和王冉律师对人济山庄停车场管理人员刘某某的调查，不仅证明男女双方均无醉酒，而且女方并非一直蹲在那里，也站在未成年等那里同张某某等人进行谈话，大家都在李某某家车位这站着说话。而且张某某上证人李某车时，所谓被害人也站在旁边，张某某是同所谓被害人谈好以后才上车离开的。
证人李某也于2013年8月27日向律师证实：“到人济山庄地库后，我们很惊诧，发现张某和某某某又跟来了，张某和某某某站着谈了有一分多钟，然后张某和其他未成年人在一起又嘀咕了一会，后来我就开车走了，张某坐我的车也走了”。
在酒吧经理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一直追逐纠缠整夜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等对于性交易终于动心了，所谓被害人通过张某某与未成年人等的性交易口头协议终于达成了，张某某才离开地库坐证人李某的车回家。
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张某某担心性交易没落实好，又于17日早晨5点21分和17日早晨5点24分，连续给李某某打去两个电话(此时未成年人等正在去寻找宾馆开房的路上，到达湖北大厦宾馆的时间是17日早晨5点59分)，张某某让李某某转告所谓被害人，今晚务必玩好，有事以后和他说。李某某转达后(此时所谓被害人可能正在车里闹)，所谓被害人表示同意执行。
张某某于2月17日5点20多分钟在未成年等去往宾馆开房的路途中，张某某打给李某某的电话内容，证人李某在4月22日向预审进行了证实：“路上他(指张某某)就说完事给那女的钱，光陪酒就300元呢，这钱就是打炮的钱，1000到2000元，说给一两千就行了。”
从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的关系来看，可见双方有一定的隶属和组织关系，所谓被害人主动追逐性交易绝不是孤立的行为。
张某某到家一看表，已是13年2月17日清晨5点38分。
2月17日早晨8点05分，张某某终于等来了某某某的电话，所谓被害人性交易已经完成，某某某收到性交易费2000元。
事实证明，张某某为介绍及组织此次所谓被害人性交易，确实是不遗余力，证据确凿，无可抵赖。
双方都向张某某汇报，可见张某某在此次卖淫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用逻辑关系来分析，就是张某某的活动，与所谓被害人性交易事件的发生，是必要条件关系，必要条件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也就是说，仅有张某某的这番推动、促使和安排，所谓被害人坚决不同意性交易，性交易行为也不会发生；但是，没有张某某的这番推动、促使和安排，所谓被害人这次性交易就不会实现，未成年等也不会上当受骗。显而易见，张某某的行为是所谓被害人实现性交易的必要条件。
律师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介绍组织性交易的，应该承担刑事责任。酒吧高管张某某等已经触犯该条刑法，应该依法追究。
六、明显案中有案，怀疑张某某及所谓被害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布套设局。
1、通过案发前联络情况可见是有意布套设局。本案为张某某、所谓被害人等事先有意设局，因为此前张某某对李某某及其家庭背景情况非常熟悉。案发之前，从2012年12月30日至2013年2月17日晚，张某某共连续给李某某发送手机短信22封，他不仅完全掌握李某某的活动情况，比如李某某什么时候到海南，什么时候回来等。而且张某某不断称兄道弟、嘘寒问暖，再三要求李某某去酒吧消费。
据证人李某证实，张某某以前在李某某等来酒吧消费时，已经带来过两名陪酒女策划出台，只是李某某坚决拒绝，没有上当而已。平时张某某也经常给李某某等打电话，介绍酒吧有新美女，希望未成年人速来。
如果没有一定的预谋，所谓被害人为何半夜零点还在酒吧内等待。从半夜零点到清晨早晨7点多(张某某到早5点多离开)，所谓被害人在7个多小时内，一直和未成年人等纠缠在一起。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难道是无意识的？是没有任何目的的？
整个过程使我们觉得，他们是有计划的，有预谋，有分工，设的局。
2、通过事后联系情况也可判断安排陪酒女出台是有组织的行为。
所谓被害人对办案机关和媒体讲：2月16日零点左右是自己偶然去酒吧喝酒，导致无辜被害。按照所谓被害人的说法，她应该和酒吧人员完全不认识，从来没联系。
但所谓被害人为何在案发后，与酒吧老总、高管在两天半内两次会商，除了共同研究敲诈勒索以外，是否还研究如何掩盖酒吧经理和业务人员主动和有组织性交易的事实。否则为何很短时间内他们之间大量通话？
法理分析告诉我们，结果可以逆推动机。通过酒吧人员参与敲诈勒索这个犯罪结果足可以逆推对方等人引诱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的罪恶目的和动机。
七、通过所谓被害人在本案所有的关键节点上，都需要张某某安排或表态，可证明他们之间是有隶属关系的，起码是合作伙伴。
在某酒吧内喝酒唱歌玩游戏时，张某某多次表示所谓被害人可以出台，价格1000元，所谓被害人均予以同意，并表示“一切听张某的安排”。未成年等是首先离开酒吧的。而此时所谓被害人进入更衣室同张某某沟通商议后，按照张某某的安排追出酒吧外，在李某某未让张某某、所谓被害人上车的情况下，二人厚着脸皮挤入魏某某(大)的Q7车。总算跟上了未成年等。
离开酒吧后，在魏某某(大)Q7车上，张某某也和所谓被害人某某某讲：“你今晚陪他们玩好，他们给你1000元，我明天再给你加1000元。”所谓被害人某某某当即表示听张某某的。该情节受到车内所有人的证实，并且在金鼎轩吃饭前，魏某某(大)还同李某某亲口讲了这事。
在金鼎轩也是在张某某的召呼带领下，所谓被害人最后一个跑出来，想上李某某的车。李某某摇下车玻璃，不让其上车，说“你俩滚！”将张某某和所谓被害人骂走，此情节未成年等都当场听到了。又是在张某某的无耻乞求之下，带着所谓被害人又一次挤入魏某某(大)的Q7车。张某某承认是自己将所谓被害人喊上车。
在离开地下车库后，所谓被害人可能在车内有耍闹行为，但是经过李某某和张某某通过电话，李某某告知所谓被害人：张某某表示今晚你陪他们玩好，有什么事明天同我说，然后，所谓被害人立即表示同意，之后就再没明显耍闹过，而且一直坚持不离开未成年人的车。
全体未成年人证实，张某某离开人济山庄前，同所谓被害人就性交易的事情已经完全安排完毕，然后又同未成年等进行了落实。
全案可确认，所谓被害人不少于三次向未成年人等表示：张某让我干啥我干啥。
八、法律要求审判中要注意的生活逻辑和经验法则告诉我们什么？
张某某编造出把所谓被害人一人留给未成年等的理由是：“让李某某等人送某某某回家”，此谎言未获任何人知悉，纯属编造。
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感到费解：一个单身女孩子，半夜三更去酒吧这种场所干啥？面对一帮素不相识的男人，为啥还去陪酒、点酒、陪玩、陪唱歌？如果不是去卖淫图利，为啥对几个素味平生的陌生男子从11点多纠缠到天明不肯离开？如果确实是遭到暴力侵害，所谓被害人为啥还马上把对方的2000元装到自己包里？
简单分析一下，张某某与所谓被害人在地下车库分手也不符合经验法则。由于张某某将所谓被害人深更半夜带领外出，张某某在法律上已经对所谓被害人的安全产生了特定的义务或责任。那么张某某自己坐车回家为啥不带所谓被害人回去呢？而且张某某也明知所谓被害人和这些素不相识的男人都喝了不少酒，酒后容易乱性。所谓被害人对该地点又人生地不熟，不仅可能发生淫乱、强奸，还可能发生凶杀、绑架等严重犯罪。那为啥还把她交给这些陌生男人呢？张某某自己带所谓被害人回家不是更安全吗？反过来所谓被害人不选择同自己酒吧的经理或朋友一起回家，而留在这些陌生的酒后男士这里，意欲何为呢？
墨写的谎言改变不了铁写的事实。反常的，违反生活逻辑和经验法则的行为，必有蹊跷和不可告人之处。打个比方就是“皮裤套棉裤，必然有缘故。”
九、关于所谓被害人的主体身份
我认为，所谓被害人就是酒吧的职业陪酒女。因为对方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没能证实其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或经济来源。
1、所谓被害人所说的某某广告公司和她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双方就没有建立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如有劳动关系，无故缺勤三天就可除名。而所谓被害人几个月不上班，用人单位却没有任何处理措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2、所谓被害人虽然拿到了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交纳四险凭证，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社保交费的复杂性，在甲单位交纳四险但是在乙单位上班的情况很多。还有的仅仅是挂在某个单位交纳四险，实际上和这个单位并无劳动关系或其他关系。因此认定其是否为该单位在岗员工必须靠上岗考勤情况、支付劳动报酬情况、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才能证实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3、而所谓被害人没能提供她出勤哪怕是一天的广告公司考勤凭证。
4、所谓被害人没能提供哪怕是该公司给她开过一分钱工资的开资凭证。
没上岗，没开资算是单位的人吗？
5、所谓被害人夜间穿酒吧工作服工作，并且有存衣箱，证明她是酒吧员工。
6、她一口一个听张经理的，张经理要求怎么干她就怎么干，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也说明她是酒吧员工。
7、所谓被害人 2月20日在公安机关的《伤检记录表》上填写的是“工作单位：无”，也可证明其未在某某广告公司上班。
8、员工有事，领导出面，为了所谓私了之事，酒吧主要领导都出面参与了。
所谓被害人的主体身份很重要，这虽然不影响她是否会成为强奸罪的被害人，但可以判断这次出台是临时起意还是有准备有预谋的。
十、部分酒吧高管参加敲诈勒索
所谓被害人性交易完成后，忽然翻脸声称未成年人等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强行奸淫，宣称未成年等对自己使用了暴力胁迫。
张某某与所谓被害人研究好以后，张某某从13年2月17日14时58分开始给李某某打电话，共打到2月17日22时13分遭到李某某痛斥时为止，共打了5次电话，最长时间达9分多钟（有张某某电话通话记录为证），电话内容就是一个，本案私了，每家出十万，但是却让李家交50万。实际就是敲诈李家一家。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寻找和敲诈其他家。
该情节李某某可资证实。张某某也承认为此遭到了李某某的痛斥，痛斥所谓被害人、张某某等酒吧人员设局敲诈勒索。后来张某某宣称不敢再给李某某打敲诈要钱电话了。（有张某某通话记录为凭）证人李某13年4月22日证实：张某某反复给证人李某打电话，让证人李某督促李某某家交50万元钱，从2月17日14时44分到2月17日23时37分，张某某连续给证人李某打了七个电话，最长时间10多分钟，就是让证人李某督促李某某家尽快交钱。（有张某某通话记录为凭）
证人李某8月27日向律师证实：17号下午，“张某给我打电话，让李某某拿50万，我一听这是天价，我只好转告李某某，李某某没理他”。
张某某此举并非完全为了所谓被害人谋财，他自己明显也是要捞一把的。其酒吧老板某某于2003年3月29日向公安机关承认：“我印象在某某洗浴中心的时候，我们问某某某本人的具体私了意见，某某某好像说准备要20—30万解决这件事情。”
可见如果勒索到50万并不都是准备给所谓被害人的，其余20—30万显然是解决给张某某等其他人的。
勒索短信写到：“你是否李双江本人„„请你速回电话，否则我们不会拖过下午要走法律程序和相关媒体等„„”经办案机关调查该短信是由所谓被害人手机发出。（敲诈勒索电话均有公证书为证）。
酒吧高管辩解帮所谓被害人是因为看到消费者受到侵害，故而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但是酒吧高管挺身而出的方式很不正常，不仅副总经理等高管与所谓被害人一起去医院看病，一起到洗浴中心研究对策，未成后一起到派出所报案，而且总经理也冒充女方男朋友亲自打电话向李双江家要钱私了。
案件已经进入侦查阶段后，未成年人等已被批捕，而所谓被害人的代理律师还同未成年人监护人进行联系，表示未成年人家属这边有什么想法可以与他联系，（有公证书为证）意图明显还是索要钱财。
所谓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坚持要50万，看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由于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治疗收费凭证来支持其索赔要求，加之该索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近所谓被害方不得不仓皇撤诉。近日听说已有三家交了45万。
对方一直通过“走法律程序和相关媒体等”，也就是通过法律、媒体和舆论等施加高压，以继续实施敲诈勒索。
我们认为，张某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罪，虽然属于未遂，但是由于敲诈勒索数额巨大，事先有预谋，事中有组织，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该予以立案追究。
十一、到底是想走还是想留？——所谓被害人奇怪的耍酒疯。
首先可以确定，所谓被害人喝了不少酒，男女都一样，酒喝多了对身体的稳定性、协调性有一定影响，有时确实需要别人扶她或掺她一下，但是她没有醉，一直是自主行走，出金鼎轩为追未成年人等，心里一急她选择小跑，不仅根本没摔倒，而且也没打踉跄。
法医专家通过酒吧与金鼎轩两处监控录像两处步态分析，立即断定女方完全清醒，是装醉。
在酒吧内，本来男女双方喝酒唱歌玩游戏很融洽的，但是所谓被害人似乎突然耍过一次酒疯，不过当未成年等要走时，她的酒疯立刻没有了，马上主动追随出台了。可见所谓被害人耍酒疯和出台性交易没关系，耍酒疯不是为了不出台。
在地库内男女双方也谈得很好，但是车启动后，她似乎又耍过酒疯。据魏某某（大）讲：在车里时，她对未成年人给婷婷３００元小费深感不满，曾经质问过张某某：“为什么给婷婷300元，而一点没给我？”所以她耍酒疯也有一定的经济原因。但是她的耍酒疯绝不是不进行性交易了。
虽然从人济山庄地库出来后根据个别口供，似乎她闹到同未成年被告人等动了手，但是当车停到了京国奥宾馆路边，此时已经是早晨5点多钟了，路边已经有了行人，小贩拉着车从Q7车旁走过。小早点店已经开门，而且该Ｑ７车旁边也有行人三两走过。而几名未成年人两名去宾馆开房，其余三名都下车站在附近抽烟或聊天，这段时间很长，有几十分钟，车内只剩她一人。她还是不选择下车而选择等待开房。
因为此时所谓被害人已明知他们在找房间，但她选择待在陌生男人的车里等待开房，而不是下车回家或离开此车。，这个客观监控录像所证明的行为，最能说明她究竟是自愿还是不自愿。
庭审调查经我质证询问，已经确认，此时并无任何被告人有意看守她或威胁她不让她下车。
合理的解释就是她要坚决进行性交易而不是拒绝和反对进行性交易。耍酒疯不能否定她的继续进行违法性交易的目的。耍酒疯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嫖资。
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整个过程的分析，所谓被害人通过耍酒疯其实是要激化矛盾，挑起冲突，为对方违背意志强行奸淫妇女甚至伤害制造条件，以便下步进行巨额敲诈勒索。
所谓被害人、张某某的目标不是2000元而是50万。
因此，在七个多小时三陪时间内，用记忆模糊。说法各异的所谓个别时间内女方曾耍过酒疯或双方有过口角争执甚至动手来认定被告人违背妇女意志，实施暴力，强行发生关系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十二、对某分局的侦查工作深表感谢——搜集调取的证据形成了无可辩驳的无罪的证据链。
我认为某分局的侦查工作是比较认真、细致、负责任的，也不是完全按照既定的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主观倾向来开展工作的，因此通过侦查也搜集调取了众多的无罪证据，并形成了无可辩驳的无罪的证据链。
具体如下：
1、某酒吧监控录像：（该监控录像不全，张某某、所谓被害人和陪酒女婷婷等酒吧三人最后走出来的录像没有）证明所谓被害人和酒吧经理张某某是最后离开酒吧并自己主动上车的，此点双方均无任何异议。
2、金鼎轩酒店监控录像：证明所谓被害人思维清楚，目的明确，反映迅速，行动敏捷，完全否定了所谓醉酒的虚假说辞。
所谓被害人酒醉没酒醉，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没有影响，只看这一个监控录像就一目了然了。
发生性行为是违背所谓被害人意志还是其强烈要求，看完该录像就昭然若揭了。
3、京国奥宾馆监控录像可证实未成年在该处停车联系开房时，车在宾馆路边停留半小时左右，因为已是早晨5点多钟，车旁已经走过行人，路边小早点铺应该已经开门营业了。而李某某等一直在离Q7车挺远的地方聊天，此时五名被告人已全部离开了Q7车。
开始时所谓被害人一直与一个十五岁的小孩魏某某在车里聊天，后来所有被告人均下车。经律师法庭质证此时没有任何人对所谓被害人有威胁或暴力。而所谓被害人仍旧坐在陌生男人的车里坚决不下车，足以证明其前边即使与未成年人真的发生矛盾，甚至打斗，也与拒绝性交易无关，她坚持坐在车里等待开房，证明发生关系完全是自愿的和蓄意追求的。
该录像完全否认了所谓被害人在Q7车离开地下车库，在路上行驶时因所谓被害人拒绝开房，发生打斗的不实证实。尤其否认了停车后李某某拉开车门，殴打某某某的虚假指控。
4、湖北大厦宾馆监控录像：
从监控录像看，所谓被害人进门时遇到保安员、收银员时，她是低头稳步走过。完全是自主行走，五米左右可以看到保安，而且大堂还有收银员在。所谓被害人的所谓被强行挟持，准备找机会逃脱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谎言。
无论是进入湖北大厦大堂的监控录像，还是电梯内的监控录像，均可以让人感到是男女朋友进入房间。好像是酒后亲昵的依偎在一起，李某某微笑着向所谓被害人轻轻举手的动作明显是亲昵友爱的表示。所谓被害人在电梯里站着时，似乎要蹲下去吐，李某某可能担心她吐，而主动把她扶起来，这是很正常的。
仔细看电梯内录像：不是李某某的手抓着所谓被害人的手，因为李某某的手指是伸直的，可以做物理实验，伸直的手能抓东西吗？录像显示是所谓被害人的手抓着李某某的腹部。而且其后女方似乎用手摸着李某某的腹部。
所谓被害人进入湖北大厦时低头和散开头发，应该是一种隐蔽自己的方法，因为陪酒女是知道大厦有录像的，因此进入大厦时低头和散开头发以挡住面部是本能的掩盖身份的表示。完全不是违背意志不自愿甚至受人胁迫的表现。
最关键是最后通过走廊进入8915房间时，所谓被害人完全是自主行走，自愿进屋，没人威胁，没人恐吓，没人拖拽，没人推搡。最有力的证明了她完全是自愿进入房间进行性交易的。
5、金鼎轩证人张某3月13日证实
证实所谓被害人根本未醉，是她主动跑到未成年人那里，上了未成年人等的Q7车的。
6、金鼎轩证人宋某某3月13日证实 证实所谓被害人根本未醉，是她主动跑到未成年人那里，上了未成年人等的Q7车的。
7、人济山庄保安刘某某分别向办案机关和律师证实所谓被害人并非蹲在地下车库一言没发，而是站着和张某某及未成年人等说话，没有醉酒失去意识等，并且她看到及明知酒吧经理张某某提前离开。
8、湖北大厦前台收银员谢某某2月23日证实他们给未成年被告人办理入住和登记等，均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现象。该证实不支持起诉书所认定的“强行带入”。
9、湖北大厦前台收银员夏某某2月23日证实曾为未成年被告人办理退房手续、退押金等，对该批男、女客人进出没看到任何反常现象。该证实也不支持起诉书所认定的“强行带入”。
10、湖北大厦客房服务员郭某某2月23日证实2月17日7.20几分时，证人郭某某进8915房间查房，当时还有一名被告人王某在房间内没走，与其进行了简短交谈。郭某某当场进入房间查房验看，证人翻看了被子和床单，没发现有任何污损，室内物品摆放整齐，没有任何擦碰的痕迹，厕所无杂物。证明所谓被害人陈述其处女膜破裂，床单上沾染了血迹完全是一派谎言，是在报假案，足以证明8915房间根本不是强奸案现场。
11、湖北大厦离房服务员赵某某2月23日证实在房间内没发现有血迹，只是厕所里有一小块卫生纸。证实该房间内根本没发生强奸案。
12、湖北大厦保安员夏某某某3月14日证实所谓被害人与被告人是正常进入宾馆，与证人距离仅五米左右，没有任何反常，证人还认为互相之间是男女朋友关系呢。
13、证人北京京华XX医院医生李某某2月23日证言证实所谓被害人2月17日上午去该医院就诊时：“带着一个大口罩，看不着脸”，并且名字换了两次。证实案发当天没有无利害关系的证人看到所谓被害人面部有伤。
14、证人李双江司机张某某2月21日证言证实所谓被害人及有关酒吧高管对李某某家要钱进行敲诈勒索情况。
15、办案机关的勘验结论否定了8915房间内发生了暴力强奸的结论：
经办案机关以公（京）勘（2013）k***3020214号《现场勘验笔录》确认“对外围现场勘查后，无异常发现”。证明湖北大厦8915房间内，没有任何搏斗或痕迹等异常现象。并非强奸案现场。
16、最关键的，公安机关的DNA物证鉴定结论不支持李某某和所谓被害人发生了性交。
所谓被害人报案时和以后陈述时，都坚持李某某和她第一个未带避孕套与其发生了性交，不仅插入而且射精。说的千真万确。而李某某在预审时则表示对是否性交记忆不清。
但是，京公司鉴（物证）字（2013）第FYB1301058-WZ1058号《法医物证鉴定书》鉴定结果为：除王某、魏某某以外，DNA检测精斑的结果：“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
同时，另一个也很重要的ＤＮＡ鉴定结果是：在所谓被害人的胸罩正面和背面，均未检测出被告人李某某身体的“脱落细胞”。鉴定结论实际上不仅排除了李某某与所谓被害人发生性交，而且还排除了李某某与所谓被害人的近身接触。
客观物证检测结果否定了所谓被害人关于李某某实施了性交插入并射精的指控，证明她在报假案，作假证实。
17、对所谓被害人全部衣裤的勘验检测排除了被告人对其使用暴力。
对所谓被害人九件衣裤（红色内裤、红色胸罩、牛仔短裤、黑色毛裤、灰色绒裤、黑色马甲、黑色秋衣、浅色毛衣、黑色外衣）物证检测的结果，可见没有任何撕脱破损。而这些衣裤尤其是内衣内裤，都是紧贴在身上的，如果不是所谓被害人自己脱掉或主动配合他人脱掉，那不会没有任何破损。
对于衣裤的物证检测结果也充分证明，本案绝非强奸。
18、我与王冉律师调查的李某证言，并在庭上经控辩双方进行了质证，证人李某坚持证实酒吧经理张某某主动向未成年介绍并落实卖淫，同时坚持证实所谓被害人某某某是受酒吧经理张某某指使，不断追撵未成年人等，主动出台卖淫的。
经我庭上质证，确认证人李某的证言以当庭确认的为准，因此网络上所传证人李某此前所说的李某某在给其打电话时，承认自己打人的证言，已经失去了证明效力。
19、我在庭上提交的我与王冉律师调查的人济山庄保安刘某某的证言证实女方并非一直蹲在那里，而是站在那里同张某某及未成年等正常交谈，完全否定了女方醉酒、男方强行、张某某走女方不知情等虚假证实。
20、我在庭上提交的经公证处公证的九份书证证实酒吧经理张某某从去年12月开始，连续给李某某发手机短信22封，称兄道弟，嘘寒问暖，不断邀请李某某来酒吧娱乐。对李某某家庭背景和本人行动情况完全掌握和知情，早有精心算计和准备。同时多次电话邀请李某某，声称酒吧又来了新美女，进行诱惑。有一次还给未成年人安排了两名三陪出台女，由于李某某的抵制而没有上当受骗。
该批证据同时还证实，事后酒吧经理张某某及其他酒吧高管对李双江家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
综上所述，可见无罪的客观证据的证据链是很严密的，法院应该依照该大量客观证据按无罪下判。
十三、所谓被害人在房间内引诱未成年等进行性活动。
进入8915房间，所谓被害人也是自主自愿行走，意识清楚，被告人说其主动脱衣。
被告人坚持，所谓被害人为了让未成年人产生性欲，喝酒中间就有摸未成年如魏某某等进行勾引教唆的行为。进入8915房间后也有此类行为。可见未成年人等与其进行性活动与所谓被害人引诱直接有关。
事后，所谓被害人如约收到了未成年人向其支付的2000元性交易费，并亲手将该款放入包内。虽然她本人向公安机关谎称她仅在钱包里发现多了三、四百元，但是众未成年人等，以及张某某、证人李某等也直接或间接证实了所谓被害人收取了未成年人2000元出台费的事实。
十四、李某某没有为发生性行为而实施暴力。
1、由于被害人一直是主动出台卖淫，因此李某某等对所谓被害人实施暴力没有任何动因，未成年人等对所谓被害人实施暴力与生活逻辑明显不符。
(1)、证人李某证实，“在酒吧内李某某和某某某谈得挺好”，也许所谓被害人出台是为了李某某吧。既然你有情，我有意，那么李某某有何必要将所谓被害人打伤呢。
(2)、所有客观证据都否认了李某某等对所谓被害人实施了暴力。客观证据全都证明所谓被害人对这些未成年人穷追不舍，追了一夜到天明，必与这些人发生性关系。
既然女方如此主动，李某某等未成年人还有何必要对女方大打出手一番之后再与其发生关系呢。这不符合生活逻辑。
(3)、预审口供此供彼供，前供后供，明显不一，检察阶段口供基本上排除了对女方殴打或互相吵嘴打架，审判阶段不仅法官提审排除了殴打或打架，而最关键的是庭审中三名被告人表示均没看到李某某殴打，一名被告人虽然说李某某在车内有殴打或按压(被告方则认为女方在车内耍酒疯踹司机等影响了行驶安全)。但我质证该被告人开车时(他当时开车)：是注意前方还是后边，该被告承认主要注意前方，对车后面情况只是通过反光镜偶然看一下，看得不是很清楚。大家知道，在聚精会神目视前方开车的情况下，偶然看一下反光镜是不会看清后面的。
而且李某某的监护人当庭提出，该被告人对李某某的打人指证，是由于他的辩护律师与李某某监护人有私人恩怨，背后对被告人进行了唆使。
2、李某某的所谓实施暴力口供源于办案机关不公平的讯问。
(1)、在审讯年仅15岁的魏某某时，预审人员当着其监护人父亲魏某某的面，喝斥魏某某：“别人都说李某某打了，李某某自己都承认打了，你为啥说他没打，你到底是想重判还是想轻判？”就这样，未成年人口供中一度出现了李某某等人暴力殴打所谓被害人的供述。
(2)、在审讯未成年人魏某某(大)时，办案人员也是当着其母亲郭某某的面，要求魏某某(大)承认李某某等对所谓被害人实施了暴力殴打。郭某某实在容忍不下去，同审讯人员当场吵嚷起来。
(3)、审讯人员对李某某半夜审讯，据监护人反映还有疲劳审讯的情况，不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由此可见未成年人的所谓实施暴力的有罪口供等是不应采信的。
(4)、预审人员还大量使用复杂问语以达到诱供的审讯目的，甚至进行全局性的误导。
为获取未成年人有罪的自供和互供，使用很多复杂问语以进行诱供。以诱使嫌疑人的回答符合办案人员定罪的要求。
复杂问语是问语中已经包含着已有判断或已有结论，或包含着某种假设，暗示某种答案。审讯中应该是禁止使用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应该严格禁止使用。
仅举 2013年2月25日对魏某某(大)的部分审讯用语：
问：“在湖北大厦你们怎么强奸某某某的？”(律师注：问话中已包含犯罪性质是“强奸”的肯定判断)。
问：“进房间后谁打那女的了？”(律师注：问话中已包含有人打那女的了这个肯定判断)。
问：“你们强奸某某某之前商量过怎么办吗？”(律师注：问话中既包含肯定犯罪性质是强奸，又包含嫌疑人‘商量过’这个肯定判断)。3月10日半夜审讯魏某某(大)。问：“强奸的地点？”(律师注：包含肯定犯罪性质‘强奸’)。
正确的询问应该是：你或者他人当时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实施了什么行为？
仅看以上区区几句，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毫无异议地确认这是用复杂问语进行诱供。
审讯时一句没问过未成年被告人，对方有没有引诱你们的言词或行为。这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在审讯中既要注重有罪和罪重的事实和情节，也要注重无罪和罪轻的事实和情节的要求。
(5)、最严重的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整体性、全局性诱导和误导，如对李某某的审讯中(同步录音录像)，竟然告诫其：“你别听律师瞎说”。后来更为严重，竟说：“听我的对你才有好处，听律师的你肯定吃亏”。
对未成年人这种整体性的误导，必然会对审讯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和不利作用，律师明明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在有些人口中竟然成了损害被告人权益的。被告人因未成年而心智不够成熟，独立确定问题的意志能力和独立辨别是非曲直的理智能力都较差，因此容易使未成年被告人产生是非不清的颠倒性认识，从而影响口供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否认预审中形成的一切口供(我也援引和采信了很多能证明案件事实并且有价值的口供)，而是坚持否认预审中被告人的一切有罪供述，否认所谓被害人的虚假编造之词，和否认酒吧污点瑕疵证人的所谓有罪证实，我认为这些主观言词证据都不应予以采信。
但是，我虽然认为审讯有瑕疵，要求对被告人有罪供述进行排除(法院未予采纳)。但我不认为这是非法审讯，也不认为这是非正常审讯。因为同步录音录像显示：
1、是由适格的预审人员进行的审讯。
2、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审讯场所进行的审讯。
3、审讯中没有发现刑讯逼供。
4、审讯后有被告人签名。
5、监护人一直都在审讯现场并且审讯后也签了名。
有人可能以为：我会认为某分局对本案的工作作得很差，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无罪辩护的主要依据几乎均来源于侦察和预审的工作结果。我是表示感谢的。
十五、黑方洋酒与本案有重大关系。
最为严重的是，在对方对未成年人劝酒诱惑期间，他们竟拿出了一瓶已经开过了瓶的黑方洋酒，劝这些未成年人喝下。未成年人喝下之后，很快就感觉不适，魏某某(大)竟然不一会就躺倒了。究竟他们在酒里下了什么？是催情药还是迷幻药还是其它，极其可疑。如果没问题，那么年仅15岁，不久前才在北京301医院做过手术，既不懂性行为，也不会性行为的魏某某，为什么也在所谓被害人的手动帮助下产生了性要求呢？
更应该注意的是，所谓被害人，也喝了很多该黑方洋酒，如果酒里有蹊跷，那么即使所谓被害人真是良家女孩，她该走却不走，不该留却留，对陌生男人穷追一夜，也完全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律师怀疑酒吧张某某等在酒里下了催情药之类，因为这是个别情色人员的惯技。
十六、本案如果给这些未成年人等定强奸罪，必须排除合理怀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要想证据确实、充分，除了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外，还必须“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明显是一个司法逻辑上的必要条件，即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即仅仅排除了合理怀疑，还不能足以定罪。但是如果不排除合理的怀疑，那就不应定罪。
本案对方所携带之已开瓶的酒里极可能有药物，这在欢场上为达目的是很常见的手段。这个合理怀疑必须排除。如果这个怀疑不能排除，那么此案给未成年人定罪就可能犯根本性的错误。
因为他们如果用药物手段刺激性欲，导致未成年人与其发生关系，那犯罪的肯定是这些成年人而肯定不是这些未成年人。
黑方洋酒的来龙去脉和黑方洋酒中所含的成分必须查清，而一旦查清，本案的性质也就是谁有罪谁无罪就更清楚，更明确了。
即使排除了黑方洋酒这个合理的怀疑，本案也不应该给未成年人等定罪。而不能排除黑方洋酒这个合理的怀疑，本案更绝对不应该给未成年人等定罪。
本案中引起合理怀疑的情节甚多，如所谓被害人为何夜间7个多小时连续追逐未成年不肯脱离？她和张某某进入某酒吧换衣间后研究了些什么？在李某某家地下车库张某某与所谓被害人互相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所谓被害人耍酒疯（根据不确定的言词说法），每次耍完后（甚至吵打完之后）都坚定不移的继续追逐未成年走，耍酒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既然是无辜受侵，为何事后立即收取2000元？事后24小时之内，为何到医院看伤却没有伤？为何某医院一天后为其出具脑震荡的假伤诊断？
不排除这些合理的怀疑，本案定罪明显就不正确、不公正，不符合法律规定了。
十七、本案明显的逻辑矛盾必须解决。排除合法的夫妻性关系，男女性行为只有强奸与通奸两类。性交易是双方自愿发生的，当然属于通奸。因此强奸与性交易在司法逻辑上是一对矛盾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只能一真一假，非此即彼。即如果是强奸就绝不会是性交易，而如果是性交易就绝对不是强奸。因为为性交易而发生的性交，不仅不违背陪酒女的意志，而且正是她的主观追求。
根据律师所述的上列事实，张某某、所谓被害人所从事的行为已构成了介绍组织卖淫的证据链，这也是证明未成年人等无罪的证据链。而所谓证明未成年人构成强奸罪的证据链是不完整的，也是不严密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
办案机关必须完全推翻无罪的证据链，才能确认未成年人等有罪的证据链，才能确认未成年人等有罪并科以刑罚。
定罪的证据必须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本案如果不能完全排除所谓被害人、张某某故意引诱未成年人买淫进行性交易的可能性，就无法确认强奸的必然性。那么给这些未成年人定罪就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
十八、所谓被害人自相矛盾、蓄意欺骗，掩盖关键事实情节的报案和陈述内容，不仅没有证明力，而且明显是在报假案，欺骗公安机关。
所谓被害人为了证明自己是酒后被未成年人等强行挟持，强调自己醉酒失去了意识，可是为了证明所谓强行和违背意志甚至暴力的情节，又需要否认自己醉酒失去意识，以使公安机关确信这些强奸犯罪情节的真实性。
所谓被害人有些事情无论如何解释不清，因此左支右拙，明显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无法否认其是在报假案。
1、所谓被害人开始向公安机关坚持自己是顾客，是来酒吧喝酒的，后来又承认是兼职助酒员，但无任何报酬。
但是酒吧经理张某某于 2013年2月21日向公安机关承认：“据我所知，我们老板可能还给这些兼职销售一些底薪，具体数目我就不清楚了。”由此可见所谓被害人确实是该酒吧工作人员，因此说她的活动带有明显的组织性。为何所谓被害人蓄意掩盖其本人为酒吧工作人员的事实（该事实已被酒吧全体涉案人员所证实），因为酒吧工作人员有义务阻止未成年酗酒而不是诱惑他们大肆酗酒。
2、所谓被害人蓄意掩盖其明知这批客人是涉世未深的孩子，而违法对他们进行劝酒、挑逗，以达性交易和敲诈勒索的罪恶目的。她向办案机关报案时对此事实只字未提。
3、她蓄意掩盖她数次自主上车，主动追缠未成年人等的重大事实，而一再宣称自己是酒醉后失去意识，被强行挟持到有关地点实施强奸。以此证明未成年人违背了妇女意志。
所谓被害人2013年2月26日是这样向公安机关编造的：“之后我的意识就模糊了，再有印象的时候我就已经换好我自己的衣服在酒吧门口”。失去意识还能换好衣服，自己走到酒吧门口，简直是天外奇谈。
4、她蓄意掩盖收取2000元出台费（性交易费）的重大事实，这个事实直接涉及本案性质到底是强奸还是性交易。而这个收取嫖资的事实已经被全体未成年人等、以及张某某、证人李某等直接或间接加以证实。
5、所谓被害人蓄意掩盖本人在酒吧曾经多次出台的事实，所谓被害人该违法事实已获证人张某某的证实，所谓被害人本人在办案机关追问下也已承认了有这方面的违法事实。
6、所谓被害人报案时信誓旦旦坚称自己是清白处女，以让办案机关确认自己受害的真实性以及未成年人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但最后在办案机关的追问尤其是办案机关去有关医院调查后，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并非处女。
7、张某某2013年2月21日证实：“后来在去吃饭的路上，我对某某某说刚才给了婷婷300元小费，某某某问我：‘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张某某此证实一是证实所谓被害人根本就没醉，也一点没因喝酒而糊涂。二是证明所谓被害人眼睛盯着钱，心里算计着钱，而且已经因没给她钱而对李某某等人产生了不满。她的耍酒疯闹事完全是为了钱而不是因为不自愿。她一直蓄意掩盖这一点。
8、所谓被害人2013年2月26日又这样向公安机关编造说：从金鼎轩出来时，“我记得是有人拉着我一起往外跑”。
酒吧张某某于2013年3月4日却是这样证实的：离开金鼎轩时“跑的时候我喊了一声子墨，子墨就跟着我们跑出来了，当时子墨是自己走出来的，我和子墨又上了Q7车。”
张某某还于2013年3月9日向公安机关承认：“（金鼎轩）上车出发的时候，被王某轰了下来”。这证明未成年被告人对对方主动追逐性交易的无耻行为已经忍无可忍，心生厌倦，实际轰某、张二人走的主要是李某某。
这二人何等厚颜无耻，所谓被害人和组织介绍卖淫的酒吧张某某被轰下车还去追，明明是自己跑着追未成年人等还编造是被别人拉跑的。明明是自愿，却反诬是强行。
9、所谓被害人一再表明自己没有参与敲诈勒索，但是，其老板某某于2003年3月29日向公安机关承认：“我印象在某某洗浴中心的时候，我们问某某某本人的具体私了意见，某某某好像说准备要20—30万解决这件事情。”
10、所谓被害人坚持与五人均发生了关系没带套并且射精了，但是ＤＮＡ检测已否定三人，她显然在向办案人员撒谎。
11、她一直坚持被奸流血，而现场和其他物证检测已确认这是一个大谎言。
12、她向警方作假证实说她是被抓着头发拽入湖北大厦的，但监控录像则证明她是和李某某挽着胳膊慢步从保安、前台等人面前走过，平稳走入大厦里边的。
所谓被害人蓄意掩盖这些重大事实，并且前后不一，疑点甚多，足以证明其是蓄意报假案，误导公安机关。加罪于无辜未成年人等，以实现继续敲诈勒索之目的。
综上所述，所谓被害人的陈述显然不足为凭。司法实践中，每个证人的证明力并不相同。一个在公安机关都敢于撒大谎的女人，其证言如何真实可信？
十九、对所谓被害人头面部的轻微伤明显存疑，对相关鉴定和证实不予认可。
1、北京市某某医院医生李某某于2013年2月23日向办案机关证实：“2013年2月17日上午„„有一个自称叫某某某（所谓被害人编的假名）的女病人到我们医院看病，„„治疗后，该女病人就走了。”
该诊断可证实所谓被害人当日没有任何外伤。我对此证据予以认可。公安机关提取的病历也证实了此事。
２、直到2月18日，即24小时后，北京某医院刘某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某某某的伤情为：“头面部外伤 脑震荡”。
我对刘某的诊断证明书严重质疑。经查该医院有
第二篇：论李天一一案（最终版）
论李天一强奸案
最近李天一一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想大家之所以关注这个案子更多的是因为李天一是李双江的儿子。关注的热点有这么三个：首先李天一有没有成年？其次李天一是不是“轮奸罪”？最后李天一要判多少年？
虽然说大家都很关心这三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不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年龄问题，因为网友猜测始终是猜测，坊间传闻始终是传闻，并不能有力的证据证明他已经成年。2013年3月8号北京检方通报，李双江之子李某等人因涉嫌强奸已被批捕，而且李天一已经被确定为未成年人。因此李天一是不是未成年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了。第二“轮奸”并不是一个罪名而属于“强奸罪”的范畴附属于“强奸罪”。当然轮奸会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二人以上轮奸的情形、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且李天一还有因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一年的“前科”。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李天一不满18周岁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说在李天一一案中最后量刑也不好确定。个人认为透过李天一一案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以下四个问题:首先一年的收容教养对李天一有没有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从李天一的同学回忆来看李天一可是一个不安分的顽劣分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没有能让李天一成人更别谈成才。我们可以说这是李双江夫妇的溺爱和学校教育的失败造成的。但是李天一在劳教结束后半年就“二进宫”了。要知道劳动教养管理所按比例配备专（兼）职教师，对劳教人员开展法律常识、道德、时事和文化知识等教育，提高他们的重视自己的言论观念和文化素质，灌输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3小时。李天一劳教结束半年后“二进宫”是对劳教制度的一种讽刺。这是李天一个人思想觉悟低或者说冥顽不灵，长达一年的每天三小时的思想教育对他的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还是劳教制度本身就没有多大作用收效甚微；亦或是其他一些原因。总之从李天一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劳教制度急需改革，至少说劳教制度对李天一这类人没有作用。
其次，从受害人的角度来讲法律对李天一这类人的宽容是不是对受害人的不公平。虽然说李天一尚未成年，但是他已经有了一年的劳教史难道还年幼无知，不知道强奸犯罪吗？我想更多的是他对法律权威的蔑视。对这样的未成年人宽容与纵容他们违法犯罪何异。法律无情固然不好，但如果法律滥情更加不好。第三公众人物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言行对社会的影响，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言行不仅仅代表他们个人。同时他们违法犯罪对社会的产生影响更加恶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高晓松酒驾被拘，但他出狱后积极投入到反酒驾公益广告的拍摄，赢得了社会的原谅和赞扬。可以说高晓松是这方面楷模。
最后司法何时才能不受外力影响得到应有的独立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大家之所以关注李天一一案可能在担心此案能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裁决。但是广东省某副市长被判十年未入狱一事告诉我们担心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篇：高子程律师辩护词(全本)
高子程律师的李庄案辩护词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高子程律师和陈有西律师受李庄家属委托、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及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担任李庄涉嫌伪证、妨害作证案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参与本案审理。开庭前，我们从法院取得了公诉机关99份证据中的15份言词证据。我们三次会见李庄。本拟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无奈神速的自本案立案侦查到开庭仅有18天的诉讼进程已无暇顾及取证工作。开庭前我们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法院向侦查机关调取最能还原本案事实的存放于侦查机关的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视听资料，我们也曾递交了申请提押龚刚模及证人（被控方控制）出庭作证，但在庭前均遭拒绝。
通过今天的庭审，已然确定这样一个控辩双方均无争议的基本事实：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未曾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未曾调查取得任何证据，且李庄希望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拒绝出庭，即李庄没有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和结果。
截止李庄被刑拘，龚刚模案控方证据均已固定且已提交法院，刑诉程序已进入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然关门，李庄没有也不可能毁灭或帮助毁灭控方证据。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未曾接触龚刚模案控方任何证人，且控方证人证言早已固定，案件已然进入刑事诉讼第三阶段即审判阶段。控 方证据已关门，不存在尚有未被询问的控方证人等待询问，亦不存在控方尤其不存在侦查机关仍在寻找而未找到的证人作证问题。故，指控李庄妨害作证，与刑诉法冲突，与事实不符。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回答，只是李庄的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这一访谈已然证明，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况且，眨眼是生命现象，李庄未曾亦无须在会见龚刚模时特例眨眼。
伪证、妨害作证罪侵犯的客体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截止李庄被拘，法院尚未开庭审理龚刚模案，不存在庭审活动被李庄侵害的客观事实。
辩护人认为，在此基础上指控李庄构成伪证、妨害作证罪，既背离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甚至违反现行法律，故此，我们依法提出如下无罪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据以指控的主要证据虚假或与本案无关。
庭审质证期间，辩护人曾真诚的希望公诉人对其据以指控的下列核心证据中的足以导致罪名成立与否的矛盾予以解释：
1、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察自出证言显示，都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但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口供显示，李庄及龚刚模连夜、连续被审讯40余小时以上。期间不准吃、不准喝、不准睡。
2、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认识李庄之前多次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及多次被敲诈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3、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警察）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4、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作为证人被拘留后，为控方出具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公诉人如何审查和解释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又使证人无法出庭作证。
6、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缘何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被吊的伤痕。
7、公诉人及侦查机关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
8、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自揭谎言。
9、公诉人缘何不落实***书记有关“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的重要指示。
10、文强等另案在押嫌疑人的口供与李庄案何干。公诉人在质证阶段曾表示在辩论阶段解释上述矛盾。但在公诉人发表公诉词的过程中，全无对上述令人吃惊的或虚假或矛盾的证据的任何解释。辩护人第二次真诚的希望公诉人对上述证据中决定罪名成立与否的矛盾予以解释，并告知合议庭上述矛盾存在依然可以定罪的对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导致法庭认定据以指控的核心证据虚假，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宣告李庄无罪。
二、控辩双方证据说明与比较分析
1、控方证据说明与质证
2、辩方证据说明
三、“法不诛心”与“腹诽之罪”
公诉机关提供的核心证据除了因虚假、与事实矛盾、自相矛盾不能成为定案根据外，或许仅存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似乎可以证明李庄有过或以明示的或以默示的行为表达过伪证、妨害作证的动机或犯意。
那么，仅有动机或有过以眼神、眨眼的动作亦或假设还有口语表达翻供的犯意，而无实施伪证、妨害作证的行为和后果，就能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吗？当然不能，因为缺少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的另外两个要件：客观行为和客体。
“法不诛心”是法得以称为法且有别于专制的根本所在。暂且遮盖起控方核心证据存在的虚假与矛盾，权且认为李庄因为表达过伪证、妨害作证的内心，即可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则与“腹诽之罪”无异。“腹诽之罪”是封建时代“春秋决狱”的准则，早已为新中国法律所禁止。所以，假设李庄有过以眼神、眨眼等动作暗示或干脆以口语表达过希望龚刚模及其亲友伪证、妨害作证的犯意，依国家现行法律依然不能定罪。况且李庄原本没有犯意，李庄申请伤情鉴定用以验证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就是明证。
四、辩护人特别强调，我们坚决支持重庆依法打黑，因为此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举措。但是在具体执行法律包括在审理龚刚模的个案庭审中，也必须同时依《刑诉法》、《律师法》等规定保障包括李庄等律师依法履职的活动，而不能因片面理解证据认为李庄有犯意存在或犯意表达为由对正在执业的律师刻以刑罚。须知，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就没有站在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对立面、对案件事实和性质提出不同意见和证据的一方，打黑案件就很难成为铁案，因为它缺少构成铁案的法定程序和因素。至于包括李庄在内的辩护律师的言行，在控方看来如有不妥之处，就本案事实而言，则属执业道德范畴，与犯罪无涉。历史的教训证明，律师执业权益和律师制度蒙受践踏之时，同时也是逼供信盛行之时，“文革”就是明证。
值得借鉴的是，拨乱反正期间，在审判四人帮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国家尚处在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尚不完备时期，左倾思想余毒尚未消除，法治思想远非今日，尤其不具备如今我们国家已颁行的完备的刑法体系，但是我们党旗帜鲜明的确立和坚持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审判结果至今令人称道。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客观形成的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为根据，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条文为准绳，衡量嫌疑人的行为涉罪与否。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没有犯罪事实与结果，依法不能定罪量刑。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存疑不诉、存疑不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新刑法原则。在李庄案中同样应予毫无差别的得以执行，这才是今天庭审的意义所在。惟其如此，才能贯彻***书记指示并强调的“打黑不是黑打，要严格依法办事，让事实说话，证据说话”。
就李庄案而言，落实***书记的上述重要指示，就必须让龚刚模出庭接受询问排除其检举口供的矛盾，必须让龚刚模当庭展示其手腕有无被刑讯逼供的伤痕这一事实说话，必须让被侦查机关拘押的证人获得证人应有的自由后到庭作证说话，必须通过专业鉴定机构鉴定龚刚模伤痕是否系刑讯逼供所致的科学结论说话，必须由公诉人出示有无被李庄伪造或帮助伪造、毁灭或帮助毁灭的证据说话，必须由公诉人出示有无因李庄妨害伪证所致的事实说话。否则，在没有上述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李庄构成犯罪，不仅于法无据，而且直接违反了***书记的重要指示。这一点请合议庭务必考虑。
五、特别说明
1、李庄案事发原因
李庄确有特别关注侦查环节的漏洞或瑕疵，挖掘刑讯逼供的疑点，不遗余力的寻找证据质疑办案部门及据以指控的证据，以使其委托人龚刚模减轻罪责和最终免除死刑的动机，这也是他独有的习惯和刑辩风格。这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是一个良知深重的律师应有的道德操守。打黑是全国性长期的政治部署，不仅在重庆进行。但唯有重庆做的声势浩大高潮迭起，吸引了媒体的更多关注。与重庆相比，全国其他地区的打黑审判中并未封闭刑辩律师质疑刑讯逼供的空间，律师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法院依法审判可以各得其所，在既可控制秩序也可控制传播的法庭审判空间内，与李庄类似的辩护方法和辩护观点，实际对打黑案件并不会构成总体的威胁，甚至没有任何威胁。
李庄在重庆被捕的原因之一是他遇到了不容置疑的重庆办案机关。不容置疑的坚决打黑，甚至在李庄已在案发前明示退出龚刚模案后，依旧没有给李庄留出刑事辩护的余地，在开庭前就采取了强制措施。李庄错误估计了重庆的容忍限度。
2、虽然错拘错捕李庄，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
虽然有报道重庆打黑斗争特别聘有律师为案件质量把关，相信重庆有关办案部门在认定李庄伪造证据、决定抓捕时，应该先经谨慎论证，做到万无一失或十拿九稳。而实际效果是，李庄案件出现较大争议。作为辩护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根据本案事实、证据、法律，大多认定李庄不构成犯罪。
在某种意义上，我理解在高强度打黑斗争中，难以避免因专业能力有限或劳累压力太大出现闪失和动作变形。“小“如侦查程序出现逼供，“大”如开庭前抓捕辩护律师的重大行动。一旦论证不足、核实不周、证据虚假或矛盾，即做出决策或上报建议，则可能给领导机关传递不准确信息，进而会引发令人困扰的麻烦。
3、李庄军人出身性格刚烈、工作风格或有缺陷，或给重庆带来 麻烦，但尚不构成定罪理由
对重庆，李庄案的发生和发酵可能出乎意料。李庄事件可能多少转移了在全国获得高度赞誉的重庆打黑斗争的关注重点，使外界此前对重庆打黑力度和声势的关注，部分转为对打黑质量和程序合法性的关注。
刑事辩护是现代法治、宪政的表现，也是刑事司法体系整体运作的不同分工。无论李庄行事方式、工作风格有多大的缺陷或毛病，无论其是否构成了对重庆办案部门的不尊敬或不敬畏，无论李庄事件给重庆市的打黑运动或领导引发多大困扰、争议和麻烦，都不宜据此进行定罪。
4、李庄已经被错拘、错捕、错诉，但愿法院勿再判错。无须回避，李庄事件已被业界和学界归结为权力与法律的冲突，从李庄被拘捕、报道、起诉、审判的过程，难以得出“权力小于法律”的结论，并有众多权威人士认为最终事件如何解决也应决定于权力。我与陈有西律师的辩护可能都难以影响李庄事件的解决方向。理论上权力的边界应是法律，但对于在重庆审理李庄案，实际却难以形成如此共识。
重庆拥有基层与中高级共三级法院，李庄的审判显然跳不出重庆。对于重庆要将李庄案办成铁案，不同群体可能有不同解读――依靠铁证可以办成铁案，依靠铁腕也能办成铁案。作为辩护人我与社会公众一样，内心对李庄案既存有查清真相、独立审判的期待，同时又抱有对这种期望更为沉重的怀疑。但无论如何，作为应该依法独立审判的法院，查清事实是审判的关键。虽然播放李庄会见龚刚模的监控录像对办案部门有些不便，但如果录像确有李庄教唆诱导翻供的信息，对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言，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还原事实和据以判决的事实基础。如果有录像但拒不提供和播放，而仅仅以将获死罪，努力求生的在押人员的自相矛盾的检举口供对辩护律师定罪，实际可能使李庄案再次面临争议。
李庄被错拘，是行使行政权力中的错误，如果李庄案被错判，则是使用司法审判权去维持或掩饰行政权力造成的错误，或将使李庄事件付出司法公正和政府信任的双重代价。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六、尾声
虽然李庄案尚未宣判，虽然外界并不知道案件事实真相，由于（中国青年报）颠倒黑白的报道，实际许多人自信已经知道案件结果。“不知真相，已知判决”这是特别值得警觉的社会心态和法治现象。
作为辩护律师，我与广大社会民众一样坚决拥护重庆依法打黑促进和谐保的重大举措。李庄事件虽然与打黑有关，但打黑和拘捕刑事辩护律师实际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应该混淆和捆绑。
重庆有三级法院，如果偏离事实、证据、法律，将李庄定罪，在现实情势下，李庄几乎难有翻案的余地。这对整个律师行业而言尤其对刑事辩护而言，是不寒而栗的局面。
作为负责任的辩护人，需要提醒法庭的是，李庄案件倍受社会瞩目，尤其被法律界高度关注，又因为李庄作为一个或有性格特点的普通律师，确实因此给重庆带来了麻烦或争议，因此该案的判决从“讲 政治”的高度，更是攸关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司法形象、政府公信。更应该独尊事实，依法判决。
根据本案事实、依据现行法律，唯有判决李庄无罪，才是对法律负责，对国家利益负责，也是对重庆负责。可以使“乱麻缠住快刀”的局面正确、合法、有效的解脱。
李庄事件的最终处理实际需要政治智慧和磊落胸怀，需要国家、法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的无私勇气。
我不敢预想案件的结果，只是心存一丝希望。
此 致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李庄辩护人：高子程 2009年12月30日
第四篇：从李天一案辩护看律师职业伦理
蓟门决策第30期
主题：从李某某案辩护看律师职业伦理
主讲：许身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点评：
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吴革(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
朱明勇(著名刑辩律师)
易胜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伍雷(著名刑辩律师)
周泽(著名刑辩律师)
毛立新(法学博士，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持：李轩(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秘书长)
时间：2013年10月24日(周四)下午2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综合科研楼B209会议室
李轩：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回到我们的母校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接受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以及何兵院长的委托受邀主持这么一个小规模的高端研讨会。一般说，小社开大会，大学社开小会。蓟门决策到今天是30期，围绕着中国国计民生、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做出了非常多的英明决策供有关部门研讨。今天是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从热心听众挤爆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出，讨论的李某某案在今天社会生活乃至法治社会中掀起了不少波澜。前两天我以娱乐化的心态看这次研讨会，但今天多少有点纠结，心情也有点沉重，因为就在我来的路上听到一些不太好的说法或者动向，说这个案件不光是律师违纪，可能还涉及到违法，有关方面考虑要抓几个律师。如此恐怕是一个大问题了。李某某案从今年进入人们的视线，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而且不断地吸引人们的眼球，让人们大跌眼镜，很多演员出场，包括少数律师，案情有色情、有暴力，或者黑道、江湖尤其是律师的江湖。但我个人的体会是，此案虽然有影响，但在法治建设方面，尤其是在律师业方面更多是不利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不像之前发生的贵阳小河黎庆洪案、北海案，给大家展现的是律师正面形象，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很多律师粉墨登场，或者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发表意见，有些意见和做法超出了法律援助范围和旁观者所能忍受的极限。今天围绕这样的话题展开研讨很有现实意义，我希望每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能够成就一批律师而不是毁掉一批律师。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代表主办方做几个说明：第一，这次研讨会不是跟风的研讨会，不是有关方面对某些律师展开调查后做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来已久，从刘志军案开始，很多律师就向何兵院长请求能否展开律师伦理的研讨，在座的伍雷律师公开向钱列阳律师约辩，直到贵阳小河案纪念一周年，这个研讨会也没有开成。之前一个律师事务所组织了小型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和钱列阳律师进行了一次对话，多多少少理解钱律师的一些做法。
第二，这次研讨会不是要落井下石，恰恰相反，我们希望规范律师行业发展，在有关方面如果对律师有过度处罚的要求或者适度算账的举措时，希望有关方面理性对待，不要做一些出格的所谓的反映民意的错误之举，所以我希望这次研讨应该发出法学界和律师界理性的声音，尤其是希望有关方面包括律协不要是有人打了招呼事后追查律师，如果秋后算账首先要算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泄露当事人隐私的账。
今天邀请了很多重要级嘉宾，首先是主讲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教授！大家掌声欢迎！许教授我比较熟悉，长期以来关注司法实践，尤其在法律职业伦理、法律教育、法律援助方面有很深造诣，今天由他来主讲再恰当不过了。
点评嘉宾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进喜教授！王教授早年从事律师学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律师！著名刑辩律师伍雷先生！知名律师，同时身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尚权律师事务所毛立新律师！著名律师周泽律师！《南方都市报》何雪峰主任！巴士广先生，掌声欢迎！《南方都市报》李响先生，大家欢迎！最后一位并不是不重要的一位，恰恰相反，他是这次研讨会核心灵魂人物，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著名大V何兵教授！
下面把时间交给许身健教授，有请许先生主讲，大家掌声欢迎！
许身健：非常感谢主持人，感谢今天来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说实话律师职业伦理在法律教育中或者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今天场地很热，托各位嘉宾的福。非常冷门的专业、冷的话题到很热的场面来，我受宠若惊。今天讲的话题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相互交流探讨。我觉得李某某案正当其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当认真对待法律职业伦理，尤其认真对待律师职业。
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在法学教育中比较弱，中国将近700所法学院，开设这门课程的院非常少，有队伍研究这个话题的研究所也非常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是全国700所法学院中唯一的一家。相对来说这样一个学科比较寂寞，长期以来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并不受到重视。法学院14门课程中(民法、刑法、法知识、法理学)，并没有这样一门课程。如果把法律教育定为职业教育，你又不把这门课程作为必修课，显然是不正常的。不但课程没有必修课，在很多法律教育管理者来说这门课可有可无。因为很多年前曾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法学院院长开了一个会，研究法学教育的走向，在这个会上，朱苏力院长说“我认为有些课程没有必要开”，他说法律职业伦理没有必要开，因为开了这样一门课后对从事法律执业的学生来讲，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有很多坏处，因为这个课开后，会教会学生在将来的执业中打擦边球。所以对于这门课程是否需要开，法学教育界有这样的争论。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法学教育在比较发达的美国也经过了漫长过程，最初也并没有人重视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长期以来，在他们的法学教育过中，把这门课定义成一种讲正义、理念的思想理论课。但美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1970年初发生了水门事件。尼克松在他的竞争对手的大厦里按了窃听器，而尼克松本人几乎是前律师出身，是法学院毕业的。这样的现状，结合美国60、70年代陷入越战泥潭，国家权威进一步衰退，这时美国人发现整个法律人群体是一些“小人”，为了取得成功而不择手段的人。这样的话，就会产生重大问题，因为美国人有这样一个逻辑，一个国家如果要成为一个强国必须要实现法治，如果实现法治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良好的法律体制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人队伍，这个法律人队伍必须德才兼备，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假如法律人队伍尤其是律师队伍不是一个德才兼备的群体，是一些小人，为了取得成功不择手段，美国司法体制就岌岌可危，法治会荡然无存，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所以美国律师协会借这样一个契机强制美国法学院必须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并且做了很多研究。如果美国人对法律职业、对律师群体持有一种不信任态度，时间长后，在商业上来讲，整个法律职业尤其是律师群体商业前景也会越来越黯淡。也就是说强调职业伦理的约束，对于法律职业、商业的发展有利。而且以水门事件作为契机，从此法学院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项必修课，每个法学院到二、三年级唯一一门必修课是法律职业伦理，其它课程是各州做各州的，但法律职业伦理不一样，全美同考。而且法学院其它课程是给当事人学的，但法律职业伦理是给法律人自己学的。美国从粗糙不重视到现在把律师界、法律界伦理作为法学院的必修课，作为重中之重，借用的契机是件水门事件。
今天中国发生了李某某案，我认为这个案件在中国律师执业伦理发生史上应该起到非常独特的作用，这个事件提醒我们今天强化重视职业伦理的时候到了。当然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其它的事件，比如李庄案件，在李庄案上，全国上下法律人群体、律师群体主要关注的是集权、不按规则出牌，是对律师安危的一种公然挑战。这个事件让律师作为一个相同的群体、作为同胞同行惺惺相惜，李庄受到不公正待遇，如果今天我们不说话，也许明天就没有人替你说话了。而且这个事件是对法治的一种公然挑战，律师群体站出来责无旁贷。李庄事件有职业伦理的意义，但没有李某某案突出。
法律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务员群体，但在法律职业伦理组成中，律师师职业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作为法官的要求是中立、独立、公正，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检察官有客观义务，是法律的代表，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公务员也相对简单要求。但律师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漩涡中，所以相对来说在整个法律职业伦理中，律师伦理最重要、最复杂、最受关注的。律师职业伦理最受关注，刑事辩护律师的伦理更受关注，因为相对于其它业务来讲，如非诉业务，很多是常规性的、文件性的，在这些过程中有些大客户对律师操纵，当然从事非诉的律师贯彻“以委托人为中心”的原则更充分。但刑事辩护律师在整个律师业务中起到非常独特的作用，因为在刑事案件中，罪与罚、与非罪，刑事案件关系到被告人的自由、尊严、财产乃至于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对比更加强烈、更加受到关注。所以我想律师职业伦理中，刑事辩护的伦理是焦点的焦点，而且最显功夫。
那什么叫一个好律师？——好律师若良医生。对一个好律师的评价和对一个好医生的评价像类似，当然治病救人要比律师工作单纯，但对于医生的角色期待和对于律师的期待差不多。假如把律师的工作当做治病救人、解决问题，刑事辩护律师解决的病症更加疑难、更加复杂，风险更大。这样的案子，刑事辩护律师属于焦点的焦点。当然另外一个情况是李某某案有自己的特点，跟中国当下社会有一些相重叠的地方，中国处于转型社会、竞争、价值观分立、利益分化等情况下，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当然有客观存在的因素，比如仇富，不同阶层之间的一种断裂，相互仇视，当然还有其它的复杂原因，即李某某父亲的特殊身份。李某某案基于这些原因和因素，所以我说它属于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
像我刚才做的介绍一样，水门事件在美国律师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李某某案带中国重新关注这样的问题，认真对待职业伦理会起到非常重要作用，就像很多年以前有人问周恩来一句话一样“周总理，请问你怎么看法国大革命？”周总理说，“它的影响现在说为时尚早。”今天讨论律师执业伦理，现在讲李某某案对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发展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时尚早，但肯定是一个契机。这个案子从发生到现在一审结束，那么多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律师同仁、法律人、青年法学生关注这样的问题就是明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提醒我们要认真对待律师职业。
什么叫职业伦理？所谓伦理是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有什么样的差别？很多人现在讲律师职业伦理，把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实际上职业伦理是调整律师因执业行为和他人产生关系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一种规则；道德是个人内化，个人对个人的一种要求。说伦理含义，要提出另外一个概念：什么叫职业？“profession”有一个“PRO”，“PRO”是“宣示”的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职业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行业。那哪些行业应该属于职业？我们把律师作为一种profession。那什么叫职业？职业包含法律人、教师、医生，我提到过“好律师若良医”、宗教人士。这几个行业有一些相通特点，也就是说它们都有公共性，主要目标都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叫有这样的职业性，商业性处于第二位。在很多会议上律师进行讨论时，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寻找你的客户，很多话题是关于商业性的话题，但律师行业有一种公共性、职业性，商业性处于第二位，律师要谋生。
学界一般认为职业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基于深奥理论基础上的专业技术，区别于满足实用技巧和工匠性专才。二是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其活动有别追求私利的商业或营业，尽管自由职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需要经济收入甚至较高的收入，但高收入不是主要目的，而是附带结果，最根本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三是形成某种具有资格认定、纪律惩戒和身份保障等整套规章制度的自治性团体，以区别于一般的行业。正因为律师行业有公共性特征，所以美国法学家庞德说“所谓职业是从属于公共服务的群体”，把职业界定为“公共服务”，抓住了职业的本质。美国律师协会在有关报告中将职业律师界定为促进公正和公共福祉为使命、为委托人服务并通身公共服务的法律专家。律师职业价值包括两方面，即依法捍卫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
刚才对什么叫职业做了界定。由此引发出下一个问题，律师是什么，律师是谁，律师的角色是什么。从中国的《律师法》来看，结合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对律师角色做了重要界定：一是委托人的代理人，二是法庭的一员，三是对社会正义、社会公正有特殊职责的公民。
首先，委托人代理人是最重要的，律师是委托人代理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担任代理工作。而且律师担任委托人代理人，当中要贯彻法律职业伦理：以委托人为中心的原则。大家对“以委托人为中心”耳熟能详，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就刑事辩护而言，律师必须要给被告人做热忱的辩护，而且辩护的标准要求是做有效的辩护，要有相应的效果。什么叫“有效的辩护”？显然不是我们生活中见到的常规案件，聂树斌辩护律师提出一些常规的辩护意见，比如“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聂树斌有这样的悲剧，里面有侦查机关不当的侦查行为和审判机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想和律师的辩护行为有非常大的关系。“热忱的辩护”是辩护律师要对被告人进行热忱的辩护，辩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性辩护，忠诚献给委托人、被告人的。前面我提到辩护律师是法庭一员，他的忠诚并不是全部献给被告人，有一部分献给法庭，对法庭的责任不能误导。
既然是热忱、有效的辩护，就必须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竭尽全力、竭尽所能为被告人提供尽职的辩护。西方国家有一些辩护律师说的话有些极端，“在我的委托人和我的祖国之间，宁可选择背叛我的祖国”；“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掀起一场混乱、掀起一场地震也在所不惜”。李某某案发生的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对兰和律师有很多非议，但我想他所做的是否符合“热忱”的标准？是否做到了以委托人为中心？所谓职业伦理探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律师在职业生活中需要处理哪些关系？我想律师要处理的关系不外乎为两类：一类是对事，一类是对人。对事的关系是解决问题、解决案件，要迎难而上，要找到问题的症结，竭尽全能提出一个安全的(有时要为被告人冒一下风险)，实现被告人利益的最大化。对人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律师要与上级律师、律师主任、律师事务所本身要解决的关系，对自己的团队关系处理好，与律师同行处理好，当然也包括跟媒体的关系，对各种各样的关系要处理好。兰和的辩护行为，最重要的标准是他在完成一个重要的职能，即忠诚献给他的委托人李某某，最重要的是判断他是否竭尽全能，是否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律师的职业角色有三个，这几个角色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律师处于整个职业伦理漩涡是因为有时必须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尽管做出选择，但对于辩护律师来讲首先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各种各样的方案、各种各样的选择，哪个是唯一正确的很难讲。比如李庄案，很多人认为陈有西采取的辩护策略是错的，但很难讲，陈有西也是在几种方案中选择了一种。夏俊峰这样的案件，刑事复核走过四年时间，不能以成败看待那个结果。最后夏俊峰执行死刑可能有很多因素，有些是律师所无法控制的。辩护策略像一个医生给一个危重的病人提供各种方案一样，很难说这种方案是最好的，那个方案是不好的，只能让委托人保持明知，你要进行充分交流、沟通，你尊重他的选择，但决定权并不在于你，而是在于他。假如被告人认罪、坦然受死，你是否一定要告诉他不认罪，我觉得很难讲。当然这只是假设，假设被告人愿意坦然受死，认为自己做错了，那么辩护律师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医生在治病时，各种各样的方案有风险。同样一个好的律师是让被告人了解你职业行为的意义、方案的意义，你去扶持他，勇敢地做出选择。
回到刚才的问题，评价兰和的辩护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李某某案，有些律师公布了被告人的隐私，这确实给被告人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律师作为一个对维护社会正义、特殊的公民，没有达到公众对其角色期待，如此做要谴责，尤其是律师职业伦理，律师职业行为要在律师生活中保持谨言慎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若我们把刑事审判当成一场公平的竞赛，做一场游戏，参与游戏的各方，不管是公诉、侦查、审判、辩方，大家公平公正地玩游戏，进行有效的博弈，按拳出招，如此剑不走偏锋才是正常的。如果有人胆敢把游戏规则置于鼓掌之间会受到同行建立谴责。如果玩游戏时出现明显偏差，有一方力量强大，不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相应一方的律师吸引媒体、大众的注意力，最终以他本人的一种职业声誉的损害(也许带来损害的同时给自己带来特别的好处)，通过这样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这谴责还是赞赏值得大家讨论，律师的利益和被告人利益哪个大哪个小值得讨论。
我们讨论生活当中的伦理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会面临很多选择，要对自己每一个选择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某某案的律师抛出这样的怪招、怪牌，让公众、让媒体关注，而这种做法做得是否得当，有律师同行的评价。但我想要做评价的话，重要的是律师在完成他的职责过程中是否到位和尽责。当然李某某案中还有一些其它现象，比如有一位律师向李某某的母亲发出一个短信要约：希望你聘请我做你儿子的辩护律师，因为我现象需要这样的一个大案要案，希望通过这个案件担任政协委员。如此赤裸裸的行为不光是律师、法律人，整个社会公众要谴责，这是一种裸奔行为。我把“裸奔”分为两类：一种是利他型，一种是利己型。一个刑事辩护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和大众公众伦理之间存在差异，也许公众把十恶不赦的罪犯看成一个恶魔，这时候律师职业角色要求辩护律师要担任恶魔的辩护人，如此行为在老百姓、普通人看来是一场“赤裸裸的裸奔”，是非常丢脸的行为。比如伊拉克因为有的律师给萨达姆辩护，被绑架枪杀，因为在他们看来给战犯、屠夫辩护，就是战犯、屠夫的同伙。但律师职业准则要求他勇敢地跟被告人站在一起。辛普森案件辩护律师团首席辩护律师柯克兰写过一篇小文章，有人问他“你怎么给这些人辩护？你给辛普森这样的人渣辩护你就是人渣？”柯克兰讲，“我的职业要求我勇敢地跟我的辩护人站在一起，辩护永不止息。”要给十恶不赦的罪犯辩护，在普通人看来为坏人辩护是一场裸奔，这种是利他型的，律师为了委托人。前面某个律师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拿这个案子进行炒作，希望得到政协委员的职位，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被告人之上，这是赤裸逻辑性的裸奔。李某某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题材与话题，包括最后一审辩护律师发表一个声明：我不再愿意担任李某某案二审辩护律师。我认为做这样的行为是不当的、不严谨的、不谨慎的，仍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和职业上的名声，因为你的行为本身给公众造成非常不好的不良暗示。所以李某某案各个侧面值得法律人深思、思考。今天我是打开一个话题，希望借着这个话题跟在座嘉宾、同学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希望大家认真对待律师职业伦理，谢谢大家！
李轩：非常感谢许身健教授！许身健教授刚才的演讲从法律现象开始深入剖析相关伦理哲学的基础，并且从美国律师协会所定义的律师身份探讨职业伦理的话题，很多内容值得我们深思。其中许身健教授特别提到考虑到每一个辩护律师或代理律师(法律顾问)在案情当中的不同情境，可能掌握的信息跟我们有所不同，并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这个表示理解，并且区分了利他型裸奔、利己型裸奔两种可能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好的行为。同时点出了在李某某案中，律师所表现出的种种值得我们反思，尤其值得以同行观察进行分析的思路。非常感谢许身健教授。现场还来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一位是知名律师、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前《法制报》记者、中国青年政治新闻系教授、著名律师周泽！大家掌声欢迎！
周泽：我完全不同意你这么说。
李轩：(笑)实际上我忽略了一个细节，主办方做了一个PPT，按照以往的惯例要先介绍案情，但我考虑到两点：一是李某某案大家众所周知，PPT介绍的内容不超出我们常识所了解的范围；二是我发现里面个别不当言论，可能会导致新一轮反击的目标，为了不使会场成为某些律师反击的目标，所以在场不要说了。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一下许教授，全程以“李某某”代替，希望以下的点评和研讨尽量做到公平、理性、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
下面有请第一位重量级点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进喜先生！
王进喜：谢谢各位！我名不正言不顺，现已不是证据科学院的副院长了，已经下野了。刚才身健对于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在过去两个月中，李某某案并不是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我看了审判纪，包括薄某某案、陕西杨某某案、王书金故意杀人案一系列案件都引起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跟这些案件相比，李某某不是因为案情问题而受到各方关注，而是这个案件相关代理及辩护律师行为有大量的行为界限问题，如涉及到泄露当事人隐私、不当披露案件信息、不当发表贬损同行的言论，许身健教授也说还涉及到对于委托人的不当劝用，这些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在不断发酵。9月29日北京律协会长张学兵宣布北京律协将会对近期有关案件，主要是对李某某案中有关律师的行为进行调查，切实维护律师行业律师的严肃性，维护北京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实际不仅仅是北京市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而是整个中国律师行业的形象，这个决断很重要，会成为下一季舞台的重要看点。
这个案件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涉及到委托人的有关行为，涉及到律师的保密义务、言论界限，特别是现在的博客、微博、微信已经成为传统媒体重要取代者的自媒体时代，律师言论界限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朋友说过“胜言胜于雄辩”，对于律师的职业来讲尤其如此。律师言论往往涉及到当事人、一些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行为要遵守一定的规则。那规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不管是职业伦理还是职业道德，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中国在翻译时经常出现错乱。我认为对于律师包括法官、检察官应当遵守这些规则，它是法律。如果不是法律，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为什么说它是法律？如果它不是法律，法官就没有办法沿用律师的行为规则对律师进行管理。曾有一个法官问我，“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分别代理一个案件的原告和被告，行不行？”我说“违规了，你没管？”他说“我没法管，这是律师制定的规则，不是法律，法官是执法的，律协制定的不是法律，怎么执法？”律师制定的规则，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应该是法律，律师根据这个规则对律师进行惩戒。那最终的救济权在哪儿？按照现在的规则，北京市律协对律师进行惩戒处分，不服，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进行复查。如果还不服，能否进入法院诉讼程序？律协对律师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时，手段权力是否足以查人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权力，怎么能做出一个正确性的裁判？这涉及到律师的声誉。所以职业规则就是法律。我现在讲课包括写东西以法律职业行为法界定其界限。许老师讲美国制定这样的规则从水门事件开始，中国缺乏这样的导火索，出的事情很多，但引起行业内部重视的事件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出更多的事情(现场笑)，引发行业对职业行为规则的关注，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行业还是行业管理者对这个问题都不重视。
比如，前几天我在网上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进行了批评，2004年制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2008年进行修改，但修改以后没有公布。前年12月份又改了一次，而因要换届了，不公布不行了。街谈巷说改完放在那儿，忘了公布。作为管理机关对这个规则不重视。另一方面广大律师对这个规则不重视，很多律师执业过程中对于实体法、程序法比较重视，但对于规则不重视。所有人不重视就会带来问题：即现有规则建设的技术性。身健说了一句话，兰某某的行为是否违规有疑问。为什么有疑问？因为不清楚他的行为界限在哪里。比如律师言论，能否披露这个案件，如果对方或媒体披露了案件，作为律师有没有权利进行反击？我们没有规定。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人民法院三个机构都不作为。在进行时，无论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律师协会都没有采取措施，司法行政机关在自己的规则里讲得很清楚，比如司法部在2010年《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4条讲得很清楚：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违法行为”，这属于以其它不正当方式影响办理案件的违法行为。所以行政法规讲得很清楚。
律师协会没有作为好理解一点，即2004年《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也规定，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判决前，承办律师不能通过传媒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可能被合理地认为损害司法公正的言论。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2011年全国律协公布修改以后的规范把这个给删掉了，所以现在律师言论在律协范围内缺乏有效的条文规制。唯一涉及到的问题可能是保密问题，律师要保守委托人的隐私，当然对于哪些属于隐私要进行界定，这个比较复杂。
法院不作为，2009年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所以这里面法院也没有裁决措施。
在这样一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李某某案中，律师没有慎言法院慎言，应该采取措施时而没有措施，整个规则执行机制有问题。所以造成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行业不重视、整个社会不重视造成技术性很差，没有办法操作。另一方面是出了问题，谁都不知情。这样的事情，整个行业要进行反思，如何加强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建设，如何把它当成一个法律来看待。
在法律职业管理中，把它视为法律还是视为伦理，其实是人治和法治的界限。如果视为法律就严格执行，对律师、法官相关管理；如果仅仅把它当做一个伦理，各个方面都可以做，无所谓。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李轩：感谢王教授，时间上稍微长一点，可能有很多没有讨论完的地方。王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律师的言论界限。我们一般理解庭内、庭外言论的区别很大，庭内可以知无不言，但庭外要谨言慎行。还提出有关机关不作为，包括法官不作为，该支持不支持；律协不作为，该监督不监督；司法行政机关不作为。还间接隐含着公安机关过早披露的不当行为问题、媒体过度披露的问题。但我注意到，法院在一审结束后接受公开媒体采访的行为，事实上在判决未生效之前也是非常不当的。所以这个案件不限于律师的职业伦理，法律人职业伦理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探讨。如果是结合刚才提到的有关方面不作为，事后秋后算账，对律师过度处罚可能剑走偏锋，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希望下面的专家能够发表更精彩的观点，下面有请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律师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吴革：我是一个律师，不代表全国律协。刚才听了许身健教授的演讲，非常受鼓舞也非常受启发，说了很多精彩的语言：“好律师若良医”。还说了律师的职业伦理是“三最”：最重要、最复杂、最受关注，职业的角色有这样的特点。产后倡导国际经验：律师应该热忱地辩护，同时在复杂的环境下，律师谨言慎行但也要勇敢地选择，律师职业充满了选择。我期待许身健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研究能够成书，让更多的法律同行学习、借鉴。
本期论坛是从李某某案辩护看律师职业伦理，就这个问题我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为什么李某某案受到了如此高的关注？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法律人会经常碰到非法律方方面面的，如经济的、农业的、海内外的朋友向你打听“你对李某某案怎么看？”“对李某某案律师怎么看？为什么这个案件长时间受关注？”我一开始不明白，这不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案件吗？为什么要我谈看法。后来问得多了，我说：受关注因为有“三个二代”：一是李某某案是“官二代”，他的父亲是文职少将，比“我爸是李刚”官大多了；二是“星二代”，他母亲、母亲都是星；三是他是“富二代”，虽然跟北京的富人比不是很富，但跟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相比是非常富的，比如宝马改装花了20万，也许在富人中看来很次，但还是很富了。他是三个二代，一个二代都可以引起网络高度关注，何况是三个二代呢？这个案件被我们高度重视，从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最后转化成超过所有案件，甚至比薄案受关注度还要高有它根本原因。但这是表面现象，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更深刻的现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走向法治时代，公民法律意识高度觉醒，自媒体又为大家提供了去观察这些案件发展的媒介、参与整个案件的媒介。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在中国走向法治的时代，大家对个案推动法治的期待，通过这个案件能不能看到有关的司法机关能够秉公执法、如何通过这个案子诠释法律，这是我们关注本案的重要原因。
我多年研究中国影响性诉讼，个案如何推动中国法治。过去二、三十年，是一个立法的时代，某某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了。这个法律体系建成以后怎么样用个案测试这个法，大家关注的个案是我们测试这个法律的过程，这时就能看到是否做得好。往往在一些个案中，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反而有一种对公众的敬畏，急于脱身，说这个案件的处理不是受到舆论影响、社会复杂关系的影响，是秉公执法的，从量刑来看，差别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感觉到司法机关被公众的关注是比较胆怯、害怕的，我们认为起到了作用，但里面的经验需要总结。
第二，律师的关系学，律师有几种关系：一是律师和法律、法治的关系。律师应该遵守法律，但更应该推动和完善法律；律师信仰的应该是法治，而不是单纯表现出信仰法律，你按法律规则执业，还要不断地推动法律完善，因法律有善法和恶法。如果一个律师选择违法，就有很大问题，牵涉到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二是律师和当事人关系，律师应该忠于但独立于当事人，如果律师不忠于当事人，律师的职业伦理、职业底线就被突破了，没有价值；如果仅仅是表现为忠于听当事人的，非独立于当事人，那这个律师显得也没有价值。如果一个医生治病就听当事人的，当事人说怎么治就怎么治是不行，良医应该给当事人建议，因为你毕竟比他更专业、有经验，看得更远。独立于当事人独立在哪里？独立在你的经验和你对法律的研究、对法律的信仰。三是律师跟媒体的关系，尤其是自媒体，我觉得要“慎重”“善用”，不愿寻找关系的、去搞勾兑的律师，所选择的办法是利用媒体。比如一个律师碰到一个当事人，第一审走的是关系，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最后没有用，因为有更多的领导来看这个案件；二审程序找媒体，愿意开高价帮我炒作，可能看到炒作会带来案件的改变。但对媒体不慎重可能导致你被处罚，因为法庭内言论和法庭外的言论有区别，案件审结前后的言论要区别，不应该用媒体影响司法，你也不能不当地披露案件秘密，里面有很多原则要慎重。不过也要善用，有人前几天跟李律师在一起开一个会，最高院准备出台一个新的法律规则，李律师讲应该善用自媒体，要慎用。四是律师和其他同行的关系，这种关系有简单的两个词：相互尊重、相互监督。如果你不尊重同行、不尊重检察官、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荡然无存，法律舞台上需要这几个角色共同扮演，不可能独角戏，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要相互尊重相互监督，不是说尊重就不监督了，对于违法行为一定要相互监督。
最后，律师职业魅力是它充满着挑战和选择，优秀的律师是能在充分挑战和选择过程中把握好度，如此我相信此职业的魅力会有很多人把它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谢谢各位！
李轩：非常感谢吴革律师，这么多年我和吴革律师合作非常多，他有一些概念、术语基本都比较熟悉，包括影响性诉讼、个案促进法治。今天我听到了一些新说法，其中“以个案测试法”，这就提到了更高一层局面，中国某某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通过什么检验它到底是成熟的半成熟的，是有效的还是有问题的？通过测试再促进法治，这个强调非常重要。同时提到两个关系：一个是律师要忠于当事人，同时独立于当事人。他认为忠于和独立于当事人是不矛盾的。对此我特别赞成，忠于不是盲忠，独立不是不为当事人考虑。另外一个关系为律师同行之间是尊重与监督的关系，这也不矛盾，今天这样的研讨会实际上也是起到一个监督的关系，同行自律与监督。我也注意到吴革律师发言中再次重复了前面两位嘉宾的概念，转型时期中国环境异常复杂，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下，尤其在制度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律师可能为当事人的利益突破有些规则，剑走偏锋，有些突破值得鼓励、同行尊重，有些突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来之前我特别做了功课，知道易胜华律师来做点评嘉宾，之前我听到易胜华律师对这个案件有独到的见解，但可能有误传，因为我相信兰和律师志在必得的表现包括陈有西律师特别让人费解的转入(现场笑)，可能确实是基于他们对这个案件有特殊的了解，易胜华律师似乎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信息带给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争论焦点出现，大家掌声欢迎！
易胜华：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今天来有点上当受骗，因为是张律师邀请我过来，说有一个蓟门决策论坛是关于律师职业伦理的讨论，我说好。因为事先我知道蓟门决策论坛是何兵老师办的，而且何兵老师又是我那本书的推荐者，算是我的恩师，肯定要过来捧场。
关于律师职业伦理，李律师谈到伍雷律师对钱列阳律师发出挑战，当时在张律师主持之下，关于律师职业伦理展开了一场正方和反方的讨论，伍雷律师作为其中一方队长，我是作为另一方的队长。后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向伍雷律师投降，退出这场辩论。因为当时觉得刘志军案辩论的点稍微少一些，更多是集中于对某一个律师具体办案当中的方式是否妥当问题，而我考虑到具体案件中每个律师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考虑，作为其他并不是参与这个案件的律师讨论这个事不一定很合适，基于这种考虑我退出了与伍雷律师的辩论。
之所以我说是被骗过来的，是因为我并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李某某案，兰和是我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兰和在此案中参与进来，我对这个案件发表了很多观点，很多观点和兰和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甚至站在他的对立面。虽然最开始我们所里最高层要求我不要发出不同声音，毕竟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我忍了几天后实在没忍住(现场笑)，就发声了，后来所里最高层也不管我了。因我一直不断发出声音，网上有一篇《梦醒十分》，虽然我及时删除，但被广泛地转载、不断地扭曲、切割，现在还有人紧盯着我不放，动不动将我正在办理的案件的很多信息披露出来，让我的当事人感到非常惊恐，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内疚，从我的角度来讲，本身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而已，没想到被人有意歪曲，虽然在我的文章中没有披露我的当事人任何信息，但架不住那一群人的悬赏，很多人给他提供信息，结果还是有很多信息被披露。由此真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个事情发出言论，我自己不害怕，但我的当事人害怕，就觉得自己不对，不应该对李某某发表过多的意见。后来我在网上表态，如果没有新的进展，就不发表新的意见。今天上了“蓟门决策论坛”这个船就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李某某案一审宣判后，律协、司法机关进入之前，我是最早得到消息人之一。据我了解，只要有这个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纷纷开展了内部的自查，我们所毫无疑问也开展了讨论据我了解，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有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虽然信息不多，但介入这个案件的一些律师对这些信息做出错误判断后，才会做出一种错误的选择，导致越错越远，自己又无法控制。
我是这样认为的：在李某某案中各律师的各自表现，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暴露或者展示出当下中国律师尤其是中国年轻律师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我们把这个案件的其它东西拿开，似乎可以看到这一方面，因为办理这些案件的律师，大部分参与这个案件的律师，包括案内案外大部分是一些年轻律师，他们在这个案件中展示出年轻律师的生存状态和他们面临这种生存状态的情况下所展示出的一种心态——急功近利。同时还暴露出一种问题，当前中国律师的职业技能还有很大缺陷，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律师从法学院校接受了理论知识，通过司法考试后，在律师事务所经过一年实习，然后执业，接触到的更多是理论知识和律师执业的基本技能，但非常严重地欠缺两方面的知识，即律师需要面对关系：律师与公共关系。我一直在研究这样的课题，在一些学校和同学进行讲座时把律师公共关系作为课题和同学一起研究、讨论。
律师公共关系里很重要的一项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律师怎么去面对新媒体、自媒体，在这种时候怎么把除了案件本身的东西处理好，在案件之外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结果和影响到律师声誉的案外因素处理好，这对于律师而言从来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是我们急需补的一堂课。同时包括律师的职业伦理，我不知道现在的司法考试是否还考这个内容，我记得我参加考试时，律师职业道德是考点之一，虽然分不多，但有这个考点。不过考完后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这两项也是年轻律师或者大多数律师在现在执业过程中的两大弱项，这个案件中又恰恰展示出来。
可能有的同学知道，盈科律师事务所正在搞盈科刑辩训练营。训练营里一共是八节课，其中有两节课是律师如何和媒体打交道。最后一堂课本本周末：律师职业伦理的讨论。在我看来，八节课里要拿出两节课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我们所欠缺的东西要补上来。
今天的主题是律师的职业伦理，如果一个年轻的律师在自己饭都吃不饱的情况，跟他大谈特谈职业伦理、职业道德是否有很大意义？谢谢！
李轩：非常感谢易胜华律师，虽然我听出易胜华律师间接或隐讳地对年轻律师提出了批判，但我必须要说易律师还很年轻。这个研讨会如果是闭门研讨效果会更好，因为大家有所顾及，不好从容展开，尤其是不方便点名道姓甚至不敢激烈地批评。但我要重申一点，我们的研讨对事不对人，就当作是为年轻律师出道，怎么样把握律师职业伦理和辩护技巧提供帮助的一次学习研讨会，没有更多的恶意。刚才易律师还特别提出心态的问题，不光是年轻律师比较浮躁，还有一些处于弱势或者是待发展的中老年律师现在也很浮躁，实际也是环境所迫，方方面面导致律师剑走偏锋，但法律的底线要遵守。易律师说他上当，我说他没有上当，来了就获益了，至少澄清了一些误会或者误传，也端正了我对他的认识，但有很多隐情不方便探讨，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包括案件事实是否为法院最后判决的真相，我不敢肯定，我相信兰和律师有他们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可能有他们的苦衷。下面特别想听听曾经准备和易胜华队长展开辩论的伍雷队长，看看他在这方面的高见，大家掌声欢迎！
伍雷：这里学生比较多，我想对律师职业伦理发表我作为一个刑辩律师的观点，何老师的课也许不好学，出来不一定找得到工作；但许老师这门课一定好学，为什么？刑事辩护律师目前非常关注律师职业伦理问题，而我们也在摸索，刑事辩护律师群体很小，大家忙于业务，对伦理本身没有做深入严重，所法大学能够开这样一门课，体现了敏感性、前沿性，包括李某某案。这是第一。
第二，前面提到“队长”，我想我今天过来可能不是对李某某案有研究，可能是对刘某某案有研究。律师职业伦理确实非常重要，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易胜华律师刚才把一个伦理问题归结于一个吃饭问题(现场笑)。可能年轻律师需要伦理教育，出现了伦理问题，但我们知道一些老律师出的问题并不少于年轻律师。当然我不是说刘某某，大家不要误会。我最早对律师职业伦理产生强烈质疑时是在北海案，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赚钱的律师，赚钱带来的快乐跟做刑事案件带来的快乐完全不一样，刑事案件带来的快乐是一种真正的快乐(现场笑)。在北海案中，我们一个同行给当事人做的有罪轻辩护，当事人说无罪。这个案子二审后证明是假案子，被告人在广西高院说没有杀人，当时是迫于压力。他辩护时就在我面前，他在那里玩偷菜游戏(现场笑)。开庭时，面对你的被告人，面对被告人生死存亡时，他在玩游戏。当时我忍了又忍，尊重他。但从他后来的表现中，我们可以判断他完全没有看卷，对此案什么都不了解，只是司法需要告诉他必须做一个罪轻辩护，他就做一个罪轻辩护。所以不是一个吃饭问题，是一个所有年龄段律师都存在的问题。
这里我简短汇报一下我自己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看法。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不是律师职业伦理的内容，律师伦理内容，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一个是勤勉敬业。一个律师为当事人服务，是否做到了勤勉敬业，也就是说是否是否看完卷，对当事人是否多次会见，或者调查取证，或者在法庭上法官说不要说，你作为律师要尽量辩护。二是保守秘密。从李某某而言，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保守秘密问题，包括委托人秘密、案件秘密、对法庭的保密秘密，这是一个最大问题。一线刑事辩护律师对这个案件没有公开讨论，我认为不具备完全讨论的基础，当媒体一边倒时，刑事辩护律师一定要充分警惕。三是独立辩护问题。独立到什么程度是自古以来的一个难题。独立辩护问题如果是一个法律援助案件，是对司法负责还是对当事人负责。当对一个特别案件，比如北海案，对律师说是自己杀的，怎样判断是否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有的时候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要我们综合判断；当事人说非常感谢律师对他所做的努力，我们可能也要担心这话是否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有冤案靠口供。独立辩护职能特别重要，我们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辩护，事实是否包括委托人、被告人意思本身的比重比较少，这是一个沟通问题。律师职业伦理我归结为前面三个问题。
最后四方面的结论性东西、更大意见性的东西是这样的：律师职业伦理是作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一定像他的血液一样，我们跟学生谈职业伦理非常困难，主要因为律师职业伦理不单单是伦理问题也不单单是道德问题，而是贯穿于律师的执业过程中，是在法庭辩护过程中，它是血液是空气，没有它就不存在。
二是谈律师职业伦理不能假定前提，比如假定法庭是一个公正的法庭。作为一线律师都知道在一个案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律师问题，而是司法公正，甚至让人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法庭，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更复杂。谈律师职业伦理问题一定涉及到很多其他权利，比如宪法权利。我作为一个律师也是一个公民，作为律师就不能对法庭进行批评了？司法部说刑事辩护律师不能介入案情，不让律师介入案情，媒体又是被控制的，老百姓从哪里得到案情？重庆打黑案件全是一边倒，所以面临着民众知情权问题。还有我们的媒体并不是特别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律师职业伦理产生了新的问题。
三是加强立法问题，从三个角度加强处罚、处理，我理解是王进喜老师对律师界的爱护，行业自律怎么提都不过分。但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前提，即对律师一方面要关心爱护，不能为了加大处罚而加大处罚，司法形象，包括李某某案是否因这些律师说几句话就一边倒了？不会。陈有西能够说，好多律师冒着风险说，不顾民意一边倒地说(包括兰和律师)，是否对错，大家都可以参考，而不是说急于去处理他，处理本身有可能最后演变成对律师的一种封杀，让大家不说话。如果是律师职业伦理问题，一定是行业内讨论、律师协会讨论，但律师协会又不是独立的。如果解决、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律师协会的独立性问题，对律师的保护问题。
四是媒体影响司法问题，一线刑事辩护律师感觉到整天谈、学者谈、媒体谈，对一个具体法院来讲媒体算什么？媒体再报道，那个冤案该做还是得做。聂树斌案就是如此，我们到高院去，跟河北省高院谈，为什么不让我们约见？他说死刑不能。我说我们要最大善意理解法律。今天你是何兵老师的学生，在何兵老师课堂上讲法律公正善良，一旦当了法官按罪恶标准去理解法律怎么能行？媒体不影响司法，现在还没到媒体影响司法时，而是其它因素对司法影响太过分了，律师辩护，痛死在法庭上都没人管。
李轩：是这样的，迟夙生大姐当庭晕倒没人去救。
伍雷：北海案，开了33天，10名律师一致在法庭上为10名被告人辩护，我们说你再这样就磕死在你们法庭上，到最后完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辩护人的权利，要查清。后来被告人说已经开始感觉到法庭的威严了，公正了自然就威严了。我想律师职业伦理真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伦理问题，板子也不能打在律师身上，我建议要更广泛地讨论，从行业发展、利于案件、利于法治进步讨论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李轩：非常感谢伍雷律师，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行踪，很多案件是“利他性裸奔”，有很多行为艺术，在最高院提着红薯就把事情解决，一个杀人犯就被释放回家。
伍雷：5个红薯，最大是审判长的。
李轩：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勇气的，而且他的所知所言有深切体会。其中提到律师违规操作并不限于年轻律师，以我的观察就是这样，涉及到基本的职业伦理，不是对年轻律师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律师的要求。还特别提到另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律师各种表演怎么甄别，有的表演是越规则的，有的表演司法不公，如此怎么办？能不能向媒体披露、求救于媒体？能不能发声？在中国到底是媒体影响司法还是司法左右媒体？昨天《新快报》一个记者陈永洲因为报道中联重科被抓，恰恰说明国家公器已经被权贵资产阶级用来发泄自己不满或者实现自己私利的工具，还有什么公正可言？真正的媒体人能影响多少司法？我还特别赞成伍雷律师的观点：公正了，法院自然就有威严了，不在于舆论、媒体怎么说。伍雷是还特别提到一个概念：要以最大的善意理解法律。但我能够体会到他是以最大的善意理解同行。一开始我对伍律师有点成见，认为他站在易胜华律师的对立面，挑战刘志军案中钱某某律师，可能对这些律师抱有恶意，会否有过度表现。但我刚才听到他特别担心的是律师协会不要受到有关当局的影响，把律师作为砧板上的肉来处理，这值得我们重视，也值得有关方面反思，该作为不作为，有时候动用刑法手段追究律师责任可能反其道而行，也许效果起到封杀律师自由言论的作用。伍律师把我们的讨论推向了小小的高潮，下面希望毛立新律师有精彩的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毛立新：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代讨论伦理问题有点奢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在官德沦丧的社会下，社会风气在下降。今天我们讨论法律问题，说到律师很多问题，但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是整体性问题，没有谁比谁更好一点点。我们说法官，按照美国规则，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法官和法律(现场笑)。
何兵：正常的事。
毛立新：比如***案件开庭开得很好，我也写了文章予以赞赏，但开后，《人民法院报》写了两篇文章把好处全都否了，这是不对的，按照美国司法官员的职业规则是严重违反，直接导致司法不公，一场好戏生生被它破坏掉。然后是检察官、警察都可以挑出毛病。在这个大环境下，单独讨论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不太公平，这是伍雷一再说的，中国有中国的特殊语境，以美国标准要求中国律师，送红薯绝对会被处罚的，这岂不是藐视法庭吗？更不用说闹庭了。闹庭直接抓起来送监狱。中国的语境是什么？不仅仅是整体道德低下问题，而是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我说几乎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法庭？是因为体制和结构决定了没有中立、超然的可以做裁判者的资格，很多情况下是一屁股坐到控方立场。甚至我们在贵阳看到，审判长冲到第一线直接跟律师对着干，检察官在底下乘凉。所以不仅仅是职业伦理，还有愚蠢问题。这在我们安徽很少发生，我办过很多闹庭的案件，绝对没有法官到第一线跟你干起来。中国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有一位律师在《检察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律师发表言论问题，他的观点都是对的，人民法院报不应该、律师不应该，但都是在有前提下的。如果法庭是不公正的法庭、不让对方说话的法庭、是排斥辩护人的法庭，怎么办？你可以不送红薯，但里不得不闹庭。
所以中国的问题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们讲法律职业伦理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完全套用西方东西没有办法得出正确结论，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讨论。比如我们讨论李某某案，最先透露李某某案信息的是谁？肯定是办案机关，背后肯定有特别目的，普通强奸案怎么会变成这样。后来我们看到有律师表演。那之前是谁弄的？肯定有人在弄。所以我比较理解兰和和陈有西律师。泄露李某某的信息肯定不是律师，律师后来的表现是相互比丑(现场笑)，确实做出了一些让我们律师行业还没有面子的事情。职业伦理问题，最初讨论是刘志军案，那个比较简单，就是辩护问题。发展到李某某案，觉得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所言所行已经严重影响到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所以我也写文章呼吁律协采取行动，最起码自己清理好自己的门户，该行动就得采取行动，不能一连串不当言行都出来了而没有一个人发声，这确实是不对的。当然还有跟案件没有关系的律师，比如雷海军。
易胜华：我跟这个案件没有关系，也受到批评。
毛立新：但你的言行是适当的(现场笑)，雷海军的言行很奇怪，彻底把“主任律师”这四个字给毁掉了。这么一个案件暴露出律师那么多问题确实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处罚是次要的，因为我们连处罚律师界行为的合格主体在哪里，律协、司法行政机关表现如何都是堪忧的，我们更不想看到因为这么一个案件，由于对某些律师启动的某些程序演变成对整个律师行业的一场整肃更不应该，也是更没有道理的。前面王进喜律师读了很多法条，实际我们国家在律师职业伦理这一块不是不完善，书上规定得非常详细，我原来都不清楚搞得那么规范，规定得那么非常详细，不亚于美国的。所以不是没有规定的问题，而是怎么启动一个日常性的运作机制问题，出了问题要赶紧干预，雷海军在网上叫来叫去，必须找他谈话。
李轩：谈了，没用。
毛立新：应该惩戒。我觉得中国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和研究。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李轩：谢谢毛立新律师，他也是一边做学问一边以身试法，而且最近对这个案件里的职业伦理问题研究得非常渗透，很多观点我是赞同的，但他把我们的研讨引向另外一个深刻话题：官德普遍沦丧、司法机关存在严重职业伦理问题时，能否对律师业单独苛求，这值得探讨。如果看李某某案，李某某案的原罪是什么？首先是公安机关还是律师业？这也值得探讨，当然不能回避律师行业本身相互比丑的问题。伍雷律师提出，作为律师以当事人最大化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还是独立于相关部门、有关机关甚至幕后操纵要有自己的敬业表现，而不是迁就与庭审，不光是刘某某案、薄某某案、薄谷某某来，所以怎么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更多的研究，甚至就是在刘志军案件中，他的前任律师说过一句话就带来律师职业伦理的重大讨论“刘志军叫我免死，所以我不做他的辩护律师”，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律师说出这样的话，是否有违律师职业伦理。讨论已经很惹恼了，最后请周泽律师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周泽：我刚才翻了会议议程，没有我发言，之前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听说有这样的会议想学习一下，跟伍雷打了一个电话，知道他在这儿，他跟找了一个关系，在这里给我列一个“牌位”(现场笑)，有一个坐的机会很不容易，因为有这么多同学在这里站着，但今天在这里参加会议我很不高兴，特别是李老师关于我是“裸奔”的说法，我觉得利他型、利己型裸奔都不是好事，我不接受，我相信伍雷也不能接受。
今天讨论的李某某案，我觉得用“李某某案”这样一个词是不是也不符合我们要表达的伦理？今天讲“李某某”时都知道讲的是李某某吧(现场笑)，讲保护隐私，什么是隐私？是不愿意公开的，但人家父母把信息发在网上，上面写得到一清二楚，我们还以隐私来做很荒唐，我建议大家的讨论就叫李某某，而不是李某某。
何兵：在这里不能讲李某某。
周泽：为什么？
何兵：因为李某某的父母有权利保护他，我们作为公众不能扩大。
许身健：你也是律师，必须要遵守律师职业伦理。
何兵：周泽你对法律理解是错的。
周泽：因为有老师在场指出错误，按老师的意见办，说“李某某”。今天讨论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律师职业伦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司法行政部门就关注李某某案律师表现问题，把律师行业职业伦理问题全面提出来。今天我看到一本杂志《南风窗》，上面讲到谁是坏律师，从这里透露出的某些信息来看，似乎真正为当事人辩护、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律师都可能被当“坏律师”。书里讲了当前律师队伍中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个别律师串联、抱团、死磕、恶意炒作等。对于前三者我们不避讳，比如有合作可能被当成是“串联”，能理解，无妨。“抱团”，我们这些年来就在抱团，北海案、小河案就是这样。“死磕”很显然是指我们这种品种的律师。“恶意炒作”，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解释余地很大的一个词，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当的舆论监督性质的信息披露，完全被一些部门当成恶意炒作来对待，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本人来讲，这些年做的每一个案子都是同样的道路：让案子的信息尽可能公开，让社会更全面地了解案子的信息。但我这种做法，总体而言效果蛮不错。不过司法行政机关、律协行业管理部门一开始对我有偏见，到现在对我比较理解，甚至也比较认同。
如果律师都按照我们的规则讲，按照判决之前不要披露信息，简单把律师披露信息当成一种不正当的影响依法审理案件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特别是在今天的刑事司法，除了公众媒体、舆论对他们还有所影响、可能让一个案子得到些微的公正处理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约司法的不公正。我可能比较特殊一点，遇到任何一个案子都特别，全是同一类型案子：觉得很冤来找我。所以到今天我所做的所有案子都是做无罪辩护的，我本身也真的认为是无罪的，虽然最后有些人被判有罪。就算现在被改成无罪的、撤诉的，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很难想象他们会得到一种公正处理。
所以我认为从律师辩护来讲，不仅仅是在法庭上根据法律依据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把你的辩护延伸到一切可以决定这个案子的空间，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一个案子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习惯性认为这会影响案件的依法处理，这好像有一个附会，律师这么一弄就影响到法院公正处理了？怎么可能影响？而且作为律师就要施加影响，法庭上辩护就是要有影响，法庭外有影响又有什么问题？而且律师的影响更多是一种善意，施加影响是让法官做出更公正的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律师职业伦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是一个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现在的职业伦理规范总是基于合理化的制度设计之下、政策的状态之下应该这么做，可当这种状态不正常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在这种状态下制定的规则是围绕什么来制定的？制定的基础是什么？《律师法》解释的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这要贯穿整个行为的任何一个环节，我们在法庭上遇到这种情况时，很本能地就要做出这种反映，比如在小河法院的法庭上进行激烈的激辩。把审判长从台上拉下来会有什么后果？有律师可能愿意这样做，中国律师冒着被抓起来的危险而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职业伦理。谢谢！
李轩：看得出来周泽律师有点激动，再不打断他就是他的主场了。看似他在跑题，好像与本案无关，但与伍雷说的内容：司法不公正不怎么办？规则不公正时，律师群体怎么自卫、怎么自救很关键，下面有请王耀刚律师。
王耀刚：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做律师比较短，只有4年多，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了解过，做起来也是跟着老师，跟着张青松律师，有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要请教。李某某案出来以后很关注，对有些律师同行的做法不太理解，感觉跟我们通常的做法不太一样。李某某案一审后，了解到律协要对此案中的律师进行开展调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触动。也就是说在执业中，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什么样的辩护行为是应当注意的或者应当禁止的，很有必要搞清楚。所以我今天来是学习的，听到各位老师讲的受益匪浅。
周泽律师谈到《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我看到了，我的家属也看到了，对我表示很担心，比如“死磕派”，感觉我跟他们走得比较近，比较担心。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是依法辩护。今天听到各位的发言受益匪浅。我所理解的刚才各位都提到了，主要一点是尽职，忠实委托人，勤勉敬业，首先自己要专业，自己不专业，没有办法给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服务、最好的辩护。这里面我一边做一边体会，有些案子做着做着感到很害怕，突然发现一个新的法律规定没有注意到，或者证据中有那样的问题没有发现，后来发现了，出了一身冷汗。所以一定要经常学习相关规定，特别是跟你所代理案件有关的相关规定。然后你要穷尽一切办法为你的委托人争取权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死磕”“恨不得碰死在那儿”，要有精神，不一定非得那么去做，要有精神，为委托人穷尽一切办法实现他的权利。别的就不说了，谢谢！
李轩：谢谢王律师，他是很多知名案件的参与者，比如政法大学校友陈宝诚记者案，他是一线律师；贵阳黎庆洪案也是一线辩护律师。在这里我想“披露”一点他的隐私，在做律师之前是做警察，是公安局长。
何兵：而且是市一级公安局局长，不是县公安局局长。
李轩：能有这样的行为和“死磕”精神让我们佩服。(掌声)下面是自由发言，先有请许身健教授做点发言！
许身健：我先热热场，然后隆重请何兵老师出场。各位非常精彩的点评对我的启发非常大，特别是毛律师，他的主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现在有特别完美的法条，当然也无形暴露他作为一个很优秀的律师对职业伦理不是很乐观。还讲到中国的国情，国情论、特殊论是中国常讲的话语，不但指律师行业，中国选举、民主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今天谈这样的话题，职业伦理跟律师的职业角色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责任。毛律师特别提出中国现在有特殊情况，这些年我一直对律师进行研究，除了论文后也写了法学随笔，如《律师要按拳谱出招》、《律师三种人》，按孔子观点律师有三类：一种是歹人律师，一种是小人律师，一种是君子律师。从本义来讲有一种坏律师，所谓小人律师是寻常律师、普通律师，还有一种是君子律师。很多律师可能没有看过我的书，可能看了标题。我是爱律师的，但律师不爱我。
今天宏观地讲律师群体，但不能否认律师分阶层，易律师也提到青年律师、成功律师、大律师、小律师，二八定律，还有律师贵族、律协的组成问题。西方人也讲律师约束内部，有些律师不具体出庭，但他们能长袖善舞，有分工。从律师群体形象来看，也要承认在一些受关注的群体中，很多职业不受关注，比如在一百多种比较受关注的职业中，律师行业形象并不高，而是低的。前段时间著名主持人杨澜也讲过律师群体不幸福，结果她受到痛骂。我认为律师职业形象不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确实有职业不道德行为，一个是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还有诉讼律师跟很多人一段不幸经历联系在一起，比如离婚或者是债务人，别人告了你，或者你是刑事被告人，你的自由、尊严、财产乃至于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律师和别人的不幸结合在一起，基于各种原因，律师形象并不是太高。
律师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好律师是不是好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君子律师？哪种律师展现了律师风范？哪种律师形象不倒？有些律师是给整个律师群体挣面的，比如公益律师，奥巴马可以去做一个商业律师赚钱，但他做了一个“人民律师”，彰显了律师职业精神。耶鲁法学院院长说“是政治家“，律师行业离全民最近。李克强总理做了总理后，很多人特别乐观：律师的春天来了，律师马上要掌握权力。但恰恰说明律师行业很多特质跟从政相关，也就是说律师为人和国家未来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律师很难。毛律师是我的同行，都是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选择问题，你该怎么做，而且有因就有果。说到决策，有决策就有期待，说对律师行业要求不要太高，你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如此恰恰说明人民、公众、法律群体对律师没有失望，对律师有比较高的要求。对贪官没有希望，甚至充满了失望，对他有任何要求都不切实际。反过来讲，法官、检察官不按拳头出牌，是否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否让大山向你走来？大山不向你走来，你可以向大山走去。我们法官、检察官叫在朝法曹，他们掌握权力，律师不掌握权力，叫在野法曹。那是否完全死磕？记者、老百姓都会死磕，死磕是一种形式，这时要展现你丰富的技能，德才兼备，一个律师的工作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有时要把问题复杂化，要有”CARE“，不要像李逵一样大吼一声。总是要有人走出来，总是有人需要去做。现在流传着马丁路德金、甘地、林肯，尽管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我们要呼唤好律师、君子律师、好领袖，因为这些人反映了国家未来和希望。所以千万不要同流何污，千万不要简单，千万不要当李逵，因为我对你们寄于厚望，你们也不要让我们失望，谢谢大家！
李轩：谢谢！许身健老师对前面的研讨做了阶段性总结，对”死磕"的方式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也提出了学者的期待。周律师今天在座的律师是那种品种的律师，今天的学者也是那种品种的学者，我们的研讨会是抱团的研讨会，价值目标共同。我看何兵院长已经跃跃欲试，给你10分钟。
何兵：以往会议是我主持，今天不是我，发现一旦没有权力感觉就不一样(现场笑)。
我先澄清几个事：一个是周泽说今天为什么要说“李某某”，是因为其他人错误导致未成年人的隐私被公开我，法律上我们要遵守我们的规则。二是虽然他的信息被公开，我们没有权利进一步把这个信息扩大发酵，在这个原则上我们要叫李某某，而不是其它。
许身健院长讲死磕，两个多月前在深圳开了一个政法大学校友会，马怀德校长代表我们大学致辞，他先谈到我“我知道何兵院长这几年和死磕派律师走得比较近”，最后他还说了一句“我支持他”！(掌声)，我以为他要委婉我一下，结果没有委婉，而是支持我，说的道理是：让律师们在法庭上死磕总比老百姓在汽车上放汽油好多了，这样的判断，大方向是对的。
今天讨论有几个问题可以厘清一下：第一，今天讨论的是律师职业伦理其实是司法伦理，碰到一个法官不讲伦理、不讲法(包括检察官)会发现问题都存在。但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不能限在这个圈子里，说人家是坏人，也许法官会说是律师搞坏了，律师天天请我们喝酒、送女人。如果到了这样的境界，不反思自己律师职业伦理是不对的，所以许身健老师讲得有道理。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具体解决：美国伦理标准和当下中国律师的操守问题，周泽一说话，我就感到伍雷有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我跟王耀刚律师在一个案子中是搭档，我亲眼看到一个法官在法庭上犯罪，这是真实的。这个法官说给你判什么刑，当时他妻子在场。然后我们申请他妻子法庭作证。结果休庭，下午开庭，审判长说：他的妻子证人不愿意到庭作证。可他的妻子在下面“审判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现场笑)，但不让她作证。许身健讲的原则，比如第一律师的职业伦理是谨言慎行，第二尽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我是在外面喊出来，或者像伍雷那样提着红薯甚至在法院门口绝食，还是谨言慎行？所以对于一线律师来说，面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许身健说对你们有更多的期待。但当你用另外一个啊原则来说，当事人期待你把案子办赢，用不违法的方法把我的案子办赢，这是当事人的最大的伦理，不管中国百年以后的司法建设问题。所以我发现职业伦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第二，职业伦理规则里，王进喜教授说不是伦理问题，而是一个规则问题，是一个法的问题。我觉得这既是对的也是不的。把所有伦理都上升为法是错的，因为任何领域总会有规则不能上升为法的东西，即使把一部分伦理规则上升为法，仍必然存在着一些永远不可能上升为法的规则。对于不能上升为法的规则，如何在律师队伍中贯穿出去、弘扬出去？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刚才大家说有的人之所以着急，按可能言行不符合伦理规则，是因为我们碰到一个不是真正的法庭，这是真正存在的。但我不认为在李某某案中存在这个条件，至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法律就准备枉法裁判，何以律师们就不顾李某某案未成年现实把案件往外披露，实际在很大利益上是牺牲当事人的利益炒作自己。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得比较明显，包括一些律师、有西的表态都是不恰当的，你说“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怎么样”，不是你的案件说那么多怎么可行？
而且我认为对李某某判得太重，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未成年犯罪主要是社会犯罪。我在北欧，他们的监狱长告诉我一句话：我们的监狱从来不关押18岁以下的人。我说如果这个人杀人放火、强奸关不关？他们说“we never
does(永远不关)”。我说那你们怎么办？给他做一个电子手铐，在家里周围活动，不能超过区域，超出区域就能马上知道。为什么？他们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监护和教育，他之所以犯罪肯定是社会和父母出了问题，怎么可以惩罚孩子呢？(掌声)这才是真实的问题。所以李某某案律师没有辩护到这一点，他的父母有问题，没有教育好，他的周边群体有问题，整个社会环境有问题，导致这个孩子出了问题，除非我们的孩子是天生的犯罪人。到现在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这个判决太重了，10年后出来20多岁，他就不可能融入这个社会了，青春期、成长期最关键时把他放在监狱里，跟坏人关在一起就坏了，如果跟许身健院长在一起起就好了(现场笑)。再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李双江70岁了，把儿子关了10年，他再不可能享受天伦之乐，“我为国家唱了多么年好歌”。所以我认为判决在这方面过重。李某某案律师的行为很令人失望，不能用一个所谓的没法抵制的力量而没有办法，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最让我感到悲愤的是炒作技巧太蠢了，一蠢再蠢。
易胜华：如果您是这个律师怎么炒作？
何兵：让他母亲认错，你教育孩子有问题，如果这个案子不认识，孩子以前打人是你教的，认错、道歉，至于其它再说。我觉得很多律师说在问题上说肯定不构成，这肯定够呛。在外面很多行为推断里面没有强奸，即使之前合议了，同意，但到了房间以后不同意，两个就是强奸，没有办法，当然我们不去推定案件事实，除非律师在房间里待着，否则你怎么那么确信说这个案子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我觉得律师在这个案子上的发言不符合谨言慎行。我就讲到这里。
李轩：很好，何院长说得很好，我没想到他的观点和梦鸽律师的观点一模一样，说判决太重了。确实太重了，尤其是同一案件量刑差距太大，事实还可以做得更好。关于这个案件的实体问题，律师发表了大量观点，何兵老师总结得很到位，包括对有西的批判，有西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没有办法，事物发展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下面时间留给同学们。
提问1：各位老师好、各位律师好，我是社科院法学所的硕士，李某某案包括之前的沈阳刘涌案，都组织了专家论会，我想听听论证会这个性质是否有干扰司法之嫌？
许身健：我觉得这个问题让何院长回答，何院长写过一篇文章是讲这方面的。
何兵：专家意见书，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家意见书不能递交法庭，因为没有相关性。如果专家只向当事人出具意见书，当然没有太大问题。但一旦当事人把这样的意见书向法庭递交，在证据法上不成立，不是证据，法官不能接受不相关的材料，不是说什么材料法官都会拿过来。
李轩：我研究这个问题，我是诉讼法学专家，我觉得何兵院长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一，法律上不禁止代理律师为当事人提交专家论证意见；第二，这种论证意见不是证据，而是作为辩论意见的一种补充，是言词辩论的材料，法院应该入卷，只要是当事人或代理律师；第三，《民事诉讼法》已经引用了辅助专家人制度，非常明确允许这种机制的存在，当然额外组织专家论证会会否影响司法公正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
何兵：李轩教授说他是诉讼法专家，我强调一下他是我的师弟(现场爆笑)，诉讼法规定说由专家辅佐证人，但这个专家排除法律专家，因为律师就是当事人的法律专家。法律专家有话说，就律师上场，这是一个。再一个是法律不禁止的材料可以送到法庭，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导师，不是这个道理。诉讼法是要有相关性，而相关的判断是为了防止不当的信息干扰法官的判断，没有相关性的材料不允许进入法庭。不是律师说这个相关那个相关拿一堆材料你们去看，那排除规则又去哪里了？
王进喜：我们要确定专家到底是什么概念，刑事诉讼法包括2009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讲到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请专家来做，一般情况下是指技术性问题。具体的法律成为一个技术性问题时，当然可以请这样的专家。通常情况下，法学教授发表的专家意见更多是诉辩、类比，是这样的情况，是否具有相关性，关键看是否证明案件的事实，通常情况下不是证明案件事实，而是自由意见，在这个言论讲不具有。
李轩：我回应一句话，我说的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说明有立法趋势。第二，作为辩论意见提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看是否可以入卷。
提问2：我问一下许身健老师和何兵老师，这次李某某案中，这个过程中媒体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律师说媒体不能影响司法公正，这起案件中李某某是未成年人，但媒体追得非常紧，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与会所有专家对秋后算账表示出了一定的自己理解，那业界、学界有没有向律协反馈？
许身健：第一个问题，这位同学的问题特别好，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媒体的职业伦理问题，媒体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司法是司法独立，媒体代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但也像何院长讲的，许多美好的价值追求之间有矛盾，我们总是希望媒体通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于司法起到监督作用，它非常重要。但我们应该提出：媒体应该是什么？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遵循什么样的报道原则？我想一个媒体应该是中立的、公正的、平衡的、是建设性的，必须成为一种公器而非私器。比如一个记者被拘留，报纸说快放人，但也有一些人把公器变成一种私器，当然这值得讨论。而且新闻媒体这些年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媒体的一些报道特别自然，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吸引注意力、吸引眼球，这是一个记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是一个报纸特别关注的问题。但我们要考虑到责任问题，单纯靠媒体一方自律不够，必须依靠的他律。律师职业伦理也一样，单纯依靠法官自律、律师自律不够，同样也需要他律，现在社会更加需要的是相互冲突、相互批评，彼此进步。就李某某案来说，很多媒体报道是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伦理规则。
第二个问题，秋后算账，如果确实有违规，就按照规则惩罚和惩戒；如果有犯罪的按照刑律进行惩戒，不要带有任何政治目的。李某某案很多人猜测一家哭一路笑，通过这个案件严刑峻法起到严打目的，惩戒官二代，惩戒文职将军，一家换来一路笑是不公平的。
周泽：我认为律协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秋后算账，从理性角度而言，不应该扣上“秋后算账”的帽子。
易胜华：就我了解的相关信息，司法调查这一块介入的主要是案情泄露这一点进行的调查，我们所里召开研讨时我也谈到这一点。在这个案件里，很多律师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年轻律师包括一些老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都会出现多多少少的失误，只是因为这个案件关注度太高，失误被扩大化。我们在做律师过程中，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只不过我们办的案件影响力不够大，没有在公众面前展示我们的失误而已，年轻律师犯一些错误应该的，我们更多是从爱护角度进行劝解。如果真有过分的，严重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甚至构成犯罪行为，有必要依法进行惩戒，否则若有同类似案件出现，这一起案件中丑恶的现象会重演，律师圈里必须通过这个案件吸取教训，一方面要反思，一方面该处理的要处理。
许身健：我补充一句，律师解决的是法律问题，其实还是一个人的问题，作为法律人容易犯一个错误：只见法律不见人，因为每个人背后有各种不同背景和不同需求，必须制定非常个性化的方案。同样的问题，辩护律师泄露被害人的一些隐私，其实是他一种选择，有的律师也许完全按照常规路数去做，有些律师也许拼死一博，可能身败名裂，但每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法充满着偏见，对被告人严重不利时，律师平死一博，甚至付出了惨重代价，这种行为如何评价很难，但他做了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很难说。
李轩：在江湖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时间不早了，刚才何兵院长给了我一个总结时间，我不想说太多废话，就三句：第一，今天的研讨会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有关律师确有不当行为要检讨，同行需要反思。第二，也不是说律协、司法局、有关机关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迟到的处罚必要时是可以的，但律协处理时要保持中立性，司法行政机关、有关机关里时一定要强调证据，依照法律来办法事，不能受任何长官意志或者政策因素影响，从我个人角度看来这仅仅是违纪范畴，而非刑事犯罪的范畴，我们不希望最后非常复杂。第三，在将来我们期待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能够更主动、更及时地行使它的监督权，发现问题就叫停，初次总比事后所谓的秋后算账追加式处罚要强，而且我们也希望公安司法机关注意自己的职业伦理问题，不要提前泄露不该泄露的信息，对自己的行为也要进行反思，如果有违规操作、违法行为也需要进行违法追究，这是我们今天研讨的成果，非常成功非常满意，感谢大家！
第五篇：个人工作总结(天一)
个人工作总结
我是自2008年8月12日到公司工作的，至今已有近四个月的时间，在试用期间，在公司闵副总经理的领导和关心和指导下，在本公司其他同事的帮助下，个人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都得到一定的锻炼和提高，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工作内容及工作效果
近四个月的工作来，我们一直在做市水利局地块的动迁工作。进行入户调查，并对住户进行政策讲解，动员住户搬迁等工作。
在工作上，一开始我并不了解工作内容和实质，经过这几个月时间的学习，在公司闵副总和其他同事的耐心讲解和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一些工作所必须的业务能力，具备了基本的工作能力。在公司里能够多向老同事学习他们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并逐步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并提出一些自己对工作的看法与意见。在入户的过程中，通过与住户的交流沟通，逐渐掌握了住户的心态，并找出问题所在。动迁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过程，我们必须在工作的过程中理性的分析问题，最终才能解决问题。
在思想上，从刚进公司时的不理解甚至是困惑到现在的热爱这份工作的转变，这是因为：第一，我作为公司的一员，无论公司安排我去干什么工作都是公司的决定，一 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大局着想，虽然我没有能够做我的本职工作，但是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公司，所以只有舍去小我，才能达成大我。只能是我去适应工作环境，而工作环境不会来适应我。第二，作为公司来说，无论公司让我干什么工作我都应该并且能够做好，做不好就是我的问题；作为个人来说，我来干这个我从来没有干过的工作，或者说是我不擅长的工作未必是件坏事，至少可以让我个人能够更全面的发展，而不局限于某一方面。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当初的那种心态，热爱上了现在的这份工作，并且会很珍惜这次工作机会，通过努力，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并体现出自我价值。
二、存在的不足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总结四个月来的工作，深感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业务知识学习不够系统和深入，工作上尚有急躁情绪等，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完善自己，克服缺点，争取更大进步：
1、改进学习方法，不断提高个人素质
从一个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到一名公司的职员，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都有非常大的变化，通过这四个月来的摸索和总结，我已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但动迁工作所需要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能力还是有些欠缺，因此我今后将抓紧一切学习的时间和机会，在工作中学习，在 学习中工作，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的相关业务知识，为更好的胜任本职工作做好知识储备。
2、克服“急躁”情绪，有条不紊做好工作
动迁工作的内容非常细致，尤其是“耐心”和“细心”，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不固定，因此我工作中时有急躁情绪，这一点从身边的领导和同事们身上，我尤其感到了自己的不足，所以今后我一定努力在工作实践中磨砺自己，让自己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做到能够从容面对工作中的任何问题和困难。在入户的过程中更加细心和耐心，更好的做好本职工作。
以上就是本人三个月来试用期的工作的简要情况，以后我会不断完善自己，扎实工作，科学规范的做好日常事务工作，当好部门领导的助手，充分发挥个人所长，适应岗位需求，从而为公司的工作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夏 锐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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