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之检讨

第一篇：高院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之检讨

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道理何在——对最高院法释［2002］17

号司法解释之检讨 [日期：2011-02-15] 来源：作者： [字体：大 中 小]法院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道理何在——对最高院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之检讨,关键词是法院,院不,不予,予受,受理,理刑,刑案,案被,被害,害人,人精,精神,神损,损害,害赔,赔偿,偿之,之诉,诉道,道理,理何,何在,在—,——,—对,对最,最高,高院,院法,法释,释［,［2,20,00,02,2］,］1,17,7号,号司,司法,法解,解释,释之,之检,与现代社会的人权发展相联系，精神损害成为本世纪世界各国侵权法中突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尤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运动的高涨和人权组织的空前发展给法律发展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课题：保护人权和尊重人权应当成为现代法律的精神。［1］在此历史背景下，侵权行为人须对其侵权行为而使他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成为各国立法和司法发展的一大特色。

在我国，从1986年的《民法通则》到其后的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等，亦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一系列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相当程度上逐渐体现了与世界趋同的特色。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17号司法解释）却规定：“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很显然，根据该项司法解释，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对该解释之结论，笔者持有不同见解，特撰此稿，略陈愚见，以作分析检讨。

一、17号司法解释不符合规范竞合的处理原则。

本来，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和侵权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分属刑法和民法规制的对象。但这种“分家”并非绝对。因为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的联系往往表现为规范竞合。所谓规范竞合，是指一种行为被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同时被规定为侵权行为，从而使刑法和民法的规范竞合在一起；简言之，即指同一行为符合数个规范之要件，而该数个规范均得适用的现象。实践中，在侵犯人身、财产等案件中，一个行为同时构成犯罪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现象比较常见。

在上述规范竞合的情形下，立法和司法必须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能相互排斥。对此，采用权威论者的表述更为妥当：即在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并不能成为他免除或者减轻民事责任的理由，反之亦然。［2］尤需强调：上述原则不只指刑、民责任不能互相免除，还包括不能互相减轻。

以上原理在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得到了统一认识。在我国过去的立法中，对此原理虽未见十分明确的表述，但还是有相近内容的条文，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近，部分民法专家学者共同设计了《〈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3］，其中

第七条（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关系）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不影响依照本法规定承担侵权民事责任。”［4］上述《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以及专家起草的侵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七条均属规范竞合处理原则或建议，而且其中所称“民事责任”是指全面责任而非部分责任。

17号司法解释只顾及行为人之行为构成犯罪和与之相应的刑事程序，而完全无视行为人之同一行为成立侵权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以致规定法院对受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不予受理。这实质上是在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显然，它违反了以上所述规范竞合的处理原则。［5］这种规定，难免让人诘难：对较轻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予以受理，对较重的刑事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反不受理，其中道理何在？

二、17号司法解释有违侵权行为法之全面赔偿原则，无法在犯罪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这一领域体现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

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总是包含着对公共秩序的满足和对个人利益的满足两个方面。这些作用总是通过对行为的遏制和对损害的补偿来实现的。［6］就后者而言，如何补偿损害？对此，作为侵权行为法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之一-全面赔偿无庸置疑是首先得遵循的原则。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已经确立此一原则。

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致害人的侵权行为，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财产损失的多少、精神损害大小，确定民事赔偿的范围。［7］该原则所要求的赔偿范围很明确，即侵权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害、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均得赔偿。

侵害他人人身权，往往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或者主要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如果是成立犯罪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根据前述规范竞合原理，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犯罪，另一方面其行为构成侵权。就前者而言，国家得根据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实现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就后者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受民法调整，这即要求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受害人的诉求，全面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是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严重，又不赔偿抚慰金，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在上述领域就出现真空。正如有的论者所言［8］：全面赔偿原则中如果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就无法体现民法的本质特点，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善良秩序。仅仅给侵权行为人以制裁或处分（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制裁和处分）对受害人来说作用并不大，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受害人并不因此而得到财产上的补偿，其精神上的慰籍也是抽象的，非实质意义的。

17号司法解释不看重全面赔偿原则，漠视侵权行为法对犯罪所致精神损害的司法保护，致使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在该领域不能全面实现。

三、17号司法解释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条款，不足成为法院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充分理由。

17号司法解释明确表明作出该解释是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这些条款的内容是否足以成为不予受理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充分理由？

1、关于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9］只是从正面规定犯罪行为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或“物质损失”的，行为人应给他人赔偿损失，或者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没有从正面作这样的规定：犯罪人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予赔偿，或者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笔者认为，刑法、刑诉法上述法条规定并不能成为17号司法解释结论的适当理由。这是因为：

第一、没有禁止性内容。即刑法、刑诉法上述法条并没有禁止刑案被害人为因他人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内容。

第二、“法无明文”并非妥当理由。

刑法、刑诉法上述条文并未规定受害人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加之，迄今为止，我国立法上尚未就现实中出现的在法律上存有漏洞、缺漏、模糊区域等民事纠纷确立一般性司法原则。17号司法解释引用上述条文也许与此（“法无明文”）存有较大关系。

然而，一个应为司法界熟悉的常理是：公

法与私法在司法方面特点迥异，公法奉行法定主义（如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最高原则），而私法（民法）则奉行自由主义、概括主义和意思自治，一般不实行法定主义。因此，尽管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社会关系的变动不居等原因，任何法律都无可避免存在局限性（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10］：包括“法无明文”），但是在民事领域，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司法裁判者应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表现之一就是法官可依习惯或法理补充法律漏洞（其中依法理补充法律漏洞的方法丰富多样［11］，包括依立法者或准立法者的消极意思补充、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反对解释、目的性扩张、一般的法原则、依比较法补充等等），裁判相关案件。正是看到连处理法律漏洞的司法原则亦属阙如，新近由我国学界著名专家组成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梁慧星教授为课题组负责人）完成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九条（法律适用）第一款就有如下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习惯的，可以适用公认的法理。”［12］以上不应只停留在学界，成为“纸上谈兵”，更为重要的是专司司法裁判的机关、法官亦应有此共识并为之实践。

据上，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受理、处理相关民事案件，应当成为一项原则。惟有如此，才能充分、全面发挥民法的规范作用，使每一领域的私权都能获得司法救济。

基于上理，即使“法无明文”，法院也不应拒绝受理本质上属民事案件、由受害人提起的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

第三、真的是“法无明文”吗？

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未涉及精神损害赔偿，仅在此范围考察真可谓“法无明文”。然而，将视线挪出上述两个特定条文，放眼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等全面审视，精神损害赔偿是否确无明文规定？回答是否定的。如：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此所谓“赔偿损失”，就是赔偿精神损害。当然，本条还只涉及几种精神性人格权，在保护客体有进一步的扩张规定之前，“为贯彻本条之规范意旨，应采目的性扩张方法，对于其他人格权如人格尊严、自由、隐私、婚姻自主权等受侵害的，亦应适用本条。”［13］-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涉及到另一种独立的人身权-隐私权（第七条），只是该解释将其寄于名誉权篱下。根据该解释第十条规定：公民因名誉权受到侵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另有几例单行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规定，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1年9月22日公布）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产品质量法》（1993年2月22日公布、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决定》修正）第44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10月31日公布）第41条、42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它们在性质上均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尤其是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8日发布），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规定。

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本质是民事之诉，17号司法解释在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有明文规定上，只引用两个刑事法条文，而完全无视上述规定，不知出于何故？

2、关于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是：“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初看上去，此款内容似乎很有理由成为17号司法解释结论的依据。其实不然。因为：

第一、此款内容同样有悖前已述及的基本原理。此不赘述。

第二、此款内容应属过时，不应被引用。因其所居的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是最高院2000年12月13日公布，自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问题是：其后的2001年3月8日最高院公布了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根据该解释第一条及其后的条款的规定，行为人“非法”侵害他人人身权，受害人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应依法受理。显然，此处的“非法”包括犯罪在内。该解释也未将因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排除在法院受理范围之外。鉴此，复据新法优于旧法原理，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应为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所取代。更在其后的17号司法解释（2002年公布），再引用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以作根据，显属不当。

综合全文小析，笔者认为，17号司法解释所作结论，存有与法理不符，与法律、法规、其他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相矛盾和冲突等多端问题。因此，建议通过立法、法律解释或最高院新的司法解释等形式，明确规定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法院应予受理。从而保障刑事精神损害被害人的权利亦能获得司法救济，同时保证我国在此领域的规定与世界立法主流保持一致。

第二篇：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有关具体问题的思考（三）

——从《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全国首例人事争议案件》看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两个相关问题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2004年1月17日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主页报道《北京法院受理全国首例人事争议案件》([作者：李东民 韩玲 发布时间：08:40:27] 本站)

该文称：

其后，原告就此人事聘用合同纠纷事宜，于2003年7月14日向人事部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在京直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该仲裁委员会于2003年8月12日以不属受案范围为由向原告送达了一份“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不服，向该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复议，结果同样是不予受理。

在原告依据人事部《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申请仲裁未果后，2003年9月5日，《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这意味着刘某不服人事争议仲裁裁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起案件的原告刘某系某著名学府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1月15日向海淀法院递交诉状。

今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一起因不服人事争议仲裁而诉至法院的人事争议案件，该案为《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后，法院受理的首例人事争议纠纷。

从该文看，本案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1、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的“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属于什么性质，人民法院对于“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是否可以依法受理？

2、对于法释[2003]13号实施前(即2003年9月5日前)的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的当事人对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起诉到法院有没有期限限制？

3、除此之外，本案还有一个值得思考与探讨的程序问题，人民法院如何处置人事仲裁中的程序问题？

一、关于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的“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的性质：

对于这一问题，法律、规章以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正面或直接、间接的规定与说明。人事部1999年9月6日发布的人发[1999]99号·人事部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办案规则》和《人事争议仲裁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第十五条 对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在5日内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决定。决定立案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7日内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并要求被申请人在15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被申请人没有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决定不予立案或者初步审查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作出决定或者审查结束之日起5日内制作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

该《规则》对此只有第十五条这一条规定，该条既没有载明“不予受理通知书”的性质，也没有说明其法律后果以及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更没有规定可以申请复议。

1997年8月8日人事部·人发[1997]71号·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第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应当在１５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作出裁决的仲裁委员会申请复议：

（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违反法定程序的。

（二）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三）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四）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受贿索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仲裁委员会经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处理。

复议期间，不影响裁决的执行。

该《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是15日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它同样没有规定“不予受理通知书”的性质，也没有说明其法律后果以及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没有规定对“不予受理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当然也没有复议的程序。第27条的复议是针对“仲裁裁决”的。

该文中称，“原告不服，向该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复议，结果同样是不予受理。”，不知依据何在？

根据人事部的上述两个文件，我们无法确定“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的性质，但可以看出，它是没有任何法律救济措施的终结仲裁，阻止仲裁程序起动的生效法律文书。如果当事人没有其他解决手段或途径，可以说，当事人的申诉被其封杀。

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也未对此作出规定，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受理应当说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且人事部的政策文件顶多是部门规章，也不能成为法院受理此案的依据，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依据应当是《民事诉讼法》、《劳动法》、《法释[2003]13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案件还有一种可能，人事争议案件不须以仲裁为前置条件，即人事争议当事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其可能性到底是哪一种现虽不得而知，但该案必竟突破了《劳动法》及劳动仲裁的现行程序模式，开了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后受理的先河，其受理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当事人有利，是一个可取的案例。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该案决不是全国“首例”，各地法院受理的人事争议案件已很多，只是没有公布，或地方不公布罢了，该案准确讲应当是“媒体公布首例”。

二、关于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案件的期限：

讨论分析这一问题的前提：

1、仲裁为前置条件；

2、以《劳动法》为依据。

根据法释[2003]13号以及《劳动法》，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案件是有法定期限的。

《劳动法》第八十三条　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该文中称，“该仲裁委员会于2003年8月12日以不属受案范围为由向原告送达了一份“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不服，向该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复议，结果同样是不予受理。”如果以该文中的2003年8月12日起算，到法释[2003]13号实施的2003年9月5日，“十五日内”肯定超过。如果以后面的“复议”，我们现在不知道其“复议”的程序与期间，因此仍无法分析。根据《劳动法》与《法释[2003]13号》“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而本案仲裁又根本没有仲裁裁决。

三、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人事争议案件仲裁中的程序问题：

仔细推敲本案，本案着实存在一个问题。本案当事人经历了前些阶段，不少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经历的艰难人事争议仲裁程序，原告在人事部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在京直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转了一圈，什么问题未解决，而是陷入了“不予受理的”的程序之中。应当这样理解，不论是劳动仲裁后的诉讼，还是人事争议仲裁后的诉讼，人民法院解决的应当是争议中的实体问题，而不是程序问题。按照《仲裁法》以及国际仲裁的惯例，人民法院只能解决仲裁裁决后的实体问题，而不能解决其程序问题。就本案而言，对于“不予受理”的程序问题，人民法院是审理后“裁决受理”呢？还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实体问题？本案的受理不但与《仲裁法》不合，是也与法释[2003]13号第二条的规定相悖。从理论上讲，人民法院不能裁决“仲裁委受理”，也只好直接受理实体问题，如此仍与法释[2003]13号第二条的规定相悖。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有关具体问题的思考

（三）(第2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人身损害赔偿及交通事故高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

（2001）民一他字第23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请示”收悉。我们研究认为，本案的被挂靠单位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从挂靠车辆的运营中取得了利益，因此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发文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文号：[2000]执他字第25号 发布日期：2000-11-21 执行日期：2000-11-

2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沪高法[1999]321号《关于执行案件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被执行人即登记名义人上海福久快餐有限公司对其名下的三辆机动车并不主张所有权；其与第三人上海人工半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与承诺书意思表示真实，并无转移财产之嫌；且第三人出具的购买该三辆车的财务凭证、银行账册明细表、缴纳养路费和税费的凭证，证明第三人为实际出资人，独自对该三辆机动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因此，对本案的三辆机动车不应确定登记名义人为车主，而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归第三人所有。故请你院监督执行法院对该三辆机动车予以解封。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 法研（2000）121号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陕高法［2000］50号《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后才能作出规定，但请示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应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

另外，公安部2001年1月4日发布的《机动车登记办法》第52条规定：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原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登记证》随车交给现机动车所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

(2001)民一他字第32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

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

2001年12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1．2000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2．自2000年12月8日起施行

3．法释〔2000〕38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9〕2号《关于在实行分期付款、保留所有权的车辆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购买方使用该车辆进行货物运输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卖方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

法释[1999] 13号

（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

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自 1999年7月3日起施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肇事人逃跑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此复

第四篇：新婚法司法解释之财产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为了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对人民法院适用婚姻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就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第二条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

第三条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育的子女，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非婚生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如果非婚生子女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可能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非婚生子女一方的主张成立。

第四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其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一方在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及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第六条 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另一方对孳息或增值收益有贡献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七条 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一方在赠与房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已经办理公证的除外。

第八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以认定该不动产为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有证据证明赠与一方的除外。

第九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益行为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在依法变更监护关系取得监护权后，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条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生育问题发生纠纷，致使夫妻感情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经调解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准予离婚。

第十一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部分贷款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债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离婚时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及共同还贷款项所占全部款项的比例等因素，由不动产权利人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第十二条 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离婚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作为双方离婚时的债权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老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为登记离婚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反悔，另一方主张按该协议内容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分割。

第十六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该遗产中夫妻共有份额的，人民法院不予处理。离婚

后，继承人之间分割遗产，另一方请求分割原配偶继承所得部分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者用于其他个人事务的，离婚时借款的一方可按照协议给予另一方实际借款数额的一半。

第十八条 离婚时，夫妻一方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的，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第十九条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人，应当是婚姻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夫妻双方都有该条规定的过错情形的，人民法院对任何一方当事人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均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双方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经审查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第五篇：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0〕1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条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三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第六条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九条 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