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释法缺乏原则和技术的一致性

第一篇：人大释法缺乏原则和技术的一致性

人大释法缺乏原则和技术的一致性 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4）条和香港基本法第158（1）条的规定享有法律包括基本法的解释权。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解释的唯一主体针对法律在香港的适用一共做出过三次法律解释，分别是1996年5月15日关于中国国籍法在香港适用的解释，1999年6月26日关于香港基本法第22条和第24条法律适用的解释，和2004年4月6日关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理解的解释。应该说，三次释法均达到了人大、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政府所期望的目的。然而，人大释法行为也暴露了人大常委会释法过程的实用主义哲学和随意性，以及释法所应体现而未能体现的原则和技术。

释法必须忠于释法原则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回答：“这次释法„就是明确具体含义，因为含义本来就是在条文当中，只是把它解释清楚而已，不是‘变法’”。他又说，“释法必须忠于立法的原意”，“我说释法就是要忠实于原意，不能因为谁高兴谁不高兴来决定，必须作出公正的解释。”就1999年6月人大释法和今次人大释法而言，“澄清立法原意”看上去是人大常委会采用的原则和力求达到的目的。

从学理上讲，忠于立法原意是解释宪法或宪制性法律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此外，法院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释法方法，如“目的论解释”和“普通法的解释”（分别见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吴嘉玲案和庄丰源案）。

根据1999年那次人大释法，由于“终审法院在判决前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而终审法院的解释又不符合立法原意”，于是人大常委会依法对基本法第22（4）条和第24（2）条第3项作出了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就第24条而言，“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项其它各项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从上述决定两次提到“立法原意”字眼可以看到，人大常委会释法从根本上讲是为了达到“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目的（《立法法》第42条）。从理论上讲，所谓“具体含义”应是“立法原意”的引伸或明确化。

乔晓阳先生申明，“释法必须忠于立法的原意”。然而，人大常委会真是自始至终坚持了“立法原意”原则吗？事实并非如此。且以1996年释法为例。乔先生的解释是：“简单地说，这个解释就是按照国籍法，血统加属地的原则，凡是中国人，只要你在1997年7月1日不上入境事务处变更国籍，都认为你是中国人。你口袋你的那本护照怎么办？照样可以拿着它作为旅游证件周游世界，但是在香港特区，在中国内地不享有英国领事保护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九七大限”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社会震荡”：“国籍法解释安定了人心，保证了平稳过渡”。但是，该解释带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该解释是否修改了中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心原则？第二，以释法的方式使得中国国籍法在香港适用是合适的程序和办法吗？如果对第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就表明是次释法并没有忠于法律原则和立法原意。进而言之，释法程序的采用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根据宪法和相关宪制性法律，人大常委会应该以决定（Resolution）的形式在香港适用国籍法更妥。[!--empirenews.page--] 再以1999年释法为例。人大常委会认为，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问题是，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能够证明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一致认可的、当时就蕴含在条文之中、最后由人大通过的法条中应包含的“具体含义”。

释法不能事实变法

4月6日人大常委会释法后，社会上有人质疑这不是释法，而是“变法”。乔晓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强调，“这次释法„就是明确具体含义，因为含义本来就是在条文当中，„不是‘变法’”。

以1999年释法为例。在庄丰源案（2001年）中，香港终审法院并没有接受上述1996年《意见》代表立法原意的观点，原因是《意见》是产生于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颁布之后的“外在材料”（extrinsicmaterials），香港政府方面不能证明《意见》就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普通法的解释方法，法院可以拒绝接受这种性质的材料。在立法者（人大）自己出面证实《意见》是否代表立法原意之前，当事人和法院都有权怀疑1999年释法部分内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再以今次释法为例。该解释一共四条，第一、第二和第四条符合《立法法》第42条第2款规定的关于法律解释的两点要求：“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然而，该解释第三条要求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基本法的报告这一内容，我认为，它不符合基本法、《立法法》和过往实践。香港基本法第43条第2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根据宪法，中央人民政府是指国务院。根据《立法法》第43条，只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也就是说，特区行政长官不可以直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的报告。就1999年那次解释程序而言，特区行政长官先是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再由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要求的。如果说今次解释不是有法（和先例）不依的话，那可以说它修改了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制定了新的程序。

再者，2004年解释第3条还规定，“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立法会法案、议案表决程序的法案及其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与基本法附件一

（七）和附件二

（三）比较之后，可以发现，规定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任何修正案，表面上是明确了基本法附件 那写得不清楚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它也明确否定了立法会议员的相应提案权。就这点，还可以继续辩论。

人大解释法律应有理论基础

法律解释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外延广泛的法律概念。在普通法国家或权力分立国家，它主要是指法院对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解释。在中国大陆，法律解释还可以再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人大解释法律是一种立法解释。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参见《宪法》和《立法法》），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实含之义或应含之义的说明（特别参见《立法法》第42条）。根据宪法关于法律位阶的理论和人大的性质和地位，立法解释居于全部法律解释活动的主导地位。立法解释的对象往往是指宪法、宪法性法律和基本法律。如它已经两次解释香港基本法，多次解释刑法。[!--empirenews.page--] 从理论上讲，立法解释可以有三种：事前性／先导性解释、事中解释和事后性／后置性解释。基本法第158（3）条设计的是一种事中解释，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应终审法院请求而对基本法作出解释。而1999年人大释法应被认为是一种事后性解释，它与普通法的实践相距甚远，因为它事实上推翻了终审法院赖以判案的法律依据。而2004年的解释则可以被称之为事前性解释，这与基本法第158（1）条的一般规定和《立法法》所规定的程序相吻合。然而，我认为，不管采取那种程序，这种解释，包括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都应该以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获取“立法原意”为原则和目的，任何解释技术的采用也都应该服务于与此。立法原意不等于立法机关在解释时自行宣示的意图，这种意图必须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的特质。

最后，为避免释法成为“变法”和“造法”，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应受到宪法和宪制性法律的制约，这样做符合“以法治国”的宪法原则。

第二篇：最高法院房屋买卖法释

最高法院房屋买卖法释[2003]7号第八、九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属于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五种情形可以

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即：

1、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又称“先卖后抵”)；

2、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又称“一房二卖”)；

3、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4、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又称“先抵后卖”)；

5、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在此五种情形下，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当然，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必须是在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前提下，买受人才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法释[2003]7号答记者问中指出，这五种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原则为依据的，但不是对《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接适用。[19]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按套（单元）计价的预售房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合同中附所售房屋的平面图。平面图应当标明详细尺寸，并约定误差范围。房屋交付时，套型与设计图纸一致，相关尺寸也在约定的误差范围内，维持总价款不变；套型与设计图纸不一致或者相关尺寸超出约定的误差范围，合同中未约定处理方式的，买受人可以退房或者与房地产开发企业重新约定总价款。买受人退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第三篇：反垄断法释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2年1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法释〔2012〕5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9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正确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

第二条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

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条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

第四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

第五条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人民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六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被告应当在答辩阶段主动向受诉人民法院提供其因同一行为在其他法院涉诉的相关信息。

第七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条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第十三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

第十四条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

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

第十五条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

第十六条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原告起诉时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主题词：民事审判垄断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共印100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2012年5月4日印发

第四篇：2011年关于“立法原意”与人大释法的原则和技

“立法原意”与人大释法的原则和技术

四月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和附件二第3条作出了四点权威性解释，从而使备受社会关注和争议的、与政制改革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得到了澄清，基本上达到了“释疑止争”的目的。人大常委会是依据宪法第67(4)条和香港基本法第158(1)条的规定来行使释法权的。

释法忠于立法原意

人大释法后，社会上有人质疑这不是释法，而是“变法”。而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技术地回答了上述质疑，同时也提出了释法的一般原则、方法和技术。他说，“这次释法也是属于(《立法法》第42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明确具体含义，因为含义本来就是在条文当中，只是把它解释清楚而已，不是‘变法’”。他又说，“释法必须忠于立法的原意”，“我说释法就是要忠实于原意，不能因为谁高兴谁不高兴来决定，必须作出公正的解释。”

从学理上讲，忠于立法原意是解释宪法或宪制性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技术之一。此外，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释法方法，如“目的论解释”和“普通法的解释”(分别见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吴嘉玲案和庄丰源案)。当然，不同的解释原则和技术会达致不同的目的和结果。然而，就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人大第一次释法和今次人大释法而言，“澄清立法原意”看上去是人大常委会采用的原则和力求达到的目的。

在讨论“澄清立法原意”原则的详细内容和探讨它的学理基础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一九九九年人大释法情况。

根据该项解释，由于“终审法院在判决前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而终审法院的解释又不符合立法原意”，于是人大常委会依法对基本法第22(4)条和第24(2)条第3项作出了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就第24条而言，“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项其它各项立法原意，已体现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从上述决定的文字可以看到，人大常委会释法从根本上讲是为了达到“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目的(《立法法》第42条)。

就所讲“具体含义”而言，是指条文表面文字所直接表达的、没有歧义的含义，还是指文字应该表达清楚而未能够表达出来的那些含义?这事实上又涉及到法律解释技术中的字面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

人大释法制度及其特性

法律解释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外延广泛的法律概念。在普通法国家或权力分立国家，它主要是指法院对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解释。在中国大陆，法律解释还可以细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就解释方法和体系而言，在普通法传统之下，文理解释、“黄金规则”和论理解释(原称“弊端规则”)这三种方法占主导地位;而在宪法解释中被采用较多的目的论解释方法被认为是上述“弊端规则”的现代版本。中国学者一般将法律解释方法总结为四种，即文义解释(或字面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

那么，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又属于什么范畴和什么性质的行为?首先，它是一种立法解释。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参见《宪法》和《立法法》)，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实含之义或应含之义的说明(特别参见《立法法》第42条)，它居于全部法律解释活动的主导地位。其次，立法解释的对象往往是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如它已经两次解释香港基本法，一次就国籍法在香港的适用作出解释。人大常委会

当然可以解释其它法律，但实际上它很少这样做。第三，立法解释的作用是“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和当“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时以解释来“明确法律依据”。因而，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变法”或“修法”;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立法解释就是越权或滥用解释权。第四，从理论上讲，立法解释可以是事前性/先导性解释、事中解释和事后性/后置性解释。基本法第158(3)条设计的是一种事中解释，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应终审法院请求而对基本法作出解释。而一九九九年人大释法应被认为是一种事后性解释，它与普通法的实践相距甚远，因为它事实上推翻了终审法院赖以判案的法律依据，因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而今次的解释则可以被称之为事前性解释，这符合基本法第158(1)条的一般规定和《立法法》所规定的程序。

人大释法应采用历史方法或目的方法

那么，人大解释基本法到底应该采取甚么原则，采用甚么方法呢?基于基本法作为香港的最高法律权威，是一种宪制性法律文件(有人俗称为“小宪法”)这一事实，我认为，人大解释基本法应主要采用历史方法或目的方法，从而达到澄清立法原意的目的。其实，上述两方法是相互关联的。“历史解释又可包括历史上立法者的意旨与客观目的观点的探求。”(翁岳生语，见《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3页)就目的方法而言，“在解释成文法条文时，必须首先了解立法机关在制定此成文法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然而以这个或这些目的为指导性原则，去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尽量使有关目的得以实现。”(陈弘毅语，见《法律解释方法》，第7页)此外，基于基本法起草过程宜粗不宜细(据说是邓小平的意思)，所以在立法的根本目的明确清晰的前提下，有很多具体条文还是比较粗糙模糊，条文之间或条文内存在所谓“灰色地带”，因而有必要由立法者对条文的原意加以澄清。毕竟，任何法条的背后都是有目的的。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设计两个法律解释主题，即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那是对两种法律制度的一种妥协。不能顾此失

彼，或相互扼杀。总之，确立理论上适当的、实践中前后一贯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十分重要，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没有人可以担保人大常委会不会再解释基本法(尽管香港社会有人如此要求)。

有待探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对基本法的立法解释原则和方法有了上述认识之后，我们也应注意到“澄清立法原意”取向可能会提出如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获取“立法原意”，将最终取决于全部立法档案的开放和历史的再现。立法原意不等于立法机关的自行宣示的意图，这种意图必须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的特质。第二，“立法原意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靠”。(张志铭语，见《法律解释问题》，第190页)该作者想说的是，“立法原意包括总体上的立法意图，也包括立法者在制定每一具体法律条文时所具有的意思。”立法者个体的意图相加就等于立法机关的意图吗?当然不是，因为会有立法者投反对票和弃权票。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立法原意应该指的是立法机关在制定通过法律的那一刻，希望以法律条文表达的那些能代表多数人的意图。第三，在解释法律时，解释者必须承认“意图”和“意思的表达”之间经常可能存在的距离。鉴于法律解释的宗旨是为法律实施提供前提和可行性，因而探求立法原意不应成为一种纯粹的认知活动。最后，采用“澄清立法原意”的途径是以承认有这样那样一些原意存在于法律条文和立法环境之中为前提的，因此这种探索过程绝对不能超越法律条文所能容纳的内容的限度和立法环境所能笼罩和影响的程度。否则，释法就真会变成为“变法”和“造法”了。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也是因受到法律的制约的，这样讲是符合“以法治国”的宪法原则的。

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副产品”是，立法解释的理论和技术因此而得以发展和深化。长远来看，它对进一步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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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学生自我意识不足和自我认同缺乏的原...

浅析大学生自我意识不足和自我认同缺乏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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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现在这个社会而言，大学生数目众多，社会竞争巨大导致了学生压力过重，从而出现自暴自弃、自我认同缺乏的现象。也有因为自我意识不足，心理的承受能力较弱，面对现实和理想差距往往倍受打击从而一蹶不振。也有自我意识不足，对自身了解不到位，导致选择错误，遗憾一生。大学生是一个让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对大学生自我意识不足和自我认同缺乏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提出相应的对策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字：大学生，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对策

一、问题展现

大学生自我意识不足和自我认同缺乏的社会现象日趋严重，大学生因自卑而垂头丧气，自我否定，感到前途渺茫，最终对人生失去信心，走上厌世轻生的道路；大学生过于追求完美，力图塑造完美的自我形象，但现实总是与想象存在着偏差，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无法实现目标时，对自己产生怀疑，否定自己的心理，在无法排解的焦虑下，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社会中这样的案例是屡见不

鲜的，这不知让祖国失去了多少有用的人才，让多少幸福家庭从此一蹶不振。而这种问题在现在社会大学生中还有很多，时不时就会有媒体新闻会报道某某高校某某学生跳楼自杀等事件，搞得人心惶惶，影响社会安定。

二、原因分析

（一）自我意识不足的原因

1.自我意识

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最高形式，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反映。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一般意义上，自我意识是指主体对其自身的意识，即个人对自己的存在、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关系的认识。自我意识可分为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当大学生开始对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开始关注的时候，对这些自我的变化会十分敏感，从而开始到许多未曾注意到的“自我”，这些会让他们感到很惊奇，但同时也会让他们发现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的差距，引发自我意识矛盾。

2.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矛盾

理想自我是由理想或为满足内心需要而在意念中建立的有关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是非现实的；现实自我则是产生于自我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对自己各个特征的认识，是自己对自己目前的现实状况和实际行为的意识。显而易见，这二者是存在差距的，合适的距离会激励着自我的发展。

然而由于现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现在的大学生普遍都具有强烈的成功动机和好胜心理，十分想要成功，想当第一，于是他们内心便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个“理想自我”。而能力、经验等有限的现实自我与那种心理下产生的“理想自我”进行一对比，便会产生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这种巨大落差便会对大学生造成巨大的打击，从而产生焦虑，不满，自卑。

3.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的落差

作为一个可以称为知识份子的大学生，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有一个相对积极的评价。然而这种评价是在没有太多思考和丰富的经历的基础上诞生的，所以这评价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太客观的。进入大学后，接触社会多了，他们开始在意他人眼中的自己，从社会和他人的立场上来观察自己，结果往往会发现许多真实但

自己却难以接受的现实，如“其实我并不是很聪明”、“原来我的篮球水平也只是中下”等等。这种主观和客观的落差会造成巨大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

（一）自我认同缺乏的原因

1.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够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不会沉浸在悲叹、抱怨或悔恨之中，而且奋发向上，积极而独立。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既从这种认同感中巩固自信与自尊，同时又不会一味地屈从于社会与他人的舆论。健康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人际关系有很好的适应能力，他们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需要与情感。

2.适应力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在大学生来自情感、生活、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这种变化，从而陷入苦闷、迷茫和焦虑的认同危机状态，甚至有些大学生在以极端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某些真是的生存状态。

3.对社会的漠视

这种危机来自于大学生对自我的否定，对社会的漠视。对自我的否定主要表现为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具体来讲，缺乏自信，缺乏客观的自我评价，不能很好的调整自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盲目乐观，自信，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对面前的困难了解不到位，导致失败深受打击。对社会的漠视，具体来说，是愤世嫉俗，他们从自身角度去观察和思考社会，从而过高的去期待社会，但当美好的心愿与现实生活的残酷相碰撞时，就会产生对社会的诸多不满甚至有报复社会的不健康的心理。还有就是逃避自己在社会所担当角色的责任。

三、对策

（一）学会适应

大学生对适应这个社会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当个体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后，应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认知、情绪、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以达到个体之间、个体与客体间相互协调。其次学生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能主动改造环境以适应自身需要，或是能改造自身以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使自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二)自我意识的培养

面对自我意识不足，首先我们要尝试去接纳自己，理性的对待自己的不足与缺点，多发现一些自身潜在的优点，给自己一个全面可观的评价；其次，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参考体系，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合理的社会与他人的比较中衡量和评价自我；再次，要在适当时机展现自我，在社团活动中展现长处，建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增强信心；最后，我们要有意识的填充自己，通过阅读书籍、听听讲座来提升自己。

（三）自我认同危机的对策

面对自我认同危机，我们要从大学生自身和社会两方面着手。从大学生角度，首要任务便是确立自信，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一下，从中找到自己的优点，好好思考并合理的认识自己。也可以展示自己让台人感觉到你的优点，通过他人的观点来树立自己的认同感。从社会角度来讲，要优化社会心理环境，积极为大学生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从体制改革、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为大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建立良好的社会公平、公正的竞争体制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择业环境，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为他们步入社会起到奠基作用。

参考文献

[1]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858.[2]肖壮仕.应用社会心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3]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杨彦平.社会适应心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