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房屋买卖法释

第一篇：最高法院房屋买卖法释

最高法院房屋买卖法释[2003]7号第八、九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属于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五种情形可以

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即：

1、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又称“先卖后抵”)；

2、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又称“一房二卖”)；

3、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4、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又称“先抵后卖”)；

5、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在此五种情形下，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当然，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必须是在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前提下，买受人才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法释[2003]7号答记者问中指出，这五种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原则为依据的，但不是对《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接适用。[19]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按套（单元）计价的预售房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合同中附所售房屋的平面图。平面图应当标明详细尺寸，并约定误差范围。房屋交付时，套型与设计图纸一致，相关尺寸也在约定的误差范围内，维持总价款不变；套型与设计图纸不一致或者相关尺寸超出约定的误差范围，合同中未约定处理方式的，买受人可以退房或者与房地产开发企业重新约定总价款。买受人退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第二篇：反垄断法释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2年1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法释〔2012〕5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9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正确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

第二条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

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条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

第四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

第五条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人民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六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被告应当在答辩阶段主动向受诉人民法院提供其因同一行为在其他法院涉诉的相关信息。

第七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条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第十三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

第十四条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

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

第十五条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

第十六条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原告起诉时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主题词：民事审判垄断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共印100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2012年5月4日印发

第三篇：高院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之检讨

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道理何在——对最高院法释［2002］17

号司法解释之检讨 [日期：2011-02-15] 来源：作者： [字体：大 中 小]法院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道理何在——对最高院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之检讨,关键词是法院,院不,不予,予受,受理,理刑,刑案,案被,被害,害人,人精,精神,神损,损害,害赔,赔偿,偿之,之诉,诉道,道理,理何,何在,在—,——,—对,对最,最高,高院,院法,法释,释［,［2,20,00,02,2］,］1,17,7号,号司,司法,法解,解释,释之,之检,与现代社会的人权发展相联系，精神损害成为本世纪世界各国侵权法中突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尤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运动的高涨和人权组织的空前发展给法律发展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课题：保护人权和尊重人权应当成为现代法律的精神。［1］在此历史背景下，侵权行为人须对其侵权行为而使他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成为各国立法和司法发展的一大特色。

在我国，从1986年的《民法通则》到其后的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等，亦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一系列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相当程度上逐渐体现了与世界趋同的特色。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17号司法解释）却规定：“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很显然，根据该项司法解释，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对该解释之结论，笔者持有不同见解，特撰此稿，略陈愚见，以作分析检讨。

一、17号司法解释不符合规范竞合的处理原则。

本来，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和侵权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分属刑法和民法规制的对象。但这种“分家”并非绝对。因为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的联系往往表现为规范竞合。所谓规范竞合，是指一种行为被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同时被规定为侵权行为，从而使刑法和民法的规范竞合在一起；简言之，即指同一行为符合数个规范之要件，而该数个规范均得适用的现象。实践中，在侵犯人身、财产等案件中，一个行为同时构成犯罪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现象比较常见。

在上述规范竞合的情形下，立法和司法必须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能相互排斥。对此，采用权威论者的表述更为妥当：即在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并不能成为他免除或者减轻民事责任的理由，反之亦然。［2］尤需强调：上述原则不只指刑、民责任不能互相免除，还包括不能互相减轻。

以上原理在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得到了统一认识。在我国过去的立法中，对此原理虽未见十分明确的表述，但还是有相近内容的条文，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近，部分民法专家学者共同设计了《〈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3］，其中

第七条（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关系）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不影响依照本法规定承担侵权民事责任。”［4］上述《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以及专家起草的侵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七条均属规范竞合处理原则或建议，而且其中所称“民事责任”是指全面责任而非部分责任。

17号司法解释只顾及行为人之行为构成犯罪和与之相应的刑事程序，而完全无视行为人之同一行为成立侵权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以致规定法院对受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不予受理。这实质上是在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显然，它违反了以上所述规范竞合的处理原则。［5］这种规定，难免让人诘难：对较轻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予以受理，对较重的刑事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反不受理，其中道理何在？

二、17号司法解释有违侵权行为法之全面赔偿原则，无法在犯罪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这一领域体现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

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总是包含着对公共秩序的满足和对个人利益的满足两个方面。这些作用总是通过对行为的遏制和对损害的补偿来实现的。［6］就后者而言，如何补偿损害？对此，作为侵权行为法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之一-全面赔偿无庸置疑是首先得遵循的原则。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已经确立此一原则。

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致害人的侵权行为，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财产损失的多少、精神损害大小，确定民事赔偿的范围。［7］该原则所要求的赔偿范围很明确，即侵权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害、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均得赔偿。

侵害他人人身权，往往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或者主要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如果是成立犯罪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根据前述规范竞合原理，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犯罪，另一方面其行为构成侵权。就前者而言，国家得根据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实现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就后者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受民法调整，这即要求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受害人的诉求，全面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是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严重，又不赔偿抚慰金，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在上述领域就出现真空。正如有的论者所言［8］：全面赔偿原则中如果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就无法体现民法的本质特点，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善良秩序。仅仅给侵权行为人以制裁或处分（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制裁和处分）对受害人来说作用并不大，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受害人并不因此而得到财产上的补偿，其精神上的慰籍也是抽象的，非实质意义的。

17号司法解释不看重全面赔偿原则，漠视侵权行为法对犯罪所致精神损害的司法保护，致使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在该领域不能全面实现。

三、17号司法解释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条款，不足成为法院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充分理由。

17号司法解释明确表明作出该解释是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这些条款的内容是否足以成为不予受理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充分理由？

1、关于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9］只是从正面规定犯罪行为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或“物质损失”的，行为人应给他人赔偿损失，或者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没有从正面作这样的规定：犯罪人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予赔偿，或者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笔者认为，刑法、刑诉法上述法条规定并不能成为17号司法解释结论的适当理由。这是因为：

第一、没有禁止性内容。即刑法、刑诉法上述法条并没有禁止刑案被害人为因他人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内容。

第二、“法无明文”并非妥当理由。

刑法、刑诉法上述条文并未规定受害人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加之，迄今为止，我国立法上尚未就现实中出现的在法律上存有漏洞、缺漏、模糊区域等民事纠纷确立一般性司法原则。17号司法解释引用上述条文也许与此（“法无明文”）存有较大关系。

然而，一个应为司法界熟悉的常理是：公

法与私法在司法方面特点迥异，公法奉行法定主义（如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最高原则），而私法（民法）则奉行自由主义、概括主义和意思自治，一般不实行法定主义。因此，尽管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社会关系的变动不居等原因，任何法律都无可避免存在局限性（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10］：包括“法无明文”），但是在民事领域，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司法裁判者应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表现之一就是法官可依习惯或法理补充法律漏洞（其中依法理补充法律漏洞的方法丰富多样［11］，包括依立法者或准立法者的消极意思补充、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反对解释、目的性扩张、一般的法原则、依比较法补充等等），裁判相关案件。正是看到连处理法律漏洞的司法原则亦属阙如，新近由我国学界著名专家组成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梁慧星教授为课题组负责人）完成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九条（法律适用）第一款就有如下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习惯的，可以适用公认的法理。”［12］以上不应只停留在学界，成为“纸上谈兵”，更为重要的是专司司法裁判的机关、法官亦应有此共识并为之实践。

据上，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受理、处理相关民事案件，应当成为一项原则。惟有如此，才能充分、全面发挥民法的规范作用，使每一领域的私权都能获得司法救济。

基于上理，即使“法无明文”，法院也不应拒绝受理本质上属民事案件、由受害人提起的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

第三、真的是“法无明文”吗？

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未涉及精神损害赔偿，仅在此范围考察真可谓“法无明文”。然而，将视线挪出上述两个特定条文，放眼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等全面审视，精神损害赔偿是否确无明文规定？回答是否定的。如：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此所谓“赔偿损失”，就是赔偿精神损害。当然，本条还只涉及几种精神性人格权，在保护客体有进一步的扩张规定之前，“为贯彻本条之规范意旨，应采目的性扩张方法，对于其他人格权如人格尊严、自由、隐私、婚姻自主权等受侵害的，亦应适用本条。”［13］-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涉及到另一种独立的人身权-隐私权（第七条），只是该解释将其寄于名誉权篱下。根据该解释第十条规定：公民因名誉权受到侵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另有几例单行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规定，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1年9月22日公布）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产品质量法》（1993年2月22日公布、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决定》修正）第44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10月31日公布）第41条、42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它们在性质上均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尤其是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8日发布），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规定。

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本质是民事之诉，17号司法解释在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有明文规定上，只引用两个刑事法条文，而完全无视上述规定，不知出于何故？

2、关于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是：“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初看上去，此款内容似乎很有理由成为17号司法解释结论的依据。其实不然。因为：

第一、此款内容同样有悖前已述及的基本原理。此不赘述。

第二、此款内容应属过时，不应被引用。因其所居的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是最高院2000年12月13日公布，自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问题是：其后的2001年3月8日最高院公布了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根据该解释第一条及其后的条款的规定，行为人“非法”侵害他人人身权，受害人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应依法受理。显然，此处的“非法”包括犯罪在内。该解释也未将因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排除在法院受理范围之外。鉴此，复据新法优于旧法原理，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应为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所取代。更在其后的17号司法解释（2002年公布），再引用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以作根据，显属不当。

综合全文小析，笔者认为，17号司法解释所作结论，存有与法理不符，与法律、法规、其他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相矛盾和冲突等多端问题。因此，建议通过立法、法律解释或最高院新的司法解释等形式，明确规定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法院应予受理。从而保障刑事精神损害被害人的权利亦能获得司法救济，同时保证我国在此领域的规定与世界立法主流保持一致。

第四篇：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纠纷的裁判规则最高法院

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纠纷的裁判规则最高法院

【儒者如墨】：《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16期公布案例“借贷关系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备案登记属于非典型担保”，《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1日刊登案例“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的认定”。主要突出【借贷关系中融合房屋买卖合同】的新交易担保形式。此类纠纷难点，在于如何析出房屋买卖合同仅仅是依附在借贷合同下的担保形式，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纠纷法院的裁判规则如何？

一、借贷关系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备案登记属于非典型担保||《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16期【案例：借贷关系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备案登记属于非典型担保】作者：梁曙明（再审审查审判长）、刘牧晗（再审审查承办法官）||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在当事人一方主张系房屋买卖关系、另一方主张系借贷关系，且双方证据均有缺陷的情况下，应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探究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判断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的行为，足以构成一种非典型担保。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理认为，嘉美公司与严欣等5人的在先交易表明，嘉美公司正是因不愿以340万元出售案涉商铺，才向杨伟鹏借款，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达到保住商铺所有权的目的,故可认定嘉美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向杨伟鹏借款而非出售商铺。杨伟鹏将340万元直接打给严欣等5人，且以该5人出具的《关于申请撤销商品房备案登记的报告》作为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必备文件等事实可推知，其应知晓嘉美公司的真实意思。且其提交的仅是发票复印件，尚不能认定商品房买卖关系。其亦始终未说明收取嘉美公司61.1万元的原因和性质，考虑到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一般做法，综合全案事实，在其未能证明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认定该61.1万元系借款利息更具可信度。综上，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商品房备案登记的行为，则系一种非典型担保。杨伟鹏作为债权人，请求直接取得商铺所有权的主张，违反了禁止流质原则，不予支持。

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的认定——重庆五中院判决张桌玮诉怡豪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报》2014年09月11日

【裁判要旨】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的认定，应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标的物特征、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履行方式是否有违常理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如果实为借款担保，应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驳回出借人要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

【案情】2010年11月11日，原告张桌玮与被告重庆怡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豪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张桌玮以3000万元购买怡豪公司所有的怡豪国际大酒店1、2、3层房屋，2010年11月12日交房。超过6个月未交付房屋的，上述合同自动解除，出卖人每月向购房人支付违约金114万元，直至退还全部房款为止。后张桌玮按约支付3000万元，怡豪公司未交房，每月支付违约金。2011年8月16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约定：若2011年9月11日出卖人仍未交房或者退还全部购房款的，除支付违约金外，出卖人应于2011年9月12日前交付房屋并办理房产证。怡豪公司未按约履行义务。2011年12月，张桌玮诉至法院，要求怡豪公司交付房屋并办理房产证等。怡豪公司答辩称：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意思不是买房，实质是为借款担保，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张桌玮自认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10月怡豪公司先后共计支付违约金1248万元。怡豪公司于2012年9月、10月通过银行转账3500万元给张桌玮。

【裁判】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形式上虽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房屋已在双方签约前于2010年10月29日作为酒店正式开业经营。张桌玮购买的房屋第1层为临街独立门面、酒店大厅、精品店及大堂吧，第2层为酒店中餐厅和西餐厅，第3层为酒店宴会厅、会议室，怡豪公司将用于酒店经营所必需的重要功能区域房屋单独分解出售，有违常理。此外，房屋为现房，卖方已具备交付条件，但双方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到期后，并未有交接房屋的意思表示，卖方反而从合同签订的当月开始向买方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还约定由卖方负责人及关联公司对合同履行提供担保，此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故认定双方合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判决驳回张桌玮的诉讼请求。2013年12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评析】1.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借款担保合同的判断标准。目前，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款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此类法律关系中，实际上的出借人为保证债权的实现，利用借款人急需用款的心理，与借款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借款人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时，出借人则会在多次催收无果的情况下，要求判令“卖房人”履行交付房屋义务，并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要辨析是房屋买卖还是借款担保，需从房屋买卖合同的特征判断。(1)合同标的物是否有违常理。案涉房屋已被作为酒店营业使用，却单独将第1层的酒店大厅、大堂，第2层的中餐厅、西餐厅，第3层的宴会厅、会议室等单独出售，有违常理。(2)合同权利义务是否对等。案涉房屋建筑面积为8151.78平方米，总金额为3000万元，单价仅3680元/平方米，明显低于市场价；双方还约定房屋买卖的所有税费均由出卖方承担，并由卖方负责人及其关联公司提供担保，该约定亦与交易习惯不符；此外，合同约定买方逾期付款违约金每月9000元，而卖方逾期交房违约金为每月114万元，明显不对等。（3）从履行方式上看，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为现房，卖方已具备交付条件，但双方在合同签订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均未要求交付房屋，反而是卖方从签订合同之月起就按月固定支付大额违约金给买方，此亦违背房屋买卖的正常交易习惯。因此，法院根据上述特征认定双方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而是借款担保关系。

2.两种观点两种态度。对名义上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借款担保合同的性质认定，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两种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应在房屋买卖合同的外观下找寻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以真实的意思来进行认定。如果实质是借款担保合同，因此约定属于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变相约定将担保财产归出借人所有，符合流质契约的要件，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不应支持出借人要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并过户等诉求。另一种观点认为以房屋买卖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是一种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应当被命名为后让与担保，并得到承认。它与让与担保的区别在于，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等权利转移于担保权人，而担保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担保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物权；而后让与担保是债务人为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用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约定若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产转让给债权人，担保权人得就该买卖标的物优先受清偿，实现自己的债权。二者均系担保物权，只是一个是先转移所有权，一个是后转移所有权，其余基本相同，故均应得到认可并规范。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突破了物权法定原则，且以房担保本来就有抵押权可以实现此种权能，却另外创设一种担保物权，既破坏了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亦因此种担保没有公示制度，易侵害案外真实买房人的权利，故不宜支持此种担保形式。本案案号：（2012）渝五法民初00012号案例编写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张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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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最高法院2015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各位代表：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14年主要工作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210件，审结9882件，比2013年分别上升1.8%和1.7%；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65.1万件，审结、执结1379.7万件，结案标的额2.6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0.1%、6.6%和15.7%。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一、依法惩治犯罪，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依法严惩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2%和2.2%。

依法严惩暴力恐怖等严重刑事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的意见，依法严惩天安门“10·28”、昆明“3·01”等暴力恐怖犯罪。各级法院审结煽动分裂国家、暴力恐怖袭击等犯罪案件558件，判处罪犯712人，同比分别上升14.8%和13.3%。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审结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案件24.8万件，判处罪犯30.4万人；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0.7万件，判处罪犯11万人。

依法严惩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坚持铁腕反腐，依法惩处刘铁男、李达球等一批腐败犯罪分子。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1万件4.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6.7%和5.2%。其中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的99人，原为县处级的871人。加大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判处罪犯2394人，同比上升12.1%。会同有关部门起草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解释，启动缺席判决没收外逃腐败分子违法所得程序。积极参与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决不让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亿元。审结金融诈骗、内幕交易等经济犯罪案件5.6万件，判处罪犯7.3万人。

依法严惩侵害妇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惩处力度，对组织策划、多次参与、拐卖多人的罪犯，坚决依法严惩。继续落实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高压态势。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48件，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876人。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依法制裁家庭暴力行为。

依法严惩暴力伤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惩处涉医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依法审理王英生故意杀人案等一批暴力伤医犯罪案件。制定司法解释，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打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1.1万件。出台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各级法院审结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犯罪案件1.6万件。

周强：依法严惩网络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和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意见。坚决打击网上造谣、传谣行为，依法审理网络推手“秦火火”、“边民”等诽谤、寻衅滋事、非法经营案，切实维护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空间，决不允许网络成为法外之地。

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强化网上公示、开庭审理等措施，以公开促规范。从严控制职务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金融犯罪等罪犯减刑、假释，各级法院对上述罪犯裁定减刑1.4万件，同比下降32.7%；裁定假释1501件，同比下降65.1%。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全面清理，对法定情形已经消失的罪犯决定收监执行1739人，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决不允许对任何人法外开恩。

二、坚持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发挥庭审对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的决定性作用，以严格司法保障公正司法。

周强：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坚持公开审判、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诉讼制度，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权、申诉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念斌无罪。

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目前正在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要求各级法院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切实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制定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律师意见的办法，保障律师查询立案信息、查阅相关材料等权利，律师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当面陈述辩护意见，确保死刑复核案件质量。积极探索律师参与化解涉诉信访案件的做法，充分发挥律师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

加强少年审判工作。完善“圆桌审判”方式，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5万人。继续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切实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改过自新。加强少年民事案件审判工作，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结首例撤销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资格案件，依法制裁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权利行为，促进解决监护缺位问题，完善监护制度。

加强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明确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条件，推动建立国家赔偿联动机制，有效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2708件，决定赔偿金额1.1亿元。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1.8亿元，让生活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

三、依法审理经济领域各类案件，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278.2万件，同比上升8.5%。出台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见，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适应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及时修订公司法司法解释。研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依法退市所涉法律问题，各级法院审结企业兼并、强制清算、股权转让等案件1.2万件。制定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等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审结金融纠纷案件82.4万件，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审结买卖合同案件66.4万件，促进公平交易。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制裁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10%。审结奇虎与腾讯公司涉不正当竞争案和垄断案，促进规范互联网领域竞争秩序。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5804件，海事海商案件1.2万件。依法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货轮，顺利执结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威”执行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6014件。依法妥善审理涉港澳台、涉侨案件，切实维护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妥善处理首例台湾居民的大陆遗属通过两岸司法互助途径取得补偿金案，拓展两岸司法合作范围。办理涉港澳台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等司法协助案件1.3万件。1

四、坚持问题导向，践行司法为民，以司法手段保障民生

依法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22.8万件，同比上升5.7%。其中，婚姻家庭、抚养继承等案件161.9万件，人身损害、劳动争议、教育、医疗、住房等案件149.4万件，民间借贷案件102.4万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纠纷、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案件21.9万件。依法制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判处罪犯753人。出台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明确“上下班途中”等情况下工伤认定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就业性别歧视案件，切实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一些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案件中判决子女定期回家探望父母，保障老年人权益。制定司法政策，加强对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依法制裁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隐私权行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首例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发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审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民事案件3331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处6家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6亿元。出台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意见，加强涉军维权工作。

努力解决民告官难问题。配合立法机关做好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5.1万件，审结13.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6.3%和8.3%。依法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公布典型案例，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完善行政案件交叉管辖、提级管辖等措施，克服非法干扰。

着力解决立案难问题。清理一些地方限制立案的“土政策”，坚持依法受理案件。推进诉讼服务大厅、网站、12368热线“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预约立案、上门立案，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老年人提供诉讼便利。推进涉诉信访改革，强化“诉访分离”，开通全国法院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接谈4548人次，建立网上申诉信访平台，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畅通信访案件入口和出口。异地交叉评查信访案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切实解决偏远地区群众诉讼不便问题。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在街道乡镇合理设置法庭，方便群众就近诉讼。深入社区乡村、田间地头，及时就地化解矛盾，让司法走进群众、贴近群众。积极推广远程视频庭审，通过“车载法庭”等方式开展巡回审判，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服务就在身边。

进一步解决执行难问题。建立具备网络查控、远程指挥、快速反应、信息公开等功能的四级法院执行指挥体系，切实加大执行力度。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341万件，执结290.7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4.1%和7%。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执结涉民生案件21.9万件，执行金额87.8亿元。进一步清理执行积案。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判处罪犯696人，同比上升17.8%，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五、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着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大力实施“天平工程”，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深化司法公开，实现审判执行全程留痕，推动审判执行工作机制深刻变革，以司法公开和机制变革倒逼、促进司法公正。

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建立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通过网站、短信、微信等多种渠道推送案件流程信息，变以往当事人千方百计打听案件进展为法院主动向当事人告知，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建立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对全国法院案件信息的集中管理、实时统计。加强庭审直播网建设，推进庭审全程录音录像，各级法院通过视频直播庭审8万次。推进网上办案，加强对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各个环节的信息化管控，提高审判质量效率。

推进裁判文书公开。加大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力度，建成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省区市法院实现了能够上网的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目标，截至今年2月底共上网公布裁判文书629.4万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7993份。通过上网公布裁判文书，发挥司法裁判的教育、示范、引导、评价功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执行信息公开。建立执行信息公开网，将执行案件的有关信息通过短信、网站、电子邮件等途径向当事人公开。推行网络司法拍卖，降低买受人成本，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微博、微信开设曝光台，公开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10万例，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信用惩戒措施150万次，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加强法治宣传。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案释法，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建立典型案例月度发布制度，公开发布典型案例189件。首次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旁听最高人民法院庭审，展示我国司法形象。在首个国家宪法日组织全国法院集中开展“让法治成为信仰”主题宣传活动。举办“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并通过《南宁声明》，促进对外司法交流。

六、深化司法改革，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司法改革决策部署，制定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出台65项具体改革举措，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深圳、沈阳分别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同时便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审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在巡回法庭全面推行主审法官制度等各项改革措施，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使巡回法庭成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在北京、上海组建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办理跨地区重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解决一些当事人“争管辖”和诉讼“主客场”问题，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

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改革试点。在吉林、上海、湖北、广东、海南、贵州、青海法院进行人财物省级统管、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职业保障等改革试点，选取12个法院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按新模式设立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为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健全审判监督指导机制。尊重司法规律，克服监督指导工作中的行政化倾向，取消对高级法院的统计考核排名，指导高级法院取消对辖区法院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制定司法解释15件，清理1949年以来的司法解释，废止715件。发布指导性案例22件，统一类案裁判标准。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规范刑罚裁量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带头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大幅减少审委会讨论案件数量，强化总结审判经验、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职能，提高审委会运行机制透明度。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执行仲裁裁决，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加强诉讼调解，各级法院以调解和当事人撤诉方式处理案件461.9万件。

改革人民陪审员工作机制。提前完成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去年底全国人民陪审员总数达到21万人，共参审案件219.6万件。积极拓展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吸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系人民陪审员首次参审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七、坚持从严管理队伍，进一步提高队伍素质

坚持从严治院，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惩处。各级法院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干警2108人，结案处理1937人，同比分别上升154.3%和172.8%。扎实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措施，深入整治“四风”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六难三案”问题。总结推广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群众说事、法官说法”便民工作经验，参与县域治理。改进司法作风，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196人。

着力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完善法官招录、遴选机制，面向社会公开选拔高层次法律人才。最高人民法院从法学教授和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中招录5名优秀人才担任法官，从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接收3人担任法官。坚持按“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着力优化队伍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培训干警1.5万人次，全国法院共培训干警60万人次。加强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工作。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训。学习宣传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干警自觉做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各级法院共有316个集体、467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奖励。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73名履职不力的法院领导干部进行党风廉政问责。对当事人随案发放廉政监督卡，开展廉政回访。全国四级法院全部开通举报网站，实现联网运行和实时监督，及时处理举报线索。认真落实“五个严禁”、司法巡查、审务督察、任职回避、防止内部干扰等制度。加大查处力度，在全国法院清查虚假诉讼案件3397件，立案查处307人。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863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1人，同比分别上升126.5%、36.6%和120.6%。

八、自觉接受监督，促进公正司法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规范司法行为情况，根据会议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与全国人大代表结对联络机制，组织开展代表专项视察活动，开通代表网络沟通平台和手机信息平台，以座谈、走访、邀请旁听庭审等形式听取代表意见496人次，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47件。根据代表建议，加大对危害药品安全、虐待少年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回应群众关切。

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完善接受民主监督机制，及时向政协通报法院工作情况，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关于司法改革的双周协商，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115人次，办理全国政协提案86件。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的日常联络，通过调研视察、联席会议等方式，认真听取意见。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死刑复核案件，依法审理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提起的抗诉案件，认真对待检察建议，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周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与媒体沟通，及时发布司法信息，接受舆论监督。聘请100名特约监督员和40名特邀咨询员，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的作用，用好“院长信箱”、“给大法官留言”等栏目，畅通民意沟通渠道。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以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强：人民法院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监督指导有待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一些案件裁判不公，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案不立、诉讼拖延、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对规避执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打击力度有待加大。三是一些法官的司法能力不适应形势任务要求，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妥善化解矛盾的水平不高。四是“四风”问题在法院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法官群众观念不强，司法作风不正，对当事人冷硬横推；有的法官缺乏司法良知和法纪观念，违背法官职业道德，甚至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陷入司法腐败、违法犯罪的深渊。五是随着人民法院办案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新类型案件大量增加，办案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高达300多件，案多人少矛盾、人才流失问题突出；民族地区法院双语法官短缺，办案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对上述问题和困难，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予以解决。

2015年工作安排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将认真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参与反恐怖反分裂斗争，依法严惩暴力恐怖犯罪，严惩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的各类犯罪，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积极参与反邪教斗争，依法惩治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犯罪。依法惩治信息网络领域犯罪。推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二是依法严惩腐败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高举反腐利剑，对腐败犯罪分子，不论其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依法严惩。要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严惩食品药品管理、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土地出让等领域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完善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依法审理程序，无论其逃到哪里，都要坚决绳之以法。在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减少腐败犯罪。加强与有关方面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三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加有力司法保障。落实稳中求进要求，围绕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牢牢把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自贸区战略、维护海洋权益等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司法应对，妥善化解投资消费、对外贸易、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环境资源、海洋经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征地拆迁等领域的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四是深化司法改革，扎实推进重大改革任务的落实。司法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扎实推进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确定的各项改革举措。配合中央有关部门继续推进人财物省级统管等改革试点工作，并将试点扩大到其他省区市。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从制度上解决立案难问题。落实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落实禁止让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的规定。深化涉诉信访改革，推进涉诉信访法治化、信息化。完善案件繁简分流，充分发挥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化解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各项改革都要务求实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改革的成果。

五是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严格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完善司法便民利民信息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决不允许对当事人诉求相互推诿，决不允许让群众为立案来回奔波。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贯彻执行三大诉讼法，确保程序公正。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着力解决异地执行难问题。完善冤假错案复查纠正、国家赔偿、责任追究机制。出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措施，加快律师服务平台建设，为律师履职提供便利，更好地发挥律师作用，促进公正司法。在强化法院内部监督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和社会监督，不断改进各项工作。

六是继续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增强司法透明度。深化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建设，实现全国法院全覆盖、各项工作全覆盖、人员岗位全覆盖。提升信息化水平，充分利用审判大数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促进科学决策。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环境下司法公开新途径，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加强法治宣传，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强音，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七是坚持从严管理队伍，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批示，深入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引导干警坚守法治信仰，忠实履行职责。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持之以恒改进司法作风，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健全法官逐级遴选、社会公选制度。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缓解案多人少、人才流失问题。加大对西部、边远、民族地区法院工作支持力度。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落实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等制度，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以廉洁司法保证公正司法。

各位代表，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依法治国开启了新征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标题：人大全体会 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文)）